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巍：我是怎样写《东方》的

——在解放军文艺社军事题材短篇小说读书班的谈话

解放军文艺 1980.10

　　解放军文艺社办了小说读书班，来了这么多作者，心里很高兴。我们的文学创作队伍的确比较老了，尽管还是很有战斗力的。但是无可讳言的是年纪大了，需要新的力量来补充。同志们要我来谈一谈怎么写《东方》的。这个问题以前没谈过，主要是想先听听大家的议论，然后自己再总结。同志们喜欢听一些具体的东西，不喜欢听太抽象的，因此，我同意谈这个题目。由于来不及过细思考，谈不到经验，只供大家随便听听。

　　这本书是一九五九年在邢台开始动笔的。后来调我去编战史，这工作就中断了。编完战史又接着写。六五年我去越南访问之前写了一半多一点，大约四十多万字。此后，一直中断了九年半的时间。到一九七四年才又继续写，写了将近两年的功夫，到了七五年十月草稿完成。这本书现在说来也不是没有遗憾，原计划是要把彭总作为一个人物来写，但是庐山会议以后不好办了。所以干脆写群众。再一个问题，就是第二次动笔是在一种心境不好的情况下进行的。因为当时是那种空气，心里很苦闷。我原来很想到全国各地走一走，了解一些实际情况。但当时出不去，在家呆着，也没有什么可干的。当时真是有一点“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暗天”，“拔剑四顾心茫然”啊。在这种情况下，总还是要干一些事情，我的老伴也说，还是把这个完成吧。总之，当时的心理就是赶快把这件事情划个句号，然后束之高阁，并未打算出版。所以写后半部时心情不那么从容。这是我先介绍的一点情况，下面分成若干小题目谈谈。

　　一、是伟大的斗争引发了我

　　我是一九五○年调到总政的。在宣传部编了半年教材，夏天，朝鲜战争就爆发了。十月，志愿军出国了。我出国的任务是和一个小组了解美军政治思想状况，准备向新的作战对象开展政治攻势。当时同去的有新华社的同志，还有英共的夏庇若同志，他开玩笑地称自己是“英国人民的志愿军”。我们到了朝鲜，先去俘虏营了解情况，任务完成后，大家都愿意到前线去看一看。我们越过汉江，到了汉城。那时朝鲜北方的城镇几乎已被美国的炸弹夷为平地，到处都是火光。尽管我们的部队装备很差，但作战确实非常勇敢，在连续的三次战役中，一直打过三八线，取得了震惊世界的胜利。许多惊天动地的事迹，确实使我十分感动。我的心里总象有一团火在燃烧，回国后就写了那些通讯。随着战争的进一步发展，全国人民抗美援朝的热情也很不一般。当时虽然困难很多，但确实是一个国家新生了，到处是朝气蓬勃的样子。比如哪一个志愿军代表回国作报告，大家就把他围起来，抬起来，举起来。周围的这些事情都冲击着我。这些都使我进一步考虑这个战争的意义，越想越不简单。首先就出国作战的决策来说，如果没有一种伟大的高瞻远瞩的胸怀和气概，是不可能作出的。因为当时我们国家一直打了二十二年仗，可以说是满身战伤，疮痍满目。就象我后来写的：郭祥回到家里，他妈妈从罐里掏来掏去就掏出一个鸡蛋，没有什么东西。打了那么多年仗，整个国家经济非常困难，解放以后部队大都从事各种生产，有的修铁道，有的开荒种地。部队装备是很差的。当时新中国刚刚诞生，立足未稳，国内还有一百多万国民党残匪尚未肃清，三分之二的地区土改还没有进行。这种情况下，我们出国作战有没有把握，能不能顶住敌人，能不能经得起这场战争的考验，会不会打破我们的坛坛罐罐呢？如果战争万一失利的话，怎么办？国家建设还怎么进行？所以这确实是非常严峻的问题。因此，党中央，特别是毛主席作出这种决策是很不简单的。当时党外一些人士对这个问题不大理解，党内也有人不赞成。大家知道，起初是派林彪去，因为他推脱不去，才派了彭总。但是事后证明，战争不但没有影响到建设，由正义战争激发出来的全国人民的积极性反而进一步推动了这个建设。前方后方似乎形成了两个战场，互相推进。在这同时期内，还进行了镇压反革命运动和土改运动。这三个运动结合得非常好，非常成功。这一个阶段在我的记忆中是一段很美好的回忆，激动人心的回忆。

　　抗美援朝战争的重大意义，我觉得是同中国革命的胜利分不开的。没有中国革命在东方的胜利，也就不可能有抗美援朝的胜利。我的书名《东方》也包含着这个意思：这里是今天的东方，不是昨天的东方了，中国人民是站起来了，朝鲜人民也站起来了。他们已经显示了自己的力量，还有的是没有显示出来的潜在的力量。这个力量将是很大的。今天，虽然经过了十年动乱和破坏，我觉得没有丧失信心的必要。在我看，这只不过是历史的一个暂时的曲折而已。对这些不可以看得很轻，但是也不可以看得过重。对我们的革命事业，绝对不能丧失信心。

　　总之，写作《东方》，是伟大的斗争引发了我。我在现实生活里面受到感动，又在感动中不断加深了理性认识，这就是写作这本书的推动力量。所以主题往往不是主观地在屋子里空想出来的，而是从现实斗争中来的，是这个伟大的斗争使我产生了创作冲动。我渐渐感到，光写几篇通讯不够，有许多英雄人物和其它人物没有表现出来，战争的进程也没有表现出来，前后方的关系，战争本身的意义及军事上的、政治工作上的斗争经验都还没有表现出来。因此很自然地想写这么一个长篇。写这个长篇的目的不外两个方面：一是我们的国家要建设起来，变成一个各方面都很强大的国家，当然党的方针路线是根本性的东西，之外，也还要有全国人民而不是少数人的革命积极性。今天仍然如此。志愿军当时在敌我装备相当悬殊的条件下发扬的革命精神是极其可贵的。如果我们能用志愿军式的革命精神去建设，我们的国家就可以经过比较短一些的时间建设起来。当然也不可能太短。而没有这种精神则是不行的。写作《东方》的第二个意思，就是为反侵略战争作准备。将来一旦再发生战争的话，我们的人民有这种准备和没这种准备是不一样的。准备无非是两方面，一是物质上的，一是精神上的。你首先精神上解除了武装，就是有比较好的武器也不行。历史上有些战争也不完全是打得精疲力尽，子弹打光了才失败的。所以我们必须使自己的人民和青年有这个准备。这是关系到我们的人民和社会主义制度能否继续生存和发展的问题。我写这本书的意图就是这样。

　　二、艺术上也要有所为

　　我认为，看一个作者的艺术观点，看他的作品就够了。我在艺术上有一个基本的观点，就是要力求做到党性和真实性的统一。我们讲的党性也就是恩格斯讲的倾向性，意思是一样的。我们无产阶级文学决不掩盖这一点。我们的作品应该是有党性的，这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我们追求的，就是这种世界观与真实性的统一。我认为这两个东西是可以统一的。当然不是说其它阶级的作家任何时候都可以做到统一。一个阶级处于上升发展时期，敢于面对现实，代表它的利益的作家，就比较容易做到统一；而一些没落阶级的作家，他所面临的现实与他脑子里的想法、世界观则是矛盾的。同样，今天的无产阶级正是处在上升时期，它是进步的、发展的，它的世界观与历史前进的方向是一致的。无产阶级作家能用科学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观察社会，因此在文艺创作中他能够达到真实性与党性的统一。这个党性当然不是指一个时期的政策，而是指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这个根本的认识路线。我觉得，在现时代做一个无产阶级作家，决不可忽视党性，而应做到真实性和党性的一致。

　　同时，我觉得，政治上有良好的愿望，还要有艺术上孜孜不倦的追求。我们对人民事业的忠心，不但要表现在立场坚定上，也要表现在艺术的追求上。因为我们干的就是这个嘛！无产阶级文学，为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武装的文学，现在正处在兴旺发展时期。虽然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学家已经为我们开辟了前进的道路，但是仍然需要我们不断地实践，不断地总结经验，不断地向无产阶级文学光辉灿烂的高峰推进。而现代资产阶级文学，不仅远远逊色于资产阶级上升时的作品，而且确实腐朽没落了。为了把无产阶级文学推向新的高峰，除了发挥我们的政治思想优势，还要大大提高我们的艺术能力。

　　在《东方》写作之前，我思考过一些问题，也注意别人的经验，中心点是在军事题材文学创作上，应该在哪些方面去作进一步的努力。

　　第一，写军事题材的作品，不能仅仅局限在战场上或狭小的战斗上，而应该放在广阔的时代背景上，才能显示出战争的意义。从抗美援朝战争的实际出发，我觉得还要写出国内国外两个“战场”的关系。只有这样，才便于揭示前方的同志为何那么英勇，他出于一种什么力量，他为了保卫什么而勇于献身；同时也证明，没有广大人民的拥护和支持，战争也不可能取得胜利。所以光是写战场，枪炮，光是局限在前方怎么打，就把自己的眼光局限住了，同时也不能显示战争的全貌，不能深刻地揭示胜利的源泉。

　　第二，写军事题材作品，也象写其它题材的作品一样，不能够见事不见人，不能够只注意人物的共性不注意人物的个性。我们看到一些作品有这个弱点：写了一大篇，战役过程、战斗过程都写了，但人物不突出，给人的印象很模糊，尤其是人物的个性不鲜明。

　　第三，有些作品，往往次要人物倒成功了，也就是说，花的笔墨虽不算多，但却给人以鲜明的印象，而主要人物反倒印象很平板，往往花的力量最大，用的笔墨最多，给人的印象反而不深。主要人物是否成功，决定一个作品的成败。为什么力量用得最大，反而不成功呢？原因之一，就是当时条条框框不少。这样写不好，那样写也不好，还有写出来能不能发表，会不会受批评等等。总之，有许多清规戒律，如果没有勇气，就会无所作为。但是我还是决心冲破这些束缚。我认为一个作者要虚心听取别人意见，不能故步自封，但是也不应一点主心骨都没有。这些年教训很多，编辑一时叫从这方面改，一时叫从那方面改，稿子改了一箱子，东西还是出不来。我就对有的同志说：出不来没有关系嘛！你为了印出来，叫你这样就这样，叫你那样就那样，有时会改好，也有时会改坏。如果我们把文学创作看成是严肃的革命事业，就要在艺术上有所追求。

　　三、亲身经历、感性知识是最重要的条件，但是也要善于运用群众的经验来丰富自己

　　文学是生活的反映，是生活的艺术的反映。理论也反映生活，但是手段不一样。没有生活就没有艺术，这个观点什么时候都是正确的。这一点在我们这一代多数作家头脑中是根深蒂固的，不大容易动摇的。没有生活怎么搞创作呢？你要说我们思想僵化也可以。直到现在，我还是喜欢那些生活气息很浓厚的作品。哪怕技巧上稍许差些，但是生活气息很浓，我喜欢。当然艺术技巧上高一些更好了。相比之下，一些作品技巧上还不错，但里面看不出有多少生活，甚至胡编乱造，这样的东西我不喜欢看，也不愿浪费时间。因为你从中得不到什么好处嘛。所以我们还是希望作品的生活底子很扎实。当然，艺术水平也要尽可能地高一些。可惜缺乏生活的作品现在仍屡见不鲜。可能概念换了一下，但是仍旧从主观出发，塞点材料进去。要写一部长篇，它要容纳多少生活呀，要容纳很多的生活，甚至你这个人一辈子的生活。刚看到一点就写一部几十万字的长篇，确实没大必要，作为艺术实践也不一定好，浪费很多精力，千万不可以这样。要写一部长篇，可以说要动用全部的生活库存。

　　我真正想写长篇，是五二年第二次入朝以后。在近一年时间里，我访问了两个军、志愿军总部、兵站、医院、炮兵、工兵、高炮阵地，还在一个营部和连的阵地上住了一个月。此外，还访问了朝鲜人民军和朝鲜人民以及战时的平壤城。我所以进行这样大量的活动，因为我们的文学作品是要具体地描绘生活，作家应当是用语言的画家，象画家那样去写生。对生活无知，那是不行的。我感到对作家最可贵的是直接的、第一手的材料，感性的材料。亲身经历最重要。凡有亲自经历的机会，一定要去亲历其境。你访问十个人，能有一个人给你谈得很具体就不错了，因为他不是作家，不可能说的细致入微。有一次我在阵地上正和别人谈话，吹来一阵小风，很小的小风，旁边一棵小树卡吧一下，脑袋就垂下来了，这是因为炮弹皮削的就剩下一点了。象这样的情景，靠访问是得不到的。战时的平壤城，我呆过半个月。整个城市就剩下一栋半楼房，也已被炸弹洞穿，到处是螺丝、碎钢筋、机器零件，残存的平房都被炸得斜着膀子，还没有倒下来。即使这样，街上还在广播着战斗歌曲，表现出特有的抗敌气氛，给人以深刻的感受。象这些如不亲历其境，靠访问别人不会告诉你。创作当然可以想象，但有些是不可能想象到的。比如我访问过一个朝鲜妇女，李承晚的自卫队活埋了她的孩子，对她说：“你这个孩子到明年我就叫他发芽了”。象这种语言，作者很难创造出来。在敌人掌握制空权的情况下，朝鲜战场上的汽车、火车，你走遍全世界也看不到那种样子。我们的汽车周身全是黄尘，挡风玻璃上有防止反光的防护板，两个小灯前还伸出半尺长的东西遮光。整个汽车本身就象一个在泥土里摸爬滚打的战士。你去看材料，战史上会给你写这些东西吗？另外，谈的东西很容易忘掉，看到过的、思索过的，才会在思想上打上更深的烙印。

　　最重要的是亲身经历、感受，但是光靠自己的经验也还不够。因为你只能看到事物的一部分。所以还要善于运用别人的经验、群众的经验来丰富自己。这样，既有直接的经验，也有别人的生活经验。我在深入生活中间，也经常和同志们分析研究一些人物，“解剖”一些人物，这样才能把人了解得透一些。象陆希荣这个人物，就是同一些同志研究过的。

　　四、写作前我还作了哪些准备

　　我刚才说了，我写这部作品，想把前后方两个“战场”都了解得多一点。在国内这方面我还有许多生活不熟悉。比如我想写点工人生活，但对工人没有更多的了解。我觉得作为一个党员，对于自己为之奋斗的阶级应当有些感性的了解。近代的工人阶级到底是什么样的？以前接触不多，所以我就到二七机车车辆厂当了一段时间的车间副支部书记。在这个过程中间，我写了一个短篇《老烟筒》另外还和钱小惠同志合作写了一个电影小说《红色的风暴》。虽是历史题材，实际也是运用的体验了的实际生活。另外，我还深入农村进行了一些研究。当时《东方》的故事还没有构成，究竟后方写个什么，还不明确。这个时期，我到了大清河北，就住在战争时期的拥军模范一位大妈家里。随后又在滹沱河两岸走了不少村庄，访问了不少合作社，特别是成立最早的耿长锁合作社。在这当中，我接触了不少农村人物，例如象小契这样可爱的人物。

　　为了了解抗美援朝战争发生前后阶级斗争的情况，我在邢台地区借阅了大批卷宗。我坚持只有我信得过的生活我才写。我根本就不相信的、怀疑的、心中无数的就不写。看了邢台地区的大量案卷，研究了这个地区的情况，尔后我在作品中写的象地主用美人计，后来又真的生了孩子，这都是实有其事的。

　　我参加了抗美援朝政治工作的经验总结。抗美援朝这一阶段的政治工作是搞得不错的，可以说是我军政治工作发展相当好的一个阶段。那个时期武器很差，敌我装备很悬殊，政治思想工作却发挥了巨大的威力。赴朝慰问团、志愿军归国代表团，还有党的工作、青年工作、文化宣传、敌军工作等等，都很活跃。象上甘岭那样的战斗，伤亡很大，剩下十二三个单位的人也能组织起来，立即组成坚强的支部。所以我也有意识地把这些政治工作的经验融汇到了这个作品中。

　　我阅读了抗美援朝战史。在军事学院看了他们保存的相当一部分资料。我还仔细阅读了《志愿军一日》等群众性作品。因为一部大的作品的完成，光靠一个人经验有限，很需要吸取群众提供的大量素材。创造一个人物，需要很多典型的细节，所有的都是你想得起来的吗？不可能。这里就运用了广大指战员的一些东西。所以这部作品的成果也不是一个人的。本来我应该在后记里说明这一点，但由于这本书没有写后记，请允许我在这里向他们致谢。

　　总之，这个作品从一九五九年动笔写，经历了很长时间。这里有一个基本的指导思想，就是要忠于生活，只有真实地描写了生活，作品才能具有较长的生命力。

　　五、关于人物的塑造

　　关于郭祥。写这样一部书究竟要写个什么样的人物作为主人公呢，这是写作时首先考虑到的问题。在长期革命战争中，在我们的部队中，我接触了这样一种人：他们受到长期战争烈火的锻炼，在什么样的条件下也能生活，再强大的敌人压他，他也不示弱。过去常称他们是“突破口的干部”、“革命的好战分子”，他们也常常以此自豪。他们平时休整就感到寂寞，本来生病了，一听说打仗就好了。他们身上有一种征服敌人的渴望，也就是他们说的“宁可在敌人头上尿尿，也不许敌人在面前吐痰”。这种性格在我们的各级指挥员中都可以找到。我们常说那个团能战斗，就因为那里有这样一批战斗骨干。如果我们将来还要打仗，那就少不了还要有这种人，没有这种人是不行的。那么这是不是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呀？我认为就是。因为这种人的出现，正是革命战争长期薰陶的结果。在当时的典型环境中，怕死不怕死，敢不敢为革命献身，这就是最高的道德标准。在写这种人的时候，还要有一个性格化的问题。作为艺术典型，应该包括共性与个性两个方面。只有个性没有共性就没有普遍意义，这当然不行。但另一方面，只有共性没有个性，作为艺术典型就是不成功的，也就是过去说的公式化概念化，形成千人一面，千部一腔。当然，处理好这两方面的关系，特别是搞好人物的性格化，并不很容易。正因为不容易，这样的典型在文学作品中就比较少。这个问题的解决，还是要很好地研究生活里边的人物，同时突出性格中主要的东西。

　　郭祥是有模特儿的。一直到现在我写东西还是觉得有几个模特儿比较放心，比较有个抓挠头。如果人物在你头脑中就没有活起来，你写出来一定是概念的。说到郭祥，生活中有一些这样的人物。比如抗日战争中我参加晋察冀英模会，就遇到过一个战斗英雄，很出色，性格诙谐，很逗人喜欢。我们过去睡在老百姓炕上，大家紧紧挤着，叫“贴白菜帮”，谁要一起来就再也没空躺下去。他出了个“情况”，人们一惊起来了，他却躺下睡了。还有一次，他到据点里去打一个伪军。当他走到这个伪军面前，只有几步远，伪军问：“你是什么人？”他说：“自己人。”说着他就掏出枪来，想一枪就把他打死。谁知子弹臭了，伪军立刻端着枪喝道：“自己人为什么开枪？”他坦然一笑说：“跟你闹着玩哩！”还有一个战斗英雄，打大同时很英勇。我写过一首诗叫《英雄阵地》，发表在《晋察冀日报》上，张家口一个姑娘看了他的事迹后很感动，写了一封信，还给他送来一块表。可巧，这时候他正在禁闭室里蹲着哩，因为犯了纪律。我在写《东方》时有过考虑，是写一个正经八百、不苟言笑的人物作主人公呢？还是写一个活泼一点的？后来选择了后面一个。因为我们这个民族受封建影响太深，许多人性格比较古板，写这种性格对民族会有好影响。当时文艺思想上有一个争论很大的问题是能不能写英雄人物的缺点。我想，只要我们自己是热爱英雄人物的，总会想尽力写得好一些，不会随便来丑化他。而为了从生活出发，从特定的个性出发，即使写了一些缺点，也不算什么问题，甚至是有必要的。因为我们还是想把人物写得活一些，更象是生活中的人物。生活牛的人物，他身上的优缺点总是相统一的。我们一动笔往往就把那一面取消了，只剩下一面。因此使人感到不真实。这是创造人物中一个很大的问题。我看没有必要非要人物穿高底鞋，头上绕着光圈，丧失真实感。

　　前面提到，有些作品往往主要人物反而不如次要人物突出。我看主要原因是顾虑过多，老是考虑这是主要英雄人物呀！可别把他写坏了！所以就特别地慎重。慎重并不坏，但是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心理上压力大，过分拘谨，就会写成四平八稳的人物。就象父母对于自己的孩子过分溺爱，缺点也成了优点，反而不能很好地分析他、了解他了。

　　关于反面人物陆希荣的塑造。这个人物也是从生活中接触到这类人物后才形成的。我写这个人物的基本构思，用一句话来说，就是写个人主义的毁灭。小说出版之前，我去工厂听阅读小组的意见，一个工人说，陆希荣这个人物还不如让炮弹炸死算了，后来还回了国，又当了小伙计，生活还不错嘛！心里觉得不解气。实际上他从无产阶级队伍分化出去，当了资产阶级的帮闲，这就说明他已经从精神上完蛋了。我认为无产阶级文学的一个重要内容，是歌颂集体主义，批判个人主义。如果这个界限划不清，那就很糟糕。在冲击封建主义方面，资产阶级作家们很英勇。他们用个性解放，个人主义去冲击封建制度和封建意识，这个任务完成得很出色。今天，虽然我们生活中遗留的封建的东西还很多，但是今天反封建残余，也还是要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去反。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时期，赞扬无产阶级集体主义、批判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还是一个很重要的任务。

　　在我们的生活中间，在革命的历史上，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是经常发生冲突的。因为闹个人主义，必然使集体受到损害，并且最后导致个人的毁灭，比如历史上的张国焘就是一个典型。他参加过“五四”运动，也搞过早期的工人运动，以后担任四方面军的领导人。长征中，他看到中央红军力量削弱了，就野心勃勃地要分裂党，最后成了可耻的叛徒。这种人当年在革命队伍里也扮演了一些角色，但个人主义恶性发展，终于离开党完事。在我们的生活里也有不少因个人主义毁灭的例子。所以我就想写这样一个例子，一个典型。因为这对我们的生活有教育意义。将来战争来了，这类人物还是会出现的。《东方》既然是为未来战争作准备的，就有必要写这么个人物，同主人公作一个鲜明的对照，也是对正面人物的陪衬。决不能说一个人一参加革命就十全十美，但不少同志在革命斗争中把个人主义的东西扫除了，至少是减少了。也有些人没有，学了一些马列主义词句，当作装饰品，把自己的个人主义伪装起来，到某种时候就暴露了。在《东方》里，我又用另一个人物刘大顺来跟陆希荣对比。他是个解放战士，对共产党很感激，但因为入朝时他对新的战争不认识，起点不高吧，在战争开始他就趴下了，郭祥要揍他。但这个人和陆希荣不一样，他不是掩饰错误的人，他起点不高，但越来越高，渐渐对战争有了认识。这两个人物对郭祥都是陪衬，都是为了深化主题，从世界观、人生观上让人想一些问题。一个人哪怕起点低，觉悟不高，但只要忠诚老实，肯于改造自己，也可以成为一个优秀的战士。反之，虽有才能但不注意改造，也不行。

　　下面讲讲杨大妈这个人物。这是一个真正的群众中的英雄。这种人物是在血和泪的土地上成长起来的，也是我们这个政权的最可靠的支柱。所以我把这个人物作为群众的代表。她是普普通通的劳动群众，在旧社会一肚子辛酸。我在抗战时期曾看到这样的英模人物，正象她说的，“提起旧社会，真他妈的没一条好处”。她和郭祥一样，都是旧制度旧社会的对立物、掘墓人。这种人靠共产党、八路军来了以后才解放出来，她们和党完全一条心，同生死共患难。所以我写她看不到八路军时就感到寂寞了。那跟有些人就不一样，你住他家的房子，他确实不高兴。象杨大妈这类人物，在根据地生活期间，我也认识了几个。如“子弟兵的母亲”戎冠秀，“冀中子弟兵的母亲”李杏阁，还有大清河北被称为“官大妈”的。“官”是大家的意思，也就是大众的母亲。这几位根据地的母亲，我都是同她们接触过的。不是自己的母亲，想叫她“娘”是很难出口的，但她们其中一位我确实叫了“娘”。把她们写在文学作品中，是我早就有的愿望。我也考虑过这些革命母亲在文学作品中不少人都写了，我写时应有所不同。怎么做到有所不同呢？就要通过性格化，表现个性。有一位大妈性格泼辣直爽，坦白又精明。半夜八路军来了，老大爷就去开门，带路啦，叫人啦，张罗些杂事；她则和那些游击大队长商议军情大事，披衣坐在炕上颇象一个指挥员。所以我就着重从这个方面写她的性格。她的这种性格也是大清河北斗争环境的产物。那地方斗争很残酷，平、津、保三角地带是敌人的必争之地，一直到平津战役，一些干部还在地道里蹲着呢。当时大妈最怕的是那样一些人，头天在她家吃了饭，第二天就叛变领着敌人来抓她。所以在那种情况下不是她那种性格就很难应付。因为我比较熟悉她，写到她也就顺手些。

　　书中其他一些人物，有的也有模特儿，比如里面写到一个贫农叫小契，我确实在他家住过。合作化初期，我在一个村子住，按照老根据地的风习，我到每家轮流吃派饭，这是个很好的了解群众的机会。这个小契家的情况就象我描写的，他的那个院子没有墙，就有个门楼。所以我说走遍天下也找不出这样的家。我是很热爱这个人物的。

　　开始写作最好有模特儿。象画家似的，最初可以多搞一些人物速写，搞些积累。写长篇不妨先搞人物传记，每个人物都给他立个“档案”。创作以前，不能是对人物没有什么想法就往下写。当然写时会有发展、变化，但不可事前没有准备。

　　有同志问：关于傻五十这个人物，着墨不多，印象很深，是怎么写出来的？

　　这种人写出来并不困难，每个村子都有这种人物。过去在一些贫农家庭，父母早年去世，没人教育，又缺个心眼，但是本质上很憨厚可爱。能不能把这种人物写进作品？按照一种观点，就是歪曲了人民解放军的形象。但我想，只要从总的方面说，作品符合人民的利益，就不要让许多条条框框限制住了。这个人物的塑造主要靠典型的细节。好细节的珠子如何串在人物性格的线上？一个根本的着眼点就是服从人物的性格。只能适合他，不能适合第二人，才最好。如果用不上，宁可先库存起来。

　　有同志问：《东方》的故事是怎样编起来的？郭祥、陆希荣、杨雪之间的爱情描写，当初是否有顾虑，怕不怕人家说是写三角恋爱呢？

　　最初，怎么把抗美援朝的生活组织起来，确实是个难题。当时我很想从生活中找个现成的故事加以改造，将材料串起来。过去文学作品有这方面成功的例子。但是，我能找到的只是报上登的一个志愿军未婚妻的故事。线条太单了，负担不了我要表达的内容。后来，只好自己结构了。虽然汲取了一些文学作品的手法，不过人物是新的，它还可以表达我的意思。当初写爱情的确有不少条条框框，就是不写“三角”也容易受到指责。但是因为主题的必要，我还是这样写了。

　　有的同志问，是先有人物还是先有故事、先有战争过程，尔后让人物在其中活动？作为一个长篇，纯粹表现战争过程会显得很枯燥，如果单是写个人命运的一个故事，和战争进程脱离了，也可能会显得单薄。当时我很想把二者结合起来，把战争发展过程和人物命运结合起来，至于是先有人物还是先有故事，当然还是先有人物，故事是人物行动的结果。你先有故事，然后把人物往里装，这是不好的。事实上这两个是交错进行的。按素常的说法是从人物出发。

　　六、几点希望

　　我开头就说了，我们办这种读书班很好，我们的队伍老了，希望同志们来做接班人。接班人就有个做什么样的接班人的问题，还是要做无产阶级文学事业的接班人。过去搞阶级斗争扩大化是不对的，但阶级观点、阶级立场这些根本性的东西还是很重要的。我们说做无产阶级文学接班人，就是要沿着鲁迅开辟的道路，继承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来的优良传统，好好总结三十年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继续前进。

　　我这里再说说作者的修养。说来说去，还是要深入群众，深入实际，深入工农兵斗争生活；学习马列，改造思想；学习和借鉴古今中外优秀作品。从这几方面不断地加强自己。

　　深入生活。这个观念在某些同志心中还不是那么坚定。有人就说姚雪垠没有在李自成手下当过兵，怎么写出了《李自成》？雪垠同志确实没在李自成手下当过兵，但他很好地研究了大量历史资料，并在人民群众中积累了丰富的生活经验，如果离开这些恐怕是不成的。写作要有生活。但怎么观察生活，要有一个探照灯。马克思主义就是我们的探照灯。没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写出来的东西往往是小资产阶级的自我表现。

　　要继续解放思想，还要重视改造思想。解放思想不能脱离马列主义的轨道，不能违背四项基本原则。离开了这个轨道，只能解放到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封建主义方面去。

　　继续贯彻“双百’方针。“双百”方针决不是资产阶级自由化，而是在斗争中发展马克思主义。这个方针的要点，一是主张放，一是放出来争论。过去，这个方针长期没有执行好。不是不让放，就是放出来任其自流。我们应当防止这两种偏向，越来越全面。文艺批评不应该打棍子，但是也不能认为一有批评就是“棍子”。只要是摆事实讲道理，健康的批评是应该经常进行的。

　　现在文艺思想活跃，众说纷纭，我看我们还是要扎扎实实地深入生活，搞出一些结结实实的作品，不要迎合不健康的风气和低级趣味，应多写一些有助于坚定人民信心、提高党的威信的东西。要人民前进就要让人民有信心，首先还要我们自己本身就很坚定。

　　希望同志们写出更多的好作品来。

　　1980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