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　　

　　在社会主义阶段，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简单地归纳为一句话就是：对革命者自身进行革命，对权力剥夺进行再剥夺。这是革命辩证法的必然要求。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辩证法，主张任何社会过程都包含“否定之否定”。例如，无产阶级革命推翻了资本主义，这是一个否定过程，而从资本主义废墟中建立的社会主义，只是作为资本主义的对立面而存在的。许多社会现实明显地带有资本主义的痕迹。资产阶级残余仍然存在，资本主义思想仍然影响着大多数群众。如毛主席再三强调的“三大差别”（工农差别、城乡差别和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在社会主义社会延续着资本主义尾巴。如按劳分配、阶级斗争，无不具有资本主义社会的特征。这些社会主义的不完善性，说明社会主义是一个很长的过渡时期，阶级斗争长期存在。无产阶级革命者只有不断地破除资本主义倾向，消除三大差别，实现否定之否定，才能真正实现自己的目标——共产主义。

　　从这一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出发，毛泽东发现了苏联斯大林主义的缺陷，斯大林在革命之后抛弃了革命，试图建立官僚极权统治。其中官僚阶级占据绝对政治优势地位，而广大人民群众受到残酷压迫和剥削。这种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以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为特征，主要是以现代化（工业化）的名义进行的。因而具有很大的欺骗性。中国解放之后迅速的工业化全盘照搬了苏联模式。刘少奇的路线其实就是斯大林主义在中国的翻版。

　　大约在56年，毛发现了苏联模式的缺陷，发展重工业没有让老百姓真正得益，农业和轻工业被忽视，让老百姓发出怨言，引起社会紧张。这就产生了毛的“论十大关系”，以及发动“百花运动”。毛从此与苏联模式相脱离。然后是57年对官僚主义的清除，毛号召干部要参加劳动，与工农相结合。这是惩于苏联官僚阶级与群众日益脱离的现实而发动。

　　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仍是毛反苏联模式的尝试。毛希望以群众的积极性来实现快速经济发展，走一条独特的工业化道路，即从农村直接工业化。这条道路实际上是适合中国国情的。但那时中国的装备工业还不行，而到邓的改革时代，乡村工业化才真正崛起。

　　60年代毛通过对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研读，逐渐形成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设想。首先，他坚决主张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阶级斗争，反对斯大林的熄灭论。这种斗争主要表现为三种形式，一是原剥削阶级影响尚未完全清除。二是帝国主义外部影响巨大，亡我之心不死。三是党内干部特权化，变成资产阶级代理人。

　　其次，毛认为重要的是进行思想斗争，在无产阶级政权在握的情形下，只要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就可以逐步消除上述阶级矛盾。发动群众，教育干部，通过公开的思想斗争，让无产阶级思想战胜资产阶级影响，把社会主义变成一场自觉的革命，不断推向共产主义目标。

　　第三，毛把希望寄托在下一代身上，主张培养无产阶级红色接班人。社会主义的重大目标是培养人，改造人，而不仅仅是物质财富的增长。这也是毛对现代化的独特理解，与西方物质主义的设想不同，与邓的利益观念迥异。

　　60年代的学雷锋运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焦裕禄等与民众相结合的好干部的涌现，都明显地体现出毛的价值取向。毛把社会主义视为一种与西方资本主义发展不同的社会进步运动，毛拒绝与西方资本主义竞赛。这种竞赛造成趋同倾向，社会主义越来越像资本主义，而资本主义越来越像社会主义。5、60年代趋同论曾盛极一时。

　　毛的社会主义设想，主要是一个平等的乡村社会，老有所养，幼有所育，一切生存条件和基本人权由社会保障。人民能得到良好的生活，公平的环境，干部与群众血肉相联，没有特权。人民既能团结起来保家卫国，共同劳动，建设社会主义，又有批评政府、宣泄民意和社会上升的机会，构成既有集中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的社会共同体。民主主要体现在基层，允许农民直接选举和监督干部，而干部要参加劳动，为人民服务。这种基层的民主稳定与上层的专制动荡构成毛泽东的民本社会的特色。而今天恰好相反，上层官僚机构无比稳定，而基层社会组织已经破败糜烂，人民深受切肤之痛。究竟是毛时代有民主，还是今天更民主？

　　所以毛对现代化（工业化和城市化）造成的诸多不公平现象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如批评卫生部是“官僚老爷部”，因为90%的医疗资源集中在城市。批评大学只培养资产阶级公子哥们，因为当时的苏式教育制度和严格的大学考试，只能让城市中产阶级有条件上大学，工农子弟没有可能踏进大学校门，他们无力改变自己的社会处境不利的命运。这正是毛所痛恨的。

　　毛在许多私下谈话中显示，他对当时的社会政策是有很大不满的。令人惊奇的是：毛对他领导下的政府进行的批判，与60年代美国、西欧激进知识分子的社会批判如出一辙。他所批判的也是教育制度不公平、社会福利不普遍、三大差别对弱势群体的伤害、人民屈服于政府权力、文化上受控等现代化带来的负面影响。毛把这些视作外界资本主义体系对中国社会的渗透，也是正确的。所以他要着手清除资产阶级思想影响，这便是文化大革命的缘起。

　　显然不能孤立地来看待文革的发起，更不能将一次伟大的社会运动说成是政治阴谋。其实文革是当时社会矛盾的总爆发，是对现代化的反思，是一种激进主义思想的伟大实践。任何革命都不是无缘无故突然发生的，肯定有一个思想准备过程。导致文革的那些思想早在60年代初就已存在了。与国外的黑人运动、妇女解放运动、大学生争取教育公平的运动，都是相关联的。毛代表了全球性的反现代化运动，成为新左派运动的旗帜，成为68年巴黎造反学生的高举的偶像。这一点没有人怀疑。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正确地认识文革。

　　文革的两大特征：一是反智主义。对知识分子的道德讨伐，知识越多越反动。今天看起来似乎不可思议。但是如果我们知道当时专业知识分子与权力的高度结合，知识代表着权力，对社会公众构成极大的压迫感。就像今天中国的知识界精英，动辄以专家的身份证明人民“不明真相”的幼稚，总是劝群众“法律范围内解决问题”，要和谐要重建传统伦理，使人民感到厌烦。而革命的自由知识分子希望从权力的控制下独立自主，人民群众希望抛弃教条，尊重现实的智慧。“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当人民群众拥有另一种智慧，不再认同当道者的道德法律的时候，那么反智论就很容易理解了。

　　二是无政府主义。对政治权力产生极大的不信任，群众不再受愚于上面的发动，而是自发地组织起来，形成一个个革命的造反组织，以毛的超越性思想权威为依据，向地方政府权力发起挑战，砸烂公检法，夺取政权成立革命委员会，等等，在今天人们看来似乎是混乱，而在当时却意味着一种新秩序。因为旧政府是保障对人民不利的社会秩序的，由于权力不受节制造成许多冤假错案，由于三大差别而造成对农民的歧视和压迫，造成一部分人的隔绝，人民革命意志的弱化。而新秩序在无政府的狂欢中实现了人民空前的大团结，群众在革命热情中构成最大程度的命运共同体。这其实是一种更重大的政治状态，大乱达到大治。

　　文革中体现出的民主意义就是对权力者的再剥夺，任何执掌权力者都必须被剥夺，对革命者实行再革命。因为没有一种权力是合法的，没有一个革命是永恒的。革命不仅仅是手段，也是目的。这是中国文革和西方新左派运动的巨大理论贡献。

　　当斯大林开始镇压喀琅施塔得水兵起义的时候，俄国革命就停顿了，社会开始倒退。而毛主席则坚持继续革命，革命不能停止，社会主义必须在群众革命中不断得到完善。这正是社会主义的目的所在。文化大革命“七、八年再来一次”，才能确保社会主义民主。显然毛的主张是更加符合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毛对社会主义的理解比斯大林高出一筹。这种思想高度是邓根本不可能达到的。

　　这种继续革命的要求，就意味着革命者必须与群众相结合，始终从群众运动中汲取力量，必须与官僚主义、腐败现象、特权享受彻底决裂，在群众革命中成长，被群众推举成为理所当然的领导人。他们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开展广泛的阶级斗争和斗私批修的自我教育。社会主义只有造就这样一代新人，才能保证“红色江山永不变色”。文革后期开展红色接班人标准的大讨论、学习马列主义理论、评水浒反投降主义等运动。目的就是使人们树立继续革命的思想，将革命进行到底。

　　当然，文革的现实进程与我这里高度抽象化的描述是有很大差别的。实际上这是一次失败的革命。但文革还是留下了一定的社会成果，就是70年代整个中国社会洋溢着一种平民主义的气氛，社会政策向下层民众倾斜，优先发展中小学普及教育，在农村建立合作医疗保障制度，在工厂管理中要求“三结合”，让工人进入管理层。在上层建筑领域都强调工人农民的利益优先权，等等。可惜这些与西方民主进程相吻合的东西，正是后来的改革所抛弃的。

　　好了，可以总结一下了。毛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应该从三个层面来理解。一是哲学层面，它是革命辩证法的运用，将社会主义看作一种否定之否定的过程，不断在阶级斗争和群众革命中得到完善和发展。

　　二是社会层面，革命后建立起来的苏联模式，公有制和计划经济，造成三大差别等诸多缺陷，造成技术官僚统治，毛对之产生了巨大的反感，要脱离这种僵化的模式，于是发动群众起来革命。这场革命在毛的设想中主要是一场思想领域的变革，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

　　三是政治层面，毛始终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阶级斗争，一些共产党干部受到资产阶级法权的诱惑，会自动投向资本主义怀抱，成为走资派和人民的敌人，革命就是要不断清除这些反动势力，让真正的革命者执掌政权。

　　这就是完整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正与60年的西方新左派运动是相吻合的。

　　因为是QQ群里的议论的摘录和整理，所以思想不系统不完整在所难免，挂一漏万，就教于大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