蚍蜉撼树谈何易　　

——评袁腾飞对毛泽东诗词的诬蔑　　

范正美　　

被一些人捧为“最牛”的　历史　老师袁腾飞，其实言过其实。毛泽东是伟大的诗人，继承和发扬了诗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一脉相承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精神。他的诗词，涉及自然、地理、山川、湖海、花鸟、虫鱼、天道、人伦、政治、历史、人生、爱情、革命、生活、生命、养生等各个领域，呼唤宇寰，俯仰天地，韵物状事，吞吐自如，情志放飞，字语镶嵌，转承气合，可诵可歌。其诗词如其人其事，正是出神入化之作，以艺术的形式，勾画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图像，演奏出悦耳的乐章，震动诗界文坛。读者的感受是，诗人的鲠骨铿锵作响，豪气笑傲海天，壮志合盘而托，从而领略诗人那细腻如缕的情怀、激荡联翩的思想、超然脱俗的意趣。诗人毛泽东，可以与中外任何著名诗人比肩，所以为中外世人、诗界文坛公认而称道。但是，在袁腾飞的眼里，毛泽东的诗词什么也不是，顶多只能够算做一些打油诗作罢了，意思是粗俗得不能再粗俗了。　　

众所周知，打油诗是一种旧体诗，多不拘平仄韵律，内容通俗诙谐，常常用于游戏玩笑场合，相传为唐代诗人张打油首创，故此得名。袁腾飞把毛泽东诗词说成为打油诗一类，其根本错误，就是毫无根据，信口开河。袁腾飞谩骂多于说理、摆事实。我们不能这样。因为谩骂对谩骂，不是讨论，不摆事实、讲道理，也不是民主之风。在这里，我想跟　袁　先生商讨一下，欢迎　袁　先生批评指正。　　

郭沫若在《满江红·读毛泽东诗词》一文中说，毛泽东作为诗人是“经伦外，诗词余事，泰山北斗。”就是说，毛泽东写诗填词，只是一种业余爱好，正是行有余之兴，而作品则都是惊世之作，并因此成为诗词中的泰山北斗。郭沫若这样说毛泽东是恭维奉承吗？　　

当然不是。这是海内当代诗界文坛的共识。毛泽东的诗词，首先植根于他深厚的国学、尤其是古典文学素养，特别是对古典诗词情有独钟。也就是说，毛泽东诗词这颗摩天巨树，深深扎根于充满风骚传统的中国古文化的肥沃土壤上，饱受古典诗词的滋润和营养。他的一生，从不离国学作品，尤其是各种文学作品、古典诗词。人们见到的毛泽东，总是书箱随人，与书为伴，手不释卷；或临窗伏案，或戎马倥偬，或书柜前浏览，或睡床坐被而读，年年岁岁不辍。从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到清末爱国诗人、杰出政治家和外交家黄遵宪作品集《人境庐》，一切伟大和杰出的诗人，无不结识和神交，所有重要和优秀的诗篇，尽量搜求饱览。人们从他圈圈点点的那些古籍中，就可以想见这位诗人曾经登过书山，游过文海，阅读诗词之博之精，涵养之深、之大。由中央档案馆整理出版的《毛泽东手书古诗词选》一书可见一斑。编选者特别提示，这些古诗词是毛泽东“工作之余”“凭记忆”书写的大量古诗词的一部分。仅此“一部分”，凡117首，上起于宋玉的《大言赋·句》，下讫于林则徐的《出嘉峪关感赋》，即包罗了两千余年间58位作家的作品。特别是其中有不少长诗，例如400言左右的《木兰辞》，300言左右的《梁父吟》，600余言的《琵琶行》等。公木在所著《毛泽东诗词鉴赏》一书中感叹地说：“论者以为，在一般人所目及的古诗词选本中，尚未有任何一家的本子在浩如烟海的旧藉中，选得如此之精严！且就书法而言，因是在‘工作之余’随意所为的，故更得天地之妙。”　　

毛泽东的诗词素养，还特别表现在他对中国诗词源流及名家的广泛而深刻的认识和理解上，其见地，常常与众不同，言出惊俗。也就是说，他不仅熟谙人们公认的历代历朝的一般名家，还从自己广泛涉猎中，发见并向人们推荐被历史冷落、看不起甚至遗忘的那些诗人。例如，明代诗人高启，毛泽东就提出了与人不同的看法。对于高的《梅花》一诗，毛泽东特别赞赏，认为它无论是格律、文藻和意境，均为上上品。于是，在书写这首诗前，他特别加了一个小注：“高启，字季迪，明朝最伟大的诗人。”毛泽东从文漠寂芜中发现的这株珍卉奇葩，使几被埋没的高启大作，终于冲破尘封，显露峥嵘。 　　

古典诗词在中国文化传承中的地位和作用，就是它始终成为历代，那些特别有古文化涵养的政治家、思想家、革命家、爱国志士，看作一种最方便、最熟练、最得心应手的文学体裁，通过运用最简洁的语言，来抒怀展志、阐明事理、寄托神思、逞才使性。因此，在中国历史上，一切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革命家、爱国志士，几乎同时也是不凡的诗人，留下了许多为人们传诵的名篇绝唱，而且，他们的诗作，往往不拘一格，有其独特的风格和魅力，得到世人的景仰，常被人们用来激励自己爱国成才、生命锤炼、教育后人的教材，而为一般诗人所望尘莫及。　　

诗源于素养，贵在修炼，但必须得力于广博的阅历和经验，同时还必须具备高尚的诗人情怀。毛泽东有着无与伦比的社会实践和他那深沉的人类之爱、民族之爱、人民之爱、无产阶级革命之爱、共产主义之爱。毛泽东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了人类、祖国和人民最壮丽的事业。近代世界，战争与和平交替，革命和反革命多次重组，险象环生；世界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复杂而曲折；中国革命和建设，跌宕起伏；矛盾层出不穷，问题从不间断，斗争正未有穷期。作为一个伟大的政治家、战略家、思想家的毛泽东，有着马列主义的世界观，怀抱人类进步和中华民族深沉的精气神，遇到生活中的某种情境，那些蕴藏在他心底的诗句，一旦情愫触动，便意趣盎然，诗兴大张，得心吐韵，喷薄而发，出口成章。我们知道，毛泽东的诗词，数量上几十首，但艺术风格各异，涉及面极为宽广，它是中国革命和建设全过程的艺术概括，是中国人民革命和建设的英雄史诗，毛泽东思想形成和发展的形象再现。也就是说，毛泽东诗词，正是国际共运、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火热生活实践，心怀中国古典诗词素养灵犀的他，被世界人民、中国人民的大恨大爱激化，唤起他爱憎分明的诗人情怀，写出来的不朽之作。因此，毛泽东的诗词，极少所谓游戏、玩笑之作，写的大都是大时代、大题材、大主题，表现了作者大手笔、大功力和革命英雄主义和艺术浪漫主义的气概。因此，同样的生活，在毛泽东的笔下，就变成了大格调、大时尚、大功力，给人以荡气回肠、精神大振或启迪生命、献身事业的审美感受。例如，同样在怀仁堂观赏演出，为盛会群情激昂所动，但笔下之作却具有明显的品味差别。　柳亚子　先生观赏，看中的是领袖的英明领导，诗抒对毛泽东的歌颂，而毛泽东诗则强调只有人民、民族的大团结，才有今天的盛会空前，是对革命历史的赞扬。又如，同样写爱情，毛泽东面对沉湎于年轻时代那种卿卿我我的眷恋之情的李淑一来信，身怀一种特别的思想高度，以一首游仙体回敬，显示了无产阶级革命领袖，那种对战友、亲人的悼念，对烈士、英雄的赞美，对经过流血牺牲取得中国革命胜利的歌颂，以及倡导超越自我、放眼社会革命这样一种崇高的感情。毛泽东这首《蝶恋花》，描画了一种美妙的神话世界，又的的确确是活生生生的现实生活。战士的骄健，烈士的忠贞，他们的献身精神，以及广大人民对他们的热爱、崇敬，都化为奇妙的景象，生动地展现在读者面前。沉痛而激昂，悲壮而奋发，受到强烈地感染。毛泽东也写我，但是，毛泽东笔下的我，是世界人民的我，中国人民的我，世界革命的我，中国革命的我。这种境界，正是许多人所不能理解，或无法理解的。　　

毛泽东诗词，还受益于他的艺术天才和创作勤奋，以及他那不停地思维习惯和形象思维独有的逻辑张力。和毛泽东交厚的柳亚子，于1945年读过毛泽东《沁园春·雪》后，写出了“才华信美多娇，看千古词人竞折腰”的句子，认为毛泽东诗词可称得上是千古独步。这就是说，毛泽东诗词吸收了中国古典诗词固有的艺术精华，又由于他特殊的生活实践、广博的情怀，而锤练了他具有与众不同的审美艺术素养，形成了他特有的艺术创作方法。毛泽东说：“对于过去时代的文艺形式，我们也并不拒绝利用，但这些旧形式到了我们手里，给了改造，加进了新内容，也便变成革命的为人民服务的东西了”。毛泽东诗词，有这样三个最显著的特征：　　

一是突出革命性、人民性，格调向上，同时又追求完美的艺术性。毛泽东是诗人，但首先是政治家、思想家、革命家。因此，毛泽东判断一切文学、诗词，以及他自己创作诗词，始终把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毛泽东说：“对于过去时代的文学艺术作品，也必须首先检查它们对待人民的态度如何，在历史上有无进步意义，而分别采取不同态度。”强调我们无产阶级的艺术应该是两个统一，即“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他分析宋词有豪放与婉约之分，自谓自己的兴趣是“偏于豪放，不废婉约”。因此，毛泽东的诗词，宣扬奋进搏击、自强不息，这也正是毛泽东以往政治家、思想家、革命家和其他爱国志士诗作的基本特点。毛泽东诗词，是中国革命过程的艺术结晶，又是继续革命的前进号、新召唤。它是珍贵的艺术品，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例如，“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刺破青天锷未残”、“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天翻地覆慨而慷”、“敢叫日月换新天”、“六亿神州尽舜尧”、“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等等，既充满现实的革命性，又颇具艺术的浪漫性；体现了内容和形式的完美统一。　　

二是语言直白，为群众喜闻乐见。语言直白、口语化，是中国古典诗词的一个优良传统，正是这些诗文，成为一代一代中国人立身教化的范句。例如，“天地间，人为贵”、“黄河之水天上来”、“泰山临绝顶，一览众山小”、“心有灵犀一点通”、“生当做人杰，死亦为鬼雄”、“人比黄花瘦”，等等。毛泽东看重并继承和发扬了这一美好传统，并把它贯穿于自己整个诗词的创作之中。例如，“一片汪洋都不见”、“风雨送春归”、“华佗无奈小虫何”、“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乱云飞渡仍从容”、“小小寰球”、“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天下无难事，只要肯登攀”，等等。一看就明白，一读就懂。有人说，这样直白，不是诗，而是俗语堆砌。这是不了解中国诗词源流上的真实状况。　　

众所周知，无论是豪放派，还是婉约派的词作，或是各种不同风格的诗文。那些脍炙人口的诗词，随手拈来，就可见这样口语式的叠句。例如苏东坡《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的“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念奴娇·赤壁怀古》的“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辛弃疾《菩萨蛮·书江西造石壁》的“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的“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李清照《一剪梅》的“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永遇乐》的“如今憔悴，风鬟雾鬓，怕见夜间出去”，等等，都是名篇名句，直白、形象、生动，我们能说它们是口语堆砌，而非妙趣横生的意境创造吗？显然不能。　　

三是强调形象思维，富于创造性地遵守艺术创作规律，善于化典、翻新。毛泽东诗词，语言的运用，尽显熔铸之功，巧妙地通过比喻、象征等传统写法，而不落俗套，形成艺术图像，用典而不为典所用，遵循格律又不受其束缚，独创意境，别开生面。其实，历代诗词，都曾广泛地用典、化典、翻新。但是一些别有用心的文人，却挖空心思，诬蔑毛泽东的创作。例如，我们在前面说的苏东坡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那句“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就是李白的“青天有月来几时，我欲停杯一问之”的化句。只要读过一些史书、诗书的人，便心知肚明。值得指出的是，毛泽东的用典、化句，则更多匠心。例如，同样一句，“天若有情天亦老”，在李贺原诗《金铜仙人醉汉歌》里，说的是仙人醉汉，在其冷僻荒凉之际，如果老天有情，也会感到黯然神伤，愁白头的。但是，这句话，到了毛泽东诗中，则是“天若有情”“天亦老”。首先上承颔联“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沽名”就是“有情”，不可沽名也就是“不可有情”，而青天不老，正在于其“无情”，所以才说“天若有情”，“天亦老”了。“老”，就是死、就是停止。它反衬下句“人间正道是沧桑”；“正道沧桑”就是“苍天不老”，而不是“天亦老”。是颔联的自然引申，形成上下紧密结合之作。原句一字不动，把它放在承上启下的诗中，全然改变了原诗句的涵义，使之境生纸上，意酣词畅。表现了一位辩证唯物主义者的自然观、历史观。可见，用典、用句在于转化、在于翻新，功在浑然天成，而不见“斧凿之痕”。在毛泽东诗词里，比比皆是，何须罗列。　　

说到这里，我们说袁腾飞所谓毛泽东诗词只不过是些打油诗作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假概念、伪命题。可知　袁　先生的最“牛”，如果是历史、知识无知，情有可原；但如果是明知故说，则是不知天下还有“羞耻”二字，那就有恬不知耻之嫌了；如果受制于人，替人做“炮声筒”，为非毛、反毛出力，那就“牛”得十分可悲。作为一个教师，传道、授业、解惑，讲究最基本的道德，那就是真诚。无知或知之甚少可以学。明知故说，或受制于人，则为教师基本道德所不容。　袁　先生属于哪种情况，只有　袁　先生自己知道。　　

但是，必须郑重告诫　袁　先生，在中国历史上，对于历朝历代诗词及其杰出代表诗人，因为欣赏的脚位、观点和方法以及占有材料的不同，向来褒贬不一、毁誉两样。毛泽东诗词，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理所当然地激起不同反响，招来他的政敌的非难和诋毁，不这样，便是违背历史发展规律的。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说得好：一些人对《离骚》为代表的楚辞赞誉与贬责都仅仅着眼于表面，常常不符合作品的实际，这样鉴别当然不能精当，玩味而没有参考。因此，要考核这些说法的是非，正确的态度，就是必须核对楚辞本身来加以验证。于是，他具体考察了《楚辞》的具体内容和形式，得出结论说：楚辞“能气往轹古，辞来切今，惊采绝艳，难与并能矣”。今天，如果我们细细地考究毛泽东的诗词，详尽地分析其内容和形式，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毛泽东是近现代的中国骄子，文辞贯古今，情志惊天地，现实而浪漫，驰骋任自鞭，为近现代未能有与之相比者。因此，这样一个伟大诗人，正是参天巨树，岂能蚍蜉者可以撼动！　　

　2010-6-18　于哈尔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