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对电影《色.戒》与原作者张爱玲及其作品的评论

作者：雷侃 摘编

《学习参阅》 2008年第1期

一、关于《色•戒》的原作者张爱玲和她的作品

张爱玲1921年出生在上海公共租界，抗日战争期间爱上了汪伪政权的宣传部常务副部长、法制局长、中央执行委员胡兰成，1944年与胡兰成结婚。许多观众认为，她写出《色•戒》这样的作品并不奇怪。

对于张爱玲爱上大汉奸胡兰成并与之结婚一事，江苏省社科院研究员陈辽认为：“在民族大义面前，不能不使她蒙垢含羞。她的舅舅对她不齿，她的弟弟张子静在《我的姊姊张爱玲》中说：张爱玲为胡兰成‘跌倒了’。张爱玲与胡兰成结婚后，胡兰成只身来到武汉，受日本人指使，在武汉接编《大楚报》，并创办了一个政治军事学校，其目的是想在武汉炮制出一个日伪政权——‘大楚国’。”

“有三桩关系到张爱玲‘民族大节’的事件，人们是不该忘记的：一是她在抗战中的民族大节有亏；二是她在日寇投降后仍包庇、资助汉奸胡兰成；三是新中国成立，党和政府没有对她算老账，但她却在1952年到香港后炮制反共小说，露骨地反共反人民。”

观众林治波说：“在日本人打入国门的时候，作为文化人，张爱玲不仅不参加抗战，反而投入汉奸胡兰成的怀抱，还在上海充当‘顺民文学’的主将，并借此成名。汪精卫叛国投敌后，胡兰成兼任汉奸报纸《中华日报》总主笔，成为汪的‘文胆’。他竭力为日寇的‘大东亚圣战’歌功颂德，为汪精卫的‘和平运动’喝彩叫好，而对抗日军民则极尽诬陷诽谤之能事。直到抗战胜利，胡兰成以叛国罪遭国民政府通缉，张爱玲还甘冒天下之大不韪，知情不举，偷偷跑到胡兰成隐匿的温州，与胡幽会寻欢，并给胡以巨额资助。这，就是张爱玲，只忠于汉奸不忠于祖国的张爱玲。”

谈到张爱玲的作品，学者陈辽说：“张爱玲在沦陷区上海的创作，是与敌伪政治相联系的。她在作品中歌颂日本；嘲讽正与德国法西斯浴血奋战的社会主义苏联；对还在抗日的国民党人士造谣诽谤。那些一味哄抬张爱玲的人，却只字不提这些作品。”

许多观众在网上提到，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对国民党统治区没有逃跑台湾仍然留在大陆的作家艺术家，抱欢迎态度，采取团结他们一起建设新文艺的政策。对张爱玲也不例外。但是，张爱玲却把新中国视为“阴间”，她在《浮花浪蕊》一文这样描写自己1952年从罗湖桥出境后的心理体验：“觉得是个阴阳界，从阴间回到阳间。”张爱玲去了香港后，很快供职于美国新闻署在香港的新闻处，她又决定“附美”，并在香港期间写出了《秧歌》、《赤地之恋》两部思想上反共的作品。有观众说：“难怪胡兰成说她：‘非常自私，临事心狠手辣。’确是知妻之言。”

郭松民认为：“张爱玲的小说《色•戒》里面充分地表现了超阶级、超乎国家民族的所谓人性。小说里的人物并不介意爱上一个汉奸，而把自己的个人幸福放在国家民族的命运之上，她看重的是‘一个女人’而不是‘一个中国人’，她也不认为对自己的国家需要承担什么义务。”
有的观众在网上指出，张爱玲在中国大陆的出名源于海外的评价。1961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夏志清出版了《中国现代小说史》一书，用41页的篇幅论述张爱玲，称张爱玲“是今日中国最优秀最重要的作家”。20世纪80年代后，“张爱玲”热开始由外入内。1994年，有海外归来的学者声称要“以纯文学的标准”，“力排众议，重论大师”，为作家重排座次，张爱玲一跃上了“文学大师”榜，并位居第八，而茅盾等人则落选。这件事被多家媒体披露后，一石激起千层浪，在社会上闹得沸沸扬扬。由于这种鼓噪，使张爱玲的地位越升越高，甚至有人将她与鲁迅相提并论。

二、关于《色•戒》两个主人公的历史原型

张爱玲小说《色•戒》所讲的故事和人物，一般都认为是取材于抗战期间的进步女青年郑苹如刺杀汪伪特工组76号首脑丁默村的往事。电影放映后，香港凤凰卫视中文台还专门做了几期关于丁默村和郑苹如的节目。

对于作品原型郑苹如和丁默村的真实情况，观众陈立红在网上作了详细介绍：

郑苹如，1918年生。其父郑钺，又名郑英伯，早年留学日本法政大学，从事民主革命活动，是同盟会会员、国民党元老之一。郑苹如的母亲是一个叫木村花子的日本女子，后改名郑华君。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郑华君女士虽为日本人，却对日本军阀侵华行径十分不满，多有愤言，子女们受其影响很深。1932年“一•二八”上海战事起，郑家全体投入抗日救亡运动。1937年底上海沦陷后，郑英伯以其妻是日本人的关系，继续留居上海，是国民党中统上海潜伏组负责人陈宝骅的重要助手，郑苹如与二哥郑南阳成为中统上海区的情报员。郑苹如后参与暗杀日伪特务头子丁默村，因暴露身份而被捕。在狱中忍受各种酷刑，拒不招供。汪精卫、周佛海的老婆以世交长辈的身份亲自劝降，仍不为所动。1940年2月，郑苹如被汉奸组织秘密枪杀于沪西中山路旁的一片荒地，年仅23岁。郑苹如牺牲后，其父郑英伯一病不起，于1941年初抱恨而终。郑苹如的哥哥郑海澄和未婚夫王汉勋都牺牲在抗日前线。

丁默村，原系国民党中统特务组织的骨干，在全面抗战爆发之前担任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三处处长。1938年底，丁和原中统特务李士群一起投靠了日本人。1939年2月20日，日本当局以大本营参谋总长的名义下达了《援助丁默村一派特务的工作训令》。3月，丁默村、李士群正式合流。他们搬进了由日本人拨给的一幢花园洋房——极司菲尔路（现万航渡路）76号，该特务机构遂以“76号”相称。8月28日，汪精卫一伙拼凑的伪“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76号召开，会后成立了汪记“国民党中央党部”，给76号冠名“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特务工作总指挥部”，简称“特工总部”。9月正式委任了该总部官员：主任丁默村，副主任李士群、唐惠民。

一个叫萨苏的网上观众说：“历史上的郑苹如在刺丁案中表现坚决，倒是担任杀手的人有问题。起用的杀手是青红帮的一名枪手，但是丁也在帮，这个人不知道要杀的是丁，当发现目标是丁默村后大吃一惊，发挥失常，事后还找到上级大吵大闹。”“真实的丁默村曾残酷杀害有民族气节的上海公共租界法院庭长郁华（郁达夫的哥哥），为日寇得力鹰犬。此人有大烟瘾，根本不是一个有男人气的人。完全就是一个只为自己考虑的人，早年和李士群合作谋杀其在中统的同事马绍武，后来又在76号争权夺利而杀李士群。丁一生杀人无算。有人说郑苹如最后会喜欢上丁，那简直是天方夜谭。”

许多观众对小说和电影《色•戒》歪曲历史，随意编造有具体历史背景和人物原型的“人性情节”表示强烈不满。
观众夏雨天在网上指出：“小说中的王佳芝因老易在首饰店里给她买钻戒而以为老易对自己动了真情，关键时刻一念之差放走老易。国家和民族的大义，原来都顶不上男人给的钻戒。一切严肃的价值判断，在男人给女人的钻戒和性快乐前，都像阳光下的水雾一样消散，而以抗日战争为高潮的近代中国民族意识，也就这样轻松地被解构了。”
有的观众认为，电影中编造的王佳芝爱上老易的情节，使得“慷慨就义的女烈士郑苹如，却被《色•戒》演绎成了在床上被汉奸征服的王女士，演绎成为一个为了汉奸赠送的钻戒出卖同仁的王女士。”

《国际社会科学》副主编黄纪苏在谈到小说和电影《色•戒》对郑苹如的人格扭曲时说：“烈士难道一点索求都没有吗？我想还是有的，他们要得一个清名，‘留取丹心照汗青’。但是结果呢，烈士死后没有几年，张爱玲就创作了那么一篇小说，仿佛是把郑苹如拉进了‘皮肤性病科’，而张爱玲自己就在‘皮肤性病科’里，然后混为一谈。”

三、关于电影《色•戒》的政治思想倾向和人性观及其社会危害性

众多观众谈到了电影《色•戒》的政治思想倾向及其社会危害性。一位台湾高雄的网上观众在评论中说：“当我走出高雄的影院时，一个强烈的感觉就是：中国人应该对这部电影说‘不’，尤其是中国大陆。”

一些观众认为，《色•戒》试图在国家观念、民族大义等大是大非问题上冲击我们民族的道德底线。《南风窗》记者李北方说：“任何一个成功的文艺作品，都表现创造者的一个世界观，这里边总是有善良、邪恶、正义跟非正义的冲突，最后总是邪不压正，或者是在这个过程中正义受到了伤害，他把这个过程刻画得很真实，背后会看到一点他对这个东西的同情也好、悲悯也好。可是看李安这个片子，就会问：‘导演的心理是怎么了？’那里边抗日救国的大学生，包括那个地下工作者，很有经验的老吴，说白了就是个傻子，一群傻子。然而汉奸又英俊又潇洒，尤其是到最后他下了命令把王佳芝这些人处决了之后，他回到屋里的床上非常的伤感，非常的难过，眼泪汪汪的，搞得好像是这个世道是怎么了，爱情都这么难找，好不容易爱一个人还是要杀我的，他还很可怜。这里面反映了导演和创作者的立场，把你所有的悲悯都给大汉奸了。”

一个叫徐浩渊的观众感叹道：“影片《色•戒》让我第一次感到艺术作品‘立场问题’的重要性。人类处在真善美和假丑恶、正义与非正义面前，总得表明一种立场吧。一个国家对另一国家的侵略，对那里的人民的统治、屠杀，在任何时代、任何情况下都是丑恶和非正义的。为了个人利益，讨好侵略者，成为屠杀自己同胞的帮凶，永远是罪恶行径。歌颂、抑或粉饰这种罪恶的文艺作品，无论它如何高明，对于社会，特别是对于天真烂漫的孩童，都是一种污染、一种伤害。因为它肯定了罪恶，教人学恶，促使人性残忍、自私、卑鄙的潜质生长。”

中国传媒大学教师刘建平指出：“《色•戒》以情色描写的欲望煽动性和西方奖章的‘艺术标准’所掀起的票房飓风，撕裂了中国人建立在民族解放战争的集体记忆和基本历史教育之上的价值共识和审美认同。和传统的价值观和审美趣味相比，先前我们的民族大义和道德标准，开始受到某种程度的厌弃；相反，那种用洋房、汽车、钻戒（或者还有性虐待）等等利欲诱惑来表达的‘温柔’，以及在民族危亡之际及时寻欢的‘浪漫’，却成为爱情市场上的时尚品牌。将来是不是会出现让被强迫的慰安妇爱上日本兵的作品呢？”

一个叫云梦散人的网上观众认为《色•戒》这样的作品，就是一种文化病毒，具有更大的危害性。他说：“文化有它的偶像和禁忌，它为人划定了目标和底线。当公然打破这些禁忌时，就会导致整个文化体系的混乱。《色•戒》就如同进入社会机体的文化病毒，病毒虽小，却可致命。”这位观众还说：“不能亵渎民族英雄。这是一个民族文化的禁忌，是伦理的底线。外敌入侵，你必须敬畏浴血而战的英雄。传说北方抗日英雄节振国，鬼子捆了他大哥让他来救，节振国单刀赴会，一把刀砍死鬼子和数名伪军突围而去。被砍伤的伪军私下也竖起大拇指，连说英雄、佩服。《色•戒》破坏了文化的禁忌，羞辱了民族英雄偶像，侵蚀了民族文化的底线。”

剧作家魏明伦说：“我看完电影后，能从电影名字上理解的就只有两点，‘色’就是王女士与汉奸易先生的房中术；‘戒’就是易先生送给王女士的代表金钱的六克拉钻戒，这两样东西加在一起就可以瓦解掉民族的情感。”
台湾国立成功大学教师陈美霞分析说：“李安的电影是去历史的，他懂得拍怎样的电影才能符合‘市场’的口味，观众市场是他的衣食父母，至于像日本殖民中国这个大是大非的问题，他无法深刻理解，更不可能期望他在电影中处理。”

学者曹云飞认为李安是有意而为之，他说：“李安在这部电影里面政治意图是非常明显的。影片里充满了李安式的暗示：女主角的名字王佳芝，谐音‘玩的价值’，女人只有被玩弄的价值；暗杀团负责人祁裕民的谐音就是‘好愚民’，影片里面也把青年学生描述成狂热冲动非常幼稚愚民的群体；在影片的结尾处，易先生在报告上签了三个清晰的大字‘可默成’，表示了可以默默成功，也隐含着汪伪政府曲线救国行动可以成功；……这不是歌颂汉奸是歌颂什么？”

一个叫闲言的网上观众也认为：“《色•戒》这部作品客观上起到了为汉奸张目、消解对国家、民族价值认同的效果。文艺作品只要面之于公众，对它的评论就不再取决于作者的主观意图，而只能依据作品本身的客观效果包括读者对它的评价和感受。《色•戒》故事以那个大是大非异常清晰的时代为背景，而且剧中人物还各有其原形，它就回避不了这方面的是非问题，回避不了政治立场，必然要承受来自政治立场方面的评论和批判。有的人看《色•戒》，认为它对人物和情节的虚构从艺术来说是成功的，但是，《色•戒》的政治企图却是颠覆性的。”

黄纪苏认为，影片具有明显的政治隐喻。他说：“这个电影在北京刚刚上演的时候，很多人看了都觉得有点糊涂，本来一个爱国的一个女志士，怎么后来就跟汉奸好得了不得了？北京人不清楚，但香港人却说非常清楚，那就是因为性爱。先头是汉奸用暴力把女志士的衣服扯了，然后占有了人家，由获得她的身子，到最后获得了她的心。这到底是隐喻的一个什么东西？那就是几百年来西方殖民扩张的历史，殖民扩张历史就是这样，炮舰也打完了，大炮把你的国家轰开，然后搞殖民教育，然后就开始出现一批人，这些人就开始叫好了，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真实的政治隐喻，说白了就是这帮具有奴性的人自己在刻画自己。”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师邵燕君认为：“如果仅从纯艺术的角度来看《色•戒》，那就太幼稚了。《色•戒》绝对不是‘纯粹的艺术’，它的政治立场是非常鲜明的，就是以个人（情感和肉体）对抗、解构家国政治的宏大叙事。这在张爱玲是有意识，在李安如果不是有意识也是潜意识。《色•戒》是一部意识形态运作得相当成功的影片，为其成功，才达到‘润物细无声’、‘春梦了无痕’的‘纯艺术’效果。”

作家阎延文分析说：“用小说和电影表现复杂的人性，剖示人性邪恶的经典作品，在小说和电影史上屡见不鲜。但我们在《色•戒》中看到的，却是情爱最终战胜了民族大义、邪恶最终战胜了人性。张爱玲用小说语言、李安用电影语言，一起撕碎了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基本价值理念，撕碎了人性善恶标准的理念。”

有的网上观众认为：“电影可以是最政治不过的东西，艺术可以是最好的幌子。李安们服膺的是全球化的历史观——所有历史和记忆都该终结，他们就是要告别所有的革命。”“张爱玲其人其小说都提供了一个消解民族国家的范本，李安还要展现这个过程。”

四、中国内地一些人和一些媒体热捧电影《色•戒》值得注意

许多观众认为，张爱玲写出这样的小说，李安拍出这样的电影，都不奇怪；奇怪的是，《色•戒》这样一部解构国家民族观念，表现艺术之外的政治意图和政治倾向的电影，却能在中国内地受到热捧，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有观众认为，从影片投资方的组合，可以看出其中的一些奥妙。观众周国瑾说：“影片《色•戒》的资金来源（出品方）为三家，第一家是银都机构有限公司，这是国内广电系统在香港的中资机构，现任总裁是广电总局派过去的；第二个出品人是上海电影集团公司，尽管它没有实际投资，也没有主创人员参加，但戏都是在上海拍，它提供各种场景，这是上影一贯的做法；第三家是易先生电影制作公司，这可能是李安自己的投资，因为电影里的主角就叫易先生。从这些我们就能判断出它的资金情况。”

有的观众在网上指出，放眼世界，当今各国几乎无一不把影视艺术作为传播本民族主流文化的载体。即使在流行文化制造输出大国的美国，好莱坞大片在表现二战时期的美国人时，大都体现出强烈的民族意识，显示了美国式的爱国主义。好莱坞电影体现的核心价值，几乎都维护了美国主流文化的价值秩序。为什么我们的华语电影，就要去摧毁中国的核心价值？

有的观众在网上提到，许多国家都有关于电影的审查。在美国，“言论自由”并不是毫无控制的自由，至少在法律上讲，色情电影就不能公映；在欧洲，宣扬种族主义、纳粹主义、美化纳粹的合作者（collaborationists）的电影也不被允许。当然这些国家的控制是通过法律系统操作的。

观众云梦散人置疑说：“是否我们民族文化的禁忌已经消失了？是否我们已经失去了伦理的底线？是否我们真的就连一点起码的政治标准和判断力都没有了？”

学者崔卫平对此片的播映及受众的表现深为忧虑：“问题并不仅仅在于李安的这部影片，而在于接受当下这部影片的语境。它在威尼斯获奖时遭遇记者及影评家的嘘声继而被奥斯卡拒之门外，在大陆不少人却将之奉为极品。在很大程度上，它像一面镜子，照出了某种现实生存的精神状态：当人们开口闭口将‘人性’放在嘴边，如同最后的一根救命稻草，表明他们已经失去了如何对待这个世界的正当眼光和尺度，放弃了自己在外部世界应该承担的角色和客观评价；一个人故意萎缩他的外部世界，可以看作是其内心坠落与空虚的表现。不妨去想，今天还有什么理由将‘性’看作是至高无上、凌驾一切的？”

一个叫子虚老人的网上观众认为，电影《色•戒》迎合了中国大陆个别别有用心的人“抓稻草找依据和慰藉”的内心世界。“他们发现张爱玲的小说，张爱玲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与他们相似，张爱玲成为他们崇拜的偶像，以画皮少女来蛊惑青少年，并以此来开脱自己的罪责。电影《色•戒》应运而生，怎不令他们叫好。”

《凤凰周刊》主笔冼岩等人认为，《色•戒》现象不是孤立的，它与社会上存在的自由主义的“启蒙”不无关系，尤其是他们对国家民族认同的消解，对个人利益、个人自由的过分推崇。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已实际掌握了相当的话语权。政府意图的表达，在很多时候也必须经过自由主义者的过滤后才能出来。

阎延文收集了一些媒体热炒《色•戒》的数据：“从2007年10月以来，在两个月媒体爆炸式的宣传中，几乎都是为《色戒》票房造势，为影片的‘人性’情色一致叫好。在炒得最热时，为《色•戒》高声叫好支撑票房的宣传网页竟达6800万个，就是12月2日百度网站搜索还有4600万个网页；而11月刚召开的全国青创会与《色•戒》放映在同一个时段，这次会上强调作家要‘靠人品立身，靠作品说话’，而百度搜索仅有2000个网页。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

中国文化艺术研究院研究员祝东力说：“我看了影片《色•戒》，并看了网上、网下一个时期以来的这些反映，令我不解的是，怎么都是一片叫好声！我们这个民族难道真的就失去了基本的鉴别力了吗？当年我们牺牲了3500万人，从九一八开始坚持了14年的抗战，而我们今天在这样一个和平环境下却连一个基本的是非问题都搞不清了吗？”

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张宏良认为：“像《色•戒》这种宣扬汉奸文化的色情片，我们听到的是压倒一片的赞扬声，这是为什么？”

一些观众认为，《色•戒》现象是“历史翻案风”的延续。近些年来，社会上一些所谓精英掀起了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和历史时代的重新评价，或“翻案”的风潮。就《色•戒》这部电影来看，它连接了近年来出现的对旧上海所具有的买办的、殖民主义的现代性的怀旧、欣赏、把玩和猎奇。还有网上观众指出：“一些人试图否定的不仅仅是中共的全部历史，甚至要翻更远的历史的案。一些打着‘文化人’旗号的人，竟拿出嫁给汉奸的张女士说事。对这类当时文化界根本不屑一顾的女文人，大加赞赏和宣扬，我们不禁要问，是不是在文化上越自虐，就越‘思想解放’，就越‘和国际接轨’？而我们的主流媒体也跟着附合，你们是否考虑过，究竟要把中国文化引向何处？”
针对《色•戒》的政治思想倾向，有个叫智者不惑的观众还在网上贴了邓小平同志和江泽民同志的几段论述。关于邓小平同志的话，他引的是邓小平同志1981年《关于思想战线上的问题的谈话》：“《文艺报》要组织几篇评论《苦恋》和其他有关问题的质量高的文章。”“《太阳和人》，就是根据剧本《苦恋》拍摄的电影，我看了一下。无论作者的动机如何，看过以后，只能使人得出这样的印象：共产党不好，社会主义制度不好。这样丑化社会主义制度，作者的党性到哪里去了呢？有人说这部电影艺术水平比较高，但是正因为这样，它的毒害也就会更大。这样的作品和那些所谓‘民主派’的言论，实际上起了近似的作用。”“试想一下，《太阳和人》要是公开放映，那会产生什么影响？”“对待这些问题，我们不能再走老路，不能再搞什么政治运动，但一定要掌握好批评的武器。”关于江泽民同志的话，智者不惑引的是江泽民同志2000年《在中央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大量事实证明，思想文化阵地，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的思想不去占领，各种非马克思主义、非无产阶级的思想甚至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就会去占领。”“思想文化单位生产和传播精神产品，必须把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努力做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正确结合。各级党委都要增强阵地意识，切实加强对思想文化阵地的领导。”

一些观众提到，近几年，影视界出了一些很好的作品，带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如《长征》、《井冈山》、《恰同学少年》、《亮剑》、《吕梁英雄传》等，颇受广大观众好评。衷心希望文化界继续坚持做下去，弘扬正气，正确反映中国历史的本来面目，告诉年轻人，中华民族是怎么为自由、独立、富强奋斗的，新中国是怎么诞生的？多少志士仁人曾经在黑暗中经过了多少艰难探索，为之付出了毕生的精力，献出了鲜血和生命。这些，才是激励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强大精神财富。我们千万不要把已经被扫进历史垃圾堆的糟粕当宝贝，而忘掉自己的光荣历史。

许多观众在网上呼吁：要真正搞好我国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搞好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的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任重而道远。我们的领导部门和主流媒体要更好地担负起自己应有的历史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