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六十年的历史，有高歌猛进，也有踟蹰徘徊甚至倒退。虽然巨龙何时腾飞仍是个未知数，但其坚强屹立于世界东方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历史终究是历史，无论留下的是经验还是教训，都是宝贵的财富。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大庆在即，回顾历史，展望未来，反思今日，对今后国家的发展，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今天的中国，在各方面建设都取得了重大成就的同时，又缺少了什么亟待弥补的东西？个人认为，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共同信仰，一个能够将国人拧成一股绳儿的精神支柱。　　

改革开放以前，我们重视思想政治工作，强调阶级斗争，把一心搞经济建设而不关注阶级斗争的同志称为“只知低头拉车，不知抬头看路”。重视思想政治工作是没错的，但我们犯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们对此的定位是“阶级斗争在一定范围内将长期存在”，应当说这个定位是非常准确的。今天，我们在另一个方向上走向了极端，走到了一个以GDP论英雄的时代，思想政治工作基本上被扔到了犄角旮旯。虽然中央已经已经作出了纠偏的意思表示，但还需要一段时间。明显的表现是：共同信仰缺失。　　

有位著名的祸国殃民的经济学家把阶级斗争称为“祸国殃民”的阶级斗争，如此怪论，不值一驳，尤其是在通钢事件刚刚发生后的今天。阶级斗争的存在是活生生的现实，故意无视它的存在，意在和什么样的稀泥，不言自明。然而思想政治工作的存在与否，却与阶级斗争是否存在并无关系。无论在任何时候，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性都是不应被忽视的。“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阵地，我们不去占领，资产阶级就会去占领”，二十年前我看到这样的话，感觉不过是空洞的说教，今天看起来，竟然更像是伟大的预言家的预言。　　

对单个的个体来说，没有信仰是可悲的，人生不可能是幸福的。在物资匮乏的年代，人们认为能吃上肉就是最大的幸福。那时的信仰是物质性的，是被当时物质经济条件极端低下的现实扭曲而形成的，现在已经被证明是非常不可靠的。富二代以飙车、吸毒、乱搞男女关系为乐，而最后得到的只是更加空虚，最终结果是厌世。《红楼梦》中终日劳作的刘姥姥，不仅身体强健，而且生活得有滋有味，而养尊处优且年龄小刘姥姥几岁的贾母，既每日身体不适又经常感慨生活的乏味。虽然今天的贫二代往往羡慕富二代的家庭出身，当时的刘姥姥则做梦也想变成贾母，但这只是源于人对幸福的无知。人是物质的，也是精神的，最终还是精神的。没有精神上的富足，人永远不会得到真正的幸福。活生生的人既需要物质财富，也需要精神财富。但物质财富的缺乏是很容易被感知的，而精神财富的缺少却不容易被察觉。人生的目的是追求幸福，而信仰一般则是追求并达到幸福的途径。人在吃够了物质极端贫乏的苦头之后，误把物质财富当成了人生最重要且是唯一的目的。拜金主义者就是把金钱的更多获得作为信仰，甚至作为人生的唯一目的。当达到这个目的之后，他已经没有其他信仰了，精神上已经一无所有了。富一代变成了赚钱的机器，富二代变成了花钱的机器，已经不是完整意义上的“人”。穷得只剩下钱了，并不是笑话。当下的国人，无论是富人还是穷人，是达官贵人还是平头百姓，都在为钱而绞尽脑汁，看起来，似乎钱是唯一的信仰，其实钱不过是获取幸福的手段之一。当有了钱也不能得到幸福的时候，穷人有一个不能实现目的的虚幻的信仰，而富人，已经没了任何信仰。　　

对于社会整体来说，共同信仰的缺失无疑是覆灭的前兆。能够把社会个体联系在一起从而成为一个整体组织的东西，是共同的信仰。而个体信仰的缺失，使社会整体不可能有什么信仰，更不可能有什么共同的信仰。当今社会在思想领域呈现出两个特点，一个是散，一个是乱。社会个体、团体、组织都在为自己个体或小集团的利益精打细算。国家利益、社会利益高于集体利益、个人利益，这个排序很少有人采用。在很多人那里，排序都是个人利益第一，其次家庭利益，小集团利益，然后才是集体利益、国家利益、社会利益。虽然你在人前大讲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可能会被耻笑为是疯子和傻蛋，但“覆巢之下，焉有完卵”却是历史规律，没有人能改变它。面对这一规律，人们所能做的选择只能是规避或接受。在共同信仰缺失的情况下，国家利益将永远排在个人利益的后面，其最后的结果当然也只能是迎接“覆巢之下，焉有完卵”的历史规律。　　

对于这个危险，虽然大家都避而不谈，都心照不宣，但很多人心里都是一清二楚的。近年来兴起的祭孔、祭炎黄、国学热，实际上是众多企图树立一种共同信仰的招法失效之后的无奈之举。这种在故纸堆里寻求出路的办法，五四运动之前也曾经有人想起过，当时没有产生什么效果，今天只怕也会归于无效。至于这些活动背后时时浮现的商业运作的影子，不过是其副产品。在社会学家努力塑造共同的社会信仰的同时，不少个体也在寻找自己的信仰，有人是明的，不需要避讳的，有些官员则偷偷摸摸地去信仰宗教、崇拜神佛或占星看风水。还有人去搞一些体育、文艺活动，除了健身、娱乐目的之外，也是一种寄托。这些人希望体育、文艺救已。有信仰的，信得很乱，还没有信仰的，找得也很乱。　　

我是个十分恋旧的人。所以我认为，能够把人的信仰统一起来的，仍然是共产主义理想。往日一说起这件事，就有网友唤我，“醒醒吧”，或许是声音太小了，以至于没有产生当头棒喝的效果，所以我至今还未醒。古人崇拜的大同社会，虽然与共产主义有很大差距，但大方向毕竟是一致的。发达的资本主义、发达的市场经济等理论，不仅马克思主义理论已经论证其局限性及最终必然灭亡的结局，而且社会的发展、周期性爆发的经济危机、社会危机等也一再证明其非常不理想。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建设尝试的一两次失败，不能证明它们是可望不可及的。至少在现今的理论上，我们还不能发现比马克思主义理论更合理的理论。我们已经看见了山顶，多尝试几次，应该能够攀上去的。离开了共产主义理想，没有其他东西能把人民的心思凝聚到一个方向上。　　

现在往往被看作笑谈的共产主义理想，本身并不可笑。其之所以被很多人看作笑谈，原因在于这个理想实现之前，有些人等得不耐烦，于是破坏明规则，大行潜规则，使生产资料不能全民共有，使分配方式仅照顾自己利益，使劳动成果自己独享，他们自己实现了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甚至是未尽其能，也取了其所需，却把大多数人推到了被奴役、被践踏、被剥削的境地。他们使社会发展偏离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方向，强调特色，忽视共性。人民群众对之冷漠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其实质已经不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只是被冠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之名的其他主义。倘使今后切实实现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共建，发展成果人民共享，没有多少人再会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持如今的冷漠态度。共产主义理想依然会成为多数人的信仰，共产主义仍然会成为鼓舞人们团结、奋进并使人们的人生更有意义、更有趣味的精神力量。　　

再树共产主义理想，要依靠谁？当然是几千万党员。目前党员有八千万左右，但并不是每一个都是合格的，并非每一个都是真正的党员。我认为，一听到共产主义理想就冷嘲热讽的党员，最起码是不合格的。　　

二、真正的民主。　　

民主既是政权的性质，也是政权组织的形式，是通过选举权与被选举权以及言论、出版、结社、集会、游行、示威等自由来实现的。无论从哪一方面来看，今天的民主建设比之六十年前，均不可同日而语。但我们今天仍然缺少民主，尤其是真正的民主。与某些网友的认识有些不同，我认为缺少真正民主的原因不是人为的，而是受客观条件限制造成的。实现真正的民主，必须有与其相适应思想、文化土壤。这个土壤就是广大有着强烈民主意识、权利意识的公民。　　

随着言论自由权利的扩大，依法治国、依法行政方略的推行，公民的民主意识、权利意识有了空前的飞跃。提出个人权利诉求的公民越来越多，这种现象在改革开放之前是不可想象的。然而我们公民的民主意识、权利意识还处在初级阶段，基本还处于自发阶段，没有形成自觉地有组织地表达权利的主流与常态。公民对政府行为提出异议多是以个人表达为主，且是在政府的具体行为已经侵犯到其直接利益的时候方才作出反应。民主是制约权力滥用的法宝，但个人主张权利对抗政府行为，显然难以发挥民主的真正作用。所以说现在的民主依然不是真正的民主，更不是发达的民主。公民个人权利意识的复活，为进一步推进民主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我们应当在这个基础上，抓住时机，把民主建设向前推进一大步。　　

真正民主的缺失，与我们有些人尤其是领导干部相关意识的落后有关系。在宪法规定的几项政治自由中，除了言论、出版自由外，集会、结社、示威、游行的自由基本还没有落实。结社自由只限于学术性或行业性的隶属于行政机关、事业单位的社会组织，不仅缺少广泛的带有政治性的社会组织，而且有关部门与领导对一些没有政治色彩的组织也保持高度警惕。比如去年某地一以保护环境为目的的志愿者协会也被取缔。以前，人们法制意识淡薄的时候，后几种形式的自由被滥用的可能性较大，而今情况已经变了，带有政治色彩的社会组织成立之后，一般应该会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活动。而有关部门的思想还是停留在以前的阶段。结果，合法的组织不能成立，而打着宗教之名的非法组织却非常活跃，这种状况，既不利于民主建设的进一步推进，而且也非常不利于社会稳定。如果说有别有用心的人的话，那么这些非法组织中应该有这样的人。　　

应该看到，为了共同的目的而结社，共产党通过对党外这些组织的领导实现对国家、社会的领导，这样的社会将组织得更严密，这样的国家将更有力量。而集会、游行、示威，稍作引导与规范，即可使其运行于法律规定的范围内。人民在个体权利诉求的表达明显处于弱势地位时，采用这种集中集体的方式表达，无疑更容易被政府所重视。当下，人民群众对政治生活的冷漠，与宪法规定的这几项权利没有被落实甚至受到严厉限制有必然的联系。再者，社会不会没有矛盾，这几种权利其实正是缓解矛盾、释放社会不满的不错的渠道。　　

三、对市场经济作用全面、正确的认识　　

市场不是万能的，市场经济是一把双刃剑。西方经济学家萨谬尔森也认为，市场经济不能解决社会公平、贫富差距、两极分化等问题。我们的有些经济学家似乎认定了社会出现两极分化问题时，他们一定是富的那一极，而不是穷的那一极。因此在介绍市场经济理论时，对于其负面作用故意避而不谈。但谈也好，不谈也好，现实已经说话了。市场经济刺激个体积极性的作用已经发挥出来，但其负面作用也已经显露无遗。　　

我们的对策是通过社会保障来解决低收入人群的生活问题。这么做固然是一种方式，但并不是最好的方式。首先，社会保障纵使运行得好，也不过能保障低收入群体的最低生活。至于两极分化问题，依然不能解决；其次，受方方面面因素的影响，不仅以前这项工作没有做好，而且将来可预见的时间内，这项工作也不可能做得令人满意。社会主义要实现共同富裕，并不仅是让低收入群体不至于饿死。如果这样，西方有些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做得很好，何必再搞什么社会主义呢？我们向西方学习的目的是搞好我们的社会主义，而不直接学成资本主义。如果学习的目的是我们自己也变成资本主义，那么且不说我们不可能学得像西方的资本主义一样好，就算学成了西方式的资本主义，仍然不能解决目前西方社会存在的社会矛盾、经济矛盾。再说，跟在别人的屁股后面跑，绝对跑不出一个世界强国的。　　

所以一说起市场经济，就忘记了社会主义，就忘记了市场经济的负面作用，是绝对错误的。我们在采用市场经济这种资源配置模式时，应当时刻注意抑制其负面作用。做到这一点，首先要确保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切实为全民利益、集体利益而运作，为了公共服务、公共利益而运作。其次，对个人收入做出上限限制，并且这个上限不能太高，只要足以发挥市场经济刺激个体积极性的目的即可。实践证明，仅靠个税、遗产税等方式，并不能调节收入差距。第三即是前面所说，让全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切实享受到国企、集体企业的收益，而不仅是让老总及其员工享受。把市场经济捧到天上的人，不是真地信奉市场经济，而是看准了可以利用市场经济的负面作用使自己牟取最大的利益。他们是在为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演变张本。　　

四、党组织坚定的组织性、纪律性。　　

党员队伍扩大了，党组织的组织性、纪律性削弱了。党员素质参差不齐，入党动机不纯，政治觉悟不高，甚至不明白党的宗旨是什么的党员都占一定比重。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发挥不出来，特殊情况下党组织战斗堡垒的作用也发挥不出来。八九年的六四事件中，我们党应当说已经吃了这方面的亏，这个教训应当记取。不少地方党组织几近陷于瘫痪。党员的纪律性普遍不强，纪律处分只有在闹得不可收拾的时候才予以适用。　　

基层党组织队伍涣散，正常的组织生活基本没有开展。各级党组织上传下达的作用被简化为只有下达，而没有上传。下级组织执行上级组织决定打折扣，向上级组织汇报情况不实，报喜不报忧，无喜捏造，有问题掩盖的情况很普遍。汇报总结中没有一点问题，实际上问题成山，只是故意隐瞒不报。上级检查永远是形势一片大好，而检查过后不出这问题就出那乱子。组织生活中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贯彻得很不好，书记多半搞一言堂。党组织集体智慧、集体领导的优越性被不稳定、不可靠的个人英雄主义代替。这一点在基层党组织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基层组织的领导干部普遍存在官僚主义作风。党扎根于群众之中关键靠基层党员，基层党员的作用发挥不出来，基层组织的领导干部又不能深入到群众中去，不能了解群众生产生活的真实情况，看问题做决定主观主义倾向严重。乡镇党委书记接触到的最低级别的群众是村支书，而县委书记想听群众一句真话都难。去年发生的某地县委干部下基层，一农民欲反映问题遭乡镇干部殴打的事，说明基层组织向上级隐瞒情况的问题已经相当严重。解放战争时期，党中央有些发向各地的电报稿都是毛泽东亲自起草，而今乡镇党委书记的讲话，都必须由秘书代拟讲话稿，这看起来是个小问题，但实际反映出很重的官僚主义习气。官僚主义习气使党组织不仅脱离了群众，而且使党的领导干部也脱离了基层党员。　　

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存在严重的问题。决策做出后，执行结果如何，就取决于干部了。上级决定，下级不能很好的执行，原因很多，不排除决策不科学，难以执行的因素，也不排除下级领导干部为了小集团利益故意抵制的因素，但因选用领导干部不当，造成执行能力差的情况也确实存在。任人唯亲的现象也是相当普遍的。群众把这戏称为“省部级干部是生出来的”，其实各级领导干部有多少不是生出来的？以前皇帝世袭，爵位可以世袭，但真正的行政长官却不能世袭，今天某些地方选任领导干部的做法，却隐隐然有世袭的味道了。群众对此意见很大。其实除了群众有意见之外，更要紧的是，在自己亲属的小圈子内选拔，干部的优秀程度必然有限，把没有多少能力的干部选拔进来，而把优秀的人才排挤在领导干部的圈子之外，甚至直接将其推到自己的对立面，那么将来的态势可能就是一群蠢才领导一群人才，结果如何，可以想见。古时的任人唯亲，毕竟还是要在自己亲属的圈子里选拔一些优秀的人才，以便在关键时候能帮自己一把，所以能力也往往被看重。而今之任人唯亲，则是如有可能，尽量使自己所有亲属都“升天”，囿于干部任职回避制度的规定，选拔了来帮自己不太可能，目的不过是在公共资源中让自己的亲属分享一杯羹，所以能力如何并不怎么被重视。　　

五、切实有效、针对性强的宣传教育、有份量的文学艺术作品　　

宣传教育能否达到预期的效果，与方式有很大关系。老师上课，学生只在下面听，记笔记，没有互动，没有学生的积极参与，我们称之为填鸭式教学。如今填鸭式教学的改革尚未完全到位，宣传部门又染上了填鸭病。在这方面，宣传部门做得还不如采用填鸭式教学方式的老师。因为老师上课毕竟还要看看学生听课的表情，如果表现出乏味，还要调整一下语言、语速、语调等。而宣传部门标语一挂就OK，有人看没人看就不管了。　　

学习科学发展观活动，生怕流于形式，于是检查学习笔记，岂不知这正是流于形式。学习笔记不过是抄抄而已，是不是真学明白了，真地将所学知识应用到实际工作中了，学习笔记能反映什么。文艺作品缺少内涵，缺少真正能使人产生感悟的东西。歌曲、曲艺、影视剧，使人放松一下，笑一笑，没有什么不可以，但如果除此之外，再也没有能使人心灵震撼的作品出来，那么就应当说，这个工作失败了，而且是非常失败。路遥的《平凡的世界》，论起来，其文笔并不怎么出众，也很少有什么妙语，但通读下来，时而让人头发根直竖，时而让人忍不住落泪。让人头发根直竖的恐惧是因为感到自己人生的虚度而恐惧。今天，已经很少能看到这样的作品了。作家也官僚主义了，他们的作品里已经没了生活。报告文学写成了科幻小说，没有体验生活，只有闭门造车。　　

影视作品也仿照国外搞了几个大片，结果可以说是一塌糊涂，这倒也不出乎意料。几个所谓名导演名演员，其实水平就那样了。艺术这个东西，没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功底，根本不可能出什么好东西。而真正好的作品，又必须是出类拔萃的。作者水平怎样，看看艺校招生的分数就知道了。国内不行，就到国外转一圈，捧个奖杯回来，忽悠一阵。就算所谓比较好的几个导演、演员的作品，也不过勉强可看，真正顶级的大师级的人物，至少现在还没发现。名气是有一些，不过更突出的是脾气，一指责便要吵闹，骂娘，颇有些官老爷习气。前两年因一个“馒头”引发了诉讼，某导演因他人对自己及自己的作品不恭就大动肝火，看来不仅水平有问题，修养也很成问题。自己的作品，别人评价一下，又不是在你请客的时候，自然有啥说啥，哪里会尽是“久仰”“幸会”之类的过年话，这不在预料之中吗？搞笑的是，支持“馒头”作者的人比支持名导的人多得多。你搞得太艺术，观众多半不懂，也是难免，那么就不要让他们看好了，但此前的媒体炒作，却摆明了是希望观看的人越多越好。到国外拿个奖，却偏偏外国人又不怎么看，还要拿来忽悠国人，真不知道这是搞得哪一出。　　

其实不仅艺术，所有东西，只要一沾上钱、权力，就会走样，重量级的人物就不会产生。中国足球就是这么完蛋的。真正有影响的人物会产生在哪里呢？就是在那些不为钱，不为名，不为权，仅仅以此为乐的人堆里产生。文艺、思想、社会科学之类领域，要想出人才，绝不能搞市场化或产业化，唯一办法就是选择乐于从事此业、不计较个人得失、且在这方面有一定天赋之人，为其提供必要的生活、工作条件，出不出成果都不要逼他，让他自己去搞创作，也不要考核，成绩如何，让社会去评价，让群众去评价，让历史去评价。养一千个人，只要养出一个孔子、老子、孟子、梅兰芳、候宝林，那也是大赚特赚。当然不是赚钱，而是赚社会效益。除此之外，别无办法。如果还是采用原来市场化、产业化的办法，那就等着听菜鸟叫吧。有人说，《泰坦尼克号》不是这么运作出来的么，不是很好吗？我说我们跟他们情况不一样，再说，有什么好的？我就没看出来。孔子厉害不？不是市场化的结果。曹雪芹厉害不？穷死的。毛泽东厉害不？他的作品没有一件是为赚钱写的。中国古代为什么出了那么多重量级的人物？我看也不算多。他们当时之所以有所成，首先是物质生活有保障，其次是以其从事的项目为乐。如果中国古代就能采取我前面提出的措施，中国的历史会更辉煌。今天采用我的建议，我想十年以后，今天摇头晃脑的所谓名家们可能要羞死。　　

我们今天强调软实力，很有道理。有人一提软实力，便要比较中国进出口文艺作品的款额。我想这些人的脑子一定是让驴踢了，离了钱他们就不能活着。软实力最重要的作用不是赚钱，而是一个民族真正强大的根本。有了软实力，霍金能变成泰森，没有软实力，泰森会变成霍金。赚钱的作用跟这个作用比起来，根本不值一提。　　

以上几个方面的问题，我认为是亟需解决的。这些问题不解决，不仅关系着中国是否能够成为一个真正的强国，而且关系着今后中华民族的兴衰荣辱。　　

以上是我的个人浅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