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社会主义的举旗人魏老致敬！

北京市写作学会 薛遒

今天，中国社会主义大旗摇摇欲倾。
然而，中国社会主义大厦还没像苏联那样倒掉。
因为，中国社会主义有着一批挺立于危难之中的举旗人。
魏老举旗在前，我们紧紧跟上。
我们必须像爱护眼珠一样，珍爱魏老高举的大旗。
因为，只有社会主义大旗不倒，中国人民才能合法地反击资本主义的进攻，才能合法地维护人民的利益，才能合法地揭露与抵制一切对社会主义的犹豫、动摇、妥协和背叛。
现实警醒着我们：资本主义复辟的趋向日益明显。
因为，为了中国的崛起，必须改革开放。
改革开放向谁开放？
当然是向资本主义开放。
放眼全球，我们面对的基本是一个充斥在经济、政治、文化各个领域的资本世界，除了这个世界，我们还能向谁开放呢？
而且，只有借鉴资本主义成功的经验，才能发展社会主义。
然而，向资本主义开放就不能不向资本主义出让阵地。于是，资本主义理论堂而皇之地粉墨登场，一大批资产阶级“理论精英”也横空出世了。资产阶级经济学以“主流经济学”的身份出尽了改革开放的风头。
其实，主流经济学家们并没有什么新理论，不过是把资产阶级经济学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为确立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及相应的规章、制度而进行理论建构。
这种理论为改变生产关系、解放生产力做出了贡献，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但这种理论的资产阶级属性，决定了它在促进资本关系中，必然地为资本辩护，最终随着大资本家集团的形成，堕落为资本的喉舌，成为特权阶层的辩护人。
不仅如此，为维护资本的利益，资产阶级和理论精英自然要向“主流政治学”进军，即向党和人民争夺政治权利、文化权利、尤其是意识形态的领导权。
这已经是阶级斗争了。
人民并不希望阶级斗争，人民希望安定团结，社会和谐，但阶级斗争已经愈演愈烈，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进攻已经迫不及待了。魏老一针见血地指出：“放弃阶级斗争，是社会主义国家垮台的致命因素。”
你可以不争论，但资产阶级的喉舌们是决不会放弃进攻的。
茅于轼说：“改革以后就多了一个企业家，财富就成十倍地冒出来了。这主要是企业家的作用，……这个作用是不可替代的。工人农民或知识分子都起不了这样的作用。党也起不了这样的作用。只有企业家才有这样的能耐。”（见2007年4月15日《北京晚报》）
张五常说：“在中国进行改革的过程中，唯一的最主要的问题就是怎样把一个靠社会等级来排序的社会变成一个靠产权的拥有来排序的社会。”（《三种社会体制》，转引自2007年8月30日《南方周末》）
李泽厚提出“告别革命论”。
谢韬干脆打出政治牌，搬出“民主社会主义”的大旗，歪曲恩格斯，为资产阶级夺取政权大造舆论。
这不是争论是什么？
这是公开挑起争论。
那么我们怎么办？
魏老挺身而出，他说得斩钉截铁：“人家打上门来了，我们不能不应战。”
资本主义理念几乎成了主流观念，它侵蚀着党，侵蚀着人民，我们如果不应战，任人宰割，就会成为资本的奴隶，成为帝国主义的奴隶。
中国的崛起应该归功于资本家吗？
事实上，没有人民对改革开放的强烈要求，没有党的政策，尤其没有千百万劳动者对中国崛起所作的默默贡献，哪有资本家的崛起？
茅于轼将中国崛起归功于资本家，而蔑视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党“起不了这样的作用”，真是狂傲的有点忘乎所以了。
马克思早就分析了资本家的所谓劳动，他说：资本家的“职能是生产剩余价值即无酬劳动。” 如果说资本家是劳动者，那他“不过是作为资本家的劳动者，即作为对别人劳动的剥削者的劳动者。”（《资本论》第3卷）
所谓资本创造财富，不过是社会（全民）财富增值的资本表现；或者说，是以资本形式表现出社会财富的增值。社会生产力提高所创造的社会财富被资本聚敛，形成社会上层，统治乃至于奴役整个社会，不仅是违法的，而且简直就是对人民和历史的犯罪！
资本家不仅在经济管理上，而且在法理上已经失去了存在的必要。然而资产阶级和他们的理论精英却颠倒黑白，混淆是非。他们不仅大肆侵吞社会财富，还卑鄙地污蔑人民，为他们的侵吞编造理论依据。
茅于轼否定了党、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享受改革开放成果的权利，张五常便公开以“产权排序” 为资本特权鼓噪，按他的道理，谁剥削的财富越多，谁就越应该享受最高的荣誉和最高的权利。显然，张五常们为资产阶级夺取政权已经等不及了 ……
这是资产阶级和他们的理论精英对改革开放的恶意歪曲。
因为，改革只能是彻底为人民的改革，所谓“彻底”，便是逐步加大对资本特权的制约，还财富于社会，调动全体人民的积极性。这种“制约”，表现在改革初期，是将致富权交给人民，表现在改革后期，是将分配权交给人民。
真正的共产党人不会拒绝改革，只能去积极地推进改革。但绝不会仅仅以改革来证明自己的共产党人本性。相反一定会以对私有制和私有观念的彻底革命精神，从本质上升华改革。 “对我们来说，问题不在于改变私有制，而在于消灭私有制；不在于掩盖阶级矛盾，而在于消灭阶级；不在于改良现存社会，而在于建立新社会。”（马克思：《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
今天，新社会的曙光正在被资本主义的黑暗吞噬着。魏老写道：“近年来发生的剧变，却是历史的大倒退，是资本的卷土重来，重新将工人阶级和一切劳动者抓在他的血手之中，使人民再度回到黑暗。一句话，这是血腥的金元的复辟。”
毫无疑问，魏老的结论是铁打的事实。它令人痛心，令人愤慨，但是，更令人深思，令人奋起，令人勇敢地投身斗争。
魏老坚定地宣言着一个共产党人的信念。他说：“世纪末出现了社会主义低落的悲剧，决不是共产主义的终结，它只是一个回合的结束和另一个回合的开始。”
十七大前夕，魏老诚挚地寄言：“全党应该进行一次全面的反思，进行一次全党的讨论，在十七大时做出一个全面的、符合党心民意的总结。”
十七大召开，竖起了历史的坐标。
“科学发展观”，说到底，就是坚持社会主义。
如果说，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使命是突出“中国特色”，那么，十七大历史新时代的开篇，便是突出“社会主义”。
任何事物都是矛盾的，都在矛盾中生成、生存与发展。
发展的基本形式是转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鲜活生命力，就在转化之中。
那么，向哪个方向转化呢？
是向资本主义转化，向张五常们的按照财产多少重新划分等级、房地产商不为穷人建房转化呢？还是向财富社会公有的本质转化，向广大劳动人民转化？
转化，考验着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色。
十七大，将历史的进步诉诸人民，诉诸社会主义。无疑是对资产阶级“理论精英”们为大资本辩护的凝重回击，是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心泉的热情喷发。
中国共产党将以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高度自觉，收回被资产阶级知识精英们夺取的话语权，将以人民意志和力量的依托，更大地掌握历史进步的主动权。
中国，应当重展毛泽东的旗帜。
这是魏老的心愿。
在魏老新的创作高峰上，如果说《火凤凰》是投向历史的回眸；那么，从《话说毛泽东》到南街村的快板诗，则深刻地表达着魏老求索未来的焦灼。
魏老引了一个美国军校教官的话：“我们不怕中国军队的现代化，我们就怕中国军队的毛泽东化。”
美国人为什么如此惧怕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军队？
因为毛泽东是中华之魂，是中国人的军魂、党魂、民族魂。
而今天，毛泽东这个魂差不多丢光了。
资本主义的浮躁折射着一个民族日益严重的精神迷失，而精神文明建设、爱国主义教育、公民道德纲要和文化传统教育，中国共产党一系列的精神重建，一系列对全社会的急切呼唤，实际上是在呼唤“革命”。
然而，抛弃了毛泽东，这种呼唤显得苍白。
呼唤的结果，不过便宜了一些人靠所谓“政绩”升官，以及另一些人借影视、书刊、活动等的商业炒作而发财——那是别一形式的搜刮民脂民膏。
“革命”成了满足私欲的跳板。
精神迷失，如何救药？
新中国建立了，共产党掌握了政权，革命胜利了。那么，还要不要继续革命？如果不要，那就是 “认为革命已经结束，已经达到了自己的目的。”（马克思：《柏林〈国民报〉致初选人》）
然而革命的目的达到了吗？
如果革命的目的仅仅是共产党坐江山，那是达到了；然而共产党是要实现人类普遍幸福的共产主义的，这个目的远未达到。既然没有达到，“继续革命”便是真正共产党人的使命。
革命，是毛泽东不解的情结。他甚至在临终之际，用微弱的呻吟将革命的遗愿诉诸千秋万代：“一百年以后还要不要革命？一千年以后还要不要革命？总还是要革命的。”
为着毛泽东的遗愿，也为着人民的江山，我想，能不能向党向人民发出一个倡议，把12月26日的“毛主席纪念日”立为法定的全国节日。
这是一个特殊的节日，是一个举国同纪念的节日。不需要放假，不搞吃喝玩乐。而是以这一天为标志，延至第二年元旦，用上六、七天的时间，开展各种形式的毛泽东纪念活动，礼赞思想，倡扬精神，探讨理论；欢歌，劲舞，激情，畅想，将话语权回归人民，以毛泽东的旗帜总结过去，为新的一年确立方向。
这个倡议会得到全国人民的赞成吗？
我想，那是迟早的事情。
因为，这是党心所向，民心所向；是中华民族心底的声音呵！

(在魏巍新作青年座谈会上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