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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有化运动-中国公有制企业的产权制度变迁》自序

2025-02-15 学习 评论 阅读

自 序  

  

经济学理论研究尤其是深入到所有制问题的理论研究对于每一个真正可以称得上是经济学家的人来说都是一种肉身与灵魂的最深层的较量。事实表明,人类的天性决定了绝大多数人是无法在此种灵与肉的较量中升华而实现能够理解人类正义的真正的人类生命原则和生命价值的。从经济学研究本身而言,毕竟经济学研究者也是人,也有肉身的七情六欲。因此,在经济学中追求符合正义的人类生命原则和生命价值并不象新自由主义者所宣扬的“人活着是为了享乐”那样所谓的“普世价值”来得舒服。从人类生活的自然状况来看,大多数人所能够获得的可以满足其肉身和灵魂对物质和精神的需要的东西都具有不同程度的稀缺性;而从人类生活的社会状况方面看,通过投机、欺诈、偷盗和抢劫获得满足总是比通过劳动获得满足来得更加符合人的原始本性(自私自利、贪图安逸、投机取巧、不劳而获等)。为了满足酒囊饭袋的物欲、野兽冲动的性欲和充满着渲泄感的权力欲,所有不能克己服礼者都只能变成行尸走兽、跳梁小丑甚至杀人越货的强盗或者卖国求荣的汉奸─按照新自由主义者的逻辑,人都是利己主义者,因而人都要为个人的私利最大化来延续其生命(这个资本主义逻辑正好与社会主义逻辑相反─资本主义逻辑是:人是自私的,所以人类社会要按照利己主义原则建立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社会;而社会主义逻辑则是:人是自私的,所以人类社会要按照利他主义原则建立社会主义社会。所以,资本主义逻辑的本质是激励利己主义而反对利他主义来实现个人利益的最大化,社会主义逻辑的本质是激励利他主义而限制利己主义从而实现在全社会和谐条件下的个人生活质量的最大化─这就是资本主义者与社会主义者之间的思维方式和行为逻辑的区别和全部分歧的根源)。因此,在经济学研究中,不管是自称的还是那些企图从追捧中获得非劳动利益的新闻大棒们于混乱中瞎喊出来的“著名经济学家”们经常并不顾及正义(人民利益、民族利益、国家利益和真正的自由等),而将经济学理论拿在自己手心里玩弄得得意非凡。在金钱面前,在社会最底层呻吟着的民众面前,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或称“新自由主义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们不断地用看起来深不可测的理论尤其是看起来似乎是科学得不得了的数学模型或计量模型(实际上都只是数学游戏)玩弄着“经济学”以及学习经济学专业和西方经济学课程的不知渊之深浅的年轻学子。这些“经济学家”们自称为“自由主义者”,他们高喊着自由主义的口号,却干着霸权主义、资本主义、卖国主义和剥夺主义的一系列罪恶勾当。就象我们所看到的那样,“新自由主义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们打着“自由主义”的旗帜确实很容易让民众以为他们真是反对专制主义的勇士(有的新自由主义者根本就没有研究经济学和政治学问题,他们根本也不懂经济和政治,有的甚至仅仅只是搞点文学甚至连文学方面也相当差劲的小混混)。然而,事实上,他们所推行的并不是什么真正的自由主义精神,而是当权者和资本家对公有资产进行抢劫的自由、强迫中国人民接受资本主义的自由和资产阶级对劳动人民进行剥削的自由以及通过证券市场和一系列的资本运作方式席卷财富的自由,这一切只不过就是他们的学霸实质和对人性之恶的发挥─不需要劳动去创造财富但通过资本主义的“合法”抢劫方式和“游戏规则”实施抢劫就可以成为全人类最富有者的索罗斯和巴菲特之流就是全中国的资本主义者崇拜至极的对象(由以中央电视台为主角的全国新闻、出版和文学领域的鼓吹者和企图在股票市场中大发横财的资本主义投机分子组成)。不仅如此,新自由主义者在剥夺了劳动者财富之后,还鄙视和污蔑豢养着他们的劳动人民并要求宪法来保护他们抢劫和剥削所得的财产!  

显然,在资本主义“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极端利己主义意识形态环境下,很少会有人有勇气敢放弃对个人利益的追逐而将自己置身于忍饥挨饿之境地。并且,即便是在受到社会主义公有制保护(新自由主义当权者对社会主义者再恨之入骨也无法通过开除等方式对在公立高校和科研院所中的那些维护正义的社会主义者和正直人士实施专政)之下的高校教师和科研人员,由于评职称、评导师和报课题这类权力都紧紧地捏在属于新自由主义阵营的当权者手里。因此,即使是对于这些拿着固定工资的暂时算是衣食无忧者(虽然他们的工资也只是能够满足最基本的衣食住行的需要)的高校教师和研究人员,谁敢冒着被围攻挨整的风险站出来对“自由主义”对国家和人民最无耻的亵渎进行旗帜显明地揭露?  

对西方经济学的理论背景进行简单的历史考察就会发现,西方经济学自从资本主义开始兴起的时候就已经建立起来一整套旨在论证以资本对人的奴役为核心的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进行压迫和剥削的“自由秩序”是合理的“理论”!最为可怕的是,中国的知识分子中出现了一批占领着中国的话语霸权地位的、在毛泽东时代因为低工资未享受到他们所认为应该享受的东西而形成的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仇恨的新自由主义者(茅于轼就公开宣扬他的享乐主义人生观和资本主义立场),他们将权力对人的奴役极力转化为资本对人的奴役(笔者对权力对人的奴役和资本对人的奴役都持坚决的反对态度)。  

以古典自由主义(在经济学家领域为古典政治经济学)为武器的早期资本主义将封建帝王和封建贵族从统治宝座上赶下来之后,资本主义就获得了统治西方世界的权力。但是,一旦资产阶级取得了统治地位之后,资产阶级的绝大多数人就会由当初的反封建的斗士退化为压迫和剥削工人阶级的恶棍。为了维护资本主义的统治秩序,资产阶级需要御用文人为他们提供理论工具来证明资产阶级及其资本对社会实施的统治的正确性。于是,新自由主义开始在资本主义世界的意识形态领域粉墨登场并逐步取得了资本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统治地位。  

在新自由主义的构成中,新自由主义在经济学领域为以马歇尔开创的主张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完全自由竞争的“新古典经济学”为主流的“现代主流经济学理论”组成了西方经济学中的微观经济学理论,而以凯恩斯所开创的主张国家干预的现代宏观经济理论(凯恩斯主义为主体)组成了西方经济学中的宏观经济学理论。因此,中国大学和科研院所中有相当一部分从事微观经济学教学和研究的知识分子被洗了脑,他们不但自己被和平演变,而且还成为美国在中国推行和平演变政策的主力军。从现实中我们不难发现,在大学中讲授和研究微观经济学的知识分子一般都成为私有制、自由竞争和无政府主义的拥护者,而那些讲授和研究宏观经济学的知识分子一般都成为政府干预主义的支持者─这说明西方经济学教条主义(“洋教条”)对中国知识分子的毒害是极深的。  

我们判断一种意识形态或理论的真理性及其意识形态或理论的利益获得者的性质的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从历史的规律中去寻找答案。而我们只要忽略掉一切细节去纵观历史的长河,就不难发现,在旧制度的没落时代对旧制度进行批判的激进主义意识形态往往昭示着历史发展的方向和正义,而在没落时代维护旧制度的保守主义意识形态往往代表着对历史的反动和对正义的蹂躏;反之,在新制度建立起来之后的和平时代对新制度进行改造的激进主义意识形态往往代表着对历史发展的方向的反动和对正义的反动,而在新制度需要完善的时代维护新制度基本框架的保守主义意识形态往往代表着对历史的责任和对正义的捍卫。因此,资产阶级革命的战斗武器─古典自由主义和古典政治经济学相对于封建主义的意识形态是一种革命性的进步,但新古典经济学则是相对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历史性倒退。中国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和平演变就是一种严重的历史性倒退。这种意识形态一声不响地进入了中国的大学(把英语作为各种考试的必考科目、西方经济学作为财经类硕士和博士研究生的最重要的考试科目等就是一种残酷的洗脑手段)对青年学生进行全面洗脑─宣扬利己主义、利润主义、金钱主义、剥削主义及其实现手段(通过广告等方式进行诈骗、通过资本运作等方式实施对财富的剥夺等)的意识形态对不明事理的青年学生们形成了极其恶劣的误导(最为可怕的是,中国大学的意识形态领域几乎都被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完全占据─从本科教师到硕士生导师最后到博士生导师几乎都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宣扬者和实践者),从而使我们这个民族的传统美德和利他主义人生观被一代一代地改造成为缺乏道德和极端利己主义人生观的行尸走兽,使人民成为这种意识形态的受害者,使人类生活堕落为物欲横流的动物生活,使整个中国社会变得是非颠倒、黑白不分、善恶不辨、混乱不堪。最为罪恶的事情是,那些玩弄经济学理论者真正玩弄的正是那些给“经济学家”们支付工资并为其提供衣食住行的劳苦大众!  

不幸的是,在中国社会,新自由主义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们不仅已经牢牢把握着大学讲坛的洗脑权和专制权,而且已经利用通过洗脑所完成的对青年人的改造形成的社会影响以及他们在政府取得的权力和从他们的主子─资产阶级那里获得的金钱支持对中国社会包括数百万亿的公有企业资产、矿产资源以及城市和农村土地的全面掠夺。公有企业的私有化造成的是八千万城市工人和上亿农村工人(“农民工”)的失业、比社会主义条件下更加残酷的剥削和数亿人生活质量的下降,土地的私有化等待着中国人民的不仅仅只是九亿农民失去土地后的苦难,那将是中国史无前例的莫大灾难!作为实现社会主义的根本手段的公有制的倒台和作为实现资本主义的凌驾于对劳动人民财富的剥夺之上的私有制的建立并逐步取得了统治地位的事实,预示着中国社会的历史性倒退正在一步一步地完成,而它的实施者和鼓吹者就是中国私有化运动的主导力量─权贵资产阶级及其御用文人新自由主义者。  

一个直观得几乎是社会各个阶层妇孺皆知的事实是,所有制理论显然已经不仅仅是纯粹的经济学理论的重要问题,也不仅仅只是政治经济学理论的重要问题,而且是关系到社会正义的政治理论问题。更为重要的是,所有制是决定人类生活方式的最基本的因素。因此,从马克思开始的所有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经济学家和政治经济学家都将所有制作为区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一个重要标准,即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的一个主要原则,而私有制则是资本主义的一个主要原则。离开了公有制就不可能实现社会主义,而离开了私有制也不可能实现资本主义。私有制和市场经济是对社会主义追求的全体公民在公平正义的基础上安居乐业的理想的倒行逆施,共产主义(受到新自由主义者嘲笑的人类理想)在私有制和市场经济条件下也只会化为泡影。但是,“改革开放”使中国主流社会开始逐步从过去极左的苏联模式倒向了极右的美国模式─人类历史上最善于走中庸之道的中国从一个左的极端走向了另一个右的极端─按照毛泽东的说法,这就叫修正主义。按照我的观点,这实际上就是反社会主义:茅于轼就已经直言不讳地宣告他们主导的“改革”和诱导中国走的就是资本主义道路─他们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直言不讳地解释为资本主义。  

中国1950年代初期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所有制至1950年代末已经大量地被国家所有制取而代之,人民民主也同时被官僚特权阶级专政所取代。而1978年以来的改革在打开了国门的同时,也使中国社会从左倾极端主义的方向迅速完成了向右倾极端主义的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集经济和政治的功过是非于一身的国家所有制也被改革成了私人所有制,从而完成了对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及至全部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成果的全面否定。因此,历史似乎只是对数十亿中国人开了一个天大的国际玩笑:如果中国过了一百年之后重新回到了1890年代开始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初步发展的道路上(那时的皇权资本主义和民族资本主义还比现在的通过私有化运动形成的权贵资本主义好得多),那么自从1911年以来的历次革命就没有了任何意义,甚至革命反而破坏甚至中断了中国当初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因此,中国百年来产权制度变迁的轨迹表明,从皇权制到私有制(官僚所有制、民间资产阶级所有制等)到社会主义所有制再到国家所有制最后回到私有制(官僚所有制、民间资产阶级所有制和外国资产阶级所有制等)的所有权制度变迁只是用了一个世纪的时间在历史的长河中循环往复了一周而已。不同的只是,1950年代前后几年被以解放名义镇压的民族资产阶级的资产变成了国有资产或党产之后,1990年代国有企业中的权贵们又将从当初的民族资本家手里剥夺来的资产和由数亿劳动人民历经几代人创造的公有资产悉数囊括进了自己的腰包。资本家换了,镇压的是用自己的智慧和汗水积累资本的民间资本家,而换上来的却是用权力剥夺财富的权贵资本家。  

在经济学理论研究领域,中国的主流经济学派自从将西方经济学理论(主要是源自于1890年肇始于马歇尔《经济学原理》的新古典经济学尤其是哈耶克、米塞斯、弗里德曼、科斯和理性预期学派的新自由主义资产阶级经济学及其无政府主义思想,1936年发端于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现代宏观经济学─凯恩斯主义并不太有利于剥夺者的需要,因而不受新自由主义者推崇)从美国那里空运到中国之后,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也开始从苏联主义倒向了美国主义,中国的经济学理论也从过去曾经时髦的苏联范式倒向了如今令新自由主义者顶礼莫拜的美国范式。因此,主流经济学阵营中那种对经济学阶级性的否认就象皇帝的新衣那样连三岁小儿皆知就只有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装做不知了(或许还有真不知其阶级性的著名经济学家弱智群体?)。而在“经济学无阶级性”的声明的背后显然是那些自认为是经济学家的人们企图在投靠西方主流经济学(实际上就是民族虚无主义和卖国主义)的时候把自己装扮成一个十足的“自由主义”伪君子而已。  

因此,经济学理论研究者和其它社会科学理论研究者一样,需要的不仅仅是经济学理论研究所需要具备的知识、洞察力、判断力和其它的研究能力这样的智力水平,更需要有作为一个学者所需要具备的良知、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感。如果一个经济学研究者缺少最起码的社会良知和学术责任,那么这样的经济学研究者是不可能追求真理的,也是不可能真正认识经济学的本质及其内在的理论意义的。同时,我们还可以认为,一个缺乏社会良知和学术责任的经济学研究者肯定只是在经济学界混饭吃的小混混甚至只是一个在经济学界图财害命的学术大盗或学术骗子。学术大盗的行为特征是抄袭剽窃(直接抄袭、由其学生或缺乏地位的枪手代劳等)或搬弄现成的某个经济学家的既成理论尤其是西方经济学理论(过去是搬弄马克思经济理论和苏联经济学理论),而学术骗子的行为特征则是通过玩弄学术理论尤其是被“圈内人”共同吹捧的理论模型(如数学模型、计量模型─甚至以是否懂英语或是否有海外留学经历这样荒唐的学术标准来判断经济学家的学术思想、洞察能力、分析能力和理论水平)来骗取纳税人向其支付的金钱、学术地位(学术带头人、导师、职称等)、基金和官职等利益。这些学术大盗和学术骗子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官学商勾结的“三位一体”。他们不仅利用手中已经取得的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为自己谋取非正当利益,而且还利用这种权力充当学霸,拉拢与其同流合污者并迫害学术创新分子。  

不幸的是,中国的经济学界甚至整个学术界都被1980年代以来通过投靠主流经济学或为主流经济学摇旗呐喊而盗取了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的学霸们所占据。在这样的学术研究环境下,中国的学术队伍的数量规模再怎么位居世界第一(中国目前的科研人员规模、博士规模和本科生规模都是世界第一的)非但不可能取得什么学术成就,而且学术队伍的庞大规模只不过是给纳税人和真正创造财富的工人和农民们增加了一座压在头上的大山而已─劳动人民需要用更多的血汗来养活他们(他们一个人的消费需要数百甚至数千个农民和工人创造的财富)并花更多的精力来教育这些行尸走兽!更为糟糕的是,目前,混在中国社会科学界(实际上也包括自然科学界)的那些并不真正做学问的学术权威们对学术创新的压制、对学术资源的贪污性配置和学术权力的滥用对中国社会科学的进步就是实实在在的大屠杀。  

本书是在《剥夺-来自中国农村的私有化报告》一书的基础上进行的理论研究。《剥夺-来自中国农村的私有化报告》一书实际上是一个完整的对中国社会主义所有制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调查研究报告,该报告是笔者自2006年开始调查完成的关于浙江省玉环县供销合作社自1938年至今的企业制度变迁的全部过程的描述。《剥夺-来自中国农村的私有化报告》揭示的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及其毁灭以及社会主义所有制与人民利益的紧密关系。而本书则是在浙江省玉环县供销合作社“改制”案例和其它若干私有化案例的实际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完成的一部关于中国最近一次所有权制度变迁(私有化)问题的学术观察和理论总结,旨在揭示中国的私有化运动的犯罪性、资本主义制度对中国社会的破坏性和数十年来大潮涌动的资本主义思潮、新自由主义思潮和反社会主义思潮对中国社会、中华民族和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的严重危害。  

需要强调指出的是,本书的研究实际上也是具有显明的阶级性的,那就是,我始终是站在最广大的劳动人民的利益的、中华民族的利益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立场上来审视中国的私有化进程的。因为,我相信,稻子是不可能在K线图里生长出来的。只有真实劳动才可能创造真实财富,也只有按照劳动贡献进行分配而不是按照投机取巧、资本、权力和抢劫能力进行分配也才真正符合人间正义。因此,我不仅愿意站在最广大劳动人民的一边,同时我更愿意高举劳动主义、民族主义、社会主义和人民主义的大旗,为那些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劳动者呐喊!为中华民族的复兴大业呐喊!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呐喊!为中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的幸福生活呐喊!  

  

  

何其多谨识  

  

二零零七年一月一日元旦  

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一日  

二零零九年元月二十日  

  

于昆明云南省高校教师住宅小区半屋书斋

 注: 

 本书正在写作,每写完一部分都将放到网上,请读者批评斧正,以便进一步修改完善。谢谢! 

  

标签:中国   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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