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不允许某些人同全体公务员为敌——评《炎黄春秋》“‘权力腐败论’与现代民主政治”一文

沧浪水　

《炎黄春秋》今年第三期刊登“‘权力腐败论’与现代民主政治”一文，就“权力腐败论”作为现代民主政治的基本理念和政治铁律，议论“权力腐败论”的产生、由起及其演变，认为，任何权力、一切权力都必须带来绝对腐败，说得斩钉截铁，可谓没有一点还价。作为一种观点的论述，自然也算是一种道理，足以引起人们思考和研究。但是，认识、分析任何事物，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必须不脱离事物的本真，即其具体情况、存在条件和背景，不能统统一概而论，“一棍子打杀”。世界上当然发生过或仍然存在着那种以绝对的专制手段滥用权力，并产生绝对腐败的情况。比如德、意、日、法西斯专政的国家，比如千百年封建专制的国家。历史上中国历朝历代的封建统治就是那样。但是，国家和社会是会发生变化的。打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人民当家作主了，于是，千百年封建统治的旧中国的土地上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是举世皆知的事实。但是文章分析“权力腐败论”在中国的产生、沿革时，却是一棍子打下来，将历代封建王朝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统统打进去了。对于新中国，作者做出这种“论定”，是一种睁眼不见事实的莫大歪曲和污辱。文章说：“改革开放已经走过30年历程的当今中国社会仍隔膜乃至绝缘于‘权力腐败论’：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无论官员如何腐败成风，也无论官员腐败到何种程度，一成不变的流行观念是：官员队伍中尽管有少数腐败分子，但整个官员队伍是好的。这实际上是拒绝将权力整体视为一种潜在的腐败力量。”按作者的意思，整个官场、官员已经腐败透顶了。作者尤其是反对我们常讲的“官员队伍中尽管有少数腐败分子，但整个官员队伍是好的”这一本来是十分科学、准确的判断。
作者认定，权力整体是一个潜在的腐败力量。用这个观点来比照解放前的红色苏维埃政权、解放区的抗日人民政权以及解放后的新中国政权的实际，这是一种不分青红皂白的武断，是一种不顾一切的极端主观、唯心的认识论。我们首先要问：从解放前到解放后，党领导的历届政权的权力是从哪里来的，是谁赋予的？除非是黄牙幼童，在我们国家，有一点良知和理性的中国人都知道，我国党领导的历届各级政权的权力是人民授予的。各级政权接受了人民赋予的权力，并凭借着手中持有的各种大大小小的权力以后，其唯一宗旨是为人民服务，为全体中国人民服务，即执政为民。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文明政府的权力观。这才是中国各级政权执政的“基本理念”和“政治铁律”。在各级政权机关单位内，这也是全体公务员无一例外地必须严格遵守和执行的“基本理念”和“政治铁律”，是全体公务员对中国人民的庄严承诺，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而这也是我们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整体公务员队伍应该做出什么判断和评价的不可移易的认定。在国内如此，日常生活中如此，遇到大灾大难时也如此，不说远的，就说这几年。例如汶川地震、玉树地震、舟曲泥石流灾难中，我们看到的大批大批公务员、共产党员不顾个人及家庭生命、财产安危，奋勇地投入抗震救灾第一线，一直到取得最后胜利。在国外也如此，我们的驻外使馆，无论发生在利比亚大批中国公民的撤离，还是最近在日本大地震、海啸的特大灾难中，组织中国公民和侨民的撤离时所表现出来的献身精神，等等。所有这些，可都是文章作者笔下的那支“潜在的腐败力量”做出来的啊！仅举这些例证，作者要把我国全体公务员都打成腐败力量和潜在的腐败力量有多么荒唐！当然，我们从来也不否认，正是由于历史上留传下来的沉重的落后的封建意识的积淀至重，这种封建意识不可避免地对我们公务员队伍的思想生成、演变带来消极、不良影响，绝不可轻视和低估。我们的公务员队伍中确实存在少数渣滓和败类以及某些始则坚定，继则变了心的意志不坚定分子。这些人或则是混入公务员队伍的腐败分子，或则是蜕化变质的腐败分子，但他们在整个公务员队伍中毕竟只占很小的比例。这是事实，而且也只能是这个事实。打算把这些腐败分子的丑行加到中国全体公务员头上，那是作者以及《炎黄春秋》那些持作者同样观点的先生们一厢情愿的祸心。
香风毒雾以及旧思想、不良作风对公务员队伍的侵袭以至滋生、蔓延是一种客观存在，党和政府从来都是严肃认真地对待的。但是这些消极的东西同一般的人情世故、礼尚往来也要有适当的区分。一个在上级单位供职的公务员，当着下级单位到单位来办事时，时不时会发生被送烟、送酒、送茶叶，节日送月饼、送年货，甚至有送相机、家用和办公用电器等珍贵物品的。对于那些价格低廉的，为表示朋友情谊，在并不影响办事性质的情况下，有时也很难推辞掉，有时受礼人采用其他变通的办法，如日后回赠相应礼品给送礼人等，也不失为处理这类人情世故的一种方式。但是，对于价值昂贵的高级礼品，按规定必须登记上交。当然有按规定上交的，也有悄悄“幂”下来的。这就表明这位公务员正在或已经在贴近腐败，甚至正处在蜕化变质的行程上了。当然也有人采取这样的方式：向送礼人明白告知，你的礼品将如实登记上交，在这样的情况下，送礼人往往就“识相”地收回了礼品。
我们大家都看到，“礼多人不怪”、“送礼好办事”，这些浸透旧社会、旧时代不良、消极思想毒素的“格言”，仍是一些人处世办事的信条和方针。因此对公务员持续不懈地进行理想、信仰和宗旨教育，加强这支队伍的思想建设和作风建设是针对性很强、十分迫切的举措。我们也看到，凡认真这样做了的，不是走过场，都有效。总体来说，我国公务员队伍是一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不可或缺的积极力量，绝不是一支整体上的腐败力量或潜在的腐败力量。由于公务员队伍受到不良、消极思想影响而加罪之为腐败力量，是一种恶意攻击，是别有用心的。
值得人们注意的是，这种加罪包含着更为阴险的用心。主要是在于把矛头指向中国共产党。文章刻意批判了几千年来儒家政治伦理中的“君主向善论”，“造成国人政治伦理思维上的逻辑倒置：不管夺取权位者道德如何败坏，只要夺取大位，就天然地证明其具有美德”，“‘天王圣明’成为当然的政治思维起点”，“不仅‘奉天承运’的‘真命天子’具有神圣性，就是代表皇帝意旨行事的官吏，即所谓‘朝廷命官’，也具有神圣性”。这是历史上“成则为王败则寇”这一谚语的另一种诠释。这是旧社会通行的逻辑，人们没亲眼见到过，但也都是熟知的。作者认为，此类“权力神圣观”、“君主向善论”等等，时至今日，“并未从根本上发生动摇”，“对我民族而言是一份极为沉重的负面遗产”，“若权力神圣观一日不消，……权力的嚣张就不可能得到根本遏制”。作者凭籍这样的视角，一笔抹煞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各级政府和历朝历代剥削阶级及其政权机构全然不同的性质，也一笔抹煞了党在消除腐败，积极推进廉政建设方面的各种努力和成就，尽管这方面还存在许多艰巨、繁重的任务要去完成。中国共产党执政，是中国历史亘古未有、振聋发聩的事情，是千百年来被杀人的封建绳索（正像鲁迅深刻指出和批判的）、近百年来被三座大山压弯了腰的中国人民挺起腰杆，真正站起来的了不得的大事。把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和这个党培养造就的庞大的公务员队伍视为封建社会自封的“圣明天王”，“奉天承运”的“真命天子”的及代表皇帝意志的官吏群体的如同一体，这不是明明白白地恶意诬辱和歪曲，又是什么呢？
作者的诅咒是咬牙切齿的。这强烈表明，只有对党、对全体公务员队伍充满了刻骨仇恨，才能发出这样恶毒的诅咒。但是令人大跌眼镜的是痛骂党和公务员的一些人迄今还跻身在党和公务员队伍内部，享受着各种“待遇”。有人一边口沫四喷、捶胸捶肚地骂，一边尽情享受的“待遇”一个也不落下，这就是21世纪中国社会的一个怪现状。（2011年3月18日）
（《环球视野》第35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