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开放引起的阶级关系深刻变化

节选自《目前中国两个前途的严重较量》

黄克白

中国改革开放引起的阶级关系深刻变化

如果单纯从我们经济总量看，目前形势似乎很好。2006年国内生产总值20.94万亿元，比上年增长10.7%；经济增长连续四年达到或略高于10%。经济效益稳步提高，2006年全国财政收入3.93万亿元，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增长31%。2006年进出口贸易总额1.76万亿美元，比上年增长23.8%，等等。但是，经济内部、党政机关内部和整个社会内部一些重大矛盾不仅无法解决，而且有不断激化趋势。这里略举一些加以分析。
目前中国公有制经济和私有制经济相互关系如下：
（一）在全国第二、三产业总资本中，公有制经济和私有制经济之比，呈不断下降趋势，2005年下降为53：47；
（二）在全国国内生产总值中，公有制经济和私有制经济之比为39：61；
（三）在全国第二、三产业就业人员总量中，公有制经济和私有制经济之比为39：61；
（四）在全国第二、三产业国民经济总量中，公有制经济与私有制经济之比为30-40：70-60；
（五）在社会总财富中，占总人口不到10%的新资产阶级和占总人口90%以上的居民之比为50：50。
改革开放中产生了中国新资产阶级。2004年美国《福布斯》杂志公布的中国大陆百强富豪排行榜，平均财富2.3亿美元，他们总资产达230亿美元，相当于中国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1.6%，令人吃惊的是四分之一上榜富豪竟然是中共党员。第一代新资本家是利用政府关系以极低的价格攫取国有资产致富的。至于千万富翁就更多了。美林公司早在2004年报告称，中国内地千万富翁24万，财富总额比上述大得多。
中国百富排名中有一半以上的人是房地产开发商。他们暴富不靠正常市场竞争，不靠个人的市场能力、市场智慧（或曰投机天才），靠的是利用政府权力对城市贫民及农民土地资源的掠夺。有报导，四川省自贡市红旗乡，从1992年到1999年征用农民土地7700多亩，基本上进入政府官员主持的房地产开发公司手中。当时每个农民获得失地失业的全部补偿是8000元安置费。到2004年3月，有一块71亩的土地，则以起拍价每亩60万元拍卖出去。而失地农民生存面临很大威胁时却状告无门。房地产商一旦获得土地，就方便地从银行贷到所需资金。截至2004年4月，中国房地产开发投资约8800亿元，其中银行贷款占了7200亿元。在国内利率管理下，银行贷款利率与民间贷款利率相差悬殊，从银行获得一笔贷款等于获得一笔补贴，社会财富通过银行也流入房地产商手中。
再看外国资产阶级。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外资日益严重地控制了中国。中国吸收了500亿美元的外国直接投资。这样中国不能保护本国市场面向本国企业，特别是诸如飞机、软件、工业设计、机械设备、半导体和集成电路等高附加值的进口产品占领了中国市场的很大部分。外资正在日益控制中国的方方面面。美国执行对华“战略性接触”政策，目的在于维护美国科技、经济领导权，这个政策只会使中国处于受损害的地位。中国的高科技和工业产品的出口已由外国公司在主导。2004年中国出口总额中外资企业占到55%。中国企业在设计、关键性元件以及生产设备等方面越来越严重地依赖于美国和其他资本主义发达国家。
更为严重的是外国跨国公司收购中国国有企业。据2005年8月20日《经济观察报》报导，老工业基地“沈阳24家大型国有企业、价值792.3亿元”，2006年“6月底前要全部完成改制，战略伙伴盯住世界500强。”2005年9月15日东北新闻网报导，辽宁省某副省长在接见记者时说：“下半年，辽宁将重点推出国有企业利用外资项目200个，特别是一批国有大中型企业要利用外资进行并购，如以沈阳机床（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等一批国有大中型企业为代表的优势企业和优质资产，向外商出让国有产权、股权，鼓励外商参股、控股或整体买断，推进辽宁国有企业机制转换和产品升级。”又据新华社北京2005年10月29日电，“北京国企180个项目约300亿元资产全球招股……”。通过出卖国有企业来“发展生产”、使“产品升级”是为中外资产阶级特别是外国资产阶级服务还有什么怀疑的吗？
与中外资产阶级急速膨胀相对应的便是工人阶级由领导阶级地位跌倒在雇佣奴隶地位。有学者调查采访沈阳市下岗工人状况。那里只有10%的下岗工人重新找到工作，20%－30%的做小生意，1-5%能挣月工资1000元，其余都没活干。因下岗导致家庭破裂的很多，有些女性逼着作他人情妇甚至走上卖淫路。
2004年10月，某学者报导广州血汗工厂童工们吃不饱：白粥、白饭、榨菜、青菜，这是孩子们三餐的全部。孩子们常常是赶快吃完，匆匆干活。孩子们经常因为吃饭慢而遭受训斥。每次他们都会委屈地滚着眼泪说：“我真没吃饱！”
进城的农民是悲惨雇佣工人中最悲惨的一部分。农民工是雇佣工人阶级中具有中国特色的一个概念，是中国生产力水平低，又在农村复辟了资本主义才产生的。他们工资低，加班时间长，生活质量差，合法权益无法得到有效保障。1998年仅深圳宝安、龙岗两个区，就发生工伤事故1.5万多起，其中工伤的工人有90%以上失去了手臂。1999年一份内参显示，深圳劳动条件恶劣的工厂里，“每年有一万只手臂被机器吞噬”。深圳平均每天有31人工伤致残，每4天有1人因伤死亡。经济发达的广东省东莞市最低月工资标准450元，而且当局表示一分钱也不能加，为的是怕“赶走投资者”。浙江省对900多个企业调查显示，每个农民工被拖欠工资1500元以上。虽然屡屡掀起“清欠风暴”却收效甚微，以至“风暴”过后故态复萌，并愈演愈烈。有一次河南省“两会”期间，郑州发生百余狂徒手持利器冲向讨薪民工，见人就砍的“讨薪血案”，惊动了国务院。2005年5月23日北京市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中国农民工维权成本调查报告》显示：“到2004年11月中旬，全国进城务工的农民工被拖欠的工资约有1000亿元。根据我们的结论，为了索要这1000亿元欠薪，社会至少要付出3000亿元的成本。”
资本主义经济的急剧膨胀不能不反映到上层建筑。首先反映在意识形态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被边缘化，取而代之的是新自由主义占据了舆论主导地位乃至享有话语霸权。同时党的领导和国家机关官员中有些人被新自由主义腐蚀而发生这样那样和程度不同的右倾变化，其中一个突出的问题是党政机关内滋长蔓延腐败毒瘤，党政高层官员陈希同、成克杰、陈良宇便是他们的代表。这是亡党亡国的大灾祸根源。有人作了一个计算，我国贪官光转移到国外的资金就有500亿美元之巨，而且贪官这样大规模向国外转移国库资金的卖国行为还在继续！
经过三十年改革开放，社会上的黑恶势力大有泛滥之势，几乎各地都有。2005年1月，福建宣判的陈凯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中，充当“保护伞”或涉案的党员干部高达76人，其中厅级7人，处级34人，还有34人系公安政法民警。（由此可见非党人员涉案数是怎样庞大而可怕的一支队伍啊！）首要分子陈凯利用与“保护伞”福州市公安局原局长徐聪荣的特殊关系，介入、干预公安队伍内部人事，提拨自己的“哥们”。（参见2005年第47期《了望新闻周刊》）社会黑恶势力中有相当大部分同党政机关内的一部分腐败和敌对势力连为一体的。
资本主义势力大泛滥也反映在国家机关人员构成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我国最高权力机关，人大代表的构成直接关系到人大决议的利益倾向。例如山东省泰安市全国人大代表的构成中，“市委副书记、市长、矿业集团董事长、宗教局副局长、农业大学校长、医学院副院长、科技大学系统工程研究所所长、有限公司董事长等中上阶层拥有了80%的代表名额，而占人口总数80%以上的广大工农及贫困人口阶层却没有一个代表名额。”政治上这种劳动者和有权有钱有势者的权力悬殊和经济上的阶级对立、贫富对抗是相适应的，前者不过是后者在政治上层建筑领域的一个反映而已。另据2005年《报刊文摘》转摘《中国经济周刊》蔡永飞文章称，“在浙江东阳市农村，‘老板执政’已成为普遍现象。在最近一次村级换届选举中，当选的村官大多有自己的实业，或办厂或经商……这部分村官大概要占到90%。”
我国在经济高速增长中产生的阶级矛盾、阶级斗争和社会矛盾如此复杂激烈，好在我国80到100家中央企业存在着，由国家控股，国有经济在总体上尚控制着国民经济命脉，好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统一领导存在着，中国还是个社会主义国家，仍保持稳定统一而未分裂。但这个存在是动态的，不是静态的。公与私的经济之比如果继续下降，私有制经济全面地吞下了公有制经济，党的统一领导如果被颠覆，那么中国就全面蜕变为资本主义社会，中国就会发生全面动乱和分裂。主流舆论所谓产权制度改革的 “攻坚”阶段的“攻坚”就是指争夺那一百家左右中央企业的控股权，或者把那些中央企业作为战略收购对象，诱使中国把它们出卖给资本主义跨国公司。中国社会主义前途与资本主义前途的较量已走到了战略决胜的阶段。目前中国两个前途的较量严重性重要表现之一就在于此。谢韬主张中国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就是中外资产阶级的“攻坚”理念。三十年改革开放怎么会走到今天这个地步呢？其中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值得我们回顾和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