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制拆迁，从“自残”走向“残人”

楚潇云

据报道，昨天，郑州市十八里河镇南刘庄村被“正常拆迁”（官方说法）时，村民刘大孬坐在一辆厢式货车停在道路中间，阻拦工作人员“正常施工”（官方说法），工作人员随即对驾驶员进行“劝说”（这是文明行为，官方说法）。在劝说中，该车驾驶员突然发动车辆加速向工作人员冲去，当场撞伤10余人。而后，该车又从村东头绕回再次冲向围观的村民（这是事实），当场撞伤15人，有4人死亡，刘大孬弃车逃窜。

我曾经说过，在中国，强制拆迁，死人已成一种常态，但就刘大孬之事看，政府的所谓的“正常拆迁”，也会死人，而且会死伤更多的人。就我们观乎强制拆迁的经验，中国所谓的反抗强权的压迫，尤其是面对强制拆迁之时，几乎都只是一种刺猬式的自卫。孙中界的断指自证，孙海超的开胸验肺，唐福珍的引火自焚，以及以家庭作坊里生产出燃烧弹作为抵抗之武器，等等。这都是一种“自残”式自卫。这种“自残”，伤身但不伤人，虽然最终的结果，即便是搭上生命的代价，也可能还是于事无补。

这种“自残”式自卫，在民众的灵魂被强权击打的粗糙之后，我们终于审丑疲劳了而至于麻木了。为了吸引民众的眼球，引爆新闻的焦点，作为公民权利遭受践踏的当事人，开始以一种“行为艺术”展开自我的维权，如当河南睢县，因为强征土地，70岁的老农民，啃吃麦苗；广东化州农民，还是因为强征土地，煮土以食，除此之外，还房屋业主的“裸体维权”等等。这些，不管是“自残”式维权，还是“行为艺术”式维权，“身体”是作为弱者反抗强权的唯一武器。而当这一压箱底的武器就失去效果时，更为极端的反抗武器必定会应运而生。

这种极端的反抗方式即从“自残”走向“残人”，从“自我防守”走向“被动攻击”。在面临官方所谓的“正常拆迁”时，因为补偿款没有到位（江湖传言，未可深信又不能不信），刘大孬在拆迁者敲打货车时，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驾车冲向拆迁人群。这就由一种“防守”走向了“攻击”，而且更为严重的是，刘大孬因愤怒的情感蒙蔽了理智，还掉头冲向无辜的看客。这更是一种严重的“泄愤”行为。

这种“泄愤”行为，我以为很可能成为强拆历史中弱势群体反抗的一个转折点。它有可能成为中国强制拆迁历史“自我防守”与“被动攻击”的分界线。也就是说，中国强制拆迁已经有可能告别“自我防守”而迈向“被动攻击”，其理念就是“你让我没有房子住，我让你的房子没有人住”。这是一个很危险的信号。事情若真到了这一步，那么，不管是作为强权者，还是作为弱势者，都将是被伤害的对象。前些年，上海，姓杨名佳者，其实已经露出了苗头。

而这种“被动反抗”式行为，经过媒体放大之后，有没有可能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呢？我以为，这种情况是存在的。福建南平杀童案之后，郑民生之事经媒体广泛曝光，引发各地杀童的连琐反应，就是一个很好的明证。在现代社会，不管是哪一个国家，都存在深浅不一的社会不良情绪，当这种不良情绪，积累到一定的临界点，而外在刺激下，很可能喷薄而出。这种喷薄而出，因其无法预期发生在何人何地何时何事，而让人惴惴不安。

一个社会，不去谋求消除社会不公的土壤，不去维护作为弱者的最后权利，不去建构舒缓社会情不良情绪的缓冲器，而仅仅将一系列恶性事情归因于“神经病”，那绝对不是一个正确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