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43章

　　“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

　　话说1968年4月3日，中央农业部经毛泽东批准，印发了《全国学大寨劳动管理经验现场会议纪要》。《纪要》中总结大寨的劳动管理经验主要有7条：

　　1、以“一心为公劳动，自报公议工分”为特点的大寨劳动管理经验，是在两条道路两种思想的斗争中产生的，是在批判繁琐复杂的定额包工制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是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的结果，是毛泽东思想的产物。

　　2、大寨劳动管理经验最根本的一条，就是突出人的因素，做好教育人的工作。狠抓教育的核心仍然是破私立公，狠狠批判“为工分种田”的思想。

　　3、大寨劳动管理制度体现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它最相信群众，最依靠群众，最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

　　4、坚持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是大寨大队的一条根本制度。

　　5、合理安排农活，合理组织劳动力，是大寨劳动管理的一个重要内容。

　　6、正确贯彻“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

　　7、高举革命的大批判旗帜，大破大立。高举革命的批判大旗，彻底批判以“工分挂帅”、“物质刺激”为核心的修正主义管理制度，肃清其流毒，改革不利于巩固和发展人民公社经济、不利于社员思想革命化的制度，大力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的新制度。

　　4月6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同意湖南省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批示稿上写道：

　　“建议在这个文件上，杨成武、张平化均不点名，留有余地，将来要点也不迟。”

　　接着，毛泽东在审阅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起草的关于帮助外国人员进行训练的文件时，将其中“主要是宣传全世界革命人民的伟大导师毛主席和战无不胜的 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句中的“全世界革命人民的伟大导师毛主席和战无不胜的”21字删去，并批示道：

　　“这些空话，以后不要再用。”

　　4月8日，湖南省革命委员会宣告成立。革委会的主任、副主任及其他常委是：

　　主任：黎原，51岁，河南息县人，47军军长。副主任：龙书金，58岁，湖南茶陵人，湖南省军区司令员;华国锋，47岁，原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章伯森，54岁，原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副省长;杨大易，50岁，四川苍溪人，湖南省军区副司令员;刘顺文，55岁，解放军长沙政治干部学校校长;胡勇，32岁，长沙汽车电器厂工人，湖南长沙“工联”(革命造反派工人联合委员会)负责人，省革委筹备组成员;叶卫东，30岁，长沙市第1中学教师，湖南“湘江风雷”(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湘江风雷挺进纵队)负责人，省革委筹备组成员，共青团员。

　　其他常委：刘善福，53岁，47军副军长;郑波，48岁，47军副军长;李振军，50岁，47军副政委;张立宪，50岁，湖南省军区副政委;张骥，46岁，原47军141师政委，湖南省军区政治部主任，长沙市革委会主任，省革委筹备组成员;梁春阳，53岁，原湖南省经委副主任;万达，50岁，原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孙云英，51岁，原中共长沙市委书记，现长沙市革委会副主任;张厚，49岁，山西交城人，原中共邵阳地委代理书记;王敬，44岁，原湖南省外贸局局长;唐忠富，34岁，长沙国营曙光电子管厂工人，长沙“工联”负责人，中共党员;尚春仁，42岁，原中共湖南省监委处长，中共湖南省委机关永向东革命造反战斗团负责人，中共党员，省革委筹备组成员;梁玉吉，52岁，《湖南日报》社工人，“红色新闻兵”负责人，省革委筹备组成员;陈勇，25岁，中南矿冶学院学生，中南矿冶学院“井冈山兵团”负责人，省革委筹备组成员;李敬林，35岁，湖南省航运局船上指导员，“湘江风雷”负责人，中共党员;邹定国，22岁，湖南省水电厅设计院工人，“孙大圣挺进军”负责人，省革委筹备组成员;雷志忠，32岁，湖南省汽车运输公司干部，“工联”负责人，中共党员;金世钧，26岁，湘潭市航海俱乐部运动员，湘潭“红造联”负责人;许云秋，36岁，株州市冶炼厂工人，株洲“工联”负责人;张万宏，51岁，会同县深冲林场党支部书记;江才香(女)，21岁，湖南酃县人，酃县水口公社水中大队农民，民兵营长，广州军区军民双学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

　　4月10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祝贺湖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的社论《芙蓉国里尽朝晖》。社论中用黑体字刊出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

　　4月10日这一天，周恩来让秘书打电话，向聂荣臻传达了毛泽东的批示。

　　原来在4月7日，聂荣臻因被人说成是杨成武的黑后台，就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说明自己对杨成武的看法和历史上与杨成武在一起工作的情况，并要求与毛泽东面谈一次。毛泽东在批示中写道：

　　“荣臻同志，信已收到，安心养病，勿信谣言。”

　　不久，聂荣臻见到了毛泽东，他说：

　　“主席，你给我的批示：安心静养，勿信谣言，我看了。林彪他们说我是杨成武的后台，我去看了林彪。他打倒杨成武的理由，是没有理由的理由。”

　　毛泽东说：

　　“什么后台?你不要背包袱。如果讲杨成武的后台，第一个就是我，毛泽东;第二个才轮到你，聂荣臻。”

　　4月16日，毛泽东发表支持美国黑人抗暴斗争的声明。

　　原来在4月4日，美国白人种族主义者枪杀了黑人牧师马丁.路德.金，美国黑人掀起了全国性的抗暴斗争，美国一些主要城市陷入一片混乱，美国当局出动军队进行了镇压。

　　毛泽东在这份声明中说：

　　“马丁.路德.金是一个非暴力主义者，但美帝国主义并没有因此对他宽容，而是使用反革命的暴力，对他进行血腥的镇压。”“美国黑人的斗争，不仅是被剥削、被压迫的黑人争取自由解放的斗争，而且是整个被剥削、被压迫的美国人民反对垄断资产阶级残暴统治的新号角。他对于全世界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对于越南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是一个巨大的支援和鼓舞。我代表中国人民，对美国黑人的正义斗争表示坚决的支持。”

　　4月26日，《红旗》杂志发表评论员文章：《对派性要做阶级分析》。文章中用黑体字刊出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

　　“党外有党，党内有派，历来如此。”

　　“除了沙漠，凡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一万年以后还是这样。”

　　4月29日，中国人民解放军陕西省支左委员会在《关于成立陕西省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中写道：

　　“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

　　我们怀者万分激动的心情，代表陕西省两千一百万人民，衷心祝愿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并向毛主席和党中央汇报陕西省革命委员会的筹备情况。”

　　“在毛主席最新指示的指引下，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发展很快。根据中央、中央文革负责同志关于‘就地搞协商’的指示，我们组织各革命群众组织，展开了广泛的协商工作，并在此基础上，成立了陕西省革命大联合协商会议，先学习，后协商，边学习，边协商，把协商的过程变成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落实毛主席最新指示的过程。因而，在充分协商后，先后成立了西安地区工代会、农代会、中等学校红代会和陕西省大专院校红代会。西安地区的工厂企业单位，90%以上实现了革命大联合，并有一批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全省24所大专院校，21所实现了革命大联合，其中13所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全省8个专区、3个省辖市，已有两个专区、两个市成立了革命委员会，5个专区、1个市成立了革筹协商机构;94个县(市)，已有22个成立革命委员会，48个成立了革筹协商机构。”

　　“陕西省革命委员会的组成，经陕西省革命大联合协商会议第4次会议充分协商，现提出如下方案：

　　一、省革命委员会拟由149委员组成。其中，革命群众组织代表83名，占55%(工人代表33名，贫下中农代表15名，红卫兵代表26名，机关及其他革命群众组织代表8名);军队代表29名，占20%;革命领导干部29名，占20%;8名留作机动，占5%。

　　二、拟从革命委员会中推选出35名常委。其中革命领导干部6名：李瑞山(原省委第二书记)，肖纯(原省委书记处书记)，李斌(原省地质局党委书记)、刘国声(原省水电厅厅长、省委委员)，鱼得江(原省农业厅厅长，省委委员)，暂缺一名;军队干部7名：黄经耀(省军区司令员)，胡炜(21军军长)，杨焕民(兰州军区空军司令员)，谷凤鸣(省军区第三政治委员)，刘建功(二十一军政治委员)，方升普(兰州军区空军副司令员)，白辛夫(总后勤部驻西安办事处主任);工人代表10名：张培信(工联负责人)，马希圣(工总司负责人)，安文保(工联负责人)，吴文杰(工总司负责人)，王法政(工交捍卫军负责人)，单英杰(工矿总部负责人，宝鸡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郭传铭(铜川二.一二派负责人)，姚荣斌(铜川二.一九派负责人)，暂缺两名(女工);贫下中农代表4名：田杏云(女，农民，农总会负责人)，马金台(大队支部书记，农总司负责人)，李守林(大队党支部书记，全国人大代表、劳动模范)，王凤琴(女，大队党支部书记，专区劳动模范);红卫兵代表6名：李世英(西安交通大学革委会主任)，孙福林(统指负责人，西北工业大学革委会主任)，李洪明(红造司负责人，西安军事电讯工程学院革委会主任)，杨梦云(女，统指负责人，西安冶金建筑学院革委会主任)，暂缺二名(中学、男女各一名)，机关及其他革命群众组织代表2名(暂缺)

　　三、 建议由李瑞山同志任革委会主任，黄经耀、胡炜、杨焕民、肖纯、张培信、马希圣、单英杰、王凤琴(女)、李世英、孙福林、杨梦云(女)11名同志任革委会副主任，并另留几名副主任名额，待以后增补。”

　　4月3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关于成立陕西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中发[68]67号：

　　“毛主席批示：照办。

　　中央同意中国人民解放军陕西省支左委员会4月29日关于成立陕西省革命委员会的报告。

　　中央同意陕西省革命委员会由149名委员组成;同意所提35名常委;同意由李瑞山同志担任革命委员会主任，黄经耀、胡炜、杨焕民、肖纯、张培信、马希圣、单英杰、王凤琴(女)、李世英、孙福林、杨梦云(女)11名同志任副主任，并另留几名副主任名额，待以后增补。”

　　“中央希望，陕西各革命群众组织，在省革命委员会领导下，响应我们伟大领袖的号召：‘在革命的原则下，按照系统，按照行业，按照班级，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巩固和发展革命的三结合，搞好各单位的斗、批、改。

　　省革命委员会要进一步开展“拥军爱民”的运动，不断增强军民之间、军政之间和各部队之间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革命团结。

　　陕西已成为我国的重要工业基地之一。省革命委员会必须认真贯彻执行‘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方针，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节约闹革命，反对经济主义，防止无产阶级敌人的破坏，争取革命、生产双丰收。

　　‘革命委员会要实行一元化的领导，打破重叠的行政机构，精兵简政，组织起一个革命化的联系群众的领导班子。’省革命委员会必须坚决执行毛主席的这一重要指示，为无产阶级掌好权，用好权，建立一个真正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权力机构。

　　陕西是革命圣地延安的所在地。省革命委员会要有更大的责任感，为继承和发扬延安的光荣革命传统，更高的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突出无产阶级政治，领导全省人民，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把陕西省建设成为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

　　1968年5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重要通讯，报道了《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同首都五十万军民欢庆“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消息。报道中说，登上天安门城楼的中央领导人有：

　　“毛主席、林副主席、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朱德、李富春、陈云、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董必武、陈毅、刘伯承、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

　　此时，江青在中央领导人的排名中已经跃到了第9位。

　　据1967年10月调到江青身边的机要秘书杨银禄回忆说：“她有一头乌黑铮亮、厚厚的头发，男式背头发行，梳理得很利落，还不时的用小木梳理几下。她五官端正，眼睛虽不是双眼皮，但大小适度，并不难看。脸上的皮肤细润光滑，没有一丝皱纹，只是鼻尖右侧长有个褐色小痣。身材细长(后来听医生说她身高一米六六)，54岁的人了，腰不弯，背不驼，身子挺拔，走起路来也比较好看。她当时穿一身绿色军装，看上去很得体。总之，江青的面貌体态比较标致，并不像刚刚粉碎‘四人帮’的时候，社会上传说的那样丑陋，什么都是假的。”

　　5月7日，是毛泽东发出《五.七指示》两周年纪念日。这一天，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开始组织大批机关干部下放劳动，在庆安县柳河办了一所农场，定名为“五.七干校”。

　　5月8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说：

　　“整出来的刘少奇的材料，也不能全信。比如说他1946年冬季和美国勾结，组织反共同盟军，要美国大规模出兵打共产党，并且要沈其震(地下党员，医务工作者——笔者注)经过司徒雷登介绍去见杜鲁门、艾奇逊。有些材料是故弄玄虚，是骗我们的，是耍我们的。”

　　周恩来接着说：

　　“说刘少奇当时去南京，见过孙科、宋子文，我看不一定。”

　　毛泽东说：

　　“还是一个不杀好，留下来的人总有用处嘛，一可以劳动，二可以当证人。例如刘少奇在东北的事情，就是找到了当时审讯他的人。如果都杀了，这些征人也就没有了。”

　　“我们在延安就规定了一个不杀、大部不抓。随便杀人没有手续不好，抓人抓多了也不好。搞逼供信，不讲也得讲。我们还是应该重证据，重旁证，不要重口供。”“抓一个人来审，这时一般的心理状态，就是希望他供出来的越多越好。”“凡是拼命的逼，他就会供，供了你就会相信，又会要许多人这样去供。这样做也不好。”

　　毛泽东在讲到一个实例时，说道：

　　“投降过国民党就永远忠实于国民党，投降过共产党就永远忠实于共产党，这个规律我就不信。有些人被敌人抓住了，放出来了，登报了，但不一定永远依靠敌人。他还参加了长征，参加了抗日嘛，没有做过大坏事。一抓历史，后一段就都否定了。但也不能讲投降是好事。”

　　尔后，毛泽东和林彪接见了在京参加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解放军代表和各地党政干部及群众代表。陪同接见的有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李富春、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谢富治等人。

　　5月11日，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说：

　　“整顿队伍，把坏人抓出来，基本上是对的。自从我说了文化大革命是国共两党战争的继续后，抓了一批国民党坏人。抓坏人还是要搞，但是要有条件，要有人掌握。搞到什么时候，就要煞车。”

　　“十六条规定，现行反革命就是杀人、放火、放毒、破坏国家财产。贴了几张反动标语，也不一定要抓嘛!总之，现在现行反革命的范围相当扩大。”“只要不是真特务、真反革命，就不要那么去搞，不要使人毫无出路。”

　　“对群众是保护还是镇压，是共产党同国民党的根本分别，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根本分别，是无产阶级专政同资产阶级专政的根本分别。”

　　5月16日，毛泽东在审阅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工业军管小组关于请毛泽东接见参加第七机械工业部一个会议的代表的请示报告时，在报告中的“世界革命中心——北京”一句下面划了双线，并批示道：

　　“这种话不应由中国人口中说出，这就是所谓‘以我为核心’的错误思想，要予以指正。”

　　5月16日这一天，从湖北省黄州市各地赶往林彪的故乡林家大湾的各界代表人物，及当地群众3万余人，在湾里举行了隆重而盛大的“最热烈庆祝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巨幅画像落成暨最热烈欢呼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五.一六通知”发表2周年”大会。

　　5月1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了题为《划时代的文献》一文，文章中写道：

　　“革命的大批判使无产阶级在思想上取得了统治地位，使无产阶级革命派不仅在组织上打倒党内一小撮走资派，而且在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把他们彻底打倒，从而巩固了在政治上、经济上取得的统治地位。”

　　5月18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发出《重要通知》，《通知》中写道：

　　“最近毛主席批评了在一个文件中‘世界革命的中心——北京’这种提法。毛主席一再指出：‘这种话不应由中国人口中说出，这就是所谓以我为核心的错误思想’。毛主席的批评，引起各级党、政、军、群及驻外使馆的注意。今后，不论在报刊上(包括各种小报)，在内部文件中，在各种讲话中，特别在接待外宾时，一律不再使用‘世界革命中心’这种说法。”

　　5月19日，毛泽东在姚文元5月13日呈报的《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上，作了批示。

　　姚文元在呈交报告中写道：“此件总结了清理阶级队伍中的一些政策性问题。”

　　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的基本经验是：

　　“放手发动群众，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最大限度孤立和狠狠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

　　毛泽东在批示中写道：

　　文元同志：

　　建议此件批发全国。先印若干份，分发有关同志，然后在碰头会上宣读一次，加以修改，再加批语发出。在我看过的同类材料中，此件是写得最好的。此厂情况，我已从个别同志那里听过两次，你是否可以去那里看一看，问一问?

　　毛泽东

　　5月20日，《人民日报》报道了毛泽东和林彪接见来自全国各地两万多名人民解放军战士的消息，报道中说：

　　“伟大导师、伟大领袖毛主席神采奕奕，满面笑容，健步来到接见会场，同大家亲切见面。这时全场一片欢腾。毛主席十分高兴的从接见会场主席台的一端走到另一端，向大家频频招手，热烈鼓掌。”

　　报道中又说，受到毛泽东和林彪接见和陪同的人有：

　　“中国人民解放军各总部、国防科委和有关方面的负责同志粟裕、李作鹏、邱会作、刘贤权、王树声、李天佑、王新亭、温玉成、张池明、张令彬、谭甫仁、萧力、罗舜初。

　　中国人民解放军各军种各兵种的负责同志萧劲光、王宏坤、张秀川、罗元发、邝任农、王辉球、曹里怀、陈仁麒、吴烈、陈士榘……”

　　报道中还说，大家一致表示：

　　“我们永远以林副主席为光辉榜样，无限忠于毛主席，无限忠于毛泽东思想，无限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我们坚决遵照林副主席的指示：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

　　5月20日下午，毛泽东在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话时说：

　　“刘少奇这个案子，现在差不多了。”

　　5月29日，毛泽东在外交部“关于加强宣传毛泽东思想和支持西欧、北美革命群众斗争的建议”上批示道：

　　“第一，要注意不要强加于人;第二，不要宣传外国的人民运动是由中国影响的，这样的宣传易为反动派所利用，而不利于人民运动。”

　　5月间，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提议，召开八届十二中全会，以便为召开“九大”做准备。毛泽东问道：

　　“八届中央委员里，还有多少能够参加会议?有问题的有多少?够不够半数?文化大革命是一次最大的审干运动，把许多的叛徒、特务、走资派都清查出来了，成绩是主要的。但是，也要使这次全会开得合法呀。”

　　周恩来说：

　　“中央文革小组可以就八届中央委员的情况，向政治局做个调查报告，然后政治局审查通过。由于康生同志对情况比较了解，在延安的时候就做过这方面的工作，现在又是文革小组的顾问，可以由他负责全面。”

　　常委会一致同意了周恩来的建议。

　　1968年6月3日，毛泽东、林彪接见南京军区、沈阳军区、各总部、各军兵种团以上干部参加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成员2万余人。陪同接见的有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谢富治;还有李富春、董必武、陈毅、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人。

　　接见结束后，毛泽东在与陪同接见的领导干部谈话中说：

　　“广西的武斗，主要是柳州、南宁。桂林最近也要打。我看里面有鬼。外省有不少人在柳州，抢了1800多万发子弹。”

　　6月21日下午，周恩来陪同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于18日第二次来华访问的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毛泽东先问坦桑尼亚驻华大使说：

　　“你来了多久?”

　　大使回答说：

　　“不到两年。”

　　尼雷尔插话说：

　　“他对你们的文化大革命比较了解。”

　　“比较了解?” 毛泽东感到很诧异，兀自又摇摇头，说：“有些外国记者宣传红卫兵坏得很。他们要闹，就让他们闹嘛，他们想闹嘛!有些人就着急了，他们是不反对你们的。”

　　尼雷尔没有完全听懂毛泽东的话，脸上不悦，他说：

　　“我们也没说他们反对我们，我们从来不对红卫兵表示不满。”

　　毛泽东解释说：

　　“中国派到外国去的人也有不好的，有些是不知道怎么做，有些就是干坏事的。”

　　周恩来说，中国在坦桑尼亚的纺织专家组有一个翻译，背着使馆非法组织绿卫兵，被坦方保安部队发现后，由使馆押送回国处理。毛泽东立刻显出怒意，他说：

　　“他们搞大国沙文主义，欺负驻在国，不尊重驻在国领导。背着当地的领导，也背着我们干坏事。遇到这样的事情就应该提出来，我们把他撤回来。”

　　尼雷尔再三解释说：

　　“这是一件小事，我说老实话，在中国专家中总的是好的，坏的只有一两个。”

　　毛泽东慢慢平静了下来，他说：

　　“希望你们警惕这样的人。”

　　毛泽东又谈到了国内的情况，他说：

　　“过去我们留下了一些表现比较好的国民党人，这是我们的政策。我们没有教授、教师，没有办报的，没有艺术家，也没有会讲外国话的，只好收罗国民党的一些人或者比较好的一些人。有一些是国民党有计划的隐蔽在我们的工厂、政府机关和军队里。”“当然不是所有教授、教师、技术人员一个也不好，不是这样，但有一部分很不好。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清理他们，加以清理，好的继续留下来工作，坏的踢开。”

　　尔后，毛泽东饶有兴趣的问起坦桑尼亚的天文地理：

　　“你们那里有很高的山吗?”

　　尼雷尔回答说：“有。”

　　“山上有雪吗?”

　　周恩来插话说：

　　“乞力马扎罗是非洲最高的山，坐落在赤道附近，山上有雪。”

　　毛泽东颇为惊讶，他说：

　　“赤道与雪山，就像火与水，是不相容的，可是它们却在一起相映成趣，真是不可思议!”

　　毛泽东又发奇想，问道：

　　“山上有老虎吗?”

　　尼雷尔笑了，说：

　　“没有。非洲没有老虎，因为老虎是亚洲的动物。所以，您讲的‘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我们没有办法翻译成本地语言。”

　　翻译将此话一译出，客厅里顿时响起了轻轻的笑声。周恩来待笑声过后，说道：

　　“我们已从外电获知，坦桑尼亚新闻报刊，已经报道了我在欢迎尼雷尔总统的宴会上谴责新殖民主义的时候苏联等一些国家使节退席的消息。”

　　尼雷尔吃惊地说：

　　“总理，你了解消息比我们还快。”

　　毛泽东一举香烟，笑道：

　　“他是一个消息灵通人士!”

　　6月30日，毛泽东、林彪接见人民解放军济南、广州、兰州军区部队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成员2万余人。陪同接见的有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李富春、江青、张春桥，参加接见的还有董必武、陈毅、刘伯承、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人。

　　1968年7月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为解决武斗问题，发出了一份《布告》，即“七三布告”。

　　7月5日，邓小平将他从6月20日开始动笔写的约3万字的《我的自述》，递交给中共中央。

　　邓小平在这份自述中，对他没有参加“百色起义”的原因、执行“立三路线”及在1930年底担任红7军政委期间在部队处于危急关头离开红7军的“严重的政治错误”是这样写的：

　　“1929年年夏，蒋桂战争之後，俞作伯任广西省政府主席，李明瑞任广西督办公署主任。俞极力表示进步，要求我党派干部去他部队工作，党中央即派我作为中央的代表同俞接洽。在南宁过了一个月左右，情况发生了突然变化，我们决定举行南宁起义，报告了中央并得到批准。9月的一天，我们带领第4、第5两个大队和教导团的一部分举行了革命兵变。第4大队由张云逸同志率领开往百色，我是同4大队一道走的。第5大队由俞作豫同志率领开往龙州，李明瑞是随5大队行动的。後以4大队为基础成立了红7军，以5大队为基础成立了红8军。”

　　“广西右江地区，是一个比较有群众基础的地区，这里有韦拔群同志那样的优秀的很有威信的农民群众的领袖，东兰、凤山地区是韦拔群同志长期工作的地区，是很好的革命根据地，这给红7军的建立与活动以极大的便利。我们一到百色，准备打红旗，决定於1929年11月7日起义。起义前夕，在10月下旬，突得上海中央电报，要我去报告工作。我在同张云逸等同志作了布置之後，於11月初由百色去龙州，到龙州後，对李明瑞、俞作豫作了一些工作，并开了党员干部会，大家同意打起红旗，成立红8军。我在布置之後，即由龙州动身，於1930年2月初到了上海，向中央作了报告。中央批准了我们的行动，令我回广西任7军政委和区委书记兼8军政委。1930年3月间，我回到龙州红8军，向李明瑞、俞作豫等干部传达了中央指示。当时左江形势日益困难，我同他们商定，不能立足时，可向7军靠拢。红8军成立不久，被敌袭击，损失大部，俞作豫去了香港，後被国民党逮捕杀害了。红8军剩下几百人(约半个团)由袁振武等同志带到了右江，合并到7军里面了。红7军回到右江，大约是七、八月间，我同张云逸等同志汇合了。”

　　“大约在1930年10月中下旬，突然来了中央代表邓刚，向我们传达了立三路线，大讲全国革命高潮已经到来，指令红7军立即出动，其具体任务是3句口号，即‘打到柳州去’，‘打到桂林去’，‘打到广州去’。全军听了都很兴奋，於是在11月初誓师，留韦拔群同志和不多的地方武装坚持右江根据地，主力约7000人就向东出发了。这时我的思想情况是，听到全国革命高潮到来，确很兴奋，但同时感觉依靠这几千人，百色都未打下，李宗仁、白崇禧已在广西恢复了统治，要想打下柳州、桂林，是没有把握的，因是中央命令，只有坚决执行。邓刚还传达了中央的批评，说我们在右江的土地政策(这是我在中央时从红四军报告中学得的平分土地的政策)是执行右倾的富农路线，我对此也感到不快。”

　　“对於立三路线，听了中央代表的传达，确实是兴奋的，并未觉得有什麽不对，只是从以7军本身力量来执行那样大的3个口号的任务，是困难的，又只是从打柳州这样的具体问题上提出了意见，那时根本没有什麽路线问题的认识和觉悟。经过一番争论，我终于全部接受了立三路线，结果使红7军脱离了右江的根据地，又错误的决定了打武冈，进行梅花战斗，使部队受到很大损失，我作为前委书记，对此要负主要责任，这是无可推卸的。”

　　“红7军在立三路线的影响下，连打了几仗，部队损失很大。过乐昌河时，部队被敌人截断了。张云逸同志率领的军直和一个团同我们失去了联络。我同李明瑞、许卓等同志带领的一个先头团，摆脱了敌人，继续前进，大约在1930年底到了江西崇义。从当地特委处得悉，中央开了四中全会，王明等人上台，我内心有所震动(这点没有向别的同志谈，我对王明向无好感)，同时崇义敌情并不严重，我即动了到上海向中央报告工作的念头。当时前委只有许卓、李明瑞和我3人，我的想法得到了许、李的同意，并商定我离开期间，由许卓代理前委书记。随後，我同许离开崇义城，去特委布置建立根据地的工作，不料在回崇义途中，得悉有了敌情，听到崇义方向的枪声。那时我因为到上海向中央报告工作，是前委已经决定了的，敌人来後部队就会转移，特委机关也会转移，就同许卓商议，由他回部队，必要时可向井冈山靠拢。我就动身於1931年初到了上海，很快向中央报了到。”

　　“关於我离开红7军到中央报告工作的问题，在1933年博古的中央反对江西罗明路线时，曾对此事提出正式审查，令我写了书面报告。我在报告中提请向当时在中央军委机关工作的许卓询问，以後再没有要我进一步写报告了。现在我认识到，当时失去联系的两部份部队还没会合，立足未稳，作为主要负责人的我，在这种情形下离开部队是绝对不应该的，是严重的政治错误。”

　　邓小平关于他在抗战时期的错误是这样写的：

　　“1940年前後，我们碰到两个问题，一是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反摩擦斗争，一是百团大战。当时彭德怀奉行王明路线，叫我们在反摩擦斗争中，要尽可能避免摩擦专家张荫梧、石友三等向蒋介石告状。我有很短一段时间受了所谓“避免告状”的影响，未能放手进行反摩擦斗争，这虽未更多的影响我们的反顽斗争和抗日斗争，但不能说不是受了彭德怀所奉行的王明路线的影响。关于百团大战，我当时不知道未经中央军委、主席同意，也未过问，而是坚决执行了彭德怀的命令的，执行了错误路线(当时不了解这是路线错误)。随後我曾在写文章中赞扬过百团大战，也是很错误的。”

　　“大约在1943年春，在太行分局开的一次干部会议上，彭德怀到了，讲了很多谬论，就是他那一套所谓平等、自由、博爱的资产阶级民主观点，口气也是训人的，对这对那都批评，引起到会其他人特别是薄一波等人的批驳，双方争论很激烈。当时我对彭德怀的一套是不同意的，但对薄一波等人的观点也有不少是不赞成的。我作为分局书记，在作结论时，完全采取了调和立场，避免触及双方的争论，只正面说了根据地建党、建政、群众工作、对敌斗争等问题。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说：‘折衷主义即机会主义’，回想起来(过去不是这样认识的)，这是一个重大的政治性质的错误。在1945年5、6月间我到延安後，向主席报告了这次会议的情况，并把我在这次会议的结论原文呈交主席了。”

　　关于在建国后工作，邓小平写道：

　　“1952年我到北京工作以後，特别是被‘八大’选为中央总书记的10年中，我的头脑中，无产阶级的东西越来越少，资产阶级的东西越来越多，由量变到质变，一直发展到推行了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变成了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之一。”

　　“1955年刘少奇砍掉二十几万个合作社，据揭发我也是参与者之一，我当时没有管农村工作，在讨论时我讲了些什么记不起来了，但思想上对农业合作社发展过快，怕不巩固的想法是有的。”

　　“准备党的‘八大’时，指定我主持修改党章。在修改的党章中，删去了‘七大’党章中以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的内容，这个重大原则问题虽然不是由我提出的，但我是赞成的。我的这个罪过，对于党和人民，对于社会主义事业，带来了极大的损害。‘八大’会上，我代表中央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错误的评价了苏共二十大的作用，错误的提到反对个人崇拜问题。这个报告是几个人集体起草的，这一段也不是由我写的，似乎记得还是参照一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写的，但作为主持起草的我应负不可推卸的主要责任。这是一个丧失原则立场的错误。”

　　“在考虑‘八大’中央委员人选时，对过去曾有叛变行为，以後又在长期工作中有所表现的人，是否可以当中委的问题，我当时认为，对某些人可以作特殊情况处理，提为中委候选人。随即由安子文等人起草了一个文件，这个文件是完全违反党的组织原则的，是极端错误的，它给一些混入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大开方便之门。我是筹备‘八大’的一个重要负责人，我是赞成这个文件的，应负严重的责任。回想日本投降後，我和薄一波违反党的组织原则，介绍叛徒刘岱峰入党，虽然此事在组织上是经过上级批准的，回想起来，也是犯了与上述问题同一性质的政治错误。这直接违反了主席1940年12月在《论政策》这个指示中规定的‘对于叛徒，……如能回头革命，还可予以接待，但不准重新入党’这样明确的原则的。”

　　“我在担任总书记的10年中，最根本、最严重的罪行，是不突出无产阶级政治，不传播毛泽东思想，长期不认识毛泽东思想在国内和国际革命中的伟大意义。没有认真学习，认真宣传，还讲过在宣传毛泽东思想中不要简单化这类的话。”

　　“1958年实现人民公社化，我确实高兴，但在我的思想中，从此滋长了阶级斗争减弱的观点，所以在後来的长时期中，我在处理阶级斗争的问题上，总是比较右的，无论在两条路线和两条道路的斗争方面，或者在党内斗争(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方面，都是如此。”

　　“1961年我参与制定了工业企业管理条例(草案)七十条，这个文件不是强调政治挂帅、即毛泽东思想挂帅的，是包含许多严重错误的东西，我对此要负主要责任。”

　　“1962年刮单干风的时候，我赞成安徽搞‘包产到户’这种破坏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其实就是搞单干的罪恶主张，说过‘不管黄猫黑猫，抓得住老鼠就是好猫’等极其错误的话。这几年，还存在着高估产、高征购的错误，每年征购任务的确定，我都是叁与了的。基本建设项目，有些不该退的也退了。我作为总书记，对这些错误负有更多的责任。”

　　“1963年开始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有了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前十条，明确的以阶级斗争、两条道路的斗争为纲，规定了一套完整的、正确的理论、方针、政策和方法，完全没有必要再搞一个第2个十条。第2个十条是完全错误的。在杭州搞这个文件的时候，我是参加了的，我完全应该对这个文件的错误负重大的责任。”

　　“我主持书记处工作10年之久，没有系统的总结问题和提出问题，向毛主席报告和请示，这在组织上也是绝不允许的，犯了搞独立王国的错误。1965年初，伟大领袖毛主席批评我是一个独立王国，我当时还以自己不是一个擅权的人来宽解，这是极其错误的。近来才认识到，独立王国不可能没有政治和思想内容的，不可能只是工作方法的问题。既是独立王国，就只能是资产阶级司令部的王国。书记处成员前後就有彭真、黄克诚、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等多人出了问题，这是与我长期不突出无产阶级政治，不突出毛泽东思想的错误密切关连的，结果我自己最後也堕落到这个修正主义份子的队伍中了。在书记处里，我过份信任彭真，许多事情都交给他去处理，对杨尚昆安窃听器，我处理得既不及时，又不认真，对此我应负严重的政治责任。在处理对罗瑞卿斗争的问题上，我同样犯了不能容忍的严重错误。”

　　“大量事实表明，在每个重要关节，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中，我不是站在无产阶级方面，而是站在资产阶级方面;不是站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社会主义道路方面，而是站在资产阶级路线和资本主义道路方面。”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我就同刘少奇提出了一条打击革命群众、打击革命左派、扼杀群众运动、扼杀文化大革命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出来後，我才开始感到自己问题的严重。接着，革命群众大量揭发了我多年来在各方面的错误和罪行，才使我一步一步的清醒起来。我诚恳的无保留的接受党和革命群众对我的批判和指责。当我想到自己的错误和罪行给革命带来的损害时，真是愧悔交集，无地自容。我完全拥护把我这样的人作为反面教员，进行持久深入的批判，以肃清我多年来散布的流毒和影响。对于我本人来说，文化大革命也挽救了我，使我不致陷入更加罪恶的深渊。”

　　“我入党40多年，由于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改造，结果堕落成为党内最大的走资派。革命群众揭发的大量事实，使我能够重新拿着一面镜子来认识我自己的真正面貌。我完全辜负了党和毛主席长期以来对我的信任和期望。我以沉痛的心情回顾我的过去。我愿在我的余年中，悔过自新，重新做人，努力用毛泽东思想改造我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对我这样的人，怎样处理都不过份。我保证永不翻案，绝不愿做一个死不悔改的走资派。我的最大希望是能够留在党内，请求党在可能的时候分配我一个小小的工作，给我以补过从新的机会。我热烈欢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

　　7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河南省灵宝县“革命委员会”精兵简政的通讯报道。灵宝县革命委员会仅仅设立了办公室、宣传部、组织部和生产指挥部，机关工作人员也仅有47人。自此，灵宝县革命委员会做为“精兵简政”的典型树立起来。

　　7月12日，毛泽东在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到陕西问题时说：

　　“这些省所谓解放是怎么解放的?把胡宗南一扫就解放了。东北装了个口袋，一个也没有跑掉。没有这次文化大革命，这些坏人搞不出来。至于钻进我们队伍里的坏人，一下子也搞不清楚，一个工厂需要几个月。”“这次文化大革命，才有社会主义革命之气，是群众自己搞的，是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

　　7月20日下午，毛泽东派工作人员到范文澜家中去看望范文澜，并捎话给他说：

　　“中国需要一部通史，在没有新的写法以前，还是按着你那种旧法写下去。通史不光是古代、近代，还要包括现代。”

　　7月20日晚，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中央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新疆部队和群众组织代表，周恩来对新疆造反派“红二司”头头、新疆大学学生吴巨轮说：

　　“我今天才知道你的真名，我给中央的同志介绍你叫‘胡乱闯’。”

　　康生接着说：

　　“你是数学专业，头脑应该清醒，逻辑性强，更不能胡乱闯。”

　　7月21日，毛泽东在广州军区、广东省革委会《关于广州地区敌情的报告》上作了一个批示。这个报告中说：“国民党的残渣余孽一直在进行着变天活动。据统计，全省光是军、政、警、宪、特5个方面的反革命分子和匪首、汉奸、反动会道门中小道首即达42万人，占全省人口总数的1%。这些人是翻案复辟的急先锋。他们中的很多人已经打进了我们的党政机关、群众团体、事业单位和各种文化界。”毛泽东在批示中写道：

　　“各地大都如此，不独广东一处。”

　　7月21日这一天，毛泽东还在《人民日报》关于《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调查报告)》的编者按清样中，加写了一段文字，他写道：

　　“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

　　毛泽东的这段话后来被称为“七二一指示”。次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那篇调查报告和这个编者按语。编者按语中还说调查报告“提出了学校教育革命的方向”。

　　不久，上海机床厂为贯彻毛泽东的“七二一指示”，于9月间创办了全国第一所“七二一大学”。学校根据本厂需要，设置了磨床专业，开设了毛泽东思想、劳动、军体以及各专业课程。招生办法是：经车间推荐，由厂革委会批准，招收本厂52名工人入学;学制为2年，学生毕业后仍回本厂工作。

　　此后，“七二一大学”这种新型“工人大学”逐渐在全国工矿企业发展起来，到1975年上半年已经多达1200所，在校学生9万多人。这年6月间，教育部在上海召开了全国“七二一”工人大学教育革命经验交流会。会后，“七二一大学”在全国又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据新华社1976年7月21日报道，全国“七二一大学”猛增到1.5万多所，在校生78万多人。另据《中国教育年鉴》记载，截至1976年底，全国共有“七二一大学”33374所，在校学生148.5万人，是同期普通高校学生人数的3倍多。

　　欲知毛泽东在教育革命方面还有什么创新，请继续往下看。

　　东方翁曰：本传在第二卷中已经比较翔实的介绍了毛泽东早年创办的自修大学，从那里可以看出，他的教育理念已经与几千年以来的封建教育及近代以来的资产阶级教育的教育模式、教育理念、教育目的彻底决裂了。本章上述的“七二一”指示及“七二一大学”的出现及其发展，以及后边还要叙述到的普通高校招收“工农兵大学生”，则是老人家教育革命思想的又一重大发展。大学教育在工农劳动者中间逐渐普及，使广大劳动者都知识化，这是一种何等的景观啊!联系数十年来抱住旧的教育体制、旧的教育理念僵尸不放，不但使高等教育贵族化，弱智化，而且造成上学难、就业更难、毕业即失业局面的现代教育，又使人何等的痛心啊!教育事关国运，事关民族兴衰，认真研究一下中国的教育史，能不使人深思吗?第三版《毛泽东大传》实体书一套共六册，471万字全十卷重12斤，依然按成本价出售，230元包邮，淘宝网址：http://shop70334099.taobao.com 作者东方直心联系方式：13937776295，QQ：2425751303 今年是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基本完成60周年，“五一六”通知发表50周年，毛泽东逝世40周年，为此，特将毛泽东大传第三版(471万字)付梓发行，以志纪念。望各位网友广为宣传，让更多的关心国家、民族命运的人们了解一个真实的毛泽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