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实践《青年运动的方向》
　　永远走与工农民众相结合的道路【注】

　　——纪念“五四”运动九十周年

　　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
　　——毛泽东

　　贺普霄

　　革命不革命，标准在民众：
　　今朝鱼水情，你就是革命；
　　明日鱼离水，那就不革命；
　　后天刽子手，就是反革命；
　　不论官大小，对谁都适用；
　　谁想来否定，起码糊涂虫；
　　廉政与腐败，一目明如镜。

　　一九三九年五月，毛主席在延安写了两篇纪念“五四”运动的文章。一篇是为延安的报纸写的纪念五四运动二十周年的论文：《五四运动》；一篇是在延安青年群众的五四运动二十周年纪念会上的讲演：《青年运动的方向》。这两篇文章在自己人生不同的时期多次读过。从大的方面来讲，主要有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初，即在中学、大学上学阶段学习。主要强调的是坚持又红又专的道路，德、智、体全面发展，学好为人民服务的本领即科学知识，毕业后要和工农群众打成一片，用自己所学的知识为人民服务，做一名合格的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第二阶段，工作后学习，也就是六七十年代，当时主要强调的是知识分子要建立工农感情，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改造自己头脑中轻视工农的非无产阶级思想，以适应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和反修防修的需要。这两个阶段的学习，从总的方面来看，对一个青年的成长，对一个国家干部、人民教师的培养和要求都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第三阶段，是在退休后无人安排的情况下，自己学习，特别是最改革开放以来结合国内外形势变化，主要是结合苏联解体、东欧蜕变和我国出现党政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的严重腐败进行学习，深感这两篇文章不仅是对青年人，而且也是对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党政干部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和现实意义，确实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光辉文献。其内一些原则性的问题和标准很能说明和回答苏联解体、东欧蜕变和我党仅在十三、十五、十六大期间受处分的几百万党员干部的腐败问题。在这两篇文章中，毛主席都提出了革命与不革命青年的标准。在《青年运动的方向》一文中，他对《五四运动》一文提出的标准进行了肯定和进一步的论述：“早几天，我作了一篇文章（指《五四运动》——笔者注），我在那里说了这样一句话：‘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我在这里提出了一个标准，我认为是唯一的标准。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拿什么做标准呢？拿什么去辨别他呢？只有一个标准，这就是看他愿意不愿意、并且实行不实行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结合的，是革命的，否则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他今天把自己结合于工农群众，他今天是革命的；但是如果他明天不去结合了，或者反过来压迫老百姓，那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了。”这个标准不仅是辨别青年人革命、不革命或反革命的标准，而且也是辨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标准。因而，他接着说：“所以我们在看人的时候，看他是一个假三民主义者还是一个真三民主义者，是一个假马克思主义者还是一个真马克思主义者，只要看他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的关系如何，就完全清楚了。只有这一个辨别的标准，没有第二个标准。”（《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五五四——五五五页）
　　我们国家是工人阶级通过它的政党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建国已有六十年的今天，我们的青年和党的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不要和工农群众相结合，要不要改造思想，要不要接受群众的监督和批评？我的回答是非常肯定的，也是完全需要的。这是由我们党的无产阶级政党的先进性，肩负的建设共产主义的历史重任以及苏联解体、东欧蜕变和我们党内出现严重腐败的教训所决定的。
　　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即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到奴隶主义社会、封建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人类社会就是这样由低级到高级不断发展，不断前进。从有了私有制的奴隶主义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中国则从“夏传子，家天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改朝换代，都是维护的少数人剥削压迫多数人的私有制社会。只有共产党领导人民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少数人剥削压迫多数人的“三座大山”，建立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制度，人民成了国家的主人，消灭私有、消灭剥削，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走公有共富的社会主义道路，先建成社会主义，最终建成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社会。这就是历史发展的必由之路。也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指出的“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65页）中国民众的主体是工农，占人口的百分之九十,兵则是穿上军装的工农。苏联、中国和一切社会主义国家的革命，都是共产党领导民众、依靠民众、放手发动民众、解决民众的疾苦和民众的积极参加而取得胜利的。胜利了首先就要通过各种方式和途径建立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先建成社会主义，并要为最终建成共产主义而不断奋斗。在战争年代，我们党的干部、革命青年要走和工农民众相结合的道路，要深入群众、宣传群众、组织群众、领导群众而取得革命的胜利；革命胜利了,人民当家作主了,要建设社会主义也必须这样。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基本路线——群众路线的主要内容，也是我们党的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三大作风”的主要内容。中国革命和建设一再证明，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我们和工农民众结合得好，就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我们的事业就兴旺发达；反之，群众则对我们有意见，就不支持我们，我们的事业就会受错折、受损失。苏共解散、苏联解体，其中最主要的一条就是脱离群众，以权谋私、化公为私、官商勾结，直接损害人民群众的利益和历史发展的必由之路的结果。我们国家出现了建党建国以来最严重的腐败，这些腐败分子内，有的原先还给人民做了有益的事情，有的甚至是功臣，能和群众结合在一起，听取群众的不同意见，接受群众的批评和监督，人民就拥护他；随着官越做越大，离群众越来越远，就脱离群众，不和群众结合了，甚至反过来欺压群众，变成了吸人民群众血汗的腐败分子。有些原来很好的国企，甚至是有名的大型企业，在国营不如集体，集体不如个体和民进国退谬论的指导下，被崽卖爷田心不痛的败家子以收受贿赂而廉价、白送给私人，或者以权谋私而变成自己的；有些原来集体经济发展很好的生产大队，在违背中央“宜统则统，宜分则分”的政策和群众的意愿，甚至有的省委在任命新县委书记时，给的任务是必须把群众坚持要办的集体经济硬以下级服从上级把它砸锅分铁，破坏了农业集体化、现代化和新农村建设，从而导致工人大量下岗，农民上访和两极分化，少数人和一些当官者却发了横财，成了新资本家、官僚资产阶级。正如一位老红军所说的那样：打江山的死了，守江山的老了，卖江山的发了，坐江山的富了，社会主义的国有、集体经济越来越少了。但有的硬坚持下来，社会主义新农村已经建成了。实际上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就是根据那些坚持发展集体经济没有散伙的生产大队、生产队、公社走公有共富的社会主义道路的结果而提出来的。因为前两句不是指个别人的生产发展，生活宽裕，而是指一个村整体；三四句则更清楚的指整体，不是少数人住高楼，多数人住茅屋的两极分化；最后一句也是指村整体管理民主，不是村上多数人给个别老板当雇工，让老板给大家恩赐。据山西省反商业贿赂部门最新的数据显示,山西纠正官员入股煤矿数字为 1126人，投资入股金额17100.16万元。但当地的经济学家认为，这个数字只是冰山一角。事实上撤股的官员多为乡级干部。但县一级的官员们才是真正能给煤老板提供畅行通道的主力。（《报刊荟萃》2007年第四期，第41页）这些县太爷连中央的“红头”文件都当作耳边风，他们能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吗？能把他领导下的地方建设成社会主义新农村吗？肯定不能。因为现在还未听到一个官商、煤老板发善心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报道。只听到的是矿难不断发生，他们的心和煤一样黑，甚至比煤还黑，但黑心钱越来越多。
　　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并不等于整天立在群众中就是结合了。这仅仅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要站在工农群众的立场上，政治上、思想上和工农群众的结合，也就是为什么人的原则问题和立场问题。用得上毛主席一句最朴实、最有哲理的大众化名言来说，就是“为人民服务”，“向人民负责”。这就是要“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一O九五——一O九六页）“我们的责任，是向人民负责，每句话，每个行动,每项政策都要适合人民的利益，如果有了错误，定要改正，这就叫向人民负责。”（《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一一二八页）医院本该是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保护人民健康的单位。医院整天和病人打交道，应该说是和群众相结合的了。但有些医院甚至是大部分医院竟把病人当成他们发财的对象，小病大治，无病也要动手术，想尽一切办法搞五花八门的天价医疗费。记者为对部分医院的工作作风进行暗访，便用茶水当作尿液样本，在十家医院化验，竟有六家医院化验出红细胞和白细胞的病态，还给记者配了消炎药，总计药费1300元左右。这怪事竟出现在人间天堂杭州，其中还有省级大医院；做梦也想不到病愈出院的单据上竟然出现尸体整容费，一天按25小时收费。（《中国剪报》2007年3月23日）这样在病人身上找财路，可够得上当今的“活阎王不嫌鬼瘦”了。有的领导去农村、企业、事业单位考查时，事前通知主管部门，级别越高,提前通知的时间越早,并将要考查的内容在他下去考查前搞好。下级就根据上级领导的要求“如实照办”。待领导下去后开个汇报会,看看事先安排好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和单位,让能说会道的假农民、假工人汇报，被领导接见和参加会议的人是经过严格挑选和培训的且嘴不露实话的可靠者，回答问题都有“台词”。某位大领导要去某省视察一个村，该省领导带上各厅局领导，花费了三四个月的时间，耗资几百万在这个村大搞形象工程来“改变面貌”。这样的考察汇报完后，领导就发表重要讲话给予高度评价，再加上新闻媒体的大力渲染。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弄虚作假的下级就被上级提升了。因而，这种弄虚作假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就像烈性传染病一样地在全国各地大流行开了，成了林彪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的升官发财的捷径。领导下去调查，这本是继承和发扬我们党的优良传统，提出重大决策的好办法。中国革命其所以能以农村包围城市取得胜利，就在于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下，对中国的国情进行调查研究和“八一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失败后得出的真正中国特色的正确道路。但现在却被我们有些领导把它搞得变味了，特别是我们现在的干部多是从学校走向领导岗位，缺乏基层工作联系群众和艰苦环境锻炼的经历，常以什么级的领导自居。据统计，中央和国家机关厅局级领导干部中，具有县、乡级领导工作经历的仅占12.5％。这就容易使他们脱离实际而滋长官僚化、机关化的作风。（《中国剪报》2009年4月10日）有的群众想给下来的领导，特别是大领导想说几句真话和肺腑之言的话，却被警车和警察赶得远远的，真比封建社会的官员下去时“闲人闪开，鸣锣开道”要厉害得多。因为这些封建官员还不打拦轿告状的，许多大官惩办的大案都是这样办的。因而，群众就用“听见警车响，群众在猜想，不是抓逃犯，就是来首长”这样的顺口溜来形容警车的作用和领导下来的威风。在2007年开的“两会”期间，代表们给温总理念了在群众中流行了二十多年的“村骗乡、乡骗县、一直骗到国务院。国务院下文件，一层一层往下念，念完文件进饭店，落实文件不兑现”的顺口溜。群众还将这个顺口溜编成对联。上联：下哄上，层层哄，哄到顶；下联：上吃下，级级吃，吃到底；横额：吃喝哄骗。这样伤害民心的弄虚作假，难道我们的各级领导特别是一些大领导不知道吗？肯定大部分是知道的，但就是在视察时几乎没有见到新闻媒体说某领导严厉批评，或者撤销这样官员的报道，只是在他们受到“双规”和法律制裁时才把这些问题端出来。这样的人在干部队伍中究竟有多少，看来不是极少数，是有相当比例的。这都严重地损害了群众的利益，降低了党和政府在人民心目中的威信。你说他是与工农民众相结合吗？肯定不是，倒是其反面。这说明与工农民众相结合的问题，不仅是青年人的方向和应走的道路，而且也是我们每个党政干部，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和高级干部必须坚持的方向和道路。因为他们是处在领导岗位，是某一方面、某些重大问题的决策者和执行者。在这个问题上一旦出现了差错，就会出现决策上的失误和偏差。像这样的失误难道我们的教训还少吗？在农业合作化中，由于发展过快而侵犯了群众的利益的急性病，也叫“一刀切”的错误；在搞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又把集体经济一哄而散“一刀切”地搞了包产到户，使好多集体经济搞得好的生产队、大队、公社不顾群众的反对也没切两刀，就砸锅分铁了，致使集体经济受到严重的破坏而导致私有化和两极分化。现在经常称前者是犯了“左”的错误。那后者该是其反面而右了吧。现在看来农村改革的最大失误是搞了“一刀切”的包产到户而将社会主义的本质公有共富搞掉了。但现在只提前者而不提后者。从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公有共富和以人为本来讲，这后者的危害更严重，且还未引起重视。像这些情况，随便在各地都可以找到、看到、听到。中央、国务院每年都发“一号文件”、开“两会”，都提出了好多深化改革的措施和设想，但就是没有把群众最关心、最反感、最气愤的公车开支的3000亿、公款吃喝的3700亿、公费出国旅游的3000亿、央企资产流失3500亿，通过什么措施控制减少到多少？这都是廉价政府的基本要求。如果连廉价政府都做不到，那廉洁政府就很难做到了。因为贪污和浪费都是极大的犯罪，好多贪污犯罪都是从浪费开始的。这些都是广大群众迫切要求急需解决的问题。这些问如果能减少三分之二，就是八九千亿元，用这些钱去资助农村和城市的低收入群体，每人至少可得到一千多元的收入。再加上对腐败分子的严惩，中国不就到小康了吗。正如国家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所说：“转变政府的职能，不仅要建立一个廉洁的政府，还要建立一个廉价的政府，政府的成本太高，你就是再廉洁也浪费了纳税人的钱，你要讲成本。”（《报刊文摘》2006年9月6日）
　　与人民群众相结合的过程中，还有个思想改造的问题和群众监督的问题。这个问题也不仅是指青年，而且还包括我们的各级干部和高级干部。成千上万的腐败官员特别是一些大官被推上审判台时，都提到他们犯罪是放松了对自己的思想改造、没有接受群众的批评和监督而变成了人民的罪人。这从反面提醒人们要与工农民众相结合，不断地改造自己头脑中的非无产阶级思想，接受群众的监督，特别是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的膨胀而导致的以权谋私，这是滋生腐败的总根源。一些国营企业的领导不按国家有关规定办事，当职工提出质疑时，他便说：工资是我给你们发的，国家有规定，你就让国家给你发工资吧。把国营企业完全当作他自己的私人企业，他就是老板，作为企业主人的职工却成了他的雇工，把国企领导和职工的关系变成了旧社会资本家和雇工的关系。否则，就以下岗来威胁。这难道是社会主义的国营企业吗？他们完全违背了毛泽东主席1960年3月,对鞍山市委关于鞍山钢铁公司工作报告的批示中提出的办社会主义企业的总方针——《鞍钢宪法》。它的基本原则是：坚持政治挂帅，加强党的领导，大搞群众运动，实行两参（干部参加集体劳动，工人参加企业管理）、一改（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三结合（工人、干部和技术人员三结合），开展技术革新技术革命。可惜呀，实在可惜，“两参一改三结合”的《鞍钢宪法》不仅不少国企领导把它否定了，就连2002年增订的《现代汉语词典》也把它增订掉了。还有大庆人的“三老”、“四严”、“人民公社”等好多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名称（词）都被增订掉了。农村的村长、书记这些不拿国家俸禄的村官，要不要和村民相结合呢？当然也要。闻名全国的公有共富村河南新乡的刘庄、小冀镇东街五队，临颍的南街村、北徐庄，江苏江阴的华西村等等，其所以能发展成现代化的农村都市，就在于分别在他们的带头人史来贺、刘志华（女）、王宏斌、徐德全、吴仁宝为首的一心为集体的一班人的带领下，致自己于群众的监督之下，和群众团结、战斗在一起，心向一处想，劲向一处鼓，汗向一处流，几十年如一日的扎扎实实地干出来的。史来贺从1952年21岁时就任党支部书记，直干到生命最后的2003年，当了51年党支部书记。尽管他还有人大常委会常委、新乡地委书记头衔，但就是不离开刘庄。用二十多年肩挑、人抬、车推起岗填坑，拉沙治碱,把村周围的750多块凹凸不平的“盐碱洼”、“蛤蟆窝”荒地改造成现代化农业园区。以后就发展畜牧业、搞工业办机械厂、食品厂等走亦工亦农的道路。仅肌苷的产量就占全国一半以上。史来贺依靠“四个坚持”、“三个在前”。即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发展集体经济，坚持按劳取酬，合理差别、共同富裕；实干在前，吃苦在前，吃亏在前。史来贺常说的社会主义路就是“集体有，跟着走；集体空，没人听；集体富，群众富；走的才是社会主义路。”巾帼英雄刘志华，于1972年在全队的男社员都无人当生产队长的情况下，便毛遂自荐当生产队长，在当年让社员吃饱饭的基础上，就开始贷款500元办企业，并向群众保证：“赚了钱是集体的，赔了钱是我的。”就这样滚雪球先后办起了12个企业，固定资产五亿多。她不仅让群众富口袋，而且要富脑袋。王宏斌、徐德全在随大流砸锅分铁搞承包使村上变穷后，下决心重整旗鼓，变卖自己家里的东西带头集资发展集体经济而走向共同富裕。王宏斌以“共产党就是要搞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宁为集体造金山，不图个人半块砖”，以他为班长的南街村提出创建共产主义小社区；以徐德全为班长的北徐庄“学南街精神，创北徐伟业”，人们称它是南街村克隆过来的。吴仁宝领导的华西村号称“天下第一村”。还有原来就是乡长、国家干部辞职回村带领村民发展集体经济，走向共同富裕。河北晋州周家庄人民公社的老社长雷金河，是抗战时英雄，解放后他一直领导群众走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和人民公社的道路，使一个公社走上公有共富的社会主义道路。这样的干部群众举着大拇指称赞。“改革第一村”的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虽一年进入温饱线，但二十多年未进富裕门，村上的劳力都出外打工去了，留下老弱妇孺，地也种不好，甚至撂荒，与公有共富村相比，却穷的可怜，几次去南街村学习。到处都可看到一些村在搞承包后，首富的却是村长、书记等村干部。这其中就有“秘密”。这样的干部群众背后不是骂，就是指脊梁。这些人尽管天天都在群众中，但却是“人在曹营，心在汉”。原西北农学院培养的学生其所以深受教学、科研等单位的欢迎，就在于他们的基础理论扎实、实践动手能力强、与工农相结合的创业精神好。这三大特点是由学校的三大优势培养出来的：学校是在“九一八”事变后，由于右任、杨虎城等一些名家爱国人士提出建校的（建校后不久就有共产党的地下组织），第一任校长是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先生，以后便是教育家、生物学家、古农学家辛树帜（从解放前一直到文革）等任院长，解放后由延安派来的教育家、农业科学家康迪担任副院长、院长，解放前在秦晋搞地下工作的陈吾愚同志任党委书记。这些主要领导都是爱国人士、教育家、农业专家、“三八”式革命老干部。有以著名的小麦育种专家、全国劳动模范、几届人大代表、中科院院士赵洪璋教授为代表的理论紧密结合实际的教师队伍。有得天独厚的几千亩农场、几百亩果园、几百亩蔬菜站、林业苗圃站、畜群种类齐全的畜牧场、号称“亚洲兽医院”等和学校紧相连的校内教学基地。在校内基地实习和在教学大楼做实验一样方便，甚至更方便，师生们节日假期、课余随时都可去校内基地接触实践、搞科研。这所学校就建在农村，和农民房连脊地边界。一出校门就接触的农村、农民、庄稼和牲畜。学校与周围农村关系很融洽，农民把学生当作自己的子弟，师生也非常尊重农民。有一年春天天旱，刚下了一场好雨，因路滑一位学生不小心，摔了一跤，他便说：老天下雨真讨厌。这话却被农民大伯听见了，他立即就批评了这位学生没有农民感情，并讲述了这场春雨对夏粮作物的重要性。不仅和这位学生一块的同学都受到了教育，学校也把这件事作为培养工农感情、接受群众批语教育的事例对师生进行教育。该校的领导、师生生活朴素，领导上下班就步行在职工里边，并经常去课堂、教研室、学生宿舍，群众有什么意见、建议随时就可讲。食堂没有浪费饭菜的现象。如果把农业院校的改革开放成农场没地了，果园被毁了，蔬菜地不要了，兽医院和畜牧场合到一起（这是搞畜牧业的禁忌，兽医院病畜威胁畜牧场的安全，促进疾病的传播）把地皮卖掉了，学生的实习成了校外出不去、校内没基地，用电脑来代替。领导闭口不提教育方针，不提教育质量，空谈不接触实践的与国际接轨的研究型、一流大学，那不活见鬼才怪哩。年青教师和学生不仅不能和工农结合，连自己的专业也很难结合。这就违背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致教师“弱将带不出强兵”的根源。那怎能培养出德、智、体全面发展建设现代化的人才呢。仅浪费这一项就让人目不忍睹。似乎领导不浪费，就没有气魄，就不像个副部级。有的学生父母打工省吃俭用供他上学，他买上饭菜吃几口就扔了，别人还批评不得。尽管家境贫寒，还要打肿脸装胖子和富人家的孩子比。有的则是爱面子怕家穷别人看不起。这样的人和他（她）的父母的思想感情都不能结合，怎能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呢？现在一提到与工农民众相结合和改造思想、接受群众的监督，有人就很反感，甚至把它都统统说成是极“左”思潮。可以肯定地说，好干部、好政府是和群众心连心地结合出来的，也是群众监督出来的，批评出来的。这正是毛泽东主席在延安时期回答爱国民主人士黄炎培关于“周期率”的问题时说的：“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中国剪报》2007年3月21日）要不，为什么这二三十年没有改革开放出几个焦裕禄式的好干部，却出现了数以万计的腐败分子，且级别越来越高，贪污的钱越来越多。尽管其中的因素较多，但最主要的是脱离群众，不接受群众的批评和监督的结果。苏联就是这样走向人亡政息。因此，共产党的干部和青年要接好老一代的班，先建成社会主义并向共产主义奋斗，必须永远走与工农民众相合的道路，这才是唯一正确的道路。
　　［注］本文摘自作者献给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十华诞的《共富村之路》书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