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义高等教育「改革」及其批判
一、导言
高等教育的空前扩张乃二次大战后的跨国性现象，但西方在 1970 年代将这股风潮攀至顶峰后，却明显面臨了盛极而衰的瓶颈（Hobsbawm, 1998）。如此瓶颈系以多重面向表现出來，例如不堪赤字包袱的国家财政再三削减对（公立）大学的补助，迫使大学必须寻觅多元化的财务來源，否则就得继续承受像法国大学那样的公部门低度投资困境。再者，高等教育的质量也愈來愈被质疑，尤其是勞动力市场的结构性转型与高等教育所生产出來的勞动力也存在一个待缝合的落差。在这个落差未被解决之前，大学毕业生不再是合格优质勞动力的等同，反倒是失业、低度就业成了大学生就业困境的家常便饭。当然，不止是大学毕业生普遍存在着失业恐慌或低度就业的挫折，即便是扮演知識生产者与传送者身份的教师也不断感受到如浪拍石的压力。教师们发现，他们的就业保障愈來愈及岌岌可 危，学院达尔文主义（Academic Darwinism）的渗透正对他们的聘任、薪资、教 学、研究发挥「择优汰劣」的功能（Kerchner, 1999）。「效率」、「效益」、「绩效」 等新语汇愈來愈具体化为一套标准化的评鉴奖惩规则，国家或学校的行政系统不再像过去那样是服务于教学研究或学生学习需求，相反地，管理主义的引入成了教师与学生必须服膺、适应的标尺，过往的「学术自由」、「同侪对话与评审」、「学 术作为一种志业」等传统信念俨如过时的老八股，其情形就像 Altback 所說的：
「（学院）教授的『黄金岁月』…已经走到尽头了」（引自 Kwiek, 2001: 28）。
以上所勾勒的图像同时包含了高等教育所面臨的困境与现所推动中的「改 革」图像。2005 年 9 月 10 日，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曾以「脑力行当」（The Brains Business）为专题进行国际性的高教调查与分析。在这个专题裡有多篇文章分别对不同地区（美国、欧洲、开发中国家）的大学模式与发展现况做出了优胜劣败的评价，美国高教模式在此获得了极高赏識，与之相较的欧洲模式则是落入了江河日下的败部。在其中一篇以〈成功的秘密〉（Secrets of success）为标题的文章裡，作者指出了美国大学之所以能脱颖而出的三个组织原则：第一，聯邦政府扮演一个有限的角色；第二个原则是强调竞争；至于大学的实用取向而非象牙塔形象则是美国模式的第三个组织原则。借着这三把关键锁匙，美国大学模式得以独領风骚，成为自由经济学家眼中一马当先的楷模。
国家的退出或介入有限性、竞争原则的导入，以及知識生产的实用性，这三把关键锁匙既是现今的主流高教改革論述，也是刻正于国际间热烈推动的「高教改革」运动目标。本論文将指出，上述所提的高教「改革」及其目标选择的跨国共通性，并非偶然，而是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在从过去 20 年來作为一 个支配性意識型态的结果。新自由主义以美国形象为核心，藉由时间与空间的松绑（de-regulation），试图进行更大规模、更大范围的市场化与商品化，其结果是将教育视为一种市场商品、组织模式的创新与国际自由贸易对象，从而造成了各种社会性的公共计划的全面溃败。换言之，这种结构性关系的激进变革并非仅止于（高等）教育領域，高等教育体制毋寧只是社会、文化各領域被市场殖民的其 中一个領域而已。
职是之故，这个被市场目标所设定的（高等）教育改革议程，绝非仅是一个技术性的「教育问题」，而毋寧是一个牵涉极广的政治过程，任何去政治化与去歷史化的了解，都将淪落到「为胜利者宣传」的危险结果。本文将指出，高等教 育体制原本即存在着内在紧张与危机，而战后至 1970 年代的西方高等教育大扩 张则是国家有意識地维持这个动态平衡的结果。及至 1980 年代，高等教育本身的内在危机随着政治经济环境的变迁而被诱发，面对如此现象，新自由主义则是选择了以加速高等教育，乃至于社会全面解组的惡果为代价。有鉴于此，本論文最后呼吁，我们应该重新把新自由主义所界定的（高等）教育「改革」议程夺回來，藉由民主的社会批判与实践，让教育成为一种反霸权的公民培力（empowerment）界面。
二、战后的高教扩张与凯因斯主义国家
柯维克（Kwiek, 2001: 28）在追溯缘起于德国的现代大学形式时說过：「现代知識与现代权力的结盟让大学制度得以崛起。」同样地，当韦伯（Weber, 1985）发表〈学术作为一种志业〉的演讲时，也告诫大学体制朝向「国家资本主义化」的趋同发展将是无可避免。然而，尽管这一个攸关权力与知識的命题已在研究者之间存在着高度共識，但我们仍必须歷史地看待这样的关系互动形式，因为作为大学发展枢紐的国家在不同的歷史阶段会有不同的表现与政策作为，其结果必然会无可避免地影响了大学的发展方向与其所应履行的职能。在此，二次大战所带 來的决定性影响便是国家角色与职能已与 20 世纪前半葉大異其趣。
在 20 世纪前半葉，亚当斯密自由经济学与竞争放任市场导致了兩次大战的 爆发，其间更有大萧条的打击，这使得二次战后的西方不得不改弦易辙，国家除了透过对经济領域的干预追求成长目标外，也同时致力于社会再分配的民主化，否则无以提升市场的有效需求，更遑論消弭境内勞工阶级的政治对立。如此氛围让需求面（demand-side）导向的凯因斯主义因应而生，举凡社会福利的扩张与充分就业目标皆被视为刺激有效需求的政策产物。在社会部门方面，社会福利的普及化也与阶级斗争有极密切的关系，公民权（citizenship）概念从战前的市民 权（civic right）、政治权（political right）再到战后的社会权（social right）的深化，则成为社会部门抵抗商品化或市场化的权利論述。该阶段体制所示的图像与 意义就像贝克（Beck, 1999：11）所說的，代表了市场经济、社会福利国家和民 主之间的歷史聯盟。战后 20 年期间，大学教育从过去专属少數菁英的禁区，急遽地改变面貌，转为让一般大众得以亲炙，甚至高度地以去商品化的「公共财」形式提供（尤其以欧陸的公立大学体系为最），多亏凯因斯主义国家为了维持这 个聯盟关系裡的多方介入。换言之，战后 20 年内不断冲刺扩张的西方高等教育 可以說是在促进阶级流动的机会平等論述与经济繁荣现实下的左右逢源产物。
然而，我们也不要忘了在这个瑰麗景象背后所存在的压抑一面。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其实也是资本主义体制对勞工阶级进行政治吸纳的策略之一。在冷战的氛围下，为了避免境内勞工阶级向激进革命的路线倾斜，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势必得在促进社会平等的制度安排上有所著墨，否则无以回应阶级冲突的政治压力。如同在经济領域以高工资作为一种阶级补偿形式，或是让工人买得起生平第一部汽車作为「中产阶级化」、「资产阶级化」的身份表征，将教育机会进一步延伸到高 等教育領域，把入学权利（right to access）的门坎模糊化与「民主化」，毋寧是稀释原本森严的阶级界线的响应方式之一。就此而論，先被排除于大学高墙之外的勞工阶级子弟得以生平首次成为高等教育一员可說并非偶然。
此外，除了国家基于民主化与政治吸纳考量而对高等教育持一个肯定态度外，国家本身的需求对高等教育的蓬勃发展也扮演了一个极关键的带动作用。阿 朗諾维兹（Aronowitz, Stanley）便言，人们对于美国大学的发展理解绝对不能忽 略掉国家基于战争需求而对大学鼎力拉拔的现实动机。无論是 20 世纪的兩次世界大战或冷战，皆显示了美国政府对于大学的资源动员一直处在有增无减的狀 态，甚至可以說政府就是大学研究产品的主要买家。当 1950 年代美国艾森豪威尔总 统提出「军工体 （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这个新的歷史概念时，其实很容易让人忽略斯时的高等教育体制也是这个军工复合体的卫星产业一环（另見 Smith, 1974: 161-169）。藉由国防巨额肥厚订单的释出，美国政府不只是带动了化学、电子、运输等产业与相关科系，同时也对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产生了明显带动作用。 化学、电子、运输等自然科学或应用学科基于其实用性而被国家拉拔不难理解，但为何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也会基于国家的需要而被垂青？雷马逊（Latham,2003）进一步在他的研究裡指出，社会科学确实在冷战结束前后差点面臨到淪为国家弃儿的命运，例如当时的国会议员哈特（Hart, Thomas C.）便对社会科学提 出质疑：「关于社会科学到底是怎么回事的问题至今没有共識」（ibid: 77）。在这样的压力下，激进社会学家米尔士（Mills, 1996）所批评的「抽象经验論」（abstract empiricism）遂成美国社会科学界寻求生机的新宠。透过对自然科学的模仿与学舌，社会科学强调自身在研究上的「科学性」、「客观性」与「价值中立」。与抽象经验論的方法論崇拜孪生的则是帕森斯（Parsons, T.）所領军的结构功能論，藉由各种去歷史的大概念包装，现代化理論试图为美国决策当局指出一条能够拒斥马克思主义对第三世界进行革命召唤的发展模式，而这既对外舒缓了美国对第三世界被赤化的忧虑，也对内强化了麦卡锡主义风潮。这也說明了为何直到 1970 年代，行为科学一直是西方社会科学的主流，而国际体系裡权力关系的支配与依赖，更让行为主义典范在非西方世界获得了更长时间的延续。
三、战后高教扩张的物质基础
在资本主义社会，学校只是一个中继站，学生也只是一个过渡身份，学校是否能够如期所盼地执行社会整合功能，最终还是必须取决于学生毕业后是否能够被勞动力市场所吸纳。也因此，凯因斯主义国家之所以会在战后积极扩张高等教 育，并在战后 20 年内取得如预期般地成功，应该被看成是与战后西方的总体积 累策略相互适应的结果，故我们必须对国家的勞动力政策与生产体制这兩大面向进行更多的掌握。柯兹（Coates, 2000）便指出了国家对积累策略的设定如何地影响到教育体制：「如果一个国家的经济（和它们追求资本积累相聯系的战略）之内，阶级关系的主导模式不变化的话，那么，在工人教育和培训的供给方面的 变化可能很少有起色。」
3-1、凯因斯主义国家勞动政策与高等教育
在西方战后 20 年间，高等教育的扩张与国家对于总体勞动政策的目标设定 同样具有紧密关連，而这可以分别从勞动力的质与量这兩个面向分别述之：
在勞动力的素质方面：国家藉由高等教育的投资，培养了更多高技能的合格勞动力，而这股高学歷的产业后备军的存在则有利于资本的接收与运用，尤其是二次战后的经济荣景与壟断资本的规模化，一方面愈來愈依赖于技术的引进來提升生产力，另一方面则也带來了职种的多元，故使得该时期的专业白領需求愈形殷切。在这种情况下，受过高等教育的毕业生遂成当时勞动力市场裡的新兴供给。
根据史密斯（Smith, 1974: 153）1的资料显示，从 1950 年到 1970 年，勞工属性分類成长最迅速的便是「专业与技术勞工 」（ professional and technical workers）这一阶层，而这毫无疑问是对应了大学扩张与其就业人口大量化的供给。战后曾经被热烈争論的「新中产阶级」（New Middle Class）题纲，便是环绕着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关系阶级分析进行攻防，因为这一批新创造出來的「中层群体」的流动模式并非依靠产权的财富累积，而是依靠个人知識与声望的「专业认可」取得较优势的社会位置，而有别于传统藍領的生活方式。是以，大学教育的洗禮与文凭杠杆在此发挥了可观的作用（參考郭康健，1988：179-202、 Smith, 1974）。
除了勞动力素质的高级化培养之外，高等教育的扩张也同样对国家的勞动力总量管制政策提供了缓冲作用。高等教育的普及化意味了愈來愈多人口投入勞动力市场的预备时间获得延长，此一就业递延趋势自然相对有利于充分就业目标的达成。在国家眼中，大学生數量的增加代表了勞动力进出市场的总量管制获得了较大的伸缩与调节空间，而当许多人的受教生涯因歷经了高等教育阶段，也随着学歷文凭的等级化而对勞动力的释放取得了更具层次化的节奏。对于战后的西方社会而言，大学作为一个国家调节勞动力进出市场的蓄水池（reserving pool），恐怕也是无可避免的事，假如国家坚持充分就业承諾的话。 霍布斯（Hobsbawm, 1998）便提及，战后西方另一个与大学扩张平行发展之一的普遍现象便是国内的小农阶级已经近乎全面 消亡。换言之，全面普羅化（proletariatization）的形成让农村作为吸收过剩勞动力的功能业已不存，在这样的情况下，大学对于勞工进出市场的调节作用犹如传统农村。欧菲（Offe, 1985）
1 Smith, David N. 1974. Who Rules the University? An Essay in Class Analysis. New York: MonthlyReview Press.
便曾如此分析资本主义国家在面对失业问题时的进退兩难：一方面，资本主义不可能彻底消除失业，因为唯有相当數量的失业人口存在才能提供资本积累所需的勞动力储备，甚至成为资本家对抗勞工要求提高勞动条件的筹码；但另一方面，国家也往往不能放任失业的蔓延，因为这将对国家正当性造成伤害，无法对阶级关系形成有效的政治整合。站在追求充分就业与必须透过福利手段刺激有效需求的凯因斯主义国家角度來看，国家对于大学进行经费补助其实与针对社会失业人口发放津贴的意涵并无性质上的不同。
3-2、福特主义生产体制与高等教育
国家在意图上尝试对勞动力的质与量进行规约与调节是一回事，但最后能否在现实上取得成功则又是另一回事。因为国家意图能否如期所愿地落实，最终还是要取决于生产体制对于勞动力的消化能力与运用形式。当其时，与凯因斯主义形成良好配套的则是福特主义生产体制在运作上日臻成熟，而这也使得大学教育的成效处在一个顺风狀态。
作为一套具有歷史创新意义的生产体制，福特主义系以泰勒制（Taylorism）作为勞动过程的设计，从而取得了大量生产的效率性。在勞资关系上，福特主义 则是藉由对工会的承认与集体协会。（collective bargaining）的制度安排，以高工资、高福利的形式來补偿勞工的高勞动强度与所面臨到的勞动单调性。换言之，大量生产与大量消费的配套既构成了福特主义生产体制的核心哲学，同时也是资本避免生产过剩、消费不足的制度设计之一。既是如此，则福特主义便与凯因斯主义国家一样，皆有赖人为的理性计划才可能获致稳定结果。在战后，国家、资本、勞工三方的高度组织化与广泛合作，大政府—大企业—大工会彼此咬合，共同形成了高福利—高薪资—高生产力的制度性循环，并进一步奠定了西方战后十 年的黄金时期（golden age）（Harvey, 1993）。 福特主义生产体制对于大学扩张的刺激、大学毕业生勞动力的消化，以及大 学勞动力符合所用提供了极大的贡献。首先，在刺激大学蓬勃发展方面，在凯因斯主义国家的社会政策覆盖下，福特主义的勞资关系不但让勞工阶级受惠于高薪资而产生畅旺的消费力，連带地也让勞工阶级家庭能在一般的商品消费之外，犹 有余力容忍家裡所多出來的纯粹消费人口—大学生。
其次，由于福特主义的勞动过程系以泰勒制为基础，并搭配垂直生产组织形式进行勞动与管理的分工，故在福特主义式组织的明确层级位置划分与技能单一化、零细化的模式下，大学也通常无须过度烦恼学生的技能培养与就业市场需求会产生太严重的落差。经济组织的一个蘿卜一个坑，意味了文凭学歷所对应的职业适应性相对无虞，而文凭高低与体力、脑力勞动分工的界线也较容易清楚界定。
第三，福特主义对于规模经济的追求与战后黄金时期的出现，也意味了大型壟断资本具有吸纳大量勞动力的能力，而与高等教育人力相关的管理阶层更是执行积累功能的重要职缺需求。
此外，凯因斯主义—福特主义的稳定，也让与应用技术距離相对较远的人文教育、社会科学未遭受到过份严重的逼挤。人文、社会科学除了能提供原应内在于大学的批判性思考培养资源之外，在现实功能上也被视为是一种促进文化与价值的社会整合课程，而这也符合了战后共識政治所需的包容性社会（inclusive society）理念（Young, 1999）。这使得大学仍能在门面上地多少维持了一个韦伯（Weber, 1985）所說的从事「精神贵族」的活动，尽管大学的大众化与普及化已经让「精神贵族」原应具备的稀少性产生了數量上的变化。
3-3、小结
就性质观之，高等教育本身并不是一个自主稳定的体制，相反地，它的内部始终存在着高度紧张与矛盾。葡萄牙籍社会学家，也是巴西愉港市（Porto Alegre） 參与式预算（participatory budget）积极參与者者的桑多斯（Santos, 2005）在分 析大学的危机时，曾提出三个危机诊 断，它们分别是霸权危机（ crisis ofhegemony）、正当性危机（crisis of legitimacy）与制度性危机（institutional crisis）。
所谓的霸权危机即是大学原本便允諾了高级文化、批判性思考等菁英训練的特质，但与此同时，大学的大众化与普及化却又无可避免地必须提供一套平均的 文化标准（average cultural standards）与工具性知識（instrumental knowledge）的生产，以便于持续提供大量的合格勞动力。 至于正当性危机则是指大学一方面藉由入学资格与文凭差别造成了专业知識的层级化，但另一方面大学却又必须在政治、社会的民主化压力下，尽可能满足被排斥的群体获得被大学体制整合的需求。桑多斯論断，资本主义大学体制不 可能一直在这兩条钢索上行走良好。鲍里士与季庭斯（Bowles and Gitins, 1986） 在《民主与资本主义》（Democracy and Capitalism）一书裡则提到这种根本的体系矛盾。由于资本主义市场系以阶级界线为运作基础，但自由主义民主却是以平等主义作为論述核心，故经济領域的等级差異化与政治論述的平等化之间的矛盾将构成资本主义与民主之间的持续性紧张。
制度性危机则起因于一方面大学追求自身价值与目标的自主性需求，另一方面却又得面臨愈來愈多加诸在大学身上的效率（efficiency）、生产力（productivity） 与社会责任（social responsibility）这些私人企业必须面对的东西。桑多斯认为，制度性危机是大学的宿命，因为打从大学一出娘胎便与对国家的财务依赖脱離不了关系。一旦大学作为一种「公共财」的地位丧失，例如国家财政的资助产生退却，则制度性危机的猛然爆发将是难以避免。
如果歷史地看，桑多斯所說的大学所需面对的三个危机至少在战后 20 年间是能够大致维持一个短暂的平衡。这个短暂的平衡自然归功于前述的凯因斯主义—福特主义对于资本主义积累与正当性的多所著墨。国家对于经济、社会領域 的介入既深且广，就像史密斯（Smith, 1974: 141）所說的，国家已不再是传统马克思主义者所认为的作为资本家所控制的机构而存在，而是国家变成了「生产过程本身的必要部分」。
换言之，当国家以凯因斯主义政策为福特主义阶级合作进行政治担保时，并不意味内在于资本主义社会裡的阶级冲突将如冰封狀态下的「稳定」，相反地，当资本主义陷入周期性危机时，则深陷生产过程的国家也将无可避免地成为危机的一部份，連带地，与国家关連甚深的高等教育也不可能幸免于难。1970 年代 高等教育风光不再，并从 1980 年代起新自由主义开始针对桑多斯所诊断的大学 危机进行一系列「改革」，便是这个政治经济变迁氛围下的写照。
四、高等教育的警讯：战后资本主义危机的对应
次文化（subculture）的兴起往往具有再现，甚至是具有预告社会变迁的功能。1960 年代遍地烽火的学生运动代表了大学已经不如人们过去所想象的那样具有高度社会整合性。迷幻药、性解放等超理性、抒发性的行为与诉求在大学生之间流传，不啻暴露了大学作为一个理性知識生产场域的身份已经从内部遭到质 疑。
相较于 1960 年代的大学生对于战后共識社会的压抑性产生不满，1970 年代 初发源于英国的反叛次文化—庞克音樂（Punk Music）则像是一把利刃般地将这 个已经瓦解的共識社会解剖示人。庞克音樂是勞工阶级子弟所创造出來的流行音樂次文化，若在战后黄金年代，这些年轻人乃是未來的大学教育预备队成员，但 到了 1970 年代环境丕变，这些庞克青年却成了弃学一员，他们以简单自学的旋 律与未经训練过的歌喉「放声干谯」，甚至咒骂代表政治权威的英国女王，竟会形成社会跟进的风潮，俨然自我洞悉了未來的生涯机会（life chance）已然受阻。
庞克音樂的虚无化与无政府主义倾向，确实是战后政治经济危机体制解组的 文化再现。在 1970 年代，西方受停滞性通货膨胀（stagflation）问题所困，资本积累过剩的（overaccumulation）周期性危机更使得企业利润陷入了长期的低迷。根据一项针对七个最富有的工业国家的调查，制造业利润率从 1965 年的 25％下 降到 1980 年的 12％。若以所有产业而言，这七国的平均获利率也从 1965 年的17％降至 1980 年的 11％（引自 Harrison, 1997: 179）。1970年代的积累过剩危机对于凯因斯主义—福特主义体制的瓦解具有决定性作用。凯因斯主义—福特主义之所以能运作有序，有一个重要的空间前提，即国家干预（的有效性）与福特主义式的阶级合作必须以国家经济体（national economy）作为归约的空间尺度。然而，1970 年代积累过剩现象却造成了资本与 勞动的大量闲置，而这也意味了战后的国民经济体已经无法继续满足资本扩大再积累的需求，更遑論对于勞动力的吸收，而高等教育体制又焉能豁免于这个变迁 环境之外？
在国家—资本的关系方面已在当时变得问题丛生。欧康諾（O’Connor, 1973）曾作分析，国家必须透过财政手段从事各种广泛的社会投资（social investment）促进积累。之所以称之为社会投资，系因资本主义具有利润归私、成本外部化的性质使然，故诸如机场、码头、工业区等社会投资项目乃国家基于资本追求积累需要，而以财政手段对外部化成本予以吸收。然而，欧康諾也进一步指出，由于利润私人化与成本社会化是资本主义体制的内在矛盾，故国家财政长期而言无法负荷资本扩大再生产的需要，遂令国家财政危机成为资本主义危机的展现形式。对凯因斯主义者而言，虽然赤字是可以容许，甚至值得鼓勵的扩张性财政政策，但斯时滞膨所产生的财政赤字却已非凯因斯主义者所设想的循环性（cyclical）赤字，而是结构性（structural）财政赤字，故扩张性财政手段不但于事无补，而 且反而会刺激国家财政危机的严重性。
既然凯因斯主义国家已经不再能够作为积累的政治担保，则资本便需要以其 他形式寻求扩大积累。照哈维（Harvey, 1990）的說法，资本作为一个不断运动 的社会过程，其根本邏辑便是寻求空间修补（spatial fix）的策略。从 1970 年代起，跨国公司（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的角色日益凸显，既代表了凯因斯主义国家对于国民经济体的规约已然失效，同时也說明了资本对于空间修补的活跃。在这个时期裡，资本的空间修补运动所造成的地理空间变化之一便是哈维（ibid：86）所观察到的新国际分工形式的产生：「许多建立在福特主义下的标准化生产体系，基于这个理由，边陲的低技术勞动力得以顺利衔接这个移植的勞动 流程，并创造出了『边陲福特主义』（peripheral Fordism）」。换言之，西方中心国家的去工业化（deindustrialization）与第三世界的边陲福特主义工业化代表了 解域化（deterritorization）与再領域化（deterritorization）的过程，国民经济体的完整性于焉在国家经济管理的失败下，依据跨国资本的需要产生了不同空间尺度 的重组。
由于标准化生产线并不需要高技能专业勞工，故包括台湾在内的边陲国家，仅需提供充沛廉价的半技术性勞动力便足堪胜任，故边陲福特主义符合了资本以绝对剩余价值形式进行扩大积累的需要2。值得注意的是，边陲福特主义的浮现并不只是资本往边陲移动的地理空间的置换而已，之所以言谓「边陲」系因这些被移植的空间并非是西方福特主义模式的全面套用，相反地，边陲福特主义仅是选择性地移植生产线的标准化勞动，并与边陲地区的无、半技术性勞工进行结合，但诸如工会组织、集体协商，乃至于高薪资、高消费等勞动条件的配套并不存在于边陲福特主义体制。福特主义生产线加速从西方往边陲转移的结果，也造成了国家—勞工之间的旧关系的解组。去工业化所导致的大量失业遂不可避免，这使得过去的充分就业成为一张难以兑现的支票，而被财政危机所困的国家也同样无法在像往日那样继续提供周全的社会安全保护，让失业勞工获得免于被市场淘汰的生存权利。资本的空间修补也同样牵动了福特主义体制在西方社会的崩溃。资本外移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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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翰枢（2005）在研究 1950 年代台湾的美援教育计划时，便已指出了斯时美国藉由美援所建议的农职教育为日后台湾的边陲福特主义工业化奠定了基础。于产业部门的另一影响面向则是制造业与服务业之间的部门消长愈加明显。看在工会眼裡，这自然是极严酷的打击，因为制造业的萎缩导致了去工会化的现象加速，同时新兴服务业又几乎没有工会组织传统，故原先勞工阶级所拥有的组织性遂土崩瓦解。但对资本而言，它们不但樂于这种客观结构所造成的工会瓦解过 程，也积极把原先的阶级伙伴关系送入坟场。从 1970 年代的经济危机之后，原 先的阶级合作机制愈來愈成了资本的束缚，因为这种建立在中长期生产计划与协调的共識基础已不足以因应愈來愈激烈的国际竞争，相反地，面对愈來愈多、愈來愈不确定的信息环境，在在敦促企业必须更快地进行判断并做出决策，故工会与集体协商这套福特主义制度产物便被视为僵化（rigidity），反而制约了资本的靈活性。是以，企业除了在空间修补上更为积极外，也不断积极寻求其它形式的松绑（deregulation），俾利于资本积累瓶颈的突破。福特主义模式被抛弃一旁，取而代之的则是所谓的后福特主义弹性积累体制（Post-Fordist flexible accumulation）（Harvey, 1990、Harrison, 1997）。这个以大规模松绑（de-regulation）为诉求的弹性积累体制包括了：
（1）积极寻求组织的创新。日本丰田主义（Toyataism）的「实时生产」（just-in-time production）模式的成功崛起，让愈來愈多企业纷纷抛弃过去那种一条龍包办的垂直生产组织形式，转而寻求组织的扁平化与协力网络的建立。
（2）勞资关系的变革。勞工失去了工会的保护与代言，企业内的勞动力依据弹性化的需要，被主要区分成核心勞动力与边陲勞动力。所谓的核心勞动力意味了具有高度专业性、低替代性的人力，故能領取高报酬；至于边陲勞动力则是指中低技术性与具相对高替代性的人力，故流动性大，而且企业也倾向于透过外 包（outsourcing）或部分工时勞工（part-time worker）等方式樽节成本。换言之， 原先企业内勞工的集体性已经透过核心与边陲勞动力的划分而变得兩极化。工作 的不安全感（job insecurity）已是勞工的普遍处境，往昔那种勞动条件内部相对低度分化、以全职性勞工为骨干的企业勞资关系遭到了彻底破坏。
（3）技能要求的多样化。派尔与赛伯(Piore and Sable, 1989）认为福特主义 大量生产危机的发生，为另一曾经备受压抑的技术典范—「弹性专业化」（flexible specialization）的復苏提供了歷史机会。派尔与赛伯进一步评論，手工业传统的弹性专业化与福特主义大量生产这兩个技术典范最大的差異便是前者意味了不 断创新（permanent innovation），故弹性专业化的技术乃是针对市场变化进行适应，而不像大量生产着眼于如何对市场进行控制。也因此，所谓的弹性化对技能的要求便是迫使勞工必须从过去的单一技能转变到多重技能（multi-skill）与身兼多职（multi-tasked）的能力，让勞工本身能够适应剧烈的市场波动与频繁的组 织调整要求（Braham, 2003: 405）。
（4）对于消费美学化的强调与掌握。不同于福特主义以大量生产模式面对一群无差異或无脸孔的消费者，弹性积累体制则是诉求各种利基市场的开发，而这便有赖于市调、广告、行销、设计等环节的介入与配合。如詹明信（Jameson,2000: 53）的見血之論：「文化生产如今已经成为了文化现象，你所买的产品用途与它的意象是一样地多。整个产业变成了如何去设计商品的意象，并且策略化商品的销售—广告已经变成了文化与经济之间的中介，而且也已经变成了一种美学形式。」弹性并不是一个中立的字眼，它是基于资本积累的需要而创造出來的。从1970 年代西方开始启动去工业与弹性生产的变局后，对于勞动力最大的冲击便是被迫退出市场的勞动力數量愈來愈多，因为新兴崛起的服务业部门虽然创造了新的就业机会，但其创造的就业人數却远远不及制造业部门所淘汰的人數。从1990年代起，虽然国际经济出现明显成长，但与过去有别的是，经济成长与就业成长的同步关系也被打破了，「无就业復苏」（jobless recovery）反而成了许多学者所关注的现象。值得注意的是，1970、80 年代年代的藍領大量失业虽是不可避免的厄运（Harrison and Bluestone, 1988），但与此同时弹性生产也带來了另一层面的失业冲击，即「白領失业」与「传统白領低薪化」。特别是许多行政管理工作，那些在过去向來被视为是大学毕业生所担任的「专业」工作，如今若非面臨被外包命运，不然便是因组织改造的缘故而精简，即便是保得住工作，也因科技被进一步引进管理行政流程的关系，导致了工作简单化与去技术化，而这也 无可避免地造成了低薪化的结果。贝克（Beck, 1999: 83）便提到美国工作奇迹的黑暗面：「从一九七九到一九八九年，最下层的一０％的勞工，其所得减少了一０％。中产阶级的实质所得也减少了2％；只有在收入顶端的人其所得增加了5％」。但贝克（Beck, 1999:78-85）认为这个形成中的全球化趋势意味了「无工作资本主义」的來臨却也过份夸张。工作职位的总量确实在减少，但如之前所言，核心部门的职业需求却反而是较过去來得殷切。所谓的「知識经济」这个概念倘若存在3，其实是連接到少數的核心勞动力需求。换言之，高等教育虽然面臨勞动力供应过量与文凭贬值的问题，但我们也可以說企业对于高等教育的需求其实也变得更为强烈，因为核心勞动力的稀少性，使得对于这類性质的勞动力竞争较是以往变得更激烈。但这种企业与大学之间的新结盟关系仍必须透过政治过程才 得以可能，而这便有赖新自由主义从 1980 年代起的促成。1970 年代的衰退危机， 以及 1980 年代新自由主义与弹性积累体制的结盟，掌握了我们现所看到「高等教育改革」发展图像。
五、新自由主义对高等教育的松绑：去公共化与市场化
松绑（deregulation）是新自由主义的核心语言，其目的是希望透过各种形式
的松绑让各种免于商品化侵害的社会保护領域得以重新被市场化。对于这样的根
本转变，前英相，也是新自由主义发起人要角的柴契尔夫人便說过这句名言：「只
有个人，没有社会」。换言之，过去残存于凯因斯主义国家的公共性权利論述皆
3
关于「知識经济」概念的迷思与批判，可參見王佳煌（2001）王佳煌，2001，〈评「知識经济」
--兼論台湾的国家发展策略〉，《台湾社会研究季刊》。第 44 期，页 201-241。 TSS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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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重新依照价格体系进行安排，而应然层次的值不值得问题也不再是以民主价值
为依归，相反地，成本效益的理性计算驾驭了所有的价值规范。
高等教育当然不是新自由主义试图市场化的唯一对象，但在整个教育体系
裡，高等教育的松绑确实是具有较优先的顺位。这是因为高等教育具有高单位成
本投入，但却利润回馈难以明确化的特质，薛兆丰（2006）更进一步表示，虽然
教育本身同时具有传道授业（teaching）与論资排辈（screening）这兩项功能，
惟不同阶段的教育功能却各有侧重，而高等教育所务其实是较强调論资排辈的功
能，而非传道授业。换言之，从国家的角度來看，高等教育缺乏投资效益；而从
受益者观点來看，高等教育是社会菁英受益，应视为一种个人追求社会晋升流动
的先期投资，没有理由叫全体纳税人为少數人埋单
4
。在这种情况下，桑多斯
（Santos, 2005）所說的大学制度性危机遂变得白热化，而国家财政的愈加惡化，
则让高等教育的公共性加速剥離，并使之必须设法促进「更大的市场响应性」
（greater market responsiveness），以及「增加其它财务机制的开放性」（increasing
openness to alternative financing mechanisms）（Beckmann and Cooper, 2004）。
除了新自由主义国家对教育領域的刻意松绑，将大学置于市场环境裡进行竞
争外，來自「社会内部」要求教育市场化与私有化的「需求」的呼声也不容忽视。
之所以有此情形，与霍布斯邦（Hobsbawm, 1998）所說的战后阶级意識的瓦解大
有关連，更与弹性积累生产体制所造成的赢者圈急于继续保持优势密不可分。既
是如此，则高等教育自然不可能是唯一受冲击对象，而毋寧說是从 1980 年代起
「三分之二社会」（two-thirds society），以及新自由主义所推动的「福利改革」
将部分穷人划分为「不值得尊敬穷人」（undeserving poor）的结果。
贝斐德与列文（Belfied and Levin, 2002）在为聯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
撰写《教育私有化：原因、结果与计划意涵》（Education privatization: causes,
4
对于上述所提的理念也可見陈水扁总统（2003）在电子报对台湾教改目标的陈述：「『教改』的
目标在于：『教育环境要开放』、『义务教育最优先』、『升学主义要打破』、『大学教育是投资』」（黑
体字为笔者所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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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自由主义高等教育「改革」及其批判
consequences and planning implications）这本报告时，便以「需求过量」（excess
demand）來解释推动教育私有化的社会动力。贝斐德与列文（2002: 30）指出，
已有大量的研究文献指出，若人们想获得较佳的工作与报酬，便需取得较高的学
歷文凭，而如此充沛的教育需求往往不是政府所能只手满足。贝斐德与列文（ibid）
接着分析，这股在教育領域裡所呈现的「需求过量」压力又以「需求分化」
（differentiated demand）的形式作为表现，而导致需求分化的原因则是：第一，
许多公立学校所提供的标准化与一致化的教育已经无法再让不同的受教者各取
所需；第二，由于经济与社会变得愈來愈专业化，故教育本身也必须随之分化才
能与之迎合。
从 1980 年代起，国家对高等教育的投资便呈现停滞或衰退的狀态，但与此
同时，由于国际经济竞争的激烈与企业对于低替代性的高级勞动力需求殷切，又
催化了文凭学歷门坎的高级化显得更不可或缺。面对这样的外在氛围，新自由主
义者选择了以创造更多的供给來作为因应，而这也是他们所认为解决教育需求过
量与需求分化的良策。其结果便是桑多斯（Santos, 2005）所說的，新自由主义
集中在对于制度性危机进行「改革」，却也一并对大学的霸权及正当性危机做出
了错误的解决：「藉由大学特殊性愈來愈多的丧失來解决霸权危机，以及藉由大
学体系的愈來愈区隔化与大学文凭的普遍贬值來解决正当性危机。」
换言之，过去关于入学机会平等的民主主张，在新自由主义者手裡成了以增
加高等教育产业的市场供给手段作为替代，而「选择自由」则是如此实践背后的
自我正当化基础。由于文凭学歷的价值将全然交付给自由市场的竞争进行决定，
故可以想見地，这必然会进一步产生文凭供给过量的大幅贬值结果。至于能够被
胃纳量愈來愈少的勞动力市场所青睐者则是愈能与核心勞动力需求接轨的学校
或科系。是以，大学或科系之间的区隔化遂随着可商品化程度的高低而划分出
來，其结果便是沃德（Warde, 2001）对这种市场模式的大学（market-model
university）所导致的校园内部兩级制的描绘：富有多金的科系与一贫如洗的科
系，学术超级巨星与学术底层阶级。在此，沃德所指涉的校园内部兩级制无疑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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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弹性积累体制所创造出來的核心与边陲勞动力的符应。而这种鼓勵企业
将手伸进校园裡，选择性地筛选它所想要連结的知識，并进一步商品化，說穿了
就是「知識经济」的丰田主义翻版，知識就像汽車零组件一样，成了协力网络的
实时生产体系要素之一。从上游的勞动力训練到下游的研究成果，大学企业化的
改变帮助了企业以尽可能缩短周转时间（turnover time）的方式取得利润，俾利
于弹性积累的进行。
同样地，大学的霸权危机也在新自由主义的供给面经济哲学导致了自身特殊
性的丧失。首先，原寓于大学内部的高级文化、批判性文化生产与标准化的文化
生产之间的动态紧张正快速地往后者倾斜。批判理論学者马库色（Marcuse,
1990:63-64）便认为高级文化原本具有一种「与社会现实相矛盾」的批判潜能，
但这种否定性的潜能却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裡遭到俗化趋势
（desublimation）的消融，而淪为商品化趋势的奴仆，形成了单一向度
（one-dimensionality）。换言之，存在于大学之内的批判性公民意識培养与资本
主义勞动力规训之间的紧张已藉由对后者一面倒的强化而取得压制性效果。这也
是为何古典大学理念的拥护者与左翼学者皆对新自由主义的高等教育改造工程
咸感同悲的原因。对古典大学理念者而言，例如 19 世纪的爱尔蘭天主教大学的
紐曼主教（Newman, John Henry）在撰写《大学的理念》（The Idea of A University）
这本书时便为大学提供了一个重视知識的内在价值与目的、培养道德与学养兼具
的象牙塔形象（引自戴晓霞，2000：31），但显然新自由主义的市场力量已经拆
除了这道象牙塔的围墙，为知識而知識的旨趣难以在知識商品化的进逼下持续故
我。左翼亦然，居魯士（Giroux, 2002）便谴责新自由主义是当代最危险的意識
形态，因为新自由主义「不只是攻击所有的公共事务，破坏民主价值与市场基本
教义之间的矛盾，它也无法对私人思考与公共议题的連结提供任何语言而弱化了
可兹培养的政治主体。」换言之，居魯士所维护的理念乃米尔士（Mills, C.W.）
对「社会学想象」（Sociological Imagination）的倡议。在居魯士眼中，新自由主
义使得高等教育的进步性—公民培力（empowerment）成为不可能，而一面倒地
进行同构型的市场经济人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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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伯璋（2004）对于这种依商品价值拣选学术生产的标准显有批判：「而此
种学术趋利倾向则使得高等教育由原本多属基础性或因好奇驱使
（curiosity-driven）所产生的自主性研究，转为致力于特定目的、商业性或策略
性的应用研究。」但实际上，受戕害的远远不只知識生产的旨趣受到扭曲，因为
包括知識与公共性之间的聯系也是新自由主义所欲铲除的眼中钉。例如曾经与勞
工行动、社会民主理念，甚至是与道德政治产生紧密互赖关系的勞工研究课程
（labor studies programme），如今却在美国被游說团体视为是培养红色份子的温
床，希望除掉加州大学勞工研究课程的游說者如是說：「工会是私人组织，所以
为何要纳税人心不甘情不愿地为私人宣传埋单，而让它渗透到全州呢？」（見
Bacon, 2004）换言之，我们必须警觉到这波新自由主义对于学科知識及课程的资
助与攻击，私人利益以一种「伪公共」的面貌大行其道，而具有公共利益的事务
则被污名化为一种私人特殊利益。
六、教育产业与国际自由贸易
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意識形态霸权，其「全球化」计划乃是对「地方模式」
不断边缘化的过程。换言之，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对外扩张可以用「美国化」作
为替代。毋可讳言，现所热烈进行的高等教育改革便是以美国模式作为按图施工
的范本，而世界银行（World Bank）则是扮演了国际性的鼓吹机构，甚至以实际
的经济援助压力迫使其它地区向美国模式看齐。
然而，按照新自由主义的国家松绑与市场邏辑对大学进行重新模铸，则其形
象与结果将是什么？对此，营利大学（for-profit university）的主流化与教育服务
业的自由贸易将是必须面对的兩个结果。
6-1、营利大学的出现与终身学习商机
顾名思义，营利大学在商言商，而这是比一般大学寻求企业资助那种犹抱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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琶半遮面的更纯粹表现。先前已经提及，由于弹性生产积累体制导致了勞动力的
大量淘汰与技能适用性的生命周期被严重压缩，故这也导致了另一经营利基的开
发，即「终生学习」（life-long learning）或推广教育。
终生学习并不是什么新概念，但在新自由主义的高等教育「改革」脉络下却
产生了新的面貌。在过去，终生学习是成人教育（adult education）的等同，其
目的是希望弥补学校制式教育体制之不足，并强调「将生活带进教育」、「尊重受
教者的经验并与之对话」等社会进步价值。换言之，终身学习所蕴含的激进性可
以連结到弗雷勒（Freire, 2003）对于受压迫者进行培力（empowerment）的教育
理念，甚至可以說是一个民主社会所不可或缺的公民培养过程。但站在营利大学
的角度來看，终生学习意味了同一名顾客可以不断循环（recycling）消费的商机，
而这既切合了勞动力市场弹性化的时需，也可以說是因应西方社会高龄化的作
法。对此，我们可以由凤凰城大学（University of Phoenix）这所手法突出的营利
大学作为讨論对象。《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 2005）径以「高教有限公司」
（Higher Ed Inc.）下标，并透过对凤凰城大学的独特地景描写进行破题：
凤凰城大学的霍霍坎（Hohokam）校园看起來与其說是个正规大学，
倒不如說是企业总部。这裡没有妳能和大学生活聯系起來的愉悦用餐
人群。窗户是用黑色反光玻璃做成的，走廊一尘不染并且阒无人声，
草皮最近刚修剪，有充裕的空地供每个人停車，电动高尔夫球車上的
保全确认所有的車子都停定位。
如此地景设计，让我们可以看到原应被视为与大学存在着某种紧密关系的小区概
念，特别是校内的公共空间乃在坪效的「成本效益」考量下被牺牲。学生到学校
受教就像消费者到购物中心消费一样，没有人会希望消费者在购物中心裡漫步、
交谈、讨論、争辩发展各种社会关系，购物中心也不会为他们准备这种「闲置空
间」，相反地，引导顾客以最有效率的方式就定位，然后银货兩讫后走人，才是
凤凰城大学「办教育」的硬道理。在此，便涉及到了《经济学人》对凤凰城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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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兩大组织创新原则之一的分析：将高等教育转化为商业行为。虽然该校学费并
不比其它学校昂贵，但「教育产业」这个概念却在主事者那儿朗朗上口，并樂于
不惜撒下巨额金钱作为学校的行销费用。
那么凤凰城大学的顾客属性或利基市场的设定为何？《经济学人》在该篇文
章裡继续介绍，这所拥有 28 万学生，239 个校区，并且有多个包括中国与印度
在内的海外分校的凤凰城大学是由阿波羅集团所创办，创办人之一是学而优则仕
的史伯龄（Sperling, John）。促使史伯龄日后投入「教育产业」的动机之一是他
在 1970 年代初于圣荷西州立大学任教时发现到当时大学教育对于成人学生所投
注的关心太少，因此让史伯龄靈机一动，激发了如下念头：「在新经济裡，工人
或许必须得随时回到大学來更新或增长他的技能」（The Economist, 2005: 11）。也
因此，凤凰城大学所招收的对象有 95％是在职成人，并且在课程规划上强调商
业或科技等能与企业需要配套的课程。
以弹性积累体制对勞动技能报废速度之快，勞动者的职场适应压力确实让这
种专事供应工具性课程的「终生学习」站稳了商机。但必须再次强调的是，凤凰
城大学可没兴趣负担什么公民培力的道德义务，相反地，它是以知識工厂
（knowledge factory）的形象在办职业训練所。
既是如此，则凤凰城大学的另一组织创新尾随而至：学校权力高度集中。教
授仅是单纯的雇员，并不拥有任何决定课程的自主性，课程的有价值与否须由行
政体系根据市场需求來决定是否值得开设。换言之，这整座知識工厂完全改写了
传统的大学宗旨、组织内部的角色分工，以及学校与学生的关系。在这裡，教授
扮演的是完全丧失勞动自主性的校园生产线藍領，行政单位则類似于校园的白領
管理阶层，至于学生则是纯粹的消费者。
藉由凤凰城大学作为案例，那么在新自由主义的教育产业化政策下，「学术
自由」这个民主信念还能保有周全之身？同时也是 AFL-CIO 所属的美国教师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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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聯盟（American Federation of Teachers, AFT）
5
要员的教授修曼（Scheuerman,
1997）给了一个悲观的答案。修曼撰文指出，在当前当教育公共性大退潮的时刻，
教授的终身教职（tenure）也已经跟着淪为高等教育「改革」的攻防战场。这并
不难想象，因为当外界的勞动力市场都愈來愈时兴外包、人力派遣、部分工时等
形式的弹性勞动时，学院裡的终身教职俨然像是远古时代的活化石，不啻显得刺
眼。实际上，美国大学的兼任教师比例也已经比过去來得高，其理由便是希望能
充分调动人力资源，樽节学校支出。
修曼（Scheuerman, 1997: 66-67）为终身教职挺身辩护，他首先澄清，所谓
的终身教职并非是「铁饭碗」的保证，而是指在教员被解职之前必须要有一套合
乎正当的法律程序作为保护。基于此，任何的体制权威不能地对取得终身教职的
合格教师进行毫无缘由的开除。换言之，所谓的终身教职并非铁饭碗特权，而应
被看做是学术自由的制度护体，为的是避免「现代伽利略事件」悲剧的制度设计。
兼任教师则不然，许多学校根本就不会为这种短期契约雇员提供办公室，連从事
学术研究的起码条件都不可得，更遑論为了保住高度风险的饭碗，兼任教师根本
难有抗拒权威、捍卫真理的物质基础。
这也是为什么向來被视为具有高度个人主义的大学教授必须成为（新）工会
运动參与者的原因所在（見 Kerchner, 1999），长久以來，学院的知識生产者往往
具有米尔士所說的学艺匠师（intellectual craftsman）色彩，无論是独立研究或学
术社群的建立与内部批评，皆让学院的知識生产者因为技能特殊性的缘故而拥有
一定程度的勞动自主性。但如今在经济邏辑对学院普遍渗透的情形下，学院工作
者的独立性渐隐，外部性的规训体系则取代了知識生产者自我管理的传统，其異
化危机不言可喻
6
，故（大学）教师工会化可說是捍卫自身勞动自主性与学术自
5
杜威（Dewey, John）本人就是領有 AFT 会员证的第一人，而著名科学家爱因斯坦（Einstein ,
Albert）亦是该组织会员。关于 AFT 的发展严格，请參考其官方网站的介绍，网址为
http://www.aft.org/about/index.htm
6
在 2004 年 9 月 25、26 兩天，《台湾社会研究季刊》举办了「反思台湾的（人文及社会）高教
学术评鉴研讨会」，会中邀请了国内各領域学者针对教育部与国科会的评鉴制度进行广泛的批
判，可以說是台湾高教領域的教师首次以集体响应方式面对这套与亲近于新自由主义语言的评鉴
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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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物质基础的回应。
6-2、教育服务业作为一种全球性贸易商品
从二次大战之后，英国霸权便已结束，取而代之的是美国这个新国际霸权。
到了 1970 年代，美国虽然霸权地位犹存，但已不如昔日风光，甚至淪为财政、
贸易双赤字的国家。面对贸易赤字问题，美国制造业从 1970 年代以后便始终无
法摆脱它的国际竞争颓势，可說是贸易赤字的祸首。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曾任职于
柯林顿政府时期的勞工部长赖奇（Reich, 1991）倒是注意到美国服务业部门的贸
易优势，其中又以教育部门最为耀眼。赖奇說道：「实际上，大学教育是美国始
终保持贸易顺差的少數存在的产业之一。作为一个大学教师，由于我的研究生中
1/3 以上都是外国侨民这个事实，我正在持续地把我的讲课和研究班课程『出口』
到世界其它地方去。」根据贝斐德与列文（2002: 32）的研究，美国每年有超过
四分之一的博士毕业生是国际学生，这些人并未符合母国政府的公费补助资格，
而是直接缴交学费给他们就讀的美国大学。美国的大学的对外营利能力显然可
观。
英国的情况也大同小異。英国首相布莱尔（Blair, 2006）在今年 4 月间才呼
吁，英国的大学体系是仅次于美国吸收外国留学生的世界領导者。布莱尔主张英
国应该继续吸引更多的国外留学生來就讀，原因之一是「外国留学生每年对英国
所贡献的金额高达 5 兆英镑」
7
。
布莱尔的第三条路主张和新自由主义对公共服务市场化的实践并无太大差
别，至少就结果來看是如此。布莱尔之所以会大声疾呼要英国的大学再加把劲招
收国外学生，同样地这也应该被放在国家要求大学财务自主化、多元化的财务松
绑脉络下理解。毕竟相较于本国学生，对海外留学生收取高额学费挹注学校财
务，大可被更理直气壮地视为一般市场交易行为，而无须让政府负担任何的公共
7
这笔营利金额约当中华民国 94 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岁入总额的 230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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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担。
不管英国扩大招收国外留学生的策略能否一路顺遂，但至少在目前为止，甚
至可预見的未來，美国与英国的高等教育都仍会是他们国内最具有高度竞争力的
创汇部门之一。实际上，澳洲与紐西蘭近年來也开始搭英语系国家的便車，不断
将该国的大学教育塑造成一个策略性的外销部门，倾力招揽国际学生就讀。
新自由主义所发动的市场化运动的激进性便是除了在民族国家的范围内对
高等教育大肆松绑外，也试图更进一步解除空间与时间上的限制，促成教育服务
业在国际范围的自由贸易。WTO 关于服务贸易总协议（General Agreement on
Trade in Services , GATS）便是这个突破性产物。不同于过去我们对自由贸易的
理解在于有形财货的流通与交易，GATS 则是别开生面地把过去视为不可（或难
以）跨境移动的服务业纳入到国际贸易的商品清单裡。
贝克曼和古柏（Beckmann and Cooper, 2004）认为，西方国家之所以积极推
动 GATS，可以视为是针对国内制造业利润下降的响应。桑多斯（Santos, 2005）
更进一步指出，全世界对于教育的支出已经达到了 2 兆美元，其金额已经超过了
全世界汽車市场一倍，资本对其垂涎不难理解。有别于我们过去所熟悉的招收国
际学生模式，GATS 则是让教育部门的营利获得了更大的动能，无論是至他国设
立商业据点或人员至他国服务，GATS 皆希望对传统的空间障碍予以铲除，而远
距教学（distant learning）、在线学习（on-line learning）则使得时间上的落差被大
大压缩。凡此种种，将使得原先存在于大学本身的公私立划分变得毫无意义，大
学不只是为市场而生产，也同时是市场的产物（ibid, 2006）。
七、结論
桑多斯（Santos, 2004）在接受访问时曾提出一个严肃的问题：虽然二次战
后的非洲国家仍是在欧洲中心的思考与实践模式下进行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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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选一发展途径，但他们的在地脉络创造性却从未完全丧失，故我们会听到類似
「非洲民族主义」（African nationalism）或「非洲社会主义」（African socialism）
等另辟蹊径的概念。但问题是，今天若我们再谈「非洲新自由主义」（African
neo-liberalism），则这个概念却变得毫无意义。桑多斯的意思是，新自由主义作
为一种全球性的均质化力量，根本不允许任何多元化的在地调性的存在。经济对
社会、文化，乃至于知識生产的全面殖民是新自由主义者对人類社会所带來的最
具摧毁性攻击。
然而，尽管（高等）教育「改革」的议题设定被新自由主义者所掌握，但这
并不意味这种教育商品化的计划会取得全面性的成功。相反地，资本主义将会随
着市场化的加深而招致各种形式的社会反抗。博藍尼（Polanyi, 1990）便指出了
人们不可能忍受市场社会（market society）的无节制发展，而必然会产生各种要
求社会保护的反抗，市场并不像海耶克、米赛斯等经济学家所說的具有自律性，
而是存在着自我毁灭的因子。
博藍尼（Polanyi, 1990）认为，勞动力、土地、货币是资本主义市场所创造
出來的三个虚构商品（fictive commodities），倘若全球化真代表了一个新的歷史
纪元，则連知識都淪为一种虚构性商品或许可以谓之人類所经歷的「第二次巨
变」。知識的生产与分享必须依赖特定的社会文化脉络的滋养与刺激，其用途也
必须受社会需求的民主节制，同时知識的传播也必须优先考虑到公共受益；但如
今我们却看到了「知識经济」所定义下知識却是服务于排他性私人利润累积，甚
至更进一步透过法权的制订与执行（例如智慧财产权）作为保障。
就像詹明信（James, 2000: 62）所說的，资本主义体系本身并没有任何社会
目标可言，因此教育商品化不啻意味了教育作为一种共識培养的整合机制功能已
经丧失不存，即便是新自由主义者希望透过松绑來增加教育机会的提供亦属枉
然。在此，教育市场化所传达出來的最具灾难性结果之一便是社会的解组。除非
我们的歷史书写认識論是为胜利者作传，否则我们便不该忘记当主流論述在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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吹捧美国大学模式的高度市场竞争性与政府有意識地松绑之际，新自由主义化的
美国也已在同一时间快速沈淪为威康（Wacquant, 1998）所說的监禁国家（penal
state）。例如加州的州监狱所囚禁的人數便从 1975 年的 17,300 人成长到 1985 年
的 48,300 人，而到了 1995 年更超过了 130,000 人。这种令人胆寒的三级跳數字，
无疑讽刺地指出监狱支出竟已被美国新自由主义者视为最值得支付的「公共」预
算项目。这些被囚禁而丧失生涯机会的人，有许多早已被市场化的教育制度清扫
出门，今日的美国高等教育模式的「成功」必须与这些社会不幸并揽而观。
相较之下，法国所代表的欧陸模式虽然在门面上仍拥有公立大学的高入学率
普及形式，但却也无力于解决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所造成的社会隔離，甚至效法「美
国解决模式」，试图诉诸法律与秩序（law-and-order）來进行镇压。今年发生的
青少年「暴动」便是法国「美国化」的警讯。紧接着，法国总理德维尔潘（De
Villepin）试图松绑就业法保障，打破「僵化」的勞动保护，试图降低大学毕业
生居高不下的失业问题。根据这个修订的「青年首次就业法」的规定，允许了企
业对 26 岁以下年轻人的试用期可长达兩年，试用期间雇主无须任何正式理由即
可解雇。这个具有新自由主义意涵的就业保护松绑，刺激了大学生如燎原般地罢
课抗议，饱受就业安全威胁的工会也力挺声援，批评这个新版就业法根本就是「容
易聘雇，容易解雇」（easy-hire, easy fire）的计划。法国大学生罢课抵制「青年首
次就业法」的行动提醒着我们，需要被改变的是新自由主义及其结盟的弹性积累
体制而非与之适应。在这个过程裡，法国大学生的抗议活动与工会之间的紧密合
作，更应被视为一波抵制新自由主义的广泛性社会保护行动。
是以，真正的（高等）教育改革应该被视为一种具民主解放意涵的社会批判
与实践（Freire, 2003、McLaren and Farahmandpur, 2001）。单单是在教育領域进
行内部改良无济于事，因为教育不可能像是汪洋裡的孤岛而独善其身。与此同
时，回头缅怀古典的象牙塔形象在现代社会裡也显得不切实际，因为大学已不再
能够像过去那样占据知識生产的壟断地位。准此，我们需要一个宏观的社会结构
认識，并連结各种被压迫的主体（特别是阶级）进行对话与培力，将高等教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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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自由主义高等教育「改革」及其批判
真正改革议程设定为一种促进民主化的公民培养机制，以社会之力驯服市场，将
刻正所面臨到的高等教育困境视为新自由主义弹性生产体制所制造的社会痛苦
的一部份，并与其它的社会反抗运动产生有机聯系，如此才能让教育真正服膺为
民所有、所治、所享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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