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 稿 　　

　　

　　

　　

　　

　　　　　　　　　　　　　　　　　　　　　　　　　　　　　　　　　　　　　　　　

一种文化视角的切入　　

　　

周 秦 著　　

　　

　　

　　

　　

　　

　　

　　

　　

　　

　　

　　

　　

　　

　　

　　

　　

　　

　　

　　

　　

　　

　　　　　　

　　

　　

　　

　　

　　

　　

　　

　　

　　

　　

　　

　　

　　

　　

　　

　　

前 言　　

　　

　　

　　

　　

　　

　　

　　

　　

摆在您眼前的这本书，在我看来总该是很有必要完成的。当然不是因为它头上戴有诸如“建党90周年献礼”之类的高帽子。更或者说，这其中洋溢着意识形态，肩负宣传说教的出版使命。然而，写出不高深的，让人耐看的共产党历史一直是我的夙愿。恰逢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才敢于有勇气克服懒惰，挥笔成文。　　

作为普通的共产党员，我绝少参加传说中的组织生活，身微言轻，自然也做不了为人民服务的模范党员。要知道，在现实社会中，充当先进典型并非没有压力。于是，我也就成了李敖先生口中的“自了汉”。但是，对共产党的思考，对她执政历史、经验教训的认知，一直没有停止。尤其在去了延安感受后，这种思考兴趣之坚决更跃然纸上。　　

最近，观看了李敖大师在暨南大学、厦门大学的两场演讲，老头子对共产党又有了新认识，老顽童心不死，相较2005年神州文化之旅，此番远离京城，其言论尺度更大了些。看过视频方才惊呼，李大师所言和我近日所做的思考甚为相似，顿时动若脱兔，便恨自己光顾思维之乐，忘却了及早提笔行文。我不得不承认，在享受思考乐趣、追求首发的态度上，我内心是自私的，总想着看能不能第一个抢先说出来。不论对错偏正，先发出声音总是好的。于是，我迫不及待将自己关闭在喧嚣的都市小房子里面，做出立誓写出这本集子的状子。当然，因为求职的关系，中途去山东烟台便耽搁了一个月，现在终于可以写完整了。　　

话说毛主席在面对国内甚嚣尘上的“速胜论”和“速亡论”的抗战情绪时，便是将自己封闭起来，废寝忘食三天写就凡五万言的《论持久战》。这种拼命三郎式作文，的确可以保障思维连贯性。有人劝导，趁着年轻就该多保养身子，免得老来多病。还有一种说法是，很多人到了年老之时，只会悔恨自己年少之时未曾有过拼命的经历。我从来按照个人的喜恶偏好，的确很想爆发这股劲儿。　　

我一直抱定卑微的想法，只要我有空闲，手中还有纸和笔，就会情不自禁想写点什么，停不住思考的闸门。并不在乎文字能否有出版商垂青，更不在意读者能耐着性子看完，但我总是对这些感兴趣的事情不自觉地专注。假以时日，又感觉冥冥中有股神秘的力量在推着我不得不前进，衍生出必须要完成此书，否则内心将生出懊恼自责的臆想。于是，便在这种矛盾的内心环境下，开始了自认为的写作生涯。结果未曾可知，哪怕在写完最后一个字以前，我并不知道这本书的最终面貌究竟怎样，脑海中没有清晰的图景。然而，我愿意去相信，在资讯发达的当今社会，每位公民都有自由发声的权利与条件。只要我写的有一个人看了，即算完成一次传播。放到互联网，几十年上百年后，如果互联网仍作为主流媒体，纵使著作者早已灰飞烟灭，依然有人无意闯入这块领地，并不排斥这陈旧的文风和观点，即算完成第二次传播。那我做的这些，算不算是人类文明的一部分呢？又算不算以平凡人的视角去展现平凡社会阶层在星球的生活方式并由此折射出来的价值观。记录并展现平凡，这正是我关注并写作的重要原因所在。　　

点评执政党的点点滴滴，在这个神奇的国度并不是多么轻松的事。60年前，由我们祖辈构成的“中国人民”选择这个党这个政权。不论这60年发展如何，60年后，当年祖辈选择的政治家产自然而然即将传递到我们身上。从这样的角度看，共产党不仅仅是一党一派的存在，而是祖辈们留给我们的遗产，并凝结着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殷切期待。这个国家好不好，这个党好不好，稍有公民意识的我们都应该意识到，这根本就是我们共同的担当，作为新生代的社会一员，我们应该对这份政治遗产持有怎样的态度呢？　　

我并非当今的青年意见领袖，说出的话只能代表个人意见，这本书完全是以己之力，构建的个人共产党史观。时下的青年一代，包括我，对这个政党及其主义的信仰，不再停留在过去几十年的意志层面。虽然在做出价值观判断之前，并没有做出成熟的思考，辨析，但这种情感呈现普遍蔓延。我们作为未来社会责任的担当者，是否该重构国家认同价值观呢？　　

尤其应当重视对青少年的引导，或者有人会说，一旦给予这些青年人特权，他们便会马上闭上嘴巴，钻营自己权力范围内的本分。如果真是这样的情况，便可以丝毫不顾忌多么剧烈的叫嚷。会哭的孩子有奶吃，如果平时哭的最凶的这些人一边叫嚷骂着社会，另一头悄悄设法挤入体制内，这的确很可悲。共产党承诺的共产主义，其核心便是要求人的现代化。人需要打破私念贪欲才能达到社会理想。正如人人吃得饱，人人都可说话的理想状态。　　

如果太多人一边骂着共产党，一边高歌猛进的挤入体制内，进去之后，机会主义者的本性便打回原形。或者一言不发，责任与己无关，只随大波逐流见好就收不事沉浮，这样的人实在是比阴谋家更为可怕。共产党的事业，是需要有理想的青年继承担当，如果都塞入一群投机主义者，性质也就变了。自古道“学而优则仕”，刚刚过去的端阳佳节，让人想到伟大事业其实与“美政”有千丝万缕联系。细数中国历史的风流人物，这条脉络虽不顺畅却很清晰。因而，时下我们可以有些微词，这是民主国家应具备的无可争议的自由。但说大话的人是一群我们并不认识谁呢？　　

从我的角度看，真正发表评论的前提，是要熟悉这个党过去现在全部历史，这并不是说要成为研究专家，换句话说，中国人骨子里还是有政治狂热的。了解这个党的历史有几种途径，一是让人不大信服的媒体语境，二是“反华”势力的所谓披露资料，三是带有个人主观情绪的看法，这类文章据我所知，在人人网点击率向来很高。很多人都热衷接受与主流意见相左的态度。例如，大纪元这类网站。不同角度必定产生不同认知偏向，产生不同影响。　　

实际上，中国百姓的可爱之处正在于，他们并不固执己见。去年寒假，我的朋友在住所周边做调查，邻居家老奶奶的儿子不孝敬，每年才给100块生活费。而当地政府却给这个老人每年发放700多元补助。也就是说，政府做了儿子该做却没有做的事儿。于是，当地群众称赞党好国家好政府好，他们并不担忧腐败贪污。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两点启示：　　

一是，所谓的民主自由真的不必再有高谈阔论，不要习惯性隔洋相望高处的自由，而且空中楼阁写下骗你看完才知道不可能的文字，这和造出没人看的论文一样可笑，对普通大众来说，衡量政权好坏竟然如此简单；二是，对政权的不认同仍来自现存社会问题。贪污腐化，特权跋扈，垄断天价是影响人心的最大因素，并没有谁愿意去指责执政纲领、方针政策。在中国式全能政府，且党政不分的前提下，社会顽疾自然和共产党自身联系起来。　　

青少年的成长伴随着互联网传播迅速便捷，资讯环境畅通发达，我们过早的发出自己的声音，而且一天天扩大。在资讯畅通的环境下，我们是否具备基本的信息社会的生存素质呢？共产党将如何调整自己的宣传途径，与这个时代，与时代形成的青年群体接轨？是主动靠近而非上情下达？这也是我想写就此书的目的之一。同样是在畅达开放的讯息环境下，我能自由并安全的表达个人观点，也算是对时代的迎合吧。　　

在这个党走过90年的风雨历程，带领民族创造一个个奇迹，理智上说，没有谁会怀疑它的伟大。然而，英明的国家领导者不会一味的沉醉在过去，以古老的军事胜利来刺激当局的决心和信心。更多的是低下头细心耕耘。社会存在的耕耘，文化意识的耕耘。在和平年代坦言战争，非但没什么值得自豪的，恰恰是不思进取的态度。淡化战争及其功绩，如何在新时期写就用于引导后人思想意识的新篇章，是执政者应当思考的问题。人民群众口味在变，外部环境在变，引路人安能不变？　　

需要说明的是，我的写作并没有搭建在翔实的理论统计数据之上，只会从零散的共产党认知中对比、发散灵感，喜欢穿越时空与历史人物对话。坚决不做歌功颂德派，只赞美该赞美的，宣扬该宣扬的真善美。　　

谨以此献尊敬的赵爷爷！　　

　　

　　

　　

　　

　　

周 秦 　　

2011年6月于长沙橘子洲　　

　　

　　

　　

　　

　　

　　

　　

　　

　　

　　

　　

　　

　　

　　

　　

　　

　　

　　

　　

　　

　　

　　

　　

　　

　　

　　

　　

　　

　　

写作说明　　

　　

　　

　　

　　

　　

　　

　　

　　

这是一本以80后视角分析共产党，辗转三地历时两个月写就的书。在全书截稿之际写下本书结构说明，颇有些总结陈词的味道。况且，赶在7月1号前完成有些困难，庆幸的是，我的写作初衷只是为表达对共产党认知，并没有想到献礼之类字眼，更不奢求有出版商垂青出版。　　

其实，研究共产党历史的机构和专家大有人在，同龄人中，也不乏党史专业高材生，他们通过系统学习共产党历史，见地深刻理性。我想，这本近似个人随感的书总有它存在的必要。为了承蒙关照的读者能第一时间了解全书概况，就算不详读此书，也能洞察本书精髓，特在本书靠前部分做出说明。虽然，我不奢求读者能看到每个字，仅是读完本节，我就深感幸运了。　　

写作本书主要立足于四个方面的考虑，这也构成全书的脉络：　　

一、透过历史的广角镜，对共产党历史做出自我认识，我冒昧的称之为对党史的新观点。本书的前几章着重论述个人对共产党历史的认知。例如，将国共的对抗关系看做中央政权与地方流寇主义，中国革命道路曲折，并非外部敌人过于强大，而是各个时期党内路线斗争，为走上正确路线，付出千万人头落地的代价。其他还包括毛派的问题分析。当然，摄于我知识层面的局限性，尚且只深入到此类现象。　　

二、对“文革”爆发的预留。从新中国社会狂热心态的分析，提出文革必然发生，首先，因为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虽然彻底肃清帝国主义在华势力，但也打破中国社会秩序，民众心理的阴暗面被完全释放。国家的稳定不仅依靠法律保障，更寄希望于底层社群的稳定。其次，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狂热心态一直存在，这种不可控制的因素总会释放出来。再次，共产党民主制度破坏，革命同志关系遭遇冷冻，毛泽东周围形成关系真空，别有用心者趁虚而入。　　

三、对毛泽东认知的观点。毛泽东渐行渐远，但他的影响力并没有消失。青年一代如何看毛泽东，不仅仅是对待历史的态度，更是对共产党的认知。特别是最近某著名学者公开撰文攻击毛泽东，引发社会公诉浪潮。实际上，社会的确存在肆意破坏共产党形象的因素。我意图从个人视角重构自己对毛泽东的认知，并宣称共产党不能淡化丢弃毛泽东思想，对毛泽东思想的正确部分，应该继续继承、发扬下去。　　

四、共产党与现代生活的关系，本书虽然着墨不多，但我还是提出来，作为见证共产党转型的美好承诺。共产党不是单独存在的，她是每个人的政治财产。只有我们每个人认真，才能促使她变得更可爱。而且，随着21世纪前十年的发展，共产党逐步走下神坛，和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紧密联系。　　

直到写完这本书，我才意识到还是遗憾的遗忘某些东西。当然，共产党和政府又走到一起，很多问题并不好细致区分。而我也因为辞藻积累不足的缘故，部分话语读起来可能并不顺畅。但是，共产党越来越生活化，这的确是好现象。真正的国家不再高处，而在每个国民心中，对国家的高度认同感，才是真正的爱国情操，共产党要做的就是降低姿态，回到说什么话民众听得懂，做什么事民众看的时代。　　

当然，因为时间仓促加上掌握资料并非全面，不足之处万望读者不吝赐教。也将在今后修改中得到体现。　　

　　

　　

　　

　　

　　

　　

　　

　　

　　

　　

　　

　　

　　

　　

　　

　　

　　

　　

　　

　　

　　

　　

　　

目 录　　

　　

　　

　　

　　

　　

　　

　　

　　

前 言 ………………………………………………………………………… 005 　　

……摆在您眼前的这本书，在我看来总该是很有必要完成的。当然不是因为它头上戴有诸如“建党90周年献礼”之类的高帽子。更或者说，这其中洋溢着意识形态，肩负宣传说教的出版使命。然而，写出不高深的，让人耐看的共产党历史一直是我的夙愿。恰逢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才敢于有勇气克服懒惰，挥笔成文……　　

　　

写作说明 ……………………………………………………………………… 009　　

……这是一本以80后视角分析共产党，辗转三地历时两个月写就的书。在全书截稿之际写下本书结构说明，颇有些总结陈词的味道。况且，赶在7月1号前完成有些困难，庆幸的是，我的写作初衷只是为表达对共产党认知，并没有想到献礼之类字眼，更不奢求有出版商垂青出版……　　

　　

第一章：万古江河 …………………………………………………………… 015 　　

……一个兴盛太久并且没有明显外部威胁的人治政权，不管其外表多么坚强宏大，越是穷凶极恶，往往越是为了掩藏内心的慌乱。敢死之士若能挑开这层薄砂纸，可能在顷刻间便会证实“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论断。数千年的家天下，“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眼宾客，眼看他楼塌了”，历史的看客早已在一场场角色相同剧情相似的历史周期律面前，变得冷峻无情……　　

　　

第二章：1840!1840! ………………………………………………………… 025　　

……1840年，被历史学家们认为是中国历史的分水岭，而可怜的清王朝在历经百年盛世之后，由东方强国突然间成了万邦耻笑的对象，而它短短的建国史也被史学家分成两段来研究。一个政权明明还没有丧失其合法性，却在两种决然不同的环境及众人眼光迥异中前行。无论是商王盘亘迁都还是周召共和，哪怕是安史之乱彻底改变唐朝国运，乃至成为中国历史的转折点，它们的变化始终没有清朝来的根本，这也算是亘古未有的新鲜事……　　

　　

第三章：难为鲁迅 …………………………………………………………… 034 　　

……毛泽东，一个操着浓重湖南口音的年轻男子，穿着长衫走进北大图书馆，以每月8元的薪金担任图书管理员。当然，他此番进京并不是专程仰慕北大之名，信誓旦旦来参加事先安排好的工作。其实，他肩负着为赴欧洲留学募集学费的重任。就是这样的阴差阳错，让这位为了寻求真理而放弃做教书匠的青年人，意外接触到自己想要的东西。这一切源于适应……　　

　　

第四章：地方派系 …………………………………………………………… 047 　　

……自从袁世凯决定称帝，就遭遇到各方面的反对，反映最为激烈的是蔡锷讨伐袁。而袁世凯在绝望中死去后，貌似强大的北洋军阀旋即分裂成三大派系。他们抱定自己是中央正规军，开始在全国疯狂抢占地盘，直到北伐战争彻底击碎尚未完全成型的新分裂版图。1928年东北军少帅张学良接受国民政府劝告，改易旗帜，标志着国民党实现了形式上的大统一……　　

　　

第五章：党内斗争与毛派 …………………………………………………… 054 　　

……通过分析可以发现，中国共产党宣扬的革命道路因为国情复杂以及面对敌人异常强大而漫长曲折，其实这样的说法并不准确。归纳起来，很大程度上与共产党自身成长和选择有关！如果说共产党一开始就选择了自己正确的路线和正确的领导者，中国革命历程可能会由28年缩短。在历次党的历史会议清算时，最常见的语调莫过于：负责人过多将失败的责任归结于敌人过于强大而忽视了自身……　　

　　

第六章：抗战与扩张根据地……………………………………………………059 　　

……延安一直是我文字想触及的地方。当我用心地寻找延安时期共产党足迹，以便记录下那段难忘岁月时，其结果多少让我有些失望。透过现代化城市建设和翻新无数次的历史遗迹，我再也找不到过去那种凌乱但随性的生活，以及在这种生活中积淀的共产党性格。当然，这并不影响我运用精神分析方法探寻那段历史，描写那片值得讴歌的土地……　　

　　

第七章：延安时期………………………………………………………………068 　　

……历史有时候真的不严肃，毛泽东率领红军战略转移的目的地并不明确，转移的重心仍旧是为了摆脱敌人追击。毛泽东在过时很久的报纸上，看到陕北刘志丹率领红军创立根据地的消息，凭着他高度敏感性果断决定，彻底告别漂泊不定的日子，红军的目的地是陕北。而共产党历经长途跋涉终于到达目的地，开始创建新的根据地……　　

　　

第八章：狂 热…………………………………………………………………083 　　

……在第一届新政治协商会议现场，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用他那饶有幽默感的湖南普通话坐着对新中国的美好畅想。这个新生的人民政权将会以怎样的姿态，出现在地球各国的视野？这是共产党领导人迄今为止第一次站在全世界目光下，做着建设美好国家的畅想。虽然大多已过不惑之年，但这群新国家领袖并没有过早显示出政治家具有的老态……　　

　　

第九章：创造性破坏……………………………………………………………091　　

……当人们还在回味建国十七年一来毁誉参半的成长史，而且在我们国家的任何时候，歌功颂德的呼声远远超出现实存在问题的噪音。从各地呈报中央的喜报，都是置现实于不顾的“一片大好河山”，叫人看着很难不被迷惑。而且，身处困境的民众被要求闭上嘴巴，偏远地区的公社干部拥有无形的生杀大权，禁止乱说话简直不算什么。诚然，作为新生的政权，建设百废待兴的社会迫切需要营造一种积极向上的心态…… 　　

　　

第十章：再次解放………………………………………………………………100　　

……进入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去毛化趋势越来越明显。毛泽东去世后，十年文革戛然而止，共产党继任者对这段历史不留情面的全盘否定。粉碎四人帮后，领导层决定迅速召开各级平反会议，意图在最短时间内消除积弊了十年的病症。然而，刚从十年动乱走出来的民众，并没有对新领导人怀有绝对信任。在他们看来，连毛泽东发动的事都能否定，还有什么变革不可能…… 　　

　　

第十一章：现状认知切片(1)：论中央政治化地方政绩化………………… 106　　

……初读此文的你难免于反对之声，共产党近年来尤其重视民意，党的“十七大”甚至将“以人为本”为核心的科学发展观上升为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成为了统领全局的总纲领。现在提出“中央政治化地方政绩化”是不是显得有些逆时代而行的味道呢?我想，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对我们的党怀着无限忠诚……　　

　　

第十二章：现状认知切片(2)：中国缘何频现“多党制”言论…………… 113　　

……《人民日报》曾发表过《我国绝不能搞西方多党制》的房宁署名文章。作为中国第一大报却作出如此露骨的报述，其目的不得不说是为了社会可能产生的关于“中国多党执政”舆论的一种立场声明与严厉回击。这不仅代表一报立场，这更是人民的声音……　　

　　

第十三章：现状认知切片(3)：69圣战的媒体表现 …………………………121　　

……新青年的民意代表，也就是传播学中间的意见领袖韩寒同志于69圣战之后，在其官方博客发表了后来致其公开道歉的文章《向国家机器道歉》。韩寒之所以是韩寒，虽然不是因为他“被韩国”，而攻击身后的土地，也就是说他之所以写出了影响大局稳定的帖子，仅是其韩式风格的再次体现吧……　　

　　

第十四章：现状认知切片(4)：闲话扁鹊………………………………………132　　

……提到扁鹊想必大家一定不会陌生，这位自先秦以来就一直名扬天下的神医（虽然这个称谓好像有点抢了华佗的风光），放在今天也算得上是国家卫生部的首席专家了。我们熟悉扁鹊的无外乎其“望闻问切”四种疗法奠定了中华医学的基本范围，更是奠定其中医集大成者地位的标志。当然，中医始祖自然是尝遍百草，日遇七十余毒神农氏……　　

　　

第十五章：不能忘记毛泽东…………………………………………………… 140　　

……回到延安的共产党“七大”会场，这次会议正式确定毛泽东至高无上的地位，并将毛泽东思想规定为共产党指导思想，写入党章。会议厅正上方悬挂着“在毛泽东的旗帜下前进”的标语。共产党利用马克思主义原理，结合中国革命实情，进攻完全地实践，得出自己的宝贵经验和理论财富，这标志着共产理论建设完全成熟……　　

　　

后 记：共产党与生活………………………………………………………… 147　　

……网络社会横行无忌，打破了原有社会彼此割裂状态，促进社会价值观多元化，已不再是统一口径所能完全控制了。不同人对同一件事，会在各自不同的角度作出价值观判断。只是这些判断结论得出并不会影响其他人的认知。虽然总有些人试图说服别人，但自由精神泛滥的今天，平等自愿的交流是基本原则……　　

　　

　　

　　

　　

　　

　　

　　

　　

　　

　　

　　

　　

　　

　　

　　

　　

　　

　　

　　

　　

　　

　　

　　

　　

　　

　　

　　

　　

　　

　　

　　

万古江河　　

　　

　　

　　

　　

　　

　　

　　

　　

一个兴盛太久并且没有明显外部威胁的人治政权，不管其外表多么坚强宏大，越是穷凶极恶，往往越是为了掩藏内心的慌乱。敢死之士若能挑开这层薄砂纸，可能在顷刻间便会证实“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论断。数千年的家天下，“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眼宾客，眼看他楼塌了”，历史的看客早已在一场场角色相同剧情相似的历史周期律面前，变得冷峻无情。但是，我想说的是，没有哪一次改朝汉代会像毛泽东极其政党领导的革命这样翻天覆地般彻底。一个政党的诞生带来政权的新生，更在很大程度上改造着古老民族的文化习性。　　

历史不只是用来记录过去业已发生或存在了的事，就像今天的新闻，仅仅满足如实报道、反应客观存在远远不够。还应该发现、探寻我们未知的，却一直存在的世界。历史更应当具有一条清晰地时间线，即前赴后继是历史发展的重要特征。中华泱泱5000年大国文化，渊源且宏大，非我之学力所能论及。然而，研究历史者对事物发生的背景始终保持浓厚兴趣。万古江河只取一瓢饮，从共产　　

党诞生的历史背景来看，中央电视台播映的《中国1921》电视剧似乎想很权威的解释那个时代背景。新加坡《海峡时报》网站6月18日发表题为《中国伟大的红色复兴》文章。文章称，为了让人们准备迎接建党90周年纪念日，中国共产党也开始赶时髦了。7月1日这个大日子前夕，中国共产党推出了电影、电视剧、书籍、歌曲甚至漫画，讲述了党的故事。宣传活动怎样才能吸引在互联网时代成长起来、听着嘻哈音乐、看着好莱坞大片的新一代年轻人，这仍然是一个挑战。为了吸引年轻人，党开始把许多“红色”产品—那些颂扬党的产品搬上了网。　　

诚然，近年拍摄的主旋律在做着悄悄转变。执政党总喜欢悄悄的，无言的姿态让各界猜测她的真实意图。当然，从《井冈山》、《红色摇篮》一直到《中国1921》这些电视剧的主题曲旋律清新动人，不是一味高亢的声嘶力竭等文艺腔，人人都能吟唱，才觉得文化触手可及。　　

西方殖民者入侵，客观上破坏了传统农村的村社制度，失去土地的农民以及失业的农民手工劳动者，成为彻底的失业者。他们中的一部分向城市进军，成为产业工人，一部分则成为流民，更有一部分加入军队。但具体到中国近代到底是那年出现资本主义萌芽并产生工人，这里实在拿不出翔实资料。有一个重要的背景需要展开，来看看中华文化的一个基本特征。　　

自周朝贵族实行宗法制度以来，帝国的构成是以宗室成员统治的王国镇守边疆拱卫京畿，除礼制规定的象征性等级和对君上必须履行的义务，各王国实际上是联邦政府中的独立政权。然而，在独立王国内部，我们再做进一步切割，当分子切割成原子，构成联邦政权和独立王国共同的统治基础是什么？其实，自上而下的统治序列具有深层一致性。地方诸侯组成中央王权，相对中央政府而言，地方王国其实就是全国性政权的微缩版。中央政权是全国性总部，王国是总部派驻地方的代表机构。在地方，崇尚礼制的周王朝制定了严格的贵族制度，封国也是由诸多次一级贵族构成的，依次往下推。一直发展到下线或许只拥有一名奴隶的奴隶主，这里就是整个大厦的原子。　　

从单个人权来说，王朝和王国的国都都有少量自由民（待遇比奴隶稍好一些），他们大概是商王朝遗留下来的美德见证。周王朝取代商王朝，总不至于将一切包括前朝遗民全部颠覆。新政权需要展现国家新希望，才能体现出自己以进步对抗反动的。例如青铜制造业，周王朝延续并扩大了制造和生产。　　

被先师孔子崇尚的周礼实际上是一部于统治者有利，旨在控制自由民、奴隶的国家法令。聪明的是，国家以难得的姿态用温柔但不容违抗的口吻阐释着自己的统治主张。因此，越到后面，随着儒家文化成为政治官学，儒生给人的感觉就是虚伪。自由民可以在国都只有迁徙，并不是随意的，他们更像被无形中摆弄的玩偶，为了保持一丁点可怜的自由罢了。如果你身为奴隶，思想境界就达不到这样的高度。只要想着主人家每天多给点吃食，不随意打骂，就很感恩戴德了。《周礼》不仅对自由民施行监管，更禁止封国国君随意串门子。想象一下，一起长大的姬姓弟兄，一年到头难得见上一面，而且心情并不平静。纵观周王朝，如果不将乱象悠悠的春秋战国归结于周王室制衡，除了毁誉参半的礼记，并没有多少值得传至后世的财富。　　

因而，周王朝更像是封邦建国的时代而不是自秦以降的时代。可见，一个偌大的国家，内部却是彼此分割，联系并不畅通。我们又能看到什么创造文明的动力和社会活力呢？只有将中央王权对国度的统摄力垂直下调，才有可能释放社会活力。在看似战乱频繁法治崩坏的春秋战国，自由迁徙和地区聚合，走向以某个家族为核心的大一统。因为，释放自由的限度是掌握在执政者手中。因而统治者的任务就是维护家族式统一，这是周王朝留下的大一统政治遗产，也成为了中华文化的总源头。一直到共产党第一次建立起工农政权，第一次实现了大多数人建政，才终结了家族政治。　　

当然，从春秋战国的乱象纷纷，可以看到中华民族活力未有之盛况。然而，这些原来周王室委任的封国更是微缩版的家天下，贵族气质演绎的更加淋漓尽致。以孔子为代表额儒家文化就产生在这个时候。他长期担当鲁国政府负责祭祀的“傧相”（相当于国君的家臣）。正是这样的环境下，才有了孔子所编纂的鲁国国史《春秋》。　　

但是，鲁国地盘实在很小，鲁国国君像个十足的地主老财，当他需要孔子，可以和爱卿盘腿而坐对酌畅饮畅谈“美政”，不过这都要凭借他个人的喜怒好恶而定。下一刻情绪不好，孔子混不下去，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也就不得以率领众弟子“游学”各国。谁也不要叩问目的地，像这种怀着投机心理的云游，前途未定。　　

相对方圆不过百里的小封国，国家机器赤裸裸体现为国君本人的私有财产。再由家族构成的社会环境中，家族规章的约束力往往大于社会法令。王室之主也是一国之主，无数小家随性组成的叫社会，无数小家强制组成的则成为国家。这也是构成中国社会最基本元素。　　

大封国则会建立相对完备的整套国家运转体系。在经济发展水平滞后的情况下，统治集团依靠的并不是“人以及人才“这无形资源，粗暴占据社会资源，筑高墙深湖保卫统治。此外，在以家族为单元的社会中，必然会形成若干个社会集团，而且这些集团与集团之间就像签订了分赃协定似的，各自垄断不同行业不同物种的资源。在统治集团内部建立起特权流通体系。围绕在集团，想混入集团（体制）的社会大多数，不得不被集团制定的“门第”标准所左右。社会大多数在沉默假装睡觉，活跃起来的儒生知识分子被“门第”牵着，成了会摇尾巴的哈巴狗。　　

嬴政以雄兵扫荡世间一切旧现象，在广阔的300万平方公里国土上，妄图打破家族，推行郡县法制，甚至连封国都免了。然而，这个西方夷狄在文化上又极度不自信。一旦军事上的胜利冲昏并不文明的他们，骨子里的野蛮也就显露出来了。所谓法治，不过是统治者将自己的意志上升为法律意志，推行全国达到维护自己的目的。于是，我们接着看到的是“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在高墙深海类妄图实现万世一统。郡县代替封国，是制度上的完胜，然而推行完胜制度的又是强制的法令。始皇帝并没有意识到，这是一步走的太快的棋。国家法令可以瞬间打破存在了800年的礼制基础，当旧体制被打破新体制尚未健全的“所谓社会转型期”，政权需要拿出极大决心应对突发事件。他的集团显然没有度过这道改革窄门。加上我们熟悉的原因，秦帝国只留下万古功成的美好幻想，便来去匆匆。　　

汉武帝推行的察举孝廉制度，又何尝不是在前朝灭亡后瞬间复活的家族势力崛起，所寻找用来制衡家族，扩大王权统治基础的谋略。可以想象，当陈胜吴广军事上一路高歌猛进，那些六国遗少们该是多么箪食壶浆迎接义师，心理面怀揣着怎么样的富国梦啊！短短15年的存在，远不足以消除六国遗少们的记忆。秦亡以后天下大乱，以遗少的名义崛起的势力不可避免。西楚霸王项羽打破天下建制，分封诸王，刘邦也趁机捞的好处。自己堂而皇之成了最大的王。项羽是莽夫，只要手中有刀剑，才不管什么制度文化，什么富丽堂皇。那些都不如刀剑军队有安全感，所以将咸阳付之一炬的时候，他究竟在想什么？难道真的是痛恨这富丽堂皇的繁荣，还是惧怕被这繁荣所害，国破家亡？这一切，似乎都解释着汉初实行的郡县封国并存制度的无奈。所以，武帝不得已推行破除门阀制度的方法，又以“推恩令”不断削弱封国势力。推恩令正利用了人们追逐权势的弱点，堪称诸多制度中的一绝！　　

然而，汉武帝毕竟还是走不出时代以及自身认知局限性。除非他能自我否地封建国家基本制度，但他毕竟不如戈尔巴乔夫那般神勇。所以，当中央推行察举孝廉制度，又因为规定并不是严格制定的，存在人为可操作性，也就为落实制度留下一根尾巴。宏观上名曰治国理政需要，在个人看来这不过是普通老百姓挤入上层社会为数不多的机会。与其利用私权打点关系，还不如名正言顺操作制度。于是，这种举荐制度仍旧被旧贵族垄断。直到汉光武帝刘秀砸碎旧统治阶层，开创“光武中兴”，这种制度再也未能恢复功效。　　

汉光武帝刘秀本身便是依靠地主武装豪强集团取得天下，东汉王朝从一开始就留下不可能克服的弊端。于国有功的新贵族自视甚高，不断施行土地兼并，中央政府对此也只有望洋兴叹。到了政权中后期，朝中形成了知识分子（依靠察举孝廉征召过来的知识分子），外戚（东汉皇帝年幼，皇太后成为形式上的最高统治者，这些深居宫中的女人，并不熟悉朝政及大臣关系，只有依靠娘家人），宦官（深宫中仅有的男人，身边围绕着一群假男人，外戚跋扈不将小皇帝放在眼里，所以这些人成为皇帝的心腹）三股势力角逐。　　

从孔子以来，无论是知识分子还是士大夫阶层，无论其出身如何，也不管他们是通过何种方式步入朝纲，统统都可以归纳为儒生。但是，这些人在发迹之前并没有多少背景、后台，没有拜会的府第没有行贿的银两，如何才能引起选拔官员的注意呢？于是文人们作秀的劲儿上来了。通过一些手段进入政权中心，父母亡故守孝三年，素服缠身泪流不止，饮食清淡闭门谢客，这些人对后来的九品中正制深有影响。　　

三国就好象在复制春秋战国的游戏规则，而晋朝以后的文人们更因为南北朝黑暗政治和生活习惯，变得浪荡不羁。这时候，宦官、外戚早已随着政权新贵族洗牌灰飞烟灭，只剩下前朝遗老、那些说不清来历的知识分子成为统治中坚力量。但是，他们似乎刻意复制当年发迹之痛，将同样不合理的等级制度强加在新人身上。九品中正制实际上将人划分为三六九等，制度本身是倒退的。因而，南北朝同样是乱悠悠。偌大的国家，上天竟没有降临一位贤德的君主，难道天也不看好这个时代？但凡黑暗的时代，朝堂上的主事者，他们并没有上天赋予的德性，窃取国家机器的悖逆，让他们失道寡助。我们不妨将眼观放逐朝堂以外，真正有才德的人不为政权所用，而游弋于体制外，不会再来淌这浑水。　　

但知识分子与非知识分子对社会的破坏力决然不同。外戚，宦官并没有多少文化修养，生前狂妄无度，死后一举功成万古灰。但士大夫则不然，知识分子如是作恶，利用公权力作恶，于是留下了一桩桩奇怪制度，后世一代代积累门第制度。死后残留的影响，必将在新的社会运动下才能消除。　　

不管是否愿意承认，仅从漫长封建时代看，中国古代不厌其烦上演着“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游戏。随着外戚势力的衰退，而南北朝对士大夫阶层是一种毁灭性摧残。在战争年代，这些抱守残缺的儒生很容易成为改革牺牲品，而挺身护法的儒生因为不符合政变军官们的喜好，自然不免于“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无论如何，士大夫阶层在乱世是无法施展自己的美政抱负以及形成集团的。　　

隋朝开始实行直到唐朝才得完善的科举制度，可圈可点的是科举不像汉武帝实行推举可随意操作规则。以制度化保障选拔人才的确有利于抑制贵族，并向民间传递积极信号。然而，统治阶层不变的特性终究免不了让制度归于失败。电视剧《贞观长歌》记录，在科举考试中，考生除答好试题，常常通过模仿当朝官员的笔迹，以证明其为官员门生容易录取。有些考生专门以模仿笔迹为乐，竟然连官员本人都辨不出字迹真伪。这并不是好现象，正像唐僖宗以马球比赛决定官员任免一样荒唐。科举制度容易成为统治者控制知识分子的工具，这也是其兴盛千年的原因所在。这或许也是秦始皇焚书坑儒之后，科举制、门第形成导致中国在没有春秋战国思想文化繁荣的原因吧。　　

之所以会形成门户阶层，很大程度上源于社会本身的封闭性。相对封闭的社会环境中，制度只是摆设潜规则盛行。而封闭的制造者可以达到自己的目的。于是，当国家构成从一元变成多元，引入民族国家概念后，文化多样性或多或少会对家族为核心的中华原生态文化有促进作用。中华文化发源于中原还是黄河流域？无论发何处，直到今天用西方思想形态来驾驭社会。中华文化本质上早已在在历次文明冲撞中形成包容兼并特征，才得以流传千年。那么，以多元文化对强势汉文化进行改造算不算全新的革命呢？按照此前的理论，落后的野蛮征服总会被被征服者先进的文化所征服，这两者是相互矛盾，这倒是很有意思的现象。一切答案会在唐朝展现。最起码，很少听说唐朝再出现家文化甚嚣尘上的消息了。　　

唐朝中晚期仍旧出现了东汉末年的惨剧。唐朝是中国古代国防力量比较薄弱的，通过藩镇意图再现周王朝拱卫京畿。大唐统治者当然可以做周王室一般的美好畅想，中央政权足够强大分封恩典。但原本用来预防民族政权的藩镇，却给自己灭亡预留了定时炸弹。历史总要在过后才能旁观者清，身处其中的人们无一不歌颂政策伟大。藩镇节度使大多成为天下纷争的各路诸侯，成为五代十国割据的开端。这些带有浓重归属味道的少数民族节度使，大多还畅想者半奴隶半封建制政权。但历史不再容忍贵族政权局面出现。五代十国之乱，是历史主宰者打退妄图复原贵族政权的工具，不能再盛世之后陷于停顿。　　

陈国将领黄桥兵变，扯下大旗黄袍加身之后，南中国被迅速荡平。此时的统治阶层还剩下什么人呢？宦官势力被黄巢起义军毁灭性摧毁，再也爬不起来了。外戚也随着政权不稳定，没有滋生的土壤。而士大夫则在唐帝国开放风气的熏陶下，洗掉了魏晋时期的玄易怪诞，也避免落下个迂腐。杯酒释兵权，让那些类似于刘秀的跟从者避免了分裂。赵匡胤怎么也没想到，自己武将式的简单思维，竟然使本朝未能出线贵族阶层，而且为统治阶层重新洗牌开创下足够的空间。　　

武将出身的赵匡胤是不自信的，为了达到巩固统治的目的，不惜大设官员让他们相互监督。纵观整个宋朝，知识分子地位空前提高，出现的几位理学大家以及书院名山便是明证。不经科举位列朝堂，总显得不那么光彩。不管出于什么目的重用读书人，知识分子们在朝中已形成庞大势力，再也没有谁能阻碍他们的脚步了。知识分子地位高贵的时代，也是社会活力大为释放的时代。因此，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便在此刻汇聚了。　　

然而，我们知道的时局，对以汉民族构成的政权并不是有利的，知识分子那般忧国忧民的情愫高涨。国家所能给予知识分子的最高之权利正在于自由之思考与呼喊。因为归属感和被重视，他们不敢怠慢，而且愿意为这个国家奔走呼喊。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篇章便是出于此。江山不幸诗家幸，在社会即将被程朱理学所禁锢之前，这个时代并不是坏的。　　

元朝统治者恢复了贵族制度，更可恶的是恢复了等级制度，这确是历史发展的倒退。而相比之下的清王朝受汉民族文化影响深远，逐渐脱离了原来落后的文化印象。虽然直到乾隆皇帝才彻底废除满清贵族制度，但历史留给大清朝的时间并不多了。众人皆对明王朝颇有微词，而《明朝那些事》和《万历十五年》为我们全景展示这个并不让人厌恶的时代。　　

自郑和第七次下西洋归来后，明政府突然对海洋活动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究其原因还在于长期的贡赐贸易加上国内并不扩展的生产规模，更为重要的是明王朝统治者的天然保守心理在作祟。郑和下西洋传播扩散中华文化，真的呈现万邦来朝盛况。但是文化之间的差异，很多新事物并不能即可获得王室的认同。作为家天下的朱明王朝，并不会过多在乎本国生产能力。只要是不危及统治者权威的消耗，以丁点物力换来不同肤色种族齐聚朝堂三呼万岁，对统治者来说都是可以接受的。　　

我们得出类似的规律是，中国历朝历代在对待远方来客的时候，只要你满嘴好话，还决心跑回家说好话，你要什么好处天朝都可以尽量满足你。吸引来更多人说好话，说给皇帝听百姓听，满足孤家寡人做“天下皇帝”而非“本土皇帝”的欲望。皇帝们只会羡慕唐太宗“天可汗”头衔，而忘了他更多的是一个明君，所以皇帝们学习的是如何制造英明寻求万岁罢了。但是，随着世界发展形势变化，明王朝所在的时代早已不再是“所有对手还未苏醒而唐王朝已经快速奔跑”的时代，更为糟糕的是，朱明王朝正打算在这一轮新的赛跑中装睡。因而，郑和下西洋带来的全新文明非但没有成为革新动力，反而加剧了统治集团对非正统文化的恐惧，他们迫不及待的关上国门。　　

然而，朱明王朝剩下的半壁江山，对漠北少数民族失去天然的防御屏障。政权在面对外敌入侵无能为力，连年征战失利。朱明王朝的皇帝们低能白痴，终于导致了宦官势力沉默数百年后风生水起。前有刘瑾后有魏忠贤。但是，在国土周边政权林立的形势下，国家安全防卫得不到保障，宦官势力最终形成不了多大气候。国家处于危难之中，靠着科举制度发迹的知识分子把持槽钢，因为政权矛盾远甚于内部矛盾。东汉和唐朝末年的悲剧不会再次上演。　　

此时，我们将目光转向民间，看看民间的变化。这也是真正开启对共产党文化思考的开端。郑和下西洋到底给当时的中国社会带来什么影响？汉张骞出使西域是为国土主权，修复加强周边地区国家关系；唐朝则万邦来朝，冲着中华文化而来。郑和下西洋就是往外送东西，但此种举动体现出来的态度，不难看出朱明王朝多么想恢复数百年前的荣光。异族新文化就像引入的农作物马铃薯一般，在任何柔弱的水稻不能生存的土地都能坚强的生存繁殖。大明王朝这些年的农业形势喜人，由过去的吃不饱变成了足够温饱。对土地依赖程度降低，足够吃饱的农民，对于以农为本的封建政权意味着什么？　　

生产关系从此开始微妙变化。贡赐贸易输出大量的丝绸瓷器，客观上带动了民间制造业。可见，中国瓷器、高档茶叶是专供贸易关系用的，普通百姓只能使用黑陶，喝凉水。从倾举国之力航海到不让片板下海，政府态度之巨变实为罕见。东南沿海的居民是随着航海走上富有的，相对束缚在土地为温饱而整日劳动，贸易让这些人切实感到好处。眼看着不让片板下海，阻隔了无尽利润，沿海居民蠢蠢欲动，加上衙门官员腐败，私家出海风盛行，民间贸易蔚然成风。一旦尝到甜头，被视为刁民的人群是敢于违犯政策的，他们岂不是推动进步？　　

马铃薯带来的农业高产，对传统农业走向商业化，解放农业生产力具有象征意义。死气沉沉的政府管不住这次变革，民间行为正悄悄蔓延。随之而来的官民矛盾，大大降低了民众对政权的认同感。农业商业化带来的重要意义是促使传统农民身份转变（并非农民变成农民工）。机户出资机工出力不再是“雇佣人数不超过8个”的禁区。民间贸易激发了社会活力，也对社会文化革新提供了试验场。　　

家族式贵族，以及构建起来的贵族制度实际上贯穿整个中国历史。贵族式家族依靠占据社会资源，依靠农民依附在土地上，竟然统治中国达2000年之久。由此，贵族形成集团并控制的政权中，必然形成以血缘（古人认为上善若水，然则血浓于水）为坚强纽带的社会关系，也就是被我们今日所诟病的阶层。而且，在家族与家族之间，是没有供人独立生存发展的空间的。除非到达梦中的桃花源，但桃花源在遇见人类之前何尝不是荒草蓬蒿一大片呢？可见，游弋于家族形成的社会，没有血缘是天生的致命伤。要想进入家族内部，就不得不顺从家族规定，就不得不甘当幕僚下属的命运。　　

社会关系植根于生产方式。农业生产能力提高了，从前被认为种不出粮食的土地现在可以收获了。从前整天劳作不得休息，现在可以做工吃饭有空消遣了。雇佣工人的东家其实都是些旧家族的主人，他们为了追逐眼前的利益，都不知道是在做自己体制掘墓人的开端。虽然，这时候的商业活动范围、规模及总量都很小，但随着中央政权没落，社会监控一旦放松，民间势力就活跃起来了。　　

民间商业活动被视为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家族式集团的杀手锏！于是，构成中国数千年文化特征的社群制度在瓦解，而新制度还在缓慢形成中，未能及时补缺。清兵进入山海关，直取北京攻陷紫禁城，崇祯皇帝吊死煤山一棵歪脖子树上。清兵越往南方，采取的不再是烧杀抢夺，他们知道这是在收复属于自己的地盘。清军所到之处，当地地主乡绅主动迎合过来。除了将长发扎成辫子，清军需要收买人心，尽量秋毫无犯。因而，改朝易主对商业活动暂时不会产生明显冲击。清朝历经百年盛世，商业活动虽然不温不火，却不至消亡殆尽。大清盛世不过是噩梦前短暂的苏醒，国外使节向天朝频送秋波，这些狡猾外国人，摸透老皇帝和近卫大臣的喜好，挑些好听的话好玩的完活儿往统治集团手中递。大清王朝一派祥和，官厅飘散着缕缕茶香显示出天朝的安逸，而英吉利此刻正开展蒸汽革命。外国使节不再只是祈求赐予一些瓷器，丝绸，茶叶，他们想要征服马可.波罗所描述的这一片遍地黄金的土地。　　

刚踏上雄伟紫荆城宫殿的小国的公使，无一不会被这气势所震慑，想必他们掂量着脚步，轻声跟随在管事太监后面，诚惶诚恐的觐见大清国皇帝陛下。在他们心里，强盛中华帝国的印象在心头植根了好几个世纪。所以，他们乐于接受叫人厌烦的繁文缛节。并不会凭借资本原始积累对中华帝国产生不良念想。这次来国并不只是为了获得赏赐，而是协商通商条件。自恃天朝上国的满清王室应允了小国要求，天朝大国无奇不有，谅尔等小国地瘠民贫，也拿不出上得了台面的物件。进不来市场没关系，天朝物阜民丰，要什么应有尽有，只要万岁喊得响亮。　　

西方的商品的确进不来中国的市场，并不是因为民间资本力量拥有足够实力阻击，人民生活太过于贫穷，实在没有富余购买力。长久封闭的生活环境也未能形成西方式生活习惯，自然也就用不着西方工业商品。当然，也不排除帝国高赋税无形中抬高商品价格，廉价的工业品流入内地经过关税上调，摇身一变成为昂贵的奢侈品。由此可知，列强用炮舰打开中华大门后，要求中国将关税一降再降。　　

新生事物总会带几分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气质。高傲的新兴资本主义贵族依靠武力夺取国内政权，进而侵占印度。他们当然不会甘心止兵于中华帝国大门外。在同帝国各级官员交往过程中，列强们意识到繁荣背后掩藏着真实的腐朽。因为长久的封闭造成自足式的强大，让这个政权丧失了存在的危机感。而她的好客心理在招徕万邦宾客的同时，也将自身缺点暴露在一些别有用心家伙面前。于是，列强们打算牛刀小试，利用小小军舰（不算军事挑衅）刺探帝国的虚实。可悲的事情终于发生了，咸丰皇帝自认为小小夷人不过是想要开口岸，要点路费，连眼皮都不眨一下便答应了。然而，列强们欣喜若狂，将咸丰的不屑当成了帝国江河日下，他们终于敢于去一步步否定脑海中那一幅强盛帝国的图景。是的，他们正打算去打破它！于是，一场场更大规模的挑衅正在策划，一部部条件更苛刻的条约正在草拟。清朝统治者觉得大象对抗蚂蚁的战争，不是同量级博弈，面对挑衅再次不屑。清朝军队仍未出来参战。当然，朝中大臣心里都清楚，林则徐授意于天，弄的虎门销烟直接导致战争，林则徐由英雄变成替罪羊。善于揣摩主子心意的众大臣们，念及战争人人自危。不是担心国家战败，而是担心自己领兵迎战。梦魇被打开，饿狼蜂拥而至。　　

此时的民间正在如火如荼地走向资本主义萌芽。却被无情的战败附加条件中断了进程。再来看看民间商业活动到底对中华传统文化有什么影响？民间商业活动分为生产和销售，而此时兴起的晋商徽商其实就是靠着销售起家的。中国近代史上叱咤风云的晋商，不重诗书礼仪不重功名利禄，从小教孩子买卖贸易知识，等到有钱再捐个官。以血缘关系为纽带，成为现代意义的官商勾结的原型。而儒家以读书为步入仕途的手段，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己任的理想受到现实制约。此外，满清实行八股文制度，培养奴才降低官员素质。科举不再成为步入仕途的唯一通道，有钱人蜂拥而至，科举制也规则暗涌，儒家文化受到极大损害。更让人想不到的是，官商勾结最终却促成家族升华。这时候的家族早已超出血缘，已由书香门第演变为权钱府第。也即近代历史上的民间财团，这也奠定了近代中国发展格局。　　

实际上，民间商业活动一方面在破坏传统的家族式社群制度，另一方面似乎准备走向社区模式。但是，恪守祖宗王法的清王室不可能允许这种渐变。这种威胁统治基础的渐变，终有一天会动摇上层建筑。民间商业活动势不可挡，况且地方官员才不会自断财路和政绩，政府也就无法根本消除这一趋势。于是，用繁重的赋税阻碍民间商业壮大。规模稍大的家族自觉同官府建立微妙关系，其他小家族又多半依附于大家族。这层微妙关系涉及地方经济、稳定和政绩，官员到任的第一件事不是祭孔庙访黎民，和地方豪绅把酒言欢总归是必须的。　　

这一切在战争面前多么不屑。列强发动战争抢占市场，更摧毁了民间商业活动继续发展的空间。试想，当战争附带的商品大量流入中国社会，民间商业根本落后性立即显现出来（民间商业活动的进步是相对封建制度而言的），民间商业破产手工业者失业，丧失的土地再也回不到手中。于是，当家族式社会尚未完全根除而新的社区又未能建立起来，底层社会思想意识十分混乱。从前大可以愚昧地做天朝草民，三十亩地一头老婆孩子热炕头，虽然世代清苦却也安逸。但此刻他们没了工作更没了土地没了生计。顺民时代不复存在！民众的混乱似乎可以预见，只不过这种混乱到底会造成什么结果？对日后共产党又有什么启示？（现在的情况是，民工既不能回到农村又不能有尊严地在城市活着。）于是就有了两次流民运动：天平天国与义和团。这些都不过是失地农民阶层对生存的基本诉求罢了，合情合理丝毫不过分！太平天国洋溢着资本主义的梦幻和底层社会社区建设大体上相投，久而久之可能走到一起。由依附土地的贫农到成为自食其力的手工业者，现在又成为失业无地流民、饥民，还有什么信仰可言？　　

　　

　　

　　

　　

　　

　　

　　

　　

　　

　　

　　

　　

　　

　　

　　

　　

　　

　　

　　

　　

　　

　　

　　

　　

　　

　　

　　

　　

　　

　　

　　

　　

　　

　　

　　

　　

　　

　　

　　

　　

　　

1840！1840！　　

　　

　　

　　

　　

　　

　　

　　

　　

1840年，被历史学家们认为是中国历史的分水岭，而可怜的清王朝在历经百年盛世之后，由东方强国突然间成了万邦耻笑的对象，而它短短的建国史也被史学家分成两段来研究。一个政权明明还没有丧失其合法性，却在两种决然不同的环境及众人眼光迥异中前行。无论是商王盘亘迁都还是周召共和，哪怕是安史之乱彻底改变唐朝国运，乃至成为中国历史的转折点，它们的变化始终没有清朝来的根本，这也算是亘古未有的新鲜事。按照1840理论的划分，中国由封建专制社会走向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苦难时期。社会性质和社会主要矛盾发生深刻改变。但是，笔者认为1840产生的耳熟能详的社会性质改变，不免与成就俗套，倒不如一探究竟文化到底怎么变的。　　

为什么以1840年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呢？通过整理材料可以找到以下几点佐证：　　

其一，林则徐牵动的国际关系变革。身为士大夫阶层的林则徐被老百姓尊为民族英雄，这在晚清官场中并不多见，足见老百姓对林总督是认可的。林则徐不仅是近代中国第一个开眼看世界的知识分子，更在他的支持下，湖南人魏源才编译了《海国图志》，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响亮口号。可以说，中国统治阶层内部早就分化出走向西化的势力。但是，凭借虎门销烟登上历史舞台的林则徐，又成为由此引发的鸦片战争的牺牲品。自鸦片战争以前，大清帝国在列强心目中一直是强盛的象征，他们唯恐处理不好和这个大国的关系，断然不敢表露半点挑衅心理。而工业革命前，清朝的GDP占据当时全世界的一半。在任何国际关系中理应居于中心地位。随着列强炮舰袭击，这种国际关系正悄然发生改变。当然，林则徐一开始就在坚决执行皇帝的旨意，清政府将其发配边疆并不是因为列强的炮舰，而是习惯性利用替罪羊，避免事端。可见，随着正直之士的流放，士大夫阶层人人自危，大多数士大夫选择了沉默，选择了安于现状。不求闻达于诸侯，最起码得以保全官位不至身首异处。正因为统治阶层对待社会事件的消极态度，让士大夫的西化趋势暂时消退，至于洋务运动则是在士大夫切实感到战争带来的切肤之痛后，咬紧牙关而为之的。　　

其二，中国历史上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次与外国冲突失败。远古的汉唐，及至明清的边疆战争，用今天民族的视角看，都只算是国家内部的冲突。就算偶尔归于失败，也会有新的政权来替代，汉家天下总是稳固的。但是，1840以后，的中国社会却在发生着本质变化，而这次战争的确是失败了。近代中国被列强不断蹂躏、践踏，于是乎，1840成为开启中华民族苦难记忆的闸门。国家和民族的尊严丧尽，对于每一个历尽那段历史的人们来说，一种高涨的对民族而非对某一政权的挚爱，从心底生出来。旧中国千疮百孔，给青年毛泽东留下很深的阵痛。　　

其三，1840年对中国社会性质的改变并不只是王朝更迭，而是阶级属性根本性巨变。上层建筑变化也反映出底层的嬗变。就算上层建筑发生变化，在火烧圆明园之前，诸如统治阶层内部分歧、斗争等，变化表现得并不明显。外国公使依旧的按照严格的礼节觐见王室成员，可见天朝的威仪还没有根本性丧失。1861年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仍旧是以国家主权姿态设立的外交机构。但是1840年是帝国主义商品经济伴随炮舰进入中国市场的正式开端，接着有依靠多次战争及条约议定价格及通商口岸。特权庇护下的西方商品经济迅速挤压国内市场空间。诚如前面说的，一方面颠覆传统家族伦理社会秩序，另一方面又在酝酿构成新的社会模式。现在，西方的入侵使得中国（主要是东南沿海地区）基层社会没有一个明确的信仰。中国人思想混乱了，礼教沦丧由此开始。　　

这种推测并非没有道理，科技制度被统治阶层意淫只剩下专门制造奴才的工具，禁锢思想禁止思考，对知识分子造成极大摧残，而实行严格的“文字狱”给知识分子敲了警钟，顿时人心惶惶，而后万马齐喑了。对清政府的一次次失望，逐渐浇醒知识分子放下现实。他们中的一部分开始埋首故纸堆行考据之学，这些人不过是将古人的东西拿出来玩味，以期不问世道变幻。另一部分人则寄生荒野，在一片远离政治朝堂的地方，悉心自己的学问。官场腐败卖官鬻爵，伴着商业活动发家的有钱人捐官，破坏了科举制度纯粹性。读书人要想透过读书求取功名步入上层社会，越来越不可能了。　　

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清王朝祖先们毕竟是诞生自白山黑水的少数民族，身为统治者的少数民族在面对庞大子民时，总归不自信。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少数民族政权的统治阶层内部总会出现两个朝廷。内廷由少数民族贵族构成，掌握实际权力；外廷则由汉族和其他民族充任，扮演边缘化角色。两套班子并存实际上影响了国家正常运转，内廷的私法往往横加在国法之上。于是，家族化的势头又出现了。满清所处的历史关头，家族化贵族并不是好现象，但祖先的血统气质决定其不可避免。大贪官和珅就是庞大家族见证。而享受祖先时代恩宠的八旗子弟更是一个庞大集团。他们不会从事劳动，绝对是寄生在政权体制的庞大寄生虫。于是，清王朝不得不加重赋税。　　

如果此刻家族化程度还不够明显，随着太平天的兴起刺激湘军快速成长，这时候不仅出现近现代意义上的家族，矮个子儒生曾国藩创立的湘军更成为近代军阀的源头。这一支以儒家经典理论为指导的地方武装，在晚清军事舞台上扮演最重要角色。可见，随着湘军在清王朝政坛的崛起，扮演者救火者角色，家族政治达到新的高峰。从曾国藩系统走出的左宗棠、李鸿章成为晚清叱咤风云的重臣。从曾国藩一直到李鸿章，家族始终围绕在统治集团周围。直到袁世凯以足疾未愈拒绝朝廷征召拒绝为官，手下军队不听朝廷节制，预示着家族具有独立资格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王朝内部的有识之士开始意识到，大刀长矛等冷兵器在新型战争中变得无用武之地，依靠人海战术根本抵挡不了海战。必须利用炮舰来抵御入侵。领导层并不想挨打，也没有意识到被打，只是他们资质太过平庸，生活在太平盛世闭目塞听。手下的这帮朝臣正在替主子积极谋划着富国强兵的行动。于是，创办实业，兴办海军，翻译西学以及送人才出国培训，成为众多国家大事中的新项目。在一番运动式的准备工作后，北洋、南洋、东洋三支海军舰队在皇恩浩荡庇佑下建成了。这时候的海上军事技术不存在自主知识产权，从西方买来的大多数船舰不过是些性能很差的淘汰品。这和我国台湾地区购买军舰情况极为相似。但是，如此重要的国防自卫武器全部依靠进口，天朝上国的面子总归挂不住。于是，国内兵工厂将买来的军舰大卸八块，开始按照外形仿制起来。然而，买来就是垃圾，不成熟技术仿制的只能是更次的垃圾。所谓枪炮不过是些爆不开的铁球，落在列强铁甲军舰上连个窟窿都砸不开。我们知道为慈禧太后准备万寿庆典的烟花礼炮是可以喷射的火药，但战争中飘洒的却是些沙子。庆典燃放的欢呼掩盖了战场浴血奋战的拼杀声。　　

最终博弈结果可想而知，这就是洋务运动，美好幻想加上举国体制，迎来惨痛失败。甲午战争标志革新失败，彻底失败了！　　

但是，洋务运动虽然失败了，而它的负责人却在运动中尽收好处。国家投资兴办自强实业，失败了钱打了水漂，还有一部分国家的钱进了私人腰包。国家不幸官员得利，最重要的运动失败洗礼了官，他们不再靠着俸禄和下面人的孝敬过日子。湘军政治预示着各省需建立军务，而太平天国运动则刺激了他们这样做。从1851年金田村振臂一呼，一个落地书生靠着半截子洋理论如何能号召百万饥民，一路北上攻城掠地，建立政权半颁行律法，占据清王朝江南粮仓银库达十数年之久。而太平天国运动中所杀人口不少于一亿！如此难以根除的农民运动。自然不能将剿匪重任托付在以抽大烟玩女人为乐的八旗营。于是，各省操练团务，实际上形成了私人拥有军队的局面（这种情况在1912年清帝退位，前朝封疆大吏仅用竹竿挑落几片房檐上的瓦片，以示自己坚定革命可以看出来）。我们可以发现一条清晰的家族发展脉络：贵族—士大夫—商家—军阀。从古至今，家族没有消除，而是在不断变化着形式。两千年来，我们始终痛着孔老夫子的话不动摇。　　

时间辗转到两个举子的对话。二十多岁的青年人和四十多岁的中年人发生激烈争论。各自对国家民族命运，出路有不同看法，谁也说不服谁。而最终两个人的出路也大相径庭。二十多岁的青年以协作为目标，意图用文字警醒国人。而四十多岁的中年人最终成为对清末帝俯首称臣的保皇派。他们便是康有为和梁启超。而甲午海战是继鸦片战争之后，大大加深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的转折。从民族情感来说，中华帝国从来没有将这个自汉朝以来就甘当学生的矮个子国家放在眼里。现在却堂而皇之败在日本人面前。天朝上国的优越感顿时荡然无存，从民族习惯来看，这比被英德各国打败更加不能接受！从此，清王朝开始了真正的改革。　　

同样的历史发生在1905年日俄战争。俄国以体积比中国还庞大的姿态不屑与日本较量。然而日俄战争中，俄国遭受了让人大跌眼镜的失败，引发俄国国内政治地震。甲午战争失败后，中国并没有引发地震。这或许是数千年超稳定社会结构使然，或许是数百年愚民政策使然。甲午战争开始前两年的1893年，一个注定改变中国命运的小生命在湖南韶山冲诞生。历史总会给现实发展预留空间，国难当头，一个民族要想免于灭亡，上天必须降临可以带领民族朝前走的人。可幸的是戊戌变法归于失败了，它不仅彻底断送了清王朝最后的希望，也使更对人对满清有了清醒认识。　　

一个政权消失以前，统治集团早已丢尽了脸面。1899年后的大瓜分狂潮，清政府不再受到主权国家应该享有的礼遇。外国人觉得根本没必要对眼前这个老太婆存在半点害怕，她蹦着个脸只能吓唬跟班随从和小老百姓。当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宣布仍旧支持由慈溪统治时，老太婆欣喜若狂，厚颜无耻许下了“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承诺。此时此刻，从咸丰开始入睡的梦才依稀苏醒，却发现早已身陷囹圄。康乾盛世的荣耀早已散去，世界规则发生深刻变化。现象一下当外国人送给慈溪火车，她却用马拉着到处跑的情形吗？电影《让子弹飞》开头说的很清楚：谁说马县长是做火车上任的，火车只是假象，前面有马拉着跑，而烟囱冒出的烟雾也不是锅炉烧煤，只是吃火锅冒出的水汽。慈禧的马车和马县长的马车折射出的是同一种心态。表面上繁荣不过是历史的假象。当八国联军入侵圆明园时，他们意外打开一个宝库，发现里面竟然堆着从外国买来的洋枪！他们或许不知道为什么，而我们看了已经忍不住想怒骂了。而现在，除了奥匈帝国，其他七个侵略国仍旧存在着！大清帝国在哪儿？　　

如果说太平天国刺激了曾国藩系统（地方军阀）的崛起，那么义和团则刺激了袁世凯系统（北洋军阀）的崛起。30年后，袁世凯再次上演曾国藩的传奇，当他并不是秉承湖南经世致用，自然没有坚定的忠君思想。有人说，袁世凯是窃国贼、卖国贼，实际上，袁世凯不仅将湘军的近代军阀集团由雏形发展成现实，而且对加促清王朝灭亡起到关键作用。不要忘了。袁世凯并不是中规中矩的读书人，更不是依靠科举上台的，但历史却给他了机会。　　

袁世凯绝对不敢称其为伟大。但有一点不容置疑。当他在世的时候，中国还不至于出现军阀割据和战乱不止。当然，各路人马伺候着不同的帝国主义主子，激化矛盾只不过是时间的问题。袁世凯的存在无关进步活着落后，他却为辛亥革命成功保证了相对单纯的环境，当然也埋下了失败的种子。如果仅凭借孙中山专做政治运动不重视军事运动，手中没有雄兵没有武器，是不可能顺利结束帝制的。而且，各路诸侯、军阀也不会善罢甘休。所以，袁世凯的强势统一以及暂时的合作态度，为结束帝制做出很大贡献。但是，蒋介石日后不得不长期面对军阀混乱并维持形式上的统一。中央与地方土皇帝之间存在根本矛盾，让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有生存空间。就袁世凯集团而言，这种统一的局面为推翻帝制起到的积极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孙中山的成功实际上带有很大偶然性。回想过去，他仍旧对清政府抱有幻想，并上书李鸿章表达自己对时局的看法。只不过年迈的李中堂不会高看这来路不明的信函。这是怎样的傲慢与偏见，才让孙中山放弃幻想，逐渐成为革命者。其实，除了发动组织成立革命组织以外，常年游学日本的他并没有参加多少实际的革命活动。文有宋教仁武有黄兴，依靠这两个湖南人才托起孙中山的影响力。从武昌暴动第一枪到黄花岗起义，他始终远离第一线战场。但领袖始终是领袖，当宋黄二人相继死去，人们才真正发现幕后孙中山的能耐。没有枪没有军队的前总统，领导几次并不成功的运动。当他深知军事斗争重要性，才有蒋介石上升的机会。　　

中华大地，自康梁呼吁革命后，还没有出现那个人敢公然站出来继续呼喊革命。1893年，兴中会成立后，各地革命性组织就像雨后春笋般往外冒，民间积蓄多年的革命愿望终于敢激发出来。随着1905年同盟会改组诞生，革命者走在一起，孙中山的地位空前高涨！依靠这个平台，他实践者自己对民主革命的艰辛探索。　　

当然，孙中山先生的实践也告诉后人，先到为君后到为臣的道理。按照今天官方评价标准，孙中山的伟大不在于让出总统职位，也不是为自由民主做出努力。而是他无论何时何地都在维护革命果实，而且晚年提携帮助共产党成长！从我党的立场看，这是最为关键的。因而，孙中山画像树立在天安门广场正中央，孙夫人宋庆龄先生担任新中国中央政府副主席。对年幼共产党的关爱，让孙中山获得伟大尊敬。　　

当孙中山让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以后，按照协定，袁世凯成为全国实质上最高统治者。而且得到了南北方面的一致认同。袁世凯对梦寐以求的地位似乎一下子适应不过来。虽说自己也是民国开国者之一，但骨子里前朝遗臣的德行还是迫不及待爆发出来。然而，孙中山下台前毕竟留了一手，意图通过议会大多数限制总统权力，通过政党政治挑战北洋军阀垄断。孙中山在任总统用于无上权利，为了遏制袁世凯，便组织参议院临时修改宪法，提出扩大总理职权来限制总统。在总统由北边担任的同时，总理须象征性由南方代表担任。由此体现南北和谈彰显出的公平。袁世凯有枪有军队，自然不会坐视这种无端条件，他坚信有枪才有发言权。　　

让人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大总统的权力和皇帝没什么两样。南方军政府除了发出无声的抗议之外，也拿不出其他对策。没钱没兵得革命党人这才意识到，他们的处境有多被动。其实早在向北方交权时，有人便警告过黄兴，军队万万不可裁撤，将来连个翻本的筹码都没有了。现在证实了这句话。当袁世凯晋洪宪皇帝大位，除了满朝文武机械式的叩拜，还有并不响亮的反对声。然而，上天赐予袁世凯登上历史舞台的机会，却不能容忍他违背天意的事儿。垂暮老者对祭天称帝怀有浓厚兴趣，我们无从得知他心里想些什么。但这位政治强人的逝去，使得外表坚不可摧的北洋系土崩瓦解。南方政府的机会来了。　　

如果说袁世凯复辟帝制的失败是归于共和思潮，我想着实在高估了辛亥革命以及中华民国建立的意义。“二十一条”折射出日本妄图独霸中国的阴谋，袁世凯不敢明目张胆，这个密约直到他死都未能完全同意。所以，当他死后，北洋系迅速分类成三大阵营，地方派系也纷纷独立，每股独立势力背后都有列强的支持，他们对内欺压人民，对外甘当列强在华代理人。　　

于是，一场场旷日持久的军阀混战开始了。战争不仅破坏了国家安宁，而且征兵征粮征赋彻底打破了社会正常秩序。我们无从得知多少中国人战死沙场，多少资源设施永久性破坏，多少财富趁机流转至外国。这个中国近代史上最黑暗的时期，正教育有志于改变国家命运的青年不再逃避责任，开始投身到轰轰烈烈的社会改造运动。无数人在黑暗中寻找光明的出路，他们或团结或争辩或牺牲或潜伏，最终因为不同政见，逐渐形成两派，即国民党和共产党。　　

历史永远让人感到希望，哪怕是微凉的。维新运动留下的仅存硕果京师大学堂在战乱中始终保持自己的静谧，这又是在传递什么呢？实际上，那些看似毫无主权观念的军阀头子并非全然莽夫。因为各种原因，他们不约而同的开始重视教育—功利性很强的教育。由此，北大得以存在却成为升官发财的渠道并不奇怪。这或许是历史给中国变革留下的最宝贵圣土—历史最重要的财富就是人才。当然，正因为时局混乱，没有一个被普遍接受的全国性政权，而且军阀之间混战，让政府得以暂时放松对社会的监控，思想自由成为可能。放眼2000年前的春秋战国，百家争鸣又何尝不是产生于这样的历史背景呢？　　

共产党是由一群对社会怀揣着高度学识和理想主义的青年成立，更是靠着社会运动发展壮大的，在对抗北洋政府统治的学生运动中，早期共产主义人士活跃其中。1919，不仅是思想文化大交汇大论战，更是对社会心态的检验。检验结果表明，当前会心态对时局的不满已达到足以诱发暴力革命的程度。学生运动具有很大社会破坏力，足以震慑当局，但是这股改变社会的力量需要正确的纲领、组织引导。于是，那样一个语境新颖、充满激情、富于理想的政党亟待产生。　　

在1919的前夜，让我们一起走进鲁迅先生《记念刘和珍君》一文，用鲜血来祭奠过去的抗震，开启对这个政党鲜红的信仰：　　

一 　　

　　中华民国十五年三月二十五日，就是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为十八日在段祺瑞执政府前遇害的刘和珍杨德群两君开追悼会的那一天，我独在礼堂外徘徊，遇见程君，前来问我道，“先生可曾为刘和珍写了一点什么没有？”我说“没有”。她就正告我，“先生还是写一点罢；刘和珍生前就很爱看先生的文章。” 　　

　　这是我知道的，凡我所编辑的期刊，大概是因为往往有始无终之故罢，销行一向就甚为寥落，然而在这样的生活艰难中，毅然预定了《莽原》全年的就有她。我也早觉得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这虽然于死者毫不相干，但在生者，却大抵只能如此而已。倘使我能够相信真有所谓“在天之灵”，那自然可以得到更大的安慰，——但是，现在，却只能如此而已。 　　

　　可是我实在无话可说。我只觉得所住的并非人间。四十多个青年的血，洋溢在我的周围，使我难于呼吸视听，那里还能有什么言语？长歌当哭，是必须在痛定之后的。而此后几个所谓学者文人的阴险的论调，尤使我觉得悲哀。我已经出离愤怒了。我将深味这非人间的浓黑的悲凉；以我的最大哀痛显示于非人间，使它们快意于我的苦痛，就将这作为后死者的菲薄的祭品，奉献于逝者的灵前。 　　

　　二 　　

　　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这是怎样的哀痛者和幸福者？然而造化又常常为庸人设计，以时间的流驶，来洗涤旧迹，仅使留下淡红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在这淡红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中，又给人暂得偷生，维持着这似人非人的世界。我不知道这样的世界何时是一个尽头！ 　　

　　我们还在这样的世上活着；我也早觉得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离三月十八日也已有两星期，忘却的救主快要降临了罢，我正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 　　

　　三 　　

　　在四十余被害的青年之中，刘和珍君是我的学生。学生云者，我向来这样想，这样说，现在却觉得有些踌躇了，我应该对她奉献我的悲哀与尊敬。她不是“苟活到现在的我”的学生，是为了中国而死的中国的青年。 　　

　　她的姓名第一次为我所见，是在去年夏初杨荫榆女士做女子师范大学校长，开除校中六个学生自治会职员的时候。其中的一个就是她；但是我不认识。直到后来，也许已经是刘百昭率领男女武将，强拖出校之后了，才有人指着一个学生告诉我，说：这就是刘和珍。其时我才能将姓名和实体联合起来，心中却暗自诧异。我平素想，能够不为势利所屈，反抗一广有羽翼的校长的学生，无论如何，总该是有些桀骜锋利的，但她却常常微笑着，态度很温和。待到偏安于宗帽胡同，赁屋授课之后，她才始来听我的讲义，于是见面的回数就较多了，也还是始终微笑着，态度很温和。待到学校恢复旧观，往日的教职员以为责任已尽，准备陆续引退的时候，我才见她虑及母校前途，黯然至于泣下。此后似乎就不相见。总之，在我的记忆上，那一次就是永别了。 　　

　　四 　　

　　我在十八日早晨，才知道上午有群众向执政府请愿的事；下午便得到噩耗，说卫队居然开枪，死伤至数百人，而刘和珍君即在遇害者之列。但我对于这些传说，竟至于颇为怀疑。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然而我还不料，也不信竟会下劣凶残到这地步。况且始终微笑着的和蔼的刘和珍君，更何至于无端在府门前喋血呢？ 　　

　　然而即日证明是事实了，作证的便是她自己的尸骸。还有一具，是杨德群君的。而且又证明着这不但是杀害，简直是虐杀，因为身体上还有棍棒的伤痕。 　　

　　但段政府就有令，说她们是“暴徒”！ 　　

　　但接着就有流言，说她们是受人利用的。 　　

　　惨象，已使我目不忍视了；流言，尤使我耳不忍闻。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我懂得衰亡民族之所以默无声息的缘由了。沉默呵，沉默呵！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 　　

　　五 　　

　　但是，我还有要说的话。 　　

　　我没有亲见；听说她，刘和珍君，那时是欣然前往的。自然，请愿而已，稍有人心者，谁也不会料到有这样的罗网。但竟在执政府前中弹了，从背部入，斜穿心肺，已是致命的创伤，只是没有便死。同去的张静淑君想扶起她，中了四弹，其一是手枪，立仆；同去的杨德群君又想去扶起她，也被击，弹从左肩入，穿胸偏右出，也立仆。但她还能坐起来，一个兵在她头部及胸部猛击两棍，于是死掉了。 　　

　　始终微笑的和蔼的刘和珍君确是死掉了，这是真的，有她自己的尸骸为证；沉勇而友爱的杨德群君也死掉了，有她自己的尸骸为证；只有一样沉勇而友爱的张静淑君还在医院里呻吟。当三个女子从容地转辗于文明人所发明的枪弹的攒射中的时候，这是怎样的一个惊心动魄的伟大呵！中国军人的屠戮妇婴的伟绩，八国联军的惩创学生的武功，不幸全被这几缕血痕抹杀了。 　　

　　但是中外的杀人者却居然昂起头来，不知道个个脸上有着血污…… 　　

　　六 　　

　　时间永是流驶，街市依旧太平，有限的几个生命，在中国是不算什么的，至多，不过供无恶意的闲人以饭后的谈资，或者给有恶意的闲人作“流言”的种子。至于此外的深的意义，我总觉得很寥寥，因为这实在不过是徒手的请愿。人类的血战前行的历史，正如煤的形成，当时用大量的木材，结果却只是一小块，但请愿是不在其中的，更何况是徒手。 　　

　　然而既然有了血痕了，当然不觉要扩大。至少，也当浸渍了亲族；师友，爱人的心，纵使时光流驶，洗成绯红，也会在微漠的悲哀中永存微笑的和蔼的旧影。陶潜说过，“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倘能如此，这也就够了。 　　

　　七 　　

　　我已经说过：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但这回却很有几点出于我的意外。一是当局者竟会这样地凶残，一是流言家竟至如此之下劣，一是中国的女性临难竟能如是之从容。 　　

　　我目睹中国女子的办事，是始于去年的，虽然是少数，但看那干练坚决，百折不回的气概，曾经屡次为之感叹。至于这一回在弹雨中互相救助，虽殒身不恤的事实，则更足为中国女子的勇毅，虽遭阴谋秘计，压抑至数千年，而终于没有消亡的明证了。倘要寻求这一次死伤者对于将来的意义，意义就在此罢。 　　

　　苟活者在淡红的血色中，会依稀看见微茫的希望；真的猛士，将更奋然而前行。 　　

　　呜呼，我说不出话，但以此记念刘和珍君！　　

　　

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静待这场翻天覆地革命的到来！　　

　　

　　

　　

　　

　　

　　

　　

　　

　　

　　

　　

　　

　　

　　

　　

　　

　　

　　

　　

　　

　　

　　

　　

　　

　　

难为鲁迅　　

　　

　　

　　

　　

　　

　　

　　

　　

毛泽东，一个操着浓重湖南口音的年轻男子，穿着长衫走进北大图书馆，以每月8元的薪金担任图书管理员。当然，他此番进京并不是专程仰慕北大之名，信誓旦旦来参加事先安排好的工作。其实，他肩负着为赴欧洲留学募集学费的重任。就是这样的阴差阳错，让这位为了寻求真理而放弃做教书匠的青年人，意外接触到自己想要的东西。这一切源于适应。在北大这个精英群体中，中专生身份且穿着守旧的他，在同龄人中间难免被人奚落。这些都不是他在乎的，他欣喜若狂能在书的世界徜徉，能恶补自己落下的见识，增长对宇宙社会的思考。当他跟随这群即将赴法留学的青年来到码头时，他并没有将自己是做留学的一员，内心坚定做送客。他暗下决心，拯救现实黑暗的社会，难道一定要到不远万里寻求答案？难道本土找不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吗？　　

赴法学子对这个常让人出其不意同伴的突然决定，并没有表现出太多诧异，除了感叹惋惜外，更多是说些彼此鼓励的话。这个从小不受礼教拘束，不爱读四书五经偏爱武侠传记的青年，天生一副猴性。告别同伴，他重新回到北大图书馆，听大师论到，听学生高谈阔论，自然，他自己也开始了深入思考。在北京执政府控制区域，他目睹太多现实社会的黑暗不公，不得不让他从书堆惊醒，反思自己报国理想的可行性并逐步修改。此刻，他精神感觉压抑，倒不是因为生活上的困顿。对热衷思考的人来说，没有什么比思考的无能为力更让人感觉痛苦的。然而，他最终结识了李大钊而非胡适。从现实角度看，两种道路的选择如此之近。　　

他并不知道更多关于马克思、恩格斯的事情。但是，李大钊先生介绍的这种主义实在太过于刺激，对于他这种喜欢猎奇的人来说，实在具有太大吸引力了。在他骨子里的反传统精神，对之乎者也的繁琐语态十分反感，而白话文兴起之初，各类用白话文写就的文字无非论道国内前途形式，之前没有哪种文章读起来会有这般清新感。青年注定要走上这条道路！我无法获知在面对眼前1919年的社会运动时，他内心表现出多么兴奋、狂热。他留下来了，看到了国内青年的活力，才发现青年的活力才是改造社会的动力，暴力革命的动力！他再也不能平静下来，预感到社会即将迎来全新变革。不久以后，这场激发了社会活力的运动，刺激了全国各地相继成立共产主义组织。1921年，他代表湖南参加共产党一大。　　

在整个早期共产党活动中，有一个人必将影响整个中国历史，他就是被毛泽东称赞为中国当代最伟大文学家的鲁迅。下面，让我们一起走近鲁迅，这个虽不是共产党，但比共产党更具激进特征的伟大人物。　　

记得有一部电视剧是这样描述鲁迅的，时值1936年，国共两党交战正酣，而一个普通而又不平凡文学家的死竟然牵动着一度牵动着当时的政局。剧中说，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在获悉这位文学家的死讯后，公然发表缅怀之意，并大赞赏其高尚人格和作出的历史贡献（虽然文学家当时对共产党军队并未抱有什么希望）。而作为国民党总裁的蒋中正则是通过国家媒体发表正式谈话并称，由于近日这位文人的去世，剿共大计不得不暂缓，而政府必须对此表示深切哀悼。不管这部电视剧来源于何种文本作此番描述，又或者是出于歌颂某些思想而艺术性造假？但历史上的毛泽东却是在北大做图书管理员时，就很喜欢读他的文章。而其极左、批判旧社会战斗力造成巨大社会影响，一贯奉行文化高压政策的国民政府也不得不容忍，而不至于像残杀闻一多诸辈，眼望其老死。我们可以读出此人在中国现代历史上绝对具有的特殊地位。而此人，正是鲁迅，中国现代历史上最伟大文学家，勇于追求真理的自由战士鲁迅先生。　　

按照中国人在共产主义长达60年的宣传战中形成的思维刻板印象可知，中国社会制度下的一切事物、一旦与政治牵扯上关系。便会横生出高度。鲁迅这样一个驰骋于北洋政府和国共两党之外的，具有超强独立性的社会性文人，可以说是空前的。　　

要万分庆幸这并非是一片立足严谨的学术论文，让我可以投注于一些笔墨来还原真实的鲁迅。很显然，从历史教科书给出的结论和中小学语文教材选编的课文来看，鲁迅先生完全已经成为了为了批判而生，为了反对而反对的人而存在着。在他身上我们闻不出半点人情冷暖与儿女情长。这难道是对于一个伟大人物的科学化标榜和精神的科学化传承吗？　　

鲁迅先生到底是怎样一个人，我想我自己未曾读完《鲁迅全集》，不好从宏观上着手来分析，请让我们通过对中小学语文教材上选编的鲁迅文章的分析，来找寻真是鲁迅的蛛丝马迹吧！认识鲁迅、走近鲁迅。毕竟，我们大对数人认识鲁迅或许只有也只愿意从他有限的几篇作品入手。谁也不会再愿意去啃他那令现在的我们读起来费解的文字。且，那些经典藏于各大学校的图书馆内，想必早已是布满了历史的灰尘。看来，渐渐被遗忘是不可避免的趋势了。因为在这个追求和谐和平和基调的伟大国度，统治者愿意保留一些早已被其束缚了的愤青，以此标榜这个民族思想上具有多元化。但对于大对数民众，则是希望他们更多的醉心于生活的选择上面，而不是去思考和质疑活着的生活状态。这样一个并非依靠选举等形式获取公权力的政权，似乎只有通过改善国度子民的生活状况，自觉和人民的世事百态联系在一起，才能捍卫和巩固自己所谓的历史选择赋予的公权力。新时代的麻木状态，使得鲁迅难免于不被重新遗忘。而他的书被历史的灰尘覆盖并不是什么值得深思的事情。　　

这位先生的童年一定是十分淘气、十分乐于观察、十分富于同情心、十分善于思考和内心批判精神的（虽然此时的他或许还不能上升到批判的高度）　　

曾几何时，中小学生竞相在自己的课桌上刻下三味书屋的早字。为什么不能刻呢？我们所尊崇的先贤圣举，我们至肩与圣贤比迹，有何不可？似乎老师也找不出什么禁止的理由。实在是，无聊的学校生活难得有如此实际动手操作课程，又何必去扼杀掉呢？至于老师的不阻止到底能否上升到这样的思想高度而不横加阻拦，我想未必如此吧。应该说这种木质课桌椅本已陈旧，而刻不刻东西似乎都不足与无厘头的冠之以破毁坏公物的罪名了吧。于是，校园之内，刊刻成风，到成为小学生们对鲁迅原始崇拜的形式了，毕竟小学生们读不懂先生文中之意。　　

当然，小学生们刊刻早字，自然不是为了提醒自己要早些来学校，我想更多是出于热衷于比赛看谁的刀功好，看谁的早字好罢了，更深一层无非就是为了表明这是我的私人作为，于是就有早字印记为证。而鲁迅先生呢？他刊刻早字又有怎样的思考？其一，先生到底是先生，那应该是作为真正意义上劝诫自己早到学堂，苦的钻研之意吧。毕竟10多岁后的家道败落，身为长子自然很有一种责任感吧？其二，鲁迅先生或许真的淘气，他看不管老夫子的中规中矩，看不惯读书时候的摇头晃脑，一言一行都脱离不了几千年来的传统踪迹。难道诗词中所描述的君子之国便是在这一般摇头晃脑中能求解答案吗？为什么国家在止不住的沦落，鲁镇乡村传统制度正在遭受西洋文化的蚕食，而她却显得那样的无力抗拒？为什么家道败落后，无论如何经营却再也无法以传统的君子之道复兴？我要刊刻早字，就是要以行为表达对这种盲目、变态崇拜的鄙夷。我甚至于还想跑上前去揪一把私塾先生的白胡子，您且回家歇着吧，这里不要你传道授业了。而这一切一直到先生留学东洋，眼见着大和民族身上所散发出的那种自信与现代化气息；直到先生了解到一大群中国人眼瞅着日本军官屠杀中国老百姓，而麻木围观，事后会不会上演一出兜售人血馒头，治疗痨病的新鲜事儿呢？先生终于开始拿起手中之笔。　　

鲁家大员也算是大户人家吧，所以有一个性质为后花园子的百草堂。单从名字看，先祖还是很有上过几年学的。鲁迅先生很有几百年前那位写下文章介绍自己的花鸟情趣先生的遗风。看到蚊子，首先想到的并不是抓起拍子或者用手直接驱赶，更不会现代化到使用电蚊拍将其消灭。似乎在文学家的眼中一切事物都是美好的，或许在童年鲁迅的眼中，这一逻辑是成立的吧。看到蚊子，他们想到的是翱翔在天际的战斗机正风驰电掣；看到蚂蚁搬家，寻常人不过是用滚烫的开水一浇而下或者索性用脚一抹，造成尸横遍野的残疾并以此为乐，我想时候乐于干着这种杀生为乐的事情。而先生们确是抱着看客的心态，瞧着它们急切切的奔走着，就像是大战前仓促应战的军队一样，这样的全景、阵仗的确雄伟之至。那可口的桑葚儿、那藏于草丛间忽而跳出来消失掉的小虫们、那长的如人形并衍生出一段传奇故事的何首乌，都在先生的眼前止不住的跳跃，似乎他从未因为不能踏出家门而产生诸多抱怨。谢谢这些可爱的花花草草们，毕竟给了先生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轻松快乐的童年，这种细致的观察直到后来应用社会中，难道说，不是一种天然的迁移和升华吗？　　

先生是一个富于同情心的人吧。一个善于观察的人，一定是具有独特视角和独特思考力的。当她所处的世界是那样的美好，那么他就会毫不犹豫的将着独特的视角毫无保留的投注于世界之中去，他会毫不犹豫的愿意穷尽毕生精力去讴歌世界的大美。正像雨果说的，世界上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独特的视角正是大自然富于先生善于发现美的眼睛吧。同样的，当这个世界充满太多丑陋和悲惨时，这种眼光和思想情感是不忍卒读、不忍遐想的。一方面，他们会无情去批判这社会，去打倒这社会的一切旧事物，他们演变成拿着以笔为刀的战士；另一方面，他们又是怀有大悲悯之心的人，因为他们批判的是那样一群将美好世界搞成乌烟瘴气的少数权贵，而怜悯无辜的总是被定位成创造历史的弱势人民。倘若没有了同情心，这一切的批判就会想狂热的异教徒，除了自私的死去，留给社会的是深思，除此之外，于历史再无其他独特意义了吧。　　

阿长，真不是一个怎么让人喜欢的女人。先生就将其比作《山海经》里面的怪兽般，先生却会用情真意切的篇幅来会议追思这样一位曾经照顾自己很久的保姆。在难得看到没有夹杂政治议题的鲁迅杂文中间，这是广为流传的一篇。谁说先生没有真情感！祥林嫂果然是一个不幸的女人，第一次婚姻的不幸，被婆婆和小叔子以近似于贩卖的方式轰出家门、另入它门，当她第二个丈夫死后，先前的一切待遇不会再有了，鲁四老爷的雇佣，左邻右舍的怜悯此刻化为了避而远之。这样一个经历再婚，先后克死两个丈夫的女人谁会喜欢呢？最后，祥林嫂不得不面青饥瘦、手拄拐杖、拿着破碗、提着什么都没有的空篮子离开了鲁镇。而对于鲁镇那些善于道德审判的人而言，对于她的改嫁不再是施以劝慰和同情，而说她是不守妇道。对于她连成寡妇、克死丈夫，自己的孩子被狼咬死且吃掉内脏，则更是认为她全身充满晦气，鲁四奶奶不在要她动手煮福礼，而是亲自下手。所有人对她避而远之了。先生能做的，先生想做的或许只能是以鲁四老爷家亲戚身份冲她笑着说上一句：祥林嫂，你好。我想，这对于一个善良的女人来说，已经是经久不遇的莫大同情了。　　

善于批判与善于同情对于对于先生而言是一对贯穿其身的辩证关系。没有大爱何来大恨呢？正是现实的无情摧残着先生早年构建的价值观念，使得他不得不思考这一切到底是怎么了？这一切果然应该如此吗？这一切有没有可以变革的余地？有！先生，我想告诉你，有！这就是毫不留情的批判一切旧制度、打倒一切旧事物。先生不再尊敬而是偌大的鄙夷鲁四老爷，不是像旁人一样拿着阿Q取消，而是怀着极为矛盾的心理眼见阿Q为人取乐。亲爱的读者，请不要发出任何噪声，因为先生此刻，很乱很乱。　　

小小年纪却感觉到这个社会原来所宣扬的一切都不值得去相信，一个人最大的悲哀与彷徨莫过于内心坚持多年的价值观念得以颠覆。我可以穷困潦倒、可以病痛产生，但我仍旧可以逍遥于天地之间；我可以锁链缠身、成天关闭在暗无天日的大牢，但谁也锁不住我对革命必胜的信念；我可以沦为风尘女子，游弋于酒肆间，陪酒卖笑，但我是在坚信自己的主义，我依旧是处子之身。这是何其让人匪夷所思的信仰啊！但是，一旦这种主义、这种信仰被打破，这种常人固守的社会价值体系遭到破坏，必然要受到扑灭你一段声音的强大压力。所以，先生早已做好了批判的准备。雪茄与红酒，孤僻与傲气，我已经做好了：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打算了。广平啊，再为我谈奏一曲、再为我斟上一杯吧。此刻，先生的反叛精神是否也会临夜望着窗外北国的学，是否会想起朱安？那是先生永远不远言说的痛，不得不横眉冷对，他自己也在作命运的抗争吧。　　

五四的鲁迅，而不是新文化运动时期的鲁迅。毕竟，共产党高捧先生的历史地位是有其政党夙求的。在共产党历史观来言，鲁迅的历史功绩就在于，发表了第一篇白话文笑说《狂人日记》，标志着怎样怎样的开端了。因为共产党喜欢反思搞空前绝后嘛，所以先生正对她的胃口了。　　

众所周知的新文化运动有两块阵地，北京大学和《新青年》杂志。前者是北大校长蔡元培先生邀请陈独秀担任北大文科学长，而鲁迅则是北大图书馆馆长，这位文人们口诛笔伐社会提供了必要环境，而北大自然成为文人们从事文学革命的主要阵地了。　　

在这里我想提出两个看似与先生无关的事实，其一是当时的北大，其二是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在北大。在李敖先生的眼中，当时的北大地位是很崇高的。当时的北大真正具有特立独行的思想，北大不会听信北洋政府教育部的命令。教育部下发的命令，但凡感觉有不合理之处，北大均会无情的原样送回，这是何其的气魄啊。而今的北大呢？借个胆子也不敢这么干的。北洋政府并没有因此派驻工作组，并没有因此停止对北大的财政援助，而且每年下拨的财政资金始终是高居全国之首。我们似乎可以看到北大拥有了多大的办学自主权了。而且，就是这样的自主权，才为这群用文字口诛笔伐社会的知识分子提供了阵地。似乎也从未听说过其中的某君遭遇武力残杀吧？正像毛主席说过的，那些反对我们的人，我觉得应该要将他们养起来，骂得对，我们改正工作方法，骂得不对，我们要对他们进行批评教育。他只是诗人般的说说，而北洋政府确是真的做了。　　

究其原因，似乎可以从张作霖创办东北大学找到答案。按照共产党的历史观点，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中国是近代以来最黑暗的。而张作霖由于是国共合作的北伐对象，自然难于获得正面评价。当然了，东北大学的创立校长也就历史性的归于少帅张学良名下。但张作霖的办学历程却很有我们简单了解一下的必要。　　

一个说惯了“她妈的巴子”的人，一个自称其为粗人的人，为什么要下决心创办并要求办好东北大学呢？这个元帅乃至于放出狠话：宁可少养五万陆军，也要办好东北大学。所以，东北大学每年的费用甚至一度占到东三省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而且教授的地位和待遇竟然和政府部长不相上下，真正做到了尊重知识分子的境界。为什么这些粗人，这些所谓的黑心军阀要不约而同的重视教育？我们可以以此回溯到20年前，这些人大多是满清旧臣，他们或许曾投身于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中，希望以器物救国，却发现自己中心的主子不在了。而在于殖民者的接触中，他们意识到西方人的先进，其根本在于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我想，应该要还给军阀们以人性。这些源于曾国藩军阀思想的粗人们，内心怎么会没有一丝的忧国情怀。先不管他们的根本目的什么，就算是希特勒，同样也有可圈可点之处。更何况他们呢？我们认为，要真正在再现一个人，不应该是无止境丑化，而是还历史以真相。　　

同样应该还历史争相，倘若不是军阀们意识到不能做亡国奴而放开言论，谁敢多言呢？又会有鲁迅先生吗？凭借他的一直秃笔真的可以对抗强权而幸存下来吧？这是不是历史的真相？先生纵然是真斗士，但笔杆子终究无法战胜枪杆子的，战胜不了国家形态下指定的法律。所以，八七会议上的毛泽东终于看出历史的真相，提出了须知革命是要从枪杆中取得的。另一角度而言，新文化运动其实的思想文化背景才能成就先生。需要补充一句的是，当时的军阀割据，政令各异并不奇怪，北洋军阀自从袁大总统之后，只不过是周天子象征性的中央政府罢了。用什么来证明是时代成就了鲁迅的伟人呢？　　

文革时期，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专列抵达上海。当时的上海市主要负责同志问毛泽东，如果鲁迅还活着，他要是反对主席发动的这场伟大的无产阶级大革命，您将怎么办呢？毛的回答让现场所有人不敢再妄言。他说，如果他明白事理不妄加评论，那么还是要保证他可以自由写文章，如果他有意见，乱说话就将他抓起来，抓进大牢。如果送进大牢还要乱说话，那就杀掉。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主席本人的确说过，但从第二个看似无关的事情，似乎可以找出理由。　　

青年时代的毛泽东时值新文化运动，他当时是在北大图书馆当人图书管理员，而鲁迅正是馆长。他们是不是同届有没有很亲密的交往，我不得考证。青年时代的毛泽东此刻还不会随意表露自己的雄才大辩。因为他只想借助北大图书馆充实自己，然后做一个与世无争的教书匠。他根本没想到自己有干上革命，会信仰马克思主义，会做上共产党的中央主席。当然，这是后话了。但问题就出在工资上面了。　　

话说蔡元培校长邀请鲁迅先生担任北大图书馆馆长，每个月薪金为80大洋，而毛泽东作为北大图书馆普通工作人员每个月却只有几块大洋。这让他常感觉到生活的拮据不堪。有人考证，就是在这里，毛泽东一方面接受者新思想的洗礼，乃至于后来李大钊介绍他结识了共产主义思想。另一方面，本着对旧社会不平等现象的憎恨，在不平等面前，毛泽东暗结了对知识分子的态度。他毕竟是一个务实主义者，而不是靠着空手写几篇大白话文章就能改造世界的。而它的前辈们，一个个却乐而为之在文字层面。这是不是一种暗结呢？我们来看看历史教科书是如何评价新文化运动的历史意义的：新文化运动就算被说成浩浩荡荡之势，终究只是在知识分子中间产生影响，并没有真正启迪广大人民。而这一历史重担，自然只能是寄希望于两年后成立的共产党身上。这是不是夹杂着毛泽东个人历史观呢？毕竟，他是那么喜欢评价历史的。　　

不惜重墨写下以上的文字，我就是想要还原一个真实的鲁迅先生。先生有着和我么一样淘气和安逸的童年，而走向社会之后，依旧不是其有些有肉的形象。因为当时的社会局势为言论提供了宽松的环境以及文人创作的资金保障，才能成就先生的伟大。这才是真实的鲁迅。不是那个目空一切、见谁就骂的先生。正是历史创造了先生，而非先生侥幸游走于历史边缘。毕竟，他还是写下了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的动人诗句。　　

文学从来都是个人了与未知的事情。当其掺杂了太多的政治因素时，必然会沦为歌功颂德，而无法撑起教化启蒙的重担。毕竟，当局对于宣传意识形态的工具从来不肯轻易放松，这一点想必大家早已熟悉了吧。文学既然是个人的事情，就免不了孤独的呐喊，免不了表现出坚守和异类。事实上，先生的地位正是在中共全面建政之后，才得以正式确立的。这一点，我们将在后面具体谈到。　　

那么，文学既然是个人的事情，却又具有社会传播效果。当局虽然不能使用武力残暴干涉，却从来不会放弃使用非暴力手段。北洋政府的鼻祖袁世凯对报人就是青睐于采用重金收买的手段。对待文人嘛，还是授之以礼为好。袁大总统既然如此，又何况是它的徒子徒孙呢？情况正如我所言的一样，先生早年积极投身并倡导文学运动。但就是这仅有的一支文学大军，到了晚期的思想矛盾确是十分复杂、激烈的。价值观上产生的不可调和的分歧，导致了先生万年十分反对再进行文学革命了。请看《忆刘半农君》一文。　　

先生早年对刘半农君是很有好感的，这是一个敢言、有想法的文学青年，但是刘半农后来便车呢明显的保守派。这让先生不能接受，直至失望。像这种诸如怀疑文学革命、自身价值观发生蜕变的情况，到了后期并不鲜见。我们似乎可以读出先生的无耐。直到后来的政治博弈中，共产党选择了先生而雪藏了胡适先生。国民党选择了胡适而淡化了鲁迅。我们可以进一步猜想，这两位文学革命的主将到底发生了什么？而随着陈独秀成为共产国际在中国支部的指定的总负责人，其政治选题自然不需要两党争取了。　　

请还原真实新文化运动中鲁迅先生的形象。先生很有激情，我以我口抒我请，我以我手写我心。先生在畅享自由思考与写作带来的莫大乐趣。他不会在乎别人是否认同，不会在乎有没有钱。因为总有这样一群人，事实和生活在梦中的。这才是鲁迅，应验了他自己写的：真的梦是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先生是孤独的，但他是满足的。在他得意之时，更多是一种来自内心情绪的表达，一个真我的陶醉。而当他与别人发生争执的时候，此刻依旧是孤独的，但他不在满足。因为他无法再去做自由的思考（虽然他的呼吁并未造成社会的根本改变）。他必须要对内部堡垒分化加以批判。他必须去反对曾经的战时此刻否定白话文、复古文言文。这些复古之风大大刺激了先生的心，先生何其孤独啊！至于成为思想上不可预约的教父，则是其身后事了。　　

时下的大陆学界很少提及两个人：钱穆和胡适。而鲁迅的名字虽遭逢一甲子岁月却仍未褪色。这是因为国民党选择了胡适，而共产党选择了鲁迅。当国民党掌握着全国行政权的时候，胡适可以很光辉的站在各种台面上讲话（知道不是因为他比鲁迅死的晚），甚至做了两年北大校长。鲁迅先生却没等到共产党胜利的那一天。　　

前面提到的，在中国这个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数千年文化传统的国度。无论是在当时社会要混得开，还是要有幸被载入中国正史，便可以流芳百世。没有与统治者阶层打理好关系或者直接成为统治者，拥有一定公权力。此等扬名之事，似不可惬意为之。就文人阶层而言，从来都是可以简单分为得志和不得志两种。但凡得志者，无外乎以御用文人身份为尚，做得再多也不过是歌功颂德、造就靡靡之声罢了。虽然我们不可认为这是在讴歌一个时代或者朝廷，但这都少不符合中国文人的气节。另一方面便是不得志，文学史中是个人之事，不得志的文学也即不对统治者胃口的文学才是真文学。因为这可以体现政治对文学的干预是很少的，乃至于可以忽略不计。　　

很难得如鲁迅般历史地位的特殊。他虽非政治豪杰，没有去国民政府挂个委员的虚职，到时全心全意的做学术，亦没有粉饰太平的溢美之词。但我们常常愿意认同他是真的猛士。却被忽视了北洋军阀局势混乱造就的文学创作氛围。　　

国民党之所以选择胡适，共产党之所以选择鲁迅，无外乎最少有以下三个原因，供我们之一剖析后，便可知晓：、　　

其一，文学观念。国民党统治下的国民政府自认为是中华文化的正统捍卫者，而她又是个半截子文化建设者。因为其深厚的老板英美帝国主义的文化是典型的资本主义工业文明。起源与游牧文化的西方文明和起源于农耕文化的东方文明根本就是两种决然不同的文化形态。共产党的实质是激进的社会革命者，受到新文化运动对传统文化的全盘否定以及中国之现状。他们号召打倒一切封建社会的牛鬼蛇神，意图再造一种全新的文化。至于与传统文化之间是一种怎样的关系，狂热的革命者此刻无暇顾及这个问题。　　

近日国共两党之争，实际上是对待中华文化重构所体现出的两种主义之争。蒋中正授权手下文人写下的《中国之命运》，其中就有专门章节提到了共产党实际上在起着破坏传统文化的角色，而毛泽东要求中央秀才康生接连三天写下了《评蒋介石先生<中国之革命>》，毛泽东更是亲自修改，将“蒋介石先生”几个字毫不留情的去掉了。成为《评<中国之革命>》，并下发全党学习。自然，善于搞群众运动的共产党，自然赢得了这场博弈的胜利。　　

为什么我们很少听说过这场文化论战？国共两党自荐似乎出过军事对抗以外，在没有其他值得历史玩味的地方了。因为我发展到这本内容详实的书籍，我们无从得知其中的具体内容。让人不觉可笑的是，共产党竟然把这个自己曾经战胜了的东西给禁止了，这倒是叫人匪夷所思的。　　

我们可以看到，两种文化之争，按照政治的观点是，到底是要建立一个国民党独裁政府，还是要建立民主联合政府。诚然，文化竞争必须要共推出代表人物的。文化之争，实际上就是一种无形中扩大自身影响力的政治营销手段。共产党说自己好，国民党却说共产党“共产共妻”。好啊，现在就来论战一番，看看哪家天下说的话是真的。其实，都不用顾忌老百姓的态度。因为任凭谁坐拥天下，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民总归不会消失吧，或许会杀掉一些，但总归不会全部消亡吧。但那些兼具治国之道的人才才是国共两党真正想争取的对象。其实，这场战争无非就是做给知识分子、民族党派看的。中共导演毛泽东，国民党导演是蒋介石。　　

其二，选择谁的问题，恰巧体现着政党间文化选择。什么意思呢？共产党一以贯之的文化政策应该后退到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阳春白雪下里巴人、自觉接近群众，才是共产党的文化观念（当然，简单来说就是如此），而国民党的高级官吏们便像是十足的文人气，最具代表性的便是两党领导人特点。　　

鲁迅先生是公认的白话文开山鼻祖，所谓的白话文表达方式不正符合共产党一以贯之的文化政策吗？这一点，连胡适本人都不得不承认。文学革命的根本就是文字工具变革的革命。因为文字是文学革命的工具。当然了，胡适先生本人也提倡白话文的，同样是作者改良文学表达工具的事儿。他们两个人演绎的却是天壤之别。鲁迅的字里行间体现的是社会百态，也就是我们学过的那一些课文，其实内容都是些大同小异的罢了。让我们再来看看胡适着重于什么？诸如《中国哲学的线索》、《书院制史略》、《中国禅学的发展》。一般那老百姓读不懂也不爱读。当然，鲁迅先生在北大拿工资的美差干了多久，我没有详细论证过。但胡适先生却是享受着国民政府的荣宠，天天洋酒、天天西餐，而先生晚年的光景似乎有些凄惨。我们不难看出两个人在价值观上具有的明显不同取向了。　　

两党选择的文化代言人，还体现在两党的领袖上面。中共领袖毛泽东和国府主席林森（彼时的蒋介石还只是国民党总裁和最高军事统帅）。先说说林森本人，虽然市面上关于其史料并不多见，但其大儒地位是毋庸置疑的。这是一个常年穿着中山装的儒雅老者。据说毛泽东曾是无比钦佩的。而毛泽东我们是在了解不过了。从毛泽东选集可以看出其延续了鲁迅先生的风格。其实，毛泽东虽然是马克思主义者，但其一生相信中国革命的经验超过了教条主义派。因为他将马克思主义上升为普遍原理。普遍原理无处不在但又无处可见。这到底是毛泽东对自己不迷信西方是经验寻找的借口，还是他真的在实践：一切从实际出发？但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的确取得了革命胜利，从此他们可以任其想法臆造文化了。　　

进来需要思考的一个问题便是，鲁迅精神的确可贵，但与今天的文化重构是否合适？我觉得这是一个太过于广泛的命题了，而且也是很有拔高嫌疑。我喜欢一种观点，鲁迅是杂文家而胡适是文学家。鲁迅写的是战斗檄文，而胡适却是真的再弄文学。只是胡适的文学好像是乱世中队清高的坚守，而鲁迅的文学更像是对现实的关注。同样是战争，鲁迅先生可以写出：我向来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揣测中国人；而胡适则说，中国抗战其实是要保卫一种文化方式。两者的面向的受众与利益决然不同。但这又是谁对谁错呢？只能说，每一个民族都需要仰望星空和脚踏实地的人。在国家民族最为难的紧要历史关头，脚踏实地似乎更可取，所以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必然选择鲁迅。而新中国成立后的一穷二白、传统文化被解构支离破碎，如何使新生的人民政权得以迅速巩固？更需要脚踏实地，所以鲁迅从未遭到抛弃，而胡适的命运却随着战败的国民党退居台湾。看来，这一时期的文学被充分政治化，而先生早已亡故。　　

其三，共产党并非不喜欢胡适，但这些年来始终没能还其文人真身的原因，我觉得撇开文化取向来谈，胡适有两个主义、思潮恰恰断送历史给他正名的机会。分别是：自由主义和实验主义。现在不谈自由这一词汇，更何况是自由主义呢！　　

先来看看胡适提倡的实验主义（又可以称之为实际主义），这是美国教育家杜威博士所标榜的思想。胡适作为其弟子，传播老师的思想确实不容推辞的责任。同样的一个主义，在欧美各国却有着不同的表现形态。例如欧洲大陆派、美国派、英国派。英国派是“人本主义”，也即万事万物以人为本，不可脱离人类空谈学问；美国又分为两派：实际主义，就是杜威的学术，工具主义，即把思想真理等精神产物都看作应用的工具。　　

杜威所主张的实际主义实际上包括三方面：方法论、真理论、实践论。方法论的本质就是不尚空谈，而是注重真正的事实；真理论，实际主义宣扬的，一切真理都是工具，对于真理观念，要养成主动的思想、敢于批判真理，不是被动的思想，做真理的奴隶（这是传统思想桎梏改造，很显得恰如其分）；实在论，也就是关于世界观的哲学命题。总体而言，实际主义就是人类当从事实上求取真确的知识，训练自己利用环境的事务并创造的能力，去做真理的主人。　　

我想，这里面没有必要从共产党富有意识形态的立场来分析对于胡适“实验主义”的取舍了吧！2007年21日，文化学者余秋雨先生以《文化传播新通路》为题，在上海做了一场关于中国文化和中华文明的讲座。余秋雨从文化发展角度，梳理中华文化发展历程。在指出中华文化是全世界唯一没有中断的文化派系之后，站在俯瞰整个人类文明的视角，审视了中华文明具有三个不足，其中就包括了，中国文化不在乎实证（这里就从新闻传播的角度来谈谈吧）。那么，这又是什么意思呢？限于篇幅，我不想再做过多解释，从中华文化典藏中去选找答案吧。例如三人成虎、空穴来风、观人只分忠和奸、美和丑等，这都是不重视实证，而全凭主观意愿判断，这样似乎很不严谨。而中国社会，乃至于今天的社会始终没有形成独立发展的、依托现实基础建立起来的现代性学科。诸如传播学、统计学、社会学等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经济学家郎咸平在其著作《谁在谋杀中国经济》提到了中国人推崇小概率事件，例如草船借箭、不怕以外就怕万一等。我当然不会以余秋雨先生和郎咸平先生的寥寥数语来反对胡适，我不敢，而两位同志也不敢。因为我缺少这种实证精神。　　

自由主义，就不必多说了吧。因为胡适是典型的崇尚美国式民主和自由的，而直到1971年前，中美关系尚处于敌对状态。　　

我们已经很熟悉鲁迅的文章了，可以看出先生关心很广泛的社会现象，思考很深入、彻底。但这却很难看出先生的价值观和核心文化心理。先生所持的主义又是什么？这是本文留下的一个悬而未决的疑惑吧。　　

难为鲁迅，鲁迅难为，这里体现的不仅仅是鲁迅个人的一种悲哀，更是我们文化选项的悲哀。鲁迅是真斗士，喜欢关注身边，喜欢思考社会，虽不说他就是马克思主义实践论的执行者，但先生应该是很害怕和普通民众和社会相隔离的。作为文人，一旦离开了文学赖以生存的土壤—社会大众和真实生活。这莫非是一种悲哀？就像毛泽东主席一贯宣扬联系群众、接近群众，却也成为他不可随意满足的愿望。我们今天看到的鲁迅已成为一种文化符号，成为束之高阁的圣人了。而他一生为之疾呼的批判声离我们远去了，他为之倾注的民族表现出了新麻木！既然无法领会先生之意，就请不要再将他高高捧起，让先生自由去吧，难道我们不觉得有愧吗？　　

在本文的第一二节中，我声嘶力竭的要想还原一个有血有肉、敢于流泪、敢于嬉笑怒骂的真鲁迅。我们为什么会变成敬怀了呢？因为先生被宣扬成为严肃不可接近的、不食人间烟火的圣人？而他独自游走在黑暗社会，在呼喊、在矛盾、在痛苦、在彷徨，我们无暇顾及了。真正懂先生的知音志士，你们到底在哪儿？请为先生再来一曲高渐离钟子期的《高山流水》吧。圣贤太久的寂寞，而民众对他的俗情崇拜，使先生觉得自己也不免于沦为麻木者的专注对象了。先生叹息了，折断手中的笔，窗外北国的雪依旧在飘落着，烟灰缸被广平清倒了好几次，啊，这又是一个漫长冬季的开始。　　

鲁迅，不再是他自己了，先生是去了自己一直应以为豪、出淤泥而不染如莲花般特例独行的思想。但是，他的每一句话再被后来者随意的曲解着。我们敬怀先生，再不是因为他甘于孤独、敢于批判的国民真人格，大概早已经成为应付考试需要吧。而今天，在没有谁愿意去静下来啃读鲁迅大作，人们热衷于考试，而先生的伟大竟也成为中国特色考试试卷的常用素材。想考好就去读鲁迅吧！从此，先生只存在于考试而非文学，鲁迅精神早已成为衡量考试分数高低的重要参考依据。或许，他要无辜受到都少学生们的责骂呢？这就是他的后人，原想高高捧起，殊不知这种盲目高举，却是在大大方方的忽视他。　　

这个社会，鲁迅先生实在难为。因为这个社会看似不需要这样的精神，甚至于害怕有这样的思考者，这是深层次的问题。在共产党文化的重构中，很显然是在徘徊中找寻文化现代化的真正含义。也正是在几十年前，共产党正是靠着这种阳春白雪、这种超脱一切的批判社会的精神来砸碎旧世界机器。诚如先生文章，关注很广，思考很深，确实看不出固有价值体系和核心文化心理一样，共产党也正在矛盾中探索现代化意义。　　

正是这样的矛盾，正像共产党禁止曾经论战胜利的《中国之命运》一样，先生从来被当成圣贤捧起，而现在而是在被淡化，这是为什么？　　

按照梁文道先生的观点，他向来反对国人简单地谈论文化，反对国人将任何一些简单社会现象上升到文化的层次去思考。但，我想凭借着鲁迅这个名字的分量，说任何文化都是无可厚非的。在以打碎旧世界机器来宣传教育人民的时代，共产党找到与先生的契合点，因而我们自然可以高捧你。但怀揣着共产主义浪漫情怀的共产党面对着的不但是物化层面千疮百孔的中国社会。而且，中国脆弱的传统文化早已被百年耻辱和接连不断的战火、条例破坏的支离破碎。共产党人无疑是具有远大理想和充满自信的。他们想中国从封建社会直接转型到社会主义的制度一样，希望就是在封建思想基础上再造一个乌托邦的文化整体氛围，因为伟大领袖毛主席深受新文化运动否定一切封建文化的影响。当然在，这是最简单的理解了。　　

但是，随着复杂形势的变化，共产党人那种无暇顾及传统文化的文化创造得来的却是新一轮的造神运动。应该说，思想文化根子上的落后，注定这种天才式畅想的消化不良，最终归于失败。当文化重构在根本上违背了一切从实际出发而归于混乱后，便是有自信转变成不自信，由大度转变成管制了。请详见我的文章《论中央政治化地方政绩化》与《我眼中的69圣战》。在一个没有自信的执政党面前，她还会忍受得了批判声吗？异样的思潮与声音呢？所以，鲁迅先生终究不免于遭受抛弃，而被固定在应试教育范围内，其思想在背后人不断曲解着。　　

可是，先生这又是何必呢？先生只想做一回真我，他依旧不从属于任何党团，任何主义。永远是保持着特立独行品质的知识分子。纵使共产党会将他高高捧起来，但这并不是他乐于预见的。鲁迅活着的意义就在于批判，鲁迅被铭记的意义就在于被曲解。没有这样一个真我的知识分子，你如何能读出自我标榜称其为知识分子的人是何等虚伪和奴才嘴脸？当今的中国作协？我没有说什么，这是网友们说的罢了。没有这样一个社会风向标，我们又如何能认清楚什么是真我？所以，先生被曲解、被淡忘、被限定、被遗忘，您大可不必介怀，我想您真诚说一句，先生，抱歉！　　

先生，这就是我眼中的鲁迅先生，我似乎看到先生依靠在窗前，用手掸去雪茄上燃烧殆尽的烟灰。而桌上，正是他刚刚完成的《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自此，先生依旧无暇自己的被误解和被利用。　　

等着烟灭了，该睡觉去了吧……　　

　　

　　

　　

　　

　　

　　

　　

　　

　　

　　

　　

　　

　　

　　

　　

　　

　　

　　

　　

　　

　　

　　

　　

　　

　　

　　

　　

　　

　　

　　

　　

　　

　　

　　

　　

地方派系　　

　　

　　

　　

　　

　　

　　

　　

　　

自从袁世凯决定称帝，就遭遇到各方面的反对，反映最为激烈的是蔡锷讨伐袁。而袁世凯在绝望中死去后，貌似强大的北洋军阀旋即分裂成三大派系。他们抱定自己是中央正规军，开始在全国疯狂抢占地盘，直到北伐战争彻底击碎尚未完全成型的新分裂版图。1928年东北军少帅张学良接受国民政府劝告，改易旗帜，标志着国民党实现了形式上的大统一。当年，宋教仁设想在政党政治的框架下，国民党通过选举获得执政党地位。而现在，她用不着费那样的劲了。　　

各省改变旗帜与挑去房檐上的瓦片，都不过是象征意义的归顺。形式上的统一，而非蒋介石日后为消灭共产党达到国家之实质统一，其中必有隐忧。其实，纵观1919年以后几年的历史，我们可以发现，整个中国的进步历程大多汇聚在几座大城市，而民国大对数省份大多数地区表现相对宁静。然而，尤其是那些边陲且自成独立地理单元的省份并未被蒋介石招安。　　

北伐真正意义上改变了中国政治版图，也彻底荡清了旧军阀势力。从今以后，盘踞中国的全都换成了现代军阀。这里，我们要来特地留意两件事：一是，1899年帝国主义分裂中国狂潮，在一张时局图上可以清晰看到，整个中国东西部地区都被帝国主义势力瓜分，各自掌控。英国到底是最早入侵中国，尝到通商口岸好处的航运国，就连独立的河流都要特别被他侵占。此时的清朝虽然灭亡十多年，江山也早已改换主人。但那些吸血鬼仍旧牢牢依附在各自地盘上面，阴魂不散。对他们来说，满清也好民国也好，谁当家都不会危及到自己的利益。更为重要的是，柔弱的中华民国为了减少国际压力，制造认同感，宣布清朝与列强签订条约继续有效，国土遗留下来的分裂现状，为今后制造分裂提供基础。这无疑让不论是三大派系旧军阀还是1928年以后的新军阀有了各自为政的后台。对此，深得美国支持的蒋介石是不敢得罪的。二是，民国地方大员几乎都是前朝遗臣，就连最早宣布革命的武昌也为人旧军阀黎元洪担任军政府都督。这种嬗变表明：封建专制虽然废除，但中国社会性质，社会政治生态、土壤没有改变。在这样一片土壤中，仍旧会闹出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帝制的闹剧。由此可见，这种人心各异的现状其实在积蓄爆破的力量，而国民党内部派系众多，由此产生的激烈斗争，就连蒋介石本人都未曾避免。　　

在国民党政府派系中，可以清晰数出追击典型性代表：广西桂系李宗仁、白崇禧，山西王阎锡山，东北三省张学良，西北马将军、冯玉祥，四川王刘湘，云南王龙云，甚至还包括贵州黔军王家烈，福建十九路军（后宣布起义，建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意图与共产党共同抗日）。就连离民国首都南京不远处的湖南、江西两省，都在对付工共产党问题上踢皮球。蒋介石凭借其黄埔军校校长身份，经营了一支多大300万的正规化军队（所谓的中央军），蒋介石因为黄兴、宋教仁相继死亡，孙中山感到没有得力助手，靠钻这个空子年纪轻轻就被提拔为校长。然而，所谓中央军并不是国家军队，更像是蒋介石大军阀私家军队，更是他政治生命的全部筹码。因此，中央军的地位是靠蒋介石的地位自然赋予的，并不一定得到地方派系认可，因此，中央军日后很难进入地方派系地盘。　　

那么，蒋介石除了拥有几座大城市，并没有占据明确地盘安置他的军队（因为他是总统，在他看来整个国家理应全是他的）。可见，共产党与国民党的斗争，主要是与蒋介石派系的斗争，而非共产党与整个国民党为敌。其实，随着日后国共战争局势发生变化，蒋介石客观上利用剿灭共产党势力，命令中央军趁机进入地方派系地盘，并赖着不走。就这样，中央与地方的稳定局面因为共产党这一股流寇势力打破了，地方派系被逐一拔除（这实际上最后为共产党清理门户了）。最后只剩下广西桂系和山西晋系，而共产党也被逼到鸟不拉屎的陕北，好像随时坐等灭亡。眼看着全国马上就要实现实质之统一，怎奈老蒋内部出问题了。特别是在三大战役之后，老蒋的150万私人军队（中央军）被共产党消失殆尽，而杂牌军队不想替失势的老蒋卖命，美国转移战略重心不再愿意提供军需，老蒋不得不宣布下野。而此时的共产党早已经羽翼丰满，与国民党的决战就要到来。　　

仔细留心历史的读者便会发现，国共进行的两次合作，共产党都在形式上进入国民党队伍里面，第一次是共产党负责人以近乎归顺的姿态全部加入国民党。时间要回溯到1924年，国民党总理孙中山在历次救国运动归于失败后，发出“南北军阀实乃一丘之貉”的感叹，在深刻认识到旧军阀面貌之后，坚定了只有暴力革命才能解决中国出路。于是，他果断接受了苏联提议，在“联俄联共扶助农工”前提下，全面改造国民党。此时的国民党宣称自己代表中国一切阶级，仅代表工人阶级政党额共产党自然可以归顺其中，也会一再重申党员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一个党不是合并而是加入另一个党，还担任党内重要职务，这也算是民国时期的中国特色了。毛泽东就是以国民党候补中央委员身份代理中央宣传部长。或许，如后共产党吸取国民党不重视宣传文化，这种重要部门绝对不可能让党外人士参与。国共合作终于创造北伐胜利，当年那群对1919有不同理解而分道扬镳的人创建的两党，今天回归到一起，并且改变旧中国格局。　　

两党都想以自己的理想和方式将中国带去光明，但信仰的根本区别，最终让他们分道扬镳。中山舰事件成为两党结下梁子的见证。事件促成蒋介石地位上升，而国民党赶走共产党独享北伐胜利果实，共产党从合伙人到被赶出朝堂。而共产党也并非没有捞着好处，周恩来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竟然成为许多日后国民党高级将领的老师，这位日后两党沟通打下基础。而共产党在国民党内部一刻不停做工作传播影响，也分化出一部分人士，他们或跟着共产党走（共产党内很多高级将领之前都是黄埔军校学员）或在舆论上给蒋介石派系施压。　　

从国共合作额形式上看，共产党由独立走向合并在回归独立，很有点从总部分离出一小撮的感觉。不止在合作阶段，就是在日后漫长的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也承认接受南京国民政府管辖，而双方斗争更像是中央对地方的镇压。流寇主义不得不在各军阀势力缝隙中生存。就连苏联刚开始只准备扶持国民党而非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　　

　1927年8月1日　，南昌响起了第一枪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枪声，这支从蒋介石堡垒中分化和出来的军队，虽然没有脱去身上的衣服，仍旧使用国民党发配的武器，但枪口所指却改变了方向。南昌暴动是仓促的宣誓战，必然归于失败。但是，随后在武汉召开的“八七会议”上，毛泽东再次运用了他善于总结历史经验较需、以及思考联想的特长，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而且，他旋即被要求湘鄂赣边境领导一次秋收起义的任务。相比共产党一大的沉默，他此刻简直太得意了。从此，这个热衷拿笔杆子的人开始去指挥枪杆子了。这个国民党代理宣传部长正式告别教员梦，走上暴力革命道路。　　

上井冈山的路并不好走，山路难行更因为是在别人地盘上，从放弃攻打长沙到三湾改编，这一路损兵折将更逃脱不少目的不明确的人。直到和袁文才、王佐坐在一起喝酒之前，过程是何其曲折的。当毛泽东带着不足千人的队伍来到井冈山脚下，他并不知道在这片绵延的大山深处怎样找到两位首领。而且，直到站在山脚下，强大的反对意见都没有消散。他也在做着思考，是做乐不思蜀的山大王还是占据脚跟扩大根据地。蒋介石并没有给他太多思考时间，上山前寻找井冈山没有给他时间，上山后更不会给他时间。于是，就在这个地处湖南、江西交界的万山丛中，毛泽东开始探索他的军事斗争生涯。边界地理位置偏僻，才给枪不如人炮不如人，军队数量不如人的毛泽东，依托有利地形有力阻击围剿军队。于是，江西省主席朱培德不得不为这一股突然到访的“客人”头疼。江西是个穷地方，兵员稀缺粮饷弹药均告不足，他朱培德日思夜想的不是消灭而是赶走共匪（国民政府统一这个称呼），他多想将共匪头子湖南人毛泽东赶回老家去。伤脑筋的事让他何健伤去吧，湖南兵强马壮，他何健伤得起。但毛泽东才不会往强弩上面碰，不让我呆我偏要呆。　　

正因为朱培德无力消灭以及何健早已做好了阻止共匪入湘的准备，才使得局面得到暂时稳定，红军有发展壮大的可能。而蒋介石不得不派出中央军入赣进剿。于是，中央军携带自重武器（这些大多成为毛泽东战利品）大张旗鼓来到井冈山脚下，戏剧性一幕上演了。毛泽东有超凡军事天才，一个小小的国民党师长、团长自然不是他的对手。所以，刚开始的围剿，国民党不过是几个团几个师小打小闹，都被彻底打败。胜利往往就来自这样细微处。打破围剿并非消灭所有来犯之敌，只要打掉敌人先头部队，就算解围了。　　

朱毛会师会师彻底改变了井冈山斗争历史。早在朱德上井冈之前，毛泽东早已洞悉这里的战略地位。他决定以井冈山为依托，向相对独立且不存在强势地方派系的南中国发展势力范围，当年的太平天国和广州革命政府都是从南往北推进的。一直到1931年，按照共产国际指示，在刚连成片的根据地建立苏维埃政权。在中华民国境内成立另外一个，并不被国际社会承认的政权，这无疑与颠覆国家，接着蒋介石发动更大规模的军事围剿行动。中央军在中华民国土地上作战，但当地人民被赤化，就和国外作战一样不适应，战争也就一败再败。从10万、20万、30万一直到50万、100万！都没能此地拿下面积只有5万平方公里，总人口才200万的苏维埃政权。50万装备精良的正规军竟然无法消灭8万装备落后的农民军队，毛泽东看到兵民合一的伟大力量。　　

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在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中，面对100万来势汹汹且运用修筑碉堡形成包围圈层层推进的敌人，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红军不得不放弃根据地逃跑保全实力。从江西出发向西进入湖南地界，何健早已准备的套餐撞上了流窜的红军，8万人成了3万人。红军几经辗转来到遵义，召开历史性会议扭转了局势，从此逃跑也就成了战略转移和北上抗日的需要。　　

通过分析后得出，红军一旦撤离江西，朱培德自叹天下太平而何健却慌了手脚。贵州黔军残兵败将，为了保全实力防范中央军入黔，王家烈宁可让出一条道，只希望红军可以借到快点离开贵州。祸水被引到了云南王龙云身上了。　　

当红军流窜至大渡河边，蒋介石和毛泽东都想到了当年的石达开。毛泽东拍下重话：红军绝不是太平军，他毛泽东也不是石达开。大渡河属于长江上游支流，山山高谷深水流湍急，地形不利于携重型武器的中央军展开，而大渡河穿越的原始森林瘴气横行，中央军行动迟缓。对习惯轻装上阵和急行军的红军来说，只要不是前有堵截后有追兵，这一点环境算不得什么困难。尾随红军的是几十万中央军而非地方派系，既没有龙云也没有刘湘的军队。几十万外路货名曰剿匪，实际上被红军牵着鼻子走。是打开和她的十万军队葬身鱼腹的地方并没有再一次上演悲剧，红军早已度过大江大河顺利北上出川，而中央军此刻还莫不找方向。蒋介石或许意识到，这支军队很可能会是不可战胜的！因为红军出川只有一条道可走，西面高山雪地阻挡去路，蒋介石认定红军只有向东发展！但此时中央军并未入川布防，他心急如焚，尽管不信任但他唯一希望四川的刘湘消灭这支疲敝之师。　　

四川实在太大了，它的经济人口多集中于东边的盆地，以至于川西千里之地荒无人烟。那么，自然条件极其恶劣，且没有足够给养养活这样一支军队情况下，红军似乎只有向东发展这一条道，否则大批同志将会饿死在长征路上。老蒋在看刘湘的态度，刘湘自己更是对此心知肚明。但四川这样的环境和长久无战乱，并没有足够可机动兵力部署，中央军没有入川全靠刘湘一支军队独撑危局。蒋介石心急如焚，刘湘也是热锅上的蚂蚁。　　

但是，如果没有视死如归的勇气，红军或许早就灭亡了。红军没有选择东或西，而是直接北上了！真的就以血肉之躯，衣不蔽体的爬上几千米高的雪山，跨越千里草地。其中的悲壮我们谁都无法想象。在没有敌人围剿的时候，红军仍旧要面临自然环境的考验。然而，在历次枪林弹雨中没有倒下的红军英雄们，这次更不会屈服。当他们走出草地兴奋地唱起《国际歌》。三大红军主力顺利会师，一个中外军事史上绝无仅有的奇迹诞生了。长征的结束标着着共产党摆脱地方流寇主义，开始走向全国。促成长征胜利的因素有哪些呢？　　

一、得益于党的正确领导。共产党不仅在军事上更在组织上实行成熟的领导，党内领导人存在激烈的路线斗争，但最终真理占据上峰。共产党具有强大的攻心术，总能让疲敝不堪的将士振作起来。尤其当红军来到四川西部的少数民族地区。这里洋溢着复杂的历史问题和宗教信仰，效忠蒋介石政府的土司弃城逃走，剩下一小撮胆儿大的藏民像队伍投资石块、辱骂等。而红军彰显出仁义之师的面貌，打不还手貌不还口，还是让这些思想单纯的边区人民感到震撼。他们或许不认得谁是蒋委员长，却记下了这支军队——共产党领导的文明之师。于是，毛泽东事后得意的说：长征是播种机、长征是宣传队。一路高歌猛进宣传共产党从报纸上看到的抗日救国主张。　　

二、得益于红军队伍的勇敢，从江西出发的8万人，只有少部分走完长征，而这些人在井冈山即形成优良传统。红军的官兵平等在艰苦岁月中，成为团结的主要因素。我们很难想象，这样一群人会有多少想到政治野心，正是纯粹的官兵关系成为坚强战斗力。　　

三、得益于正确运用派系矛盾。无论是在江西根据地还是一路的战略转移，倘若不是军阀派系存在矛盾，红军极容易困死在井冈山。正是运用这种矛盾，才让共产党像流寇一般与国民党政府周旋。　　

在延安，在陕北，这种地方与中央的关系更为明显。为适应全面抗战需要，共产党提出第二次国共合作建议，并开始建立抗日统一战线。延安成为中华民国特区，共产党军队被收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以民国法律形式确定了这种关系。但，蒋介石并不放心这个威胁自己政权的政治敌人，任凭东三省沦陷，华北五省图谋自治于不顾，始终坚持消灭共产党的计划。　　

我们来看一下当时延安周围的情况。西边是井水不犯河水的马家军，东边是苦心经营黄河防线的阎锡山，南面是特地调来剿匪的张学良20万东北军以及杨虎城的常规驻军。背面是沙漠戈壁。按照兵力分析，山西王阎锡山从不做亏本的买卖，只要共产党不进犯山西，阎锡山绝对不会主动出击延安；而张学良将军同20万东北军远离故土，眼看着家园沦丧却无能为力。在同红军交手打了几次败仗后，共产党借机游说张学良。共产党最擅长的就是攻心战，在一番故土家园的渲染下，张学良也感到被利用的愚蠢和不值得，双方最终签订停战协定共同抗日，还成了朋友做起生意来。例如，红军让出地盘给东北军“获胜占领”，张学良负责支援共产党军队过冬棉衣和药品。蒋介石怎么也没想到，夺回来的城市竟然是假象，自己的弟弟和共产党关系混到这般熟悉。　　

对蒋介石而言，立足未稳的红军正是可以消灭的大好机会。陕北地瘠民贫，老百姓尚且没有隔夜粮食，更不可能凭空养活几万军队。时值严冬，吃的穿的用的军需给养全是问题，而来陕北前发生的张国焘分裂红军事件，极大损害了红军战斗力。因此，蒋介石一再督促西北各省务必围剿红军。而此刻日本并没有停住侵犯的脚步，面对政府军连连失利以及蒋介石热衷内战，不管是全国人民就连英美等国都无法忍受。于是，他明显加快了脚步。　　

但是，有了根据地的红军就像龙归大海，政府军尚且无法消灭流寇，更何况是占有根据地的政权呢？在国内外形势的逼迫下，蒋介石不得不将精力投向日本，国民党军队也拉到抗击日本的战场上。而共产党则利用天赐良机发展壮大自己，军队由抗战初期的5万人马激增至战后的130万！百团大战暴露了共产党的目标，蒋介石意识到共产党的厉害。当然，共产党没有忘记自己的承诺，一直在自己“能力范围内”坚守抗战。直到现在还宣扬着那几次小规模的战斗胜利。实际上，蒋介石无心抵抗战争而共产党也规避大规模战争，真正在牵制日军进犯步伐的正是那些出于自保的地方派系（杂牌军）。例如，台儿庄战役是正面战场取得的最大胜利，他的指挥官第33集团军司令员张自忠将军既非共产党员更不是蒋介石派系，而是隶属于西北军。那么，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在抗击外国入侵取得的第一次完全胜利，到底要将功劳归到谁的头上？　　

从江西一路流窜到延安，我们看到蒋介石对地方派系的鞭长莫及，共产党将这一切看在眼里。所以，当她掌握全国性政权之后，迅速建立起强大的中央集团国家，并强调大统一以及全党无条件服从中央。无论如何，在当时中国各种矛盾纵横交错下，善于利用矛盾才能达到胜利。我们不要忘了，战争很大程度上是一场政治游戏，而政治权术讲究平衡策略。如果说，今天战争的基础是经济，那么过去的战争真的就是纯粹的阶级斗争最高形式了。　　

其实，共产党到处流窜，引得蒋介石中央军尾随其后，趁机开进地方派系的地盘。由此打破了国民政府与地方派系井水不犯河水的关系，这一方面，蒋介石应该感谢共产党。在同红军作战时，蒋介石不忘使用杂牌军剿匪，意图消灭地方排序的力量。当然，地方大佬更知道如何保全实力，于是宁可与共产党握手言和，也不想为蒋介石卖命。他们知道，只有共产党存在一天，蒋介石军事重心就会放在剿匪，他们才会幸免于难。　　

当然，共产党更要感谢蒋介石，如果不是他挨个收复地方割据，最终只剩下共产党与国民党上演最终大决战。等待共产党打败国民党，还需要同地方派系斗争，无形中加大战争复杂性。而且，蒋介石肃清地方派系，实际上荡清了各省社会成分。给共产党扫清门户。　　

然而，地方派系虽然归顺国民政府，并未被实质消灭，这群占据各省的杂牌军在八年抗战中，机会耗竭所有力量，拖住了日本进攻脚步。这一点上，地方派系做到了蒋介石的人不分你我，地不分东西，都有守土抗战之责。　　

　　

　　

　　

　　

　　

　　

　　

　　

　　

　　

　　

　　

　　

　　

　　

　　

　　

　　

　　

　　

　　

　　

　　

　　

　　

　　

　　

　　

　　

　　

　　

　　

　　

　　

　　

党内斗争与毛派　　

　　

　　

　　

　　

　　

　　

　　

　　

通过分析可以发现，中国共产党宣扬的革命道路因为国情复杂以及面对敌人异常强大而漫长曲折，其实这样的说法并不准确。归纳起来，很大程度上与共产党自身成长和选择有关！如果说共产党一开始就选择了自己正确的路线和正确的领导者，中国革命历程可能会由28年缩短。在历次党的历史会议清算时，最常见的语调莫过于：负责人过多将失败的责任归结于敌人过于强大而忽视了自身。事实上，党内很多类似错误可谓一犯再犯，中共建政后，有些错误甚至愈演愈烈。而且，为了证明领导者路线错误，每次都需要千万人头落地来回答。当然，一个党在走上独立成熟的过程中，自然要付出代价。　　

从共产党建立之初来看，五四运动极大激发了学生、工人的战斗力，在思想麻木的旧中国，释放出如此巨大的社会活力，的确让当时每一个人感到诧异。我们长久以来将改变国家命运的希望寄托于上层，他们的一举一动似乎牵涉全局。但是，上层一贯的表现并不让人满意。通过运动发现，原来中国底层才蕴藏着足以改变国家命运的能量。北洋政府外交失败，战胜国家并没有获得应有的国际地位和尊重。再加上北洋政府极力推行尊孔复古，让感受新思潮的青少年极力排斥。　　

正在此时，马克思以其全新语境和全新社会理想迅速赢得了青年学子们的好感。无论任何社会的任何时候，青年学子总是对新事物抱有浓厚兴趣。马克思主义正符合青年们的需要。她从来不掩饰自己的社会理想，宣称社会底层奋起反抗，和五四运动的底层抗争精神相符合。所以说，经过五四运动洗礼的共产党组织创办人，深刻意识到这种主义在有志于改造社会的青年群体中拥有广泛市场空间。首先要做的是选择什么主义，宣扬的政治理想是否有广泛追随者，而不在乎本身的可行性。李敖先生在厦门大学演讲中提到了共产党的最高理想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各取所需当然容易，有什么东西不管需要不需要，白拿东西谁不愿意，但各尽所能并不容易实现。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历次实践证明，各尽所能在当时社会条件下被视为不切实际，今天仍旧如此。　　

无论是1919年还是1921年，我们看到建立这个政党的几乎全是年轻人。一些20、30多岁的年轻人在向40、50岁管理者的社会发出冲击信号。而且他们中的很多人都还是意气风华的书生。毛泽东虽然早已经毕业，但却工作在北大图书馆这样的理想环境中。北大的理想环境保持了毛泽东的书生意气和理想主义。当然，党内掌权派是真正的知识分子，他们虽然怀揣理想，但和中国底层社会又没有密切联系呢？　　

当毛泽东带着不足千人的队伍向井冈山进发时，实际上受到很多人反对。这样的反对者中又以旧军官余洒度为代表。他们自恃身为旧军队指挥者，对这位远道而来的中央委员不屑一顾。凑巧的是，身为井冈山头领的袁文才也是共产党员，按照早期党的规矩，这种占山为王落草为寇的人，都应该坚决清除出党。但毛泽东只有他的交友之道，当他摸清楚袁文才的好恶之后，立即送给他200杆枪。没想到这毛泽东好生厉害，袁文才正为枪支不足犯愁，而毛泽东部队迅速减员也的确不需要那么多枪支。于是一拍一合，两人遂成为并肩作战的同志了。随后，红军消灭了井冈山的心腹大患尹家璧，于是红军彻底在井冈山站稳脚跟。当毛泽东在井冈山开辟根据地后，实际上违背了中央指示精神。于是，从湖南省委、中央局赶来的同志到井冈山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撤销毛泽东的一切职务，然后自己代表上级一顿瞎指挥，等到毛泽东最后出来收拾残局。像这样的空降中央大员事件发生过好几起，而且每一次都造成巨大损失。这就是党内斗争造成革命损失，延缓革命道路的表现。　　

上海中央局作为共产国际中国支部，差不多是由与苏联有着密切联系的人担任负责工作的。像洛夫、周恩来就因为并不属于亲苏派，都从上海找找赶赴井冈山（不知道他们心里当时是否乐意）。虽然革命经常因为路线不同陷入困境蒙受损失，但大浪淘沙锤炼出革命的精华，这些人来到井冈山同毛泽东接触，都被毛的诚意折服。　　

共产党的噩梦从苏联成立后便升级了，中央局并不认同毛泽东的山地游击主义，而对1927年类似城市暴动抱有依然不减的热情。但毛泽东在一手打造的根据地享有崇高威望，他被选为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却失去了军事指挥权力，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35年。当时失去大权的毛泽东非但没有自暴自弃，反而一如既往积极工作。他抱定一个想法，只要自己还留有党籍，就会为党继续工作下去。虽然担任政府主席无缘军事指挥，但政府工作大多由副主席项英主持，毛泽东被架空了？于是，他利用难得的空闲下到田间地头调查走访，以此了解苏维埃政府政策执行情况。　　

在庆祝苏维埃政府成立一周年的宴会上，作为政府主席的毛泽东并没有资格出席招待会，而是由项英代表政府款待来宾。在席间，红八军党代表王震公然问道：怎么不见毛主席，我们就想亲自给毛主席敬杯酒。这样的举动让中央局负责同志意识到毛泽东阴魂不散。在随后的斗争中，有四个人被打为所谓四大毛派头子，其中就包括邓小平。这是历史第一次上出现的毛派。　　

新生的苏维埃共和国其实并不成熟，更处在蒋介石残酷的军事围剿攻势下。苏维埃存在的3年多时间里，一直遭受来自民国政府的袭击。但是根据地并没有严重丧失，政权仍牢牢挺立在江西土地上。随着受共产国际重视的王明派系掌权，书生博古和洋顾问李德，红军的战局开始变得不明朗起来。第四次反围剿已经胜利得有点勉强，而周恩来、朱德不可能一味抵制来中央的虽然错误的主张。　　

李德当然嫉恨毛泽东，倒不是因为什么人身攻击。一个受到过高等教育的军事顾问如何容得了这个从山沟沟里面走出来的乡巴佬？而毛泽东的战术思想实际上阻碍了李德施展自己的军事抱负，从理论到实践的运用。对毛泽东的反感是可以理解的，但为了印证自己军事斗争路线的错误就要牺牲成千上万红军战士性命，这种革命代价实在太大，太过可笑。在阵地战和城市保卫战思想的影响下，中央负责人赖着不走，主观意识到这是红白之间生死存亡的历史关头，提出不丧失一寸国土，御敌于国门之外的口号。于是，无数红军战士为了这个错误的口号白白送了性命。　　

终于走上了逃跑的路线，但博古李德将逃跑浪漫的看成搬家而不是逃命，所有家当一个不扔全都带着上路，浩浩荡荡向湖南进军。来到湘江四道封锁线前面，塔罗牌效应即将开始，悲剧即将再一次上演！越过湘江，红军由8万锐减至3万，生死存亡的关头真的到了。如果还按照预定目标继续北上湖南于贺龙红军会合，何健必定必定配合中央军倾巢而出，立下首功。在大多数领导人的坚持下，这次行军路线并没有遵从博古李德的命令。在历经一次次接连不断的失败后，这支由毛泽东、朱德带领的军队越来越希望毛泽东重新出来指挥。其实，对毛泽东的支持一直没有间断过，再一次次失败的教训面前，每个革命者认识的更加清晰。看来，毛泽东出山只不过是时间的问题。　　

1935年，贵州遵义那座蓝色小洋楼，召开了我们熟悉的遵义会议。这是共产党与共产国际失去联系后，独立运用政党理论解决自身问题的尝试。从前，共产党作为共产国际支部，受命于上级指示，缺少革命主动性和灵活性，甚至中央局书记也是由苏联方面直接指派的。在讲究组织原则的党内，谁都不敢违背哪怕是错误的决议。但随着留苏的中央少壮派领导人一批批来到根据地接受同化，实际上共产国际的命令很少再有人理会了。最多成为党内争取意见的大旗罢了。　　

同样的肃反后来也发生在陕北。陕北红军创始人刘志丹甚至被抓起来铁索缠身！而且这样的运动在党内并不少见。无论是延安整风扩大化还是新中国反右扩大化，一直到文化大革命，有一点不容忽视，共产党自身激进细胞并没有减少。这个政党容易因为头脑发热而自残，这也成为政党不稳定因素。　　

红军发生最大规模的斗争莫过于张国焘自立第二中央。当年党中央要求他北出甘南宣扬抗日，但张国焘私自带领数倍于中央红军的人马南下，造成红军大分裂，西路军的悲惨历史至今尚不得而知！当然，张国焘也是参加建党会议的元老，而且他在一大的待遇比毛泽东优厚很多。而他也依靠枪多人多，成为谋求政治地位的资本！此时，党中央和中央红军成了少数派！可以想象，这一支被没有历经长征磨砺的队伍在西去的路上，面临着恶劣的自然环境和军需保障不足，再加上强悍敌人的打击，最终走向灭亡毫无悬念。　　

共产党领导层总是存在无休止的内部斗争，建国后都没有因为伟大领袖而消退。而无休止的内斗，恰恰清洗掉一大批优秀指挥员。与斗争相伴的还有毛派的形成。不得不承认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具有天才指挥才能，直到现在，解放军还在执行毛泽东时代的规则。　　

出席中共一大的代表们多有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情调，而满口湖南话、没有出过国且一身长袍的毛泽东在一大会场并不闪耀。没有学历上的优势没有北京上的显赫。在这个大圈子里面混不出名堂，于是他来到没人和他比的地方大展手脚。那里没有北大学生，他一个中专生学历就算是秀才了，那里全是穷苦大众，都是一样的阶层不会产生差异。于是，他开始了默默经营自己的革命事业。　　

在那支千余人的部队里面就包括一大批形成冒牌的核心人物，如林彪。随着朱德率领部队上井冈山，周恩来、任弼时等赶来苏区，毛派顿时壮大起来。在与中央领导人一次次角逐胜利后，一批批人纷纷倒向毛泽东。但毛派就像个小团体，它的存在严重威胁中央大员的权威。以博古李德为首的中央实际上形成王明集团和毛泽东集团的抗争，虽然毛泽东集团明显占据劣势地位。王明身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可以直接插手共产党内务拥有很高权力，那一个个失败也是他干预造成的。毛泽东应该感谢遵义会议，1935年毛派正是上台，毛泽东集团开始和王明集团缩小差距，此后毛泽东在没有离开过权力中心，带着红军走上求生存的道路。然而，王明毕竟远在莫斯科，他的集团最终还是衰落了。当共产国际对毛泽东领导的革命表示肯定，并要求王明不要争权，毛泽东对王明不再像此前那样客气！随后出现的毛泽东集团与张国焘集团的矛盾取代了此前的矛盾，张国焘无论从资历、实力都有和毛泽东叫板的资格。　　

张国焘的军事失败再次印证了毛派的胜利！从此，在毛泽东高度统一的坚强领导下，共产党在延安养精蓄锐站稳脚跟，利用抗日的国际舞台扩大自己的影响力。在整个抗战过程中，共产党不仅打破了国民党的封锁，大力开展自救运动，军事上也取得利于宣传自我的恰到好处的胜利，趁机扩大自己的队伍。这为战后格局积累商谈筹码。更为重要的是，延安成为中外媒体竞相追逐的焦点。延安军民关系如同鱼水情深，吸引了一大批怀揣理想主义青年来到延安，延安成为当时中国最具发展活力的区域！1945年的抗战胜利前夕，共产党召开了第七次全国代表会议，会议正式宣布毛泽东为最高领导人，认定毛泽东思想为共产党指导思想，并上升为马克思主义具体实践成果。　　

毛派形成并非扼杀其他不同政见者，而是一种优势意见的汇集，也就是布尔什维克。当然，新中国建设过程中，特别随着毛泽东个人独占专行日盛，革命战友纷纷背离毛泽东阵营，变得沉默寡言了。从此，毛泽东又成为少数派，成为孤家寡人。但毛泽东身边的空洞被林彪、四人帮集团填补。从个人情感上说，他们填补毛泽东作为少数派的情感需要。但是，党内派系的形成都是政治制度发展不充分的产物，并不是政治文明的表现。　　

　　

　　

　　

　　

　　

　　

　　

　　

　　

　　

　　

　　

　　

　　

　　

　　

　　

　　

　　

　　

　　

　　

　　

　　

　　

　　

　　

　　

　　

　　

　　

　　

　　

　　

　　

　　

　　

　　

　　

抗战与根据地扩张　　

　　

　　

　　

　　

　　

　　

　　

　　

　　

出于对共产党的信仰，延安也就成为让我魂牵梦萦的城市。去年的延安行更让我坚定了这个信念。延安也一直是我文字很想触及的地方。当我用心地寻找延安时期共产党足迹，以便记录下那段难忘岁月时，其结果多少让我有些失望。透过现代化城市建设和翻新无数次的历史遗迹，我再也找不到过去那种凌乱但随性的生活，以及在这种生活中积淀的共产党性格。当然，这并不影响我运用精神分析方法探寻那段历史，描写那片值得讴歌的土地。延安颂，就是要讴歌这片神奇的土地培养出共产党最理想的军民关系和执政成就。不管今天的执政党存在哪些问题，越存在问题就越应该回归这过去的岁月。于是，对那个时期共产党建设与现在实际情况相对比较，真令人心生怀念。　　

我无缘那段火热的历史，如果可以，我宁愿做一回1930年代的延安人，而不是现在的中国人。那样就可以和红军一起上山劳动，可以去抗大听老乡毛泽东讲党课，还可以去延河泡澡。这种念想绝不包含对现实的情绪，更为甚者，我觉得延安时期共产党总能让人感觉到浪漫主义气息，以及洋溢于外的国际主义情怀。这些在今天这个不苟言笑的政党看来不可思议。接下来，我们一起去探寻那段难忘的历史，也是在为执政党寻找丧失的传统吧。　　

当三大主力会师后挺进延安，蒋介石认为在这片蛮荒之地，连土匪都发展不起来，消灭红军的天赐良机到了，迫不及待纠集数十万国民党军队进军陕北。陕北地瘠民贫，当地老百姓都没有隔夜粮，自然也就养不活突然间多出的几万部队。到达陕北时值严冬，陕北并不种植棉花，因此更指望不上能添置过冬衣物。蒋委员长得意的训话，红军自找死路怨不得他，陕北自古多出土匪悍民但没几个可以闹出气候，历史上有名的张献忠李自成，他们也不是在自己家门口闹出家业的。正因为陕北实在太过贫穷，这里的老百姓大多思想单纯，根本无力与政府对抗。就算不发兵围剿也要饿死冻死在山沟沟里面。老蒋这样想。　　

但是，和当初阻隔在大渡河畔，妄想红军必定成为是打开第二一样，老将又失算了。当年在大渡河畔，周围山林密集坡陡水急，山间瘴气肆意，人烟稀少战士疲敝，如果稍微能吃些苦头的中央军能和云南、贵州的地面部队合作，那红军可就真的置于危险境地。但他们决然想不到同样是娘生父母养的红军怎么如此坚强，中央军坚决不会跑去这种穷山恶水，而坚守本位主义的地方诸侯更不会主动出击。就这样，在天险面前，红军并没有遭受来自人为阻扰因素。　　

老蒋的失算再一次用到了剿灭刚刚抵达陕北的中央红军身上。从上面的谈话我们可以揣摩几个基本意思：其一是中央红军经过长途跋涉，疲敝之师战斗力有损，毕竟人数不足万人；其二，正值入冬时节，供需给养跟不上，有些从南方出身的战士对陕北恶劣气候并不适应，一下就病倒了，这是战争的致命伤；其三，陕北老百姓并不清楚所谓红军白军的区别，纷纷逃到山里面躲避军队，红军依靠群众的优势需要重新建立。而陕北的地形复杂多变，不熟悉地形的红军并不适合开斋游击战争，当然更不敢与敌人正面较量。总体而言，老将认为这里正是共匪葬身之地。　　

当然，老将心理很清楚，这支躲过他层层军事伏击，顺利突围的军队有着非比寻常的战斗意志，或许国民党内没有一支军队可与之相提并论。但他又庆幸上天给了他机会，这群虎狼之师被困在陕北，做困兽犹斗状。抽调张学良20万东北军入关，杨虎城十七路军与之配合，协同作战。再加上西面的马家军、东面的阎锡山两方面设防，总兵力应不少于30万！陕北接壤的内蒙古沙漠和隔壁像一道挡住去路的天然屏障，红军似乎真的步入了新的口袋阵。　　

就像前面说的，共产党与国民党更像是中央与地方的矛盾，在陕北这盘棋中，共产党相当于被几股地方势力同时围住的一股地方势力，开战前各自占据地盘按兵不动。马家军才是匪气十足的的流寇，但怎奈山高皇帝远，蒋介石也奈何不了他们。山西王阎锡山有着山西人独有的精明，他要守住自己的那点家当防止中央军开入三晋大地，而不是去执行消灭共产党的任务。而张学良看眼东北三省沦丧，官兵们心乱如麻无心剿共。　　

历史要选择共产党就一定有他的理由。在这些看似步调一致的剿匪斗争中，撇开心怀各异不说，单是可以被共产党利用的矛盾实在有不少，其中最明显的一对矛盾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总司令张学良的心结了。　　

张学良可谓身负国恨家仇，在蒋介石不抵抗的命令下，被迫远离故土调来消灭共产党，而面对身后故土惨遭蹂躏，这些个性耿直的东北汉子真是坐立不安。而张学良也因为和共产党多次交战均告失败，战争还未正式开始就损失了几个师得兵力。而国民政府蒋委员长除了通电表彰，并没有对补充编制有明确态度。身为军人活战死沙场或客死异乡，不能保卫自己家乡而牺牲掉实在不痛快。而共产党多次像东北军传递共同抗日的讯号，打回老家去，张学良心里为之一颤。　　

共产党拥有周恩来实在是为了打入国民党内部留下的利器。周恩来利用在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结识的关系和影响力，国共之间任何时候都没有断绝往来，直到三大战役打响。张少帅拜见周主任，真可谓小弟拜见大哥，还有什么事情不会推心置腹呢！　　

毛泽东具有高度政治敏感性，也是文字操作高手。他一封封态度诚恳的信件，通过周恩来与张学良的私交情谊，张学良终于接受了共产党的提议，并与之签订谅解备忘录。毛泽东为了方便张学良执行蒋介石攻占陕北的命令，宣布主动放弃瓦窑堡，以解张学良之忧。当然，共产党的说辞让张学良觉得打回老家去不再是东北军单方面的意思，现在有了支持力量。　　

张学良虽然也是地方派系，但他身兼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总司令，让杨虎城这个派系不敢得罪。而且杨虎城也是爱国情怀的将军，与张学良的交情让他也放弃与共产党对抗，昨天两军还是剑拔弩张，今天就可以在一起开联欢会了。而阎锡山最多是绷紧神经，密切注视西面的红军，加紧构筑黄河防线。而身在南京的蒋介石并不知道，这群手下并没有执行他的命令。　　

纸还是包不住火，蒋介石终于知道张学良屡次抗命的原因了。但他实在不敢相信自己的军队竟然和敌人沆瀣一气。一向工于心计的老蒋自身飞抵西安，力促剿共大业。他清楚的意识到，日子久了共产党就会在陕北扎根，将当地百姓全部赤化，到时候可就不好办了。当然，他决然想不到的是，自己的军队会见自己关押起来。　　

我们永远无法想象，如果没有发动兵谏，蒋介石又该在什么情况下才会答应停止一切剿共联合起来抗日呢？无论是劝说东北军打回老家去，还是1951年抗美援朝提出保家卫国的口号，可以发现，毛泽东发动抗美援朝并不是出于纯粹的国际主义情怀，而是害怕战火烧到本土。从保家卫国的角度提出出兵朝鲜，那张学良东北军呢？共产党这样做的目的不过是寻求自身安全，而不是照顾朋友。　　

东北是十分独特的地理单元，虽然湖南湖北同属楚国，但现在两个省之间看不出太多亲属联系。西北五省即使语言类似，也也不见自称西北人，同样更没有两山人、两广人，唯独东北三省毫不相干的人走在外地不说自己是吉林人，黑龙江人、辽宁人，却无一例外说自己是东北人（东北人的概念常常忽视了内蒙古地区）。其实，东北三省地理位置相对封闭，三面环山南边留出个进出口的小口子。这样一个相对独立且封闭的环境，源源不断得到海洋的馈赠，因而农业条件优越。东北三省一望无际大平原，不存在地理上的文化阻隔，而相似的农业生产条件和生活习惯，这才使得东北人有整体归属感。所以，东北军迫于政治压力不得不离开，但他们的心却留在关外。　　

可见，共产党以张学良的东北军为突破是很有针对性，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为了打回老家去，东北军不惜发动兵谏囚禁领袖。我们不要忘了，当东北军1928年宣布改易旗帜，形式上服从南京国民政府的领导。主动改易旗帜并不是东北军惧怕同国民政府对抗，这体现了东北军特殊心态。除了大帅刚被日本人炸死，全军上下洋溢着复仇情绪不说。在这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中与内地联系并不密切，无论如何中央政府也奈何不了我，还要施以好的政策优待。为什么不以最小的代价换来不见得的损失呢！　　

说到这里，民国时期的政治格局中，东北和西北都是相对偏远的。而民国首都南京足够对东南和中原构成强大辐射。重庆对西南构成辐射，而从中原去东北只有狭长的一道口子，往北并无中央全权节制。因而，改易旗帜和发动兵谏的内在联系是一致的。　　

蒋介石作为国家元首有守土抗战之责，从没有说过不抗日。只是在共产党和抗日问题上，他宁愿选择前者。从第一次国共合作到大革命失败，蒋介石认识到这个基金组织的强大生命力。动辄调集百万大军围剿江西的共匪，却让他们逃窜到了陕北，他也看到了军阀林立的混乱。当这支军队完全走完长征，他意识到在不消灭共产党及其红军，等到她在陕北生根发芽就麻烦了。早在江西的时候，共产党政权离自己这么近，而且地方诸侯和中央军都没能除掉他们，如果不是因为外国人在指挥上犯了愚蠢的错误，结果未曾可知。现在，这支军队流窜到了防备力量薄弱，而且天然防御条件优越的大西北。　　

蒋介石清楚的知道，陕北成就不了事业，但往南的关中确实自古兵家必争之地。盘踞在陕北对关中、四川、西北形成了垄断之势。更关键是，共产党现在重用毛泽东，他重新获得了军事指挥权。蒋介石感觉到，共产党比日本人难对付。　　

兵谏事件后，共产党利用国际传播平台（中国元首被囚禁，必然引来全世界媒体的关注），很好地宣传自己的抗战思想，也借此让更多西方国家认识共产党的存在。西方政客们当然不懂得中国人热衷内战与政治斗争的原因，在他们看来不理会敌国入侵自己国家的行径简直不可理喻。而且，随着中国领土沦丧，外国人在华利益受损。于是，他们纷纷站出来要求国民党履行抗战职责，舆论压力一起向蒋介石发射过来。终于在兵谏之后的七个月，在日本人成立伪满洲国，意图谋求华北自治的计划，打算攻击北平。北平是满清首都，曾经一段时间也是民国首都，如果北平沦陷了，无论是民族感情还是国家政治认同上来说，都是不能接受的。而且，攻陷北平意味着往南长驱直入在没有天险可阻。　　

蒋介石大概没有想到，他原以为东北那么大的一块肥肉，足够暂时满足日本人的胃口，以便延缓他们的进攻步调。拖住日本人进攻步调，让蒋介石集中更多精力围剿共产党。等消灭共产党再在这个独立的地理单元，更容易歼灭日本。其实，蒋介石大概忘了，日本自1928年后就开始图谋东北，前后已近十年。　　

东北并没有看上去那么坚强，没有东北军的东北，过不了多久就沦陷了。然而，除了小麦大豆，东北黑土地并没有足够的矿藏满足日本工业化需求。在新中国建立东北工业基地之前，东北主要发展农业，工业并不发到，也没有勘探出蕴藏丰富的石油。这片占领区并不能满足自己能源需求，唯一的动力就是加快扩张步伐，如果知道山西这片煤都，一定会疯狂向山西进军！换句话说，如果当时的东北产出丰富的矿藏、能源资源，的确可以延缓几年日本向内地推进的时间。当然，延缓几年之后等待中国的将是来势更猛烈的入侵。　　

　1937年7月7日　，日本突袭卢沟桥，中国军队奋起反击，次日共产党发布抗战宣言，承载国民情感的北京即将沦陷，中国人民在精神上受到刺激，全国上下迅速汇聚成巨大的要求抗战的请愿声，这是全面抗战的前夜！在大多数民众心理，东北是太过遥远且陌生的地方，入侵东北只不过是袭扰边疆的局部战争。　　

那么，1937年的卢沟桥事件常被称为全面抗战的开端，这到底合理吗？我们看到，日本对中国的入侵一直可以追溯到1984年甲午海战，从此长期占据台湾50年。随后的巴黎和会上，日本在帝国主义支持下，获得在中国山东的权力。而经营东北不过是其侵略的又一举动，日本早在皇姑屯就炸死了时任北洋政府总理的张作霖，而当时的北洋政府尽管锈迹斑斑，却也是广受国际社会认同的合法政府。试想，日本公然谋杀一国政府首脑，算不算是对国家政权的挑衅？是否足够引发国家战争了！战争并没有发生，日本堂而皇之进驻东北，开始其全面入侵中国的经营。　　

1937年，恰逢日本准备入侵中国内地，更重要的是，共产党在陕北正好可以站住脚，有时间有精力实践自己的抗战宣言。虽然她没有多少实际动作，但主张一个接着一个往外发，而且敦促和国民党进行第二次合作。日本进攻北平标志着全面抗战即将开始？东北岂不是不属于中国领土？其实，这大多是为了配合共产党的存在。共产党在陕北站稳了，不是被挨打不是逃跑而是主动出击的立场宣扬抗战有责。东北再一次被抛弃，杨靖宇真的很孤独！　　

实际上，全民族抗战并不意味着全中国所有地区所有民族都开参与其中，步调一致听指挥。全面抗战的概念源于共产党正式参加抗战，以她为核心建立起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并代表全国各族人民参加抗击日本侵略。这其实是共产党将政党理想强加在历史上面。在当时的环境下，共产党的军队并不属于国家军队，因而杨靖宇的抗战行为算不上国家军队的抵抗。只有1937年卢沟桥上守军的枪声才算得上是国家军队的抵抗。不过，从严格意义上来说，东北军不属于国民党中央军序列，就算他抵抗了，其性质和共产党抗击的性质如出一辙，非得蒋介石的中央政府才能代表国家层面的态度。不过，那已经是1938年的事情了。　　

没有抗日战争，就没有共产党后来的地位。如果说抗战以前，共产党基本上处于自保状态，根本不可能实现其政治理想。而且，大多数中国老百姓听从政府宣传，人为共产党杀人不眨眼共产共妻。长征所到之处共产党以其严谨的作风，给地方百姓留下深刻印象，在和老百姓搞好关系的同时，不忘宣扬自己的政治主张，长征成了一场很好的宣传方式。一直到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产党出现在呼吁救亡图存的最前端，这才被广大民众所熟悉。　　

西方各国为了保证其在华的利益，纷纷希望中国政府抗击日本，共产党这次猜对了时局，正中列强的下怀。西方国家不满意蒋介石政府的抗战态度，突然对这个奔走相告的农民政权产生兴趣。回过头来才发现，他们对这个存在了十几年的组织竟是如此陌生，于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来到延安（这并非偶然）。在众多镁光灯面前，共产党多少有些紧张不适应。在遭受国民党长期打压没宣传舆论上肆意丑化后，终于站在国际舞台上长袖善舞。他们梦想着这一天的到来，建立了一套完整的新闻接待机制，一直沿用到今天。　　

在此，我们不禁发出这样的疑问：中国人向来有大统一情结，既然蒋介石国民政府是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共产党类似于割地暴动的反政府武装，她到处流窜，国民为什么会相信和国家对着干的人呢？　　

实际上，当时的中国地区经济发展极度不平衡，在某些偏远地区，那里的人们对时局并没有太多把握。或许在他们看来，前清虽然受地主乡绅压迫，但好歹有一个统一的皇帝可以膜拜。自从那个叫孙文的由皇帝改成总统后，这种安定不复存在了。随之而来的是军阀混战，外国势力猖獗。而且边疆省份完全成为前朝遗臣独立王国。小农思想谋求安定，最害怕天灾人祸降临。而上层管理者热衷于内斗往往使得外部势力趁虚而入。于是内战熄火，一致对外。这样的历史现象被固定为民间传说流传下来，例如岳飞、戚继光等。而共产党便是今日内斗的构成要素之一，看他是如何迎合小民们心态的。　　

当然，更为重要的是共产党领导的红军虽然衣衫褴褛，但所到之处秋毫无犯，不打扰老百姓正常生活。纵观哪朝哪代的军队能做到这样？真可谓义师！这让急需要安全感的小民们遇上了保护神。不仅如此，共产党所到之处消灭黑恶势力，打击土豪劣绅，恢复了难道的平等。这些人半信半疑的接受这支军队的主张。　　

当然，蒋介石以及他的部下不可能这样做，他们以统治者的姿态不屑理会民众，更不会同他们有直接往来。民国战乱频繁，蒋介石不得不高度依赖军队，所以民众对他来说可有可无。虽然是民国，除了冷兵器换成热兵器，辫子剪掉袍子脱掉，军阀们的统治思维仍旧没有变。意图将老百姓继续限制在土地上，不要造成大规模流民，引发不稳定因素。但是，国民党政府面临的是一个分割的大局，虽然是民国，不同地方的人被不同督军不同法律管着。共产党来了，不仅帮他们消除压迫，还告诉他们应该砸碎禁锢自由的枷锁。民心都跟着共产党跑了，于是被分割的人强烈要求实现平等与自由。　　

那么，共产党到达延安就算来开始了宣扬抗战的任务，她在抗战中究竟起到什么作用呢？随着那段历史不断远去，社会上对那段历史的解密逐渐浮出水面。到底是谁领导抗日战争取得胜利呢？官方的说法越来越不让人信服。大型战争全是国民党组织参与的，共产党只是在敌后小打小闹，例如平型关大捷，奇袭阳明堡，稍大一点的也就是百团大战。而日本又是对国民政府投降的，因此抗战首功应归属国民党。　　

李敖先生在暨南大学演讲为我们提供了新思路，他强调，抗日战争取得胜利既不是共产党也不是国民党，而是中国杂牌军的坚持。他指出著名的台儿庄战役指挥者张自忠将军并非中央军，而是西北军。李敖的结论有三点值得我们分析：　　

一是，李敖先生的说法正体现了抗战时期的共产党是国民党的一部分。那么，其他地方武装其实受国民政府节制。但是，这些派系和共产党一样，除了获得番号和军需给养，在具体军事部署上并没有听命于蒋介石政府。因为蒋介石时刻不忘排除异己。试想，每个有良知的中国人在民族危难关头都会挺身而出，为什么一定要将功劳归结到蒋介石头上？　　

二是，中国抗日战争取得胜利实际上是由死人堆积起来的。战后统计，中国军民伤亡3500万，抗战八年消灭日军280万。以共产党仅有的百团大战为例，消灭日伪军一万，自己要付出数倍于他的代价。八年，3500万对抗280万！八年，四万万五千万对抗500万！这其中的数字相差太大。　　

虽然日本制造了无数起类似南京大屠杀的惨案，但鲁迅先生笔下麻木中国人终于奋起反击！中国人不再是陆川《南京，南京》中坐以待毙的军人，在近代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共产党在中原、华北领导敌后工作，。组织群众破坏交通运输铁路、桥梁，有效延缓日军进攻姿态，使他们有效集中于交通线路上面，而最重要的一点，在中国这个80%都是农村的国度，日本人仅占领几座中心城市和布防在重要交通枢纽就叫嚷着控制中国，实际上他们早已处在包围汪洋之中。纵观全局，这实在是值得称道的战略，共产党开辟敌后根据地，宣传抗战唤醒民众，实际上，抗日战争取得胜利才标志着全民觉醒！而非全民觉醒取得抗战胜利，战争起到了教育民众的作用。　　

三是，抗日战争是一场持久战。毛泽东用洋洋洒洒五万字前后论述了中日国力对比之八大问题，得出中国必胜日本必败的结论。持久意味着双方力量有一个此消彼长的过程，也意味着战局保持了长时间的稳定，稳定的过程伴随着日本侵略加深和民众觉醒。然而，发动群众的首要因素是在感觉到压迫的同时，又能感觉到强大的支撑力。没有中央军和杂牌军们苦撑危局，共产党根本没有足够时间去说服发动群众。发动群众不仅仅有助于抗战胜利，直接成了自己的阵营。　　

其实，撇开战争的性质，仅从战局观瞻，日本侵略者、国民政府、杂牌军、中共这四个矛盾很像三国时期的局面。当两者相争，必然会时鹬蚌相争渔翁得利。但三者彼此较劲儿，则只能各不相让。三角形最具稳定性，要打破内在彼此稳定性，只能让游离于三股势力之外的其他势力插入打破。实际上，日本正像挥师南下的曹魏，离开本土作战实力也最强大；而中央军与杂牌军队相当于孙刘联盟，于是三足鼎立，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只有当共产党异军突起打破三足鼎立稳定局面，才能推动战局发展。当然，真正充当司马氏家族的并非共产党而是苏联，但此时的共产党和苏联其实是一个系统的了。　　

有一个疑问出现了。当苏联人进攻东北的关东军，为什么那里竟然还存在70万关东军呢？在整个中国抗战形势看来，70万日军是很可怕的！这70万军队为何一直没投入中国战场？为了防范苏联？是准备投入战场？还是日本根本就没打算全力入侵中国？　　

实际上，日本在东北经营了十几年后发现，通过战争深入中内地获取资源的代价实在太大了，对正遭遇经济危机的小岛国而言，这种代价实在支付不起。尤其抗战相持阶段，中国军队（共产党军队）总是出其不意的突然袭击（奇袭阳明堡机场就是很好的例证）。就像日后深陷伊拉克战争泥潭的美帝国一样。倘若停止进攻，则以战养战的计划得不到实现，靠着国内兵工厂的生产无法满足需求。日本很有可能没有尽全力入侵中国，弹丸之地入侵幅员辽阔的中华大地，必将陷入纵深防御泥潭。而且日本军国主义甚嚣尘上，还要看天皇脸色，他们随时都有下台的危险——一旦战争付出代价太大。　　

种种猜测并非没有道理。在政客们的眼里，战争并不严肃可怕，它不过是玩弄政治的一种手段，不需要太多理由。其目的是为了保障政治目的顺利实施。如果连自己的垮掉了，玩弄政治的基本大前提不复存在。战争还有进行下去的必要吗？历史并不是永远都那么严肃，真的。　　

无论如何，中国共产党是靠着抗日战争才扩大了自己的影响力，才由流寇主义分子跻身国际舞台。也是靠着钻空子宣扬自己的主张，网络大批人才和军队。百团大战打出了中国军人士气，也暴露了共产党的目标，蒋介石终于意识到共产党早已不是刚去延安那不足万人的军队，他背后还有9000万群众基础！他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共产党不仅取得和他同量级话语权，竟然成为他强劲对手，他面对的是共军而不是共匪了！另一方面，有300万国民党军人在抗战中为国捐躯，他只剩下不足500万人枪了。国民党没有因为抗战变得强大，反而元气大伤。　　

战后，国民党大员在接受日本战利品时，大发横财，贪腐之风盛行，全国民众原本对抗战胜利欢欣鼓舞，国民党的威望也如日中天，但国府官员对待战利品的态度，让他们又开始丧失信仰了。而共产党依旧表现得低调，虽然所获不多，却因为作风优良，迅速引起民众好感。随着8年抗战的结束，中国政局也发生了根本性大变革。共产党流窜以及日本全面入侵，客观上沟通了全国各地区联系，而杂牌军全力抵抗日本入侵，其力量被永久性削弱。从前军阀割据各自为政的局面不复存在，现在中国只存在国共两大政党，和一些游离不定的所谓民主党派。事情到了非此即彼的地步，从前对国民党失望的民众纷纷将目光投向共产党。共产党仅费吹灰之力便赢得民心，这并不是坐享其成的！　　

共产党在战略转移过程中，偶然间得知陕北红军建立根据地的消息。所谓师出有名，他们终于明确了战略转移的目的，一路高歌猛进，向所到之处民众宣扬行动目的，似乎为了掩盖逃跑的真实目的。宣传守土抗战，实在是一个绝妙的口号，符合近百年来中华民族饱经沧桑的需要。　　

但是，共产党并没有真心实意投入战斗，他躲在日军主力背后，极力扩大自己的实力并极力扩张根据地。以陕甘宁边区、江西根据地为依托，到抗战反攻阶段，共产党占据黄河以北北平以南陕西以西的根据地，各根据地连成一片。日军大多集中于此。日本宣布投降后，共产党利用地理优势，赶在国民政府特使前面，迅速接受投降日军的所有装备武器。很显然，共产党在为接下来对抗做准备。　　

对共产党而言，抗日战争让她盘活各层关系。不仅扩大了在中国政治影响，更吸收了一大批所谓民主人士，共产党非但不再孤立，更形成了自己的盟友。这些人对共产党标榜民主联合政府大有帮助。　　

什么时候，共产党能实事求是的说，自己并不是领导抗战胜利的核心？　　

　　

　　

　　

　　

　　

　　

　　

　　

　　

　　

　　

　　

　　

　　

　　

　　

　　

　　

　　

　　

　　

　　

　　

　　

　　

　　

　　

　　

　　

　　

　　

　　

　　

　　

　　

　　

　　

　　

　　

　　

延安时期　　

　　

　　

　　

　　

　　

　　

　　

　　

历史有时候真的不严肃，毛泽东率领红军战略转移的目的地并不明确，转移的重心仍旧是为了摆脱敌人追击。毛泽东在过时很久的报纸上，看到陕北刘志丹率领红军创立根据地的消息，凭着他高度敏感性果断决定，彻底告别漂泊不定的日子，红军的目的地是陕北。而共产党历经长途跋涉终于到达目的地，开始创建新的根据地。结束了红军没有根据地，被动逃跑挨打的局面。俗话说鱼儿离不开水。没有根据地到处流窜的这一年，红军领导人普遍意识到根据地的重要性，再也没有人反对毛泽东的提议了。延安也就成为共产党大本营。　　

说到延安的陕甘宁边区政府，不得不提到在江西瑞金建立的苏维埃政府。两个政权有诸多相同之处。受共产国际指令仓促成立的苏维埃政府准备明显不足，但面对蒋介石日益紧缩的军事围剿而言，虽然最终不免于失败，其标志性意义不可小视。需要注意的是，江西根据地建设为延安建设积累了宝贵经验和教训，具体说来有这样么几条：　　

一、建立分工明确的政府和工农代表会议，并明确分工职能，这是推进民主建设的重要体现。江西苏维埃中央政府，是建立在县级苏维埃政府基础之上的。中央政府设立了符合需要的职能部门，定期召开苏大、工农代表会议，让底层百姓走入会场，感受当家作主的气氛。民众得到解放，参与政治的积极性空前高涨。　　

二、发展经济、注重规律。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党中央局明确分工（这一点对延安时期共产党影响很大），政府主要负责组织生产、在后方发动群众，而且结合实际需要，在根据地开展合作社与工厂，透过各种渠道同白区展开贸易往来，以经济手段保障苏区货币信用。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则放在军事斗争上面，不干预政府的日常事务。同时，确保民众土地需求，从实际出发对待不同成分的农民。　　

三、兵民合一寓兵于民。红军和百姓鱼水情深和谐相处，成为战时坚不可摧的防线，成为共产党及其领导军队的优良传统。寓兵于民达到兵民合一，不仅可以提高劳动生产效率，实际上更为延安时期的大生产运动开了先例。与此同时，毛泽东经常走到田间地头与民众肯谈，掌握一手资料作为制定政策的依据。从井冈山到苏维埃，成为毛泽东创作高峰。　　

四、党的建设与军队建设，苏区反围剿失败后，根据地迅速缩小受到重创。红军领导人纷纷意识到，依靠上级指定的书生和外国人，无疑会自取灭亡。他们敢于去反思组织决议，逐渐走向了坚持真理。在这种历史关头，毛泽东以他的智慧挽救危局，团结党内不同意见。从对错误的反思而投靠毛泽东阵营，毛派悄悄形成了。　　

不过，苏维埃政权建设并不成熟，在仅存的三年时间里，它的周边并不安宁，前后共经历了五次大规模反围剿军事斗争。归于失败，对共产党来说并不算坏事。在当时割裂社会环境下，如果共产党没有长征的游走宣传，到边缘地带见缝插针接触百姓，共产党也就成为了同蒋介石有矛盾的地方派系，老百姓并不认为她有什么特色。如果到处侵扰别人地盘，单纯扩大根据地而不靠发动民众，则共产党所面临的不仅有中央军，那样会促成中央军和地方派系联合起来。试想，在江西建设根据地的周围全是地方派系，而且腹地生产条件欠佳人口不多，根本不适合长足发展，而最终选择在陕北，做到了不和地方派系争地盘，避免和意图自保的他们激化矛盾。　　

我们能从长征实行的战略转移得出清晰的印证：地方势力听说红军进入本省地界，唯恐他们进一步深入，于是采取被动防御意图赶走红军。踏上人家的地盘，反应尚且如此强烈，又何况是侵占割据呢？如果共产党来到遵义不仅是为了开会，而是打算在敌人势力薄弱的贵州建立根据地，那么黔军及周边地方势力必定联合起来，中央军也趁机开进贵州。当红军抵达陕北发动东征，阎锡山惧怕山西老家底落入别人手里，组织军队抵抗甚至请中央军开入三晋大地。如果不是遇上阎锡山这样的精明人，以及蒋介石意图培养别人取代阎锡山的计划败露，让他们之间心存芥蒂，战争的结局未曾可知。　　

可见，从军事角度看，苏维埃根据地并不适合长足发展，但共产党积累的建设经验，为日后的延安建设打下基础。当然，也不要忘了，新四军更是安插在国民党腹地的一颗定时炸弹。　　

游走在延安革命纪念馆和新闻纪念馆，往事历历在目，共产党在延安时期的建设也历历在目。要想用一个章节几万字的篇幅全景描述这个伟大时代，显然有些牵强。但是，依照我目前掌握的材料和研究功力，只能做些蜻蜓点水的工作了。　　

延安地瘠民贫，是一个天然封闭独立的地理单元。正因为与外界隔绝且自然条件恶劣，这里的生活条件普遍较差。在延安更没有横跨数州的大地主，因而阶级矛盾并不如发达地区激烈。而且，延安群众的思想单纯又保守，粗犷又狭隘。在他们纯朴的意识中，保留了浓厚的小农思想习气，并没有多少国家政权的概念，更多的是乡间村社政权的权威。听说一支破破烂烂的军队开进陕北，难道他们不是来改善伙食穿着，抢光一切可以拿走的东西？任凭大九天寒，民众纷纷躲进山里面，共产党来到陕北不得不每天上山喊话，这就是共产党建立根据地要面临的群众基础。　　

其实贫穷的地方之所以容易治理，和毛泽东提倡的穷则思变不同，在这个并没有频繁遭受外部势力渗透的环境中，人们生活很安逸。他们并没有过多奢侈的物质生活追求，每天在山旮旯里面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抬头望天，视线便被眼前的大山阻挡住了，也就长久的局限在这里。也就塑造了他们不求变但求稳的夙愿。所以，延安民众实际上不容易变反而容易治理，这对共产党产生很大消极影响。　　

相比南下不远的关中，早在周朝就成了繁荣盛地。关中是以秦岭以北黄土高原往南的狭长地带的总称，从周王朝一直到唐朝，在长达2000年的封建历史阶段，关中作为政治中心竟占据近一半的时间。而陕北这个距离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如此近的地域，并没能凭借地理辐射优先发展，直到共产党来临前一直被历史遗忘。由此可见，或许也因为地处边疆，历代统治者不看好这个地方。更让人诧异的是，在偌大的陕北文化单元中，竟然看不到多少历史悠久的古迹。　　

共产党将大本营安放在延安，这又是一个和井冈山差不多得安逸住所。随着抗战形势高涨，蒋介石暂时放弃对共产党的进攻态势。于是，红军与成为友军的周边地方派系来往更加火热。共产党很珍惜来之不易的机会，唯一要做的就是发展生产，壮大实力，扩大影响。　　

作为共产党抗战的指挥机关，如何在战争中谋求扩大影响力呢，首先要做的便是发动群众组织生产，名曰为前线八路军提供军需物资，实际上这是在暗中积蓄力量。在1940年以前，国共合作处于正常阶段，因而国民政府能够按时拨付八路军、新四军粮饷，但是随着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尤其是共产党组织了百团大战，暴露了自己发展的真实情况，才让蒋介石真正意识到潜在对手一直在成长。于是迫不及待发起新一轮反共高潮，尤其以袭击新四军达到顶点。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共产党才不得不加快边区建设。正因为意识到物力稀缺，刚到陕北的红军才不得不发起东征，解决部队给养。连毛泽东自己都清楚的意识到，要想在陕北求得发展巩固并不现实，而当初也设想南下夺取关中地区。无论如何，依靠战争获取给养定然不是长久之计。种种迹象表明，加快延安建设都将列入共产党政策的重头戏，直到国民党全面封锁后，共产党意识到危机来临，于是开始了对土地掠夺式的开发。　　

今天看延安，过去的种种历史都搬进了博物馆，让这份信仰隔着玻璃有了份距离感。当我看到那些陈列在展台的复制品，脑海中浮现的并不是平型关大捷怎样实施的，南泥湾开荒热火朝天的局面，所有的一切都汇集成：文化。延安生产建设产生的延安精神积淀成了延安文化。　　

共产党在边区政府实行“三三制”原则，即边区政府组成人员中，共产党、民主人士、工农各占三分之一的席位。在第一届边区政府选举中，共产党代表7人，超出预定席位。眼看着“三三制”原则被打破，毛泽东的老师。徐特立先生主动退出了。正因为共产党带头遵守制度，才达到了团结地方各阶层的目的。开开明绅士李鼎铭之前不愿意出任任何政权的一官半职，但他深为共产党行事作风折服，果断出任边区副主席。在抗战正酣之际，提出了“精兵简政”的意见，当很多人强烈反对，认为现在处于抗日战争高潮阶段，不应该精简机构人员。但毛泽东认真听取了意见后，仍旧实施了这个政策。　　

从“三三制”到“精兵简政”，这正是共产党实事求是的开端。虽然当时的民主党派并没有倒向延安，但党派不过是不同阶层的正式组织。民主人士、开明地主乡绅和普通大众虽不属于一个阶层，但他们并没有明确的政治夙求。善于和不同阶层的人来往，并将他们吸收过来，是共产党积累的宝贵经验。而且这种民主一直是延续到新中国建立前。1945年，毛泽东作了《论联合政府》的报告，实际上是对边区政府建设的经验总结，并将经验推向全国的投石问路。在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和政务院组成人员中，的确体现了这种原则。　　

应该说，当时的共产党无论在党内还是党外都很有信心这样做。他们以军事上的胜利获得信心，愿意为新中国建设做出真诚努力。回想起早期共产党，那些从苏联归国的热血青年，怀有打碎一切阶级压迫、改造世界的崇高理想。五四运动不仅有李大钊、陈独秀，更有胡适和他的美国民主。但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精神正在于它对社会的根本颠覆性。马克思主义宣扬打破一切旧世界，这就像中国青年们痛恨帝国主义，但又向往帝国主义的矛盾心理。马克思主义十分干脆地宣称，一切旧世界都会被打破，对群情亢奋的学生来说，激进再激进一点的学说总会受到追捧！不过，他们没想到实现这个主义，意味着对社会造成巨大破坏性。　　

这应该是一个永恒不变的规则，当青年学子怀揣抱负无法施展时，会本能的不满足现存的社会规则。一旦出现否定现实社会秩序的反潮流精神，他们就会显得异常狂热、亢奋。其实，青年们的狂热是一个国家社会最宝贵的活力和潜力。青年是国家的希望和未来，只有他们怀揣着改造社会秩序的激情，才能从社会内部衍生出发展动力。如果一个民族的青年都埋头自顾生计，得意的是统治者，安逸了整个社会，但社会的肌体在溃烂。　　

一批有一批先前怀有理想主义的领袖被毛泽东同化，共产党内部只剩下毛泽东与王明的最后较量了。而战争却给了毛泽东足够施展个人特长的空间和机遇，在他的部署下创造了一个接一个的胜利。无论什么时候，毛泽东都能用自己的真诚与坚持己见，终于说服团结党内绝大多数领导人。可幸的是，战争年代的毛泽东注重将理论联系实际。他一开始并不是理论家，身为候补中央委员，初上井冈山没途径研读共产主义著作，却热衷去社会大潮中实践。他边实践边思考，很快就构筑了对中国现实的正确认知。这个植根于社会现实的青年，深入了解中国社会现实，他没有远渡重洋寻求救亡图存的道路，而是从现存社会发现革命的希望。他并没有忘记自己的梦想，始终不放弃自己的梦想和实现梦想。共产党领导层，终于从理想主义转变为注重国情的现实主义。　　

因而，共产党可以十分自信向世界发出自己的声音，因为他不是跟着哪个国家的经验，依靠自己对中国社会的认识，紧紧依靠人民群众，才创造出伟大胜利。一切从实际出发，是延安实践的宝贵经验。　　

流寇主义只能归于灭亡。张献忠李自成从陕北出发，到达北京后并没有像刘邦那样“约法三章”，也没有像后来的天平天国在南京建立政权。农民军的悲剧正在于随意性和盲目性。从张角到黄巢，一直到明末农民起义，几千年不间断的斗争并没能引起统治阶层的根本性变革。从不满到抗争从胜利到放纵，最后成为改朝换代的炮灰。这样的教训会不会应验在红军身上？其实，这支从井冈山拉出来的军队，一开始和农民军并没有多少区别。只不过在长征的历练和正规学习之后发生了改变，熟悉中国历史的毛泽东意识到，必须建立根据地结束流寇，只有对农民军进行彻底改造，才能避免灭亡。　　

红军的诞生实际上与太平天国农民运动存在相似之处。太平天国以西方宗教为精神旗帜，给农民以耳目一新的感觉。就像马克思主义给人的感觉一样。在宗教精神的激励下，农民军一路北上，一路上创造了不少胜利战果，直捣清王朝江南腹地。从1851年起事到1856年达到军事上的高潮。但是，太平天国的宗教理论本身带有封建残余迷信和欺骗性，并不能完全说服农民军。他们跟着洪秀全不过是为了获得耕地，而对神权一知半解。天国的致命伤还在于放弃原有根据地，孤军深入。一路损兵折将才抵达南京，虽然建立了政权却是元气大伤。而且，太平天国占据江南腹地，实际上四周处于清王朝包围之中。试想，如果清王朝北上的同时，不放弃之前占领的地方，随着革命形势高涨，整个东南部必将最终连成一片。也就不会陷入腹背受敌的状况。　　

当中央红军实行战略转移，仍留下一批人继续在苏区坚持斗争，打游击。虽然这样做的结果不明朗，但革命并非孤注一掷。红军在中央苏区经营的成果，不能因为反围剿失败而丢弃。虽然丧失了根据地，但群众基础并没有丧失。　　

共产党不仅注重根据地政权建设，更加不放松对党员干部开展马克思主义教育。毛泽东在井冈山并没有深入研读马克思主义，参加红军打土豪分田地的穷苦子弟和从旧军阀当中分离出来的军队，都极其缺乏马克思主义素养。　　

毛泽东意识到这个问题，他抽出自己的得力干将林彪担任红军大学校长（后改为抗日军政大学），这是共产党版的黄埔军校，着重培养党的干部，提高干部队伍素质。正因为引入正规化军事教育，这支经历腥风血雨的农民军队，逐渐脱离农民印记成为具有马克思主义素养的现代军队。集中学习理论和严明的军纪，并在战争中不断成长，红军正在延续长征后的神话。　　

除了队伍建设，政权建设更是关键。中国自古有“成王败寇”的偏见，洪秀全率领百万军队进驻南京称帝即位，从落第举子成为政权最高统治者，骄傲自满的情绪迅速膨胀开来。在巨大军事胜利和荣华富贵面前，起义目的并不明确的领袖们开始了沉沦（他们大多也没多少文化素养）。统治集团热衷追名逐利、吃喝玩乐，最终上升为争权夺利。洪秀全位居深宫，不从此问朝政，对时局失去了理性的判断。他并没有意识到，建立政权只是坚持斗争新的开始，而继续同清政府对抗，才是太平天国避免消亡的唯一出路。所以，毛泽东极为重视延安政权建设，这是为日后积蓄力量。　　

毛泽东似乎意识到这一点，建立政权的目的不是为了自封万岁，而是建立大本营大后方，继续支持红军对抗蒋介石的围剿。于是，延安政权建设继续实行党政分开。共产党负责军事和政治、外事等活动，边区政府侧重地方发展。共产党对边区政府的日常事务不予干涉，各级政府组成也遵照民主联合原则。　　

实施党政分开政策，是国内形势发展使然，当时的矛盾集中在军事对抗而非政权建设，共产党负责军事体现了抓主要矛盾。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边区政府协同社会各阶层共同管理，使延安呈现出欣欣向荣的风貌。在这个天然的独立试验场，老百姓思想单纯民风淳朴，植入共产主义高尚理想是可行的。共产主义的核心是要求实现认得现代化，延安虽然没有极度发达的物质生产，但这里的民众素质足以让共产党做好他们的实验。　　

共产党在延安的建设逐渐积淀了延安文化。领导人的性格对一个政党性格有着十分关键的影响。早期共产党领导人普遍受到苏联正规化教育，革命斗争奉行大城市暴动的方针政策，导致南昌起义、广州起义相继失败。然而，站在失败的对立面，他们又看不起山沟沟里面的马克思主义实践。他们似乎达成默契，凡是毛泽东做的事都毫无保留的反对。但革命形势的发展逐渐倒向毛泽东。　　

事实上，早在江西苏维埃时期，毛泽东就自觉同群众搞好关系，和群众实现大联合。因而，当地生活习性极容易影响这支年轻的队伍，因为他们迫切想和群众打成一片。共产党从群众中吸收有利于自身建设的文化现象，并逐渐落实到自己的政治诉求，它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歌曲广为传唱的。例如，江西苏维埃时期的《红米饭南瓜汤》，长征时期的《十送红军》。　　

当毛泽东率领部队抵达陕北，寒冬时节，赶羊的老头在山头上喊着信天游《刘志丹》，毛泽东对新鲜事物好奇的性格又体现出来了，他语重心长地说道，如果哪天全中国老百姓都能真心歌颂共产党，那天下就是我们的了。在毛泽东眼里，或许已经有了对共产党文化构建的思考。　　

电影《黄土地》讲述的是，红军在进入陕北之前，派干部来收集陕北民歌，改编歌词在红军内部传唱。远到既是客，更何况共产党打算借地生蛋，自然要拿出姿态贴近当地群众，这也是共产党主动向延安文化靠拢的见证。今天，我们仍旧可以看到延安丰富的文艺。延安老百姓对共产党的情怀全蕴藏在歌声中。那么，共产党又是如何建设延安文化的呢？除了文化建设，还探索出了共产党应该怎样对文化事业实行领导？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说道，延安有两个总司令，一个是指挥千军万马的朱总司令，一个是指挥鼓乐齐鸣的鲁总司令。为了丰富延安军民文化生活，以及适应前线抗战的需要，共产党决定在延安成立高等文学艺术教育机构——鲁迅艺术学院。从全国各地的青年艺术家、文艺工作者纷纷投奔延安，在这片自由的天空尽情创作。但是，文艺创作出现了新情况：以延安本土艺术家演奏的文艺节目深受当地干部群众喜欢，而文艺青年编排的节目则很少有人感兴趣。其实，满怀理想主义的文艺青年，从繁华的大城市只身来到延安，生活一段时间后，心理面有了明显的落差。而现在文艺创作虽然自由但并没有多少市场，延安军民欣赏水平太低，不懂艺术。于是，本土派和外来派对于文艺的争论越来越大，一直上升到共产党马克思主义到底要不要领导文艺工作。　　

认同马克思主义应该领导文艺工作的被称为歌功颂德派，他们认为共产党代表千千万万劳苦大众，以共产党领导创作老百姓喜欢看的文艺节目，并没有什么过分的，因为政党和民众的目的是一致的。而反对派则认为文艺创作是艺术家个人的感受，是艺术家对生活个体体验的个体表达，任何外部因素都会影响艺术创作的纯粹性。针对上述论战，毛泽东在座谈会上表述了自己的观点，这也成为后来新中国对待文学艺术的态度。文学艺术创作应该是服务于现实需要，应当自觉与现实相结合，并鼓励学员从学校到社会，去社会实践中成就锻炼自己。　　

说到召开文艺座谈会的历史背景，我们不得不提到两个重要事件《解放日报》改造会和鲁迅艺术学院创作高潮。　　

在国共纷争中，共产党一贯重视思想宣传工作，早在1924年的国共合作期间，毛泽东就以共产党员的身份担任国民党代理宣传部长。由此可以看出，国民党在对待思想文化宣传的态度上模糊不清。这简直不可思议。　　

国民党以执政党身份控制全国媒体，而手握重兵的蒋介石则根本不把媒体放在眼里。但军阀各自为政的局势下，政府对媒体的监控达不到严格。深受欧美思潮影响的民国报人不甘心买政府的帐。从倡导民主自由精神而言，民国媒体并非一边倒向政府，媒体之间存在缝隙。而蒋介石对这个农民出身的毛泽东一开始就不屑，他并不知道说着别人听不懂的湖南话的家伙有写作天才。于是，他利用强大媒体控制优势，将共产党极其领导的农民军队极力丑化。中国老百姓从来轻信政府宣传，他们对共产党的的印象定格于“杀人不眨眼”、“共产共妻”。这或许是蒋介石故意这么说，又或许连他自己在1945年见到毛泽东本人以前，对自己的对手一直处于无知状态。　　

他长久认为，几万残兵破枪，没有均需给养的农民起义军怎么和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国军对抗。一支自顾逃亡的军队又有何信仰可言。因而，我们惊奇的发现，从1921年到1936年间，除了国共合作时期，共产党在国民党内开展积极宣传攻势，意图从中间突围。其他时候，她一直忙于自保对抗，根本没有组建完备的宣传阵地。1928年上井冈山和1931年建立苏维埃临时政权，四处奔波的共产党没有自己的宣传阵地。仅存3年的苏维埃政权并不安稳，面对不断的军事围剿，全党重心放在军事而非其他工作上面。整个过程中，除了诸如《红星报》这种内部刊物或有发行，共产党尚未形成对外宣传的意识。当然，负责收发战报的电台一直不停的发送电波，但这不属于宣传。　　

正因为共产党长久以来没有条件注重扩大宣传自我，很多中国民众都只能从政府口径中获悉关于她的模糊印象。直到美国人埃德加.斯诺的到访，才为自认为资讯畅通的西方世界打开一道了解共产党的大门。然而，无论什么时候毛泽东并没有忘掉他的宣传特长。战略逃跑的长征在他眼里成了宣传队、播种机。因为条件限制，大众传播似乎难以实现，但他一直没忘记人际传播这，也就是如何处理和所到之处地方派系的关系。再与国民党军事对抗的过程中，毛泽东逐渐意识到，单纯的军事对抗是远远不够的，还应该利用宣传工具合理利用派系矛盾，达到从侧面打击蒋介石的目的。　　

于是，在延安那座象征性建筑宝塔不远处的清凉山上，共产党迫不及待建立起密集的新闻宣传机构。新华社、人民日报、解放日报、群众日报的创立，我们似乎看到毛泽东对这场宣传战的迫不及待。而这些因政党斗争、抗战需要而生的报纸，此一开始被要求立足于共产党和民众之间，不存在任何商业化因素。而且，共产党从一开始就特别注意控制话语权。她终于有了宣传自我主张的工具，不过，令人玩味的是，共产党舆论阵地的负责人竟然是博古。　　

但是，当延安开展大生产自救运动时，文艺创作出现的问题同样体现在报刊领域。其中就有针对《解放日报》的批评会议。延安大生产运动正值如火如荼，《解放日报》并没有敏锐嗅到这股政治风潮，依旧在报纸上刊登和运动不相干的消息。更有甚者，个别报人小资情调发作，在报纸上披露延安生活枯燥乏味，延安文艺低俗落后丝毫没有现代化时尚。就这样，共产党召开了文艺座谈会。　　

在鲁迅艺术学院成立后，文学艺术创作进入了高潮，艺术家们积极投身生活，感受时代变迁，创造了很多脍炙人口的作品。这些作品迅速传唱到军民生活。在众多作品中，作曲家冼星海的《黄河组曲》最为著名，而且也应该成为中国现代音乐的代表作品。　　

我在向西南民族大学的好友请教音乐的时候说到，共产党对待传统文化的重大贡献之一就是将中西乐器结合在一起，创造出全新的视听盛宴，这也是延安文艺流传至今的一个特征。　　

美国人埃德加.斯诺本想来延安找些素材，以便回去写本畅销书，这回美国人押对宝了。毛泽东对来访的美国人做了充分估计，他意识到这或许是走向世界的一道闸口。于是，一场盛大接待仪式紧张筹备开来。斯诺在延安受到高规格热情接待，他见到了采访计划中的每个人，参观了所有想去的地方。令他感到惊讶的是，共产党并不像外界传言的共产共妻，杀人不眨眼。在山脚旮旯呆着的土生土长的军队，它的很多高级领导干部竟然受过高等教育，并通晓多国语言。当然，最令他感到震惊的还是眼前这位共产党最高领导人，顶上人头值20万美元的毛泽东。他是那样的博学健谈，对中国社会深入洞察。毛泽东向这位大记者谈起了自己的一生，在这个特殊听众面前，毛泽东并没有收敛什么，最后直言不讳的说出了自己对中国当今时局的看法。斯诺最后成了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当然，斯诺先生虽然穿着时尚，但他毕竟是位男同志。当女记者史沫特莱和女翻译来到延安，立刻引起不小震动。在这个狭小的空间，延安女人都穿着土灰色军大衣，更谈不上时髦装扮，女记者和翻译的到来，让延安的大老爷们顿时看傻了眼。她们来采访本身就是重要的新闻了。　　

那么，共产党是不是因为外国记者来访受到启示，才觉得组建新闻团队呢？或者说共产党建设新闻队伍的目的是为了宣传自己的主张让外界了解自己。但这个工作竟然是由美帝国主义的记者完成的。那么，就算组建了新闻队伍，共产党的媒体到底有没有这种强大的传播威力呢？她的媒体更多是侧重于对根据地民众的宣传教育而非外界，因为她没有能力同强大的国民党媒体抗衡。就像当年留在苏维埃继续斗争的军队后来发展成为新四军，这宛如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腹地安放一颗定时炸弹。周恩来在重庆主持创办《新华日报》，便是安插在国民党腹地的有一颗定时炸弹，报纸经常刊载言辞激烈针砭时弊的主张，构成了《历史的先生：半个世纪前的庄严承诺》。　　

实际上，在边区办报的作用到底有多大？为什么毛泽东率领军队离开延安赶赴西柏坡，再从西柏坡直奔北京，他以军事上的胜利者指点江山却不得不反复提到，我们进京赶考，我们决不当李自成。这句话折射出毛泽东从陕北出发和李自成从陕北出发类似心境，还是毛泽东对前行路上的担忧呢？从延安走出来的共产党，为什么走向胜利之际发出的不是美好畅想，而是农民的担忧？从山沟沟里走出来，走向大城市的共产党，内心蕴藏多少按耐不住的激动和少许不安。　　

延安就像一个乐园，引来无数富有理想主义的年轻人，归国华侨乃至外国游客竞相到访。或许当时的中国，万马齐喑思想困顿，举国上下都笼罩在日本步步紧逼人人感觉自危的气氛，难得有这样生动活泼的生活场景。在这样的情况下，身处荒郊野外的延安一派繁，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然而，在中国的西北角，这里的人们过着虽不富足但满足的生活，他们享受着丰富的集体生活，一起劳动学习娱乐，民风淳朴社会和谐。这个小天地的百姓，没有谁可以安排他们上街，看来他们的主动性早被激发出来了。被包围在欢呼的人群中间，看到的总是希望感受到的总是快乐。在各自生活中原本普通的人，来到延安立刻感觉身价倍增。他们意识到，共产党和民众建立起超越统治的关系，而且共产党极其领导人享有崇高威望，对社会各阶层拥有广泛号召力。新型政党文化构成延安文化的主体，但盛世之下却也暗含隐忧。　　

现在提出的一个观点是，为什么共产党在延安政权建设中如鱼得水，而在建设新中国的成绩却差强人意。从延安走去北京的共产党发生了什么变化？或者说，张献忠李自成的失败也和他们的家乡有关？我觉得，问题可能恰好处在延安文化本身。延安原本就是贫瘠之地，由它产生的文化，本质上是落后、封闭的。共产党在这一个封闭环境中非但没能改变，反而让自己陷入封闭的怪圈。陕北的山阻挡了共产党人的胸怀和眼光，从不隐瞒自己观点的共产党变得心胸狭小、惴惴不安的猥琐形象！　　

充满浪漫主义的共产党由一群激进的年轻人走过来。无论是江西的苦难岁月还是长征路上的辛酸坎坷，虽然屡犯错误，但他们从没有停止过反思和成长，但延安安逸的生活，以及感受不到半点马克思主义土壤的环境，激进逐渐消磨退却，一部分人变得散漫而保守。只要将时间往后延伸10年，答案自然揭晓。由于新中国建设不断招来错误，共产党由军事胜利建立起来的信心挫伤。但在延安执政的共产党靠着自觉而非法制监督，在错误面前，共产党认真反思而不是虚心听取意见。但是，脱离了群众的领导人再也无法掌控全局，他们做出的时局判断并不准确，共产党逐渐走上了寡头路线。　　

在任何一个地方呆太久并非是好事。但是，当三大主力在陕北回事，他们就决心在这里巩固发展根据地。至于要在这里呆多久，这群谱写历史的人并不知道。从1936年到1947年11年时间里，包括了8年抗战和解放战争大决战前夜。在这片热土上，共产党不仅安了家了却心头大事。她终于有安定的环境进行政党建设。回到1921年，共产党中央军类似地下组织，到1931年苏维埃政府成立，中央局转移到江西。共产党的工作重心一直放在军事上面，没有一个安定的环境进行自身建设。与之相协调的是，从1921到1935年，毛泽东一直被排斥在决策层以外。只不过，他一刻也没闲着，利用难得的空闲深入观察、了解、思考中国社会，也正是在这个时期，毛泽东终于从书生意气转化成职业革命家。到达延安后，他获得实际上（虽然名义上还不是）至高无上的地位，不用再为疾病缠身，不用再为饥饿所困，更不用担心遭受政治打压，他的精神状态达到极致。　　

我并不知道为什么想做些延安文化的批判，笔锋会转向毛泽东。我们湖南人似乎天生就喜欢迁徙。但凡有成就的湖南人，很少是在这匪气十足的家乡闹出名堂来的。他们会去往全国各地，很快与当地风土人情结合起来，然后开始自己的事业。当然，初到陌生的环境，湖南人始终保持戒备心和低调感。毛泽东就是这样，除了仍离不开辣椒，其饮食习惯并不拘泥于白米饭。而当他不得志的时候，只会默默忍受默默奋斗，知道有朝一日规则因老子而改变。　　

如何定义延安文化？如何定义延安文化和共产党文化的关系？我想，毛泽东个人性格体现出来的好恶有很大关联。从1921年走过来的共产党，由激进的青年蜕变成保守老成的政治家。在延安这片土地上，改造自己年轻时的救国梦。延安的岁月改变了太多东西，包括一个政党的性格，虽然性格蕴含很多消极的成分。除了艰苦奋斗、实事求是、敢于批评与自我批评等仍旧值得称道，其他诸如党政分开、联合政府的时间早已流产。改革开放之后，共产党悄悄蜕变成永远正确的组织，而艰苦奋斗也纯粹成为书面报告的呼吁了。　　

倘若我熟知那段历史，作为过往者才会对现实感到痛心不已，从前自信的充满理想主义的共产党为什么消失了！　　

笑蜀先生是当今社会我最崇敬的新闻人。在他编辑的《历史的先声：半个世纪前的庄严承诺》一书，是上世纪30、40年代共产党报纸的社论集。对中国发展、文化论战、思想建设做了美好畅想。毛泽东本人常常操刀代笔，撰写社论。下面我们引用几段，借此怀念消失的共产党。　　

“中国的缺点，一言以蔽之，就是缺乏民主。……政治需要统一，但是只有建立在言论、出版、结社的自由与民主选举政府的基础上面，才是有力的政治。”（毛泽东，1944。按：全国人大委员长李鹏2000年3月9日说：‘人大常委会在工作中始终要自觉接受中共的领导。’） 　　

　　“实行宪政……我们认为最重要的先决条件有三个：一是保障人民的民主自由；二是开放党禁；三是实行地方自治。人民的自由和权利很多，但目前全国人民最迫切需要的自由，是人身居住的自由，是集会结社的自由，是言论出版的自由。”（周恩来，1944）　　

　　“英国对于反对党的讨论、辩论和评论，非常重视，所以由国库拨款成立反对党，使之评论政府。”（《新华日报》转引渥太华杂志，1944） 　　

　　“……一种是新专制主义者的报纸，告诉人民以谣言，闭塞人民的思想，使人民变得愚蠢。……它对于社会，对于人类，对于国家民族，是一种毒药，是杀人不见血的钢刀。……（其）记者，是专为专制主义者服务的，其任务就是造谣、造谣、再造谣。”（陆定一，1946。按：请参照自半个世纪来共产党党报喉舌） 　　

　　“人民的自由出版是近代文明的道路……它需要文明的创造，它需要文明的批判和自由研究——健全的文明都容许批评，它没有什么经不其文明批评之理……真正的出版法以人民的自由出版为常道，因为人民的自由出版思想信仰、良心、学术、言论自由集中的镜。” （《新华日报》专论，1944。 按：共产党建制50年，至今不见《出版法》出台）　　

　　“纪念‘九一’记者节，全国记者们和同胞们，一致奋起，挽救新闻界的危机，挽救全民族的危机，反对‘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报纸’的法西斯化新闻统制政策。”（《解放日报》社论，1943。按：而今这三个“一”是“稳定的需要”） 　　

　　“人民所享有的民权，不能不是愈到下层，愈广泛，愈直接。代表人民的所谓代表机关，不论是国会也好，人民代表大会也好，必须由人民自己选出的代表组成，否则这种机关，便不是民意机关。……人民要享有同等的被选举权，如果事先限定一种被选举的资格，甚或由官方提出一定的候选人，那么纵使选举权没有被限制，也不过把选民作投票的工具罢了。” （《新华日报》1944。按：中国的选举究竟代表几分民意，只看关心国事如笔者辈，只在19岁时懵懂懂投票一次，就再也不愿浪费时间当猴耍即可知。至于直到1980年代末才开始试行的村民直选村长，其主管官员如今已流落海外，曾经蓬勃一时的村民直选如今已附上“村党支部书记须由上级选派”） 　　

　　“统治者于屠杀青年之余，还没有悔过的表示，但舆论界几乎一致主张政治应民主，特别对于青年，万不应以武力对付。……对付赤手空拳的学生，实在无动用武力之必要。”（《新华日报》，1945）　　

“有人说：共产党要夺取政权，要建立共产党的‘一党专制’，这是一种恶意的造谣和污蔑。共产党作为民主的势力，愿意为大多数人民、为老百姓服务，为抗日各阶级联合的民主政权而奋斗……只要一有可能，当人民的组织已有相当的程度，人民能否选举自己所愿意的人来管理自己事情的时候，共产党就毫无保留地还政于民，将政权全部交给人民所选举的政府管理。共产党并不愿意包办政府，也是包办不了的。……共产党除了人民的利益与目的外，没有其它的利益与目的。”（刘少奇，1940） 　　

笑蜀配的评论：说它好，是因为这本在世纪末的非常时刻，即当局对不轨出版物实施越来越严厉打压的时刻冒出来的老《新华日报》《解放日报》社论选，从头至尾没有一句对当局的不恭，只是平心静气地、有根有据地将半个世纪前（确切地说是1942-1949）暂时处于在野地位的共产党、包括它公开的与秘密的盟友们，为取得民众（特别是知识人和所谓民主人士）拥戴，所说的漂亮话，一一开列出来而已。　　

说是平静开列，实有几分欺心，因为对任何稍有历史感的读者而言，都无法避开对照所引发的强烈效果。所谓对照，就是看那发话者当日所说与今日所为。于是乎，那当初承诺越是漂亮，越是理直气壮，其盗世欺名之面目，也就越显彰了。　　

这些充满激情、清新飘逸的文字，远比今天冗长、陈旧的官样文章要动听。那或许是共产党年轻时候的诺言，也现在90年，她刚踏出生命的新征程，依然年轻可活力不再了。文字，看到的也许只是风格，但折射出的是思想动态。　　

在延安文艺座谈前夕，文艺界不同派别展开激烈而真诚的论战，领导人有充足的时间听取文艺工作者的心声。而这时候的文艺创作与抗战形势、延安本土紧紧结合，创造出诸多优秀作品。那些作品真实反应心声，符合时代需要。有人提出马克思主义是否有必要领导文艺创作的问题，这在今天的语境下简直不可思议。其实，艺术创作原本就是艺术家个人情感的流露，从单纯艺术角度看，的确不需要任何外来思想干扰。但是，艺术虽然没有国界，艺术家却是有国籍的。　　

时过境迁，衍生于抗战的文艺创作并未因新中国而改变。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到底是时局复杂性才导致实施战时政策，还是后者决定前者。而造成新中国复杂局面的原因又是什么？国歌始终向我们提示：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或许基于对复杂形势分析得出来的政策。但是，战时政策是否符合马克思主义对无产阶级文化建设的要求，更或者这种阶级斗争的标准放到文艺创作是否符合时宜。这些看似凌乱的疑问并非空穴来风，因为这就是共产党的性格。　　

在延安革命纪念馆，有一条五十米的仿真商业街。在外人看来的贫瘠之地和共产共妻的地方，实际上并不可怕。这里不仅保护地主阶级，还大力发展商业。当你徜徉在这条商业街，虽然它比不上南京、上海的现代化繁荣，没有多少家银行商家，没有气派的门面装潢。但这个穷乡僻壤中，老百姓享受着从未有过的富足。但是，就是这个传说中的世界引得无数青年投奔，他们看中的不是物质，而是为之一新的精神风貌。偶然间，或许你能看到身材高大、头发背疏、手持香烟的中年人。只见他吐着烟圈闲庭信步，东看看西瞧瞧，他会不时停下来挑拣些老南瓜、土豆，问问收成价格，然后满意的离开。来到外贸店铺查看食盐供需情况，问问西药储备，然后放心的离去。当然，大多数延安老百姓并不知道此人正是毛泽东。一般庄稼人、店主老板只觉得他气宇非凡，大概是某个边区干部吧。　　

我无法穿越历史，回到70多年前的延安，自然也感受不到那个时代的点点滴滴。延安革命纪念馆仿真商业街向游客宣示什么呢？商业街折射出一种态度，共产党对待各种矛盾，对待各种，社会各阶层没采取阶级斗争一刀切，而是从实际要求出发，采取灵活政策。作为拯救人类社会的最先进生产力的新事物对被称为落后腐朽旧事物应当抱着自信的心态，而不是反过来因为惧怕旧事物反扑的谨慎态度。但是，这种新事物显然只在小范围内呈现生机。　　

延安并不存在势力庞大的地主，更没有显赫的资本家，因为执政党遭遇的矛盾居于可控制及范围内，并不需要遭遇突发事件的暴力干预。因而，共产党面对新中国复杂社会矛盾明显束手无策。如果共产党在延安的社会管理经受住足够历练，成为全国执政党后将表现出更为成熟。直到现在，特别是社会逐渐脱离她的严密控制，每一步发展并在她的掌控范围内，我们都不敢确信，共产党已经完全成熟，有足够的信心去应付一切社会危机。　　

如果说苏维埃政权建设经验为延安建设积累宝贵经验，苏苏维埃做到尽善尽美。如果将延安时期的建设视为新中国政权建设的实验，这个实验本身就有太大局限性。现实往往过于复杂，而天然实验室忽略太多不可预知的风险，让山沟沟走出来的共产党不知所措。　　

相对独特的自然环境孕育出独特的文化风格。当共产党凭借军事胜利者得姿态进军北平，才开始让全国人民熟知。这支自称马克思主义的军队为什么流露出农民式担忧，毛泽东也不忘宣称自己是农民的儿子。这一支农民军队进城，脱离了延安军民鱼水情深的温室，开始走向一个陌生的大城市，必然要经历阵痛。更何况，共产党所宣称的主义没有现成的路子可以走，全靠摸着石头过河。　　

和不自信相对的是另一种惯常的自娱自乐。在封闭的成长环境中，极少遭遇挫折并不是值得高兴的事。心胸狭小者几乎没有遭受多少挫折，于是这种“屋檐大王”（主观主义）的情绪日益高涨。做任何事情随心所欲想当然，并不容易被说服。对待意见内心更缺少起码的包容。　　

如果仅仅是少数人的盲目自信，按照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尚且可以团结过来。但如果这种盲目自信扩散到全党，乃至党的领导层，在一个封闭的环境似乎可以屡试不爽。但是，当盲目自信引发盲动所产生的结果远不是宣传所能遮掩的。走在革命的道路上，便曲折了。　　

不自信就像教条主义，不自信不敢自信，做任何事都要寻找经典理论中的支撑依据。过度自信就像主观主义，自信打破一切社会成规，人定胜天，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这两种情绪都是延安文化的产物。为什么两种决然不同的情绪会同时出现在同一个文化母体呢？更确切的说，王明、博古是盲目自信的，等尝到失败的恶果，便开始转为不自信，他们的教条主义产生于对苏联经验的崇拜，以及对理想缺乏现实了解造成的。并不是因为不自信造成的。这与延安时期的不自信表现决然不同。这种不自信带有滞后性，这种描述高度抽象不易被理解。实际上，这种不自信在延安掩藏着，只有当共产党离开延安走向军事胜利，乃至建设新中国的时候才逐渐体现出来。　　

分析两种不自信产生过程其实是很有意思的。早期共产党“留苏派”领导的自信演变成“教条主义”是的不自信。而延安文化孕育出的不自信这是共产党掌握全国政权后，面对国内外复杂多变的形势和根本变化的矛盾，但共产党制定方针政策的思维仍停留在延安那个封闭环境中。思想滞后性对共产党影响巨大，直到现在。党文化最核心的好与不好全是延安文化衍生下来的。　　

除了不自信，延安文化体系下形成的一整套党文化模式，实在有很多值得商榷的地方。怀揣着理想主义的共产党，意图头通过自己的努力达到改造中国社会该在国民性目的。那么，到底是共产党改造社会改造国民性，还是后者决定前者？试想今天的局面，是8000万人改造13亿人，还是后者决定前者？林肯说，有什么样的人们，就会有什么样的政府。应该说，共产党一直保定自己可以改造国民性，她曾试图通过打乱社会秩序，杂碎国家机器，以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从而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但实践后发现了自己能耐短板。于是她聪明的转到思想建设方面，自誉为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谁又能阻止这群自称公仆甘愿为仆的人呢？起码，我们的祖辈在60年前没有阻止。　　

党文化试图改造国民性，并不是正确的选择。共产党自称仆人，身为仆人怎么能妄言改造主人呢？所以，服务做不好仆人也就当不好，当主人准备斥责仆人时，仆人却要开始撒泼了。　　

共产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共产党领导人民推翻三座大山，整个民族终于可以挺直腰板生存。她一开始就为新中国建设做出真诚努力，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对此我们应该高度赞扬。然而，伟大成就是在共产党领导下取得的，三年自然灾害、文革十年也是共产党领导出来的结果。我们不要一味歌功颂德，而忘记了曾经千万人头落地的教训。　　

对中国共产党文化的探索，是本书后面着重要提到的。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共产党文化建设的形式在不断创新，但实质内容没有改变。共产党在延安形成的农民式的党文化，对以后的建设有不少消极影响。所以，共产党文化建设不但需要创新形式，更需要在洞察新形势下，不断解放自己的思想，唯有如此，共产党才能洞悉社会发展趋势，才能真正始终代表最先进生产力。　　

《山丹丹花开红艳艳》固然好听，安塞腰鼓固然十分热烈，但反驳的声音是，这些生性刚烈的陕北汉子没有将这一身的力气用到农业生产，倒是在这些穷疯了的文艺表演中消耗体力。回归到现实生活中，今天的延安并不是靠优良传统继续自己的光荣，而是靠挖掘消耗不可再生的石油、煤发展自己的经济。除了那些经过不断翻修的遗迹，当凌乱的凳子摆的整齐划一，窑洞内干净整洁，我们再也看不到过去延安的风貌，这一切都被粉饰了。　　

离开延安，到西柏坡做了短暂停留的2年，从文化角度和延安是一体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着重提到了“两个务必”，看来，他不止担心共产党丢不掉农民习气，更担心长期呆在理想环境中的共产党能否经受现实的考验。而这一切都只是苍白的寄托在毛泽东与黄炎培的那次谈话中，延安再无力给共产党提供更多答案和启示。　　

　　

　　

　　

　　

　　

　　

　　

　　

　　

　　

　　

　　

　　

　　

　　

　　

　　

　　

　　

　　

　　

　　

　　

　　

　　

　　

　　

狂 热　　

　　

　　

　　

　　

　　

　　

　　

　　

在第一届新政治协商会议现场，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用他那饶有幽默感的湖南普通话坐着对新中国的美好畅想。这个新生的人民政权将会以怎样的姿态，出现在地球各国的视野？这是共产党领导人迄今为止第一次站在全世界目光下，做着建设美好国家的畅想。虽然大多已过不惑之年，但这群新国家领袖并没有过早显示出政治家具有的老态。虽然他们之前窝在山沟沟里，日子过得并不富足。　　

全世界都以异样的目光关注这个熟悉国度发生的政变，然而他们也意识到，因为坚持信仰和主义的缘故，这个国家将离他们越来越远。在苏联人的眼里，中国兄弟但愿听话才好。西方殖民国家深知这群新国家主人不好惹，正是他们将自己从中国赶走的。而不祥的预感也油然上升，他们确信殖民中国的历史将不复返。无论当时的人们以什么态度看待，这个政权的后续发力总会震撼世界。　　

让我们将目光转向南中国第一学府厦门大学，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到这里，莘莘学子无不感到欢欣鼓舞，只不过，厦门敌区对抗台湾的前沿阵地，狂欢显得多了几分警惕。只见校园内到处挂满横幅贴满标语，校园广播重复播放激情高亢的革命歌曲。一夜之间，几乎所有的大学生换上了没有领章的军服，亢奋地走在大街上。此刻，厦大多数教室空荡荡的异常冷清。我们看到偌大的教室安静的坐着一个瘦弱的学生，只见他独自埋头忙碌着，面对不是进来劝他参加革命运动时，他只是一味地婉言谢绝。或许在他心里，共产党毛主席率领全国人民得解放，只有更加勤奋学习，才能更好投入到真正的革命建设活动中去。这种被当今校园用滥了的抒情基调，在当时却是真诚的。事实证明，在任何狂热情绪面前，始终保持理性并且不忘掉自己手中的工作，才是真正需要的。很多人或许对他感觉陌生了，他就是陈景润。　　

于是，天安门前举行盛大的开国庆典，这场活动被定义为中国人民从此掌握了自己的命运。这是一场盛大的狂欢，一场工农的狂欢，社会底层的狂欢，新中国就是从狂欢中宣布成立的。那些乡土气息浓厚，穿着笨拙的民众第一次参加自己的狂欢，积压了百年的压抑和耻感，终于在大广场抒发出来了。虽然，此时的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并没有多少担忧，但他们一开始并没有参与这场狂欢，观望代表工农的新政权的政策。脑海中还残留着蒋介石时代庆典的路数，对这种底层狂欢感觉慌乱。　　

我们似乎可以从历史中洞悉那个时代建设的飞速发展。从1919年进入新民主主义革命用了30年，而向社会主义过渡却只用了几年时间。社会制度似乎在瞬间完成根本性转变，但社会秩序并没有出现大幅度震荡。这或许是中国走向稳定的遇见。三大改造促成社会制度跑步推进，狂欢以近乎合法暴力的方式，对社会的快速改造并不见得没有后患。改造没有赤裸裸的暴力，却缺失了民主的真谛。1947年，共产党颁行土地法大纲，解放区农民获得久违的土地。然而，三大改造宣布土地收归集体，农民并不痛快的接受改造。但共产党的组织优势，以及对当时党中央毛主席带领全国人民的解放的感激，农村改造还是快速完成了。　　

旧中国的官僚资本主义垄断国家资源，在对官僚实行毫无理由的接管。其他依附于它生存的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便顺理成章。如果回归到1920年代，民族工业发展的春天，我们清晰看到，中国社会资源根本还在于权贵垄断，只要解决权贵垄断，其他改造不过是表面文章了。也就是说，只有改造垄断阶层全面控制社会，共产党才有底气对社会全面改造。　　

当蒋介石撤离大陆，他或许会朝曾经的江山投去深情的一眼。此刻，他并不相信自己向部下布置的五年反攻大陆计划。在国民党一统天下，双方实力对比悬殊的情况下，国民党拥有800万军队尚且失败，更何况现在只占据东南一隅！当然，他不敢多犹豫什么，和他一起走的除了国民党政府高层官员，还包括当时国库的3亿美元，90万两黄金。如此看来，蒋介石走的还算有底气。　　

这就是当时中国国库能带走的全部财产，当共产党接手这个摊子时，才发现因为国库稀缺黄金，造成人民币发行缺乏信誉保障。物价短期内快速飞涨，吃一碗面条需要花费几万元。虽然接管了垄断资本，但几乎找不到完好的机器设备，剩下的大多是废铜烂铁。剩下拿不走的矿产资源，为新中国进行工业化提供了保障。总体而言，新中国成立之初优先发展重工业，更多出于国防考虑，事后证明，重工业发展对全局有根本带动作用。　　

共产党早已预料到新生的人民政权必然要历经无数次腥风血雨。封建思想根深蒂固的民众，难免会心生出朝鲜的心态。于是，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作出规定，要严防个人崇拜，禁止给领导人祝寿，禁止用领导人的名字作为街名、企业名、地名等。当然，毛泽东在这方面做出很多设想。在和黄炎培的那次谈话中，他自信的说只有人民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怠慢，才不会政熄人亡。而温家宝强调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政府，可见某些方面倒退了。然而，后来的悲剧并不是因为缺少监督，而是不正常的统治秩序让监督无所遁形。　　

三大改造快速完成，新中国跑步进入了社会主义，民众对新生政权充满希望。他们以极大热情立刻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新中国前十七年总体上发展势头良好。在“一五”和“二五”期间，很多重大工业项目相继完成，极大刺激了民众信心。　　

如果说，从延安走过来的共产党习惯了校园般严肃的生活，将分散的民众集中起来，又何尝不是为了延续那种感觉呢！事实证明，农业的集体主义改造有过于急功近利的地方。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损害部分群众的积极性。在城市的的工矿企业，党组织领导工人将原来旧社会的工头、把头拉下马，建立起工人当家作主的新关系。于是，从那时候开始，人们普遍有了“单位人”而非“社会人”情结。什么都由单位管，什么都以单位来衡量个人在社会上的地位。将工人、农民两大阶层的人改造成校园的生活群体后，如何对待资产阶级、地主阶级？共产党并没有给出明确态度。　　

标榜代表普通劳苦大众的执政党将会以什么姿态对待地主、资产阶级？不同历史阶段，领导层的认知也不同。纵观历史，共产党领导层内部分歧从来都是路线分歧，并没有掺杂半点个人私欲。对待地主、资产阶级的态度实际上折射出共产党对国情的认知和处理。　　

在“留苏派”执掌上海中央局的时代，这群高材生的眼里，只要革命在几个大城市取得成功，并坚决将异己势力、其他阶层做出肉体消灭，革命便可宣告成功。而共产党代表毛泽东带领军队，尚处在远离上海的山林中。虽然毛泽东参加了中共建党，按照资历来说，应该比留苏派更有发言权。但这群年轻人并不顾及这些（这种态度或许并不坏）。于是，井冈山两大头子袁文才、王佐还是被处理。只有在苏维埃和延安内外交困的特殊时期，共产党阶级政策才会显示出柔和的一面。此外，在苏维埃和延安边区，共产党统治力量占据绝对优势，地方存在势力自然不敢与之抗衡。有绝对的自信可以放任其他力量的发展，并不会威胁政权稳定。然而，这一切在建立新中国政权时变得不可思议。　　

延安政权建设以及两个外国记者的到访，让共产党感觉到自己的价值。他们怀着农民的乐天精神来到大城市。行前，毛泽东对如何保持共产党队伍的纯洁性作了深入思考，却缺乏制度和执行制度的保障。然而，延安时期的自信很快被现实社会矛盾惊醒。国民党撤离大陆，却留下了300万坏分子，再加上旧中国积累的弊病让这个虽然充满理想主义，但明显经验不足的国家管理者无所适从。到底是在传统的基础上进行修补还是利用共产党的政治理想来改造社会。共产党选择了后者。在她看来，要从传统文化中吸收合理成分改造国民性实在太麻烦，而且共产党由足够威信和强大组织能力，保障了她任何政策得以落实。于是，一场又一场自娱自乐的运动展开了。　　

所谓运动，必然有其形式主义作祟。如果没有运动，新中国创下的集体主义氛围便无法很好的维持下去。运动的突发性与激进，必然蕴藏诸多不成熟因素。但是，重症用猛药，让共产党还是选择了以运动的方式，快速促进政策方针的落实以及改造社会。这也是老百姓所说的“国民党税多，共产党会多”，开会似乎就能够解决问题，因为会后有强大措施保障落实到位。　　

对事物的认知总有一个渐进过程。老百姓对共产党来说也是一样的。当共产党掌握全国政权时，并非所有人能意识到夺权者会给社会带来什么影响。民国时期，虽然地方军阀统治征收繁重赋税，但老百姓独立生活没受到多少影响，也即传统的社群组织没变。唯一影响的是军阀混战，生活环境容易遭受变故。但是，共产党来了一切都变了。众人对待新事物持有怀疑态度，但听着政府许下的美好诺言，并惩处旧中国专门欺压民众的旧势力，民众开始对这个新生政权产生好感。当然，生活还要继续，不管谁坐拥天下。　　

习惯了俯首称臣的人别上代表证，参加各种级别的人民代表会议，举手表决发言陈词，而且他们的意见送达领导人手中，获得深入研究。政权管理者满怀谦卑，没有半点官老爷气派，民众选择了相信共产党。党的基层组织一直做工作促成民间蜕变，这群党员分子渗透到全国各个角落，不仅做好服务和表率，更充当上层与基层的传声筒。相对新闻媒体的专业性，大对数工农不具备接受能力。在教育体制落后，文化水平不高地区的民众，只有从党员干部这里，成为获知国家政策的渠道。　　

这种行云流水的记录，并没有按照历史的进程来描述创造的创举。时隔半个世纪，我无从得知当时的人们内心流淌着怎样的感情。微观历史往往折射出宏观历史的发展方向。如果民众拥有选择的权力，这个国家的命运也就会改变。然而，中华民族复杂的内心世界，要相信某个事物和现象并不容易。毛泽东深知中国人的性格，在誓言解放民众后，并不敢过多发动民众，而1949年的解放，不过是国家政权的大解放，并没有对社会民众实行解放。或者说，毛泽东意识到解放社会太可怕解放民众太困难，共产党应该做出成绩再带领民众朝前走，而不是启蒙群众让他们自己走。在共产党领导范围内，发动民众主观能动性，真正实现政治权利范围内的当家作主。前提是，必须选择共产党作为国家主人的代表。　　

这实在是很有意思的现象，成天热衷解放全人类的共产党并不敢完全解放自己的人民，并自觉定位成领导者。毛泽东这样想，我并不觉得他出于任何自私的目的。在他看来，共产党应该是最优秀最富理想的人组成的，这些社会精英带领群众朝美好生活前进。鲁迅说，中华民族做惯了“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如果要发扬高度民主，显然跨度太大。事后证明，文化大革命发扬所谓大民主，无非是情绪失控的社会解构运动，获益的只是少数人。　　

无论如何，仅从个人生存权力而言，仅追求国家解放而没有个人解放的革命，必然要遭人诟病。诟病并不是革命的产物，而是这个国家发展产生的结果。而且国家越是发展，这种诟病情绪越凶。按照矛盾分析的方法，共产党并非不能解放人民，而是害怕解放人民。中国人民经过几千年历练，对历朝历代统治者早已应付自如，既然他们麻木的沉睡了，又何必去唤醒他们呢。统治者宁可采取愚民政策而不是教化开导，共产党也是一样。特别是身上打着明显延安特征的地方执政党烙印的共产党，宁可自己操劳，也不敢搞启蒙运动。　　

谁都不愿意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改革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当时的农民只要获得土地自主权，他们就心满意足了。对工人来说，在工厂做工不会遭受非人待遇，拥有合理工薪与休假制度。于是，改革就是简单的农村分地工人改善条件。这是对社会的管理权限释放，共产党显然知道，当时历史条件下，这种举动已经具备跨时代意义，发展有一个渐进的过程，不会一下子将好事做绝对。　　

共产党理论建设是构成共产党文化的重要部分。形成于“七大”的毛泽东思想是全党的指导思想。当时的情况是，可以不读马列，但必须读毛主席的书。形成于革命年代的毛泽东思想，是否能不加分析完全运用到政权建设？在新政权建设中能否得到新发展？在新中国刚成立的那几年，一切都处于混沌状态，共产党正式在实事求是精神的指引下，开始探索社会主义。但是，毛泽东不服苏联却不得不倒向苏联，更多出于政治而非发展的需要。　　

苏联从落后的农奴制国家快速发展成经济大国，的确有很多值得借鉴的经验。共产党自信的改造中国社会，并不是主观畅想。自信并不仅仅是依靠军事胜利的亢奋，而是苏联经验以实践成功。所以，当年不仅要坚持马列主义，还要高呼史达林万岁。知道中苏关系破裂，毛泽东才决定重新回归事实求是的路线。但问题接踵而至。　　

1935年遵义会议，是共产党脱离共产国际，独立解决党内问题的开端。延安建党，是毛泽东作为领袖深入思考中国命运的开始。这时候的苏联不过是中国革命的导师，并没有过多干涉中国内务。凭借毛泽东在党内长久形成的地位，共产国际对“留苏派”的支持鞭长莫及。当共产党在中国政局站稳脚，共产国际不得不指示王明不要同毛泽东争权，实际上终于肯定他的地位。自此，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完全巩固。但他并不轻信任何经验。负责与苏联、共产国际始终保持联络的是那些留苏干部们，他本人对此兴趣不大。　　

但是，在面对新中国大局的时候，毛泽东却义无反顾地全面倒向苏联。我想，在当时的国际形势下，全面倒向苏联并不意味着他放下身段，成为苏联跟屁虫。倒向苏联更多是出于对苏联支持新政权的感谢，没有外交的堂堂大国，在国际关系上实在有些说不过去。　　

其实，不但中国革命需要毛泽东，新中国建设离不开毛泽东式的强硬态度。苏联并不愿意无偿支援中国建设，无论技术还是贷款。苏联对待中国远不如美国对待日本。仅从抗美援朝看，苏联将产能过剩的武器卖给朝贷款给中国，自己不出一兵一卒，坐享战争钱财。这种可耻的行径在过去特定历史背景下，竟然被无端淡化了（1945年，苏联大军开进中国东北，犯下累累罪行也无人提及）。　　

如果苏联一开始就以平等姿态真心帮助中国，毛泽东绝对不会产生不信任苏联的判断。毛泽东的伟大正在于他从类没有寄希望于别国，而是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道路，在中苏全面合作决裂后，新中国建设遭受严重损失，但并不能阻碍中国走上自食其力的道路。　　

毛泽东是浪漫诗人，革命的暴风骤雨让工人农民翻身得解放。而对知识分子则没有明确态度。终于，共产党决定利用文艺座谈会的自由讨论方式，希望知识分子敞开心扉表达自己的看法。如果将这场政治角度的大鸣大放限定在学术范围，这将是新中国多么精彩的学术会。但是，文艺座谈会的气氛再也不能复制，共产党的农民形象并没有在知识界树立威信。小资情调的文人并不乐意跟从共产党的步调。　　

共产党并不在乎他们的态度。只要这些人安心做无产阶级学问，什么情调、生活方式都可以接受。我不知道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态度，一方面毛泽东并没有受过完整高等教育，另一方面毛泽东的岳父是大名鼎鼎的杨板仓，他也在北大图书馆浸泡过一阵子，当然，他并不知道自己在图书馆地位低微，学问家不愿意抽出时间理会他。毛泽东在北大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也同知识分子结下梁子。　　

于是，一场标榜学术自由的大鸣大放开始了。毛泽东提倡“双百方针”后，知识分子终于开始说话。这些将自己隔绝于群众之外的人，不分政治气候的说了些不中肯的话。此外，思想文化界的放开言论尺度，让社会各界猜不透谨慎的共产党的意图。所以他们纷纷采取观望，在细心揣测共产党的真实意图。或许有知识分子感觉到社会解冻的前兆，他们开始活跃起来，出现很多攻击国家政权的言论，那些纯粹的诽谤、恶毒攻击，正是共产党需要的。　　

知识分子被划了成分、戴了帽子，他们半辈子的命运由此改变。思想文化界这场“引蛇出洞”告一段落。然而，共产党的确怀有开放社会的初衷，却远远没想到形势比想象中复杂，混迹知识界的“阶级敌人”比原先估计的多。这场思想文化界的改革竟弄成了整顿，共产党没有意识到这样的结果。由此，她得出重要的启示，对社会各阶层的领导，并没有设想的美好。全中国远没有达到高度团结，她需要做的还有太多。　　

毛泽东一直很关心群众生活。无论如何，共产党要建立富强的中国，切实改善老百姓生活状况的愿望是真诚的。在思想文化界地震后，共产党急需要建设成就掩盖自己施政错误。于是，一场更为主观、更为可怕的农村改造运动开始了。人民公社留下的痛一直延续了30年之久，而三年自然灾害导致千万人头落地，让共产党开始陷入犯错误的怪圈。　　

我不想不厌其烦的引用这段悲惨的历史，更不是别有用心的攻击当局。公社化运动时在社会秩序尚存的前提下，社会狂热心态的一次演习。公社化运动经过小小试点的成功便在全国蔓延开来。难道全中国就没有一颗冷静的头脑嘛？最为关键的是，公社制度能够供养一大批干部，这些人不用参加劳动，可以堂而皇之吃财政饭，生活居然比普民众要富足。刺激了公社干部推行新政策积极性。从个人利益角度看，公社干部必然以极大热情投入到公社改造运动中。无论从高亢的情绪还是快速组织形式，这一小撮既得利益着，都对公社化运动推波助澜。这一切都是十年内乱的预演。公社化是个别阶层改造运动，社会大多数还在正常秩序控制下，没有泛滥。　　

在千万人头落地之后，共产党领导层开展了诚恳的自我批评，上至中央主席下到普通党员，全国进入大检查时间。但是，这个大检查注定是强心针，无法彻底根除病症。因为，现在的行动已经否定了“八大”决议，共产党执政随意性正在凸现出来。而对彭德怀的处理，则极大破坏了党内民主。　　

为了掩盖新中国建设造成一系列错误，特别是三年自然灾害之后，全国上下的低迷情绪，共产党决定打造好战士雷锋，作为新中国建设的代言人。早在国民经济一五计划期间，就涌现出孟泰、赵梦桃等劳动模范，他们是新中国建设事业的典型代表。现在打造雷锋更多出于政治需要，而非实际上的含金量。宣扬雷锋无外乎告诉民众，特殊时期要坚持勤俭节约、助人为乐的精神，对国家政权要无限忠诚热爱的精神。也就是雷锋日记所说的：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可是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经过强势媒体的集体打造，全国上下学雷锋成为时尚。共产党成功的转移了民众视线。　　

细数新中国成立的十七年，共产党以军事胜利执掌全国政权，并没有因军事胜利而赢得全国归顺。　　

但是，军事上的影响并不是完全奏效的。在扫清乡绅土豪的镇压反革命斗争中，军事带来的威慑力的确可以起到很好的效果。于是，共产党可以在全国建立起合法政权。在历经“三大改造”和“一五”、“二五”，尤其是抗美援朝军事上的胜利，共产党的威信空前高涨。如果共产党继续沿着正确方向领导人民前进，这种威信可以持续到现在。但“反右”极其扩大化，刺激了知识分子阶层，随后的公社化、大锅饭酿成的惨剧，共产党威信陷入危机。　　

自从搬进中南海，共产党高层很难听到真话，最后毛泽东让别人不敢讲真话。共产党新闻媒体功能是上情下达、树立典型等，并没有正确认识社会的意识。面对狂热的社会心态，假话空话套话越来越多。用今天的眼光看待过去的媒体，这些发源于延安清凉山的党的喉舌，在宣扬政权的方针政策的作用上不可小视。因为战争年代办报方针，宣传鼓动代替新闻事实，并发挥很大作用。于是，在新中国成立后，面临着比建立新中国更为艰难的任务，社会需要高亢的情绪。直到现在，每逢重大时期，这种战时新闻报道方式移花接木到现在。　　

热切歌颂不乏真诚者，也存在跟风的追捧。无论如何，我们都不怀疑这些假象逐渐形成一个虚假的社会。因为不对称信息构成的虚假社会，远离了实事求是的真谛。在虚假的会做任何动听的畅想，绝对不会实现，没有完全认识到真是社会的存在，又怎么能够做出正确的社会改造呢？之所以强调新闻这个无关紧要的概念，正是因为“有真实的地方才有新闻”，如果新闻失去了真实感，全社会也就没有反映真实的窗口，更没有几个说实话的人。三大改造的急功近利为什么没人提出过？大鸣大放为什么没人说过？大锅饭和公社化运动具有普遍可操作性吗？当时并没有指出来，而共产党的历史却极力忽略，宣扬实事求是的共产党竟然无法制服谎言，这是多么大的悲哀。　　

信息闭塞造成狂热自由在信息环境开放才能完全打破。当谎言掩盖不了真相的时候，才让人意识到狂热之下仅存的理性。事实上，共产党全面执政的十七年，并不缺乏这些理性的声音。只不过在谎言满天飞的时代，要做到真正意义的坚持理性是很困难的。在历史的长河里，我们总是关切主流声音，而忽视了另一些声音。哪怕理性的声音是由共产党高层发出的！　　

透过历史的先声，似乎能从看似绝望的时代感到微凉希望。无论社会发展状况，只要有这些希望的声音，总会有回归到理性的那天。在不至绝望的时代，共产党出于不自觉忽略一部分声音，我们需要努力，让她铭记保护这些另类声音，任何悲凉下都能刚收到希望。　　

　　

　　

　　

　　

　　

　　

　　

　　

　　

　　

　　

　　

　　

　　

　　

　　

　　

　　

　　

　　

　　

　　

　　

　　

　　

　　

　　

　　

创造性破坏　　

　　

　　

　　

　　

　　

　　

　　

　　

当人们还在回味建国十七年一来毁誉参半的成长史，而且在我们国家的任何时候，歌功颂德的呼声远远超出现实存在问题的噪音。从各地呈报中央的喜报，都是置现实于不顾的“一片大好河山”，叫人看着很难不被迷惑。而且，身处困境的民众被要求闭上嘴巴，偏远地区的公社干部拥有无形的生杀大权，禁止乱说话简直不算什么。诚然，作为新生的政权，建设百废待兴的社会迫切需要营造一种积极向上的心态。所以，在高亢精神的鼓舞下建设社会主义，也是体现制度优越性的印证。　　

捧起一种声音的同时，必然要淹没另一些不同意见的声音。在信息流通阻塞的环境下，要依据社会实际情况做出合理的决策并非容易。阻塞横生的社会阴暗面，由此滋生恐惧情绪是生长在社会肌体的大毒瘤。必然会在社会自身免疫力下降的时候，发散出自己的破坏力。而当时的中国社会，因为国家全面干预，社会空间和社会自发性基本丧失。身患重症的病人并不能仅依靠自身免疫力，而是需要源源不断的输液。一旦措施不恰当，病人就有告急的可能。　　

在丧失自发性的社会中生存，秩序的构建会紧紧依赖国家制度干预。而且国家管理存在天然的选择性、偏向性。并不会估计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和人际关系类同，在由人组成的团队也喜欢趋利避害，也喜欢认为的选择自身偏好。在国家即社会的年代，这实在不是很好的现象。不按照客观规律步骤认知、反应社会，仅从单方面认识、管理，这本身就打破了某种内在平衡。于是，危机，一场社会内部的危机在悄悄酝酿，这种积蓄力量并不是短时间的，十七年一直不曾间断，一直等待爆发点。　　

文化大革命就是狂热之后的全面内乱。在西方国家语境中国，社会革命显然是标榜进步的象征，预示着能带来自由、权利的大变革。于是，它必然是一场全社会各阶层各领域的集中变革，而非公社化运动那样的几个阶层变革。发生在29世纪60年代的这场变革，其定义并不准确。虽然它最早从文化批判为开端，但实际上波及到全国范围内。甚至连在华外国人都不能幸免。这场远不止于文化领域的变革，自然不能被定义为社会大革命，这种容易引起歧义的称呼。最明显的变化是，自文化大革命之后，革命一词逐渐披上贬义色彩。在我看来，既然国共内战被定性为“解放战争”，文化大革命的真实背景应该是“社会动乱”。　　

戡乱建国是蒋介石最喜欢说的一个成语，社会动乱则是影响政权稳定的社会事件，这样的提法自然得不到当局的认同。为三十多年前的那场悲剧争吵一个称谓，显然没有多大意义。但是，历史虽然早已远去，根植在运动中的人心意识真的是几场平反、几次大会就能抚平的吗十年动乱的责任可以推脱给少数几个说不出话的死人，但社会仍旧要向前发展。共产党并不会放松对社会的管制。罪犯可以得到应有的下场，但社会残留的问题并不会由此而尘封。每个历经那个时代的人都应该反省，到底是谁制造了那种愚昧的恐怖？因为人类社会归根到底是由人组成的。　　

我想，并不会有多少人相信是毛泽东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清除异己势力才发动文化大革命。虽然温格和毛泽东整个人生紧密相连，但这却也不是他一念之间就能促成的事情。因为发动一场声势浩大的全社会运动并非一蹴而就。我们这个喜欢玩味政治的民族，每当提起对这段历史，内心怀有的不是遗憾反省，而是某种说不出的可怕情绪。　　

本书没有俗套的从“海瑞罢官”说起，也不会对“二月正流”、“731”、“批林批孔”做逐一分析。我关注的是，文化大革命搞乱的不是敌人而是自己。十年动乱造成的全民大倒退，并没有遭遇国内外反动势力的来袭，从头到尾都是自己人再整自己人。整别人的人最后都是成了阶级敌人。　　

在当时的国际形势下，苏联出兵直接干他国内政，社会主义阵营团结被严重破坏。而国内也因为十七年建设积压了很多矛盾，共产党在国内外形势下感觉异常紧张，她害怕国际修正主义影响中国，更担心本国出现修正主义。当然，对形势最敏感的还是毛泽东本人。　　

直到现在，我们仍然可以说，毛泽东为了建设新中国，为了民众过上幸福生活，做出了真诚的努力。一旦发现好的生产经验，他就迫不及待想推广到全国。一直保持着农民秉性的毛泽东并没有忘记这一点。或许因为岁月不饶人，他很想有生之年能看到革命成果。从前，只侧重宣传周恩来的节俭生活，其实毛泽东的生活状况也让人敬佩。虽然近乎苛刻的自我要求并不能冲淡他犯下的错误，但中国领导人做到了身先士卒。当全国人民知道伟大领袖同他们一样受苦，内心将是多难受。　　

我们总习惯将今天的朝鲜视为文革时期的中国，大概是因为始终采取封闭的姿态。但是，当朝鲜大妈以崇敬的心情坚信“将军（金正日）喝汤，我们也喝汤”，他并不知道金家王朝的奢侈生活。而毛泽东让人不忍责罚正在于，他不是为了犯错误而犯错误，身处由众人构成的象牙塔内，他也不得不遵守象牙塔规则，哪怕规则本身是错误的。　　

动乱有多乱？我非历史亲历者，并不懂得那个时期的痛。我们该不该谴责这个党，是她造成千万人头落地。我们需不需要庆幸，如果不是因为前十七年积聚的不良情绪爆发，就会让共产党、全国人民意识不到，这样的道路走下去行不通。如果不是前人赴死，就不会有真正的社会变革。正因为我们能享受到社会变革带来的好处，才更希望自己祖辈历史是光彩的。　　

从个人情感来说，我更希望能尘封那段历史。在当今不理智国民性环境下，知道更多只会造成更多心理阴暗面。对现实社会只会更加不满、指责、失望。有人或许会说，历史不能被忘却，更应该建一座文革纪念馆，从狂热中寻找理性的存在。其实很多事情并不需要纠结。我们作为国家的主人，只要知道公仆做错了就行了。在这个需要创造条件批评（而不是监督）政府的社会，认识错误、改正错误永远靠共产党自觉。除了给予实实在在的好处，我想没有谁再愿意浪费各自宝贵的时间。每个人生存都有自己要忙碌的事，知道了又有何意义呢。　　

走近并不是为了指责，而是希望找回被遗弃的理性，找回被掩藏的社会心态。直到今天，这种心态也不能肯定说被消除，只不过暂时被现存制度制服了。会不会再度爆发，仍旧有赖于社会制度的自觉性。即国家政权需要更多的，不破坏社会自发性前提的自律。时代记录着重要考虑到问题的方方面面，记录真实与思考过去是能够提供给人有价值的信息。这并不是说，我多么认同现政权。一个政党如果自认为什么都对，什么都完美无暇，这本身就是滑稽可笑更是恐怖的。不要口水文章，不做哗众取宠的文人，回归理性，是一个艰难的尝试。一来，这是仍旧是狂热失衡的时代；二来，我内心也很浮躁。　　

那么，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初衷到底是什么？历史研究时候遗漏了哪怕细小大关键的线索？为什么预防修正主义、大搞阶级斗争要从文化层面开始？而不是从发扬全民大民主的“底层暴动”开始。　　

回归到1957年那场“引蛇出洞”。虽然知识分子闭上嘴巴，但内心并不见得心悦诚服。10年来，这群头戴高帽的“臭老九”在目标与行动，不见得和人民群众保持一致。在全国人民普遍吃不饱、穿不暖的情况下，稍有些小资情调都不是好事。最起码，旁人看在眼里会感叹社会主义不彻底。毛泽东当然不可能做这样狭隘的冥想。他或许也在反思，倒是什么原因造成共产党政策频遭失败。是什么让依靠军事胜利建立全国威信的共产党，在管理工作中一次次失算。他也质问过，人民公社到底能不能搞，到底要不要搞，但已经听不到真话。　　

精通中国文化的毛泽东不会读不透中国老百姓的心态。共产主义是几乎完美的理想主义。然而，目前的状况对共产党实现其目标并不理想。或许他在回忆，当年在延安，日子虽然过得清苦，老百姓照样没多少文化，但共产党在边区的工作如鱼得水，也全然不会出现闭目塞听的情况。当共产党来到北京城，随之带走的还有当时在延安创下的一整套经验。能在被蒋介石认定站不住脚的地方站稳并夺取全国胜利。边区的经验不容怀疑。　　

来到北京，毛泽东却不想入住中南海。在他眼中，这座皇家园林会阻隔他和民众的交流。凭着他孩子般的执拗，在香山呆了好长一段时间后，他还是无法抗拒制度。从此，毛泽东长久的和人民群众阻隔开来。当然，他或许也会想到，那些与人民群众融合创造出来的制度会不会因为阻隔而失效？无论如何，他再也不能背着手，随意走在延安的大街小巷了。　　

再一次次挫败后，毛泽东复杂善变的情绪突发奇想，要改造中华民族的死人气。虽然历经民国，但大多数中国人封建思想并未消退（主要是他们依旧贫穷）。毛泽东觉得，领导这样的民众很难实现共产主义抱负。于是，他开始策划如何快速根除死气沉沉的社会。要全面改造，可怕的想法在他脑海中酝酿。改变意味着创造，“不破不立”更是他坚信的规律。农民并没有因为获得土地而彻底改变。获得土地只实现了农民们的革命理想，而共产党的革命才刚开始。共产党虽然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但实际情况下，他和不同社会阶层的诉求并不一致。而且，共产党有自己的利益诉求。　　

毛泽东在莫斯科和留学生谈到，世界是我们的，也是你们的，但归根结底是你们的，年轻人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毛泽东的这番话，显露出他对青少年的殷切期待，或许他回首到1919年，青年学生具有改造社会的巨大力量。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文革负责人谨慎的只打倒一批小资文人，这并不是毛泽东想要的效果。他意识到改造社会需要充满斗志的战将，仅打破文化无法实现改造社会。况且，在整个文化大厦面前，几个文人算不得什么。这个老成持重的古老民族，遇上了理想主义的共产党，他们会发生怎样的关系？毛泽东内心已经在预演，而且即将掀开暴风骤雨的革命狂潮。　　

社会主义是舶来品，民众并不能完全理解共产党政治理想。如何才能让民众追随自己的理想，而不是眼前的狂热（实际上，毛泽东刚开始对狂热保持高度警惕性）？狂热是表面，此时的毛泽东还能听到运动中的反对意见，但那些声音快速淹没在歌功颂德声中。如果发出异端声音的是别人，并不能动摇他的决心，但这种声音恰恰来自革命战友，他们的质疑和不合作态度，让毛泽东心情变得更加复杂，使他对当形势的发展产生担忧。于是，他越来越感觉，如果共产主义不在他有生之年实现，在他死后这些战友不见得还会坚持下去。　　

但历史的车轮走到了1966年，毛泽东偶然回顾起三年自然灾害，他清楚的知道，所谓自灾害其实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难不成老天不下雨，就会招致全国性饥荒。历史上也只有黄河决堤，才会招致严重灾害，但也从来没出现过全国范围的饥荒。但是，1962年那次出气会，毛泽东代表中央作了检讨，将自己的工资由国家一级降为国家三级。大会气氛依旧热烈团结，但这群党的中坚力量并不敢再领袖面前坦诚什么，领导的检讨早给会议定下调子了。　　

建国以来的一系列错误还是影响了毛泽东在党内的地位，他的意见不再众人拥护。这对习惯了别人服从的毛泽东，是决然不可忍受的。当窗外毛主席万岁喊得震天响，而屋内政治局会议却有严重分歧。会议不再争论不休，而是长时间的冷场，毛泽东唱独角戏。偶尔的几句真话，他听着也并不顺耳。在党内，毛泽东俨然成了少数派，他多么希望有人能坚定站在他的阵营。　　

毛泽东绝不是阴谋家，不管他犯下多少错误，他仍旧希望听见真话。在担心红色江山时候变色的问题上，他寄希望于自己带出来的军队。无论如何，这场颠覆社会的运动开始了。我们发现，毛泽东依靠的并不是各级党组织，而是社会新生代力量——工农兵学生。毛泽东相信青年的力量，他们绝对有能力担负起改造社会的任务，由他们打破旧社会创建新社会。于是，毛泽东不顾年老体衰，在天安门城楼一次又一次接见红卫兵。但是，他意识到青年学生身上蕴藏推动社会变革力量。但这群心智尚不成熟的年轻人，极容易受误导，文明推动力极容易演变成野蛮的社会破坏力。依靠青年学生推动文化大革命，或许是毛泽东晚年对五四运动的回顾，无论如何，他的青年时代是从这次运动走出来的。　　

历史给了毛泽东这样的号召力，青年们再次被提到毛泽东计划内。于是，这群未来国家主人提前登场了，没有成熟的瓜吃起来的青涩的，当他们来到这个舞台，才发现自己也可以为所欲为。　　

青年人缺乏社会经验，他们爱憎分明情绪容易受鼓动。因而革命热情高涨但立场不坚定。他们对事情太过冲动，更不会冷静的思考后果。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受到同样是理想主义共产党的渲染。让他们深感以天下为己任，也暗中埋下了狂热的种子。非但他们没有独立思考的意识，当时的整个国家、整个共产党都将自己的思考权利让渡给了最高领袖。　　

当毛泽东想利用青年学子的理想朝气来冲散中国社会的暮气沉沉，再造一个全新社会环境，他忽视了一个重要事实，1919的青年和现在的青年并不是相同的群体。五四时期的青年学子目睹国家满目沧桑，列强入侵破坏了国家的独立，人民生活在没有安全保障环境中，老人妇女儿童的命运更为悲惨。在当时信息畅通的环境下，各种西方势力入侵给中华大地带来新思潮。但是，建国后自行封闭国门，在特定教育环境和体制下培养出来的青年学生，不再具备40多年前的精神面貌。精神的虚无现实的无奈生出未来的野心，他们很难安下心来循序渐进的积累，等待实践的一步步检验。青年们的狂热让社会变得焦躁，　　

在毛泽的的号召下，青年们汇集在天安门城楼下，许多人第一次看到雄伟的天安门广场看到伟大领袖，内心的狂热立即释放出来。应该说，很多人汇集天安门就是为了从远处看到伟大领袖，听他的伟大训示。需要说明的是，他们虽然内心狂热，但谁都没有觉得自己是在制造社会动乱。　　

但是，当他们握有为所欲为的权利，内心的不成熟便浮出水面。毛泽东宣称党内出现走资派，有人要夺党中央的权。青年们顿时人人自危，团结起来誓死保卫党中央毛主席。可是，对于谁是走资派的划定标准并不明确。在毛泽东即共产党的年代，最简单的逻辑就是：谁反对毛泽东谁就是走资派。对付走资派一定要萝卜加棍棒，从精神和肉体搞垮他们。然而，文化大革命的斗争对象并没有明确目标，这种随意性实际上给了青年很大发挥空间。　　

于是，曾经正确实行党内权利的老干部被打倒，不关心政治置身事外的人被打倒，今天领导“革命”明天成为修正主义苗子的青年学生被打倒。这种活动刚开始的确是为整肃社会，但不经过有关部门缺乏规章制度约束，这种由公而起的行动慢慢演变成私人泄愤的批斗、报复。最极端的标准甚至看谁不顺眼就整谁。这种狂热并不是是在拯救社会，而是为了破坏而破坏的犯罪行径。接着，脑子里面的不彻底性愈加明显，挣脱了束缚，思想让欲望变成了无法控制的怪兽。被打倒的人并没有多少问题，反而批斗指挥者的私欲在不断膨胀。　　

回归到历史小切口。在路遥《平凡的世界》中，对这段历史做了小说式的描述。青年斗争的目的蜕变成私欲和争权夺利。那么，到底是什么人在领导革命事业呢？暴风骤雨的革命在宁静大小乡村并没有惊起城市的波澜，只是被划分成分的旧地主、富农们抬不起头。各种定性批判少不了凑份子，但政策好处却享受不到。看来，这场运动还是遗忘了广大农村。但农村并没有置身世外，一个小村落，昨天还是邻里之间其乐融融，转眼间就因为成分不同而成为阶级敌人。可见，斗争根本看不到公平。　　

小说中，领导双水村革命事业额两位得力领导人是村支书田福堂和大队委员、贫下中农委员会主任孙玉亭。田福堂身体不好，根本不能下地干活。到文革结束前夕，已经有20多年没碰过农具的他完全是靠集体养活着。而且日子过得比一般庄稼人强。在对待子女前途问题上，他利用一切关系使自己的儿女脱离农民的命运。而孙玉亭更是集体的寄生虫，自己从来不会下地干活，家里光景一烂包，连旱烟都靠他哥哥支援，也和村上妇女乱搞关系。路遥并没有多谈自己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但一切跃然于纸上。　　

革命的依靠力量是青年学生，但领导革命的究竟是怎样的人？我想说的是，领导文化大革命，制造社会动乱的全是一些野心家，革命的投机者。活着生活中不学无术的人。哪怕高等学校的青年学生，一旦握有权利，竟然可以当众羞辱自己的老师，破坏文物古迹。清华主校门被推倒了，虽然建起了复制品，但清华精神早已丧失了。　　

除了青年学生的疯狂，动乱期间“读书无用论”思想甚嚣尘上。科研学术成了死人洋人的东西。读书只有读毛主席的书。其实，学校的安静被打破，知识分子被当做牛鬼蛇神遭受非人折磨直到惨死。成堆的文献资料、机器设备被付之一炬，诸多现象造成知识分子人人自危，谁还会认为读书足以改变世界，而不是招徕灾难。而且，在整个破坏运动中，那些平时学术不精的人此刻粉墨登场，读书改变命运，思想报复的正常社会途径遭受破坏，还有谁会去坚守呢？而40年后的今天，社会潜规则横行，知识分子被社会逼到边缘地带，文凭贬值的速度让人目不暇接，新的读书无用论思潮悄然兴起。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妄图利用青年的破坏力再造一种社会畅通的局面。他的设想只存在短暂的一瞬，接下来是漫长的争权夺利。病态社会制度下形成的病态心理被放大，在没有是非冲破文明的环境下，长期被忽视压制的人性阴暗面释放出来。如果说，共产党此前在试探自己对社会的控制力，由于刚进城的怯懦并不敢放开手脚。那么，文革实在是完全的尝试。只不过，共产党意识到自己对这群民众的控制力并不强，她感觉到政权受到威胁，因为不能控制与社会失控相隔不远。于是，共产党迫不及待用新的方式来结束这股不受控制的力量，上山下乡运动阻断了全国大串联。　　

控制学生串联与上山下乡运动，是毛泽东对待文革态度上的重要转折。现在打破的社会是由共产党领导的，曾经歌功颂德的那个社会。面对破坏与凌乱，毛泽东开始反思运动。直到林彪（他的身份想必很熟悉了）出逃，标志着文革理论上归于失败。在批斗了一批批“反革命”后，最终阴谋夺权的竟然是当初领导批斗的人。从创造新社会看，毛泽东运用青年学生改造社会，现在却不得不将他们返还农村，将理想主义的学生送去农村，送回被标榜为“大有作为”的地方。从此，学生们开始千方百计想办法返回城市，也标志着毛泽东再造社会的目标破产。　　

与之相应的是毛泽东在选择接班人问题上的矛盾心理，从刘少奇、林彪、王洪文、华国锋。可见，毛泽东对身后革命能否顺利进行下去并没有把握。选择华国锋只不过是礼节性元首，因为军队有叶剑英，国务有邓小平，毛泽东希望此二人看在自己的面子服从接班人的调配，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继续下去。　　

林彪反革命集团和四人帮是贯穿文革始终。各种文献资料显示，文革是出于毛泽东初衷，他们的推波助澜。众人围绕领袖，在当时的政治体系中并没有什么不妥。试探性地分析一点：两大集团在晚年毛泽东身旁起到什么作用。毛泽东明知道他们有私心（这应该最为毛泽东不忍），并没有被要求离开毛泽东身边。此外，一路跟随毛泽东从井冈山、延安再到中南海的党内元老干部，和此时的毛泽东处于什么关系？周恩来、朱德为何在毛泽东私人生活中消失不见了。　　

我并不知道建国后领导人之间的关系发生怎样的变化。但从建国后频繁变化的领导人排序似乎可以看到“朱毛”不同往日，而周恩来与毛泽东的关系也不想现在电视剧讲述的那般平等。革命胜利同志关系不再，而衍生出明显上下级。电视剧《延安颂》中，毛泽东和贺子珍有这样一段对白：当朱德从张国焘阵营回来，见到久违的毛泽东，他称呼毛泽东为主席而不是老毛，毛泽东也理所当然的答应，贺子珍对此大动肝火。她说都是出生入死的同志，现在弄成等级分明了不是件好事。从这个高度抽象化的场景，可以看出领导层关系的微妙变化。　　

在延安形成的集体领导和民主集中制，成为共产党的组织原则。文革期间，组织原则被严重破坏，成为毛泽东个人独断专行。造成专制并非毛泽东所愿，但从集体领导到专制的转变，无形中体现了领导人之间关系嬗变。从当初的五大书记演变成“毛主席党中央”，这种变化使毛泽东不仅脱离实际，甚至连自己的战友的背离他。细心的读者可以看到，周恩来逝世后的文献纪录片，前来吊唁的领导人个个以泪洗面，年老体衰者则需要卫生员搀扶。面对周恩来的遗体，朱德总司令将他最后的军礼献给周恩来。相比较毛泽东追悼会，虽然级别、排场举国无双，但前来吊唁的领导人表情复杂，没有悲痛欲绝更没有以泪洗面。对周恩来或许处于敬爱，而面对伟大领袖遗体则心生敬畏。不管如何，同志亲情关系不再，代之以冷冰冰的上下级，这是共产党内的悲剧。或许，这是建立国家机器后，为了保证正常秩序不可避免的。这群赋予革命理想的中年人，当初设计了国家制度，希望制度能很好的确保国家哈哈轨迹。但正常的制度却被打破，一种不受制度约束的无形力量正笼罩在社会上空。　　

新中国成立后，共产党领导层十分注意维护毛泽东个人威信，就连欢迎国家主席刘少奇，现场人群都是高呼毛主席万岁。应该说，当时完全出于同志间的信任。但是，制度并不能控制不受控制的毛泽东，他日益严重的个人独断专行，逐渐脱离了领导集体。但他最终失去革命战友、兄弟后，加上家庭生活的不美好，让晚年的毛泽东倍感孤独。长期深居简出的毛泽东并不会按照组织程序参加国务活动。他生活在个人小圈子里面，只能靠随从连接外部世界，就像至高无上的皇帝和群臣依靠管事太监连接着。谁能填补毛泽东晚年的孤独，谁就有机会顺势爬山政治舞台。越来越多毛泽东身边人回忆著作的出版，才让人感觉到看似呼风唤雨的毛泽东其实也是普通人，不可能万岁万万岁的。　　

无论他曾经犯下多少错误，作为共产党、新中国的缔造者，稍有理性的中国人，不会再对足以成为曾祖的老人说什么。德国人民不会对希特勒怎么样，日本人民不会对天皇怎么样，美国人更不会痛骂满身缺点的华盛顿，只有我们，才会对堪称自己祖先肆意践踏，谓之曰发泄心中的不满。我们习惯于心中不快一顿臭骂，除了自己的祖宗，世间一切都可以成为骂料。到头来还不是，你骂他祖宗，他骂你祖宗，每个人的祖宗无一幸免。透过辱骂，更多的是丧失理性的社会心态。　　

晚年毛泽东早已丧失对国家整体的判断，他会不顾及体面地穿着，会语出惊人说些不符合主席身份的话。也曾要求侍卫下乡调查公社真相，连续工作几十个小时只吃盘炒菠菜。但失去朋友的孤独感，侍卫并不能体会更不能代替。当老战友一个个离他而去，他的精神压力随着垮掉。相比两大集团，他还是念旧的。如果当初的老战友都像彭德怀那样，直言不讳据理力争，不惜冲撞毛泽东的权威，两大集团也没有机会填补晚年毛泽东身边真空。当然，革命同志关系的嬗变不过是表象，真正的隐忧是国家制度的践踏。　　

但是，毛泽东晚年的孤独感，在林彪叛逃和运动造成千万人头落地后陡然上升。更因为建设的一次次失误，党内反对意见越来越多。只有两大集团坚定不移的支持执拗的毛泽东。无论谁，一旦他不知道悔改，便会寻找情感的归属。　　

毛泽东晚年是整个时代悲剧的缩影。毛泽东的伟大才能领到人民的解放，但他闲云野鹤和浪漫主义并不适合做管理。相比写诗大战这样的随意性，国家管理需要在全局前始终保持谨慎、按部就班。建国后，毛泽东多次表示退居二线，做个大学教授。但全党离不开毛泽东的领导，不同意也不可能同意毛则隐退。他已经成为确保政权稳定与否的关键。于是，全党像宠孩子一样宠着他惯着他。善于树立典型的共产党媒体，毛泽东就是媒体打造的最大典型。但没有谁敢于指摘他存在的不足，终于还是干出非专业的事情来。而现在，曾经的典型被捧起的人们最终丢弃，毛泽东是中国典型教育的牺牲品。　　

毛泽东自信入错了行，但他却由此改变了中国的命运。他或许会是杰出文人或著名新闻工作者，但此生再没有时间实现自己的理想。他晚年也想过搜集写过的诗集结出版，文人梦没有运用到文学创作，却将文学创作用到国家管理，浪漫主义给社会带来深重灾难。　　

因此，毛泽东时代的动乱不可避免。如果制度不能控制人内心的阴暗面，欲望便会挣脱理智的牢笼，个人将成为欲望的野兽。直到现在，这种欲望极有可能存在着。动乱对文化建设的启示是，文化建设不该是不破不立，创造性破坏只是理想施工状态，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制度建设。复杂个体构成的复杂社会存在太多不可控制因素，共产党如果无力控制这些因素，唯一能做的就是建设并维护好制度，让每个人都接受制度束缚。　　

邓小平说，文化大革命的好处在于，让我们意识到这样搞是不行的。这句话并不能只局限从经济制度去理解，否则诱因永远不会消除。只有人民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怠慢。这是毛泽东给继任领导者的箴言。人民监督政府意味着，建立健全制度，让监督活动在制度保障下合理合法不受干扰。只有打破人民与政府的隔阂，才能让割裂的社会走向连接开放，各部分合理流通，执政者才能把握最真实的社会发展状况。　　

　　

　　

　　

　　

　　

　　

　　

　　

　　

　　

　　

　　

　　

　　

　　

　　

　　

　　

二次解放　　

　　

　　

　　

　　

　　

　　

　　

　　

进入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去毛化趋势越来越明显。毛泽东去世后，十年文革戛然而止，共产党继任者对这段历史不留情面的全盘否定。粉碎四人帮后，领导层决定迅速召开各级平反会议，意图在最短时间内消除积弊了十年的病症。然而，刚从十年动乱走出来的民众，并没有对新领导人怀有绝对信任。不过在他们看来，连毛泽东发动的事情都能否定，还有什么变革不可能。实际上，社会情绪没有因为文革结束，而霎时间山河改变，人们普遍弥漫在新中国将往何处去的忧虑之中。改革首先需要让人看到好处，经济层面的改革，要让人们从经济上直接获益，而且是实际的效果，停顿不前的忧虑很快便消散。　　

文革时期，国家成为可怕的机器，那些被人创造的制度，却挣脱了制定者的控制，曾经的战友变得彼此隔阂，第三股势力出现在这群革命同志中间，加促革命同志的分离。因为毛泽东的原因，制度并没有完全丧失作用，第三势力得以在制度下潜伏着。一旦领袖崩猝，他们迫不及待冲出缰绳，迅速释放影响。　　

最新史料证明，两个凡是并不是 当时国家领导人提出的，但他却被这个黑锅长达30年，这或许是为维护共产党历史决议的需要。身为党的最高领导人，究竟是谁敢于肆意制定领袖方针（其实毛泽的“四个伟大”是别有用心的林彪加的）？无论如何，两个凡是成为领导人直接下台的原因。无论毛泽东还是后来的继任者，总无法逃脱这股无形的力量，这股力量执掌着共产党发展的政治方向。这是难以理解的，共产党领导人民改变自己的命运，却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甚至连是谁掌控命运都不知道。　　

毛泽东晚年曾说道，他一辈子就干成两件事，一是将蒋介石赶去台湾，一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而文化大革命成绩很大，现在看来问题不少，希望后来者对他的功过五五开。垂暮的老者，在人过留名的历史情感支配下，并无权决定自己的身后事。正如史达林死后被继任者批判的体无完肤，引起共产主义世界精神地震。毛泽东晚年意识到文革的不妥，但他并不打算承认错误。毛泽东作为共产党代言人，如果他承认错了，就等于共产党领导错了。如果共产党领导的十年文革被证明是错误的，党的执政合法性和威信可能将遭受质疑。同时，毛泽东更像将这趟革命交到自己选定的接班人手中。他愿意相信，就算文革被人否定，但总不至于完全否定党的领导。毛泽东心想，就让他担负所有的罪责吧，反正见了马克思看不到也听不见了。　　

毛泽东和他的继任者，都未逃出可怕的无形力量的操纵。被称为“党内最大走资派，工贼、叛徒，并宣布永远开除党籍”的毛泽东副手、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前后遭遇，更能有力说明这一点。昨天还是批判刘少奇的那伙人，转眼间已经戴上小百花。站在人民大会堂对着刘主席遗像默哀，当做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你很难想象他们就夹在我们周围。　　

是什么让中国、苏联、德国法西斯曾经都面临同样的境界？早上还是座上宾晚上却成了阶下囚，而评价全变。我并不想将责任单纯推给政治的险恶，也不想说这就是阶级斗争的残酷。有一点毋庸置疑，在我们看来全能的共产党并不是无所不能的，作为社会领导者，她并不能完全控制社会每一个角落。也就是说，共产党也有无法掌控的局面。而那种潜伏着的不安情绪正是制度存在缺陷的产物。一旦没了约束，制度丧失效果必然引发个人私欲。根本原因还在于社会不公平，就算毛泽东时代，社会仍旧不公平。这对共产党必须坚定不移实行依法治国、依法自律有很好的启示。　　

文革结束，农村结束了人民公社的集体劳动，虽然过程一波三折。然而，在缺衣少食的情况下，并不是生产力低下，也不是生产关系极度不合理。更重要的原因是，实行战时储备政策。我们再一次回到《平凡的世界》一探究竟。　　

当原西县革委会副主任田福军下乡调查，来到偏远山村的生产队长家，窑洞里面一片漆黑。孩子因为没有衣服穿，光着身子躲在窑根下。招待副主任的午饭是玉米混蒸馍，而自家锅里却是几个又黑又硬的糠菜团子。田福军没舍得全家最好的吃食，从锅里面取出糠菜团子，混着下锅水一同下咽。他是以多么难以言表的心情吃下这顿饭。但他准备离开时，一个村民突然拦住他，跪倒在地上。说自己几天没吃东西了，家里人已经躺床上奄奄一息。于是，田福军急忙奔向村民家，看到眼前的惨状。他再也按耐不住内心的愤怒。不过违背法律，打开战备粮仓发散救济粮。　　

战备粮和每家一头猪支援第三世界国家，在吃不饱饭的岁月里，占有多大分量。每年收割的粮食，除了上缴国家，生产队还要截留做战备粮。剩下到自己的手中所剩无几。实际上，随着改革开放政策实施，一部分人应机而动而另外绝大多数的人则持观望态度。　　

文革后，发展经济提上议事日程。不仅要重新开放市场，还要发展商品经济，鼓励开办工厂企业。变革意味着人们要从就有社会体制中脱离出来。然而，在参与经济活动诸多要素中，除了实力、关系外，首先必须具有参与意识。封闭在农村的人们，他们大多会为了重新获得的土地而热切劳动，只想着如何吃饱饭。至于参与经济活动，他们并没有意识。同90年代干部下海一样，幸免于难的官员敏锐意识到商机，于是盘活关系参与经济活动。或者带动亲戚朋友下海。　　

这些经受毛泽东思想熏陶的干部，竟然果断放下价值观，走起资本主义道路。邓小平80年代直言，想给大儿子邓朴方买套房子。农村开始开展劳动竞赛，各地开展垮富活动，高度宣扬依靠诚实劳动发家致富。农民们看不懂眼前的形式，毛主席生前最爱穷人，如今却爱起了富人。从前走资本主义路线的人，如今骑着高头大马身上披着大红花，在大街小巷中穿梭。　　

其实，共产党领导层也看不明白，不知道中国该走向何处去。一味坚持社会主义一大二公明显不切实际，而发展私有经济这种修正主义做法，让绝大多数高层干部情感上无法接受。而初期参与经济活动的企业、个人必然同共产党保持特殊关系，直到现在都是这样。实际上，正如50年代初期强调公平，80年代是效率当先的时代。最早开放的经济特区，实、聚集和承担着改革实验的重任。这是中国向世界打开的一扇小窗，承载着繁重的历史使命。改革的功败垂成，对这个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探索，全部由这几个特区承担。由此可见，经济特区不但涉及经济，更是对政治存在模式的探索。　　

改革意味着重新分配利益蛋糕，必然触及既得利益者，受到各方面压力。于是，邓小平成为支持改革的最大后台。实际上，整个社会都在揣摩共产党高层的真实意图，邓小平改革思想决定着中国改革发展程度。他们害怕邓小平像毛泽东变化无常，因而一直不敢放开手脚。邓小平终究是实干主义，在他的坚持下，改革维持长久发展下去的姿态。　　

实际上，改革初期进展异常缓慢，全国的注意力由歌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顿时偃旗息鼓，全数转移到经济改革。在全国一片观望状况下，深圳没有让邓小平失望，小渔村以“深圳速度”快速崛起为现代化大都市。20实际90年代，社会改革全面释放活力，中国社会主义发展达到最高潮。那么，80年代开始改革到90年代改革初见成效的近十年内。中国社会以及共产党发展状况怎样？　　

需要注意的事，80年代邓小平为首的共产党中央领导层，实际上是一群已经70、80岁老年人。他们早年追随毛泽东，接下了新中国建设的班，直到中国实现全面发展。但这群年事已高的党内元老，无论从思想意识还是对社会整体把握，对改革起到越来越明显的阻碍作用。虽然粉碎“四人帮”结束了文革的，但党内领导体制并没有改变。共产党需要长时间疗伤，不敢轻易对病体大动干戈。于是，制度变异的共产党迫不及待地想通过经济发展，冲淡民众对十年动乱的记忆。回避而非解决问题，潜伏在制度下的不安因素终将在制度失控是再次苏醒。虽然社会狂热被暂时平息下去，毛泽东打破旧社会再造新社会运动归于失败。老人政治的陈旧之气迅速取代狂热。于是，80年代中后期，政府无作为导致改革停滞，就业压力巨大人民生活贫困，社会矛盾无法缓解。这与粉碎四人帮后必将迎来美好生活，存在极大落差。　　

铲除“四人帮”并没有完全治愈共产党肌体的病症。拔掉这颗大毒瘤，却没有根除病灶，新毒瘤仍可以生长。这一切都坐等改革发展状况。　　

从新中国建设到文化大革命的30年，中国人民深受共产党教育影响，已将自己的思考权利，辨别是非的能力让渡给共产党。在那个一切服从组织，组织包办一切的时代，并不需要个人多思考什么。但是，这种高度思想一致是双刃剑，它既可以是团结起来建设社会的推动力，也可以是受号召成为破坏社会秩序的暴力集团。从建国30 年的历史发展早已证实这一点。　　

让人感觉奇怪的是，结束文化大革命，国家宣布进入正常发展轨迹，社会大多数人最终对文化大革命“是绝对错误”，有了清醒的认识。民众仍旧将全不信任全部交给共产党，愿意以极大宽容原谅共产党。其实，在宣布国家正常化以前，中国并没有改变自我封闭的状态，共产党对这群大脑猛烈而迅速注入文革定论。而且，共产党控制社会绝大多数资源，自信能够做好改革开放。　　

然而，以时间换发展，逐渐开放的社会弥漫着不满情绪，并没让共产党感觉满意。经济不同于政治，政治不需要生产力，不需要产品和定价，是人类社会主管制定的规律。而经济则是自然，发展经济不像政治，多发几个文件、多召开几次会议就能创造价值。而且，经济发展更意味着政治必须做出让渡。改革就是拿政治开刀，而开放更是修补公有制——触及政治统治基础的修补。于是，共产党史料未及的攻坚战开始了。　　

社会主义人民发现，资本主义人民没有生活在水深火热中，他们过着远比自己优越的生活。而我们成天叫嚣着解放全世界，拯救处在水深火热的资本主义人民，成了最大的笑柄。于是，还是青年学生，以他们自己的责任感表达对国家、社会的关注。　　

这群对社会怀有美好畅想的青年，生活在物质相对宽裕的年代，没有多少压力负担，总觉得自己有满腔理想要实现。看到改革的弊端，他们痛心疾首，挺身而出呼喊，在社会不平等面前，他们发出公民的声音。可是，并入肌体的共产党体制，再次忽视这些异端声音。在共产党统治意识中，作为社会各阶层的领导核心，要用自己的理想影响全社会。但共产党的理论和现实存在较大差距，习惯俯看社会的共产党，并没有应对多元社会价值观夙求的经验。　　

改革走到1989年，苏联发生严重政治事件，共产党高层以阶级斗争的思维，定性为资本主义对我们发起新一轮进攻。于是，对社会存在多元化价值取向，尤其是资本主义价值观保持高度警惕性。当这群学生聚集在天安门广场，他们高呼自由民主，希望国家能发展更和谐。党内保守派看来，围聚在天安门不愿离去，是性质严重的群体性事件。而改革派（党内少数派）则认为应加强同学生对话、协商，促成改革发展。党内元老刚开始偏向改革派主张，由于对实际情况缺乏全面了解，学生最终抬出自由女神像与天安门对峙，更为严重的是各方反华势力，香港台湾等国际势力纷纷介入。使这群历经1919的老人，思想意识产生激变。老人们再次运用废弃的阶级斗争思维，将其定性为动乱。他们并不知道，学生上街的前提是：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　　

这么晚年毛泽东的悲剧其实是一样的。同样是闭目塞听，同样是根据失实的信息做出的判断，只不过将近15年后，悲剧再一次上演。这再次说明了，文革虽然过去，但滋生狂热非理性的土壤并未清除。　　

事件之后，随着邓小平全面放权，标志着老人政治开始退出历史舞台。从此，共产党不敢再提改革，只有通过惯用手段，以经济发展冲淡政治改革压力。随着邓小平逐步隐退，这场以他为后台的改革，随即走向停滞。这个老人仍旧牢牢控制着中国命运，改革成了猜游戏。　　

当改革遇上朱镕基，注注定要被再一次设计。其实，1989年之后的改革像是用改革成就打压社会情绪，而不是改善人民生活的改革。要集中力量办大事，才能快速取得成就，才能说服全面改革（当然，为了保障政权稳定，首先要壮大国有企业，占据社会主要资源）。才敢让全国进入改革阶段。邓小平形容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他是在创造一条全新的道路。当强人退出公众视线，改革还将持续下去，但新一届共产党高层显然要看党内元老的脸色，于是他们小心翼翼，害怕触及邓小平的红线，李敖称为“捧着卵子过河”。　　

改革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先富起来的人该不该带动没有发展起来的人？共产党有了足够的资本，虽然名义上属于全民所有，共产党只是代替人民保管。但，全民所有企业的。　　

共产党聪明之处在于，她不再做任何冒险，一切改革都要在自己可控制范围内。于是，共产党的历次改革都采取完全可以控制的模式。而且，不管改革出于什么状态，如果成功则是专属于共产党的领导，一旦失败必然找到替罪羔羊。因而，每次社会事件之后，我们都能看到责任人的身影。　　

进入90年代，共产党领导中国在经济上取得重大成就。甚至还承办了大型国际活动。但共产党已经丧失自我批评，听取别人批评以及承认错误的勇气。做出任何决定前，媒体必定要宣扬成审时度势、与时俱进。当某项政策不合时宜，政府部门反应迟钝，造成不良影响后果断消除影响，又被媒体标榜为顺应群众心声。无论如何，共产党永远不会错。当我们回过头来，认真回顾改革以来的措施政策，不难发现很多做法值得商榷。文革前，民众没有意识批评共产党，文革后共产党剥夺了批评的权利与机会。不懂得承认错误的政党实在是危险的。于是，她的地方领导干部也被就不可能切实承担自己的责任。如果我们用这种方法论审读共产党的政策，某些被宣传掩盖的错误会被放大。　　

相比延安时期共产党，最大的倒退莫过于党政不分。在以党代政的年代，是变相的一党专政。党政不分造成权责不明，政府总是代人受过，对共产党并不会有什么影响（在党政不分的国有企业，这种危害是明显的）。于是，她变得越来越不会犯错。共产党国家化，她的政党文化建设也上升为国家文化建设高度，一切社会文化都要以政党文化为中心，这不符合改革政府推出社会的基本精神。　　

总体而言，随着共产党制度趋于规范，标志着政党建设迈向正规化。世纪之初，新老领导层平稳实现政权交接，共产党政治生活走向成熟。需要肯定的是，共产党离我们的生活越来越近，领导人不再神秘莫测，政治气候前所未有的宽松。人民群众对政府工作不满意，可以通过各种渠道发表批评看法。更有甚者，公民可以通过考试进入公务员系统。每位读者都是这个时代见证人。　　

历史迈向2011年7月1日，共产党迎来自己90岁生日，这个国家向全世界展示自己的强盛与希望，我们不难想象举国狂欢的画面。虽然，我没能将文革后30年历史详尽记录下来，但那段历史对我们并不陌生。当共产党走下神坛，走到普通民众生活的空间，她在激活自己的生命力。80年代停滞导致90年代大变革，改革的效果在21世纪前10年完全爆发出来。现在所处的21世纪20年代，正是消耗朱镕基改革激发活力后，再次改革与激发活力的关键期。改革由消除体制阻碍直到完成社会财富积累，直到现在的矛盾突发期。接下来要做的全面改革，也即社会生产力全面释放，因为本世纪前10年中，中国社会产生深刻变化，共产党也必然要在变革中有所改变。但这次变革不再由共产党计划上演，而是走向了社会自发性。共产党如何继续领导多元化价值观的中国继续前进，是需要思考的问题。90周年，是深入思考问题的契机。　　

　　

　　

　　

　　

　　

　　

　　

　　

　　

　　

　　

　　

　　

　　

　　

　　

　　

　　

　　

　　

现状认知切片(1)：论中央政治化地方政绩化　　

　　

　　

　　

　　

　　

　　

　　

　　

初读此文的你难免于反对之声，共产党近年来尤其重视民意，党的“十七大”甚至将“以人为本”为核心的科学发展观上升为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成为了统领全局的总纲领。现在提出“中央政治化地方政绩化”是不是显得有些逆时代而行的味道呢?我想，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对我们的党怀着无限忠诚。所有言谈未经大众媒介传播，哪怕是传播但未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前提下，这些不都拘谨的体现中国法律赋予公民的言论自由权利吗？　　

所谓“中央政治化地方政绩化”无非还是想表明“解放思想”，这大概是充斥在中国人生活中的高频词汇。之所以如此耳熟能详还是源于我们执政党的工作意志吧！她一直意图改造中华民族思想中的落后成分。形象的说，怀揣着共产主义无神论思想的共产党一直意图改造推崇儒教的国民思想，毕竟笼统说我们这个民族没有信仰。却也达不到无神的思想境界，难道说脑子里面占据的都是一些残缺不全的文化记忆和愚民印记？谁也不会这么诋毁自己吧。索性再相信封建皇帝们一回，咱们的民族还是有信仰的，知识分子推崇备至儒教，而老百姓更多在道教影响下生活着。　　

所以问题就出现了，我们并不是要高看儒教文化和道教文化对社会改造的力量，它们只是很好被人利用罢了。正如毛主席说的，我的话左派可以用右派也可以用。所以，当儒教文化掌握在知识分子手中，只用于启迪、开化人性，最多也就是成为选拔人才的依据（科举试题的来源）以及文人墨客引经据典的来源，这些似乎并无多大罪过。一旦统治者染指文化领域，难免于意识形态化，怎么好糊弄老百姓就怎么用吧!怎么有利于控制知识分子就怎么用吧！这些还是有理有据的，毕竟典籍中起码能找到证明自己是天生正统的依据吧！道教就不用多说了，进化的惨不忍睹了。老子先生，这意味天才哲学家更是被后世所谓晚辈尊为专门喜好为玉皇大帝提炼仙丹的太上老君。而他的朴素为这些思想呢？谁知道呢？老百姓都知道天上住这个白胡子的太上老君，据说和玉皇大帝关系不错。而老子的真是身份和他的学术贡献却被民意随意弯曲了千百年。中国神话中的天庭，玉皇大帝、王母娘娘这一仙班序列，本身不就是道家文化的化身吗?多少皇帝(这在古代可是集文明、只是于一体的神的化身)不知老子具体是干什么的，似乎就是传说中那个喜好炼丹的大胡子道士，皇帝们热衷炼丹终究死于炼丹。真不知他们大崩之后是去到西天极乐还是九重天庭？当然，这一切李唐王朝除外。一般老百姓也就知道仙丹或者膜拜端坐在小庙中的神仙，造像千年，膜拜千年。　　

还是看不出和“解放思想”有何具体联系。儒教长久倚权而恃众生，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儒教的地位被不断强化，而且不断被统治者授权的知识分子随意篡改、添加并歪曲其中的原旨教义。儒教早已不是孔老夫子的儒教，再也不是周礼王朝的制品。正是这种不断篡改、不断美化的制度被束之高阁，变成了孤独、固执的老皇帝一般，倘若唐代科举还很活泼，宋代科考更加注重实用，而到明清竟何至于只行八股，完全经典理论化和教条主义化？两千岁的垂暮老者的自信跌至谷底。　　

跌至谷底前少不了一谈垂死挣扎。改革？哼，做出来骗骗无知臣民吧。两千多年被不断强化的“文化霸权”思想岂是小小的改革，岂是简单的流血、运动、革命，岂是几篇激昂的文章，几道措辞严厉的政令所能撼？终于，这种仅有的自信随着所倚靠权力的瓦解而彻底无家可归了。这里面经历了一段我们看似熟悉实则陌生的中国近代抗争史。从辛亥革命的尝试，一直到中共在大陆全面建政为止。　　

建国时有60载，改革也刚好过而立之年。我们高呼共产党在一穷二白、百废待兴的基础上建立繁荣富强的新中国已有60年。然而，党也坦诚自己一直是在改正错误中不断成熟、前进的。周牧之先生在其著作《中国经济论—崛起的课题与机制》中就历数了党和政府自建国以来的是如何不断改正错误的。关于改正错误一说，伟大领袖毛主席早年提倡很多，活跃在政治舞台的人们，完全是受毛主席教导长大了，想必拥有比我更大发言权吧！　　

切入正题而言，中国共产党的开天辟地就在于她完成了辛亥革命未能完成的历史任务。她推翻了帝国主义统治代理人并赶走了殖民者，实现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主专政并变革土地所有权限，实现了“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全国上下止不住的一片狂热。然而，诚如社会信息“真空”必然意味着潜在危机一样，我们这个注重实用的民族在举国欢庆的同时，却忽视了掩盖在无话层面之下岿然不动的民族心理，或者说是民族文化。我们建立并早已习惯于这样一套体制，思想竟然出奇地被奴化于制度？这并不能让人感到诧异，就像一块木板拥有正反两面，正面手书“欢迎国军”，反面手书“欢迎红军”，哪天哪支军队进城了，便将哪一面的模板悬挂出来，如此种种知道红军最终打败国军，木板便可劈成柴火烧成灰烬，人都像墙头草一样生活惯了。反观咱们的民族心理呢？多少皇家贵族、多少改朝换代，都和我无关。只要“饥年不免于凶恶”就三呼万岁了。因而，什么国号，谁做皇帝，老百姓的觉悟就是三呼万岁便可！其他用不着去多想了吧！咱们的民族心理元和如此左右逢源呢？大概与《周易》提倡的“圆通”相关吧。圆通之下，是历经乱世，侍候各主的泰然自若，久而久之便慵懒得耷拉着眼皮。哼，我什么阵仗没见识过，还在乎这点小风波。于是乎，这个历史的巨人继续慵懒地耷拉着眼皮，瘫坐在睡床上，任凭风雪雷电再也打不动它。　　

现如今，慵懒的巨人遇上了富有浪漫主义气息的新主人—共产党。如果说以前果有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就中国一说，而现在变为只有中国才能就社会主义是纯粹的不包含偏见。那么，我们是否可以猜想，到底是中华民族在影响改造共产党，还是共产党在影响改造中华民族呢？这是不是一个敏感问题？我的导师赵全章教授在其著作《岁月堂堂—新闻事业甲子记忆》中说：党的十七大后，中国共产党步入了构建政党文化时代。果如其然的话，正当和怎样的文化相结合？政党文化又终将引向何处？市局与社会主义中国现存诸种文化主流地位，还是创新成为中华文化的现代化？无论如何，正像阐述构建具有中国特色哲学理论体系一样，势必要将中国传统哲学思想、西方近现代优秀哲学思想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紧密结合。那么，中国特色文化体系的构建的出路又在何方？仍旧是以政党文化为主导，这是单一制国家的必由之路吗？　　

无论政党文化是主流还是众多流派之一，都不可避免要与中华文化这个慵懒的巨人好好合作。之于谁最终影响谁，但凡有些历史修养的人马上就能辨别出来吧！由于我的无知，自己是不是行走在禁区边缘，想到这里我总是免不了有些忧心忡忡了。为什么呢？实际上，拥有160年历史的共产主义事务，建党不足90年，并且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土壤的中国共产党怎么能够抗衡这个动辄2000年甚至5000年的慵懒巨人？面对这种从容应对改朝换代而变得老谋深算的心理，尽管拥有7000万巨大队伍的世界上最大执政党，其呼声又如何盖得过13亿中国人的呼声？所以，所谓“禁区”者，便是中华文化正名正言顺地改造着共产党，她正在逐渐丧失自身国际主义情怀，而演变为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的执政党。她在挣扎地、不自信地构建意图引导中国发展趋势的政党文化。要知道，她变得越来越不自信了，当她真正看透中国国情，才发现所谓人民，所谓百姓，其实无外乎就是一群利欲熏心的无赖、流氓。不自信之后便是害怕，便是感觉到力不从心，便是……难怪秦始皇感觉到皇室相对民众拥有者薄弱的文化抗衡力之后，义无反顾地采取愚民而非开化政策。意图大破而招致天下大乱，改革只有循序渐进才是正解。从天才浪漫主义的“文化大革命”一直到摽榜爱国爱党的政治民主化“学潮”，都是共产党对自身文化抗衡力的显性测验。意识到短处后，及时收兵了。　　

不自信之后，便要利用显性权力来弥补“隐形”文化抗衡力不足。然而，文化抗衡力不足并非政党本身先天缺陷，而是深陷“人民汪洋”的同化结果。抗衡力不足的最主要表现就在于，她不再是将自己塑造为引导诸种文化发展并存的条件创造者，而是扮演滥用公权力来整合、改造文化资源的角色。随心所欲地摆弄新闻媒介和对民间力量始终怀系着高度警惕，仅从这些乏善可陈的表征中，我们就可以悲观感受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早已演变成局限于狭小空间的纯粹学术研究！这有悖马克思、恩格斯同志，甚至是毛泽东同志等马克思主义者的初衷。　　

然而，倘若真是如此，我是否空穴来风地诽谤？我只觉得写完你这篇文章似乎上升为一种使命。那么，一切的不自信，一切的滥用公权力的重要体现就是：中央政治化地方政绩化！原因我们前面早已说过了，浪漫主义纯洁的共产主义暂时玩不过老谋深算的中华巨人。或者说，要洗掉巨人老思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中央政治化，这个中央是指代中共中央，而非中央人民政府—国务院。当然，宪法上标示中国共产党实行政治、组织、思想领导，政治自然是政党的生命，强调政治并不奇怪。而怪就怪在实行政治化。强调政治，我们姑且理解为日常活动，而政治化则上升为严重的运动。日常活动给人以低调、有条不紊之感，而运动却显得浮躁、高亢，听着不免让人为之担心。运动恐怕是上一辈人所共有的情结，运动早已不在，而浮躁却堂而皇之的存活下来。　　

什么事情一旦“政治化”也就意味着政党掌握着事实的真相，而非事实本身秉持宇宙法则富于的真是维度。人无完人，政党便是由这样一群富有明确目的性的非完人构成，而它们都可以掌握真像？你会玩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的游戏吗？显然不会，非但不会，更会不断强化自己的地位，特权者使用公权力来维护特权，唯一的手段只有谎言和制造谎言。　　

“中央政治化”早以玩得炉火纯青了，历数建国以来，连“文化大革命”这么大的篓子都可以轻易推给几个死人……大家猜想，死人有承担责任的能力何必要吗？我们不难想象还有什么事情的真相是不可以制造的。喜欢对一个事物无限上纲，是过去政客们常用伎俩。现在当然是没有类似情况了，而现在的政党似乎不再是被老百姓发自内心地爱戴，她只是手中握有绝对统治资源，利用复杂经济关系束缚人民。而且自信心显然有些不坚定。十年文革后还未来得及修复，又出现了学潮，学潮之痛刚刚平息，跨入新世纪。原以为高速发展的经济会顺其自然地重塑政党形象，然而百姓越来越感受到“国家发展与自身权益”矛盾明朗起来，党内也呈现出复杂蜕变……建立自信心之遥，忽而又被俗务缠身，便也无心经营了。矛盾不是一天累积起来，其解决也就不是朝夕之间，更不是一道政令便能了事。因而，学潮出发点尽管科学但党不会接受，了解当时国情的谁都不感接受。　　

就像日本无法规避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影响，便通过发动对朝对华战争来转移国内矛盾。可中国的农耕文化不尚远攻，共产党用她鲜明的文化特征，做出了新把戏。自然就是她擅长的玩政治。即一切事物政治化。运用新闻传播观点而言，便是调控媒介具有的议程设置功能。和平年代，中国共产党也好、任何事物都难以独显其大。因而，通过媒介议程设置实现培植民意实乃兵不血刃的明智之举。　　

例如，国家活动和领导人一样，其定位被人为拔高，乃至于很多外国人看不懂中国，更读不懂中华文化。一场奥运会、世博会原本是简单的体育、商贸盛会，缘何举国狂热，并上升到关乎民族振兴的高度！真是不懂这些基调为的是什么？符合还是要劝服民众树立民族复兴意识？而这一切的一切，最终都指向谁？首先是中国共产党，然后才是象征性的赞扬伟大的中国人民。这种隐性赞扬体制建立在封建主义时代，在工业化时代得以运用自如，而如今早已是信息时代了。这难道就是我们党提倡的解放思想？怪不得外国人，甚至中国人自己都看不懂当前的中国经济。为什么？不自信地政党搅和太乱太乱。　　

中央政治化，刻意拔高是最常见伎俩，这样很不好很不好！中央政治化所起到作用非但不是在真正解放思想，而是在为解放思想划定一条又一条红线，设置一个又一个改革禁区。这难道不是固步自封吗？打着人民的旗号来限制人民吗？国民党政府纵然腐败，但人家不刻意政治化（虽然，共产党宣扬国民党后期“一党专政”。深得美英指点的国民党怎么也不想纯粹的独裁者），钱学森先生不就是在那样的环境（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成长的吗？李敖先生说，当年的北大敢于公开拒收教育部发来的文件。这些呢？有位著名学者说过，中国各系统都必须有一位党委书记一把手。而我们的苏联老大哥纵然在很多机构设有党委书记一职，但很多都排在了三把手之外，特别是中外大学……　　

地方政绩化，是和中央政治化相对应的。前面说过“政治化”就像狂热政治运动，那么“政绩化”表现更为明显，就像政界、学界普遍吵得火热的词汇“唯GDP增长”一样。大家都热炒的词语，总不能责罚于我吧！地方政绩化对应中央政治化，这是很像“爸爸这样说，儿子必须这样做，否则爸爸就要惩罚儿子”的情形，中央的红线不是用来吓唬普通老百姓的，自然是给地方划定的行为标准。既然中央不得不热衷于划红线运动，就说明地方想乱搞的心思如此泛滥。如此一来，谁还敢提及多党制言论？没了理论基础嘛！　　

地方政绩化的另外一个表现形式便是“报喜不报忧”，也正是谁也不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勿需多言，我曾经提到的两句话便可作为生动体现：第一句话，为什么当灾难事故来临时，所有的大小负责人第一反应就是捂盖子？从没有谁会悲情说上一句：我负责，我检讨！你说赵作海案件的商丘市政法委书记吗？那种道歉官方得连标点符号停顿都不漏！人家车臣组织还敢在莫斯科地铁抱在按后公然宣称负责呢。而面对大灾难时，人民公仆、新闻媒介却集体沉默，集体失语了！另一方面，领导干部们又不会错过任何一个上镜表现得机会，哪怕是大灾难面前的作秀。真诚的希望，大灾难来临时，除过总书记表情凝重，总理失声哽咽之外，那些围绕绕在他们周围的陪同人员不要过多拘谨甚至赔笑！同志们，你们绝对有权利感到悲伤。第二句话，我曾经问过同学，除过中央常委每天含着权力属于人民，落马官员无奈地忏悔，原来我忘掉了权力属于人民。其他人呢？省是谁的省？市是谁的市？小到一个学校又是谁的学校？是人民但不是个人的，而人民这个概念本身太过于空泛。那就让我来告诉你吧，省不是几千万人民而的省领导的，市不是几百万人民而是市领导的，学校也不是千百学生而是学校领导的，这就是为什么出了事故领导习惯性捂盖子。这就是为什么几千万、几百万人民在领导们开会作报告时被随意代表。在领导们看来，这是我的家事啊，家丑不外扬古已有之的嘛，难道我处理家事的权利都没有了吗？所以，地方政绩化真是“上瞒中央、下捂人民”的为政之举啊！　　

其实，我现在敢于大胆结尾了。魏杰教授在其著作《崛起中的磨合—中国现实经济问题》地149页起开始论述的“继续解放思想”，经济建设是中国现今一切工作中心。经济建设要解放思想，那其他领域呢？毕竟，经济体制改革连同政治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一道，才构成当代中国改革全景。　　

中央政治化地方政绩化，实质是解放思想、实行继续改革的桎梏，这是一道改革的“窄门”，或者可以拔高为衡量改革成败有否的关键。那么，如何才能就像解放思想呢？我提倡“解放思想，与时俱进”，任何新事物、新情况，我想不要人为限制它，不支持不反对，静观其发展，就像中央适用娴熟的“试点”政策。另外一点就是释放掉解放思想的顾虑。犹记得李敖先生2005年在北京大学演讲时说过，毛主席、周总理向来提倡的好东西，被后是一部分人不断紧缩其含义。有没有道理？请从现场千百名北大学子激烈掌声中寻求答案吧。　　

看过《大明宫》，同学纷纷找我所要续集，无耐这是电影孤本。我知道他们都被大唐文化征服了。我并非厚古薄今的人，大唐繁荣只是局限于上层贵族而言，正如元朝宰相张养正诗曰：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大唐的所谓盛世并不值得我们倒退千年去歌颂而诋毁今天的成就，唯一可取的便是统治者那种宽容的心态。这就是对应解决执政党自信心不足，只要解放思想，容乃百态，想唐文化一样吸引一切优秀成果，才是发展之道。难道不是吗？为什么全世界资本主义国家具体形态各异，却依旧不影响其成就强国和国家属性？而追求教条主义的共产主义却在长时间陷入发展困顿？我总希望共产党万岁，真正为人民服务的共产党，我希望她永远存在！　　

那么，当我们面对好莱坞中涉及反面处理中国形象时，不在嗤之以鼻，进而民种族主义高涨，而是大度的会心一笑。中国没事，而且越来越强大。什么时候面对大灾难时，新闻媒介真正高高捧起人民力量，人民与不再需要想渴求明君圣主般“感谢共产党”，领导干部们满怀谦卑的说，做的还不够，请人民指教。什么时候我们能让体育还原成体育，阅兵就像俄罗斯引进北约武装力量而不添加任何政治议题时……“中央政治化”才有希望得以修缮，“地方政绩化”也才不敢露头了。我想说，其实我们真的很优秀，只是别人不知道，只是我们不自信。那么，政党能否运用新闻媒介想国际受众设置议程呢？抱怨是没有用的，只有文化层面的认同、归属。才能彻底建立自信心。否则，中国越发展，别人对你成见越深，就越具有威胁性了。　　

会不会有这么一天呢？有！但过程会很艰辛，共产党一定要确保只身浪漫主义纯洁性并主动改造国民性。现在可以运用的工具就是互联网。让这个体现受众现传播主体性工具顺应民意大爆发的时代，引导、改造国民心理。不是监控而是细心地、人性化的、发自内心真诚地倡导总理青年节在北大重提的“民主、科学”。　　

我坚信，人民积聚有最大智慧，当共产党与人民再次紧密融合，其威力将再造1949。只是，这次的历史谱上讲述写的将是“和谐世界”的篇章。　　

　　

　　

　　

　　

　　

　　

　　

　　

　　

　　

　　

　　

　　

　　

　　

　　

　　

　　

　　

　　

　　

　　

　　

　　

　　

　　

　　

　　

　　

　　

　　

　　

　　

　　

现状认知切片(2)：中国缘何频现“多党制”言论　　

　　

　　

　　

　　

　　

　　

　　

《人民日报》曾发表过《我国绝不能搞西方多党制》的房宁署名文章。作为中国第一大报却作出如此露骨的报述，其目的不得不说是为了社会可能产生的关于“中国多党执政”舆论的一种立场声明与严厉回击。这不仅代表一报立场，这更是人民的声音。　　

前年是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也是刚好过去的改革开放30周年的日子。特别是近10年来，中国经济迅猛发展，国际地位得以快速提高，过低影响力迅速扩大。中国的发展已成为世界第三世界各发展之欧尼国家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典范。但中国的第一大报却在此时抛出了反驳关于中国多党制的评论文章，再次领略到国际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　　

但是，中国频现多党制言论的思潮以及中国大报反击错误思潮的行径却是客观存在的，这种思潮肯定不会是无中生有。我觉得，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文化的创造　　

中国是一个具有5000年博大文化的大国，这是无可非议的。但是，冷静的说，由一脉相承的中央集权制度下创造出来的“奴性文化”在国民心中占据主导地位，社会主义设个舶来品在短期内显然难以快速融入民众的内心。另一角度而言，几千年的文化从整体上而言是否具有一个系统？这是必须明辨之的。奴隶社会自是不说，封建社会的情况我们看似很熟悉，而近代社会又显得太乱太乱。中华民族重来都是崇尚自由与民主的，当社会环境得以提供的民族自由与民主时，社会文化便会发展繁荣。奴隶社会的贵族们是具有相对自由的，因而诸如《周易》之词便是出自他们之手，而非代表人民的奴隶写出来的。因为它们没有自由可言。封建社会是中国历史上社会结构超稳定的时代，牢固的君臣关系下的权利与义务，被严厉控制的自由和被统治者异化的文化，中国社会失去了自由，因而，历史便也失去自由。在这个时代，任谁都没有真正的自由，围绕在皇帝身边的大臣素来就有“伴君如伴虎”的恐惧，他们的侍候的主子—皇帝，应该是帝国最具自由的吧。但皇族家法和宗庙祖训让多少贵为天子的他们思凡不已啊。例如，在寻常人看来可以自由追逐想要的爱情，这在皇室看来却成为最大的政治！众人总以为，皇帝应该是最具有自由权利的人，所以挤破头皮、冒着灭九族的危险行行“冒天下之大不韪”之事。在没有自由的年代，便没有任何文化与创造文化可言！　　

时间辗转至1840年，中国社会的超稳定结构开始发生一丝微妙变化，这恰恰是那些身处庙堂之外的知识分子们首先感知到的危机。以儒家思想为主导构建起传统文化体系正受到西方思想的猛烈冲击，皇权得到很大威胁，自由开始得到很大张扬。这是一个创造文化的时代，从洋务运动的翻译西学成风到维新运动的革新思潮泛滥，一直到民国宣扬的民主、自由。中国社会、中国主流社会终于标榜出自由与民主。正是在这种标榜的鼓舞下，《新青年》在人们的思想中国注入了一剂强心剂。虽然有了自由与民主的精神，可依旧动荡不止的社会，让这种文化创造很快夭折了。　　

新中国成立60周年，社会宁静、政通人和。应该是中国文化欣欣向荣的大发展时代。但是，博大的传统文化并非十足的好事。社会主义制度带来的社会主义文化，确实已近扎根于中国土壤，但人民习惯于集权统治的思想很难在一时间改变过来。　　

用一句露骨的话来说，中国社会并没有形成当代属于自己的文化整体风味（系统）。为什么这么说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这本身是无可厚非的事情。但如何正确对待千年的传统文化确是很大的难题。人民普遍贫穷社会环境下产生的文化，虽然博大但绝不敢谈的上高尚。因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际上要解决并存文化之间的关系问题，这是中国共产党必须借解决的“非物质层面”大问题。但是，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本身就是需要不断完善的过程，所以这就是一个文化转型的过程。因而，也就不可避免的会有各种思潮入主尚不明确的整体文化领域。这确实是一种进步的碰撞，在不断磨合中，达到去伪存真正是中华民族崇尚自由不盲从统一的民族思潮。　　

中国共产党试图引导这一思潮来促成统一大业，时下便是要集中精力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并解决产生的棘手矛盾、问题。纵观新中国成立的以后30年，关于意识形态之争从来没有停止过。基于这种斗争的实质是什么？这必须是一个很大的课题。但斗争并没有给这个国家带来主观层面的成效。面对这样的历史教训，中国共产党不得不注重理论建设，频繁提出指导思想意图引导这种文化发展方向。　　

时下中国确是没有统一的主流文化思潮，倘若有，也就是共产党意图将自身的党文化上升为民族国家的整体文化意识，日常生活中我们明显感受到的政府主导、精英参与、百姓观望模式恰恰证明如此。但是，这是很惨白的现实。民族文化并非简单的政治、经济范畴，也不是某一个政治集团、某一个人可以直接代言的。但共产党必须这样做，因为她可以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根本利益。中国文化太复杂，不能够让人民很清晰的理解、接受，很多更存在于党的掌控范围以外！社会主义如何与传统文化相结合，以及中国现状是一种低层次的小康……党还是选择了这样的文化构建方式。　　

中国虽然是文化大国，但或许就因其太大太古老的原因，它的步子总是迈得很吃力。被统治者高度异化的儒家文化为中心的两千年超稳定体制，其心态还未迅速吸收与辨别外部文化。因而，造成了国民的文化选择无方向性以及整体文化的系统缺失。再加上中国境内复杂地表形态以及众多复杂的民族构成，都对传统文化，特别是共产党文化传播带来了一定阻碍作用。而党的文化在当今社会很大程度上就是经济物态化文化。因而，未及之地便与传及之地的经济状况截然不同。而党文化中的经济成分实际上是一种利己的受众选择过程，正如中央党校高级干部研修班最近讨论的“共产党本身是否存在自身利益、”的命题一样。只有对自己有利，受众才会很积极地接受。当然，中国共产党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虽然不排除极少数腐败分子的存在，但总体而言，受众还是很接受的。　　

由此可见，中国社会主义这种外来文化要与传统的中华文化相结合，必须要有一个漫长的过程，而且是两者有机结合创造特色文化的新的过程。在新的文化转型中必然会造成思想的混乱，而与集中精力进行经济建设相冲突。但事实上，没有现实中存在的发展就没有任何冲突发生的可行性。　　

中国包围论　　

中国着，乃中央王国也。最典型的莫过于周王室按照宗法制度建立起来的政治上的分封制。而王室的中央政权被封地拱卫，处于地理位置上的包围之中。这是中国关于包围比较早的佐证。其实，比这更早的历史传说为数不少。例如原始社会，人们居住在一起，但中间确是这个集体权力的象征地。也就是说，这是维系公平的地方。如果说，先民们在很久很久以前就已经有了包围的意识，那么周王朝的分封制则是上升为一种国家意识，即全民意识。而且这种包围都是唯权利的，唯政治的。　　

中国就是这样走过来的，万事万物都包围在政治这一永恒的话题而发展过来的。因而，从来都是很少是有意识形态之争的，特别是在古代中国作为文化中心，以一种傲人的咄咄逼人姿态居世，自然不会受到外部非议。但是，时下的中国却又是受到某种包围。这也是质疑中国共产党“专政论”的重要原因。中国的确是处在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包围之中的，而且这种包围并非一下子形成的。　　

在上世纪90年代，随着苏联解体，两极分化阵营对抗的结束，一个时代也随之结束了，克里姆林宫上空的红色啥事退却，在亚洲的东方，白色恐怖对红色的憎恨之潮顷刻间向中国袭来。但中国却以傲人的雄姿用事实说话，体现出科学的科学社会主义强大生命力。　　

然而，中国多党论依旧时断时续，这很难说是不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推波助澜。在929量的经济危机中，资本主义用战争最后解决了矛盾，但实际上是加强了资本主义主导世界的力量而严重削弱了社会主义苏联的实力。1973年的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在用类似国家干预措施以及对东欧和平演变来转移国内公众注意力的。但是2008年的这次危机，资本主义必定要在转移民众注意力方面做一些小动作。处在意识形态包围中的中国却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局面。这使得视《国富论》为至上经典的西方国家感觉极度不平衡。因而，在妄想颠覆共产主义政权无望的情况下，为了转移注意力，这些人便利用及少数民族败类言论来作为鼓吹多党制的基础，其用心险恶可见一斑！　　

但是，这种险恶用心注定是要归于失败的，当全球面临金融危机，中国再一次呈现出责任大国的心态。向全世界经济复苏与发展作出庄严承诺。3.14打砸抢烧事件后，中国人民与中国政府本着用事实说话的原则向全世界媒介开放了赴西藏采访的许可，让西藏的各路记者感觉到共产党中国并不是如自己国家政府所标榜的严格新闻审查。5.12汶川特大地震之后，又是中国变革人们的成见，中国一改30年前唐山大地震封锁消息的策略，向全世界作出提供真实信息与外界记者进驻自由采访的庄严承诺。可以预想的是，世界主要媒体，基本上都是直接运用中国新华社的原文来报告灾情的。　　

中国正式以这样一种开阔的胸襟来对待世界各地的朋友。如果说，当资本主义的舆论向中国包围过来，我们在采取了一种怎样的应对策略，是的，我们不再是悲情的防御于苍白的辩解。我们是在以积极姿态向全世界积极推销自己。　2008年8月8日　和　2010年5月1日　，中国政府和人们对自己做了一次很好的推销……　　

如果说，在十几年前，这一股子“多党制”的分裂中国言论可能会有一些国家公然附和。但是，如果那个国家直到今天还敢于明目张胆的鼓吹，它一定会是在走“孤政府主义”道路。西方人民直接受益于“made in china”带来的便捷生活，在他们看来，china让他们的生活更加实惠，他们无暇顾及那些政治家们杞人忧天地担忧“中国威胁论”。只有生活更好才是生存的最高目标，因而中国包围论是迟早会归于解体的。‘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任凭资本主义政党是否承认这一事实。而实际上他们在选举的时候会用金钱来收买人民。所以，他们的民意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当民众支持率跌至红线时，他们自身岌岌可危，还有什么精力来支持中国的分裂者宣扬所谓多党呢？　　

公开与封锁　　

正如前文提到的一系列事件中，中国政府所采取的态度一样，中国在信息的公开与封锁方面是完全有资格数落西方国家的。　　

据有关资料显示，在美国当方面对伊拉克实施军事行动，推翻现政权后的一年，竟然还有近四分之三的被调查美国人不知道伊拉克在地图上的具体位置，更别说之前知道多少萨达姆长成什么摸样了。《全球传媒报告—战争与媒介》中就记录着战地记者在伊拉克战场几乎真实的工作经历。他们每一步行动都要经过高级军官的审查，以避免出现对当局不利的言辞。　　

公开造假的解决人质事件，美国媒介—全球新闻教父再一次向全世界颠覆自己的理论。他极度地封闭对自己不利的信息，实际是为了党派利益而欺骗美国人民，欺骗全世界人民。　　

《创造性破坏》中有这样一种观点，全球文化贸易，即资本主义依靠自身优越的经济优势，再向全世界都受自己的生活价值观念与文化主张，很多国家特别是比较弱小的国家或者是自身还没有构建完整文化体系的国家在这样的贸易冲击下，无法形成天然的有选择性文化机制。因而，这边不难理解为什么很多国家在文化上不可避免沦为资本主义强国经济乃至政治附庸。　　

中国便在一定程度上收到西方文化入侵。改革开放实行的历史条件下，中国民族文化生态遭受严峻考验，整体文化氛围被打破，但对外开放的步伐似乎坚定不止。当外国文化像洪水般袭来，而民众内心却没有形成选择机制。30年了，整整一代人的奋斗，三代人的成长，这种西方影响是绝对不敢忽视的。中国便是在接受着外国的文化，直到不久前我们才意识到一味向西方宣扬黄土地、大辫子、宣传宫廷剧的阴谋与忠君思想，这都不是对中国文化的真实解读，就更别说是在弘扬所谓的优秀文化了。　　

其实，从另一个角度看，是中国的近代史教育出了问题。就我们这一代学习历史形成的价值观而言，完全禁锢在帝王历史、国家屈辱抗争史层面。除了在年少做着异想天开的皇帝梦和对慈禧、李鸿章、袁世凯、老蒋不公正的唾骂之外，没有任何可圈可点的收获。我们能熟悉工业革命带来的社会进步，甚至在欧洲殖民主义侵略亚非拉地区的意义的结尾处还得加上一句：传播了先进生产方式。而且，如果是在诸如高考的历史答卷上没有写明这一点还要扣除两分……纵使我们完全熟悉了那段历史，甚至比外国学生更乐于死记硬背，但有什么用？别人学历史是为了借鉴，是为了假设何时发生第三次中日战争；学习历史是为了考试，不是在为资本主义呐喊又是在干什么呢？　　

这样的青少年，如何有鉴别力！　　

因而，当极少数民族分裂分子其自身利益没有得到保障和满足时，他们便会张开不安分的嘴，而这些从小就在西方文化优越性环境中长大的人们非但不会义正言辞站出来便是反对，份儿不屑一顾抱着看热闹的姿态，缄默不言。任凭那些小丑一次又一次地上演着闹剧，由此可见，公开和封锁的程度，都必须是要小心地把握的。　　

民众默许这样的政治闹剧很大程度上与对西方的认识发生偏差有关。如果当民众对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历程有着清晰认识，便会懂得文化的选择性选择。但是，再在这些有西方意识的头脑中进行某些辨明性教育则显得困难重重。　　

其实，就美国而言，它自身社会问题就挺多的。自杀、谋杀、吸毒……而这些情况在青少年中尤为明显。但是，还是有很多人趋势若鹜地前往美国留学、定居，者甚至成为一种地位和财富的象征。倘若能在异国他乡积极求学、为国争光固然好，但又有多少人在国外沉浮？乃至最近有中国留学生卖弄假文凭成风，可否窥一豹而见全身，有多少这样的沉浮之士在大大方方的丢国格？多少留学生在国外的生活让人丝毫感觉不到这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呢？　　

就是这样公开或者封闭的影响因素，不难想象“多党制”言论存在具有客观环境了。　　

国内发展矛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个伟大创举。而且这一理论体系仅是提出尚处于不断完善与发展阶段。这个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关键期，这个矛盾凸显期，必然伴随着机遇和挑战。　　

中国正在进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然也存在或多或少的不和谐因素。我们的新闻媒体一改一贯歌颂繁荣方针，一段时期内将大量镜头倾注于揭露社会阴暗面。虽说新闻媒体作为舆论监督的工具本身无可厚非，但就是因为过于集中导致了人民对社会现状普遍曲解。现在发过来进行正面报道，更像是修复之前的错误，人们不禁要问，有这么随意吗？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作为一个正在进行工业化的人口大国，发展经济、科技创新与环境保护三者矛盾将长时间并存。发展经济与解决就业之间的冲突不可避免。再加上中国复杂的地理环境导致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现状，这些都是客观存在的制约发展瓶颈。如果说物质上的差异尚能通过时间和发展来磨平，那么中国人民普遍缺失的科学观念，那些富人们在消费上表现出的不理性，极大加剧了社会民众内心不不平等。简单来说，成长于集体大锅饭的人们有这样的心理落差，并不奇怪。　　

就公民普遍关注的受教育问题而言，矛盾似乎就明显体现在教育资源分配不均衡，也即城市和农村占有资源的差异。可悲的是，时下中国的百姓们，依旧对读书改变命运抱有幻想，他们不知道受教育早已成为富人们用钱可以随意购买、随意玩弄的一种形式了。城市的孩子不但可以接受较完整的优质教育，而且远比农村晚至6、7岁才有学可上更见成效。因而，在受教育的起点上面，农村的孩子就被城市的孩子抛在身后远远地了……我们可以发现这样一个有趣现象，但凡父母坐拥一官半职，其子女大多拥有耀人的留洋学历。难道这些人真的都是继承了父母聪慧的血统，一出生就注定其具有贵族血统和气质吗？其实不然，有一个这样的留学生，他在国外怎样奢侈姑且不论，该生有一个嗜好就是睡懒觉，每天都要家人通过电话催促他起床……凡此种种的情况，我们的人民看了、听了又会作何感想？一个普通大学毕业生，为了寻找一份还算体面的工作，都不知道要浪费多少简历复写纸，再跑怀疑双鞋之后看能不能找到一所用人单位？一个才华横溢、魄力十足的大学生在遭遇海归时，其多数下场可想而知，我们国内评定高校青年教师职称时多半就以是否留洋为重要依据，就差在了留洋背景上面吗？　　

中国共产党，是人民将信任寄托于深的唯一执政党。但是，从每一起层出不穷的官员问题案件之后，人民的信任度再一次次饱受侵蚀。不用详说，这些人虽然只是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中干部中的一小部分，可恰恰就是他们影响着党群关系。当然，这与新闻媒体本着构建怎样的政府形象目的，从而组织何种报道模式分不开。　　

正因为国内出现的一些矛盾长年累月得不到解决，涉及核心问题大改革迟迟得不到跨越，这已大大影响了经济改革的最终导向。直到今天，社会改革终于呈现出重重矛盾，而且很多都是党和政府一时间内无法解决的。按照约翰.奈斯比特先生的意思，中国人民其实是最现实的改革最小阻力，只要让他们看到来自改革带来的好处，一切的思想成见、一切的所谓改革阻力都将不复存在。相反，他们还会积极主动维护这种改革。正是由于民众幸福指数随着改革推进而越来越低，他们开始冷静思考过去那种单纯支持的狂热，加上现实生活周围存在一切不如意景象，开始对党和国家有所怀疑，使得西方多党制言论依旧有市场。　　

但是，矛盾终归是矛盾，这一切矛盾的根源都在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生产不能满足人们需求的一种激烈体现。共产党明智提出了用发展来解决一切问题，用分配来调节不可避免的分歧，中国的社会体制转型与经济发展才能真正实现又好又快。可是，并非所有人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从另一角度而言，出现思想上的异音也并不奇怪。中国党和政府也再为自身建设而不断改善，从2006年起，中国共产党颁布了两个党内条例与反腐败局的挂牌，都体现了党和国家政治腐败的坚强决心。从提出打造服务型政府，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思想则看出了民本政府的希望所在。但改革需要时间，思想意识上的弊病仅凭几道政令是很难起到明显效果的。　　

矛盾的解决最终是要靠发展，不仅是经济层面的发展，更包括指导发展本身理论自身的不断发展。这一切新闻媒体起到十分重要作用。　　

仇敌主义势力　　

从新中国成立开始，就存在反华、排华势力，特别是1959年的西藏暴乱之后又添加了一股新的分裂势力，这些力量最终不可避免的走在一起，合流的姿态是它们拥有相似的政治目的以及某些固有权利没有得到满足和延续。　　

仇敌主义势力在新时期又有一些新的表现：　　

跟屁虫理论　　

美国和中国这种似友非友的关系是这些分裂势力存在的主要依据。只要美国当局时下抛出一些所谓中国人权、民族问题来粗暴干涉中国内政，这些势力都会蜂拥而至，而且，国外当局的很多政治态度大多是受他们私下煽风点火的影响。以达赖集团为代表的民族分裂分子就与法国萨科奇当局沆瀣一气，共同指责中国领土主权问题，他们为了寻求外国政府庇佑，积极为主子谋划中国麻烦。　　

文化衰落论　　

达赖集团活动的一个借口便是，中国政府干涉太多关藏人自由。更为严重的是将藏文化引向同化之途，让外国政要们以为藏文化在消亡，毕竟，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西方，特别是欧洲队西藏有着特殊的历史情结。他甚至妄图唤起不明事理的藏族同胞，以此激化国内民族矛盾。　　

历史遗留论　　

这一部分人主要是“文革”的过来人，在那个颠倒是非的年代里，他们的家人或者朋友可能就是蒙冤而亡，导致其内心的一种不畅快。因而，很难再对共产党怀有一颗公正的心。至于后来的“学潮”，这些流亡海外的“学运领袖”就不用说了。　　

台湾邦交论　　

某些与台湾的“邦交”国对共产党中国是不怀好意的，因而自然成为那些分裂势力天然活动场所。　　

面对仇敌主义势力，中国党和政府应该以保持警惕，更要以高姿态来发展经济，只有中国强大了，才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决定性因素。　　

事实上，只有不断坚持和完善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政治协商制度，才能最大程度上集中体现民主力量，充分吸收社会各界意见才能永葆我国民主政治建设欣欣向荣的局面，才能保持我国现代化建设稳步前进！　　

　　

　　

　　

　　

　　

　　

　　

　　

　　

　　

　　

　　

　　

　　

　　

　　

　　

　　

　　

　　

　　

　　

现状认知切片(3)：69圣战的媒体表现　　

　　

　　

　　

　　

　　

　　

　　

　　

新青年的民意代表，也就是传播学中间的意见领袖韩寒同志于69圣战之后，在其官方博客发表了后来致其公开道歉的文章《向国家机器道歉》。韩寒之所以是韩寒，虽然不是因为他“被韩国”，而攻击身后的土地，也就是说他之所以写出了影响大局稳定的帖子，仅是其韩式风格的再次体现吧。当然，韩寒同志在新浪网的官方博客可见的近4亿次点击率，他的任何一种过激言论自然免不了刺痛当局的神经，因为人家是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民意代表。自然，周秦今天的发声。似乎可以毫不畏惧。毕竟，我的播客半年来的点击率不过十位数，自己也就懒得更新它了。所以，即便是发表在拥有2000多访问量的腾讯空间，凭借着每天个位数的浏览量，依旧达不到所谓的大众传播效果，因为仅好友可见。所以，我只所谓言论，或偏或激也不会招来国家及其的恐慌。自然也就不可能陷于复杂压力而出局道歉的事实。倘若真是如此，我倒算是真火了吧！为什么不遇见呢？既不是靠卖肉体、色相，又不靠推手公司的策划包装。当然，我倒是不羡慕韩寒，他因为他早已没有了言论自由，而我在此之前是有的。我是自由的。　　

之所以出具我的思考，除过帮助某人完成任务外，还基于以下两个原因：　　

其一，韩寒同志虽然写了致其发表道歉的言论，由于其言论自由早已收到阻碍，其说法依旧未能切入问题的核心；　　

其二，韩寒同志说她喜欢6.9，却不是喜欢所谓的圣战。我倒是觉得这有点儿像上世纪末在大陆风行的日本动画片。或者说，圣战一词在中华文化的词典中绝无仅有，多少也算是伊斯兰文化的体现。关于6.9，在我心里倒是想起了跪着造反的戊戌变法和64事件。　　

事情的起因　　

按照我所能掌握的材料来分析，当然人们所戒指的原因，我这里就不再累赘。而是要发表一些难免于被和谐掉的声音吧。按照网上一篇帖子的爆料，韩国当日在世博园发散了大约一万张韩国超人气组合Super Junior的现场演出票。其中韩国歌迷5000张，中国游客（可能是除了韩国以外）发放5000张，但从现场看韩国以外的几乎都是狂热的中国人。网上的帖子爆料，门票发放机构只是将其中的一小部分公开对外发放，或者说最少有一半以上的票被潜规则掉了。这才引发一场全民大骚动、大混乱。　　

这是一种诽谤还是确有其事呢？我确实不得而知。世博开幕当天我就极少关注这个耗资4000亿元人民币的面子工程。在中国这个城乡二元体制即将崩溃边缘，城市化早已步入绝路却打着“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幌子，我实在是无法理解的。事实背后过多的心态不是我在这里所要涉及的重点。那么，圣战是源于歌迷疯狂还是处于世博当局真存猫腻呢？　　

就像著名作家叶永烈在其著作《解密朝鲜》中的分析朝鲜在中国申请举办2000年奥运会的最终投票决议环节是否投下了对北京的反对票，转而支持悉尼，也就是后来2000年奥运会的主办方。通过全方位的、运用分析历史史实的方法，最终得出了朝鲜的德行，是很有可能投下反对票的。　　

让我们先来文辞性的谴责一下疯狂的歌迷吧。如果说圣战的起因真的是由于歌迷狂热得失去了理智，我倒是觉得这并非一件坏事儿。其实仔细想想，事件之外流露出的是我们民族的深层文化心理。只是这种狂热的内容、对象与狂热的舆论支持环境切不可与30年前的岁月同日而语。但段岁月相隔不过30年，却仍旧看出我们民族固有的文化心理不易改变。不要认为我们开国大典、改革开放实行了社会主义千年之变革，担忧我们的文化正在被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所侵蚀。其实，那些关于文化心理的深层因素非但不会轻易改变，而是像普遍真理作用于不同时代背景下的一个个历史事件中。　　

前者的构筑新中国的建设，制造起历史性错误自然也是惨得让人瞠目结舌。后者却是让人摸不清形势。主流媒体的声音显得对圣战极少正面评价，被批判者也好、发动者也好都显得少了几分根正苗红了。　　

歌迷会这样的疯狂吗？或者说歌迷们本来就打算导演出疯狂出格的好戏吗？我想这也是有可能的吧。按照史上最牛历史老师袁腾飞的观点，我们不要总是以为今日之中国一定比过去的每一个阶段要强盛。袁老师要表达的意思是，历史的发展并不一定绝对向前的。被当前史学界所诟病的明清—所谓中国封建社会的末日时期。当时世界上人口超过50万的城市有10个，而中国就占据6个。而且让我们绝对大跌眼镜的是，当时的中国农民大概是历史上最富有的一个群体。否则吸食鸦片也决然拿不出银子吧。　　

我想我们都不用将时间跨度拉开到数百年前去做古今对比。仅是30年为界做对比就足矣。同样是狂热，难道30年前的狂热是白痴而5.30的狂热却有存在可圈可点之处吗？我实在是不得而知的。毕竟，倘若是几天、十几天的国际盛典，国人的一切毛病陋习还是可以憋住的。事实正如我所言，奥运会咱们很好体现了大国风度，世界重新认识了中国形象。但这毕竟前前后后不过是半个月而已。而且是规定的极其严格的场所，关注焦点富于吸引力。老外满意了，我们自己也就满意了。　　

世博驾到，这是一场长达180天的马拉松式的主题场馆开放日。扰民了吗？不仅仅是扰乱了上海市民，更是扰了民心。似乎从来就不乏丑闻充斥台面，这些都是由富于创造力的中国人民创造的。排队、插队无法和止，当局人员殴打记者，闲逛的民众骗取纪念品。当然肯定还有我掌握数据之外的中国式参观。我想这与待客之道无关吧，所以，有好的外国朋友千万不要诧异，款待你们的是当局而非普通老百姓。既然如此，人民不关你们事的生活方式被撞见了，请当做看不见，普通老百姓还是很随意的，不要为了你们到来，该吐痰的憋着下咽，该插队的站着让别人过去，生活还有自由权嘛。　　

这一切似乎都无法上限上纲。安上一顶公共素质淡薄的帽子就足矣了。但从这一仅有的蛛丝马迹，就可以一口咬定歌迷能否上演之前的那一幕？所谓歌迷，其实是一种精神层面的市场消费者，用新闻传播观点分析，他们是信息受众，或许这是一种受众自主性（主动性）表达方式的体现吧。我们将在后面具体谈到。　　

现在来谈谈当局可否潜规则票呢？凡事都要讲求证据，事物的发展趋势似乎可以从现实中找寻规律。其结果是：当局或神秘的有关部门是极有可能那样做的。　　

其一，当局几年来的形象却有不佳之处，暗箱操作、特权交易等成为为官从政的必备素质。况且，搞几张票在今日之中国又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可能其性质还没有私吞几张发票税值得追究呢。　　

其二，我们还是必须要抛开民族成见，不得不承认Super Junior等韩国超人气组合确实具有的很强吸引力。正像蔡依林如果在西安开演唱会，我也会疯狂一样。想必这些工作人员也不会是现实单身吧，几万人的工作人员，只要和他们有着一丝关系的某某某，而且对这个组合有兴趣的话，要一张票何其简单啊。只是没想到，这会引来一场比发现一个巨额贪污犯引发了更大地震呢。　　

其三还是要再谈一些大环境的无形影响。这也是最近我喜欢常提的整体文化氛围。我们通常的印象是，北京人自大一皇城子民自愈，上海人小气身处国际化大都市压力太大…那么，处在这样文化氛围的社会管理机构能说他们可能保持纯正吗？　　

由此看来，小气的当局扣下几千张门票而作他用的确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小气者，也是现时代艰苦朴素的体现嘛！当然，这只是我撇开大家所熟悉的角度来谈的，普通的歌迷能有什么理性鉴别力呢？所以，他们免不了一闹。倒霉的还是武警哥哥们，而事态背后的真正大佬，横向两次世界大战躲在身后观战的真老虎—美国一样，咱们中国的大佬竟然不会受到一丁点儿的冲击？这种维稳的体制啊！因为韩寒同志提出要找国家机器的麻烦，却不得不说的那么委婉含蓄。而且还得道歉。一般的平头百姓还敢于得瑟吗？你们得瑟的起来吗？根本就是没人搭理。　　

受众与心理　　

就像我说过的中华民族文化词典中决然没有圣战这个词汇一样。一场冠之以洋帽子的网络口水仗到底能有多少民粹主义呢？我觉得这是有仔细思考的必要。现在似乎可以解决一下前面遗留下的“所谓歌迷其实是精神层面的市场消费者，他们又是信息的受众，这是否就是一种受众自主性（主体性）表达的大爆发呢？”　　

现代网络时代媒体，尊重并保障了受众在传播活动中主体性地位，民众拥有了更为广泛的信息权利（包括接受、传播、制造信息的权利）。但受众群体是一个与“人民”一样高度抽象的概念。整体网民的意志可能很强，比如这次圣战的本身。但单个受众则如草莽，乃至于他们的生命。而那些出自民间的受众代表早已失去言论自由，成为不痛不痒的言论者。　　

正是由于这样，现代化形势下的很多东西我们都读不懂了。包括邓小平同志推行的在当时社会收到普遍推崇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战略决策。网上流行了小平同志所谈的十点希望（虽然原名不是如此），则可以看出很多都是我们党、我们中央、我们伟大的小平同志无法预期的，因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　　

关于受众在网络时代的主动性地位，不是我这里要强调的重点。大家只要知道这个现实存在便可以了。但一切都只是改善，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受众在传播过程中的根本被动地位。其一，传统媒介也好，新媒介也好，都是掌握在少数代表统治阶层权贵手中，网络的尺度只是满足你但又不会完全满足你的；其二，我们社会最根本属性没有改变，先前建立起来的一整套社会组织机构以及他们各自代表的直接利益体没有发生改变。因为事实上的巨大贫富差距无法消除。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培训班最近讨论的：共产党自身应否有利益夙求的言论是很可以说明问题的。　　

所以，我个人觉得单凭以上两点显而易见的分析，便可以看出圣战前因起源了。并不是简单的对韩国人挑衅，也不是单纯的脑残歌迷，而是有着更为深层决定性因素。那么，我想从两方面来介绍这一个看似简单的命题：　　

我们对日本大和民族向来积怨很深。这种仇恨源于1894年的甲午战争，它由此断送了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开始。由于台海现状，大陆历史学界对于台湾被日本占领的50年国耻提及很少，它只是被简单的划归为甲午战争的影响。当然，13年侵略我国土杀我子民是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而近年来的关系也是时好时坏，当你问日本人对中国人印象如何时，得到的一定是和我们同样的答案。　　

说日本不好的是谁？我们伟大的党！所有这几十年来我们党的一切对日方针体制，由旗下的新闻传播媒体造势，早已对我们进行了长达几十年的狂轰滥炸，这便是成天热衷于与日本发生不愉快的原因。当然，这些有时必须要要去做的。可是，正像全世界殖民国家用赔款充裕生活而日本将大部分庚子赔款用于发展，日本这一个学习型民族的优秀品质，在我们仇恨的意识下，淡然忽视掉了。韩国也正是规避了中国注意力，早已着手于研究如何打入中国市场了。这倒这些年，我们才猛地发现，原来韩国人本身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出现这一情况的原因是是什么？这说明中日关系确实得以真正改善，这使得中国在东亚地区的注意力开始出现分散，原来韩国一直在坐收渔利。　　

那么，我们以前是怎么宣传韩日的呢？无外乎是按照我们意识形态的需要随意篡改基本史实。日本的发展大吃软饭，完全源于美国提供的资金支持，倒好像没他们自己什么事儿一样。韩国可就是大大的伟大啊，似乎韩国崛起直接与《成功没有你想象中那样困难》一书有关联。他们一方面依靠美国，一方面更是凭借自力更生，而非吃软饭，达到今天的国富民强。别忘了，美国自从朝鲜战争之后，韩国当局曾长时间将国家军事防卫权托于美国，直到现在还在韩国驻扎有数万大军。这并不是简单的军事合作关系吧？我们何至于将两国差别描绘得如此之大？　　

日本果然是坏道一无是处吗？日本政府前几年刚完成的对中国多大2000多亿元的战后补偿性建设资金又被谁提及过？而韩国人真的也就长的个个貌美如花、爱情真的就是浪漫到死吗？北大某教授亲身纰漏了自己的韩国行，告诉你一个真实的韩国。我告诉大家，非但韩国从来不什么好东西，别以为我们的社会主义兄弟朝鲜又能好到哪儿去。他们的社会德行是你不搞去想象“这就是朝鲜”。如果您有兴趣，完全可以去拜读一下叶永烈先生著作《解密朝鲜》，由新东方出版（香港）有限公司荣誉出版。原来朝鲜的德行是那样的差，对韩国印象的重新洗牌是从前两年的端午节申遗惹出来的，对于社会主义兄弟朝鲜呢？很多人恐怕至今尚知不多吧。我们只是大概了解今天的朝鲜就好像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的真是版，怪不得被誉为活化石。但这仅是指其社会状况，他们民族的德行呢？　　

现在的媒体终于说话了。韩国不好，什么都是韩国的，儒家文化、四大发明都是韩国的。虽然这些很多都被韩国当局指出是中国人的断章取义。但让我疑惑不解的是，中国媒体却在这场肆意向韩国泼墨水的口水战中充当看客，而不著一文。这是为什么？这既非社会危机性事件又非政治敏感性事件，媒体缘何再次上演集体失语？难道是被那位看客悉心劝阻了？难道是媒体的深层控制因素在设置议程祈求避开锋芒以寻求自保？难道我们即使用这样的毫无核心、毫无理性的狂热来打响“文化自卫”战争吗？　　

说你好不好，政治因素向来起决定性作用。在中国，这种对韩日的印象制造者是源于几十年来不变的意识形态。所以，这种意识形态下培养出来的优势意见和“变异的译码”衍生出来的少数意见之争。无论谁都是极度可悲的。优势意见的思想意识其根源是何其落后；而少数意见的思想又是何其额暗自飘零、无根之木。他们都是社会拟态环境下的成品。这难道不是在暗示着什么吗？　　

前面说过，现在媒体终于说话了。让我们来看看韩国人其实并日本人更可恶啊。日本人对中国发动两次战争，只是造成我们物质层面的破坏，而且都是年代久远了。十几年来向我们推销的无非就是一些高端电子产品而已，满足了人民的生活需求却也无可厚非吧。但人家韩国确是再高文化侵略，不但搞汽车、通讯器材之类的工业产品，入侵韩流骗取中国无知少年的眼泪和哀怨，更是学会了挖中国文化的墙角。什么都要被韩国。但是我们此刻却忘了日本人当年是如何推行奴化教育的。因为我们只知道推行了奴化教育，终因时代久远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吧。现阶段人民群众的主要矛盾以及有美国转变为日本在转变为韩国了（当然，台湾从属中国内政问题，所以对民进党的矛盾不在其中）。韩国有什么好，韩剧无外乎剧情单调没有现实意义。韩国美女都是挨过刀子的。一夜之间韩国似乎被我们伟大民族贬的一文不值，存在着都是一个悲哀了。而日本此刻却侥幸不已。AV似乎成为启蒙国人性教育的限制级电影，谁又没躲着看过几部小电影呢？由敏感变成习以为常，再由习以为常变为麻木，上升为艺术的层次似乎情有可原了。　　

我们的媒体化没说上几句又变成集体失语了。虽然听从他们的优势意见最终给少数意见上了一堂意义重大的思想政治课，但那些所谓优势意见的根源无疑是落后的。而且全都是在几十年前的那种信息相对闭塞的环境下培养形成的。他们应对体制外的一切事物非但不是敞开胸怀，静观其发展，而是以一种固有的思想成见拒绝人于门外。这就是生活在信息闭塞环境下产生的不安全感、盲目自信的体现。而这些所谓的优势意见是容易受到外来更强势文化影响的。因为闭塞总有一天会被打破，到时候他们还会傻里傻气的来维持今天所谓的体制观念吗？少数意见们并不是被同化。而是暂时收敛自己内心的不满进而强化自己的信念。因为他们的一部分早已经是坚定的韩国的国际受众。到时候，媒体还能侥幸制胜吗？　　

其实，以上两种情况具有明显危机。优势意见再也无法同化少数意见派，看似有悖于“沉默的螺旋”定理。因为优势意见本身也可能是错误的，就算社会大多数人在坚守着，而且他们正处于被打破的边缘。所以，现存优势意见和少数意见都有成为潜在国际受众的危险。如果主流媒体继续抱着隔岸观火的的态度，那种侥幸的胜利不会再出现了。因为圣战本省早已不是简单的宣泄民意了，而是一种潜在的失控。如果主流媒体不是引导而是强制采取切除的话，韩国文化目标真的为期不远了。　　

为什么会有成为潜在国际受众的危机呢？这也是我要论述的第二点。关于核心文化价值观缺乏的着力点。为什么媒体隔岸观火看着全民大打口水仗，为什么对韩国的宣传口径前后大相径庭，但从这里的小小角度似乎可以看出，我们民族缺乏核心文化价值体系，也就是说我们每个人的内心没有建立一个普遍适用的选择机制。媒体的纠结也体现起暂时没能把握脉搏。诚如韩寒所说的，这是一个没有信仰的名族，正因为没有核心文化价值观，上至国家、社会，下至普通家庭、百姓才会缺乏一种氛围一种意识。什么信息可选什么信息不需要？我们心里并不清楚。而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永远是当局代替我们本能抉择的生硬的信息控制。　　

天朝有一奇怪的现象，面对西方似乎是只学器物不学思潮，却绝无看不得比100多年前的地主官僚们高明多少。但当局这样做，在民间确是达到了“双赢”。用过产品后扔掉，但产品体验附带的文化价值深深扎根于人们脑海。出现这种情况很失职的我很深思。但还是不得不承认，人生活在世界上最重要的莫过于体验方便快捷的生活方式，而绝对不是政治、经济、文化之类的范式。如果生活中的任何事情都要上限上纲，这本身就是一件可笑的事情，就像我们现在将30年前的革命样板戏当做一种讽刺一样。换一句话说，网络事件很大程度上是由幕后推手们策划和始作俑者。我从来都觉得在大事面前和主流保持统一口径就是所谓爱国。强人所难，用优势意见去压倒少数意见，并无限扩大化，这本身就是不对的。　　

那么，先让我们回到30年前的那一场伟大变革吧。应该说，那一场大变革伴随着的是亘古未有的思想意识上的极大混乱。资本主义狼来了，要来占领我们社会主义思想阵地，要来扼杀我们的民族企业，是社会陷入极度混乱。事实上，情况并没有想象中那样糟糕。工业文明商品改善人们生活质量，却没有根本上改变我们的文化。中华文化并没有成为西方工业文明的附庸。这是为什么？而今天的一切又是为什么？我觉得原因就是很简单。因为30年前的大变革是逐渐进行的。中国的政策大环境仍旧是一种信息相对闭塞状态，所以讲求信息即一切的商业活动，注定只能是让一部分先富起来。被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事件搞得混乱不堪的中国来百姓心中，依旧保持着信息闭塞状态下对共产党的传统信仰（因为很大一个限制性因素是，他们根本无力也没有意识去挣脱这一环境）。所以，尽管百姓的内心极度混乱，但国家层面划定的一条条红线无形中替他们做出了选择。这种工作一直延续到党的十六大以前。但并非会议之后就销声匿迹了。这只是以此开始探寻新道路的会议罢了。　　

经过近十年难得文化重构，执政党终于意识到自己一贯轻视的重大问题是对待传统文化应该持怎样的态度。这个民族毕竟有着数千年的文化心理状态，由于过去那段熟悉的历史，这种心理被打上太多封建迷信的烙印又遭受或坏。所以，自然是烂的一塌糊涂。关于这一点，在我的相关著作中涉及众多，这里不再累赘。　　

为什么会最终出现国际受众呢？因为逐渐打破的信息闭塞环境充满着很多不可预知性因素。而且人们的大脑，中国的整体文化氛围依旧相对混乱，并没有随着经济的腾飞得以重构，这其实上是大处于执政党意料之外的。政治因素对于文化的实际控制力在下降，绝大多数中国老百姓的思想仍旧是停留在30年前乃至于更早水平，而它们却是这个社会的主要财富创造者。所以，如何重构社会文化，是摆在当局面前下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我们不需要太多大而空的理论论述，二是要立足当下、立足实际。因为消费者与受众其本身是一体的。所以，两者必然要紧密结合起来才行。　　

如果说文化的重构任务无法彻底解决，类似的事件只能是愈演愈烈，只要信息社会还在不断向前推动者。我们那可以预知从优势意见睡梦中惊醒过来的人们会逐渐成为第三股势力，或者是社会民众的极度混乱。当然，我是一名共产党员，我不希望看到这样的局面终会出现。国际受众是一种太可怕的第三股势力。希望我所做的一切都只是杞人忧天、不着边际的担忧。我们不要只是一味的敌视美、日、韩，反之重构核心文化价值观迫在眉睫。更进一步，文化的本质应该不是对抗，而是相互包容、和而不同这不正是中华文化最宝贵的品质吗？看来，我们还要大大加强自信心才行。　　

真正的老虎　　

无论是事情可能的原因—当局潜规则门票，还是面对事件媒体的集体失语，甚至于网上出现最多的也是韩寒同志讲的—国家机器、武警哥哥们。这一切都给人一种什么印象呢？当局勤勤恳恳、尽力为社会大众提供良好的接触世界、异国风情的体验环境。却被一小撮（这是共产党最喜欢使用的词汇之一）破坏分子扰乱者。借着人民军队在历次国家任务中树立的光线形象。以此为挡箭牌，这一切都让我不觉忧虑起来。　　

同学问我对这件事情的看法，我用了极度愤青的语气说了一句我们真的不要在上了共产党的当了，他们巴不得你大闹一场。因为这本身就能让他很好的置身事外，等着收拾残局凝聚人心。事实诚如我们所意料的方向发展。所以，当自然是得意的，因为他再一次成功转移原本属于他们自己的危机。这只能说明被共产党宣传思想教育出来的受众自然是无法看出党本身的用意，毕竟每个人最难对付的是自己吧。但这样的伎俩还要玩多久呢？还能叫嚣多久你？这种集权统治下玩弄娴熟的伎俩同样适用于复杂多变的信息时代吗？　　

我前面说过，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从先接受党的教育，怀着对我们党的无限忠诚。但我又绝不认为一味歌功颂德是爱国爱党的表现，只有学会理性思考才是正确之举。哪怕是想错了，说错了话，但只要是为了当着想，起错可纠也。真为我们党的前途命运堪忧是我自己义不容辞的使命。而且，当今局势并不太平。所以，我想从圣战事件出发，从解放思想、议程设置功能以及整体文化氛围建设方面寻求心理的破解之道。　　

解放思想是当局的高频词汇。毛主席时代侧重于实事求是，从邓主席时代开始就公然提出要解放思想，直到今天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从这句口号我们可以看出些什么呢？或许你会说，这说明我们党的思想体系建设是一脉相承的。当然，这是我们党几十年来文化建设的连贯性特点。但是，这是否也有划定红线、圈定禁区的嫌疑？李敖先生在北大演讲就旗帜鲜明提出了：共产党内的一小部分人不断将毛主席、周总理当年提出的思想理解狭隘化、圈定了很多东西。设立很多红线让后来者措手不及。事实确实如此吧。我们敢说今天的思想言论自由一定程度上不一定见得就比十几年前的尺度要放得开。那么，今天的文学工作者能够拍摄出《陈景润》这样的电视剧吗？国庆60周年献礼大片《建国大业》相对40周年的《开国大典》又有多少思想上的突破呢？尺度放开足够大吗？　　

国共对抗的时代，国民党的宣传力度明显要逊色于共产党，所以这也是导致其退亡大陆的十分重要因素吧。这或许是因为蒋委员长除过飞机大炮之外，并不相信报纸的缘故，而毛主席却对此深信不疑。共产党在这样一种高亢、将的宣传色调中逐渐形成自己的特色。而这也必然会被倒带新生的人民政权中去。我们无法遑论各种原因，这些必然是复杂而繁琐的，或许就是正所谓的成王败寇，历史往往是由成功者来书写的缘故吧。归根到底这是共产党实事求是地于人民相结合创造出来的适合当时国情的特色机制，这就是我此刻开始怀疑的所谓延安精神的是否具有普世价值。强势的党、封闭的社会环境、相对弱小的地方武装、纯朴的陕北汉子、单调的黄土地颜色，这一切都促使共产党不得不投入极大改造热情。而单纯朴素的陕北人民的性格成分恰恰适用于高亢、激进宣传基调。党自然是十分自豪的，带到全面建政后，由于众所周知的国际大环境，推行这种宣传形式的文化土壤和现实必然性广泛存在。何必要去改变呢？更何况，怀揣浪漫思想的党怎么能够重构博大长远的中华文化呢。　　

前面提到的，改革开放伴随着的是30年前遗留下来的混乱思想，而强势的当局在当时似乎可以随心所欲的采用行政命令形式代替人民思考做出选择。也就是从这时候开始，非但米有反思与治疗过去三十年体制所创下的伤，而是通过划红线、设禁区形式，通过历史去遗忘掉。直到现在，伴随着高速发展的经济，共产党人获得了前所未有的信心（虽然依旧不自信），全国人民无比凝聚在党中央，又有什么理由再去做任何改革的必要呢？80年代改革闹出了乱子，现在改革的党内外压力尚小，又何必去图变革呢？　　

所以，一切根本的东西没有改变，或者没有很大改变。和新华社通稿依旧大行于世，《人民日报》依旧是严肃到底的脸孔，央视的改革总是陷于小脚女人的境地。当然，解放思想的前提是因为思想不够解放，成见与落后成分实在太多了。因为就是在十年前，中国尚处于信息闭塞环境中，今天只是在解决，这个过程是何其漫长啊。　　

正因为现在所处的是解决，也就是我们当局常提到的社会体制转型阶段，实质是信息活动方式发生的深刻变化。很明显当局还未能从发展中找到合理应对的工作机制。例如，政府具有相对薄弱的“危机公关意识”，面对信息呢只知道一味粗鲁的控制、把关，直到圣战等社会事件面前媒介集体失语。是不是可以从这些现存的蛛丝马迹中，找寻共产党自身隐忧呢？让我们再来看看让人更加嗤之以鼻的例证。2009年全国房价平均上浮仅为1.5%，不禁让人大跌眼镜。真是该涨的却没涨，不想涨的却一路飙升。直到后来负责人出来澄清，统计数据本身不存在虚假，只是由于我们统计的方法不太适用了。那些成天不消停的地方丑闻就不提了。谁家又没有一本难念的经呢？详见我的文章《论中央政治化地方政绩化》，这就是我们不断提出要解放思想的原因所在。　　

正是这种思想体制的宣传，我们就不难想象圣战这样的偶然性事件了。因为我们对日韩的印象定格是几十年前意识形态决定的。一方面民众大闹起来了，另一方面当局又不想搞思想改革。怎么办？玩弄议程设置——即武警哥哥、百度和不幸的韩寒同志。关于这一点，我想大概您一看便知，这里不再重复了。只是当局千万不要忘了褒奖武警哥哥们，因为共产党亘古不化的宣传思想造成民众自身无知的恶果，只能让武警内卫们出来收拾了。当民众真正意识到原来自己对韩国本身认识太少是有深层原因时，他们的圣战矛头会指向谁呢？党啊，难道你就意识不到这种危机吗？我都替您着急啊。　　

最后再说共产党与整体文化分为构建的关系。在我的各种论述中早已多次提及，它们的共同特点是：现在进入了一个全球传播时代，个文化间是融合是激烈碰撞，我主观上不得而知。诚如前面说的，韩国在掘我们文化的根，并无形中培养了一大批自己的国际受众。放眼世界，除了中国拥有为数众多的韩国国际受众之外，韩国的国际市场的却不是很大。美国这只老虎也默默地搞了几十年，打着的依旧是文化大旗。构筑自己的文化防线刻不容缓了！因为这不是单纯说教可以达到的。而是要于人民现实生活紧密联系起来，也就是要在看似由西方构筑的商业法则中去构建属于我们自身的文化防线。　　

我们可以预见这将会是多么艰难的过程啊，但这又是刻不容缓的。我觉得，这一历史性课题的意义绝对不亚于再来一次1949，再来一次十一届三中全会，因为这是在重拾被我们1949年开始就只是单纯注重物化层面，而忽视了深层文化心理因素。正是我们60年的丢弃，造成社会信息的不断缺失。受当局控制之外的潜在信息越来越多。而现在的情况是，伴随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文化重构必须要提上议事日程。否则那只不过是形体庞大但头脑空空的傻子罢了。青铜是商代的，长城是秦代的，三省六部是唐代的，郑和是明代的，社会主义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但只有这些物化层面背后的文化才是中华民族的。而过去的几十年我们做的不是发展而是破坏。现在意识到必须要发展却有附带了太多的GDP功利因素。　　

我想，在中国这个自上而下惯了的社会，共产党何时能真正解放自己的思想，才会成为加促一切改革的开端。我想，这看似比政治体制、社会体制、经济体制改革更为重要。因为重视思想文化是我们党赖以生存发展的特色，也就是核心竞争力吧。希望当局真不要在策划圣战事件之后有躲在舆论浪尖风口之后，这种躲猫猫游戏是低智商游戏。这既是一个民意大爆发时代，但真的不希望让盲目的民意无为小号在这一次次的亢奋中。一次次消耗，最终将会不可避免地再一次走向麻木。毕竟，中国人真的麻木太久了！　　

　　

　　

　　

　　

　　

　　

　　

　　

　　

　　

　　

　　

　　

　　

　　

　　

　　

　　

　　

　　

　　

　　

　　

　　

　　

　　

　　

　　

　　

　　

　　

　　

　　

　　

　　

　　

　　

　　

　　

　　

　　

　　

　　

　　

社会认知切片（4）：闲话扁鹊　　

　　

　　

　　

　　

　　

　　

　　

提到扁鹊想必大家一定不会陌生，这位自先秦以来就一直名扬天下的神医（虽然这个称谓好像有点抢了华佗的风光），放在今天也算得上是国家卫生部的首席专家了。我们熟悉扁鹊的无外乎其“望闻问切”四种疗法奠定了中华医学的基本范围，更是奠定其中医集大成者地位的标志（当然，中医始祖自然是尝遍百草，日遇七十余毒的炎帝神农氏）就像威尔伯.拉斯维尔凭借传播经典5W模式，不但是奠定其先去地位，更是基本上规范了后世的传播学研究范围和方向。在《走下神坛的毛泽东》一书中，我们可以发现毛主席曾在非正式场合提到过中医和中餐必将是中华民族对世界文明发展作出的独特贡献，总有一天会发扬光大的。按照毛主席的意思，提到中医自然离不开现在沿用的“望闻问切”四法，自然也就忘不了扁鹊了。　　

而我要讲的是关于扁鹊的另外一个故事，有很多人听过，但更多人会觉得饶有趣味。话说扁家兄弟三人，扁鹊成就最大年纪却是最小。由于无法确切知道扁家兄弟二人的具体名讳，我们姑且称之为扁老大、扁老二，扁鹊自然就成了扁老三了。扁家兄弟三人大概出生于中医世家，因为他们的职业都是郎中。扁老大医治病人的最大特点就是将病症消灭在萌芽状态，也就是说不会像今天医患场上常见的非得等到“无病到小病、小病到大病”才肯行医治疗。我们给扁老大姑且安上“防微杜渐”一词。扁老二和他哥哥相比却是稍有不同了，他不想扁老大可以做到“从小病到无病”的无病水准，扁老二的主要作为主要体现在医治小病上面。病前预防没有搞好没有关系，他还是能将危机消灭在进一步恶化状态。再来看看扁鹊，也就是扁家三兄弟中的扁老三，他将毕生精力穷尽在“大病”或者说是明显一线上面，这倒是有些“妙手回春”的华佗气息（又抢了华佗的彩头）。　　

从扁家三兄弟历史人气排行榜不难发现，这三个人中间的行医收入和名气要数扁鹊最大，人家是将小命从鬼门关前拉回来的，有这么大的能耐，怎么少的了银子，怎么能少得了赞誉？扁老大、扁老二虽然算不上庸医，却起不了扶危定居的作用。所以，所得银子、名气自然比不上扁鹊，这是我们千百年的思维了。　　

当然，这里对于扁家两兄弟的评价有两种基本分歧：　　

其一，扁老大、扁老二本身医术如此，并非他们不想医治重症病例或者疑难杂症，而是医术实在不过如此。偏偏只有医治伤风感冒的水准，却硬是要涉及五脏六腑、伤及人命怎么办！所以人们有了伤风感冒往往是叫他们两兄弟瞧病，而不会直接去惊动扁鹊。带到人命关天，弥留之际再找他去吧。　　

其二、也就是我们可能忽视的原因了，扁老大最擅长的正是将小病化解为无形，扁老二最擅长的正是将大病化解为小病。那么，扁鹊的医德更像是：无病变小病，不医；小病变大病，勉强问诊尚不问药；及至大病成了绝症，才是所谓妙手回春之术。曾仕强先生讲到中国古代的君子衡量标准，其中之一则是无为。意思就是，不是我不会做，而是我不想做，就算做了对我有直接的好处，可我偏不做。因为福兮祸之所伏吧。因此，按照这个观点，扁老大、扁老二并非没有医术，而是他们高明的医术无须使用即可药到病除。正如战争的目的是为了消灭战争，剑客的最高境界便是手中无剑而剑在心中。　　

第一种情况中的扁家两兄弟是不折不扣的庸医，而之所以将他们神话，大概是源于其弟扁鹊的面子吧。弟弟这么强悍，同为郎中的两位兄长面子上自然要过得去才行。第二种情况似乎有些颠覆传统构建的价值模式。并非扁老大、扁老二艺术不高明，他们是想利用更少的社会消耗来施行仁德。社会消耗越大，负担在百姓头上的成本就越高。而扁鹊此刻有些奸商嘴脸。要的就是重病，否则哪来的高额医疗收入啊。重症下猛药，反正必须的负担。　　

从人们对扁鹊的崇拜，而对扁老大、扁老二仅有的传说，似乎可以看出游离传统之外被我们所忽视的一面。当然，这里论述的扁鹊追随者有些逆民族信仰。但既然抓住这样的独特之处，我就顾不上想要发挥一下个人简介了。　　

扁鹊相较于二位兄长而传至后世，他最少做到了三个长处：其一、无论是变老大的能耐大而不显露，只是略施小计便将病患消灭于萌芽状态，还是扁老二仍旧不让病情恶化到最坏程度，在世人看来，只有扁鹊先生真正将患者从命悬一线中拉回来的。中华文化向来缺乏实证精神，便是喜欢从一些自然现象中不断衍生语义来达成所谓的价值观组成。当善良的民众总是看到扁鹊大夫多次扶危定居，岂能少的了着几声赞叹？其二，扁鹊医治大病基本方法是“望闻问切”，但终究离不开“重病用猛药”，所谓猛药可以随意理解为量多、质优。再便宜的药，积少成多，价值自是不菲了吧。而“猛”更多偏于药的性能，则是指稀少的教材。也就是说，我扁鹊医治人用的都不是凡夫俗子的药材，一般又岂敢相比较？医五脏六腑的药材用于伤风感冒当然是绰绰有余，而后者则不可妄用于前者。其三也就是从第二点中引申出来的，猛药不但是量多还是质优，都是浪费社会资源之嫌。量多是实实在在的浪费，而物以稀为贵，看上去量少，但因为其名贵难得，更是一种浪费。想必千年以前的先民们和我们抱着的是同一目的吧！扁神医如此闻名，有什么大病小病都投医门下。当然，普天下只有一个扁鹊，药费就不知道涨到什么水平了。纵观数千年的历史可知，我们伟大民族在对外族“贡赐贸易”体制中，在大举送东西给外人的时候，从来眼睛都不会眨一下，更何况实在自己生病需用药的关键时刻呢！难道天朝大国地力无限、物阜民丰，真的有数不尽的财富？至少先民们是这样认为的。　　

我想，这不正是现代医院、医护人员们真正崇拜扁鹊的地方吗？生活在这片土地非体制内百姓大概都能切身感受到看病难，从来都是这么明显。我们不惮于再从耳熟能详的医疗体制来做出所谓“合理解释”，也不想从纵横“医疗市场化”的利于弊。将眼光放低，从近两年见诸报端的天价医疗实践便可多少读出些门道。一边是医院半遮掩掩的市场化，一边是国家声嘶力竭推行全民医保。这其中双方的利益冲突自然少不了。但这一切又会避免发生大的纷争。就像我们国人向来习惯于围观热闹，这场围堵医疗制度的纷争如何也高不起来。因为所有制—垄断。　　

历史只有一个扁鹊，而找扁鹊问诊求药的人还在不断增多。所以，哪怕扁先生抬高诊费也是无可厚非。你们可以去找我的两位大哥啊，到我这里瞧病就是这个价。所以，一个扁鹊，放眼今天无非是价格垄断，更是探病权的垄断—普通老百姓无法染指。　　

今天祖国的医疗水平相较于数千年应该是天上地下的。不但有受过完整医学教育的从医储备，良好的社会职业认同感，更为重要的是，先进的医疗设备在很大程度上省去了人力不准确性。但凡一城一地总是会有一家或多家达到现代化装备水平的医疗机构。他们大多冠以—人民医院之名称。正所谓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换句话说，工业革命大生产趋势下的先进技术常有而经验丰富的权威专家不常有，而半遮半掩的面向市场化的医疗机构如何处理这些矛盾呢？　　

我们前面说过，扁鹊之所以善于专治重症，无论其医术多么高明，总归是离不开“治重症下猛药”的最基本经验。用今天的话来说，之所以收费高，除过技术因素（伯乐不常有），其收费标准更是与消耗的社会资源成正比。这无形中师傅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的。抓住了这一点真谛，又有来自扁老先生的教导，终于不鲜见的天价医疗事件。几千年来就不曾规避，这仅仅是医院的因素吗？　　

无论你是大病小病，拍个CT，做个血常规检查必不可少。其他的一些非常规检查想必大家很少耳闻。我们不用去理会那些所谓名目繁多的检查项目，不是说国家正在推进全民医保吗？有病就去正规医疗机构，反正政策好，国家给报销大额度费用。但是，我要告诉大家的是，非常规检查费用和昂贵的医疗消耗是不在报销范围内的。如果说正常的住院费用被纳入国家医疗体系，医院不敢花太多心思。老百姓或许不惧怕国家，但医院惧怕。所以，只要是国家医疗保障范围以外的，市场化的医疗机构就不再手软。　　

因为垄断，你来我们这里治疗就要接受我们所指定的一切检查程序。一切外院检查结论我们不予承认，因为我们不敢明确承担责任。因为无奈，老百姓早已不得不恐惧有病不治而等到“扁鹊式”医院收拾残局。在面对高额医疗费用（并且不再国民医疗报销范围内），不得不因为太高的社会消耗而支付高昂代价。你能不支付吗？要进扁鹊医院首先就要让他们全面了解你，然后意图康复出院。是什么成就了今天专家缺乏的扁鹊医院？而又是什么在供养着这些缺少专家的扁鹊医院？扁鹊是人还是技术设备？　　

一般专家无外乎有三个特点，撇开在某一方面具有权威发言资格的特质不说，第一，专家们并非每天到岗上班，老专家每周一诊，每次患者都有限定人数。第二，专家作诊与医院划开利益归属，一般而言，专家门诊挂号费都有专家所有，而开具的医疗用品费用另计。第三，由于专家人数实在是少得出奇，但凡三甲医院，是很少有真正意义上的专家，按照业内人士说法，专家问诊一般需经过重重内部关系。所以，中国大多数一般医院和老百姓是很难得到所谓专家问诊的。　　

大家不要着急，专家稀缺并不可怕，我们要相信科学，相信先进技术设备一定可以弥补专家稀缺。诚然，我们不得不承认，近两百年来的西医得以迅速发展的重要原因是得益于完善的科学技术设备。他们确实很好的弥补了专家稀缺，并且大规模复制趋势下，使得这种设备为代表的技术革新得以迅速传播。所以说，在我们国度，中医的尴尬境遇是我不想在谈及。就西医机构来说，这些之所谓称得上的机构，要么是因为有先进的技术设备，要么是既有专家又有设备。这正是所谓的那里有专家，哪里有好设备，哪里有好设备，哪里不一定有专家。设备可以帮专家们省去很多精力，一起问诊更多的病人，而专家们并不会发作用于设备。　　

总之，无论如何，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简单结论，专家可以作为三甲医院资本。而设备，则是医院生存的必备，更是实行市场化的普遍资本。有了它们，寻医问药的老百姓有了消耗社会资本的事实，也就有了天价医疗费的口实。回到垄断上来，有专家有设备的医院局域垄断核心周围（为什么是周围），它们敢于明目张胆地那老百姓的生命健康为牟利资本。是特权集团，也就是反对医疗机构市场化的人。原因似乎很简单，特权周围不保障百姓生命健康，还要搜刮他们。同时以市场化不稳定为由，拒绝下方资源。可幸的是，网络时代的民智大开，人人能够从现象看到本质，导致天价的根本原因不在于表面的秩序混乱，而是垄断！　　

话说到这里似乎还不能逞口舌之快，如果将医疗领域的“消耗社会资源”引入社会管理层面，问题似乎就更多了。就像为什么找扁鹊和扁鹊式医院问诊很贵，就是因为很稀缺以及大规模使用了科技医疗设备。前者，本身就是物以稀为贵，你还占用了稀缺扁鹊的有限时间，因为稀缺扁鹊本身就是一种稀缺社会资源，自然需要支付相应的报偿。就算是大规模医疗设备，宁可闲置不用而不觉得是浪费，一旦按下运行键，钱就流失的相当快。因为运行者的同时是你在消耗社会资源。可以说，绝大多数的医疗机构正式在索取百姓消耗社会资源付出的相应报偿而维持员工的高昂待遇。如果资金大部分源于此，谁又不希望这种社会资源可以消耗更多呢？毕竟，设备闲置总是需要维护费用的，而使用又不是千百次的寿命限制。　　

如果现实生活中的社会资源都如同医疗资源具有可再生性，似乎很多问题都可以规避。不但实现了地方追求政绩化指标，更不会落下影响可持续发展的后遗症。我们虽然不能去肯定地方政绩化倾向，但一定程度上还是与百姓生活有益处的。但是，政绩化带来的好处暂时的还是长远的？政府媒介早已告知我们了结果。这种GDP模式一定意味着消耗社会资源。　　

从事经济生产活动是现实社会中实实在在，看得见摸得着的活动。要想获得大规模的产出，则必须要大量投入生产资料(社会资源)。而整个生产过程中，只有人是可再生。要实现可持续发展，人的因素长久以来恰恰被经济生活所忽视。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中的最活跃因素。　　

按照这种投入产出最原始理论，中国在如火如荼的迈向现代化过程。中央不断划红线，设禁区，不断紧缩马克思主义教义，使得可供活动的范围越来越小。而这一切不希望不是针对普通民众，而是指顶风作案的地方政府和参与经济活动的企业组织。我们欣喜于中央尚具有冷静大脑的同时也不得不重新认清楚一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国策是不会动摇的，最起码在“稳定”环境下必然是得意不断强化的。虽然刚刚过去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报告未写入“将经济建设为中心”，就算是步入促成民富、分好蛋糕时代，分好的同时始终不会忘记做大蛋糕。中央的意愿只是个良好的开端，什么时候真正落实开来则是一个长久过程。但是，由于长久以来的经济发展模式以及忽视人作为经济生活中最活跃因素的失误，导致了当前一系列社会问题。社科院报告更是直指，中国近20年来的经济发展主要是依靠房地产，无疑给我们喊了20年的解放思想一记打耳光。但是，问题并不是不可以改正。　　

为什么今天的发展已经沦落到了必须消耗不可再生资源的地步？在我们的潜意识中，西方早已不是一个仅代表地理位置的名词。这个早已汇集先进、文明、民主理念的思想意识早已深入人心。而我们泱泱大国的国际映象呢？经过奥运、汶川的证与世博会，我们或许好不容易摆脱了“大辫子、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传统映象，代而为之的是充满质量风险的中国制造。我们自己对于生活的切身感受是什么？经济发展与农民争地，城市扩充与公共用地博弈，污染、噪声、压力、冷漠…那种“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山”的口号永远只存在于政府工作报告而非工作实践中。而城市化带给我们的真的是接近现代化生活方式的意义吗？又或者说，城市化真的让生活变得更米好嘛？　　

为什么今天的发展已经沦落到了必须消耗不可再生资源的地步？因为我们天天喊着可持续发展，科学发展，却依旧在继续做着偷坟掘墓的勾当。难道发展真的到了无法修复的地步吗？我想最起码是十分不严重了。中央集中力度调控房价，房地产交易市场呈现出不稳定现象。一方面是观望态势走强，成交量长期低靡，另一方面全国房屋闲置面积达160万平方米。所以，中央终于强调楼市调控千万不要伤了经济。这个讯息是不是无形中告诉我们，政府不得不承认楼市成为了金融危机中动摇中国经济发展的最主要因素。因为透过房地产背后牵挂的众多利益单位，我们不要忘了，推动房价上升的正是金融危机后破产的外国财团和民间资本（温州）。居于市场之外的国企盈余和地方政府拉动经济的合力，促成了房价的井喷现象。在中国的环境中，你不得不承认政策却是最大的市场规律。　　

所以，一个清晰的定理就体现在我们面前，政绩化越明显的地方，其消耗社会资源越多。以前被老百姓所追捧的“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在政绩化与消耗社会资源的协作下，不免让人担心起来。有限的地方，如果什么好事都做绝对了，这让官员接下来的几年为政如何开展。这让自己高盛之后的继任者怎么办？既然追求政绩化必然要建立在消耗社会资源基础上，那么只要政绩化观念一日存在，社会资源的消耗就一天也不会停止。某地会不会存在这样一类官员，在他甫任上竭力弥补前任留下的过度消耗社会资源弊病？我想，这样的例子或许并不鲜见，但这不过是利用更大的消耗社会资源手段达到的。因为途径只能是—招商引资。我们只能祈求这种招商引资消耗的更多的是可再生资源。但是，事实上，绝大多数为政者在政绩化目标驱使下是无暇弥补前任的过度消耗的烂摊子。这就导致了地方政府不良资产保守估计达到9万亿。9万亿并不仅仅是由1千万百元大钞堆积成　一立方米　形成的90万立方米的纸钱。因为人民币不是世界通用货币，其自身汇率并不稳定。巨大的漏洞会不会引起为政者下觉醒来弥补呢？同样是一位地方官员，为政几年，社会资源消耗非但没有填补，反而因为实际上加大消耗力度，实现表面繁荣而得以升迁，你还会在仅有的几年任上去填补空缺吗？　　

但是，就个人仕途而言，社会资源消耗留下的缺口对其仕途影响力度并非不可解决。缺口是一点点增大的，是一任任前任累积起来的。只要自己不是成为那个不幸的触碰赤字底线的人，又何必在乎呢？因为前面提到了的，发展观念的错误决定可此时的弥补意味着下一次更大危机的到来。因为事物螺旋式发展上升本身就是一种进步，而进步本身就是新事物代替旧事物过程。换汤不换药的进步永远是庸俗不可取的。所以，发展方向观念的偏移是消耗社会资源的罪魁祸首。　　

我想，从中央对房地产政策的矛盾思想可以读出些下定决心加促经济转型的必要。我们的政府必须重视保障民生，居高不下的房价已经影响了民生。前阶段发现的政策错误得不到妥善解决，是否会触及经济的胫骨？这又是政府所不愿意看到的。可以说，一头是普通百姓的民生所向，另一头是关乎全局的经济发展趋势。我想，这次政府真的饱尝到国度消耗社会资源引起的消化不良。享有70年产权的交易无外乎吃子孙饭，消化不良是否会影响未来新城市化发展？我想，答案是肯定无疑的。所以，就算是房市新政得以圆满解决时下问题，这种以更大消耗社会资源而暂时缓解危机只能带来更大消耗。90年代后，目前正在进行的第三次城市化进程，而且是全国一盘棋的大发展。在新中国仅有的60年时间里，文革前的城市化被80年代城市化发展所完善，80年代后发展到90年代的城市化，被时下的第三次城市化所完善。而第三次城市化涉及70年产权，而且是早已越界18亿亩耕地红线的有限空间的不可再生资源。前60年三次城市化意味着否定和发展，但他们毕竟还是远离18亿亩的红线，而未来定下来的70年产权期限内，没了土地保障城市空间拓展的城市化又将置于助于何处？所以现在的农村出现了集中农民居住的措施。如果未来70年不会出现第四次以后的城市化，便可无虞。否则，以后的城市化侧重的是城市内部功能完善而不再是单纯的空间拓展。这个阶段是继续消耗社会资源还是休养生息？答案不言而喻　　

是需要拿出魄力来弥补过度消耗社会资源的时候了。吃土地饭向来只是农业这种可持续发展利用土地产业，如果作为房地产的第三产业也来吃土地饭，与农民争利，这本身就是一种低层次的服务业发展水平。温饱都得不到保障了，还谈什么可持续发展呢。所以，扁鹊有限的前提下，如果所有的医疗设备都打折弥补扁鹊旗号，总有一天扁鹊会被利用枯竭。而失去精神标榜的技术设备有依靠什么来运作、吸金呢？　　

所以，现在不再是追求谁对谁错的时候了。要将扁鹊发扬光大(当然，首先是对被滥用的扁鹊进行修复)同时也不要闲置技术设备。这是看是很理想的状态，必须寄希望于位置的调整。既然经济发展方向积重难返而外部压力日见其大。在短短时间内，解放思想似乎适合不其实际的（虽然在思想政治宣传中仍旧这样宣传）。一方面，这种社会资源消耗也能转化成GDP，另一方面又的确是由政府主导的发展。矛盾相对比较集中，可不可以再来一次运动？自从文革后，中国的全国性运动更多倾向于精神层面，很少去关注现实的物化层面。可不可以利用中国特色的运动，用几年时间来恢复被过度消耗的社会资源？事实上，从这两年中央意图下调GDP发展预期，可以读出类似意图。只是，由于复杂的原因，一直成效不大。或者说，人为跨过经济规律而规定的经济增长预期方式本身就存在可行性不足？但是，中央经过诸如房市政策的试水以及国际金融困境，总会下觉醒来修复这些年发展带来的过度消耗。为政者应该注意到一个小小的历史性错误。国民政府的失败并不是我们认为的腐败，而是金融体系崩溃。而美国政府的历次金融危机新政都无一不是从财政政策开始。尤其是1929年和1980年的两次危机。　　

解放思想，我们的执政党从来没有停止过呐喊。但是发展真的于国庆结合在一起了吗？20年的发展为什么成了房地产的贡献？解放思想了60年，改革开放了30年，今天的危局并不是由于金融危机，危机只是一个引爆器，而不是决定性因素—经济发展方向的偏差才是。解放思想，总是需要创造性变革的，在这种危局面前，在我国政府公信力空前强大的历史契机面前，是必须要思考社会资源的消耗问题了。这样才是以真切之意来真正落实科学发展观。　　

我们要彻底告别政绩化意味着消耗社会资源，我们要告别政绩化是建立在不断扩大社会资源消耗的裂口之上，我们要利用好医疗设备的同时，更加注重对扁鹊的修复。我们要重新认识扁老大、扁老二的存在价值。扁鹊的确值得我们能学习，因为这意味着社会资源价值得到最大体现。而我们真正确立了对扁老大、扁老二的价值认识之后，才能使我们在发展过程中利用而不是消耗有限社会资源。正如本文前面提到的，我们总认为地大物博、地力无限，而所谓勤劳节俭的传统美德呢？是统治者的标榜还是暂时的遗失了？将它找回来！　　

我想，只有真正学会了扁老大、扁老二的智慧，最有效利用社会资源，将社会危机化解为萌芽状态，才是真正的以最小社会资源消耗来换取政绩化。政府消耗社会资源而不能创造价值实际上是一种变相浪费，因为政府本身并不参与经济活动，创造价值。这样的政绩化我们没有理由不反对。或许，好事都由一个人做完了，后来者怎么办？萧规曹随吗？这个问题留待新城市化发展来解答吧。真正令人向往的国度应该是小政府、大社会。因为追求美好的生活品质才是普通百姓生存的本质，而政府只应该是授权分配公共产品的工具，而非代替民众思考的机器。但这样的工具，还需要正确的操作方法和使用目的。　　

不但要提倡继续解放思想，强化科学发展观，更要重新拾起节约（虽然其背景、含义变了），对我们这个仍旧处于依靠资源发展的国家而言是十分迫切的。　　

　　

　　

　　

　　

　　

　　

　　

　　

　　

　　

　　

　　

　　

　　

　　

　　

　　

　　

　　

　　

　　

　　

　　

　　

　　

不能忘记毛泽东　　

　　

　　

　　

　　

　　

　　

　　

　　

回到延安的共产党“七大”会场，这次会议正式确定毛泽东至高无上的地位，并将毛泽东思想规定为共产党指导思想，写入党章。会议厅正上方悬挂着“在毛泽东的旗帜下前进”的标语。共产党利用马克思主义原理，结合中国革命实情，进攻完全地实践，得出自己的宝贵经验和理论财富，这标志着共产理论建设完全成熟。而毛泽东思想更是共产党领导人民翻身的解放取得经验的理论总结，是美好未来和幸福生活的指导。　　

毛泽东离开世界整整35年了，关于那个时代的是是非非，并没有消失在人们的视线。虽然大多数民众面对毛泽东历史，主要集中于三年自然灾害、人民公社大食堂和十年文革的痛苦回忆，但这种历史铭记的偏向性，是为了告诫现政权以史为鉴，不要再犯类似的错误。并且真正实现自己许下的承诺。于是，很多人开始回忆毛泽东时代了。　　

不能忘记毛泽东，是哦我要说的第一个初衷，因为毛泽东思想形成于战火纷飞的年代，并且建国后遭遇到同样复杂的国内外环境。共产党对毛泽东思想宣传进行淡化处理。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不再出现在官方语境，这阐明了一种态度，这是共产党在新时期建设过程中，指导思想发生的转变。革命战争年代早已远去，那种属于革命狂热的气息早已作古。现在中国关注的不是革命不是斗争，而是和谐稳定而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如今，不会有谁再热衷于革命建设，更不会有人狂热追求这种透支热情的动乱。每个人都变得沉默寡言（不一定是理性），宣扬阶级斗争的毛泽东思想似乎真的失去了适合宣扬的平台。悄悄退出官方语境，自由在中南海红墙依旧刷着“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在2009年，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大会的群众游行环节。“开天辟地”方阵走过来，是铺天盖地的红色海洋。而且队伍明显比后面三个方阵显得凌乱。据不确切消息，毛泽东思想方阵刚开始并没有列入游行队伍，而是在庆祝大会前夕才决定加入的。我向来对这种空穴来风不相信。但是，毛泽东思想方队的凌乱与严肃的国庆大典明显不符。　　

更为甚者，国庆60周年大会上，红色竟然成为毛泽东时代的专用颜色，这是为了区别后面三个方队？这样做的是为艺术效果加以区分，还是不同颜色有着不同寓意？唯一知道的是，晚年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就为防止红色江山变了颜色。但红色竟然成为毛泽东独享的颜色，这并不是多好的思想解放。　　

不能忘记毛泽东，回顾毛泽东个人成长历程，我们不难看出，青少年时期便怀天下苍生的热血学子，最难能可贵的是，他始终站在社会实践最前端，以亲身经历观察、体验中国现实社会，去感受劳苦大众的苦难生活。这种贴近真相的做法，让他对国情保持正确认识。　　

在湘江河畔结下的同学友情，为拯救社会而凝聚在一起。但是，他们并不知道自己将会干出怎样的事业，最终竟然会选择马克思主义。但他们北上京城，筹集赴法留学的费用，以寻找救亡图存的道路。由于筹措经费并不顺畅，致使行程一再耽搁。为了维持生计并继续筹措资金，毛泽东穿梭在大街小巷，用他的特长赚钱，过着毕业大学生的求职生活（当然，毛泽东此前做过小学教员）。　　

他是幸运的，恩师杨板仓在业内的名气，是他轻松获得一份工作，月薪8元得北大图书馆助理馆员。对毛泽东这个爱书之人而言，只要能沉浸在书中，少几块钱工资并不要紧。正是在这里，毛泽东结识了李大钊、接触了马克思主义。更为重要的是，在筹措赴法留学的经费时，他亲眼目睹了北洋军阀的暴行。他或许在思考，为什么偏要去国外寻找救亡图存的道路，自己对国内的情况完全了解清楚了吗？当然，他并不知道自己终将做出什么决定。我无法获知，他是以怎样的态度看待五四运动，有些下多少感慨诗句，他冥冥中在说服自己不出国。　　

社会洪流面前，个人的存在总是渺小的，改造中国先从改造湖南开始。于是，他发动新民学会组织学界、商界逼迫湖南督军张敬尧下台。这个切入点是正确的他不但积累了各界联合的斗争经验，而且选择湖南拥有更大胜算。虽然张敬尧最终下台，是综合势力斡旋的结果。但毛泽东深刻认识到，看似强大的军阀政府，竟然会向手无寸铁的学生低头。他领导的请愿取得胜利。毛泽东觉得，穷凶极恶的老爷们，在真理和民众联合面前如此不堪一击。　　

改革旧社会是需要承担风险的。北京形势激流暗涌，京城耳目众多，再不是毛泽东等人的藏身之地。在这个机缘巧合下，毛泽东打算投靠远在上海的陈独秀。不过，他并不知道自己会参加新政党的成立仪式。然而，以毛泽东的身份参加共产党成立会议，还是让他感到压力。毛泽东以中专生的身份，参加这场人数不多但规格很高的会议，陈独秀是大文豪、北大文科学长。张国焘等几个都是北大高材生，毛泽东在“一大”并没有留下值得铭记的言论。而且在组织分工上，也没有属于他的一席之地。只不过，新成立的政党首先将精力放在认识国情上面，对毛泽东来说这是轻车熟路。随着后来大革命失败，共产党中央意识到要以暴力对抗暴力，这给“一大”不得志的毛泽东以绝佳机会。　　

共产党“一大”后，因为成立时间仓促，由高级知识分子把持话语权的建党大会，毛泽东并没有发言权。于是中央局得出了对中国革命不切实际的看法。“三大”以前，共产党一直致力理论建设和国情分析。这恰恰是毛泽东擅长的，于是他很快脱颖而出。就这样，这个党内默默无闻的年轻人，用自己的文字特长，在国共合作的平台上，成为国民党中央候补委员、代理宣传部长，俨然成为一颗政治新星。而当时的蒋介石还默默无闻。谁也没想到彼时的宣传部长就成为国民党日后的强劲对手，握有笔杆子的书生竟能灵活指挥千军万马。　　

护法运动失败，孙中山认识到南北军阀实乃一丘之貉，于是创建陆军军官学校，培养革命的军事人才。国民党自恃黄埔军校强大战斗力，对文字宣传不屑一顾（否则，也不可能将其交给共产党）。但毛泽东并没有放松对中国社会的认知，在他看来这个成分复杂、流派众多的政党虽然有革命性一面，但军阀气息浓厚，并不能代表民众利益。　　

他的分析不无道理，在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中，共产党的生命力在瞬间爆发，而且善于搞民众联合的共产党招徕国民党提防。信仰不同主义的政党，有着不可调和的政治分歧。从国共合作开始，这种分歧一直存在。在一个集团内，共产党是激进的左派，他的新思想极易渲染青年军官。虽然国民党也是年轻的政党，但年轻只是她众多面貌的一部分。更为关键是的，改组后的国民党中下层军官几乎全是立志报国的青年人，他们极容易受共产党新思想的煽动，有人秘密加入共产党，但表面上仍属国民党、造成他们日后与旧信仰决裂恰恰源于失望。　　

被罚的目的必然要在打破军阀割据格局，建立国民党自己的政权。以革命政权保卫胜利的果实。但是，随着孙中山逝世，以及国民党左派不明不白死去，国民党右派趁机执掌大权，并开始了针对共产党的血腥镇压。打击左派和清党运动有着共同目的，国民党对合作伙伴诉诸武力，是因为对共产党所作所为的惧怕，她就像吸血鬼一般，慢慢抽走国民党的精华。虽然国民党还在不断扩大规模，但其内部派系并未消除。右派上台后，两党合作破产上演了。　　

而此时，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大批共产党员惨遭屠杀。共产党痛定思痛，决心武装回应国民党的暴行。当毛泽东离开党中央，另谋发展机会。领导暴动对高级知识分子来说，多少有些新鲜和陌生，他们对此没有明确计划。但对毛泽东而言，领导暴动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了。只是，他想不到中央局对暴动瞎指挥，造成重大牺牲，他也因为多次违背中央指示精神，长期遭受排挤。在这群高谈阔论，满脑子资产阶级情调的知识分子中间，毛泽东不能发挥自己的特长。当他率领军队来到湖南，这是老天给他的绝佳机会。放弃攻打长沙和一些列我们熟悉的历史事件，毛泽东选择了井冈山。　　

在这期间，共产党内部发生权利更迭。因为共产党与惨遭屠杀，陈独秀引咎辞职，换成另一批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的高傲以及对中国革命缺乏认真分析，并没有让共产党更换领导人后，展现新面貌。中央分歧日益严重，很多人逐渐对务实的毛泽东产生好感，要寻找好感就需要去江西。从国民党分类出来的青年军官，对湖南腔毛泽东并不陌生，正因为良好的第一印象，才让他们愿意跟着毛泽东。　　

党的负责人对暴动只会纸上谈兵，加速了内部意见分化，决定毛泽东命运转折的机会来了。远离不同政见者在地方领导暴动，毛泽东指挥得得心应手。而且，他的自信也因为挨着家乡。不过，领导暴动取得胜利，不再像驱逐张敬尧那么诗意，短兵相接只有硬碰硬才是决定胜负。接下来，就发生了本书前面几章所述的历史进程，那是毛泽东困难下的独白。　　

将前后两个阶段的历史联系起来，我们不难发现，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但他的成长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夸张的说，只有毛泽东才能承受长期被排挤，甘愿坐冷板凳的压抑。这正是毛泽东的过人之处。今天，我们看到毛泽东，缅怀他的功劳过失。对普通人来说，并不需要做这样的尝试。那么，我们应该和毛泽东学什么呢？　　

在任何历史条件下都坚持自己正确的观点。中国人都有明显的从众心理，自己对不对不重要，只要和大家保持一致就行了。而毛泽东并不是这样的，无论是久攻长沙不下随之改变行军路线，还是在中央苏区反围剿斗争中，坚持正确的主张，而遭受排挤。毛泽东并不在乎，在进攻南昌的战斗中，全体红军指战员，包括朱德，都对攻打南昌势在必得，作为中华苏维埃首都的奠基礼。但是，毛泽东的建议被否定了，却没能让他放弃自己的主张。他仍旧根据前线拿回来的战报，对着军事地图，筹划退敌之策。毛泽东有足够的自信坚持自己的观点。在经过实事求是的研究后形成的结论，自然要比兵书推理可靠。而且，虽然自己的观点被否定，但他并不就此放弃。因为他坚持的不是个人偏见，而是真理和责任。正是在这样的历史危难关头，毛泽东多次拯救了共产党和红军的命运。　　

无论干什么都善于坐冷板凳。虽然毛泽东参加了建党大会，但他的出身并不被人看上眼。好不容易脱离中央来到井冈山，创立自己的理论体系。而中央首长一搅和，自己虽然担任名义上的苏维埃主席，却失去了军事指挥权。在长征长时间内，毛泽东都没有参加军事会议资格。在军事斗争是中心任务，无权指挥军队意味着排斥在党的核心之外。1935年的遵义会议，他才重新接触军事。从1921年到1935年，整整14年的时间，毛泽东终于告别冷板凳。漫长的等待告诉我们，革命的考研，很多时候并不是外在环境的考验，相反是内在考验。前后14年的等待，让毛泽东成为内心强大的革命者，而且更加坚定自己的信念。在众人都是错误的，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中，是一种难以言状的成功感。　　

善于沟通是毛泽东的显著优点。国共合作期间，毛泽东担任代理宣传部长，足见其具有沟通特长。其实，当一个人长期居于少数派角色，沟通就显得更给重要。少数派要用自己的观点说服各不相同的多数派，的确需要看菜吃饭。毛泽东非常懂得与人相处要做到以诚相待，并寻找对方感兴趣话题，作为谈话切入点。当起义部队被阻挡在井冈山脚下，毛泽东只身赴约袁文才，并送去200杆枪作为见面礼。此时，袁文才正缺枪，而毛泽东正中人家下怀。两个人遂成为知己。而不同的人使用不同的方法。当毛泽东以共产党主席的身份赴重庆谈判，会见重庆的文人墨客，最直接就是以文会友。当他的词《沁园春.雪》配上他那飘逸的书法，山城上下立刻被毛泽东的豪气折服。毛泽东沟通更给重要的是主动，虽然共产党成为全执政党后，对外部世界采取封闭政策，但毛泽东仍旧不失主动的精神，至于犯下的错误也是他主动造成的。　　

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中最宝贵的财富之一。无论是“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还是后来《光明日报》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毛泽东的前半生，始终坚持实事求是，将调查研究当做自己认识分析事物的法宝。而且，实事求是并不是一味的实践，更是对既有理论知识的认知、运用。毛泽东一生博览群书，读书让他增长见识并保持对国家的宏观思考。只有在广阔的视野下进行实践，才能让目的始终不偏移。因而，毛泽东最害怕和民众脱离。当他晚年长时间脱离现实，在并不真实的信息误导下，做出了一些列错误判断。而且，他长期处在被歌颂环境中，再也听不到真话。从毛泽东鲜明的性格看，习惯听真话便听不得假话，习惯听假话便听不到真话。以他所在环境做出的形势判断，环境才是真正决定毛泽东判断力的根源。　　

毛泽东走下神坛，视为普通公民看，他内心有着根植于国情的认知，以及对这片土地和人民的爱。不因为看不到希望而绝望。他总会根据自身能力为这个国家做些事情。实际上，毛泽东意识到他等于共产党（虽然这样的状况很畸形），只有他才能推动社会按照预设发展。因此，他需要为共产党总保持着神采奕奕。在共产党“十大”的开幕式休会现场，代表场执意要毛泽东先退场，此时的毛泽东因为脚疾，再也不方便行走。但他不能让代表们发现，便坐在座位上笑而不言。他知道，自己必须做好全国的精神支柱。周恩来发现这个情况，说道毛主席想康和大家离场。于是毛泽东说：你们不走我也不好走。代表们终于依依不舍，深情的告别毛泽东、他们并不知道这位被神化的伟大领袖，竟然也会疾病缠身。　　

当代表们悉数离场，工作人员搀扶着毛泽东离开会场。我们无从得知，全场只剩下毛泽东一个人，他内心有着怎样的想法。但是，直到最后关头，毛泽东始终没让全国人民为自己健康担忧，直到逝世。　　

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因为毛泽东，中国才能彻底实现国家和民族独立。才能在推翻三座大山后，阻止美帝国主义和苏联沙文主义的侵犯。只有毛泽东能做到。同样是因为毛泽东，共产党保持高度团结。　　

当毛泽东思想退出公众视线，我们您是否应该记住他呢？是否应该继续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与重庆唱红歌的立场无关）？我觉得，不要因为过去所含的错误，而对既有理论全盘否定。在高呼毛主席万岁的年代，我们看到的并不是狂热，而且我们需要的也不止是狂热。毛主席万岁，实际上包含了人民群众对幸福生活的美好向往。坚信在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下，幸福生活一定会到来。毛主席万岁实际上喊出的是幸福生活万岁！理想主义万岁！新社会万岁！建设美好生活而奋斗万岁！然而，美好言辞与社会理想，都因为建设新中国犯下的系列错误而被遗忘丢弃。当有人再次高呼毛主席万岁，一定会引来别人的嘲笑。更有甚者，这个人受毛派思想毒害太严重了。当众人嘲笑的时候，他们能否意识到，自己并没有用理性的态度去解读那个时代。没有勇气从乱象纷纷的表面去寻找并未丧失的可贵的理性。　　

我们总结历史，毛泽东时代有什么值得寻找并继续坚守？正因为共产党领导的中国，正历经新千年头十年的活力释放。以绝对大国出现在世界政治舞台。然而，共产党并不自信，捧着卵子过河，小心翼翼不敢越雷池一步。今天的中央领导人着装一致、手势一致、表情一致，说话语速缓慢吐字清晰，生怕出现半点错误。这或许是制度约束的体现，制度将政权这头怪兽锁起来，但过犹不及则失去了原有的活力。回想50年前，毛泽东在抗美援朝会议的一段讲话：战争要打多久，我讲我们不要做决定，过去是由杜鲁门，现在是有艾森.豪威尔，或者美国将来的什么总统，让他们去决定，就是说，他们要打多久就打多久，一直打到完全胜利。　　

这段毛泽东对话得到网友热捧。虽然不是渲染新中国自信，因此打败了美帝国主义。但共产党历经三十年韬光养晦，一方面极力构建普世价值，另一方面却丧失了自己的老朋友（包括当年抬着中国进联合国的非洲老朋友）。共产党正丧失国际主义情怀，变成中国本土执政党。　　

共产党追求民主、自由，虽然她的标准既不是西方式，更不符合知识分子设想，但也不是毛泽东提倡的民主、自由。到底是什么，恐怕只有决策者自己才知道。李敖先生说，中国的宪法堪称世界上最完备的，给予了民众非常多的权利与自由，只不过有条令不执行，只能是一纸空文。所以，共产党誓言建立和谐社会，不用引经据典地解释什么是民主、自由，只要共产党将宪法逐一落实，神奇的国度将变成理想的国度。只不过，除了需要参加“毛邓三”考试的学生，谁也不喜欢跟打了多年交道的思想政治再有瓜葛。　　

这是一个全新的，并不为共产党全面监控的社会。面临这群80、90后青少年的多元价值观取向，共产党如何继续宣扬政党理想，并吸引忠实的青少年听众。我想，应该像拍摄革新历史题材片，以主动姿态和现代方式，让青少年听得懂喜欢听。共产党应该以真诚的姿态与他们对话，坚持用自己高尚的理想主义激发他们的责任意识。社会正发生深刻变革，共产党必须敏锐把握变革动态。更需要做的是，深深植根于政党的过去现在将来，科学理性的全面把握，不遗漏任何一种异端但理性的声音。　　

其实，当今社会下，如果毛泽东思想被选择，不是因为时代而是现实利益需求的选择。因为毛泽东思想被请下神坛，成为有价值的商品，谁想开发都可以。如此，这正是政党莫大的悲哀。可以请下毛泽东，请不要忘了最起码的为人民服务和实事求是。　　

在改革开放新三十年周期开始之际，共产党该如何处理好与社会的关系？将会是决定其发展状况，不得不回答的问题。但是，共产党需要反省、理性，更需要吸收优秀传统文化。最后我想说，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国实现民主的希望在于共产党联合多党执政，将台湾民主借鉴到大陆。不仅是社会民众，更是全方位的民主。　　

毛泽东思想万岁！　　

最后，借用我外公，对共产党怀有无限感情的普通公民写下的：祝贺中国共产党90岁生日快乐！　　

　　

　　

　　

　　

　　

　　

　　

　　

　　

　　

　　

　　

　　

　　

　　

　　

　　

　　

　　

　　

　　

　　

　　

　　

　　

　　

　　

　　

　　

　　

　　

　　

共产党与生活　　

　　

　　

　　

　　

　　

　　

　　

　　

网络社会横行无忌，打破了原有社会彼此割裂状态，促进社会价值观多元化，已不再是统一口径所能完全控制了。不同人对同一件事，会在各自不同的角度作出价值观判断。只是这些判断结论得出并不会影响其他人的认知。虽然总有些人试图说服别人，但方式不是大呼小叫强制注射。在自由精神泛滥的今天，平等自愿的交流是基本原则。　　

国家层面社会改革大多专注于生产力、生产资料的宏观层面。中国政府的管理永远只能是专注全局问题。对事关民众生活的点点滴滴，直到每个民众的生活状态，目前缺乏服务意识的政府并不能自觉意识到。而网络的诞生带来了社会的自我新生。虽然它给不了民众想要的权利，却给了我们以媒体的存在感。平民声音不再淹没于大众媒体。发散出来的平民声音总能得到来自平民的慰藉。　　

当网络媒体被大众媒体另眼相待，直到现在大众媒体纷纷向网络靠拢。网民，这支草根意见群体受到空前重视。于是，主流媒体出现越来越多民众生活讯息，喜怒哀乐。　　

权利是如何被定义的呢？物质上的权利存在总量与分配，受客观存在制约、于是，要满足物质需求，总需要伴随一个发展的过程。精神权利特别是与生俱来的而非后天社会赐予的，严格说不应该不受到现存制约。然而，千百年来，民众被教化得与社会发展水平相一致。消费不应当超前，生产不应当过剩等等。然而，满足任何权利的需求并非凭空捏造的，满足的同时意味着必须消耗另外的东西。当大多数人的权利需求无法满足，社会就成为少数人意识的产物。　　

社会现存并没有给精神权利需求提供足够空间，现存媒体不屑将足够空间留给普通民众，表达精神权利诉求。每个人不得不虚假的活着，直到自己都不知道需要什么。民众始终穿梭在现实与虚假的社会中，娱乐至死的年代，精神变得恍惚。共产党正是这样孤独的迎来成立90周年。　　

当官方媒体一以贯之的高亢、激昂的主旋律姿态，宣扬共产党的生日。人们的心态没有像以往。十三亿民众构成的国家，开始倡导自由民主的国家，不同的人对共产党怀有的感情并不一样。或许每个公民心里都有一场90年庆典，具体什么心态、颜色不得而知。身处体制内的公民，你们有理由为这个盛大的狂欢载歌载舞，受恩荫于政权的人们，你们当响亮呼喊共产党万岁。再看看大中小学校的青少年，他们仍旧像国庆一样参与其中，代表年轻人与伟大目标保持一致。除此之外，有赖于细心地媒体，深入田间地头城市角落，寻访盛大节日下公民的庆祝。他们早已耄耋之年，日子过的并非富足。但他们坚持庆祝。或许不是为了90年，而是要想远去的革命年代的记忆。　　

其他行色匆匆的人们，顾不上这伟大的庆典。生活需要进行下去，他们更没有获得参加庆典仪式的资格。这一天，对普通劳动者来说，并没有特别之处。话筒那头的业务员声音如往常甜美，接听电话并不会格外添加祝福语。可以有元旦、圣诞快乐却不会出现建党节快乐。　　

当我走在贵州师范大学出口，往右边径直有条小道，那里聚集很多摆地摊做家教的大学生。他们的脸上并非茫然，也没觉得这样有不妥。有些同学甚至爱不释手拿着书。虽然行人用并非不屑的眼神盯着，但能联想到和揽工汉相似的命运。揽工汉叫卖力气，大学生叫卖的是学力。可以想象，建党90年这天，当我仍旧走在大街上，他们仍出现在大街上，脸上也不会多出节日的喜悦，这举国体制下的欢腾并没有包括他们。　　

普通人往往以无声沉默，表达着对生活的态度。著名作家叶永烈在《揭秘朝鲜》曾提到，朝鲜人民对领袖狂热崇拜。而且每逢盛大节日都和国家一起兴奋。吃不饱肚子的朝鲜民众盼望盛大节日，政府给每个家庭分发少量大米和食油。对于食不果腹的民众来说，没有比这更值得期待的了！可见朝鲜民众不但关心举行活动，甚至期待举行活动。　　

而我们呢？中国人实在太忙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事情要忙，学生忙于考试，老师忙于职称，官员除了忙于发展还忙于……，除了个人私事，对社会公共空间并不抱太多兴趣。社会发展呈现出的碎片化，也导致了思想意识凌乱。　　

今天，谁还会主动站出来为伟大庆典歌唱？谁还会耐心守候中央台而不转向《非诚勿扰》。当然，全国电视台都转播CCTV，众人没辙只有关掉电视，几个人凑起来斗地主。老百姓有老百姓的活法，政府有政府的活法。在当前社会心态下，民众对政治的冷漠并不可怕。毕竟，绝大多数人每天面对的是生存而非空洞的法律政策条文。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总体上逐步退出而社会正在恢复。执政党由全面掌管到回归到政党范围，逐渐淡出民众视野，慢慢的也就感觉不到共产党的存在。从政治文明角度看，政党与国家退出民众生活，还原生活空间真实面貌。让生活真正成为生活。　　

政党逐渐退出造成民众认知模糊，并不见得是坏事。然而，在释放社会活力之后，生活水平明显改善。民众对政权归属感究增强还是降低了？从近年来的情况看，国家政权看似与民众渐行渐远，但政府部门却和民众生活逐步相容。政治的怪兽被理智的牢笼关起来了？那股不可控制的力量被制度管起来了？衡量这个问题的晴雨表应该是民众情绪。　　

每个生活在阳光下的国人，都有资格评说现在。当社会大多数只有联合起来，才能成为最大的民意背景时，最有资格的评说者，不应该属于任何体制拥有任何私人背景。这是这群靠自己努力，才有资格生活在阳光下的人，他们弥漫的情绪，才是真实社会情绪的反应。生活在阳光下的民众都是时代的创造者、经历者，我们或许渺小，长久以来被人遗忘。站在人流如织的大街上，同样的着装举止言谈，引不起陌生路人的围观。当普通人拥有思考空间，拥有言论平台，陌生人总能在虚拟环境中引发共鸣。实现精神权利，并不需要你我相识。　　

当局仍旧以一成不变主旋律姿态安排庆典，回顾那些让人脱口而出的光辉历程。共产党指导思想前后根本颠覆，社会发生深刻变革。但是，共产党认知社会的思维模式并没有改变。有心的媒体已经开始主动担当，他们正在寻找公民表达方式，湖南的媒体走在全国前面。　　

当然，变革总是悄悄进行着的。《建国大业》大获成功，当局利用一以贯之的手段，大量运用偶像，堆积爱情故事，意图以接近的方式对80、90后开展共产党历史教育，提升他们的国家认同感。共产党阔别了久违的主动姿态，终于从高高在上的领导者开始向“实事求是”回归。　　

每一个社会公民的庆祝都应该被记录。实际上，面对这个开始寻找自我的政党，我们应该以包容的心态给她时间。学会反省算是迈出第一步，坚持真理改正错误值得拭目以待。　　

我想在本书结尾处许下一个承诺，再等10年吧，当我们相聚在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庆祝不应仅局限于国家狂欢。这需要共产党继续自我寻找，政府管理下垂，发展回归民富，民众权利得以实现，公民狂欢就会实现。我愿意将共产党90周年视为她走向全新历程的开端。下个十年，她的领导者如同建党的知识分子，建设如同延安，发展则看未来。　　

这个90年来不及实现我的承诺。毛泽东画像永远悬挂在天安门城楼，并不是让他始终关注天安门的一举一动。画像向领导者传递着：实事求是是永远不能丧失的根本指针。中国的问题只能由中国人之际来解决。中国的发展必然只能从社会中寻找答案。当无数青年才俊去往国外（寻找治国之路？），剩下有谁去认识本土国情呢？社会在不停变化，国情认识再也不能停留在昨天的结论。现在开始启程吧！　　

最后，用电视剧《中国1921》主题曲《开始》歌词来结束本书写作。我想说，1921是开始，90年更是新的开始。　　

夜最深处，抬头仰望，　　

星月之下，岁月无光，　　

有了你，黎明便从那天开始。　　

天下苦难当，有人挺起胸膛，　　

硝烟之外，尘沙飞扬，　　

有了你，希望便从那天启航。　　

今天啊，我为你轻轻歌唱，　　

风雨兼程的九十年，　　

你的容颜依然漂亮，　　

今天啊，我们为你大声歌唱，　　

风华绝代的九十年，　　

明天续写壮丽辉煌。　　

带我到你心中的远方　　

我多想和你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