其实，任何时代的人不管有多少，都可以分为四大类，以王安石变法来做个例子，当时宋朝的官员就可以分为四种：支持变法的“新党”、反对变法的就当“旧党”、变法派当政反变法守旧派当政反守旧的“寒暑派”、谁当政就跟着谁走的“随波逐流”派。新党、旧党由于坚持自己的政治理念而反对对方，发展到最后不管对方的措施是否得当，只要是对方提出的就反对，这样的做法当然很不妥当，因为他们并不是为了天下百姓的安居乐业而去斗争，把政治变成了斗气；“随波逐流”派代表了天下的大多数人，属于没有主见的人，有和没有没什么分别，不说“尸位素餐”也差不多；而以苏轼为代表的“寒暑派”在我看来是最正确的，变法派当政的时候，他们看到了新法之中的坏的部分，他们就反对这些坏的东西，但不排斥好的东西。当守旧派上台以后，尽废新法，苏轼又认为新法之中还有许多对国计民生有好处的东西，只要把那些扰民的东西去掉就可以了，好的应该继续保留，这些守旧派在苏轼看来与新派虽然政治理念截然不同，但实际上是“一丘之貉”。

那么一个国家需要的是什么样子的人呢？我认为最需要的就是苏轼这样的人，他们只做对国家和人民有好处的事，王安石把苏轼提拔起来，苏轼最后反对他的变法，王安石倒台后，司马光又把被贬斥的苏轼提拔起来，但苏轼最后还是反对他。表面看起来，苏轼没有什么政治立场，谁在上面他都反对，因此最终一生落魄，但实际上他心里有一根准绳，那就是“为国为民”。而其他人没有这跟绳子，新旧两党之所以在苏轼看来是一丘之貉，就是因为他们他们做事不管是否有利于国计民生，只要对方赞成的就反对，只要对方反对的就赞成，完全是一类人。而“随波逐流”派，由于没有自己的思想，纯粹是行尸走肉，那也就不必说了。

之所以要说这四种人，是因为这四种人改革中也广泛存在：第一类人眼里面，改革就是错误的，只有阶级斗争、文革是正确的，即使改革了这么多年还是坚持自己的理念；第二类人眼里面，改革以前的一切都是错误的，需要打倒的，即使是改革前的“样板戏”、“简体字”都应该打倒，过去完全是公有制，现在就要改成完全的私有制；过去国家医疗、教育、住房等全管，现在国家就要什么都不管；第三类人，文革时期说文革管得太死，把阶级斗争放在中心不正确，到改革了以后，又说国家什么都不管，把经济建设放在一切的中心位置也不正确；第四类人，文革的时候就说文革好，说什么“革命形势一片大好”为文革唱赞歌，改革以后同样是这些人，又说什么文革的时候“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改革是“难得的历史机遇期”等等。

大家可以对照着自己排排座位，看自己是哪种人。一句话，像苏轼一样文革的时候反对文革中不正确的东西、改革的时候反对改革中不正确的东西这样的行为是完全正确的行为，而那些文革的时候说文革好、改革的时候说改革好的行为则完全是小人行径。曾经给毛主席唱过赞歌的人，反口把毛主席贬的一文不值，这样的人应该警惕，比如辛子陵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