巩献田:这样比法太荒唐!--随想杂记
这样比法太荒唐!
-----随想杂记
巩献田
中央电视台19点开始的新闻联播节目,其中一个内容是说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成绩的。昨天讲到某地方三十年前的1978年农民平均收入多少,而现在平均收入多少,以示改革开放生活水平的大幅度提高。响应党中央号召,实事求是地总结三十年,是一项重大的历史任务,是一件大好事情。因为多年以来我们没有很好地对于过去走过的道路进行总结了。
可是,据昨天那种没有按照可变因素计算出的数据进行比较的总结,我越琢磨越觉得这样的比法太荒唐了!
不可讳言,三十年来,大多数农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包括衣食住行,确实是提高了很不少,成绩是很大的,可观的,辉煌的。
可是简单地拿这样的数据比较和仅比这项指标,就显得有些荒唐了。
换言之,无论如何不能以此抹煞建国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艰苦奋斗取得的巨大成就和辉煌成绩,不能否定解放后我国翻天覆地的变化,特别不能否定工人、农民和大多数知识分子社会地位的根本性变化。更不能以此来衬托前二十九年是不好的!
因为,这不仅违背基本的历史的客观事实,不仅与中共中央历来的决议精神不符合,而是作为人民喉舌和共产党宣传机构的中央电视台,成了自己在打自己的嘴巴,自己在毁灭自己的形象。
要比,就全面系统和科学地比,不能仅比某项指标,更不能静态的、简单罗列数字来比!
比如说:邮一封信,三十年前价格一直不变,短途的4分,长途的8分,现在呢?1元多还不够,还在涨,是多少倍呢?
买一副中药,过去几角钱, 最贵的也就几块钱,现在呢?几元,几十元不是平常的吗?前年,我的一个学生开罐头瓶子扎破了手,到医院包扎下,就花去上百元!过去,不就是抹点红汞水,花很少的钱,甚至是免费的,不花钱的吗?
六十年代初期,在我上大学的时候,开始每月一十二元五角的助学金,后来增加到一十五元五角,用到伙食上,每天早餐有小菜,午餐、晚餐都有蔬菜(肉鱼时常有),遇到节日改善生活,吃的就更好了,大家身体都很好。更是从来没有听说因为家庭贫穷而上不起学的事情发生!
可是现在呢?花一十五元五角能够大学生几天吃的啊?
当年,如果回校赶不上饭了,就在西单吃碗炸酱面,或者在新街口吃碗混沌,也就一两角钱的事情,那时的面条炸酱和混沌汤,闻着香气扑鼻,吃着很舒坦;可现在即使花上几十元、上百元能有那样的面和汤吗?
那时代,每逢上街,兜里有几块钱就行了。除了几角钱的车费外,很少用钱。可现在就不行了。就拿水的问题吧!
那时候,口渴了,天安门前左右有自动喷出而专供游人喝水的水龙头。可是改革后,为了卖水,就没有供自来水的(火车上也是如此);发誓不喝卖的水,在家喝上一肚子水再进城吧,可是水喝多了,一定要小便的!小便入厕又是收费的(最近才废除吧!)!没有钱,什么也玩不转。
那时候,四分钱,公共汽车可以坐三站地,而今天,你给售票员四分钱,他肯定把你当成精神病人!
最可笑的,是1987年5月,我刚回国的时候,在动物园西侧,有一个固定在地上的指示道路地图的机器,大抵是个“问路器”什么的。可是必须向里边投钱才能指示道路。就是问路要拿问路费!
检察官学院的一位老朋友告诉我,他一次从北京某个地铁口出来后,一时没有弄清应该如何走,可是遇到一个人,说给我十元钱,我告诉你如何走。正在说话的时候,我的朋友自己也弄清了该如何走。可是,拿钱问路,别说建国后,就是建国前,在我国历史上,也是连听也没有的事情吧!《水浒》里边,那是“买路钱”,不是“问路钱”!
当然,类似问路拿钱的事情,这些,因为是太低劣、利又太小了,太不“文明”,太不“文雅”,于是就逐渐消失了。可是代之而起的,就连任何规范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也不会存在的:伪劣假冒,坑蒙拐骗,以及数不尽的“潜规则”了!
钱就是一切,有钱就有了一切!
原来的“时间就是生命”的语录,被“时间就是金钱”所取代!
一切为了钱!
那位著名经济学家的话:“低头向钱看,抬头向钱看,只有向钱看,才能向前看!”不正在影响和腐蚀着整个社会和我们的青年人吗?
这个变化,是否要考虑一下呢?
对建国后的前29年的各种流言蜚语,类似“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啦(林彪反革命集团“571工程纪要”不就是有所谓“国民经济停滞不前”吗?)!什么“国有企业效率低、养懒汉”啦(资本主义香港凤凰卫视的某些人不是今天还一直这样说吗)!什么“人民公社破坏了生产力”(1962年10月10日蒋介石在台湾不是也发布过《告中共陆海空军各级官兵书》,其中“十条约章”的第一项不就是“废除人民公社”吗?)啦!“集体化不如单干”啦,等等!这些奇谈怪论为什么竟然有那么大的市场呢!?
那么,新中国的“新”,到底“新”在哪里?
在这伙人的心目中,新中国是不如旧中国的!
如不这样,为什么赵紫阳时期的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杜导正,在香港发表文章讲什么“不清算毛泽东的罪恶,中国就不能前进!”呢??
最近李必胜的文章讲了下边这段话:
“根据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摘要2007》等资料,建国前29年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7.4%。1952年工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0%,农业占64%;而到1975年,工业占72%,农业仅占28%。中国在1976年时的工业门类齐全程度、技术水平和开发能力在发展中国家是首屈一指的,并在部分领域接近甚至达到发达国家水平。“两弹一星核潜艇”、南京长江大桥、合成胰岛素、杂交水稻等等就是这样。并且,全民甚本实现了医疗、教育、住房的免费或福利化。这在包括中国在内的全世界绝大多数人看来都是人间奇迹。同时,在朝鲜打败了美国侵略军,并且战胜了印度军队,打赢了苏联军队,支持越南把美国侵略者打回了老家。正如著名人士马克塞尔顿指出的:“1977年中国人均占有耕地比印度少14%,而人均粮食生产却比印度高30%到40%,而且是把粮食以公平得多的方式分配到了比印度多出50%的人口手中。”医疗保健以及营养和卫生的改善,共同造成了中国人寿命的极大增长,从1949年以前的平均35岁达到了70年代中期的65岁。这时,我国的积累已相当丰厚,至少二至三年粮食无忧,各种物质储备不少,战备物资尤其充盈。更何况当时既无内债,更无外债。
前30年的生活是艰苦一点,但这主要是因为旧中国留下的摊子太破烂,为了加快经济发展,需要勒紧腰带艰苦奋斗;是因为帝国主义的封锁和当时提倡“几代人吃苦,让后代人享福,早日进入共产主义”。为了准备反侵略,1970年代的国防支出超过了科、教、文、卫支出的总和。但那时干部和普通群众的生活差别不大,而且起带头作用。“三年困难时期”毛主席带头减口粮、吃野菜导致腿浮肿,就是明证。正因为这样,在那么困难的条件下,干群关系和社会秩序都相当好。再说,即使当时的生活再艰苦,也比“半年糠菜半年粮”的旧社会强得多。当初国民党统治区经济崩溃是个什么样子?物价飞涨,要用麻袋装钱去购买商品。大量企业破产,大批工人失业。在人民共和国里,既没有出现那种物价飞涨,又没有出现大量工人失业等现象,怎么能说“国民经济到了崩溃边缘”?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肯定那个时期“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美国著名学者莫里斯说:“从1950到1977年,工业产量以年均13.3%的速度增长,这比现代世界历史上任何国家在迅速工业化的任何可比期间取得的工业增长步伐都快。”〈《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发展》第483页〉我们决不能天天讲实事求是却否定从那个时期过来的人都亲眼所见的客观事实 。”
前29年,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7.4%,这是实实在在的数字;主要用在了基本建设上,主要没有用在如同现在那样的消费上。而现在的所谓GDP ;水分况且不说(据称,多年前一位统计部门的官员说,统计数字岂止水分,简直就是水灾!),它不是GNP(国内生产总值),是包括了外国资本家的不少份额在内的;同时,环境造成的污染,有的讲直接损失治理占每年GDP的5%左右!这样算来,那么每年增长的GDP远远低于前29年工农业产值!这又如何解释??这还不说私有化带来的大量不可再生自然资源的疯狂开采导致的破坏所造成的无法弥补的损失呢!这是断子孙饭绝后代粮的极为缺德、极为丧失代际正义的罪恶啊!!!
邓小平曾经正确地说过,毛主席“他多次从危机中把党和国家挽救过来。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邓选》第二卷第345页)“中国反帝反封建革命经历过无数次悲惨的失败。难道不是毛泽东思想才使约占全人类四分之一的中国人民找到正确的革命道路,并在一九四九年获得全国解放,在一九五六年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吗?这一系列伟大的胜利不但改变了中国的命运,也改变了世界的形势。……我们能在今天的国际环境中着手进行四个现代化建设,不能不铭记毛泽东同志的功绩。……毛泽东同志的事业和思想,都不只是他个人的事业和思想,同时是他的战友、是党、是人民的事业和思想,是半个多世纪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经验的结晶。这正如马克思的情况一样,恩格斯在评价马克思的时候说,现代无产阶级只是依赖马克思才第一次意识到本身的地位和要求,意识到本身的解放条件。这难道是说个人创造了历史吗?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是这丝毫不排斥人民对于杰出的个人的尊敬;而尊敬,当然不是迷信,不是把他当作神。”(同上,第172——173页) “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同上,第298页)“我们提倡的实事求是,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因此提倡实事求是决不能离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决不能忽视毛泽东同志在这个问题上的伟大功绩。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损害毛泽东同志在整个中国革命史上的光辉形象,不能动摇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的原则。”(同上,第278——279页)“给毛泽东同志抹黑,也就是给我们党、我们国家抹黑。这是违背历史事实的。”(第301——302页)
“给毛泽东同志抹黑,也就是给我们党、我们国家抹黑”的人,气焰为什么还那么嚣张呢?“给毛泽东同志抹黑,也就是给我们党、我们国家抹黑”的杂志、报纸和传媒,为什么无人问津呢!相反,维护毛泽东的形象,维护党和国家形象的刊物,诸如《中流》和《真理的追求》等,为什么被粗暴地封杀呢?
大学学生来源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前几年,我在大学一年级的学生中作过一次随机统计,200多个学生只有8个人是真正来自农村!也就是说农村来的学生只占4%!而农民占总人口大概不少于60%吧?!
我上大学是托了农村合作化的福,如果是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话,我只有在家干活的份了;如果土地经营权允许自由流转的话(经济学家竟然说流转不是买卖!交易也不是买卖!反正中国字和词是世界上最多样化的字和词!糊弄个把人,是没问题的,但是糊弄多数人民群众就不那么容易了。),即更彻底的私有化了,情况就更糟糕了!
还有,过去三十年没有娼妓、土匪和黑社会绑票的!黑夜走路是安全的。
没有当干部的包二奶和雇凶杀人的!
没有听说发生一次作案就杀死8人、伤6人的罪犯!
没有在大学校园里发生过给同班同学投毒的案件!
没有黑煤窑、没有那么多矿难!更没有毒奶粉伤害后代的!
没有每年自杀达二十多万人,一年高达二十八万七千人!……
没有现在这么多不信马列而信鬼神的干部!
没有的东西太多了!
这又应该如何比呢?
这里有个立场问题,方法问题。
前些日子,在一份资料上,看到过一个著名马克思主义法学家的报道,他比较三十年前后,说之前他只写过几篇文章,而三十年来它写了几百篇文章。
对于这种比法,我总觉得不是滋味。三十年前还数不着你嘛,老的法学家还在嘛,再说那时候的情势与现在不一样嘛?评价一个法学家的功绩,主要看其理论和活动对于社会的作用和影响如何。假如社会治安依然糟糕,社会违法犯罪依然大量发生,你即使写上几十万篇法学论文又有什么用呢!
我想,比较,主要不是自己与自己比。假如自己与自己比,我自己简直是上了天堂了嘛!可是,是否应该取社会上的绝大多数人比较,对于知识分子们来说,首先应该拿工人、农民的大多数来比,这才是知识分子的所谓“良心”!
还有一位著名学者,把自己住过“牛棚”就认为是丧失了自己的人格和尊严,留下一本“牛棚杂记“什么的,须知当农民,就免不了住牛棚的,而且他们有的世世代代住牛棚。即使写这样日记的学者,他的父辈或者父辈的父辈恐怕很难说没有住过牛棚。鄙人参加过农村社教,就住了不短时间的马厩,其条件远不如这位学者住过的牛棚了。
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不能只在星级宾馆和高级饭店里,也不能只在花园里或者在会议厅中,而是在劳动实践中,特别是在体力劳动的实践中!
写到这里,多年来不少人的一个说法,即“工人、农民是弱势群体”,蓦然出现在我的脑海里。
我始终弄不明白:为什么在一个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里,作为领导阶级的工人阶级和作为工农联盟的基础之一的农民阶级,为什么就成了弱势群体了呢?不是说工人和农民是国家和社会的主人吗?
主人是弱势的话,仆人呢,是主人被恶仆欺了吗?
哦!我又似乎明白了一点,类似陈良宇、郑筱萸之流,难道他们不是作为所谓“人民公仆”而欺侮主人的吗?
关于最近以李成瑞同志为代表的署名八百多人的《关于反腐体系规划的两项建议——制定和实施公职人员财产申报公布法》的情况,好似:
不少的主人说:仆人先生,您给我干活,可是你别偷、也别抢,你应该有自己的正当的、足够的收入了,请您把自己的钱财物亮出来,让我们看看吧!
可是有的仆人却说:我的钱财物,要亮的,只是还不到时候,别急,等条件成熟了再亮给你看!
有的仆人对于主人们的话,连理也不理,竟然像没有这桩事一样!
主人们确实拿仆人没有办法,因为毕竟是”弱势群体”呀!
假如按照中央电视台的这样算法,前29年人均寿命我国人均寿命从建国前的35岁增长到65岁,即增长了30岁。按照同样速度增长的话,那么到今天我国人均寿命起码应该是99岁了!这岂不荒唐吗?
把复杂的事情简单化,往往会得出荒唐的结果来的!简单类比,不但没有说服力,效果往往适得其反。
思绪混乱,信手写来,颠三倒四,语无伦次,但是自觉还不荒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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