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评丁启阵腾讯博文《我愿做改革开放的歌德派之两个三十年》　　

自由？您说的应该是向西方谄媚的奴才式自由吧！不是靠谁的问题，而是对前三十年必须有客观实际的评价，不能局限于一己之私、一地之隅，而应综合当时的国际环境、国内经济状态、外部因素的遏制等多方面多层次的考量，要有全局观、发展观以及辩证地看待那个时期所取得的伟大工业成就、塑造的崇高精神追求、独立自主的国际地位等。　　

再者，饱受诟病的“文革”，也是以反修防修为出发点，以“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为落脚点，所倡导的也是“要文斗，不要武斗”,这种大民主也即全民民主之所以会发生偏离，那是因为某些当权派、党内走资派等首先对民众（主要是红卫兵）即造反派（总体来说是反官僚、反特权、反修正主义、反官本位思想，追求平等与公平，信仰共产主义,坚决拥护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真正共产党）进行武力镇压所导致的，矛盾爆发的本质在于两者之间根本利益的不可调和性。　　

而且，当初的反右倾、发动文革所针对的对象和所要反对的思想，现在已经表露无疑的赤裸裸的全面的显现出来了，这一点我相信只要是有良知的人、能辩清是非的人是不会否认的。此外丁先生的论点也主要以物质的丰富与否、个体的精神是否自由（如果那时你向往个人主义、自私自利，甚至是资本主义的假民主、假自由等，那确实在当时的环境来说是不自由的）等而展开编排，这就有失公允、有所偏颇了。　　

如果要以个人甚或一个小圈子的物质与精神情况来代表当时整个中国全体的面貌与风貌，无疑太唯心太主观了以致缺乏根本的说服力。按此丁先生所持标准来论，当时四清工作组下乡的时候，家中资财几近充公（有的被分与那些不劳而获的畜生，绝对的投机者如民兵连长及与村支书和工作组有关系的其它趋炎附势者等），而且经常被莫须有的罪名受批斗等等，作为我的父辈及祖父辈应该痛恨那个时代，作为其后人理所当然也应该痛恨那个时代；可是不管是我还是我的父辈及祖父辈并不是如此，因为最起码的是非观念还是有的（毕竟其本意是符合公理、满足人心的，但某些人的工作方式与工作态度与此背道而驰，不分青红皂白、不分资财获取的正当性等统统打倒，其实这是与中央政策相悖的，更是对此全力的抹黑之为，而这一点经常被不明事理或明知但想借此达到某种颠覆目的的人利用等诸如此类的人所忽略或刻意回避，并以此以讹传讹，搞得人心涣散、自私成风、官腐民敝），所以看待某一历史事件绝不可以缺乏历史观、世界观、价值观等方法指导，不然就会陷入不明是非、颠倒黑白的境地。　　

此之，希望丁先生能有所改观。　　

两个三十年　　

丁启阵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60余年，大致可以分为前后两个30年，划分的界线就是改革开放。　　

最近，我有两个朋友，不约而同地起了怀旧之情。其中一位，怀念的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初；另一位，说自己经过认真思索，认为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人，对前30年的评价是不对的，需要反思。简而言之，她认为：后30年不如前30年，“文革”也有其合理性，并非一团糟，资本主义是死路一条，云云。　　

我说的这两位朋友，工作、收入都不比我差，房子都比我的大，大很多，年龄都比我小，一个小三四岁，一个小七八岁。　　

人人都有怀旧的自由，有思索的自由，尽管是好朋友，我也无权干涉他们的这两种自由。这里我只想简单表示一下自己的观点：我喜欢后30年，我愿意做改革开放的歌德派。　　

请不要误会，以为我如今的生活有多么宽裕、滋润。熟悉我的朋友都可以作证：我的房子，在同龄朋友中，在上下年龄的同事中，差不多是最小的，到处是书，剩下的空间，仅可容身而已；我的收入，比一般同事多出的部分，也就是每个月两三千元稿费，由于不善理财，又喜欢隔三差五呼朋唤友出游吃喝，以至家无儋石之储——银行没有存款；许多同事朋友都买了汽车，而我出行仍然以公交车地铁为主，不是我讲究环保低碳，实在是拿不出那一笔购车钱，当然，也怕买了车，付完油钱过路费，没了买书吃饭的钱。有个朋友说过一句实话：以我目前的条件，上婚恋交友网，或者登报征婚，比较困难。总而言之，我所受改革开放的益处，不会比平均水平高多少。　　

也请不要误会，以为我出生于“地富反坏右”家庭，前30年的那些政治运动中，曾经饱尝羞辱、殴打、牢狱、家破人亡之苦。恰恰相反，我的阶级成分是贫农，父母都是老实本分的农民，历次政治运动，都不曾对我家有任何冲击，大大小小的批斗大会，我的家人都是旁观者，充其量，不过是台下跟着众人振臂喊口号的。总而言之，前30年，我家没有吃过任何一次运动的苦头，逍遥复自在。　　

我之所以要歌颂后30年，歌颂改革开放，一言以蔽之：感到了自由。　　

自由包括两部分，物质的自由和精神的自由。当然，都只是相对的自由，而且只是相对于本国本地区的前30年而言。　　

前30年，我并未全程经历。我自己记事的部分，只是其中的后面10年，其余20年，主要来自父辈的讲述。综合起来的印象，就是：无论物质还是精神，都是极度不自由的。虽然地属鱼米之乡，但农民家庭，五六口人，无论父母如何胼手抵足，常年在田地间挥汗如雨，辛勤劳作，年终结算，还是免不了要戴一顶“倒欠户”的帽子（即高晓声小说《陈奂生上城》中所说的“漏斗户”），每年总会有一些青黄不接、饥寒交迫的日子。村前村后，山坡溪滩，倘若允许开垦，以我家乡的自然条件，要想做到人人衣食无忧，那原本是轻而易举之事。但是，那时候的领袖不准，政府不准，谁敢？冻死，饿毙，也只能忍着。相比之下，精神的自由似乎不成问题。但那是因为，肚子尚且填不饱，谁有闲心想到那一层！　　

后30年，我的记忆清清楚楚。虽然有许多不尽人意乃至足以令人咬牙切齿、义愤填膺的事情，世风浇薄，人心浮躁，环境污染，资源耗竭，贪污成风，腐败连片，房价升天，股票坠地，官戾民贱，国富民穷……不胜枚举。但是，我和我的家人至少可以不必再像前30年中的长辈们那样，经常为一家人的充饥御寒，唉声叹气、愁眉不展了，不必再因为有人生病，为了一二十元钱，求告无门了——我家亲戚不少，可是前30年，谁家也没有余钱啊。如今，只要肯做事，大部分地区的农民，衣食无忧大约是不难做到的吧。我年近70的母亲，常到本村人家的厂子里做些轻松的工作，一个月也能挣一两千元。现在多少人曾经坐火车、乘飞机，国内国外到处逛景，到处吃喝，到处购物，购珠宝钻石，购国际名牌。前30年，谁敢想象这样的事情？后30年，我出版、发表的若干著作、文章，一些朋友看过之后，都认为，若是搁三十年前，是够进监狱甚至枪毙、株连九族条件的。我自知笔下有时候不免于偏激犀利，但如今比我偏激犀利的，大有人在。这种情况，在前30年，无异于天方夜谭。人不可以思考，跟畜生何异？人不可以说话，跟器物何异？一个不可以思考说话的国度，怎能算是人类的国度呢？革命先烈不是有很多位喜欢引用美国人巴德里克·亨利的名言“不自由毋宁死”吗？　　

前几天，写了两篇温和得几乎看不出立场的文字，便遭到了一些脑子里充满崇拜情结的网友的咒骂。坦率地说，在《东方红》与《国际歌》之间，我喜欢《国际歌》，因为它有“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靠他人，必受束缚；靠自己，才有自由。　　

当然，后30年，也不均衡。其中的前一二十年，还残留了前30年的一些尾巴。例如，出趟门、结个婚都需要单位领导的签字批准，这跟奴隶时代，差别不大。后30年，我所感到的自由，基本上是在与日俱增的，是在进步的——当然，我必须郑重声明：我对这个进步的速度是不满意的。它可以而且应该更快一些。　　

2011-3-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