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文章：深刻认识风险和干扰

中央领导同志最近强调，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必须“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被任何干扰所惑。”

“新一届政府成立后，我国建设小康社会将进入全面加速阶段，改革开放将进入全面深化时期，一方面发展潜力和动力巨大且机遇难得，另一方面干扰和风险也可能不断涌现。”中央党校教授赵长茂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指出，这个局面下，只有措施得当才能够促进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平稳进步。

党的十七大以来，中央在指出“机遇前所未有”的同时，一再重申“挑战前所未有”的判断。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取得了巨大成就，也付出过代价，历经很多艰辛。今春两会期间，众多代表、委员和研究专家分析认为，要避免的干扰，要化解的风险，除外部环境剧烈变化导致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势力抬头、次贷危机不断放大全球经济衰退风险和外部敌对势力活动频繁等干扰，国内方面集中在民主政治、社会管理、经济发展等多个方面。

政治建设牵一发而动全身

在社会主义民主建设中，正如一位高层领导所言，“宁可把风险、干扰和困难估计得足一些，也千万不要因为估计不足而在风险一旦发生时手足无措，陷于被动。这是我们治党治国的政治经验和政治智慧。”

排除各种错误思潮、错误倾向干扰，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方向。两会上，接受采访的代表委员们指出，政治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回顾30年改革开放历程，首要一点，是防止各种错误思潮、错误倾向干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动摇。

有代表指出，对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国内外高度关注。一些境内外敌对势力所谓的“政治体制改革”，实际上是要我们放弃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放弃社会主义制度。其目的是使中国天下大乱，借机火中取栗，对此，绝不能上当。

多位代表委员指出，在政治道路上，中国要坚定自己的选择，对一些理论、概念的误导，必须心明眼亮，站稳脚跟。民主不能简单地等同于“选举投票”，而是尊重民意，广纳民智，真正做到置身于民、问计于民、取德于民。

例如某地级市人大召开前，当地一些“有钱人”大肆行贿送礼，花钱“买”当人大代表的身份。专家分析，贿选现象最初肇始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在一些乡镇换届选举基层官员时露面。自2000年以来，贿选在一些地方逐步升级，涉案迅速进入县和地级市这个层面，位置上升为县长、副市长。对这些恶风恶德，必须高度警惕。

有代表委员提醒，应当避免西方选举制度中，资本等同于政治权力的根本痼疾：自由市场经济条件下，财产不平等会导致政治不平等，金钱 使民主选举成为一个受控政治过程。因此，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对西方政治制度的借鉴，必须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有效选择。

政治方向上的选择，关系国家存亡、民族兴衰。对此，决不能走实践证明是封闭僵化的老路，也决不能走那种改旗易帜、放弃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的邪路。

警惕权力过分集中下的决策风险。在坚定把握政治方向的同时，还要稳步推进政治建设。受访的代表委员认为，在政治领域，另外一个比较大的风险是由于权力过分集中和不受约束带来的决策风险。

不少代表委员认为，当前社会存在的一些阶段性问题，如腐败现象群体化；公车消费、公款旅游、公款吃喝等公务支出过高；豪华办公楼等奢侈浪费现象；对民生需求满足不及时等问题的出现，与权力过分集中，缺乏制约与监督有直接关系。

同时，由于特殊利益集团的影响，及“傍大款”等不正之风存在，有可能干扰法律制定、影响到政策制定实施中的公正性，伤害到群众利益，伤害到各阶层利益。

当前，中央高度重视权力监督方面的制度建设，并不断推进党内民主，以各种措施完善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但同时，权力过分集中，缺乏制约与监督的情况仍不同程度地存在，造成了执政风险。

受访的多位代表委员都认为，决策的失误是最大的失误。必须更加谨慎地对待国家法律、重大政策、关键项目的决策，尽量减少决策风险。

对社会有效管理的威胁

防止中央经济政策被扭曲。一些地方、部门出于地方利益、部门利益扭曲中央政策，给经济运行和社会稳定带来的风险，值得重视。

在2007年博鳌房地产论坛上，某开发商公开声言，“我们希望政府不断地宏观调控，因为调控一次，房价就涨一次。”这是对中央政府强力调控房价的直白的挑战。

此外，在历年审计报告中，不少单位和部门屡审屡犯；在全国土地审查中，一些地方政府频频违规撞线非法出让土地。

湖北省政协副主席郑楚光委员说，“过去五年，中央对房地产、医药价格、耕地保护、教育收费、节能减排、矿难安全等方面都采取了有力举措，但在相当长时间内，却往往不能令行禁止。”

以严格政策、严肃纪律保证中央民生决策的权威，直接影响到民心向背。对一些地方或部门扭曲中央政策，埋下社会隐患的治理行为，必须严肃对待，以政治纪律保证政策到位。

群体事件影响局部稳定。据了解，我国群体性事件数量从1994年的1万多起上升到2004年的7.4万多起。而且，其涉及面广、主体成分多元化，行为方式激烈，组织化倾向明显。对此，各地要有足够的政治敏感度、社会敏感度，防止群体性事件影响到全局稳定，影响到经济社会发展。

据悉，2006年后，全国群体性事件的数量虽然有较大幅度下降，但单个事件的规模却有扩大的趋势。尤其是，在群体性事件中，暴露出一些地方政府事前不积极疏导，事中举措失当，事后“抹稀泥”等问题，对事件组织者和闹事者的处罚往往偏松。

受访的代表委员认为，一些地方政府依法执政、科学执政的观念不足，在日常工作中不抓早、不抓小，导致社会矛盾积累；在处理过程中又忽视现代治理条件的变化，方式简单，反应迟缓，埋下治理隐患。

同时，在处理手法上，既要避免所谓的民粹主义抬头，又要从根本上满足群众利益，需要有高超的政治技巧和社会洞察力。

有抽样调查显示，我国百姓对于政府的信任度从地方到中央随着政府级别的提高而不断增高。这表明中央政府的民生政策得到了群众欢迎，对此，地方政府在因地制宜贯彻执行中，不能打折扣。与此同时，不断提高治理能力，降低群体性事件的压力与社会风险。

尽快弥补社会应急管理短板。今春两会上，许多代表委员反思年初冰雪灾害时提出，此类自然灾害在中国历史上经常发生。今年造成这么大的影响，说明了在现代社会，人与人互相依赖程度提高，各行业地域联动增强，社会管理体制机制必须随之进行调整。

代表委员们认为，当前的发展阶段，决定了各个社会领域突发事件频现。无论公共卫生、环境污染、自然灾害等形态，都会对社会造成“联动性”影响，并不同程度地影响人民生活和经济建设。

减少突发性事件的伤害，应该“寓应急于平时”，提高各级政府和部门依法处理公共突发事件的意识，完善各种物资储备，健全应急机制，发挥制度优势，以减少突发性事件的社会冲击。对此，各个地方都有很大的完善空间。

防范改革操作不当

在一些影响千家万户的改革领域，要判断准确操作适当。

分配政策要“立定脚跟”。受访的代表委员认为，当前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进入深水区。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所长景天魁委员指出，解决收入分配问题，缩小贫富差距，是指社会结构的实质性变化，而不是社会结构不变下的利益“惠及”’和“共享”。因此，扩大中产阶层形成稳定和谐的“纺锤形社会”才是收入分配的主要方向。

他认为，现阶段的政策干预都还局限于补救困难群体，实现社会公正的意义还不够充分。特别是现有政策大都集中在二次分配政策，还没有真正进入初次分配领域。而造成分配不公的重要源头在初次分配，政府应有足够的力量加以调节。

这样的调整，势必遇到一些政策敏感点，比如对高收入阶层和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的建立与健全；比如对劳工阶层劳动权益的有效保护；等等。

如何凝聚足够的社会共识，让最广大阶层的利益表达形成政治支持，在此类政策制定中应予以充分考虑。

事业单位改革防止“甩包袱”。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吴江委员介绍说，我国目前有130万个事业单位，涉及教科文卫、农林水、广播电视、新闻出版等多个领域，工作人员超过3035万人。其主体还是公共服务行业，据统计，教育、卫生和农技服务从业人员三项相加，占到事业单位人员的3/4，其中教育系统人员即达到一半左右。

事业单位是我国公共服务的主体，提供服务的质量、内容直接关系到群众最切身、最直接的利益，与此同时，事业单位总体上是一个庞大的、具有较高知识素质和技术素质的群体，社会影响力大、波及利益复杂。改革操作是否得当，关系到这个国家智识中坚力量群体社会作用发挥的好坏。

特别是划归企业性质的事业单位改制难度甚大，不能以“市场化”简单概括，也不能是“伪市场化”；它不是“甩包袱”，也不是“背包袱”。

同时，在社会服务领域，新的社会服务组织如何规范、建立，也越来越影响到群众的社会满意度，需要在起步阶段就确定良好的机制。

公用事业改革潜藏“涨价压力”。长期以来，公用事业亏损、财政负担沉重和惊人的资源浪费令政府不堪负重，因此，不少地方政府通过产权改革交给市场，以减轻财政压力。相关数据显示，目前安徽省40%的公交企业、50%的供水企业、80%的燃气企业的国有产权已经出让。深圳市水务45%的股权转让。上海浦东水务50%的股权卖掉。全国城市50%以上水厂股权已经出让。

有代表委员指出，公用事业是政府公共服务职能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的公用事业产权改革中，如果一些地方政府仅仅希望“一了百了”，有可能失去对企业定价监管的控制力和影响力。改制后一些企业已经出现提供服务不足，也有企业有很强的涨价动力，这些都有可能直接影响百姓生活。

受访的多位代表委员分析，在水、能源等公共资源短缺背景下，目前市场化进入者都有逐利驱动，在控制定价争取利润和压缩成本考虑下，也有损害群众利益的可能。当市场行为和公共利益与公共安全发生冲突时，就有可能产生社会风险。因此，地方政府在公用事业改革中不能单纯追求减少负担，需要建好防火墙，保持足够的控制力，这同样是政府职能的重要组成部分。

快速发展中潜藏风险

高度重视防范金融风险。有代表委员指出，值得警惕的是，在美国次贷危机有可能演变成全球性金融危机的背景下，防范内外风险交织的工作必须引起重视。

一是“外在风险内部化”。随着中国金融不断扩大开放，巨额国际游资为投机人民币升值，通过多种渠道入境，加剧股市与房地产市场泡沫；

二是“内在风险外部化”。一些“走出去”的中资企业由于鞭长莫及与内控不力，原先潜伏的金融风险迅速暴露。2005年中航油和中储棉投机巨亏，2006年“国储铜”投机巨亏以及去年以来某些金融机构参与次贷投资而不断暴露出风险。这不仅增加银行坏账与汇率等风险，而且威胁金融体系的稳定。

增长方式转变可能遇到较大阻力。经济发展模式并不是一个新提出来的口号。早在1995年制定“九五”计划的时候，就要求实现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10年以后，到了2005年制定“十一五”规划的时候，又再次提出要把转变增长方式作为今后五年的经济工作的中心内容。2007年的十七大明确提出必须实现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从中可以看出转变之艰难。

这其中，因为承接东部地区的产业转移，增长方式转变对中西部的压力更大，对之形成的阻力也最大。由于原本财力薄弱，加上中西部资源优势因为资源价格改革滞后而难以体现，中西部通过见效快的高污染高耗能产业加快发展就具有强大的冲动。比如，个别省、自治区将高耗能产业改头换面为“高载能”产业大力发展，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增长方式转变的复杂性和艰巨性。

通胀和通缩风险同时存在。2月份CPI升高到8.3%，通胀压力在继续加大。江苏社科院院长宋林飞委员指出，要高度防范恶性通胀发生。而且，国际粮价和能源价格走势依旧趋高，国内货币供应仍在高位，通胀风险形势严峻。

同时，要注意到，美国去年消费开支约9.6万亿美元，中国去年消费开支只1.2万亿美元，美国消费总额为中国的8倍。如果美国经济走衰，不但中国内需短期内难以吸收美国消费下跌，而且由9.6万亿美元美国消费带动起来的中国庞大生产能力就会有相当一部分放空。一旦这样就意味着，作为推动美国消费的主要生产国，中国就有可能面临通缩风险。

因此，中国经济发展未来相当长时期可能不得不同时应对通胀和通缩的双重风险。（记者 王健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