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先看张庆军先生原文出自《滕州晚报》2008年7月25日的《孔子和墨子》:
闲暇时比较比较孔子与墨子，很有意思，也很有意义。
孔子一辈子劳碌奔波，四处游说。目的是——跑官。
墨子一腔热血，东奔西走，目的是——和平（非攻）。
孔子主张克己复礼为的是——复辟旧制。
墨子主张兼爱为的是——平等，博爱。
孔子认为死生有命，富贵在天。
墨子认为非命、尚力，即主宰自己命运的不是命，而是自己的能力。
孔子曰：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
墨子曰：官无常贵，民无终贱。
孔子讲“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时周天子还在位，各诸侯也未授权，孔子哪有资格说话。孔子是第一个没把周天子放在眼里。
墨子讲“兼爱”“非攻”时，不过是一“贱民”。为了阻止楚国攻打宋国，不辞辛劳，跋涉千余里，连续十昼夜，与楚王、公输般论战，成功阻止了战争。墨子把天下人当亲人。
孔子活着时惶惶如丧家之犬，死后却堂堂乎万世师表。庙堂之上大吃冷猪肉（李宗吾《厚黑学》）。
墨子活着时是弱小诸侯国反对兼并、消弭战争的救星，是百姓心目中的显学大师，死后却被中国人遗忘。
孔子一生穷困，却主张久丧厚葬等奢侈浪费之俗，子曰：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克己是假，复礼是真。
墨子一生食禄丰富，却主张“节用，节葬，非乐”，自己也一生过着简朴的生活，做到了言行一致。
孔子教学生：先做人，后做官，至于是否真有本事，无关紧要。于是中国的权谋、权术登峰造极，世界各国难望及项背。
墨子教学生，主张尚力，先学技术，学本领，后学做人。有能力，有本事是其目的。可惜这种能力教育至今难以实现。
孔子广收门徒，著书立说，学问博大，把“仁义”两字说的天花乱坠，但从不涉猎自然科学。一说改革便是大逆不道。一说革新便是数典忘宗。“吃人”文化（鲁迅《狂人日记》）、“酱缸”文化（柏杨《丑陋的中国人》）由此产生。
墨子门徒甚众，知识渊博。除了政治、军事、哲学、伦理、逻辑，其自然科学的研究却是无人能及。墨子一生追求真理，开拓进取。但“墨守成规”的成语却是把墨子与因循守旧联系一起，精神人格被异化。
孔子一生行迹记录十分详尽，被封建社会的士子顶礼膜拜，成为“万世师表”。
墨子生卒年、出生地都需要考证，连做中国人的资格都岌岌可危，差点成了印度人。
孔子的思想统治中国两千年，于公元1919年被“五四”运动所否定。
墨子的思想被中国遗忘了两千年，现今逐渐发扬光大。
在中国，公元1919年5月4日，中国人发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呐喊”，提出了“平等、博爱、自由”的主张，当时的中国人都认为这些主张是西方的先进产物。没有一个人知道早在两千四百年前墨子就提出来了。
公元2006年，孔子复活，各种媒体对儒教的推崇达到极致。追捧之声，不绝于耳。论语心得，洛阳纸贵。
不知道孔子的中国人，很少，很少！
不知道墨子的中国人，太多，太多！
余秋雨说：墨子，墨家，中国亏待了你们，因此历史也亏待了中国。
墨子，今后国人会如何对待你呢？
也许，对出了众多圣人的山东大地来说，韩愈的说法更结合实际：“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为孔、墨”。
猫仔的话:
《淮南子·要略》云：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而与儒家分庭抗礼。先秦思想、诸子争鸣，但是儒、墨、道、法以及后来汉时的董仲舒等他们的共同的特点就是奴隶主或皇帝的王权维护者，是王道或者霸道统治合法性的布道士。只不过儒家构想了一个“礼仪的乌托邦”，墨家构想了一个“功利的乌托邦”。可最得势的非儒非墨而是法家，因为法家教君主玩弄赏罚权术，利用人的弱点，让天下人人自为，然后君主坐收渔利：富国强兵，巩固王权。管仲、申不害、商鞅、韩非皆为法家、位及相国。
作为封建文化思想，社会进步了必然批判。五四运动对中国文化的推动和社会制度的改良发展有着划时代的意义，但是历史不会断裂，思想也不会，传统文化像基因从来没有因为批判而消失，而我们应该成为今天的“智”者，就应该能分辨，传统思想“何”为今用？
上个世纪，哲学家冯友兰认为中国的哲学思想与西方的基督教将意识超越的对象归属于外在人格化的神灵不同，儒、道、佛哲学的超越意识，是将超越的对象归属于内在的心源。中国哲学的人生智慧是追求内在的而非外在的，并不需要脱离现世的世俗社会、“即世的超越，既出世又入世”，也就是“极高明而道中庸”。儒家“天人合一”的天地境界，侧重于道德层面的含义，但是不同与普通的人伦道德。俗世的人伦道德如普通人格守道德，总觉得像戴了紧箍咒、虽然别人赞许，自己未必舒坦。但是到了天地境界的人，心灵与大化流行的规律很默契，也很自然地与人间的事件相互感应，自然地做出是非善恶的判断，“从心所欲不逾矩”，能站在一个更高的角度、也就是从宇宙的（天地的）高度来看待日常人伦和社会行为，从而使人世间的伦理道德行为具有宇宙的永恒意义。道家的“道通为一”认为天地之道，是宇宙的生命本体，世间分隔的事事物物及宇宙间自有一道贯之。无处不在而又流动不居。人生最大的快乐莫过于“静观其道”，获得“道通为一”的天地境界。佛家的"涅盘"境界自隋唐以后，认为“西方净土”是隐喻说法，清净世界不须西求，就在众生世间，人心悟则佛国、迷则秽土。“修佛即修心”“心清静则佛”“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等，也是即世的超越。
“天人合一”的思想是先秦诸子在自然科学没有出现的情况下而感知外界的朴素思想。儒家将天命理解为宇宙生命力，同时也把道德行为的原动力追本到宇宙生命本体，这不仅为人类的道德生活寻找到超越于尘世的依据，而且也将人类道德行为的意义上升到天地（宇宙）的境界。如《诗经·周颂·维天之命》说：“维天之命，于穆不已。于乎不显，文王之德之纯，纯亦不已。”孔子说：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天是冥冥宇宙不可抗拒的力量，而且不是能主宰世界的人格化的神灵，是宇宙生命活力的象征。那么天到底是什么？古人视为神秘的力量甚至是主宰万物的规律，在当时的历史时期，我认为应该是朴素的宇宙观，这种观点似乎和科学日益发展的今天有不谋而合、一切生命和物质现象都归于宇宙，宇宙是人活动于其间的宇宙。但古人无法解释“天”也没有研究“天”，所以“天”是不可知也无须知的，所以“天”也不属于客观物质范畴，而是“形而上”，是意识超越的终极。这里在确定天的“诚”（诚者天之道也）在形而上学和宇宙论上的意义后有说：“人皆可以为舜尧”，“天命之谓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那么“天人合一”愈不可分、不可知就愈是主观唯心主义的概念了，是始终无法超越的意识形态。于是就有了天命“圣王”存在的合理依据。圣王和卫道士们往往主动或被动地把形而上、宇宙论上的“诚”和人在社会文化道德里的“诚”混淆，这就会导致伪善，导致一种功利主义的道德观。在这种“天人合一”的背后，可能就会隐藏个人的私欲（包括权力欲），如马克思所说的，“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就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
冯友兰还认为：“西洋近代史中，一个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之自觉，我之自觉以后，我之世界即分而为二，我于非我，就是‘主客对立’”。人和宇宙对立，于是科学的前提条件产生了，我如何能知非我的问题？那么就要以客观的态度对世界、宇宙进行观察和分析，于是认识论产生并积累为人类的科学知识体系。西方哲学一向以知识论与宇宙论见长并与宗教融为一体，当然早期科学家的探索结论与宗教教义冲突时，斗争也很血腥。可最终人类的科学之树在成长！在中国哲学中，主导思路是主客交融、天人合一，对待“天”的问题一直采用不可知、无须知的态度，使她永远处于超越尘世的状态，反而注重于人生论，所谓：“吾欲托之空言，不如见之行事之深切着明也”；“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内圣外王”内圣即立德、外王即立功，养圣人之德成帝王之业，这是他们的终极理想。所以中国人的读书大都把知识当作工具，到现在很多人还是把知识当作工具而没有以求知为最终目的。既然天地如此交融、主客不分，天被高挂，故知识问题未成为中国哲学上之大问题。而天下之人只有热衷于人生得志，而不是得知，热衷于“人事”和“事人”，玩弄权术成为习惯而无心顾忌科学了。
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Joseph Needham)在研究中国科技史时提出“中国古代有杰出之科学成就，但何以近代科学崛起于西方而不是中国？”（李约瑟难题）。回答很多，有说“重农抑商”；有说“学而优则仕、重视形而上的做人做官之道而轻视形而下的‘器’”；还有从“地理、军事、教育角度分析”。福建仰恩大学科研部匡胜国说：“中国科技从17世纪中叶开始落后于西方，17世纪中后期，欧洲科学逐步实现体制化而中国正处于明末清初，改朝换代，社会动荡。学者们的兴趣不在科学，而在于经世致用的政治学问上。即使是明朝杰出科学家徐光启，最关心的也是与政治密切相关的农学，目的在于经世致用，匡济天下。那么猫仔想说，当今面对中国大学的教育体制问题，匡胜国先生是不是也听到诸如：“谁把大学变官场的言论呢？”。
先秦时期国家的概念尚不明确。而中国历史，“国家”不如“家国”确切，江山改姓换朝，甚至于上个世纪毛泽东称国民政府为“蒋家王朝”。而新中国成立后不管是他老人家主观还是客观原因，后来的领导人不再姓毛，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历史的巨大进步。在对待传统文化和哲学上，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刘少奇等，常常引用《四书》中有关论述。举不胜举。我们对待历史还是要辨证的否定。现代哲学也还是首推马克思主义，更有结合中西哲学的毛泽东思想。生产生活方式和生产力状态决定社会哲学范畴。中国长期以农耕为主，那么围绕这种生产方式所产生的哲学和社会文化只要这种生产生活方式还大量人、大面积土地存在，那么这些传统思想就不会消失，甚至还有效维系各种社会关系，例如“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和“仁、义、礼、智、信”的三纲五常。在农村广袤的土地上到目前为止，很多人际关系还靠祖宗留下道德规范来约束。农村的婚丧嫁娶的礼仪和出份钱、礼仪形式越来越大、份钱种类和数量越来越多（连国家指定的邮政储蓄小额贷款也望尘莫及），农村如此，城市新生的官僚群体又何尝不是？由此又想到当年的破四旧、树新风，更是无言以对啊！
改革开放后，生产力高速发展、工业化的生产方式大量出现，农民工出现，这一切似乎都是现代文化改良的契机。工业文明必然给中国带来全民的哲学革命。那么我们怎么对待祖宗的东西呢，其实道理很简单，只要是人类的文化就有用，西方的东西有用，祖宗的东西也有用，只是我们一定要区分不同时代的历史背景。辨证地吸收而不断章取义，在对待儒家思想上我们要理解她来自大众至诚至善的朴素的初衷和服务于帝王的无奈。才能做到中西文化的完美交流。才能使“天人合一”如“奥运会”展示般的那样美好。经济体制改革之后在胡总书记带领下的政治体制改革一定是共产党人在新历史时期向中华民族交出的合格答卷，因为这是中国历史和国情做出最佳选择！国家是党也是人民的国家，这里面没有功利主义色彩。如果有，就是需要全党反对和依法绳之的“官僚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