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解经济危机进一步恶化的几个途径

田忠国　　

由于垄断式美元经济自由制度机制的原因，导致了美国的金融危机，并以此为触发点，引起了一波全球性的、灾难性的经济危机。有人认为，在这场巨大的世界性灾难中，中国能独善其身，但是事实上，南方企业的倒闭潮和企业利润大幅度下降，已经清楚的告诉我们，一场重大的经济危机正席卷全国。　　

中国为了化解这场浩劫式的经济危机，从投资二万亿到提高到四万亿人民币拉动经济发展，业已透露出这场经济危机对中国的影响。但是，中国经济为什么会受到那么巨大的影响呢？有人认为，一个直接的原因是中国经济的依赖度达60--70%造成的。但为什么造成了中国那么高的依赖度呢？　　

一，权力垄断和资本垄断的政治政策，造成财富高度聚拢，使人民大众失去正常的消费能力造成的。也就是说，由于权力垄断和资本垄断的制度机制原因，使人民大众失去了正常的消费能力，而国内生产的产品又必须卖出去，企业就不得不到国外导找市场。　　

二，在这种时候，国家没有出台相关的强制性提高国内民众消费能力的措施，破除权力垄断和资本垄断机制，而是采取了相反的措施，如，出口退税（出口退税说白了就是鼓励贱卖），削除民众的表达权、反抗权等民主权利，使国内经济环境进一步恶化。　　

三，由此可知，中国的这波经济危机，是垄断式自由制度机制的必然，也就是说，不论美国发不发生金融危机，中国出现经济危机是制度机制的必然。笔者认为，如果我们不能清醒的看到这一点，我们就无法解决周期性经济危机。也就是说，四万亿投资拉动经济增长之后，又会陷入另一波经济危机的泥淖。因为，任何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长效发动机，是普通民众的消费能力。　　

从这个角度说，化解经济危机的有效途径不仅仅在于经济本身，而在于破除权力垄断和资本垄断的自由掠夺机制，重构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机制和民众平等分享经济发展成果的制度机制。这个问题不解决，笔者认为，别说投资四万亿，就是再增加十倍，解决的问题也是暂时的，而不是长期的。　　

解决经济长期发展能力的关键，是增强民众的消费能力，但是，保障民众长期稳健增长的消费能力，却不仅仅在经济本身，而在于政治权利和经济权利的综合因素。　　

自从俞可平先生发表“民主是个好东西”至今，人们对于民主问题的争论不绝于耳。其实，双方争论的焦点不是要不要民主的问题，而是要什么样的民主的问题。　　

一方认为，西方式资本权重式民主是普世价值，另一方则认为，普世价值是相对的，或者说，只有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机制，才可能是最大多数人的普世价值。　　

从双方争论的焦点上看，主流精英认为，西方式民主才是普世价值，但为数众多的平民派则认为，只有毛泽东的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主张才具有普世意义，因为，这种被韩德强先生称之为实质性民主的关键，是把民众的政治权利扩展到管理国家、管理企业、管理教育和管理军队中去了。　　

有人可能会问，你为什么在谈经济的时候一再谈政治？要回答这个问题并不难，因为，民众的政治权利，决定了民众的经济权利。这就是为什么毛泽东一再强调在中国要实施大民主的原因。　　

从我国历史上说，也就是我国的前三十年历史上说，由于人民群众有充分的民主权利，彻底破除了官僚集团对权力的垄断和公权私用，使中国走上了一条可持续发展的良好道路。　　

在此期间，虽然我们也曾犯过错误，走过弯路，但从全球视野，从整个系统上看，不论发生什么样的错误，由于那时有四大自由和造反有理的民主机制，我们都能动态的纠正错误，始终保持了为人民群众的发展方向。　　

由此可知，只有有人民民主的政治机制，官员和资本命运掌握在人民群众手中，官员和资本才有可能为人民大众服务，而不是为少数人服务。有人认为，社会主义制度下没有资本，不利于我国经济的发展。但其实，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资本，是为大多数人服务的资本，而自由经济状态下的资本，是为少数人服务并被少数人占有，如此而已。　　

那么，化解中国经济危机的途径有哪些呢？　　

一、从人民民主制度途径解决。笔者一直认为，我国之所以形成今天贫富悬殊、官民对立的局面，是我国人民丧失政治权利直接导致的结果。这个问题不解决，不论对经济采取什么样的措施，也不论投资量有多大，如果财富还是集中在少数人手中，我国民众的消费能力还是无法解决。民众消费能力得不到解决，经济发展的长效问题，也就是经济发展的动力机制问题就得不到解决。也就是说，通过对人民民主制度的建设，把制定经济利益的分配权交给民众。这是能否保证民众分享发展成果的关键。民众分享不到发展成果，建构价值目标共识是根本不可能的。当然，要解决人民民主制度问题，首先得从思想上解决问题。也就是说，人们有了人民民主的思想观念，才可能促生人民民主制度，如果在思想上就不接受人民民主的价值观念，一个国家怎么可能构建人民民主制度呢？所以，思想文化上来一次彻底革命是必要的，因为，没有思想文化上的革命，人人平等的人民民主的价值观念是不会从天上掉下来的。当然，要进行思想文化上彻底革命，就需重新反思我国近六十年的历史。反思历史和思想文化上的革命，对于既得利益阶层来说是痛苦的，但也是必须的，因为，虽然痛苦，但不流血，相比之下代价还是很小的。　　

二、中国有十三亿人口，其中有八亿多农村人口，仅此一点就说明我国的消费市场巨大。但就是这么巨大的消费市场，却不具有基本的消费能力，这就说明，我们的经济发展出了严重问题。也就是说，我们的发展观不是为大多数人的，而是为极少数人的，这样发展的结果只会越来越失去发展能力。再进一步说，如果一个经济发展能力丧失殆尽，其结果就不是个经济问题，而是个暴力冲突，进而演化成暴力革命的问题。有鉴于此，解决农民收入的问题，就成了解决我国消费能力的关键。我国前三十年的发展历程告诉我们，发展乡村经济是提高我国民众消费能力的有效途径，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乡村经济，比如说乡村企业，不是在我们的扶植成长起来了，而是被我们自己消灭了。现在有人出了一招：土地流转。说是土地所有权的问题解决了，农民的收入问题就解决了。回想一下，我国五千年的历史，在1949年前，土地所有权，也就是土地私有权的问题，五千年前就解决了，但农民的收入问题就一直没有解决，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了，就不会有一轮又一轮的朝代更替了。因此，笔者认为，那种土地一流转，也就是一私有化什么问题都解决的论调，是不值得一驳的。　　

据我所知，全国的农村人口，土地大多是按人均平分的，基于这种情况，我国政府应该下定决心，按亩补贴，不是补贴因物价上涨给农民造成的损失，维持他们的基本生活，而是补贴出他们的消费能力。温总理曾经算过一笔账，说我国的个存款达十八万亿之多，这是事实，但这些存款掌握在哪些人手里呢？掌握在不需要消费的人群手里，比如说，官员阶层，企业高管阶层，因此，如果寄希望于那些存款拉动我国经济，无疑是空想。而最需要消费的人群，也就是平民阶层，根本不具备一般的消费能力。　　

三、中国的工薪阶层又如何呢？不要说买不起房子的，就说那些东借西凑买来了房子的，每月交完房贷，吃饭都成问题了，又怎么可能有消费能力呢？除非天上掉钱，或者去偷去抢。从这个角度说，房地产业不仅是个榨干工薪阶层的血汗钱的问题，更是个榨干国家经济发展机器里不多的几滴油的问题。基于这样的事实，笔者认为，一是国家要采取强制性增加工薪阶层的收入问题，二是要采取果断的强制性措施，尽快把房价降下来，把工薪阶层不多的消费能力从房贷的重压下解放出来。如果这三个问题，农民的收入问题，工薪阶层的消费能力问题和房价问题得不到解决，房地产业是拖垮我国经济主要原因。现在全国各地都在救房市，殊不知，这样的结果只会导致我国消费能力的逐渐萎缩，最终因消费能力的丧失，使经济发展完全失去动力。　　

结束语　　

笔者认为，经济问题不仅仅是个经济本身的问题，而是个庞大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科学和国际交往、国际贸易综合的系统工程。但是，人类在解决经济问题的时候，往往采取的是西医的办法，哪里出问题了解决哪里。其实，解决经济问题要用中医疗法，也就是从整个系统的角度进行解决。比如说，有的经济问题，其实是个发展观的问题，而发展观就是天大的政治问题。解决了发展观，也就把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解决了大半，但是，世界上什么都好解决，唯独发展观最难解决，例如，人类在几十年的时间内，就解决了人类梦想了几千年的飞天问题，但人类经历了几千年的兴衰与灾难，而这些兴衰与灾难，大多与发展观紧密相连，本该有个良好的理性解决好发展观的问题，结果却没有解决好。没有解决好发展观，人类也就一次次上演暴力反抗的悲剧。　　

但是，中国能否避免走上暴力反抗的老路？就目前的形势看，难。因为，发展观的问题虽然提到了我国的议事日程，但还没有得到真正的解决。如果房地产业最终使我国的经济发展能力丧失殆尽的话，我国民众必然要面临一个重大的问题：生存。由生存危机引发的社会问题，后果如何不说可知。有人认为，我国政府救房市抓到了发展经济的关键问题，我却认为，暂时的房市稳定必然以牺牲民众的消费能力为代价，而消费能力却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永恒动力。如果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动力没有了，试想，结果会如何呢？也有人认为，今天的经济是个信心经济，但是，信心的来源是什么呢？信心的来源是消费能力。如果一个社会失去了消费能力，信心何来呢？所以，解决信心经济的关键是解决消费能力。　　

2008年11月11日星期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