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春运如火如荼，茅于轼同志又将其观点抬了出来。原来，春运之所以成为问题的根本是火车票价的低廉，而低廉的票价导致供不应求，从而使得黄牛党有利可图，也使得整个春运秩序混乱，造成了极大的社会成本。

切不要先就说道社会成本，这实在很难测量。单单来看看春运本身。以我的观点，至少有以下几点需要明确。

第一、铁路客运是不是适合用市场价格来调节均衡。在我们当前的中国，市场经济被奉为圭臬，是至上的法宝，哪里需要就会被搬到哪里，仿佛这是一贴包治百病的狗皮膏药。但很多时候其实我们错了，不是背景条件不同就是因为抛出宏论者别有用心，往往适得其反，比如当今的教育市场化可谓个中之极。所以，我们必须首先审视铁路客运特别是在春节期间的客运，究竟是不是一种市场商品，能够用市场的看不见的手来调节均衡。我想任何的经济发展最终的目的其中很重要一点肯定是谋求人民的福利的递增。而人民的福利，由于国家地域和传统背景的不同，理所当然有所不同。因为固有的春节回家过年的传统文化根深蒂固，我们国家春节期间回家的客路运输当然不能简单地和国外的铁路客运相提并论，这中间是带有福利性质的。而且作为铁路运输部门，其本身也是一个公共服务部门，他应当不是以盈利为目的的，其火车票价的制定断然不能依靠供求关系来决定。而应当是首先考虑火车客运本身的成本，票价要与整体成本保持基本一致，在某些时候，小幅度的成本亏损对于公共服务部门都应当是可以承受的。因此，铁路客运特别是春运根本就不适合使用市场价格来调节其均衡。

第二、春运供求是否均衡。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沿海经济迅速发展，使得大批的内地农民进城务工，从而在春节期间形成短时期的巨大人群流动。这个历史应当有很多年了，这么多年来一直这样年年说，年年讲，年年都是问题。但是反过来想，虽然这么多年每年都有大量的问题，但真正说铁路运输运力不足，客流严重阻碍的其实很少，除了2008年春运南方由于暴雪冰冻天气的特殊情况以外，其他年份，虽然春运确实人流巨大，资源紧张，但在各部门的配合下，在农民工的超强忍耐力下，大部分时候春运整体是成功的，是保障了绝大部分客流需求的。这也反映出春运的问题至少不只是铁路运力的问题，或者说铁路的运力也即春运的供给绝不是造成春运的最大原因。因此，那些以为扩大铁路运力增加供给就可以解决春运的问题的专家们，其实也是缺牙巴咬虮子，是咬不到的。

第三、造成春运供求紧张的真正原因。关于中国的官僚社会的形成，我不想赘言。但不可否认现在我们的国家的确是一个官僚社会。全国全社会各层级大小官僚本身是无法像刘谦的魔术一般变化出利益来，因此必然借助围绕依附在其自身的权力进行寻租。铁路部门的官僚（包括有职务的，包括最低级卖票的）寻租，当然其可资利用的权力也就是车票了。而春运期间因为需求猛增，使得这种权力凸显，其寻租的可能性也就大大增强，寻租收益也是大大提高。很简单的也是最普遍的寻租手段就是铁路部门的各级官僚将车票转手给自己内部人，各种亲戚朋友和直接的利益共谋者也就是黄牛党等等，通过这些人的手将他们权力倒弄出来的车票变现成为利益，成为刷刷的人民币，然后再进行利益分配。我想这个不用怎样去论证了，因为在人民雪亮的眼睛中，这其实已经是众所皆知，皇帝的新衣，无人捅破罢了。正是这些铁路部门官僚的寻租，使得本身供求关系基本均衡或者说需求略大于供给的春运市场变得供不应求，因为原本应该有的供给被生生拿掉，从别的渠道进入，从而造成春运心理上的恐慌。至于黄牛党钻破脑袋排队大量买票的情况，有，但是这种手段的黄牛党顶多也就是虾米而已，不如冰山之一角，茅于轼先生将这种情况作为黄牛党获取票源的主要渠道，那真是知识分子才能想得出来拿来做理由的了。

第四、春节回家的需求是否弹性。茅于轼先生提出要涨火车票价来调节春运市场，有一个最基本的前提就是，农民工回家过年从而需要搭乘火车的需求是弹性的。但是这个需求是不是弹性的呢，断然不是。春节回家过年对于普通的中国百姓来说，是一年中最为重要的时刻，是寻求自己心理慰藉的一个契机。多年来，为什么我们的各种宣传手段收效不大，就是因为这种几千年来形成的共同的民族文化心理在短时间内难以改变，在这种民族心理没有改变之前，春节回家过年都是必需的。再来看看，这种春节回家过年的必需是否经受其他因素的挑战而成为可有可无。举个茅于轼也提到过的很简单的例子，他关于铁路运输中服务极差的情况。这其实可以灵活点看待，一方面现在的火车票价在黄牛党的手中已经至少翻倍，每个农民工回家的成本已经上升了，另一方面火车客运本应该对应车票票面价的服务水平因为人流的巨大而大打折扣甚至丧失殆尽，这其实是从另一个层面提升了车票的成本。在两方面的作用下，火车票价已经升高了许多，至少是票面价值的3倍左右，但是并没有阻挡我们农民工回家的决心，这也说明了这种需求的刚性，不是因为价格或者服务等原因就会变化的。

第五、火车票涨价的幅度如何把握。即便此前讨论的铁路运输作为公共服务，火车运力的供给和春运的需求刚性等都不存在，火车票价的涨幅如何把握是个说起简单操作起来异常困难的事情。供给的数据应当可以通过铁路部门的数据比较准确的把握，但是需求呢，如何界定？如果以某一票价为基础计算，在此票价基础上依然要回家过年的需求作为现实需求，从而使这个需求与铁路供给基本相当而达成均衡，那么那些因为票价高昂而无法回家的人怎么办？而这部分几乎全是我们最穷苦的农民兄弟，他们在外辛苦劳作可以说猪狗不如，在沿海一带最普遍的工资就是1000元左右，加上无良的企业克扣工资等，他们的收入也许不到1000元，他们过年怎么办？难道仅仅因为他们的穷困，就被剥夺了回家过年的权利？而在他们打工时就已经遭受城市社会和官僚、资本家的剥削之后，还要因为自己被剥削而无钱回家再一次遭受心理上的摧残吗？

从以上来看，春运问题的解决断然不是依靠提升火车票价就能简单解决的，市场那只无形的手在中国官僚社会里也断然不是那样伸缩自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