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谈大跃进运动　　

先向胡星斗们进一言：昨晚在乌乡拜读你们的大作《毛时代，一部大折腾的历史》，我第一感觉是不信你们，因为是被你们诬陷的网站张贴的你们的文章，这就是读者的心理反应。就凭这一点，是非已经大白，因为只有拥有真理的人，才不惧怕谣言和谬论。我更为中国还有乌乡这样的网站骄傲，这是底气、智慧、风格，是光明正大，是超无敌。而你们所以被人耻笑，除了你们的谎言可鄙之外，就因为你们不敢转贴奉陪你们的文章。我这篇近似不偏不倚的也说毛泽东错误的拙作，你们可能都不会转载。但望你们稍稍拿出一点智慧来！　　

今天我的眼光，大跃进运动是一块有拔苗助长之嫌的社会主义建设的试验田，是反右斗争胜利后一场轰轰烈烈的政治大阅兵，天空飘扬的是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两句话倒过来看，有因果关系。后一句是主席和人民当年的心境，前一句是主席犯有经验主义错误的后人假设。问题集中表现的是“指标挂帅”（好在和政治挂帅相连）和由此产生的国民经济比例失调。大跃进有得有失。不妨说，这是大跃进中出现各种错误倾向的总背景。也是中国经济建设长期以来存在的一个痼疾。这顶帽子是我奉献的，一家之言。用在当年就是否定三面红旗，用在今天是探讨管理机制的致命伤。最近一位姜先生受“共产党新闻网”的委托，在人民网发帖《周恩来在大跃进前的三次检讨》。文章被秦川牛转帖到旗帜，体现了毛泽东思想继承者的风范，你堵我放，好气派啊，令人庆幸！我想不会是假的，大跃进是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说法我非常赞成。但作者似乎是《决议》论。　　

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由邓小平主持起草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关于大跃进的论述是：“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基本情况认识不足。更由于毛泽东同志、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同志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就在总路线提出后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　　

这段精心设计的文字，在效果上是极不公正的。　　

一显一隐。原则上大家有分，具体孤立一人。　　

不区分性质和事实。把高指标的经验主义同“共产风”的“左”的思潮同浮夸风的丑恶作风戴在一个“‘左’倾错误”的帽子下。　　

再有“泛滥”二字，让人隐约看到主席头上戴着的这顶帽子。　　

顺手又把“三面红旗”抹杀一笔。　　

非但不把捉刀的人自己摆进去，还极力给某种“真相”加密。留下了文人的羞辱。　　

27年后，2008年8月我们看到了《谈谈“高产卫星”产生机制与死亡人口数字把戏》的真文字，知道了一些重要事实，这是老田的文章。题目就闪耀着真理的辉光，从“机制”上找原因，给世人拨正了方向。　　

1955年底毛泽东主持制定《农业四十条》，要求在1956——67年十二年内，把全国粮食亩产提高到458斤。　　

1957年广东省委书记陶铸和分管农业的书记处书记赵紫阳，不知是否受到暗示，急急忙忙上报一份潮汕某县平均亩产过了1000斤的材料给中央，谎称“千斤县”。总书记邓小平未加任何稽核而认可，并作为已核实材料报毛。毛泽东或许想到了“爱卿”们向他撒的是个弥天大谎。他自己亩产的概念，是指年产量，即两季、三季收成。这在他　1959年6月22日　《同吴芝圃等人的谈话》录音里可以证实。但这也了不得呀！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一算，平均1000斤，说明其中就有亩产几千斤的数字记录。而毛泽东将计就计，以假当真，表扬了广东，这正是压反冒进的好牌！王任重随即也按这个逻辑推波助澜，争得了浮夸风第一高手。各省相继效仿。　1957年11月3日　《人民日报》社论，第一次出现大跃进字眼。陶铸出马在《红旗》五期发文《驳“粮食增产有限论”》，瞧，已经无限了！赵紫阳紧跟着在《红旗》六期发文《从化四日——给广东省委的一封信》。老田说：赵紫阳完成了设计制造高产卫星的“逻辑”原理。于光远也不甘落后，在58年《红旗》四期发文《小麦增产对于农业科学研究工作的革命意义》，拉响了肯定“政绩工程”的伴奏曲。同年九月24日《人民》报道：刘少奇同志在河南具体阐述过度到共产主义的几个条件。也是同年，谭震林手下的刘西瑞发表著名文章《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大跃进到了高潮。这些人大多在58年就作了检讨，他们还是共产党人。这是反右斗争的当年和第二年。文字是我带有遐想的叙述。　　

尽管广东上报材料的日、月不祥，但我们想想，点燃大跃进的“第一把火”的功劳应不应该授予“千斤县”呢？主导大跃进当然是主席。总书记未加稽核，是怎样的“认可”？而且作为“核实材料”上转？当然，即便如此，仍然不能排除总书记是为了鼓劲，为了配合；但在主席纠正问题的时候，自然少不了总书记的进一步配合，如果能正视此事，把坏事变成好事，也就有利于向健康方向发展了。　　

今天我们避免不了想象，但更需要尊重历史的真实。　　

毛泽东经验不足，有急于求成心态，完全说得通，急于求成也是明显存在的。说他骄傲自满，未免推理成分太浓了吧，你伟大，你必定骄傲？邓小平说没有人反对，证明毛泽东没有向谁骄傲？是不是说批评周恩来呢？毛确实不大批评同仁，这次好像是个意外。硬石头的文章说：周恩来自己讲：56年带头反冒进的是刘少奇，还有陈云、薄一波。薄没有很好检讨，刘一点自我批评精神没有，陈云没有自我批评，最后只好我兜起来。说明两点，一、反冒进不是个别现象，毛的批评有一定依据；二、周恩来不是主要的，这又可能是毛的用兵之道，而且保刘。而骄傲自满之论，缺少有力支持。　　

我送给主席的一顶帽子，是讲管理理念，这个理念是从民主革命来的，成了大家共同的经验主义。这个经验就是：党的领导+组织起来。党的领导具体化是，“冲锋在前，退却在后”，共产党的天下就是这样打出来的，是最宝贵的经验。但带有军事化的模式。表现的就是“指标主义”，驾轻就熟，得心应手。但是已经不同了，县委书记不再像个游击队长了，而坐进“衙门”里头了。又加上“胜利了，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而且意识形态的建立往往滞后，陈州放粮，处斩陈世美，包青天大步走上舞台，在吆喝声中领展“革命”风姿。鱼水相依中走过来的人，就有不知不觉陷入“为民作主”的封建官僚意识的泥坑的可能。清官大老爷同时向我们走来。但开始察觉的也只有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的分歧也就多路开始。　　

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是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贡献。它的具体的局限和不足，在于它的产生带有现行管理体制的印记。但它是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进行曲的一个高奏的乐章。　　

也就是这样的一句话“在中国共产党领导（路线）下的以工农联盟（权力）为基础的无产阶级专政（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的形态的一步探索。这是社会主义的人民民主的初步制度。两头是为中间服务的，党的领导是龙头，人民民主专政是保证。中间是“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公有制的形态之一——人民公社。大跃进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一次奋激的释放。产生的背景是苏共二十大之后和中国反右派斗争胜利的时刻。　　

“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基本情况认识不足”的大有人在，但恰恰主要不是毛泽东，而正是毛泽东认识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大力解放生产力的要义。这就是三面红旗产生的理论依据，即：先进生产力（工农当家作主）决定生产关系，决定上层建筑原理。这是充分解放生产力的真谛！ 这就是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先进生产力的意义。也是社会主义者长期纠缠不清的一个概念和实践问题。但具体也是一次有着历史的深刻的经验教训的摸索。　　

李锐用工具生产力论，即：工具生产力（技能第一，却不知农民就是种田能手）决定生产关系，决定上层建筑论，嘲笑毛泽东。是阶级本能的反应，是私有化的理论依据。　　

李锐是个骗子，我们知道《庐山会议实录》不是他的，是个“集体创作”，他是冒名的，是个弥天大谎。95年1月出笼，是背景，是“文人”们给《决议》举“铁证”。书中最大的谎言是62页“（关于万斤亩，上海会议时，我问过毛泽东为何轻信。他说，钱学森在报纸上发表过一篇文章。说是太阳能利用了百分之几，就可能亩产几万斤，因此就相信了。）”毛泽东成了“白痴”，死无对证，他应该为所有的荒唐、疯狂和逃避责任的好汉背黑锅！可当时没有用太阳能啊！上海会议也没李锐的份啊！这就成了造假历史的自贡状。　　

我们熟悉的一个口号叫“书记挂帅”，内涵就有政治挂帅，这是老经验，也是好经验。但有个问题，人民公社也是书记挂帅，那么实际上龙头可能包办中间。而且是自上而下的任免制，这是共产党起家的战时的管理体制，是传统体制。事实证明在坐江山的日子，难以避免一言堂，很容易由人的官僚化而流于实质上的官僚体制——这是我说的官僚体制，一家之言。所以这个“工农联盟为基础”就要碰运气，要指望焦裕禄、王宏斌。这是文革前的体制，这是一。第二也是要领，那就是靠毛主席，如果是张主席呢？谁能制约他？所以毛泽东非常关注接班人，用心良苦啊。头一个选择了刘少奇，去重庆谈判，就把家当交待给他了。从此他就是助手。建国以后，更要长远规划，下一个是邓小平。从抗战就开始扶持，放到军神刘伯承身边，现在要放到自己身边了，拔为助手，十年总书记，协助中央日常工作，管理人事大权，特别是管理省市第一书记的大权。对两个助手，又无不百般维护，丢高岗，保刘周；丢彭德怀，保刘邓（后面要讲）。文革对邓还是保。　朱永嘉　先生现在还说，七十年代毛对邓仍寄于特别厚望。有时毛甚至不亲自参加一些会议，只为放手锻炼刘邓，当然也有人说是骄傲了。除此以外，毛关注接班人的方式是用大风大浪，反右、大跃进也有这个意图。刘邓都是得力助手。　　

但毛泽东从来不认为这个管理体制可靠。奚兆永告诉我们，57年《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毛说“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他是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但是，它又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相矛盾的。除了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这种既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以外，还有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我们今后必须根据具体情况，继续解决上述的各种矛盾。”人民公社就是采取的一步措施。　　

这个理念的发展就是继续革命，就是文化大革命。确实，大跃进的初期，对于经济发展的特殊规律还是忽视了，被降为次要了。很正常的是，毛泽东碰了一次钉子，这个“钉子”就是官僚体制——官僚体制下的浮夸风、共产风。大跃进之前和之初，他甚至对两风没有看在眼里，这也是指标主义的弊病。实践证明，官僚体制下，干好事不圆满，动作越大副作用越大。主席向来是主流论，不怕乱。林彪在辽沈战役的一个阶段，也让部队乱了一回，结果一个营钻进了廖跃湘指挥部，竟把他的指挥部搞乱了。但搞经济，却不完全是打仗，经济不是敌人，但也是人的活动，也需要从正反两方面看问题。他对“信阳事件”下了一句断语：民主革命不彻底。这是马列主义的见地。信阳事件是政绩工程、形象工程演成的恶性事件，且到了混账透顶，把农民的口粮交公了，有人已经饿死，还要封锁消息，不让人外逃，同时抓斗基层干部。这是恶变，是阶级斗争，是国民党、清政府反映在党的内部。是思想上、组织上的问题。但体制上不改善，不过是换一批人马。　　

也许他曾想到过湖南农民运动。那里也有党的领导，当年可能就是指点指点，连个保护神的作用都不起，那是：党的领导+一切权力归农会+多数决（民主）。但作为制度是不成熟的，“龙头”如何建立有效制约机制？没有这样的机制就没有保证，就可能开到美国去。　　

庐山会议争论的真正代表是张闻天（7.21发言）与毛泽东（7.23讲话）。前后有因果关系。彭德怀的后面也是张闻天。　　

今天读起来，你会觉得张闻天都是对的。张的讲话只是要“畅所欲言”，他主要说存在的问题。“全文8000字，讲成绩270字，用了39个‘但’字；13个比例失调；12个生产紧张；108个‘很大损失’（或损失）；以及‘太高’‘太急’‘太快’‘太多’等一大批‘太’字。”其意明白，要否定三面红旗，要评论“斯大林晚年（张闻天与彭德怀语）的毛泽东”。这是书中都承认的，当时也是很少人看不出。而今天看来也仍然是正常的民主。但重要的是，他还是忽视了党的领导和民主形式只是手段，目的是为“工农联盟为基础”服务，必须是在保证工农当家作主的大前提上，思考对党的领导和民主的形式要求。我们已经知道了，这个前提必须以集体化为基础，而当年除了毛泽东，知道的人实在不多。并且，张闻天是工具论的首倡者，是保护富农经济的提出者，是刘邓路线的渊源，比刘少奇更有理论上的发明权。但张闻天就事论事的意见，基本上恐怕是客观的，否则他也不敢说，对于认识经济的内在规律是有用的。而他在前提上并不具有真理，他或许不懂得工具论的后果是拆‘工农联盟’的台。　　

毛泽东讲话的民主精神和民主作风，在“只因一人能领导（柳亚子语）”的氛围下也是空前绝后的。但守住一个原则：肯定三面红旗，警惕资产阶级右派。这就是给民主划了阶级的框框，也就是真实的“不够民主”。毛泽东认为没有这个框框，当时共产党就有灭亡的危险，工农就会重新失去江山。这是民主制度局限性的表现。今天我们更有理由承认这个可能性。但他是工农利益的保护神，这就是争论的根源。有个　杜导正　先生说，有两个毛泽东。他弄错了，是两个派，民主派变成了走资派，是看毛泽东的眼睛换了。试从哲学上看，建国前，面临的革命对象是有形的敌人；建国后，面临的革命对象是无形的“自己人和自己”。这就是分化的根源。　　

而且实践证明，毛泽东一天也没有停止对民主的探索。郭松民在《中国改革开放的政治起点》一文中认为：“体制内两派（我也认为两派是文革的最大成果）或三派相互监督与制约，实行民主集中制（是文革在制度上第一次打破官僚体制），体制外人民群众可以以‘大民主’的方式（1957年开始）来监督、参政议政，在这种格局下，再通过不断的吐故纳新（大风大浪，即斗争实践中，对自上而下任免制的一种否定），把新鲜血液输送到共产党内部——这难道不是一种民主体制吗？……只有狭隘地把‘三权分立’看作是唯一正确的民主模式的人，才会否认这是一种民主体制。” 重要的是，这又是通向人民民主社会主义道路的基石。　　

但致命不足有两条，这种监督和制约没有把敌我矛盾的性质在制度上转化为人民内部矛盾的处理方式，第二，没有铁的法律意义的裁决，因为是保证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就必须是工农裁决，也就是全民裁决。而决不是金钱游戏的选票。　　

事实也证明，没有人比毛泽东更民主，李锐反对无产阶级框框的“民主”切切是追求奴役工农的——资产阶级法权（霸权）框框的“民主”。而且无产阶级的大民主，明确承认永远是带有阶级“框框”的。相反都是虚伪的民主。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改革中的具体措施也有可以借鉴的。不妨沿着主席指引的方向，试想一下：一个学校，党的领导（有效制约机制——甚至是人民的选择）把握党的无产阶级教学方针和用人条件——监督和维护全员选举产生的权力机构的“教学协会”——协会（坚持民主集中制+多数决）聘请和领导校长，审查和批准校长的教学方案和聘请的教员。三者是分离的。这样的体制，可能批评无碍了。而且，没有一个可以任意批评的体制，共产党也要倒台，这也是胡星斗们巴不得。　　

“改革”初期讲的“长官意志”，也是讲官僚主义的瞎指挥。但事实证明，只是说人的。主席后来想到了官僚体制，可能与大跃进的教训不无关系。如果是这样，大跃进更功不可没。总之，党的领导是什么？答：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领导！但不是毛泽东个人领导，更不是书记领导。　　

人民公社。现在看来，集体化的形式不是主要的，工农当家作主的权利的实现才是主要的。眼下幸存的人民公社更说明，干部都是僵化的毛式保护神。而正确的张、刘、邓都发财去了。一个启示：机制就是要保证选出工农的保护神。人民公社是农民的发明，但一下子铺开，就有指导的问题。但这也不是主要的，主要还是工农（及人民代表）的权力没有在管理上到位，反映的是整个体制不足。刘邓后来“反省”，继续张闻天说，也不能说完全不对，但当时没说。彭德怀也说迟了，已经铺开了。但是他们要砍。不砍的办法也有啊，只要政策上氛围上农民有出入自由，问题就可能解决。但政策要保证，公积金要分一点吧？你搞得不好，我为什么不能走？章程上有的，却行不通，就是体制不足。我说这就是最好的考核办法，搞不下去，说明你有问题。指标为什么放不下？纠偏不过是减一点，好像就是舍不得，这就是理念。这是毛泽东一人的错吗？但肯定是探索中的错误。需要不需要一个过程？　　

中央领导大跃进的主角三个人，毛泽东和助手刘邓。实际上当时刘邓没有主席谨慎，从大跃进的简历也可以证明。就抄录百度文帖（包括提法）：　　

58年5月八大二次会议，正式通过三面红旗，号召争取在15年或者更短时期内，在主要工农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　　

（之前是酝酿阶段）　　

58年8月政治局扩大会，确定一批工农业产量的高指标，还决定在全国农村普遍建立人民公社。　　

（造成“八、九两月狂热”）。　　

58年11月（历时半年，毛个人早已开始）开始纠正大跃进中的问题，多次提出调整指标，压缩空气。着手解决经济中的问题。　　

（以上过程没有人提出不同意见，发动是毛，及时纠正也是他）　　

59年8月批判彭德怀，全党展开反右倾斗争，“使纠正错误的努力中断，左倾错误更加发展”。　　

60年冬，随着纠正农村中的左倾错误，大跃进运动被停止。（头尾历时两年半，其中9个月在纠正期）　　

62年1月，7千人大会，总结经验教训，毛泽东带头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给历史留下了光明正大，有错必纠的革命人的作风！　　

大跃进中错误的主要表现，《决议》上说是高指标、瞎指挥、共产风、浮夸风。我们现在知道，对号入座的话，分别是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毛大力发动，两个助手积极配合，且发挥超常，而更重要的问题是善后没有配合好。　　

毛泽东在言论中没有，也不可能把大跃进与共产主义联系起来，他的关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论述，我们是熟知的。而把大跃进与共产主义联系起来的是刘少奇，言论有“消灭家庭”问题，“供给制”问题，“共产主义公社”问题……。《决议》的起草者们应该是清楚的。这是对社会主义社会的认识问题。　　

邓小平是总书记，书记处不再是反右斗争中的执行机构，而是大跃进的宣传机构和人事管理机构。除了传送陶铸的那份材料，他自己谈话中也说有份，说头脑也发热，不能把责任推给毛一人。但却没有说清问题。《红旗》《人民》上的文章究竟是怎么发的，弄清楚了，问题就清楚了，但无人提起。老田说刘少奇最后把责任推给报刊，说明刘少奇可能没有签发。有力的证明是，文人的《刘少奇选集》，自1958年夏——61年春近三年，没有一篇文章入选。这就是此地无银。　　

当然，“共产风”、浮夸风，不能全堆在刘邓头上。产生的背景原因在主席，发明权可能在下面，刘邓是推助。但是唯物主义者应该勇于承担领导责任。　　

三年困难的三个重灾区的省委书记，河南是吴芝甫、安徽是曾希圣、四川是李井泉。有一个记录，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吴芝甫与他的前任，河南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58年5月，因为反对浮夸风，被撤职下放劳动，62年平反）。凑巧又不约而同“回到了58年”。　　

潘复生因为担任黑龙江省革委会主任，作为投靠“‘四人帮’反革命集团”问题，被监护审查，80年去世，82年结论没有重大问题。　　

信阳事件和“全国第一颗‘高产卫星’”的有“功”之臣吴芝圃，文革中因为远离河南，并未受到大冲击，67年在广州医院里病死。　1979-1-24　邓小平在北京全国政协礼堂，亲自为他主持追悼会。宣布“对于强加给吴芝圃的一切不实之词，应予全部推倒，彻底平反，恢复名誉。”平反也未尝不可，但是非要实事求是。　　

相反，老田说，浮夸风却在随后的80年代被政治需要加以应用。　　

第一步，首先把责任挂在“极左路线”的名下，把责任和因果逻辑搞乱。然后说是人祸；　　

第二步，大跃进的概念内涵重新定义为三年，把三年内发生的一切错误都挂在大跃进的账下；　　

第三步，就是掩盖并篡改数字（如饿死3000万），放大负面影响。　　

这样就不是《决议》了。大跃进是不是极左路线呢？我以为不是，大跃进中有极左思潮，这就是浮夸风和“共产风”，还没有形成路线，代表人物是赵紫阳之类。极左路线是形左实右，有毛泽东掌舵，他们右不起来，他们没有林彪那样成势。这顶帽子更扣不到指标主义头上，它不是一个性质。极左总是要走到极右，走到大砍合作社，走到赵紫阳的资本主义表演。毛泽东不会走这条路。那是极左和极右的惯性，最大的特点是表演，而且是化妆表演！！！他们摆脱不了这种惯性。而官僚体制就容易滋生这种人，容易出赫鲁晓夫。镇反冒尖，脱颖而出；反水冒尖，哗众夺帅。文过饰非，厚黑无信。这种特性你在周总理身上找不出。而且近30年来，我也是认为没有极左，形“左”而非实右。反对极左是有害的，因为现实主要是右。比如“中庸”，今天的背景下，就是与走资派同流合污；比如，搞议会斗争，也是斗争，但只是偏师，你反对批评某某某的市场经济论，反说人家“极左”，你就是议会唯一，就有害。没有雷声就没有春天。　　

纵观六十年的历史，党内斗争历时最久的是毛刘邓三人的故事，刘邓反右、大跃进是配合，文革是分手，遗留的是长长的续集。分歧集中到一点，在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也就是立场，表现是消灭私有制，还是推行私有化？这个分歧贯穿了六十年。国际背景是外因。　　

邓小平有句话是公正的：说毛不是为自己，是政治主张不同，但不许他们探索，而历史还是给了他充分的机会。人民知道了是非，终究也要多谢他。邓总书记任期之间，有条分界线，就是58年5月林彪升迁政治局常委，59年9月任国防部长，是个约莫的界线。按主席66年的话：邓小平59年以后，从来不找我。助手7年不找主席，可见毛泽东待人的肚量。揭高岗有功，反右有功，反修有功，大抵在之前。大跃进也有功。主席评价是“政治上强”。这方面，“改开搞”后却不宜张扬。后来人人皆知，配合得不好了。有人说他敢顶主席，光明正大。这一点，他倒和林彪一样堪称，都是看透主席的，比自己民主，据说他们自己是不能被顶的。林彪历史上就顶过毛两次，还建议彭德怀代替毛的指挥权。彭德怀在庐山指着毛的鼻子骂，在共产党的历史上也独一无二。　　

确实，彭有功劳。黄克诚说毛对彭说过：别人都怕你，我死了以后，你不要搞政变。黄克诚认为这是毛不放心彭的地方。1958年，彭德怀主持批判粟裕，定罪是“反党反领导的极端个人主义。”三条罪状没有一句是“教条主义”。第一条是“一惯反领导”；二是向党要权，向国防部要权，争夺军队领导权限；三是告（领导的）洋状。一条罪，就是“反领导”。批判是在书记处掌握下的。毛说：粟裕有功，只要不是里通外国。粟裕网页上说“军委扩大会议结束后，仍有人继续在中央领导中施加影响，诬粟裕‘里通外国（可能指告洋状）’。”你要什么给你什么。毛历来注意维护下级的领导。但一些下级偏偏不认为“反对”毛是反党。这是有比较才有鉴别。至于文革揪彭德怀，当然至今都是让人痛心的。　　

大跃进该是什么，主席自己作了检讨，主动承担了责任。我们不妨按常理分析一二：　　

1、毛自我检讨的同时，如果反过来极力指责助手邓、刘，那就有推诿之嫌，按说毛应该同时批评邓刘，却没有。他自有团结人的原则，一个好汉三个帮，人总希望有帮手。这个原则也叫批评和自我批评，想必留给大家自己说，以求新的团结，因为只有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团结，才是真正的团结。好事上，坏事也上，叫同舟共济。所谓“四人帮”，也是帮手，所以虽批，主席还是护着。林彪是帮手，因此一再等待，给时间。58年提林彪，显然对刘、邓、彭都有刺激。　　

2、邓刘如果只作原则上的自我批评，不触及自己的“作为”，那就是推卸，他们有分担的责任，维护毛的义务。他们怎么说的？邓在新时期原则上是承担了，而且把所有的人都拉进，总理就被动嘛！但邓确实没有触及自己的“功劳”，这明显是推罪于毛。　　

大跃进是群众中的热情，被毛发动起来了。大跃进的实践证明，这种方式搞经济建设成绩大，问题也不小。主席也应该检讨，但不能把“浮夸风”“共产风”都包下来，包下来，事关大局，也是要保护群众积极性的一面。所以邓刘的表现特别重要，否则问题只能掩着，而直到庐山会议，反“左”扭转为反右还是掩着。掩什么？就是掩邓刘的问题。结果是丢张彭，保邓刘。邓刘不争当责任，这件事就无法圆满。相反，三年困难时，毛泽东国内外的压力很大，但刘邓仍然未站出来分担责任，刘还以局外人的口气宣扬“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并替彭德怀鸣冤；邓好像是同毛在划清界限。62年刘邓要搞包产到户，客观上是向三面红旗开刀。毛不难看出他们的走向。到此，他们的信义可能甚有所失。以至他们后来与苏联的态度的微妙变化，作为政治家的毛没有理由不思考，因为彭德怀有一句话：搞不好要请苏联红军来，话音还在空中盘旋。　　

反右派也一样，主要捂着的是邓小平们的问题。反右是大局，扩大化毛也提过，但不能否定反右斗争。我们也不应该忘记，反右运动在新时期也没有被否定，还有1958年批判刘伯承、粟裕，甚至不能提。其实也是可以分清问题的。　　

邓小平1977年7月复出，我和大家一样抱过希望。随即便是失望。他的举重若轻的“长处”发挥得淋漓尽致。　　

他的长处还是“指标挂帅”。数字经济推进到极处，政绩工程、形象工程登峰造极。“翻一番”，就是大跃进中的用语。思想更解放一点，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大一点！大一点！快一点！快一点！一条不思回头的不归之路。说邓85、86年留下对毛泽东重新评价的所谓决议，我宁可不信。因为一点马列主义都不通。再说那是邓小平吃着毛泽东的遗产，最不清醒的时候，胡话怎么作算？他92年南巡口口声声：我就是按毛主席讲的话做。哪个作算？难道邓小平一句真话没有？这时他可能有些明白起来，他始终没有跳出如来佛的掌心，历史的判决是无情的。毛泽东是否定不掉的，毛泽东是世界的！　　

2009-4-10　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