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的历史真实和作品实际不容遮蔽

———对古远清《“看张”》一文的回应
陈辽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江苏　南京　210013）

摘　要：在张爱玲评价问题上，张爱玲的历史真实和作品实际，不容遮蔽；张爱玲依附敌伪、“附蒋”、紧贴共产党政治、“附美”的政治性，不容遮蔽；居安思危，我们必须持久地以爱国思想教育人民。
　　关键词：张爱玲；历史真实；作品实际；不容遮蔽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677（2007）3-0062-07

　　1995年，张爱玲去世后，中国内地出现了“张爱玲热”。对此，我写了《“张爱玲热”要降温》。其后，关于张爱玲，我又写过4篇文章，评说了“张爱玲热”这一文学现象。在这些文章中，我认为：“张爱玲在中国现代作家中是一位有个性、有特色、有相当成就的作家”，但“有三桩关系到张爱玲‘大节’的事件，人们是不该忘记的”：一、她在抗战中“民族大节”有亏；二、在日寇投降后仍包庇、资助她的同居者、汉奸胡兰成；三、新中国成立，党和政府没有对她算老帐，但她却在1952年到香港后炮制反共小说，露骨地反共反人民。我说的都是事实。古远清先生（以下简称“古”）在1996年《今日名流》第9期上发表《张爱玲是“文化汉奸”吗?》一文对我进行批评。同年《今日名流》第12期刊登我的文章《何必匆匆为张爱玲曲辩》，对“古”文作了回答。其后，“古”没有再写为张爱玲曲辩的文章。因此，我以为在张爱玲评价问题上，我与“古”可能有了共识，“古”或许已改变了他对张爱玲评价的原有观点。
　　孰料10年后，“古”竟写了长达14000字的长文《海峡两岸“看张”的政治性和戏剧化现象》，以众人皆错、唯我正确的自以为是，在正文和附注中一口气点了迅雨（傅雷）、李子云、钱谷融、王瑶、唐弢、丁易、刘绶松、黄修己、《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北京四位学者（钱理群、吴福辉、温儒敏、王超冰）、刘心皇、苏雪林、周锦、司马文侦、陈辽、何满子等十八人的名，指责他们：“两岸左右翼文人联手挖坑‘活埋’张爱玲”；其中特别指称刘心皇、陈辽、何满子是“忠义文学评论家”，“联袂‘宣判’张爱玲为‘文化汉奸’”。气势汹汹，不可一世。然而，在这14000字的长文中，“古”却对张爱玲的历史真实、张爱玲的作品实际没有什么评述，意在遮蔽。在此情况下，我觉得有必要将“古”遮蔽的张爱玲的历史真实及其作品实际告诉读者，敬请读者及专家将我这篇文章与《“看张”》比照，看看这场有关张爱玲评价上的争议究竟谁是谁非。

一、张爱玲的历史真实和作品实际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中华民族处于存亡绝续的关键时刻。无论是国民党统治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还是被日本强占的沦陷区，百分之九十几以上的人民都为抗日战争胜利而艰苦斗争。而少数汉奸却丧失国格人格，认敌为友，充当日本法西斯侵华的工具和帮凶，成为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凡是爱国的中国人，当时无不痛恨汉奸。张爱玲（1921-1995）与文化大汉奸胡兰成先姘居、后结婚的年月，并非在抗战以前，也不是由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是在抗日战争已经进行了六七年的时刻，自觉自愿与胡交欢。而且，张爱玲也不是无知无识的女性，而是大学生，当时的高级知识分子，已有一点名气的女作家。
　　糟糕的是，张爱玲和文化大汉奸胡兰成结识后，竟对他倾心爱恋。她赠给胡兰成一张照片，背面写着两行小字：“见了他，她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但她心里是欢喜的，从尘埃里开出花来。”那时，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已从防御转为进攻，日寇败局已定，张爱玲竟爱上了文化大汉奸并和他正式结婚，在民族大义面前，不能不使她蒙垢含羞。她的舅舅对她不齿，她的弟弟张子静在《我的姊姊张爱玲》中说：“胡兰成说她‘不会跌倒’，她却为胡兰成跌倒了。”张爱玲与胡兰成结婚后，胡兰成“只身来到武汉。因受日本人指使，在武汉接编《大楚报》，并创办了一个政治军事学校，其目的是想在武汉炮制出一个日伪政权———‘大楚国’”。令人难以原谅的是，张爱玲在沦陷区上海的创作，竟和敌伪政治相联系。她在作品中歌颂日本；嘲讽正与德国法西斯浴血奋战的社会主义苏联；对还在抗日的蒋介石造谣诽谤。那些一味哄抬张爱玲的人，却只字不提这些作品。在《忘不了的画》里，张爱玲在这么一篇谈绘画艺术的文章里也忘不了对日本称赞一番：“日本对于训练的重视，而艺妓，因为训练得格外彻底，所以格外接近女性的美善的标准。”而在当时，“对于训练的重视”的日本人正在灭绝人性地大肆杀戮中国人。在《双声》一文中，她说：“同西洋同中国现代的文明比起来，我还是情愿日本的文明的”。这样公开的媚日言论即使在敌伪报刊上也不多见。当时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地区里与日寇作殊死战的军民都知道“日本的文明”究竟是什么。在《公寓生活记趣》里，哪怕是开电梯的丢了一只旧的牛奶瓶换了一只小一号的牛奶瓶这么一件小事，张爱玲都没有忘记刺一下社会主义苏联：“这一类的举动是颇有点社会主义之风的”。而当时苏联是反法西斯的主力，在卫国战争中，伤亡2000万人以上。在小说《等》里，她竟借作品中人物之口诬蔑蒋介石“因为战争的缘故，中国的人口损失太多，要奖励生育”，便下令政府工作人员讨“二夫人”。说了一遍不算，又说第二遍：“……里边蒋先生（即蒋介石）因为打仗，中国人民死得太多的缘故，下了一条命令，讨了小也不叫姨太太叫二夫人———叫他们讨呀!”国民党政府在大后方诚然腐败，但它毕竟还在抗战，而且蒋介石从来也不曾下令政府工作人员讨“二夫人”。造谣造到蒋介石头上，可见依附敌伪的张爱玲的胆子多么大！这在依附敌伪的作家中也是仅见的。请问“古”：在沦陷区作家中还有谁敢这样指名道姓地对蒋介石造谣？
　　日寇投降，国民党政府又重新统治了上海。这时胡兰成“感到大祸即将临头，但又不甘束手待毙，积极策划，与二十九军军长邹平凡一起匆匆宣布武汉独立，并拥兵数万，妄想成立武汉军政府”。“‘独立’了13天，便分崩离析了。”胡兰成逃到上海，曾到张爱玲处住了一宿，后又逃到温州，化名张嘉仪。此时，张爱玲一方面包庇汉奸丈夫，以稿费支持潜伏浙江乡下的胡兰成，还路途迢迢地看望背着张爱玲已和范秀美结亲的胡兰成，苦苦哀求胡兰成在她和小周（胡兰成在武汉活动时的情人）之间作出选择。在已被通缉的文化大汉奸胡兰成面前，仍然“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另一方面，她却在《有几句话同读者说》中对抗舆论界对她的揭发、批评，大言不惭地申明：“我自己从来没想到需要辩白，但最近一年来常常被人议论到，似乎被列为文化汉奸之一，自己也弄得莫名其妙。我所写的文章从来没有涉及政治，也没有拿过任何津贴。”其实，当时舆论界指责张爱玲是“文化汉奸”，是有根据的。她不但作为知名女作家和大汉奸胡兰成结婚，而且和上海很有权势的日本人池田纪笃友善，出入汪伪第三把手周佛海的家门；日本军人宇垣大将到上海，也想与张爱玲结识。上面我引述的张爱玲的多处文字，更揭露了张爱玲所谓“写的文章从来没有涉及政治”是骗人的假话。至于拿什么“津贴”，根本没这个必要。她的稿费多得很也高得很。《传奇》出版的第四天就再版，她还要“津贴”做什么?
　　若问：像张爱玲这样的人，因何未受国民党政府惩治?这是因为，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忙于发动内战，打共产党，因此他把抗战期间降敌的一百多个将领和不少汪伪高官收编，委任他们为“司令”、“长官”，根本不予法律处理。连大汉奸周佛海在蒋介石包庇下也免予一死。即使如曾任汪伪中央宣传部次长、法制局局长的胡兰成那样的文化大汉奸，也未认真缉拿归案，“绳之于法”。据洁芳提供的资料，从1945年9月至12月，军统在南北各地，仅捕获汉奸嫌疑者4291人，移送军法机关审判者只有334人，移送航空委员会讯问查办者24人，在押病死者43人。1946年4月至1947年2月，高等法院共审理汉奸案530余件，终结381件。其中判处死刑14人，无期徒刑24人，有期徒刑265人。最后受到刑法处理者只有303人，只有汉奸总数三四万人的1%。如此“惩奸”，张爱玲自然可以逍遥法外了。这和解放区在抗战胜利后严肃、认真地进行惩奸，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由于张爱玲未被国民党政府“绳之于法”，所以我在《关于沦陷区文学评价中的几个问题》中，将张爱玲和另一位附敌女作家苏青作为“以不同方式附敌附伪的作家”的代表，以之与汉奸作家代表周作人、陈彬和、胡兰成相区别。而“古”却反而因此说我“以老新四军战士的身份给张爱玲补划‘文化汉奸’”。这就是“古”的论战“逻辑”!

二、张爱玲从依附敌伪到
“附蒋”到紧贴共产党政治到
“附美”，其人品、文品实在差劲

当张爱玲得知国民党捉拿胡兰成不过是一阵风，胡兰成的生命已保无虞以后（由此可见，国民党政府在抗战胜利后“惩奸”，完全是装模作样给百姓看的，当不得真），她就立刻“附蒋”，在文学作品里企图向国民党的政治靠拢。她在1947年发表的《华丽缘》里有意插进这么一段：“我注意到那绣着‘东怡剧团’横额的三幅大红缦子，正中的一幅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撤掉了，露出祠堂里原有的陈设，里面黑洞洞的，却供着孙中山遗像，两边挂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的对联。那两句话在这意想不到的地方看到，分外眼明。我从来没知道是这样伟大的话。隔着台前的黄龙似的扭着的两个人，我望着那副对联，虽然我是连感慨的资格都没有的，还是一阵心酸，眼泪都要掉下来了。”这段文字，对于《华丽缘》的主题和“一个行头考究的爱情故事”都是不搭界的，只能理解为张爱玲急于“附蒋”，急于向国民党的政治靠拢。
　　新中国成立，中国进入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新时代。党和国家对国民党统治区没有逃跑台湾仍然留在大陆的作家艺术家，抱欢迎态度，采取团结他们一起建设新文艺的政策。对张爱玲也不例外。上海举行第一次文代会时，正式邀请张爱玲作为代表参加。上海电影剧本创作所成立，上海文艺界领导人夏衍打算请张爱玲来担任编剧，后因为有人持不同意见，只好稍待一时。镇压反革命期间，对张爱玲并无触动。善于见风使舵的张爱玲便又迅速紧贴共产党政治。共产党对张爱玲是争取、团结的。但是，我们后来从张爱玲的《浮花浪蕊》（收人《惘然记》，1983年）中得知，她以主人公洛贞从罗湖桥出境后的心理描写写出了她自己1952年从罗湖桥出境后的心理体验：“她觉得是个阴阳界，从阴间回到阳间”。她把新中国视为“阴间”，这倒恰好用得着这么一句话：对新中国怀有刻骨仇恨!
　　我们回过头来看张爱玲在新中国生活期间的作品，却又发现她在字面上对共产党的政治比国统区留下来的任何一个作家跟得都紧，简直到了热衷为政治服务的程度。这只有一个解释，张爱玲写在纸面上的全是假话。为了让读者了解张爱玲在新中国生活期间的阳一套、阴一套，我们不妨对在上海《亦报》发表的《小艾》、《十八春》中的某些文字略作引述：
　　小艾作为女佣被主人席景藩强奸后，对主人景藩、主母忆妃，“她是恨透了他们，但是不光是他们两个人，根本在这世界上谁也不拿她当个人看待。她的冤仇有海样深，简直不知道要怎样才算报了仇，然而心里也常是这样想着：‘总有一天我要给他们看看，我不见得在他们家待一辈子。我不见得穷一辈子。’”比起《白毛女》里的喜儿来，小艾的阶级觉悟高多了。其后，小艾听说丫头连喜出逃被人骗卖成妓女的故事，“心里非常难受，对于这吃人的社会却是多了一层认识”。金槐大骂国民党，“说到后来上海失守，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又十分愤慨”。小艾“听他说说”，“长了不少见识”。小艾和金槐后来结了婚，苦尽甘来，“那是蒋匪帮在上海的最后一个春天，五月里就解放了”。小艾在旧社会里带来的病还没有好，解放后的小艾对金槐说：“我真恨死了席家他们，我这病都是他们害我的，这些年了，我这条命还送在他们手里。”金槐道：“不会的，他们已经完了，现在是我们的世界了，不会再让你死的。不会的。”小艾住进了医院，起初只是觉得那程医生人真好，三等病房那两个看护也特别好，后来才发现那原来是个普遍的现象。“她出院以后，天天去打营养针，不由得感到医院里的空气真是和从前不同了，现在是真的为人民服务了”。小艾到印刷所里做折纸工，“通过学习，把眼界也放大了，而且明白了许多事情”。小艾怀了孕，“有时候想着，现在什么事情都变得这样快，将来他长大的时候，不知道是怎样一个幸福世界，要是听见他母亲从前悲惨的遭遇，简直不大能想像了吧?”
　　比起《小艾》来，张爱玲在《十八春》里对共产党政治的服务更到了触目皆是的程度：
　 “我觉得我姐姐（曼璐）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地方，她没有错，是这个不合理的社会（指解放前的旧社会）逼得她这样的。”“我也不是个共产党，我还没有那个光荣。我不过想着，像我们这样一个工程师，在这儿待着，无论怎么样努力，也是为统治阶级服务。还是上那边去（指往苏区）或者可以真正为人民做一点事情。”“我告诉你一桩事情。别的朋友面前我都不说了，告诉你不要紧———我预备到解放区去。”（按：叔惠去的地方是苏维埃地区，简称苏区，那时还没有“解放区”的说法）“像我是对政治最不感兴趣的，可政治不清明，简直就没法子安心工作。”“其余都是些有名的乡绅，其实也就是地头蛇一流的人物，靠剥削人民起家的”。
　　“她（指曼祯）是在国民党的统治下长大的，那一重重的压迫与剥削，她都很习惯了”，“在她看来，善良的人永远是受苦的，那忧苦的重担似乎是与人生俱来的，因此只有忍耐。她这还是第一次觉得冤有头，债有主，她胸中充满了悲愤。”“到底是解放区那边什么人才都有。”“从前我们医院的院长（指张慕瑾）给国民党捉去了，冤枉他是汉奸，跑到医院里来搜，简直像强盗似的，逼着那院长太太叫她拿出钱来，把她吊起来打，拿火烧她的脚后跟……”“你可以加入家庭妇联（按：新中国成立后并无“家庭妇联”那样的妇联组织，是张爱玲自己编出来的组织），她们那儿有许多有意义的工作可做，有机会还可以参加学习，像你这样聪明的人，思想很快就可以搞通了。”“老实说，我对新中国的前途是绝对有信心的，可是对我自己实在缺少信心。”“你（指世钧）要到东北去（工作）我也要跟你一块儿去。”“所以还是那句话：‘政治决定一切。你不管政治，政治要找上你。’———我结果是弄得家破人亡!”
　　…………
　我之所以摘引这么多张爱玲在《小艾》、《十八春》中如此紧贴共产党政治的话语，只是为了指明：一、张爱玲及其作品从敌伪统治时期起她的创作一贯与政治密切联系，而她生活在新中国的日子里，她在文学上紧跟共产党的政治比任何一个原在国统区的作家都更要表面化；二、张爱玲在心底里把新中国看作“阴间”，但她在作品里却把“阴间”写成光明的“阳间”，把国民党政府、国民党军队、解放前的旧社会写成黑暗的“阴间”，如此阳一套阴一套，也是国统区留下的作家们中间所罕见的；三、张爱玲把对新中国的仇恨隐藏得这么深，而对新中国的歌颂又歌颂得如此表露，这倒真有点难为了她；四、凡是对社会主义新中国有点感情的人，如果得知张爱玲一方面把新中国看作“阴间”，另一方面又在《小艾》、《十八春》里对共产党这样歌功颂德，对国民党、“蒋匪帮”这样大骂特骂，仍然还要做“张迷”，是不是有点儿“冤大头”?!
　　1952年，张爱玲去了看港。很快供职于美国新闻署在香港的新闻处。麦加锡是她的顶头上司。她又很快决定“附美”。张爱玲在香港期间写出了《秧歌》、《赤地之恋》两部思想上反共、艺术上拙劣的作品。麦加锡后来很得意地告诉著名女作家陈若曦：“是他们提供资料，张爱玲便坐在书房里写出来的。”张爱玲自己也在后来坦言，故事大纲预先已经定好，她是在“授权”的情形下写成的。《秧歌》写农民在土地改革后被勒索“捐献”，终于“暴动”。女主人公月香纵火焚烧粮仓，却葬身火海。不久，村民们奉命备齐年礼，扭着秧歌到军属家去拜年。《赤地之恋》写了“土改”、“三反”、“抗美援朝”，在张爱玲的笔下，解放农村生产力的“土改”，反对腐败的“三反”，抗击美国侵略者的“抗美援朝”，全被写得面目全非，黑白颠倒。这时，张爱玲已明目张胆地、肆无忌惮地与美帝国主义的政治密切联系，为美帝国主义的政治服务了。当年曾经发表过张爱玲的较好作品《金锁记》的老作家柯灵直率地说，《秧歌》、《赤地之恋》是“坏作品”，“致命伤在于虚假，描写的人、事、情、境，全部都是似是而非，文字也失去了作者原有的光彩”。
　　从上可见，有奶便是娘，就是张爱玲的创作倾向。不同的只是，张爱玲对敌伪、国民党政府、美帝国主义，是心里“叫娘”；而对共产党是心里“骂娘”。难怪胡兰成说她：“非常自私，临事心狠手辣。”确是知妻之言。
　　对张爱玲及其作品充塞“政治性”的评价，不可能置当时当地的政治于不顾。夏志清从反共政治出发，大捧张爱玲，大吹《秧歌》、《赤地之恋》，瞎说张爱玲的成就超过鲁迅。不能跟夏志清学样。我们一方面肯定张爱玲的某些作品在艺术上有特色，另一方面实事求是地指出，张爱玲民族大节有亏。
　　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张爱玲之所以在沦陷时期走红上海，很大一个原因即在于，抗战爆发后，绝大多数的优秀作家或到革命根据地或撤退到了大后方。被迫留在沦陷区的作家，有的忙于做地下工作，写文章只是余事，而且他们不可能有言说自由；有的隐居；有的暂时搁笔；加之，敌伪政权“把新文学传统一刀切断”（柯灵语），所以，沦陷区文学中并没有什么特别优秀的上佳之作。这也并不奇怪，正如迅雨（即傅雷）说的：“在一个低气压的时代，水土特别不相宜的地方，谁也不存什么幻想，期待文艺园地里有奇花异卉探出头来。”
　　张爱玲的历史真实如此，张爱玲的作品实际如此，张爱玲一贯依附不同时代、不同政权的政治如此，因此，当上海某高校在某教授的策划下，拟于2005年（抗战胜利60周年）举行“张爱玲国际学术研讨会”时，老作家、老评论家何满子先生出于民族义愤，认为“张爱玲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抗战胜利60周年时举行，很不合适。有关部门接受了何老先生的意见，建议某高校停止举行这一研讨会。后来，某高校决定不举行这一研讨会。这样做，十分正确，深得人心。而“古”却对此大为不满，在《“张看”》中竟对何老先生上纲上线，说什么“让人觉得好像是大批判运动又来了”。这是不讲大义，不识大体，不顾大局!夏虫不可与语冰，此之谓也。

三、居安思危，我们必须持久地
以爱国思想教育人民

　　胡锦涛同志一再指示我们，要有忧患意识。当今世界，霸权主义还在横行。中国和平崛起，奉行霸权主义的国家视为眼中丁，肉中刺，在军事演习中把我国视为假想敌。有的国家的政要仍在拜鬼，否认当年侵华战争，说这不过是“进入”中国。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居安思危，我们必须以爱国思想教育人民。当外敌入侵我国时，像抗日战争时期百分之九十几以上的作家那样，奋起抗日；还是像周作人、胡兰成等那样认敌作父，充当汉奸；或者像张爱玲那样，依附敌伪，在作品中歌颂日本文明，对还在抗战的蒋介石造谣诬蔑，这是个关系民族气节的大是大非问题。
　　中国的文学批评有一个很好的传统，即既谈文，又论人，把“文”和“人”相统一。特别是在涉及民族大义和民族气节时，一点也不含糊，态度鲜明，立场坚定。所以，尽管明末阮大铖在文学上颇有成就，但因他投降清王朝却不齿于士人；吴梅村失足仕清，他在临终前的绝命诗中谴责自己：“忍死偷生廿载余，而今罪孽怎消除?受恩欠债须填补，纵比鸿毛也不如。”抗战时的附逆作家周越然也还有羞耻之心，曾在《从林庚白想到南社》一文中说：“我自己也做过南社社员。当时南社‘以研究文学，提倡气节为宗旨。’……文学气节，我真惭愧!”世界上有过多少文明古国，巴比伦王国、亚述帝国，早已不存在了。古埃及也已为信奉伊斯兰教的埃及所取代。印度在外国人统治时尚能保持国家的统一，一旦外国人离去，立即分裂。惟我中国，自有国家以来，从秦汉起始终保持中国的统一，即使有少数民族短时期入主中国，也很快融入统一的中国的民族大家庭中，因而一直独立于世界的东方。中国之所以能够这样，重要原因之一，即中国人讲究民族气节，讲究民族大义，当遭到入侵时，中国民众必奋起反抗，绝不投降屈服。凡是汉奸、民族败类，在中国只能身败名裂。出于民族大义，国民党人刘心皇先生于1980年出版了一部《抗战时期沦陷区文学史》。因为他不了解中国共产党派遣地下工作者打入敌伪文化部门的情况，把一部分坚持爱国、进步立场的作家、评论家也列入“落水作家”之内，这是他的失误。但除此之外，这部《沦陷区文学史》坚持“以存史迹，而分忠奸”的民族立场是正确的，可贵的。
　　相反，一味吹捧张爱玲，将会造成严重的负面效应。一旦外敌入侵，很可能有人以张爱玲为“样版”，不讲民族气节，只求“出名要趁早”，以不同方式依附敌人，写文章，出集子，拿高稿酬，过上舒服的日子；幻想到将来，自己也能像张爱玲那样得到吹捧。希望那些一味为张爱玲曲辩的人，冷静地思考一下这个关系国家未来的大问题。

四、余　论

　　历史不承认“如果”。《“张看”》说，“如果张爱玲真的留在大陆”，“很可能会被红卫兵”戴上十一顶帽子。这不是文学批评，也不是历史研究，而是无端捏造，因为张爱玲早在1952年就去了香港。既然“古”如此喜欢“如果”，那么，我们也可以来个“如果”：如果张爱玲留在大陆，对共产党十七年的政治越贴越紧，像《小艾》、《十八春》那样的作品发表得越来越多，那么，叛徒姚蓬子的儿子姚文元也许会把张爱玲树为“思想改造彻底”的样版，于是张爱玲在“文革”中大红大紫。不过，这是胡思乱想，绝不是对张爱玲的认真研究。
什么是汉奸？据商务印书馆《现代汉语词典》（1979年版），“汉奸：投靠侵略者，充当其走狗，出卖我们国家民族利益的败类（原指汉族的败类）。”如今，人们在两种意义上使用“汉奸”一词：一是在传统的民族大节操守的意义上，将那些投靠侵略者的败类，称为“汉奸”；二是在现代的法律的意义上，将那些被法院宣判为“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的民族败类，称为“汉奸”。两者有联系，但不能混为一谈。在第一种意义上，张爱玲自己说在抗战胜利后，“常常被人议论到，似乎被列为文化汉奸之一”。在第二种意义上，因张爱玲未被国民党法院判刑，因此不能称她为“汉奸”。所以，我称她为“依附敌伪的作家”。“古”将二者混为一谈，把“依附敌伪的作家”与“汉奸”划上等号，那是他一己对“汉奸”的理解。“古”因为蒋介石政府未对张爱玲“绳之于法”，未给她刑法处理，因此，对张的历史真实、作品实际进行遮蔽，对张的所作所为所言所写“宽大无边”；谁要批评张爱玲在民族大节操守上有亏，谁就是“极左思潮已转化为某些人乃至当年被整肃者的精神潜流”的体现。这里，我诚心诚意奉劝“古”：千万不能对“忠义”一词开玩笑。对国家尽忠，对人民讲义，好得很。你挖苦我是“忠义文学评论家”，其实，我距离“忠义文学评论家”还很远，你把我高抬了。

海峡两岸“看张”的政治性和戏剧化现象

古远清

作为在最不适宜文艺生长的“低气压时代”升起的一颗新星，作为中国现代文坛最具影响力的女作家之一，张爱玲作品在中国大陆、台湾地区的接受和传播本应不成问题。然而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由于意识形态原因，海峡两岸的“看张”(1)不同程度上出现了政治色彩和戏剧化场面，其中有两岸忠义文学评论家私设“文学法庭”，宣判张爱玲为“文化汉奸”；有两岸的左右翼新文学史家，从政治出发，联手挖坑“活埋”张爱玲；近年则有台湾的部分“蓝” “绿”两营的学者共谋，把这位地道的上海作家强行“绑架”为台湾作家。

两岸左右翼文人联手挖坑“活埋”张爱玲

不要说较之于胡适，就是较之于沈从文、钱钟书、周作人、路翎等作家，张爱玲作品在大陆的接受和传播也姗姗来迟。

这种情况的造成，主要是“文艺为政治服务”的信条所致。在一元化的毛泽东时期，文宣部门动辄嗜好对作家进行“政审”。如果张爱玲真的留在大陆，历次政治运动中必会遭到清算，尤其是在“文革”期间清理阶级队伍时，很可能会被“手执钢鞭将你打”的红卫兵认为：

第一，张爱玲是流着贵族血液的末代王孙。其社会关系复杂，比如她的外曾祖父是与帝国主义勾勾搭搭，签订丧权辱国的大买办、大官僚李鸿章。当然,出身不能由自己选择，应重在表现，可她后来的表现未能符合革命文学的要求。

第二， 张爱玲有严重的政治历史问题。她不分敌我，和汪精卫的高级官员金雄白以及两名日本军政人员一起出席“纳凉会”。这个会名为休闲，实际上是在联络感情，准备拉张爱玲“落水”。张氏还接到过第三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的邀请书，报纸上登出她的名字。尽管她声称未曾参加，但缺乏人证物证。如果不是与汪伪政权有暧昧关系，她会列入被邀请名单吗？

第三，张爱玲是汪伪宣传部次长胡兰成的太太。胡兰成做的那些出卖民族利益的事，张爱玲有无参与？如未参与却知情不报，就有可能是同案犯，或犯有窝藏汉奸罪。关于她这段历史，极为隐秘。在未看到审查结论以前，只能“控制使用”，否则便会犯政治上不分敌我的错误。

第四，张爱玲声称自己在一切潮流之外，不接受任何政治、社会、宗教的意识形态。

在阶级社会里，不存在不受意识形态制约的作家。张爱玲号称超党派，这就有如鲁迅说的自己拔着头发想离开地球升天一样。事实上，张爱玲曾表示对“左派的压力”“本能起反感”(2)，并嘲讽过无产阶级文学。(3)她不是中间派作家，至少是中间偏右的文人，还有可能是汉奸文人的同路人或同盟军。

第五，张爱玲的作品大部分发表在日伪系统的刊物上，其中有的还是鸳鸯蝴蝶派的刊物，如使其一夜成名的便是周瘦鹃主编的黄色刊物《紫罗兰》。鸳鸯蝴蝶派在新文学史上属逆流，张爱玲的作品又充满着情欲欢愉与“滥用身体”的描写，自然不能对其进行褒扬。

第六，张爱玲对大陆的红色政权不满。解放后，她看不惯人民当家作主，南逃香港，竟有“从阴间回到阳间之感”(4)。她如此向往资本主义，在政治上应定性为叛逃文人。

第七，张爱玲有里通外国的嫌疑。她到香港后，在美国对外宣传机构新闻署的《今日世界》任职。她靠洋人养活自己，并翻译过国民党高级官员陈纪滢在台湾写的反共小说《荻村传》。(5)

第八，张爱玲曾在“美元文化”的资助下，写过两本反共反华小说《秧歌》、《赤地之恋》。(6)

第九，张爱玲的作品取“琐碎”而拒排“伟大”，取“苍凉”而舍“悲壮”。她站在云端上看厮杀，是一位彻头彻尾的观潮派。在举国上下救亡的关键时刻，这位海派文人袖手旁观，不讴歌抗日战争，尽是写些“与抗战无关”的作品。她只会咀嚼个人的悲欢离合，调子低沉，用傅雷的话来说是“老是霪雨连绵的秋天，潮腻腻、灰暗、肮脏、窒息的腐烂的气味，像是病人临终的房间。”(7)或用另一位大陆批评家的话来说，张爱玲作品中的“人物和故事都散发着行将死亡的气氛”(8)，她“没有理想，并拒绝任何理想”。(9)像这类满怀末世苍凉感的“小资”作家的作品，让其在社会主义新中国传播，只会误导青年，不利于他们成长为共产主义接班人。

第十，张爱玲蔑视一般的道德教训，反对文学作品的教育作用，主张为艺术而艺术，在《秧歌》中又借剧作家顾冈的形象讥讽大陆的文艺政策，处处与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唱反调。

第十一，赞扬张爱玲的都是反共文人或对新中国不怀好感的右翼文人，如为美国政府及其侵朝美军军官编写《中国手册》的夏志清。按照毛主席他老人家的教导：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

……

这样的“政治审查”或曰“审判”虽然没有形诸系统文字，但大陆的新文学史家，从王瑶到唐弢，从丁易到刘绶松，在他们的新文学史著作中之所以拒排张爱玲，就是根据这些不同的理由作取舍的。在“文革”前，谁都不敢跟毛泽东钦定的“政治标准第一”唱反调。经历了各种各样以整知识分子为中心的政治运动的新文学史家，每个人都程度不同的写过交待检查，个个被治得服服帖帖，人人夹紧尾巴，不敢发表与领袖文学批示或讲话中稍有出入的见解。于是，文学史家的创造性和主体性消失了，这便导致新文学史研究与文艺政策的严重混淆。

在“十七年”出版的新文学史著作中，王瑶的开山之作《中国新文学史稿》写的作家最多，覆盖面最大，连周作人、林语堂、李金发这些或汉奸或非左翼作家也占有一席地位，可张爱玲就是没有提名的机会。(10)尽管此书后来遭到主流话语的抨击，(11)但不应忘记：此书总的说来是运用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的观点而统率全书”的。(12)

王瑶之所以有意遗漏张爱玲，有可能是张爱玲于1950年应上海文艺界负责人之邀，参加上海市首届文代会，后来受到批评，夏衍还为此作了检讨有关。至于丁易、刘绶松等人，他们基于王瑶的前车之鉴，只能把评论尺度越收越紧，把可写可不写的对象坚决舍去，以免成为下一次批判的对象。这里顺便说一下，笔者在武汉大学中文系求学时，刘绶松在1960年代初曾教过我现代文学史，他使用的是学校内部印制的修订本。此教材除像《中国新文学史初稿》(13)那样把“胡风分子”全部除名外，又趁势追击，把丁玲、冯雪峰等“右派分子”作为反面教员写进他的修订本中。可惜他未有先见之明，来不及把“四条汉子”周扬、田汉、夏衍、阳翰笙也清除出去，这便为他在“文革”中被打成周扬黑线人物埋下了祸根。我后来才知道，他因出身地主，多次向共产党组织写入党申请书均未批准。据大陆知识分子当年的心态，越是出身不好的人越想靠拢组织，以便显得自己比别人“革命”，以此表示已和反动家庭划清了界线。就是这样一位紧跟主流话语的新文学史家，因为出身问题，在“文革”中被定性为漏划的阶级敌人，被红卫兵整得死去活来，最后只好与自己的妻子悬梁自尽，双双做了冤鬼。

大陆在十年浩劫后传入了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对张爱玲的评价。(14)学术界为此震动不小。通过拨乱反正，张爱玲的作品在1980年代成了“出土文物”，大陆学者终于敢从正面“看张”，认为她的作品提供了另一种不同于主流文学的艺术特质，表现了真实动人的人生欲望，写乱世男女的物质世界时透出一种悲凉气氛，有不同凡响的民间文化形态。不过，人们在这时还心有余悸，在肯定她的“传奇”小说、“流言”散文时仍小心翼翼，生怕不慎踩了“地雷”，即使出版其作品也是打着“教学参考资料”的名义。

在1980年代出现的现代文学史中，激进文艺思潮的影响仍然存在，如最早把张爱玲写进中国现代文学史的黄修己，在介绍其创作生平和艺术特色时，连忙加上批判性词语：张爱玲作品表现了“一群在敌伪统治下苟活者百无聊赖的精神状态”，“……当人民革命风暴来到后，她的思想将趋向反动。”北京四位学者编撰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是影响更大的一种教材。该书把张爱玲视为“四十年代上海洋场小说的代表作家”，赞扬其“有很好的艺术素质”，同时用春秋笔法补上一句：“却被她的政治立场所蔽。”(15)这里讲的“政治立场”虽然语焉不详，但从下面批评张爱玲“做为一个满清达官显臣的后裔”，其作品表现了“强烈的阶级没落感”，“在洋化环境里却依然顽固地存留着封建心灵”，(16)便不难看到这些论述背后，著者手中所捏的仍然是“政治标准第一”的标尺，这就难怪该书对非无产阶级作家所作的评价有所保留。

号称“自由中国”的台湾，对张爱玲的接受和传播是否要“自由”些呢？应该说比大陆要相对宽松和自由些，并早了二十多年，但这也只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

国民党营垒中的右翼文人，和左翼文人一样，评价作品时同样把作品体现的政治思想内容放在首位，所重点褒扬的是长中华民族志气的抗战作品。对不谈政治尤其是写男欢女爱的作品，他们同样不屑一顾。刘心皇的《现代中国文学史话》(17)，用了众多篇幅论述抗战时期的作家，可就是不见张爱玲的名字。号称一生“反鲁反共”的苏雪林，虽然读过张爱玲的作品，但由于张爱玲政治取向与她不同，张氏至少不“反鲁”，故苏雪林的《二三十年代的作家与作品》(18)，有“多角恋爱的小说家张资平”、“心理小说家施蛰存”，可就是没有张爱玲的位置。周锦的《中国新文学史》(19)，在“新文学第二期的小说创作”、“新文学第三期的小说创作”中，张爱玲也缺席。

这种情况一直维持到1997年。有一本将两岸文学融合起来写的《二十世纪中国新文学史》(20)，在第四编《救亡图存（1937-1948）》所绘制的“抗战时期作家分布·沦陷地区”文学地图中，上海作者开列了总计23人的名单：

李健吾、夏丐（此字在“下”字下面还有一直）尊、郑振铎、耿济之、刘大杰、邵洵美、陆蠡、辛笛、纪弦、穆时英、孔另境、王统照、钱钟书、杨绛、王独清、许广平、钱杏村、魏金枝、柯灵、张资平、柳存仁、陈醉云、胡兰成等。(21)

这里有货真价实的文化汉奸胡兰成，也有被长期误解为文化汉奸的穆时英(22)，可同样没有乱世才女张爱玲！可见，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的新文学史家，均对张爱玲存在着严重的政治偏见，认为她的作品不能进入文学史。正是这些忠烈道德派或曰忠义文学史家，在两岸不同的地方联手挖坑“活埋”了这位“冷月情魔”。

有人填坑，也有人开掘文墓。海外的夏志清就是一位勇于让张爱玲著作从权力的重压下重见天日的学者，但他并不是超政治、越党派的。1957年他在台湾发表的有关论文中，毫不掩饰他的政治立场：“《秧歌》不仅是一部中国农民受苦难的故事，而且是一部充满了人类的理想与梦想的悲剧；而人类的理想与梦想是为共产党所不容的。”张爱玲也认为，夏志清等人评价“都是由反共方面着眼，对于故事本身并不怎样注意。”(23)右翼文人之所以把张爱玲的作品与反共联在一起，是基于国民党“反共复国”政策的需要。正是这种反共政治，张爱玲才借着这个缝隙进入宝岛，并为以后的右翼文人写新文学史提及她打下基础。首次论及张爱玲创作的是厚得像电话簿的《中华民国文艺史》，其中有这样一段文字：

张爱玲，于抗战时期的上海，开始写短篇小说。大陆变色，未及走逃，曾亲眼见到毛共人员的种种暴行。“三反”前夕，始获逃离大陆。民国四十一年间发表的《秧歌》，就是以她在毛共区的所闻所见为题材，甚获读者好评。

张爱玲的另一部长篇小说《赤地之恋》，就是以毛共的“三反”为题材……(24)

表面看来，台湾新文学史家终于把张爱玲写进文学史中了。可短短一段文字，连续三次使用了“毛共”字眼，可见这不是文学评论，而是“匪情研究”式的政治评判。正因为不是文学评论，故这段话与张爱玲的作品实际不完全相符。另方面，这部官修文学史(25)即使写了张爱玲，仍改变不了张爱玲的边缘身份。这从该书不是在抗战时期小说创作中提及张爱玲，而是在海外“华侨文艺”中写到她可见一斑。

张爱玲作品在台湾尽管获得了通行证，但决不是一帆风顺。张爱玲去世后，张晓风、彭歌、陈芳明、桑品载、彭树君等人的文章中回忆：在1950、1960年代的台湾，《赤地之恋》并没有被官方视为合格的反共文艺作品，而是要经过删改后才能出版，有一度还将《赤地之恋》列为禁书。(26)

张爱玲作品之所以在台湾的接受和传播出现了令人意想不到的曲折，是因为当年台湾文化的严酷氛围所致：

第一，台湾从1949年5月开始了世界上最长的戒严时期。在军事管制的体系下，大陆1930年代乃至1940年代文艺作品均属禁书，图书馆不准借阅，老师也不能在课堂上讲授。

第二，国民党把共产党员作家诬为“共匪作家”，把留在大陆的文人称为“附匪作家”。

对这两顶帽子，曾在上海解放初滞留过的张爱玲也分到了后一顶。这位一度“附匪”的文人，在解放后写的《十八春》中传达了左倾文艺信息，《小艾》则用“蒋匪帮”来诅咒国民党。对这类按中共调子写出的作品，只能“内部借阅，严禁外传。”

第三，张爱玲否定“以强调人生飞扬的一面”的文学，认为这一类文学只能振奋人心，而不能给人启示。她还认为“倘使为斗争而斗争，便缺少回味。”(27)这种理论及其“文学喷嚏”、“文学哈欠”的实践，不利于蒋介石提倡的向共产党开炮的“战斗文学”的推广。(28)

第四，张爱玲不仅是拜金主义者，而且是极端个人主义者。胡兰成就曾说“她非常自私，临事心狠手辣”(29)。在厉行“国家总动员法令”的年代，张爱玲极端个人主义的行为只会涣散军心，腐蚀斗志，不符合“中国文艺协会”公约的第二、三、四条“发扬民族精神，致力救国文艺”、“团结文艺力量，坚持反共斗争”、“厉行新速实简，转移社会风气”。

第五，台湾当局于1954年开展过清除“赤色之毒”、“黄色之害”、“黑色之罪”的“文化清洁运动”。在充满仇共、反共情绪的台湾，容不得“灰色和黄色”的东西。当时的文坛，“方形的黄色杂志和报导内幕的杂志很多，里面的东西不是黄得一塌糊涂，就是捕风捉影的似是而非的战局内幕，和一些私人生活的内幕。报纸副刊的文章，充满了名人以及名女人轶事，陈旧不堪的掌故，‘鸳鸯派’的抒情，以及庸俗酬唱的旧诗词。有多少文人噤若寒蝉，不敢说话，也不敢发表文章；有多少文人写着‘大腿、隆胸、丰臀’的黄色文艺，和胡扯八道的洋幽默。”（30）如果让张爱玲那些充满畸形、病态甚至反常态的小说在1950年代出版，恐怕也会被右翼文人视为“黄色之害”，成为“文化清洁运动”的对象。

第六，在“保卫台澎金马”的年代，国民党需要的是孙陵那样高喊“创造士兵文学！创造反共文学！”的呐喊式作品(31)，而张爱玲的小说写的尽是对旧生活的留恋，还声称“生命是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32)，纯属病态的美。这位“闺阁话语”的操持者既不会写抗战，又不高喊“反攻大陆”，她在上海沦陷时期写的并不是《秧歌》式作品，自然不符合“反共复国”的政治需要，故只好采取尘封态度。

第七，张爱玲的代表作如果在1960年代前期的台湾出现，会对当时流行的反共文学大锅菜式的同质性,尤其是牛哥那类“牛伯伯打游击”(33)公式作出讽刺。

第八，在1949年底至1952年，张爱玲没有随国民党到台湾，显然对“党国不忠”。正如有的台湾作家所指出：“张爱玲当年如果来台湾，一定会很惨……张爱玲这一辈子做了许多错误选择，包括和胡兰成在一起。唯一做对的事情，就是没有到台湾来。所以和台湾保持了一个很怪而安全的距离，被许多读者阅读着，慢慢形成口碑。”(34)

第九，胡兰成于1974年被中国文化大学聘为教授。他到台湾后，重新点燃“张爱玲现象之火”，使张氏作品进一步得到传播。与此同时，出现了强烈的反胡声音。如“立法委员”胡秋原出于民族自尊心，便写了《汉奸胡兰成速回日本去！》(35)。当胡兰成所著《山河岁月》在台北出版后(36)，余光中立即写了《山河岁月话渔樵》(37)一文，引发了台湾文化界对胡兰成其人其文的抨击，形成群起而攻的架势。如发展下去，就会“‘恨’屋及乌”，完全有可能祸及自恋、自虐和世故的张爱玲。俗气加冷气的张爱玲自然不是丧失民族大义的逆贼胡兰成，她1961年去台湾也没有人声称要驱逐她出境。她这次是悄悄去的，很多人不知道。但在这种讨胡、反胡的氛围下，让与胡兰成的“胡说”有密切关系的“张腔”写进体现统治者利益和愿望的新文学史中，毕竟不利于树立当局的正面形象。

第十，台湾虽然出版过水晶、唐文标等人研究张爱玲的论著，但水晶是海外评论家，唐文标是左翼评论家，他们都不能代表官方。台湾的张爱玲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民间自发行为。台湾大学中文研究所于1982年秋天开过以张爱玲作品为主要讨论对象的《现代文学专题》课，但不是本科必修，是任课教师张健的个人兴趣所致。(38)

……

和大陆一样，台湾任何一位新文学史家在写自己的著作时，均不一定直接或明确作出如上价值判断。但从这分析和推测中，可以看出：张爱玲在台湾也有过“历险记”。过去，我们只注意了大陆的左倾文学史家无视张爱玲的史实，而未充分注意到对岸的右翼文人也同样用意识形态的石块将其密封。

吊诡的是，左右翼文人之间曾打过多次笔仗，在意识形态上似乎势不两立，可他们的思维方式及其信奉的“工具论”，又使他们找到了共同话语，在“看张”这一问题上表现出惊人的一致。左右翼新文学史家居然由你死我活变为同一战壕抹杀张爱玲的“战友”，即使号称中间地带的香港新文学史家也扮演了这种特殊的“对照组”角色。(39)这种左翼与右翼的戏剧性转化及殊途同归现象，多少也有一点张爱玲式的梦魇吧。

两岸忠义文学评论家联袂“宣判”张爱玲为“文化汉奸”

张爱玲怕谁？(40)张爱玲本身有这样高的艺术成就，自然用不着怕谁，尤其害怕自己的文学史地位会被埋没。但她也是凡人，在活着的时候不可能做到对别人的尖锐批评毫不动容，对别人不负责任的评价尤其是乱扣帽子的做法毫不动怒。她在1947年出版的短篇小说集《传奇》增订本前言中，“有几句话同读者说”：

我自己从来没有想到需要辩白，但最近一年来常常被人议论到，似乎被列为文化汉奸之一，自己也弄得莫名其妙。我所写的文章从来没有涉及政治，也没有拿过任何津贴。想想看我惟一的嫌疑要么就是所谓“大东亚文学者大会”第三届曾经叫我参加，报上登出的名单内有我；虽然我写了辞函去（那封信我还记得，因为很短，仅只是：“承聘为第三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代表，谨辞。张爱玲谨上”），报上仍旧没有把名字去掉。

可见，张爱玲最“怕”的就是别人说她与日本侵略者有不正常的往来。可她的表白并没有起到作用，也许有还人会认为这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呢。早在1945年11月，由司马文侦编的《文化汉奸罪恶史》(41)，就把她和胡兰成捆绑在一起，作为汉奸文人加以讨伐，并列举了罪状。到了1970年台湾出版的《抗战时期沦陷区文学史》，刘心皇也把批判矛头指向张爱玲的政治身份：

关于她的散文和小说，可以说是文情并茂，毛病甚少。可悲的是她在抗日时期，没有到大后方，而留在沦陷后的上海，又偏偏没有和从事抗战工作的人员有联络，而终日和？组织的高级人员混在一起，又和他们之中的一个同居，这是特别令人注意的。她虽然在文字上没有替他们宣传，但从政治立场上来看，不能说没有问题。国家多难，是非分明，忠奸要分。

(42)

这里并没有明确说张爱玲是“文化汉奸”，可到著者谈《南方伪组织的文学》时，张爱玲被正式戴上“落水文人”的帽子。(43)

何谓“落水文人”？刘心皇自立了七条“落水文人”即“文化汉奸”的标准，其中有这么几条特别引人瞩目：

(一)曾经担任敌人的职务者；

(二)曾经担任汉奸政权的职务者；

(五)曾经在敌伪报章、杂志、书店等处发表文章及出版书籍者；

(六)曾经在敌伪保障之下出版报章、杂志、书籍者；

(七)曾参与敌伪文艺活动者。(44)

这种“落水作家”的标准显然过宽。笔者认为：不能把凡在敌伪机构任过职的人都看作是汉奸。在敌伪机关任职，一般说来是敌我不分、正义观点沦落的表现，但对此要具体分析，这里有被迫的，有自愿的；有卖身投靠的，有奉命打入地下做工作的，其中有国民党方面的，也有共产党派进去的；有一般的工作人员与官员之分，官员中又有低级官员和高级官员之别。事实上，当时的中国政府在有关法令中，对这些人是区别对待的，并没有把凡是在日寇或汪伪政权中任职的人统统都看作是汉奸。比如曾任伪上海市政府职员，其表现远比张爱玲坏的苏青，据台湾烛微先生在1987年2月《世界日报》发表的文章中披露：当时的中国政府未正式调查她、在司法机关检举她，将其视为汉奸逮捕归案(而她的同事差不多都被抓了进去)，以至后来还有某大报编辑请其改换笔名编副刊。苏青是以“性贩子”著称的，她的作品大部分内容是写男女性爱。她不仅和周作人、胡兰成有所不同，而且和大写侵略有理、反抗有罪的汉奸作家有别。

以在敌伪报刊发表文章为由把张爱玲列为“落水文人”，这种做法也很不恰当。看问题不能光看表面，而应注意本质，即主要看其发表作品的内容是否有鼓吹日军侵略有理，或诋毁中国人民抗日行动的内容。而在张爱玲作品中，并未发现这方面的问题。

关于第七条，也嫌过于笼统。比如背景复杂，被刘心皇一口咬定“为敌伪服务”的《杂志》(45)，于1944年3月16日召开过一个“女作家聚谈会”，出席者有女作家和女性文学研究者：汪丽玲、吴婴之、张爱玲、潘柳黛、谭正璧(《中国女性文学史》作者)、蓝业珍、关露、苏青(46)。这里的谭正璧、关露明显是爱国作家。故以是否参加过敌伪文艺活动(47)作为辨别“文化汉奸”的标准，显然会把复杂问题简单化。回想起1955年反胡风运动中，把凡是在胡风主办的杂志上发表过文章或与胡风有私人来往，或参加其宗派活动的人都打成胡风反革命分子或准胡风分子(48)，这个教训难道还不够惨痛吗?

刘心皇是一个爱国学者，同时又是一个治学不甚严谨(49)，无视复杂的历史情况，乱给作家扣帽子的文学史家。仅以上海地区而论，就有不少爱国作家被刘心皇视为文化汉奸：如柯灵、关露、刘慕清、袁殊、恽逸群、邱韵铎、包天笑、周瘦鹃……。此外，著名的满族革命作家沫南(即关沫南)也被其列入东北伪组织的汉奸作家之列。

刘心皇还有另一本挂着“国立编译馆主编”名义的《抗战时期沦陷区地下文学》(50)，其存在的定性失误和史料差错，与《抗战时期沦陷区文学史》极为相似，这里不再评述。

在大陆，和刘心皇同调的有著名评论家陈辽。他曾以老新四军战士的身份给张爱玲补划“文化汉奸”，其根据为：一、张在敌伪统治下的上海，“与大汉奸胡兰成先同居后结婚”；二、“她从1943年5月到1944年底的绝大多数作品，都是在敌伪主办的刊物和报纸上发表的。”三、“即使在抗战胜利后，张爱玲对汉奸胡兰成还是一往情深，不辨民族大义。”(51)

笔者认为，这几点只能说明张爱玲“不辨民族大义”，而不能构成她堕落为“文化汉奸”的罪状。因为所谓“文化汉奸”，是指卖身投靠日寇或汪伪政权，在敌人指使下从事背叛祖国人民的罪恶活动。对一个作家来说，主要是指大量炮制宣传、鼓吹“大东亚战争”的作品。而陈辽并未列举出这一事实。以陈氏提出的论据而言，“卖身”大汉奸胡兰成不等于卖身汪伪政权，应把个人婚姻生活与政治活动适当区分开来。自然，在民族存亡的紧要关头，像张爱玲的婚姻是不可能完全超脱政治的，但胡兰成干的坏事并不等于都是张爱玲干的。与汉奸结婚的人，诚然是民族气节亏败的表现，但有亏者不等于是汉奸。笔者曾和陈辽商榷过这个问题，可他没有接受别人的意见，在《关于沦陷区文学评价中的几个问题》(52)、《沦陷区文学评价中的三大分歧——对〈关于沦陷区作家的评价问题——张爱玲个案分析〉的回应》(53)中，仍认为张爱玲是汉奸作家。

把张爱玲定性为汉奸，从法律角度来说证据严重不足，属冤假错案；从学术上来讲，逻辑欠通，论点与论据不符，如陈辽称张爱玲是“以不同方式附敌附伪的作家”，其“不同方式”包括“宣称不谈政治”；“写男女情爱、家长里短的日常生活”；“标榜人性”，“搞色情文学”，“作无病呻吟”，等等。这里没有一条可以说明张爱玲犯有背叛祖国的政治罪行，只能表明这位女作家与主流作家题材、风格的不同和文艺观的差异。至于说“色情文学”，也属无限上纲。比起当下大陆流行的“下半身写作”来说，张爱玲的哀艳文字要干净、卫生得多。当然，也不能说陈氏没有抓到张爱玲的一点所谓证据，如张爱玲在《流言》中称“日本对于训练的重视，而艺妓，因为训练得格外彻底，所以格外接近女性美善的标准”。这便被判为“歌颂日本”。这里要分辨的是：歌颂日本并不等于歌颂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更不等于“拥护上海被占领”。如这种推理和演绎可以成立，那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了！

这种观点在大陆仍有相当的市场。最近的例子的是何满子《这不是“反”了吗？》(54)。

他自称这是“本着良知发言”的文章，然而在笔者看来，此文激愤多于说理，感想多于论证，谩骂多于解说，是一篇不负责任的文章。譬如他一口咬定张爱玲是“附逆的丑类”，是“附逆文人”，并比陈辽多出了一条新“证据”：张爱玲社会关系复杂，行动诡秘，“在南京陪随着胡逆周旋于周佛海、林柏生等汉奸头子之间。” 其实这两者没有必然联系。因为与汉奸接触不等于就加入他们的组织，更不等于在汪伪政权任要职，或拿他们的特殊津贴，或与汉奸一起狼狈为奸，一起干出卖中华民族的勾当。回想起1955年反胡风运动中，把凡是在胡风主办的杂志上发表过文章或与胡风有私人来往，或参加其宗派活动的人都打成胡风反革命分子或准胡风分子(苏青就因1950年代前期与贾植芳先生写过一封讨论司马迁评价问题的信件，在反胡风运动中被请进提篮监狱，关闭一年半之久才恢复自由)，这个教训难道还不够惨痛吗?至于何满子把沦陷区走红当作张爱玲“附逆”的另一个理由，更是牵强附会。

解放前有人判张爱玲为“附逆文人”，一个重要“证据”是前面提及的张爱玲出席过第三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何满子居然不知道这一极有利于他立论的“证据”。可这一“证据”也很难求证。就是求证出来了，也只能勉强将张爱玲定为“附逆嫌疑人”，而不是法律意义上的“汉奸”。因为出席会议还要看她有无发言和内容是什么，开完会后有无填表加入汪伪组织，如加入是自愿的还是被迫的，是有名无实还是货真价实的，是一般成员还是骨干分子，这均应区别对待。

何满子又说在抗战胜利六十周年之际，召开“张爱玲国际学术研讨会”，“是对爱国主义精神的嘲弄，民族气节的挑衅”，这纯属情绪性反应。因为张爱玲不是卖国主义者，另方面研究张爱玲主要是研究她的艺术成就和做文本分析，并不是离开会议主题去赞扬她的前夫胡兰成丧失民族气节的“附逆”行为。在国内开的众多张爱玲研讨会，均未发现这一政治失误。何满子还认为国内学者起劲叫卖张爱玲，得力于美籍华人学者夏志清的“蓄意吹捧”，而夏氏这样做是别有用心，是为了“颠覆”新文学以来的鲁迅传统，因而这位海外学者的评价不过是些“胡扯”，甚至是“反华反共谬论”。这种文风所体现的盛气、霸气和杀气，让人觉得好像是大批判运动又来了。

何满子一提到张爱玲就不忘记将其和胡兰成捆绑在一起，并称其为“狗男女”。在另一篇《貌作公正状的话语诫条》(55)中，又把胡张两人笼统称为“汉奸夫妇”，这欠妥。因为胡兰成是货真价实的“汉奸夫”，而张爱玲还不是汉奸女人即“汉奸妇”。看来，何满子对胡、张两人的生平了解太少，至少是缺乏认真的研究。在《这不是“反”了吗？》中，何满子认为张爱玲去香港，是在胡兰成从台湾被赶回日本之后，这在时间上不对。胡兰成到中国文化大学教书的时间为1974年，返回日本是1975年，而张爱玲由解放后的上海到香港是1952年。

在这里顺便说一下，如同对周作人一样，对胡兰成也不能因人废文。他是一个很复杂的人，有多面性，也不是生来就是汉奸。他对中国文化的见解不能说一无是处，不能因为他“附逆”就否认他的学识及其对中国文字的锻炼功夫。余光中在1970年代激烈抨击胡兰成新出的旧书《山河岁月》和《今生今世》时，也说前者“妍媸互见”，后者“是一部慧美双修的奇书”(56)。

在1950年代的反胡风运动中，何满子曾被打成“胡风反革命集团”成员，受尽了凌辱和折磨，其遭遇十分令人同情。想不到平反后他竟用别人当年批判他的语言抨击“张热”，使用了一系列诸如“丧心病狂”等语言暴力。这种反文明的语言使用，只能说明作者手中无真理，只好靠谩骂和“‘反’了吗”这种耸人听闻的标题掩饰自己内心的虚弱。

这种现象还说明：反胡风运动和“文革”虽然从地面消逝了，进了历史博物馆，但从文化学角度看，政治运动所使用的语言暴力依然在文坛活着，极左思潮已转化为某些人乃至当年被整肃者的精神潜流。这一戏剧性的转化现象，居然出在何满子这类“老运动员”身上，使人更觉得悲哀和发人深省。

台湾部分“蓝”“绿”学者合谋“绑架”张爱玲为台湾作家

在台湾，国民党文人不在自己的新文学史著作中写张爱玲，可本土作家态度不同，如在成为台独文学“教父”之前的叶石涛所写《台湾文学史纲》，就有一段“看张”的文字：

张爱玲是1940年代杰出的作家之一。家世显赫，典型的中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共攻陷上海之后，有段时间她还逗留在中共统治下的上海，亲眼看到“土改”在江南农村推行的状况。在1954年写成的《秧歌》里，她以“土改”后的江南农村，“劳模”谭金根一家为主要描写对象，配以个性、背景各异的农民群。映在张爱玲眼里的农村是饥饿、贫困和恐怖的世界。张爱玲的《秧歌》着重描写农民生活的日常性，以女作家特有的细腻观察描写农民琐碎的生活细节，当然也没有口号式的夸张批判，却反而把共产统治下的农村现实写活了。张爱玲的小说一向富于音乐的节奏，色彩的泛滥，及嗅觉、触觉等官能描写。这本小说自也不例外。除《秧歌》之外，另外有一本反共小说《赤地之恋》。张爱玲1921年生于上海，河北丰润人。现任职于美国加州大学中文研究中心。除这两篇反共小说之外，还有《怨女》、《半生缘》、《张爱玲短篇小说集》等，在台湾拥有许多读者。(57)

叶石涛将张爱玲置于台湾文学史的坐标之中，把《秧歌》与姜贵的《旋风》对照起来写。叶氏虽然没有明说张爱玲是台湾作家，但把张氏当作“反共文学”的另一典范论述，这种写法具有突破禁区的意义。

鉴于张爱玲作品1970年代后在台湾的迅速传播和影响深远，甚至被尊称为“祖师奶奶”(58)，敏感的学者们顺着这一文坛变迁，着力把“看张”现象提高到一个新的层次，即将其作品经典化。1999年由官方“文建会”出面，邀请了七位学者和作家制作了台湾文学经典三十部名单。开始时，有部分委员犹豫不决，如把参加评选活动看得崇高而沉重的苏伟贞，认为“就地理空间上来讲，张爱玲的入选不免托附一些问题浮现”；连王德威“也有些迟疑，譬如张爱玲，她与台湾的关系是非常有趣的文字因缘。”(59)但最后还是决定将张爱玲的小说《半生缘》入选。

这是岛内部分“泛蓝”与个别“泛绿”学者合谋制造的一个“文学事件”，是两岸“看张”最具戏剧性乃至荒诞性的一幕。当然，这也是一大硬伤。因为张爱玲“到底是上海人”(60)，是原汁原味的上海作家，也许还勉强可以称她香港作家，但决不可以将其强行“绑架”为台湾作家。台湾出过一本李桐豪写的《绑架张爱玲》(61)，那是“手绘上海文学地图”，并没有将张氏“绑架”为台湾作家。张氏既不生于斯,也不长于斯，且不认同台湾，把1960年代去台湾的短暂访问称之为“回返边疆”，还说台湾有臭虫，以至引起接待者王祯和的“抗议”,差点酿成“臭虫事件”(62)。张氏作品绝大部分均在上海和香港发表，不习惯用台湾背景写小说。她倾力营造的艺术世界是上海和香港，其作品没有反映过台湾的社会现实，也没有用闽南话和客家话写作，更未有叶石涛所强调的“台湾意识”(63)，怎么可以将其作品定位为“台湾文学经典”？!难怪在研讨台湾文学经典时，现场有一位建中学生质疑“张爱玲是台湾作家吗？”以表示自己的困惑与不满。

由台湾文学经典评选活动引发的争议，与“经典”一词被滥用有关。须知，“经典作品”应具有永恒性与模范性，决非一般的优秀作品或有广泛影响的作品。它应比这类作品层次更高，是所谓花中之花，蜜中之蜜。在经典研讨会上，有一位主持者为资深教授齐邦媛，她说一听到“经典”二字就感到脸红，认为这是主其事者埋藏下的“地雷”，似乎有意引爆不可避免的“文学统独论战”(64)。这决不是危言耸听，后来发生的一切证实了这位统派学者的预见：一大批“泛绿”作家激烈地抨击“台湾文学经典”的评选活动不公平不合理(65)，连民进党党部也发表声明，认为“这项活动已挑起文学界重大争议，扩大社会裂痕，也伤害了长年为台湾文学努力的作家的感情”(66)。

使人感到纳闷的是，对把张爱玲定位为台湾作家这一点，不是由承办单位《联合报》副刊负责人陈义芝，或由“张学”的首席权威王德威出面说明，而是由原民进党文宣部主任陈芳明出来为此事辩护：“文学的筛选，重视的是作品本身，而不是作者的身份证，因此不应以‘排他性’的方式来建构台湾文学史。”又说：“张爱玲的作品是否为经典有争议，但放在台湾文学里绝对没有问题，因为张爱玲不仅对台湾作家影响极大，张爱玲的思考方式更已进入台湾文学的血脉，与台湾发展过程的命运相呼应，最完整的张爱玲还是只有在台湾可以看见。”(67)文学的筛选不靠作者的身份证，而应重视文本，乍看起来没有错，但不能由此完全否定作家身份的重要性。至于用影响的大小和全集的出版，作为张爱玲为台湾作家的理由，在学术层面上难以自圆其说。按照这种逻辑，如果密密麻麻的莎士比亚胡子缠住了众多莎迷和莎痴，甚至从台北到高雄均出现了莎子莎孙和莎族，那莎士比亚是否也是台湾作家？高行健的全集只能在台湾出现，且其获诺贝尔奖的小说《灵山》是台湾最早出版的，那其作品是否也可以列入“台湾文学经典”？

这次经典评选活动，决审委员的结构欠合理。台湾作家目前有统派与独派之分，统派中又有左统与右统，独派还有A型台独（急独）与B型台独（缓独）之别。当然，这次是文学评选活动，而不是“立法院”选举，不必完全从政治派别考虑，用政治家的眼光去责备决审委员中没有左统和A型台独学者。但这次评选毕竟不是一般的文学活动，还引发了一系列的游行、抗议事件，以致被台湾一位评论家称之为“政治事件”(68)，故不能不从政治形态文艺学的角度考虑它的派别组成：“泛蓝”学者、作家占多数——其中淡蓝色彩者较多，有的人还一直在“中国意识”与“台湾意识”之间徘徊，“泛绿”派人数则太少。像时刻不忘本土身份的向阳，他一人力排众议，提出要把独派李乔的《寒夜三部曲》列为经典，但毕竟“寡不敌众”，未能被采纳，这就难怪评选出来的作品本土派占极少数。叶石涛既具有“台湾意识”又残存有“中国意识”的《台湾文学史纲》虽由主事者网开一面入选，但毕竟“就像富人终于丢给乞食者一个包子，却是酸烂的”(69)。尤其是一批台湾本土优秀作家如赖和、吴浊流、杨逵、钟理和、吕赫若被排斥在外，是对长期被国民党官方所排斥、所打压的台湾作家的极大伤害。

这次经典评选活动所使用的票选方式，也很值得质疑。大家知道，《唐诗三百首》(70)所收入的众多经典诗作并不是票选出来的。在中国新文学发展过程中出现极具影响力的经典作品如鲁迅的《阿Q正传》、徐志摩的诗、梁实秋的散文，也不是像县市长选举那样用票选的方式产生。这里存在的误区有：以为愈多具有高学历、高职称的学者和一流的编辑、作家等权威人士的组合，愈有助于提高经典评选活动的权威性；通过民主手段使不同学术背景的权威形成诠释集团，会增加经典作品出现的可信度。可担任决选的七位委员无论是“泛绿”还是“泛蓝”或什么也不是的中间派，以及参与制造“张爱玲神话”并将其发扬光大的王德威，他们的文学观，对台湾文学历史与现象的了解，还有各自所熟悉的门类及其所持的评价标准，都有重大的差异，这怎么可以“速配”，可以调和与整合？

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会出现把张爱玲定位为台湾作家，把她的《半生缘》选入“台湾文学经典”这种奇异现象？

第一，从经典评选的背景来说，先是有大陆王一川“重排文学大师”事件：茅盾等人惨被除名，张爱玲等人趁虚而入，取而代之(71)，后有谢冕等人编的两部《中国百年文学经典》、《百年中国文学经典》(72)。闻风而动的台湾学者，也和大陆学者一样浮燥，急于争取“20世纪中国文学决算权”，以便和对岸学者“竞赛”。如把张爱玲定位为台湾作家，在客观效果上不妨看作是两岸“争夺”文学经典解释话语权的一个小插曲。

第二，台湾毕竟地方不大，文学历史不长，其产生的文学经典难以和对岸并肩，在台湾也还真的挑不出一位本地作家能像张爱玲影响那么大，而这次经典之作的评选，充其量只是类似评选优秀之作和好书的活动。何况，张爱玲本是台湾评论家（准确说法是海外评论家）夏志清发现的，是被大陆长期视为“反共作家”遗弃的。更重要的是：七位决审委员有六位投赞同票，均认为张爱玲对台湾文学影响极大甚至超过了新文学的“祖师爷”鲁迅，因而把张爱玲当成台湾作家也非完全离谱。

第三，至于张爱玲作品属台湾文学经典不是由七位决审委员出面说明，而是由陈芳明主动出来解释，这与陈氏一贯善变的作风有关。按理说，本土派的一大特点是排斥外省作家，可张爱玲竟然不是陈芳明眼中的“外来作家”，这大概是为了表明自己是本土派的另类：不像一些人那样教条和僵化，极具灵活性，这真可谓是“与时俱进”。这使人联想到这位学者先是由文学走向政治，后又由政治回归学术；当年“舞中国的龙”(73)，后又转化为反中国的分离主义者。他一会儿是政论家施敏辉，一会儿又是文学评论家宋冬阳；一会儿认为中国文学是“外来文学”，一会儿又认为上海作家张爱玲属台湾作家；他先是余光中的“粉丝”，大力颂扬余光中，后私自公布余光中有关陈映真为共产主义信徒的“密信”片断(74)，以表示和余氏彻底划清界限，最近又与余氏言和。这种游离的行动和戏剧性的转化，使人看得眼花缭乱，致使一些“泛绿”人士也感到困惑不解。(75)

在另一篇资料翔实、论述也颇有见地的《张爱玲与台湾文学史的撰写》的文章中(76)，陈芳明把张学专家林柏燕对水晶的质疑转“译”为：“如果使用现阶段的语言，林柏燕提出问题的真正意义是：张爱玲是不是台湾作家？”并由水晶的回应得出这样的启示：“张爱玲在台湾文坛所释放出来的魅力，几乎没有人能够否认。在撰写台湾文学史时，能够不正视广阔的张爱玲文学流域吗？”文章结论是：“倾向于主张把她写进台湾文学史”。作者表示要用另一篇文章来详细论述这个问题。不过，读者在他这篇文章中已可初步获得这样的信息：把张爱玲写入台湾新文学史，不仅是作为一种现象来讨论，而且是基于台湾众多作家与张爱玲有一种近乎“血缘”的关系，因而把张氏当作一位台湾作家来论述并无不妥。陈氏的《台湾新文学史》还未正式出版，我们将拭目以待他对张爱玲的处理。

台湾文坛部分学者把张爱玲判为台湾作家，将其作品列入“台湾文学经典”，虽然是近乎闹剧的行为，但毕竟给张爱玲作品如何经典化，以及如何处理张爱玲与台湾当代文学的关系，提供了一种难得的案例。这个案例启示我们：

文学经典秩序的建立，必须要有关乎经典的权威理论作支撑，最好事先由主事者阐明“经典”一词的科学含义。对台湾来说，应先界定“台湾作家”及其经典入选的标准，说明台湾地区以外的作家以及用英文写的著作能否入选；

文学经典的争论，主要是不同文化力量的撞击。做评选与阐释的工作，要走出政治的误区，从审美标准出发，在台湾则要尽量避免民进党发表声明一类的政治因素的介入，应努力防止由文学经典作品的评选酿出与统独斗争相关事件；

经典评选活动结束后，不应满足于出版经典作品研讨会论文集(77)，还应有相应的文学史教材将其定格化，而后者在台湾并没有出现。

海峡两岸的“看张”所出现的政治性和戏剧化情境，无疑是张爱玲研究中的一道独特景观。当然，这只是其中一个看点，且正在淡化和远去。笔者希望两岸学术界尽快告别意识形态主导的“看张”，以让张爱玲苍凉的手势更好地永留在人们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