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韩］具海根著，梁光严，张静译

2006-06-28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

目录

第一章 绪论：韩国工人阶级的形成
第二章 产业大转型
第三章 韩国产业中的工作和权威
第四章 殉教者、女工和教会
第五章 工人和学生
第六章 工人认同和意识
第七章 劳工大攻势
第八章 处于十字路口的工人阶级
参考文献
英汉对照索引

序言

我开始写作本书时，是把它作为一项从宽广的社会学视角对韩国发展进行的研究来着手的，集中关注的重点是快速工业化的社会文化维度。我对这一进程中的阶级动态，对社会各阶级塑造韩国工业化转型模式的方式尤其感兴趣。沿着这些思路，我写过几篇文章，但很快我就意识到，对于一本书而言，我探讨的现象过于庞大。我还发现了产业工人在快速工业化进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而在这方面文献中人们对他们的体验的关注是多么的稀少。更令人吃惊的是，我发现韩国工厂工人曾经遭受过令人难以置信的不公正对待，并发现了他们对压制性权力表现出的惊人反抗精神。我意识到，他们为争取社会更公正的斗争值得大书特书，因为他们的经验和反应可以说是20世纪60—90年代韩国工业化转型的核心。

尽管我自己已经确信，写一本有关韩国工人阶级的书是非常值得一做的项目，但我还是有过相当多的犹豫，因为我曾感觉我不是最有资格写产业工人经历的人。韩国有很多人曾深入参与到劳工运动之中，他们对劳工解放运动事业有深人的了解而且深深卷入其中，并从这一角度写过很多关于劳工运动的书籍和文章。正如本书所谈到的，韩国劳工斗争最突出的方面之一，是大批学生和知识分子参与到劳工运动之中。这些知识界劳工活动家在80年代和90年代已经写过大量有关劳工运动的描述和分析材料。而且，很多工厂工人自己也以作文、诗歌、工会报告和罢工传单等形式写过他们的经验。我想，他们当中很多人比我更有资格就韩国发展进程中的劳工问题进行著述。但是，后来我也意识到，我有能够从远距离和用比较的视角观察韩国经验的优势，而且我能更好地向说英语的听众讲述韩国人的故事。

在我研究的最初阶段，我发现尽管有关韩国劳工运动的资料很充足(大部分是韩文的资料)，但有关韩国工人阶级形成的研究却绝对十分稀少，从而使很多有趣的问题没有探讨和没有答案。韩国工人是怎样解释他们在工厂中的体验的?他们怎样意识到他们之间有着共同的利益?他们是怎样形成工人这种集体认同的?他们怎样获得工人团结和能代表工人的工会很重要这种明确的意识?在反对独裁主义国家机器的过程中，他们怎样形成高度的政治意识?如果我们想不仅把工人斗争作为一种工会运动来理解，而且作为造就一种有着鲜明阶级认同和意识的集体的过程来理解，那么这些问题就是要回答的关键问题。

在本书中，我展示了从出口导向型工业化开始到90年代末韩国劳工运动的发展情况，并从比较的观点分析韩国工人阶级的形成过程。韩国劳工斗争和阶级形成的经验，是可供进行比较研究的一个极有吸引力的案例，能提供很多可以超越目前以欧洲为中心的阶级形成理论的东西。本书是开始这种比较的第一步。

在进行有关韩国工人阶级斗争的叙述时，我特别关注文化和政治如何给第一代产业工人的体验带来冲击和塑造他们斗争的模式。正如目前有关阶级形成的学术研究普遍接受的那样，社会阶级最终是在工人亲身经历过的体验基础上形成的。但是，这些亲身经历过的体验并不仅仅是由生产关系形成的，而且还是由文化和政治权力从外部以及通过内部劳动关系而形成的。在韩国的背景下，很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工人亲身经历过的体验是由儒家文化传统和家长制意识形态以及独裁主义国家权力形成的。文化和政治权力曾一起发生作用，压制着韩国产业工人形成新的阶级认同和意识。但与此同时，文化与政治权力协同资本一起压制工人的方式，也导致工人产生强烈的愤恨，导致他们激烈的反抗。韩国工人阶级斗争最有趣的方面之一，是文化和权力的双重和矛盾作用，即同时既压制也促进了工人的认同和意识。

……

韩国工人(阶级形成的文化与政治)

韩国工人阶级运动还因为一场社会运动的发展而得到巨大帮助，这场社会运动称为“民众(人民)运动”，它开始于70年代中期，在80年代初期开始成为一场主导性的知识分子潮流。这场广泛的民粹主义运动由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和学生领导，目的是在工人、农民、城市贫民和进步知识分子之间建立反对独裁政权和经济不公正的广泛阶级联盟(Koo 1993：Abelmann 1996:Wells l995)。这场运动同时是一场政治、社会和文化运动，提倡民主、分配公正、民族文化认同和民众在历史中的作用等民粹主义思想。通过从某种“民众”的视角重新解释韩国历史和重新利用韩国本土文化，它传开了新的政治语言和文化活动形式。这种新的语言和文化形式提高了工人的政治觉悟，有助于通过帮助工人用新的眼光看待自己在社会和历史中的作用而形成一种积极的工人认同感。在缺乏内部文化资源和面对强大独裁国家机器的情况下，韩国产业工人从市民社会中活跃的社会政治运动吸取意识形态的、政治的和组织上的支持。

因此，与其他东亚小龙劳工运动相比较，韩国劳工运动最有趣的方面之一，是在工人的基层工会运动与由学生、知识分子、教会领袖和持政治异议政治家领导的争取民主政治运动这二者之间形成的密切联系。是什么因素造成两个层面即工作场所层面和政治层面上的斗争如此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呢?我认为，答案就在于国家的作用，它是韩国“迟发工业化”(late industrialization)的经济、政治和社会进程的主要决定性因素。韩国深度侵入社会的国家机器，从几个方面塑造了劳动关系和劳动冲突。首先，韩国国家的发展战略对韩国企业中的产业关系产生了直接影响。朴正熙政府采取了一种加速而不是均衡的经济增长战略，试图在经济成绩的基础上宣称政权的合法性。以这种增长为导向的政治经济学，鼓励韩国资本家采取一种扩张主义的积累战略；他们主要关注的是确定并抓住利润丰厚的投资机会，同时取得由国家控制的资金供应。因此，发展一支投入的、富有生产能力的工作队伍，是大多数韩国工业家关注的次要问题。特别是，直到80年代中期以前，劳动力供给一直十分充裕。

国家对工作场所的劳动关系也有着比较直接的影响。整个70年代或80年代，韩国政府以一种十分明显的支持资本反对劳工态度处理产业关系。在政府对管理方习惯性地违反劳动法视而不见的同时，它却在镇压任何劳动骚动的萌芽时十分迅速和残酷。工人要求政府保护工人免受滥施劳动权威危害的呼吁通常遭到忽视，而雇主提出的阻止建立工会的干预请求往往得到很乐意的响应。这种情况自然造成的后果便是工人的政治化程度越来越高。国家权力的资本家本质太过于一目了然，在工人对自己组织成独立工会的重要性有了起码了解之后情况尤其如此。

尽管人们通常将韩国劳动体制描述为一种合作主义制度，但其实际操作仍然是以残酷压制的控制形式为基础，而不是以精心设计的合作主义制度为基础。在大多数采用合作主义劳动体制的国家和地区，官方批准的工会被允许成为反映工人要求的渠道，与此不同，韩国政府首先感兴趣的是保持工人的无组织状态，并通过安全力量而不是通过政府的劳动部门控制工人。例如，与韩国形成对比的是中国台湾的情况，在那里，“执政党”深深地渗透到当地工会之中，并采取各种预防性措施确保劳工的被动和顺从，而韩国政府首要依靠的是威胁和惩罚，同时利用安全意识形态来控制对劳工的宣传鼓动(Shin Kwang-Yeong 1994)。这种排斥性的处理方法，通过将工会分子逐出产业领域——很多工会活动分子被解雇，并被列入未来不予雇用的黑名单——造成了一批铁了心的工会活动分子。而且，事与愿违，由于驱赶他们，使工人与政治活动家和学生激进分子之间形成了密切的联系。

因此，文化和政治在韩国工人阶级形成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不是发挥了研究东亚发展的文献认为它们所起到的那种常见作用——即认为文化和政治是造成劳工顺从和沉寂的因素——相反，是劳工抵抗和提高觉悟的源泉。我对韩国工人阶级运动的探讨，论证了韩国的文化和政治权力同时既压制了工人的认同感和觉悟，也提高了工人的认同感和觉悟。韩国文化中的前工业社会因素支持着管理者的家长制权威，同时对工人集体认同的形成起到阻碍作用，而对过去记忆的重新建构和民众文化，则成了锻造反抗性的“劳动者” (工人)认同的重要文化工具。尽管国家的镇压政策限制了社会运动的政治空间和组织资源，但这些政策在促使劳动冲突政治化和促进劳工斗争与争取民主政治运动之间的密切联系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正是在工作场所和市民社会中都发生的这些文化和政治的矛盾效应，推动了劳工战斗性和阶级意识的快速提高。这样，在韩国快速工业化过程中，阶级冲突的辩证法与文化和政治的辩证法密切地交织在一起。

第二种重要的制度是军队。按法律规定，每一个韩国男人都要到军队中服役。对很多农村长大的男子来说，服兵役使他们第一次对现代生恬方式有了持续性的接触。三年的军队经历有效地将男子社会化，使他们进入到高度军事化的组织生活中。定时性的日常工作程式，服从形式权威，对未遵守上级命令的惩罚，对个人自由的严厉限制等，是军事生活的共同特征。而且，80年代以前韩国军队的特点是具有异常强烈的军事化、独裁主义和暴力色彩。因此，在养成性格的年龄段长期服兵役，使韩国男子实现了切实的社会化，而这种社会化是他们后来在一种同样军事化和等级制的工业组织中工作所需要的。

不过，在韩国为产业劳动大军做准备方面，也许甚至比这两种现代制度更重要的是家庭。家庭当然不是一种现代制度。它也不只是一种传统制度。家庭这种结构与现代工作组织互相之间并不矛盾。事实上，工厂中的权威结构和产业关系常常体现并再生产出家长制的家庭结构。在韩国，就像在很多其他新兴工业化社会中一样，资本家有意识地谋求在他们的企业中再生产出家长制的权威关系，并通过诉诸家庭式价值确保工人的服从和忠诚(Salaff 1981；Kung 1983；Heyzer 1988；W0lf 1992；Ching Kwan Lee 1998)。家长制的意识形态，在将妇女社会化、使之成为劳动密集性低工资出口行业所需要的那种劳动力类型——那种温顺、服从、勤勉、任劳任怨、不在乎工人公民权利的类型——方面，起到了特别重要的作用。因此，作为为出口行业生产和再生产一支合乎需要的劳动队伍的关键机制，传统家庭制度在这方面不仅不是一种障碍，而且发挥了其功能。
由于有这些历史条件和制度条件的帮助，韩国工业家在从农村地区录用大批年青人并把他们转变成一支具有高度生产性的劳动队伍方面，没有遇到什么麻烦。每一年，成千上万的农民子女从农村直接进入工厂，而且他们相当顺利地适应了工业工作世界，对新的工业工作制度没有表现出抵制或不适应等特殊问题。韩国雇主则与他们在西方的同行不同，很少抱怨他们的雇员有纪律问题或前工业工作习惯。同样，韩国工人当中很少有有关难以调整适应其工作组织结构的记载，尽管他们就工作的长工时和极差的工作条件写了很多东西。总体来说，韩国的无产阶级化是一个异常顺利与平和的过程。

70年代，元丰、东一、Y．H．商事和其他几家纺织和电子工厂的劳工斗争，显示出韩国女工令人吃惊的反抗压迫精神，尽管各方面的情况对她们都很不利。从很大程度上说，正是这些女工的先锋作用，为韩国民主劳工运动和工人阶级的形成打下了基础。当然，70年代男工的作用也不能忽视。毕竟，正是那位男裁缝全泰壹通过自焚致死而发动了强有力的劳工反抗斗争，而正是他的同事即平和市场的男裁缝组织了第一个独立工会并向人们展示了走向基层独立工会运动的道路。其他一些男工，如(三元纺织的)柳东佑和(元丰纺织的)方镛锡等，在70年代的基层工会运动中发挥了带头作用。然而，这一时期是女工高举着民主工会运动的火炬。70年代涉及工会化斗争的劳动纠纷当中，绝大多数是由纺织、服装、电子和其他由妇女占大多数的出口行业的女工领导的。甚至在独立工会运动由男工领导的地方，女工也是斗争的主要参加者，并且比男工表现出更强烈的反抗精神、决心、团结和复原力(Yu Dong—woo 1984，126—130)。

因此，韩国女工活跃的情况与出口行业女工的常见特征是矛盾的。有关出口加工区女工的文献通常强调她们受到国际资本(超级)剥削的程度和因低工资、市场多变性、性压迫而受到损害的程度(Elson and Pearson 1981；Fernandez-Kelly 1983；Kung 1976；Lind Lim 1978；Safa 1981)。亚洲工厂女工的主要形象是顺从、被动、对产业工作的过渡性参与和对工会活动缺乏兴趣。这些出口部门的年青女工被冠以“工厂的女儿”或“孝顺的工人”的名称，并且被描绘为不仅受到资本主义制度的控制，而且受到在产业组织中得到复制的家长制传统文化的控制(Salaff 1981；Wolf 1992)。同样，发展中国家女工占大多数的轻型制造部门的特征，也被概括为工作变换率高、工会活动不活跃、劳工行动很胆小或者没有效果(Deyo 1989，187—196)。

最近，一种新的观点出现了，它反驳了那种有关国际化生产体系中女工很温顺的形象。人们已经承认，女工不仅仅是资本主义和家长制的受害者——她们也作为活跃的动力抵制和抗议压迫性的结构 (Ong 1987；Milkman 1993；Chhachhi and Pittin 1996)。阿米塔·扎奇和勒尼·皮亭认为，“妇女已经组织起来捍卫、扩大她们的权利并改善她们的状况，甚至在工人尚未组织起来的部门和通常被视为工人无法组织起来的自由贸易加工区中也是如此”(Chhachhi and Pittin 1996，24)。因此，正如南壮林(音)认为，有必要认识到“亚洲妇女在工作场所经验的两重性：既受到压迫也进行反抗”(Jeong—lim Nanl996，328)。因此，这些有关女工的新文献正在试图摆脱“过于经常往有关女工的研究上涂抹的‘受害学’色彩”(Chhachhi and Pittin l996，24)。

在本章中我们看到的情况，明确支持了观察重点应当转变的观点，即从特女工作为受害者观察转变到观察她们的反抗和组织活动。在工会运动方面，韩国女工比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女工要积极得多，进取心也大得多。她们不仅以不时发生的抗议活动或以微妙的日常反抗形式进行抵抗，而且参加并领导了与苛酷的独裁主义直接对峙的基层工会运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