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来的雨露，苦难的历程
迟来的雨露 苦难的历程
作者： 向 东
作者按语： 与江西文革“两案”人员接触，欣慰地了解到他们长期得不到解决的生活出路问题，终于在2009年5月得到初步解决，2010年初开始兑现。至今一年多时间当中，全省各地相当一部分老同志陆续得到了渴望已久的生活费，而且目前还在继续解决之中。一些当事人要求把解决问题的过程告诉大家，一方面向帮助过他们的人表示感谢，另方面借此抒发一下多年来积郁心中的苦楚和不幸的遭遇。为此，作者根据他们的叙述，记录整理出如下文字，用两个题目成篇。
这里要特别注明的是文中的所谓“两案”人员，其实只有一案，即文革案，人员只有一种，包括红卫兵在内的造反派。
迟来的雨露——江西“两案”人员解决生活费概况
雨露虽然迟来，毕竟是来了。
雨露虽然有限，对于即将涸亡之鲋，那便是圣水。尤其是这几滴雨露本就是份內应有。
1、江西省委、省政法委2009年5月为本省“两案”人员遗留问题中解决了生活出路问题，其结果大致可以归纳为如下几点：
① 这次解决问题的主要依据是82年中发九号文件；
② 解决问题的范围是“两案”中刑满释放人员的生活出路问题，未包括“两案”中的双开（开除党籍、开除公职）人员的生活出路和九号文件包含的其他问题；
③ 解决问题的程度，仅仅是生活出路，凡“平反”、“复查”之类一律不议；
④ 全省內凡符合条件的人员一律解决，不受时间限制，有一个解决一个，只要向当地政法委申报填表，并将当事人原判决书送交当地法院审查通过后即可；
⑤ 发放生活费的标准，一律以当地职工上一年养老金的平均数发放，并以当地养老金每年增长比例同步增长。
2、从2010年开始，先后给有关人员兑现发放生活费。在过去的两年逐步解决生活出路问题的过程中，大致可以看出如下一些情况：
① 在江西省委领导下，省政法委以下各级政法委及各级法院，在办理“两案”人员生活出路问题中，是比较积极认真的，凡已经找到的省內此类人员的问题大部分已经得到解决，虽然阳光雨露来得晚了一点，但毕竟是来了，虽然未彻底解决问题，毕竟有了一个开端。所以，凡解决了生活问题的人员及家属，都对省委省政法委各级领导及工作人员表示了感谢之情；
② 当年全省被判刑的“两案”人员，据说有三千多人，除去一部分作古的，这次已解决人数与实际需要解决问题的人数，还有相当大的距离，可见还有许多 “两案”人员不知道可以获得生活费这个信息，他们也无从得知，殊为可叹；
③ 在解决问题过程中，有些人被唰了下来，据说主要原因是与“两案”条件不符，其实这些人中大部分是清查运动中被抓立案，多数人有两个判决书，82年前被判的罪名在82年九号文件下达后已经不成立，为了某种原因，改以打砸抢等别的罪名重新判刑，便有了第二个判决书，造成如今难以分辨而被唰。象类似这种情况，理应按第一个判决书给予解决生活出路，被唰的情况大多发生在基层，他们多么盼望领导的关注啊；
④ 当初要求解决生活出路问题的人员中，有一部分是清查运动中的双开人员，这些人虽然数量不多，但其中有些人无依无靠，毫无生活来源，如今仍然生活在饥寒交迫之中。这些人同样迫切盼望着省委领导的关注；
⑤ 虽然江西“两案”人员的生活问题，尚未全部彻底解决，因为有些人员很难找到。但是，已经解决问题的同志在实际生活中的自我感受，却已有了很大变化。首先，生活上不再依赖子女亲属朋友的赡养接济，有了可靠的维持独立生活的经济来源，减轻了子女亲友的经济负担；更重要的是，解决问题的本身，说明了这些人是不同于一般刑事案犯的群体，生活费的标准也说明了这些人是应该享有普通职工同等的政治权利，所以，这些人的精神状态有了很大改观。事实上，周围人们的眼光在问题解决之后就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有些人原来的鄙视和冷漠悄悄地消失了，因而不再孤独、不再落寞，甚至还获得了一些莫名的尊敬。是不是在这个特殊的问题上，也似乎向“和谐”的方向进了一步呢？
⑥ 82年九号文件是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依据，制定的处理造反派的政策性文件，与文件发布之前相比，被镇压之中的造反派及其家属，确实感到了明显的松动。可是后来的事实证明，九号文件的执行是大打折扣的（后面《苦难的历程》一文有叙述）。现在落实九号文件中关于生活出路的问题，只是全部内容的一部分。不说平反《决议》对文革的某些不当定性，只说落实九号文件全部内容，应该说还有很大距离，尚有许许多多工作要做。请大家留意！
3、解决问题的大致经过
大约2007年，有同志在互联网读到了湖北省关于解决文革“两案”人员生活出路问题的信息报道。这使江西的同类人员十分兴奋，似乎看到了一线希望。因为江西省的“两案”人员多年来在各自不同的位置、以不同方式，在这方面作了长期的努力，如南昌铁路局的同志就有十多年的上访史。然而，问题始终未能得到解决。另外，07年下半年有消息悄悄传来，江西省原革委会参加“三结合” 的群众代表中，因文革两案被判刑的常委们，解决了生活出路问题。经询问核实，确有其事。被判刑的原省革委造反派常委的生活出路得到解决，不啻是解决全省问题的破冰之旅，这给失望已久的江西“两案”人员带来了一线曙光，加上解决湖北问题的经验，便作出了“按照中发82年九号文件，争取全面解决江西‘两案’人员生活出路问题时机已经成熟、完全可能。”这种判断。
在争取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当事人存在着许多思想障碍，综合起来主要有三类。第一类是对省委领导没有信心。根据过去的经验，认为这些领导同样不会关心已经过去多年的陈年旧事，弄不好还会得罪过去的老领导，给自己惹上麻烦。有的人，多次上访碰壁，被残酷的现实弄得焦头烂额，失去信心。这是一种没有信心的错误估计；第二类是急躁情绪。多年被歧视受打压，经济困窘，一旦知道中央有政策（九号文件），便急于寻求落实，所以情绪冲动，急于求成。急躁情绪容易激化矛盾；第三类是心有余悸，不能正确认识和把握自己的正当权利，错误认为自己低人一等，事事处处被恐惧心理控制。畏首畏尾，可能坐失良机。
针对上述情况，我们认真学习了党的有关文件，特别是认真研读中发（82）九号文件和江西（82）20号文件，深刻理解，吃透精神，解除了思想包袱，学习了党的有关法律法规和有关政策，树立了争取解决问题的信心。后来，还有人专门前往湖北武汉，向那里已解决问题的人员学习他们解决问题的经验，回来以后认真介绍、学习、讨论，结合江西情况，拿出解决我们自己问题的方法。在学习领会有关文件精神和借鉴邻省经验之后，大家思想上有了比较清晰的认识，后来争取解决问题的斗争中确实起到了重要作用，总结起来有以下几条经验：
第一、认清发生在文革“两案”人员身上的生活出路问题，是一定能够解决的。因为早在82年，中央就下达文件，作出了具体、明确规定。长期拖延不予解决是不对的，起码是不落实党的政策的表现。
第二、解决问题的条件早已成熟，过去解决生活问题的障碍已基本消失。理由是：当前，党和政府强调关注民生，给解决问题提供了先决条件；中央有关文件表明对文革两案的定性有了变化，不再提“反革命”集团，既然“两案”不再是反革命性质，涉案的最高层以下人员原有定性也将改变，没有理由继续格外苛待这部分人员；主要是文革中受到冲击的一些干部，也是后来搞清查运动的一辈人，绝大部分已经离退休，不再干预政策的落实；经过二十多年的不断更替，各级新任领导与当事人没有了个人恩怨，有了秉公办理的客观条件；原省革委造反派常委的生活费问题得到解决，也为本省整个问题的解决起到了破冰的作用。
第三、必须掌握分寸。我们是按九号文件解决生活出路要饭吃的问题，不是要求平反、复查、纠偏，这样我们的要求就在合情合理符合政策的范围，虽然有些同志有平反、复查的愿望，但经劝说，学会了妥协，很好地配合了省政法委各级领导将问题顺利解决。如果当时要求过高，超出了地方领导的权限，可能延误问题解决，甚至给“不解决”留下了口实。
第四、必须提高水平。到武汉学习的时候，那里的同志提醒我们，在要求解决问题过程中，要以党的政策为依据，表现出我们造反派是真正有水平的。否则，只能让那些污蔑我们青面獠牙、打打杀杀的人得逞。所以，在后来解决问题过程中江西的同志表现出有礼有节，主动挑选合适的代表，服从政法委接触交谈的安排，排除一切可能发生的冲突，为顺利解决问题创造了良好的氛围。
第五、提出问题、解决问题过程中，应该把存在的问题相对地集中起来，做到大致上统一解决。零散的、个别地解决操作起来复杂困难，工作量大，不易得到解决。特殊情况另当别论。
第六、解决过程中必须克服两种情绪。在省市政法委领导接见并答应解决问题后，由于解决过程较长，有些人产生一种怀疑情绪，不相信省里领导真的会解决我们的生活出路问题。因为过去多年为此四处奔波，求告无门的经验，使人失去信心；另一种是急躁情绪，经过一段时期的努力，省政法委已经明确答复，作出解决问题的承诺（附件1），市政法委也有安排（附件2），由于“两案”人员非常分散，有的原单位已不存在，有的单位虽然存在，但已改制 ……加上落实资金的困难等种种原因，原定2009年5月起发放生活费，未能及时到位，几个月以后，有的同志就着急起来，认为可能受骗，要求大规模上访，甚至要组织游行示威，表现了一种急躁不安的情绪。面对这种情况，我们认真分析形势，类比其他问题的解决过程，一般都有一个协调和筹措资金的过程，分析“两案”问题的复杂特殊性等原因。同时，重新学习省、市政法委的接见讲话，认识到省委、省政法委不可能失信于民，应该理解他们在解决问题过程中的困难。如果我们错误地采取过激行动，只会增加解决问题过程的复杂性，甚至激化矛盾，延误问题的解决。由于大家的耐心和理解，能与各级政法委、法院的良好配合，最终使问题得到顺利解决。
第七、值得注意的一些情况。在问题解决过程中，有些人出于某种原因，发布小道消息，传递自制的“文件”精神，扰乱了人们的思想，增添了解决过程中的麻烦。本来从湖北学习时带回的经验中，就有“在问题解决之前，不传不信小道消息，与政法委接谈内容，不要随便散布”的告诫，可有的人不仅在省内散布，而且还把尚在协调中不成熟的意见散布到基层、到省外，使解决过程复杂化，事实上发生了一些麻烦。
2010年初，江西第一批约300名“两案”人员，按原定的标准首先拿到生活费，以后陆续地进行，到目前为止全省解决问题的人已上升到约400人。据了解，至今仍然按发现一个解决一个的政策办理。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江西“两案”人员生活费问题的解决办法，完全是按照省市政法委两位书记向上访代表宣布的政策框架实施，与某些人发表的小道消息没有任何关系。
通过解决“两案”人员生活出路问题，我们认识到省委省政法委和更高层领导采取了一个明智之举，不仅为解决多年来沉积的重大矛盾铺平了道路，而且也是为实现和谐社会消除障碍。因此我们要为问题的解决大声叫好，我们要奔走相告，让那些仍在无助中啼饥号寒的当年毛主席的红卫兵、造反派也能分享一点迟来的雨露阳光，在稍稍得到安慰中度过晚年。
4、从江西“两案”人员生活问题的解决过程中，我们得到一些体会：
首先，江西这次问题的解决与省委、省政法委领导和有关部门领导的重视分不开，领导有信心、有决心、有安排，问题就定能解决，虽然运作过程中有些波折，但与领导追求和谐、关心民生的决心相比，那也算不了什么，所以解决过程严格地按照省里的部署进行，党和政府的“运作过程是公开的、透明的”；
其次，与以往不同，这次不是个别解决，而是在全省范围统一给有关的、附合条件的人员解决问题，真正做到了“有一个解决一个”，除难以找到的，（双开人员，非文革案被判刑人员等不在政策范围之內），“基本做到准确无误”；
再次，虽然暂时未能按社保解决，只作为生活困难补助发给生活费，但其“标准却是按当地退休职工养老金上年平均数发放生活补助，并逐月发放，钱发放到本人的手上。每年的平均数是不一样的，会逐年有所增加”。这就接近了当地退休职工养老金水准，为以后进入社保作了准备。
由于江西省解决“两案人员”遗留问题是有省委领导的支持，有很强的政策依据和领导指示精神作支撑，所以在争取权利的过程中，完全没有必要过激的行动和超越纪侓的行为，或许在要求、互动过程中难免个别人出现冲动，也应相互解释和劝阻，应以求得问题解决为原则，和党政办事部门很好配合，为解决问题创造有利条件。当然，如有个别不顾大局的官员，企图阻绕政策的落实，我们也应晓以大义，希望他们以和谐大局为重、以党和国家整体利益为重、以民生为重、以落实党的政策为重，使问题得到妥善解决。
江西“两案”人员生活费问题的解决，不是偶然的，也不是谁的恩施。而是国内外，党内外大气候变化使然。不难想象，假使在82-92年间，有人胆敢自称造反派到省市委上访，要求平反、复查、给生活费等等，甚至把大门给堵了，那面对的恐怕将是新的牢狱之灾。为什么今天不仅未曾被抓，反而解决了问题？这种变化本身说明，相反，党内的健康力量正在壮大，正气逐渐抬头。这是党内外新老左派三十年来与极右派进行顽强地、不屈不挠的斗争的结果。曾经为重新正确审视文化大革命而大声疾呼的左翼、革命知识分子、永葆革命青春的离退休老同志、各条战线坚持革命的同志们，他们不顾自身安危，大义凛然地为文革中的红卫兵、造反派仗义执言，使广大人民群众和各级领导被误导的、对文革的不正确看法，得到扭转并逐渐改变，为长期以来受到不公正待遇的人们走出阴影创造了条件，社会风气也为之有所改观。其中最突出的如张宏良、李宪源、黎 阳、宇 太、老田、徐海亮等许多左派同志对文革意义的深刻解析、评价，对局势的转变产生了深远影响！以黄克诚、马 宾、李成瑞、魏巍、吴冷西、邓力群、刘仲侯、张爱萍等为代表的大批老同志，重新认识文化大革命，对毛主席丰功伟绩的高度评价，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捍卫，坚持真理、坚持斗争，也是今天形势变化的重要原因。
但同志们不能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坐等别人来解救自己。要认识到，所有忠于毛主席、忠于社会主义、忠于共产主义事业的真正共产党人的斗争，都是不容易的，每一步都要付出艰苦努力，甚至以牺牲作为代价。因此，所有为生存而困扰的弱势群体，应该主动地、积极地参加到为生存而斗争的洪流，为大势的好转尽自己一点绵薄之力。
江西“两案”人员部分代表
2011-3-16
附件1 关于江西省委政法委XX书记 接访上访人员时讲话记录
（此件是上访人员记录，未经讲话人同意，仅供参考.）
2009-02-12下午4时在省委信访局接待二室小会议室省政法委XX书记接访了***等六同志，陪同接访的有省信访局X局长和省政法委的X处长、省信访局的XX处长等及工作人员。
XX书记说：我知道你们多次上访省委省政府，你上访的内容和要求省委领导都知道了，省信访局做了很多工作，多次反映了你们的情况。今天我约访你们，希望大家心平气和来谈这些问题，你们知道省里正在开两会，我就是抽空从会上来的，先听听你们的，然后就有关问题我再说几句。你们先说。
接着两案人员发了言。我们上访的同志集中反映的主要问题是：要求省委领导落实中央82年九号文件，解决我们这些人‘老有所养，病有所医’的问题，要求仿照解决******等人的方法和标准来尽快解决我们的生活出路问题。因为我们这些人都六、七十岁了，有的都八十多岁了，大多数都患有各种各样的老年病，有很多人都瘫痪在床，病了无钱医治，几乎天天都有人面临死亡，所以我们等不及了。既然******等人的问题能解决，我们的问题也应该能解决。
在***讲到我们这些人在判刑前都有社保、医保时，XX书记纠正说：全国办理社保是1984年开始办理的，以前没有。但他承认以前有劳动保险。
当***说到****两案清查工作搞了扩大化时，XX书记打断发言说:你这样说不对，作为一个共产党党员，作为一个政法委书记，我告诉你们，到目前为止，中央没有一个文件说过要复查两案案件，你们要谈案子问题我可以不接待，你们还是说说你们上访的诉求，这也是我邀你们来的目的。
XX书记听了我们上述六同志的发了言以后，作了如下讲话，X付书记说：
1、文革两案的问题是不能推翻的，不存在纠偏的问题，这是中央有规定的，到目前为止未有改变。
2、82年九号文件是有的，文件中规定了对判刑的两案人员给予生活出路，但怎么做并不具体。给生活出路也是我们党的一贯政策，给生活出路是可以多 种多样的，比如：可以归入低保，但是，你们要求的生活出路显然不属低保范围的。还有其他的多种解决方式，究竟怎么解决我今天还不能回答你们，还需要进行和方方面面协商、研究。
3、你们向省委领导写信、到省委上访、反映你们的生活困难、有病无钱医治、要求省委落实中央82年九号文件、解决你们这些人‘老有所养，病有所医’的问题，是可以的，是应该给予解决的，但是你们上访的言行必须符合法律、法规，你们是懂得政策法律的，应该遵守。像你们穿着号服，在上面写上诉状，站在省委大门口，要求见省委领导，这就不大好了，也是不允许的。我重申‘四大’是取消了的，也不许搞串联，打标语牌，这样搞不好，以后不能这样搞了。你们要求见省委领导到信访部门就可以了。
4、你们提到应该按照*****等人的方式和标准，来解决你们的问题，*****层级的人，只有几个人，好解决一点，但是，由于这个问题很敏感，解决起来也不是很容易的，省委也是很慎重的，经过多方研究、协调才解决的。不管怎样，解决了*****等人的问题对于你们解决问题来说应该是有利的，因为他们与你们的问题是同一性质的，他们的问题解决了，你们的问题就也有可能解决。
5、你们这个层级的人很多，面也广，难度大，要解决就得有一个过程，还要了解一些情况，也要和方方面面协调好，这不是那一个人可以决定的，我们信访部门就做了很多工作，甚至到外省去了解情况。你们很着急，等不得，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你们都年纪大了，多数都是七、八十岁的人了，身体还都有病，但是，我今天不能马上就回答你们如何解决，我也没办法给你们时间表，我今天是来听听你们的诉求，还要向领导汇报。
我对你们的诉求会认真对待的，解决问题要有过程，希望你们给予配合，以便解决得顺利些快些。
（以上是六位被接访人员回忆整理，未经接访领导同意，仅供参考。）
附件2 南昌市政法委约见两案人员纪要
（此件是上访人员记录，未经讲话领导同意，仅供参考。）
时间：2009-5-5上午10时整。
地点：中共南昌市委大楼三楼，政法委会议厅。
内容：中共南昌市委政法委领导约见‘两案人员’。
市政法委领导：中共南昌市委政法委X书记、法律监督处X处长、东湖区政法委X书记。
两案人员：孙国林 刘北辰 郭明 俞金根 袁正平 何勇
X书记：前两天市委领导就‘两案人员’的生活困难补助问题开了会，今天约你们来，向你们通报一下。（X书记一一询问了六个人的原工作单位，现在住址等。）
X书记：我今天讲三个意思：
1，省里三月下旬召开了关于两案有关问题的专门会议，我去参加了。
市政法委里四月上旬，按省里的意见和要求开了会议，就两案有关问题向市委写了报告。
为了推进这项工作，按着省里的要求，于5月3日开了市委常委办公会议。这个会以前叫书记办公会议，现在叫常委办公会议。如果市里没开会，今天我也不会请你们来。
5月3日的市委常委办公会议有四项议题，‘两案人员’的生活困难补助问题是其中的第三项议题，我在会上把省里的意见和要求向市委领导作了汇报，会上批准了启动这项工作，这项工作的审批程序到此告一个段落，现在已经进入运作阶段。
2、市里高层已经批准了我们启动这项工作，根据省里的有关规定和要求，我们将认真地、负责地、积极地、严格地按照省里的部署去办。党和政府在运作过程将是公开的、透明的。
3、昨天下午我们政法委有关人员开了会，这个星期我们将会同有关部门，解决运作相互衔接问题。具体的衔接还要你们配合，，我们尽量简化程序，界定工作还要麻烦你们，我们是为你们服务的，要按省里的要求去办。
铁路的由铁路部门管，省里的由省里管，单位不存在了要明确，要归入社区或主管部门管，学生的问题怎么办，原则上是对口、分级管理，有关部门需要勾通的要勾通，需要配合的要配合。如果还有哪里做的不够的，大家可以提出来。
下个星期进入操作阶段，具体工作由XXX处长负责，东湖区政法委XX书记协助。
详细情况还在研究，总的原则是定下来了，下个星期可以告诉你们。我就说这么多，下面听听你们的意见。
孙国林：听了XX书记的讲话很高兴，感谢市政法委和X书记为我们生活出路问题所做的工作，请问X书记能不能告诉我们，省里解决我们生活出路问题的标准和范围倒底是什么？
X书记：大概关系到你们个人利益的有下面几点：
1、按照当地职工年退休金平均数发放生活补助，并逐月发放，钱发放到你们的手上。每年的平均数是不一样的，会逐年有所增加的。你们不要管资金从哪里来的，这是政府操作的事。要说明的是，这不是社保，叫生活困难补助。
2、医疗问题，纳入城镇居民医保，操作上还得细化，具体操作就是按南昌市的标准。
3、范围就是文革中两案被判刑人员。文革中双开人员，非文革案被判刑人员不在政策范围之内。我们要按省里的政策执行，不能超出范围。
解决你们的问题分三个时间段：三月份省里，四月份市里，我们这是五月份。
我个人的观点是就前不就后。
郭明：
从哪个月开始发放生活费？
由哪个单位通知我们？
医保的标准能否高一点？
X书记：
什么时候开始发放生活费，我们会考虑，还要向省里请示，全省要统一。
由我们来通知，我们负责打通通道。
医保 标准现在有所提高，医保过低我们会反映，没有新的政策前，还是按省里规定办。
孙国林：
1、据我所知蔡方根等人每月领生活费都非常困难，有时几个月都领不到，我们以后碰到类似问题怎么办？
2、要求下个文件；
3、文革双开人员，虽没有被判刑，但都年老多病，处境十分凄惨，人数也不多，能否这次一道解决他们的生活费的问题。
X书记：
1、在南昌市不应该出现这个问题，到时候我们会给大家发卡，保证每月即时将钱打到卡上，即时拿到钱。我们保证这一操作上下能够衔接得上；
2、我们会给发钱单位下文的。
3、文革双开人员，没有被判刑的人员给生活补助，不符合省里规定，不在解决范围内，但我会向省里反映。
袁正平：
1、我们要知情权，要透明度；
2、标准是否一刀切？进不进社保笼子？
3、市委的决定能否给我们抄一份。
X书记：
上面的精神不截留、不变通、不暗箱操作，认真执行；
我们这次的政策是给生活困难补助，不进社保笼子；
袁正平：请问六月份我们能不能拿到钱？
X书记：我看不要等那么久。
苦难的历程 ——江西红卫兵造反派的不幸遭遇
作者 江西 向东
三十余年过去，原本敏感尖锐的话题，现在提起时已不再那么紧张。然而，对曾经亲身经历生死存亡、漫长煎熬者而言，那刻骨铭心的记忆，岂是轻描淡写可以抹去。不过，当年热血沸腾、生龙活虎的人们，如今半数已成地下之鬼，幸存者也成一群苍髯老人，纵然因天大的冤屈而发出悲鸣，或为自己当年的正义、无私而奋力辩白呼号，在隔代后生和占据赢面的走资派们眼中，这些不过是垂暮者无碍大局的叹息。
一、 是叹息 也得叹一叹
三十年前，随着毛泽东主席的逝世，中国的革命丧失了最高的领导。
然而，当时处在风口浪尖的众多当时人，却确确实实地承受了实实在在无比残酷的现实。其利害程度，百倍于文革中对走资派的批斗、隔离。在深度、广度和烈度上远远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次党內斗争。
无休无止的清查运动，在党中央部分有识之士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发出文件、作出调整时，一条顽固的黑线依然牢牢地控制清查运动的方向，背着中央公开的政策，改变着方式，继续扩大打击范围，以至大量内部问题整成敌我矛盾，延伸近三十年违背党的一贯政策，不给生活出路。不仅如此，而且把仇恨外延到整个工人阶级，砸三铁、下岗、买断、逐出工厂、剥夺生产资料……
然而，当一部分失去理智的人陷入极端愚蠢，走向自我灭亡的时候，当正义和道德即将全面崩溃、中华民族即将沦入万劫不复深渊的时候，总是会有一些具有高超智慧的哲人，冷静观察时世变化，或挺身而出，仗义执言，或依据事物发展的规律从中找出问题的症结，找回曾经指导人类前进、发展的科学真理，从而找到擺脱困境的办法，团结人民群众，力挽狂澜于既倒，拯救民族于危亡。
从2009年5月份算起，拖延多年的江西“两案”人员生活出路问题终于得到解决，这意味着晨曦的来临，但愿不是过望之喜。不管怎么说，前途总是光明的，道路也是曲折的。在庆祝“和谐”得到初步胜利的时刻，不免回忆起这一点点和谐是这样地来之不易。
二、 （82）九号文件在民间的来龙去脉
1982年，对文革的清查运动已经雷厉风行地进行了六个年头，清查运动的始作俑者也已在“清查运动搞扩大化，继续制造新的冤假错案。”（十大问题之一）的讨伐声中黯然下台。他万万没有料到，为别人登台扫清了道路，还要戴上一个“清查运动继续搞扩大化，制造新的冤假错案。”的帽子（无论是谁搞了扩大化，帽子还是应该由肇事者戴上）。仔细观察分析这一事变的全部过程，不难看出这一出活剧的编导思路、演进过程，完全与反右扩大化和浮夸风如出一辙（全国有52万右派分子吗？亩产能有26万斤 [江西] 吗）然而，这样一个沉重的政治包袱和历史责任，早已在剧情策划时，被安排成责任人退出政治舞台时一起扛走。然而问题并未因此消失，扩大化的真正动因依然存在。有心治理中国政局的领导人，企图通过讲话、文件等形式扭转失控的局面，或是出于政治目的达到之后，为收拾残局而作出的安抚之举，在这样的背景下，（82）九号文件便正式出台了。在此，文革的是非姑且勿论。就文件本身的政策性和作用而言，在当时严重扩大化情势下是较好的，对很多问题作了非常具体的规定，甚至对各省该受刑事处分的人数（江西两人）都作了明确指示。这样一个文件对于众多囹圄中人而言，那真如久旱见云霓。可是它的诞生，并未产生它应有的全部作用。就江西而言，虽然扩大化的势头得到了一定的遏止，有相当数量的文革红卫兵、造反派在九号文件的遮蔽下免遭刑事处分、保留了工作岗位。可是仍有数千人未免刑事判决。特别令人愤慨的是，在清查、打击最疯狂的时候以“反革命”罪行严判的案件，在九号文件面前失去了政策依据，为了不放过这些“可恨”的分子，竟然改用“打砸抢”的罪名重新判刑，这样便产生了同一个“犯人”同一案件，有前后两个判决书的奇怪现象。此种歪曲九号文件精神，搞变相扩大化的情况，在全省“两案”被刑事判决人员中占了大多数。
（82）九号文件，不是秘密文件。然而在当时已判刑入监、尚在关押、隔离的人员是不可能了解到此一信息的。可是当家人们得知这个好消息时，千方百计要把它告诉给囚中亲人，亦在情理之中，那怕这种举动会带来一些不利后果。偏偏在江西就出现了“不利后果”的情况。为了一个手抄、摘录的九号文件，当时在江西某个劳改农场，一位解放初期参加工作，因文革案服刑的基层干部，竟受到了90多天小号禁闭的惩罚。还有一个更加“顽固”的分子，不肯交代“文件”的来龙去脉，为此事坐了一年多的小号子，直到刑期期满，才走出小号子回家。受此事牵连的人也不在少数，甚至追查到数百公里外的赣州，抓了一个人，判了两年刑。
就是这个用了不小的代价换来的手抄文件，当时并没有给这些望眼欲穿的囚徒们带来太多好运，或许 “反革命”罪改成了“打砸抢”罪，刑期由20年改为已服刑几年算几年，便算是执行了中央文件，那也未免太牵强了一点。类似的情况在江西比比皆是。
后来这个“狱中至宝”，随着期满释放的人们，流传到社会上，自然要引出许多生动故事。
三， 一条政策引着人们走上艰难的历程
江西是清查扩大化重灾区之一，九号文件之后仍然留下了大批问题。原因是，江西有保留地执行文件精神，仍然把数千人作为反革命、打砸抢罪犯处理。而且，刑满释放后，无一按九号文件给出路的政策给予安置。是不是这些人傻到连中央给的出路都不要了呢？不！据了解，07年原江西省革委会被判刑的群众代表常委问题解决之前，有无数的相关人员，抱着解铃还须系铃人的心态，去到已离休的原省委主要领导家求助，得到的答复归纳起来有三种：一种是甜言蜜语的欺骗，说他自己愿意极尽全力落实九号文件，甚至说“不解决你们的问题我死不瞑目”，好像这些问题的形成与他毫无关系似的。可惜在他手上几乎没有一个人解决了问题；第二种是推脱，说是“你们的事是某某搞的，他不肯解决问题就难办”、“我已经帮你们找了现领导，还写了报告，他们不给解决我也没办法”；第三是嘲笑和揶揄，说什么“现在这么多走资派，你们怎么不去造他的反啊？”如此等等。
实践证明，他们是明知故犯地不执行九号文件“给出路”的政策，有意让出狱后的“两案”人员生活在衣食无着、贫病交加之中，长达20余年。使他们挣扎在漫漫的上访之路中，受尽令人颤抖的冷漠、白眼和呵斥。有半数以上的人经不住贫病和年迈去世，他们至死也不能瞑目。譬如南昌铁路局，除了被判枪毙的还有45人（不完全统计）被判处死缓、无期、15年以下不等徒刑，这些人走过了近15年漫长的上访路之后（下面详述），截止2009年生活费得到解决，只剩下廖廖19人，一年后又有一个同志年老病逝。
这些人的上访本身说明，他们心灵深处还有相信党和政府的信念，南昌铁路局有一个孔庆凯老同志就曾激动地说：“我们要是不相信党了，就不会来上访找你们了！”可是以往的经历，却让人无比失望。在初步解决问题的今天，固然有一丝欣慰，回想起无数次失落，无数次碰壁，难免有说不完的辛酸。
下面仅举2~3例，听听这些人的倾诉。
南昌市原三轮车管理所，一个仅有500余人的区属单位，因积极参加文革被抓进监狱的却多达7人，其中就有五人被判刑，远远超过了中央给全江西两名的指标。这些人刑满释放后，得知有个九号文件，其中有给出路的内容，便依法向上级部门提出申诉，可是每次都是石沉大海，即便是跑断了腿、望穿了眼也是枉然。他们当中有个同志在2003~2009年之间，到市西湖区、南昌市、江西省等各级政府部门逐级上访趟次不计其数，单去北京就有六次之多。每到北京必去最高法院，共去了六次，到了人大四次，最高检察院二次，中纪委三次，还到了国务院两次。这些地方去多了，自己都感到不好意思。无奈，为生活所迫，为受冤屈而不服。可是每次得到的结果大同小异，不是推诿便是冷遇。好在虽然未被受理解决问题，却也没受到“滚钉板”、“杀威棒”之类的招待。总也算是一种社会进步吧！
南昌铁路局的“两案”人员走过的上访之路最为“丰富多彩”。当他们最后一个刑满释放人员回家之后，得到了中央（82）九号文件的抄本，便以此为依据，为自己应有的权利而四处上访求助，为自己的生活出路，走上了一条艰难曲折的历程，头尾近15年时间。一路走来，45人锐减百分之六十。除私下多次拜访有关领导外，他们上访南昌铁路局如家常便饭、常来常往，自称先后“冲击”省委18次，上京“麻烦”铁道部5次。可谓接仗无数，战果全无，伤痕累累，损失惨重。他们甚至已经得到了当时最高领导批示，却不料被当时的江西省委个别领导顶了回去。他们谎骗中央说：江西全省问题均已解决，只有铁路浙赣线三、四十人未解决，中央下个通知，我们照办。这不是明摆着给中央出难题吗！这就是当年搞扩大化的当事人的态度。此种曲折跌宕的遭遇，对于极度困顿的上访求助者而言，是多么残酷。从解决到不解决，从有望到无望，这样的希望落差，落到谁的头上，谁都会涕泪沾衿。这些事实的本身就是“扩大化”、“新冤假错案”为什么继续存在的最好注解。
真是祸不单行。南昌铁路局依法要饭吃的人锲而不舍，在江西省委领导人员变化之后，还在继续请求。后来的领导人有别于前，信访办、高院、政法委都有执法、守法的同志。当他们知道了九号文件的存在以后，对为此上访的人员表示同情和关注，承认上访行动的正当和解决问题的必要。所以在后来的有几次上访中，即使有些过激的行为，被访部门如高院、省信访局、省政法委等也不予追究。这让我们自己也感到有些愧疚。然而，就在省里有了解决问题的意图，高院并组成6人小组专程上京为解决南昌铁路局“两案人员”生活出路问题时，被当时最高法院院长某某否定掉了。
还有一次省信访局某领导借上京开会之机，亲自到南昌铁路局驻京办事处商酌解决以上问题，可是遭到路局某某某等抵制。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南昌铁路局“两案人员”生活问题反映到到国务院法制局，当时的局领导向国务院写情况报告，并以办公厅名义发文要求：不管那里判的，铁路判的铁路解决，地方判的地方解决。南昌铁路局的这些问题还上了內参，并派人来南昌调查……可是问题始终未能得到解决。
一次次的希望，又一次次地失望，十几年上访经历无比曲折离奇，其中蕴含着围绕对（82）九号文件的落实和抵制的尖锐剧烈斗争。江西的落实政策问题，直到孟建柱任省委书记以后，问题的解决才开始有了一些转机。
还有一例更为悲惨的故事。核工业系统在江西的一个下属单位，常年战斗在崇山峻岭，为国防工业出生入死，工作在最艰苦的地方。文革中，因地方上两派武斗，误伤致死了一位老干部。文革结束后的清查运动中，就本案被判死刑的就有2人，20年以下不等徒刑6人，其中有一名单位党委书记，是南下老同志，因为是支持造反派的革命领导干部，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主任，也被牵扯进案子，因此判刑十年。从被判那天起就认为自己无辜，上诉、申诉从未间断。出狱后20多年中，带着一身毛病走在了漫漫无尽头的申诉之路，不仅冤屈未伸，连九号文件规定的生活出路也未能争取到。就在江西全面解决“两案”人员生活问题前不久，抱着一肚子委屈离开了人世。这个案件中全部被判刑人员，只有两个人熬到生活费的来临，如今也已经奄奄一息。出现如此凄惨、令人痛心的一幕，究竟说明了什么呢？
四、 复仇心理主宰下的权力演绎
江西的76年冬天对于造反派、红卫兵，是个特别寒冷的冬天。此后的4、5年也未见回暖。77年开始陆续有枪毙人的信息，铁路局、洪都机械厂都有人被判处死刑，而且根本用不着证据和理由；在南昌市体育场召开十万人大会，宣判后来证明并无大恶的人以最高徒刑；三天两头看到大街上将判以“反革命”罪的人游街示众；各看守所、监狱人满为患，只得开辟出新的关押场所；各单位均有自己的隔离室，毎个单位都成立了清查小组……真是一片白色恐怖。其实文化大革命并未让走资派权力尽失，其结果绝不象仇视者所说是“一场浩劫”、“濒临崩溃的边缘”。浩劫和崩溃是一种精神感觉，是走资派灭顶之灾的感觉，失魂落魄的感觉。恰恰相反，文革的任何一个阶段都是短暂的，从大体看，无论是走资派，造反派，挨整也好，整人也罢，都是较为短暂的。因为是演习、是预防、是教育。文革中的走资派大多在检讨之后官复原职了，甚至升了官的也不在少数。正因为他们手中牢牢地掌握着党政军大权，又怀着一颗报仇雪恨的心，在左右局势的印把得手后，反而加倍地报复造反派，使造反派受打击压制的时间格外延长。毛主席逝世后，造反派失去保护，大开杀戒就在所难免了。
翻开并未远去的腥风血雨清查年月的历史，人们清楚地看到，权力一旦被仇恨主宰，理性便失去存在空间，取而代之的定是兽性的疯狂报复。我们只说江西。清查的头两年，全省杀了多少与文革案有关的人，不得而知，仅南昌市随便数数就有十多人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大约78年有四个重要人物“汪、汤、陈、孔”通过了省委死刑拟定。大小报纸上连篇累牍的批判声讨，造成极端的高压态势，放出还要大批杀人的空气，使与文革运动有牵连的人及其家属，惶惶不可终日。那些被先期判处十年二十年的人，还暗自庆幸没被杀了脑袋。许多“重要人物”被单独关押，有的被关在只有3平米的小间，几年不得与亲属家人联系、见面，以为失踪。有的家属子女被赶出单位宿舍，作好了一股脑儿扫地出门的准备。更加骇人听闻是，还有被关在特制的铁笼之中，深藏防空洞里的特别罪犯，享受着特别的待遇。
走资派不是大城市、中心城市才有，狭嫌报复也不是个别地方发生。文革之后的清查扩大化弥漫全省，打击面之广、下手之恨令人发指。在此仅举一例，地属抚州专区的一个国营垦殖场，总共二千多职工，连家属小孩当地农民在内约一万多人，就这样一个地处边远的小小单位，清查出了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最终被判刑的竟有29人，其中死刑、死缓、无期各一人，其余20年以下不等。仅此一斑，可窥全豹。
另外，接受清查人员的家属，同样要受清查，有的受逼供、批斗、勒令交待问题，有的被株连判刑，有的被监督劳动。这些人员的子女，被剥夺入伍、上大学的权利，为他们设立了严格政审关卡，有的孩子在考取了大学，因为父亲是“三种人”，政审通不过，不准上大学的情况下，以自杀结束生命。（此种政审制度延用20多年）
五、 题外的余叹
按照毛主席的说法，文化大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对党内资产阶级的革命，而党内资产阶级便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简言之：社会主义革命对象是走资派。不过，毛主席亲自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只是一场演习。在这场演习中，扮演革命者的红卫兵、造反派，真正进行革命的时间是极为短暂的，严格地说，“革命派”的“革命”，存在于从毛主席“炮打司令部”大字报贴出，到各省革命委员会成立这段时间。全国各省各级革委会成立，也即所谓“山河一片红”之后，全国范围內的清理阶级队伍展开，加上“清查516”，江西省是“三查”、“一打三反”。从此，造反派、红卫兵又厄运临头，走上了接受全面打击的苦难历程，林彪加走资派便是他们的煞星。虽然有后来的批林批孔、批邓反右，那不过是造反派们毫无结果的落实政策诉求。
总结66年到76年的十年中，红卫兵、造反派被“羡慕”的“风光”时段，加起来不过一年多时间，而这一年多时间中，大部分时间在打派仗，真正斗争走资派的时间屈指可数（这也是文革所以失败的一个小小原因）。所谓夺权，“一月革命风暴”之后，各地造反派仿效夺权，仅仅是拿几个章子抓在手里，让走资派或者当权派靠边站着，夺到“权”的造反派并没有真正使用什么政权、经济权，仍然只用了写大字报、大批判的权利。直到革命委员会成立，造反派在其中占到了六分之一的位子，还是个边角的、暂时的。文革十年中，红卫兵造反派有一半以上时间处于挨整或受歧视状态，他们不止一次遭受残酷打击，有的地方红卫兵、造反派受到血腥镇压。看看下面的过程便知分晓。
516通知发布以后，中央负责领导运动的首长和地方某些领导，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执行完全违背516通知精神的反动路线，仅仅一个多月时间就在全国范围层层布置，定指标，派名额，用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的手段，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把几百万革命群众、学生、干部打成右派、反革命、反动学术权威、文艺黑帮分子、牛鬼蛇神等等。这就是文革一开始革命群众第一次受反动路线打击后，后来响应毛主席号召起来造反的第一批造反派。
67年“三月黑风”是江西的红卫兵、造反派第二次受打击。江西省军区领导受逆流影响，掀起了大规模镇压造反派的清剿运动，在体育馆召开动员大会，公开逮捕一些工厂造反派负责人，一时间黑云压城城欲摧，造反派再次大难临头。不过，最令人窒息的时间只有两个多月，在红卫兵造反派艰苦斗争和党中央支持下，很快得到平反。之后，江西造反派在与走资派幕后操纵的保守派对峙中，度过了一个被“农村包围”的夏天。8月上旬《中共中央关于处理江西问题的决定》下达，6011支左部队到江西，江西造反派算是暂时扬眉吐气。随后成立省革委会。好景不长，几个月以后，大约从68年3月份起，江西开始了被省革委某些领导人篡改的“清理阶级队伍”——“三查”，中央三令五申，清队、三查的对象是叛徒、特务、走资派；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现行反革命。可是重新掌了权的走资派、包括披着军装的走资派，偏偏要把矛头指向红卫兵造反派，这些造了一年多反的人又厄运当头，之后的一年多时间，江西造反派经历了水深火热的炼狱，大多数人接受批斗，许多人进入隔离室（牛棚），不少人被投入牢房、判处徒刑，真是现行反革命何其多，随便一抓一大箩。只有极少数造反派代表灰溜溜地留在三结合班子坐冷板凳，走资派兴高采烈，造反派只能规规矩矩，不准乱说乱动。即便是当时被称作造反派堡垒的洪都机械厂，也在68年江西“三查”的最后阶段，被扣以“破坏‘三查’”的罪名彻底摧毁，把包括省革委副主任、厂革委主任及全体革委会、车间革委会绝大部分成员、包括老干部在内统统打倒（未经中央同意），将全厂近2万职工中的3千7百余人下放到全省各地，分散于80多个县份。据后来了解到，当时的省委领导居然背着中央，荒唐地作出对这些被打倒的人“永不使用”的组织决定。
从以上过程看出，文革十年，有八年多时间造反派处于受压状态。那么“暴行”、“动乱”、“浩劫”、“崩溃”是哪里来的呢？答案很简单，如果“暴行”、“动乱”、“浩劫”、“崩溃”真的存在，那么它的制造者便是走资派，它的受害者便是造反派。因为造反派短暂的“风光”年代做出的“出格”事件是极其有限的。无非是铺天盖地大字报上街、全国范围內的革命红卫兵大串联、批斗走资派、在“一月革命风暴”带动下实行全面夺权、走资派短暂的靠边站，如此而已。除此而外，大部分时间中红卫兵造反派的处境，可以从当时的几个特定名词中找到线索，“二月逆流”（江西三月黑风）、“文攻武卫”、“斗私批修”、“清理阶级队伍”、“三查”、“破坏三查”“一打三反”、“清查516”、“山头主义”、“多中心论”、“极左”……每一个名词都有特定的含义，都能反映当时红卫兵造反派的处境——长时间的政治迫害，其中有的名词是专为打击造反派而设定。因此，即使在文革当中，造反派也无论如何不可能修成正果。更何况毛主席逝世以后，等待他们的是更加悲惨的遭遇。其实，他们没有能力掀起真正的大浪、没有能力制造真正的“动乱”、没有能力造成事实上的“浩劫”、没有能力让国民经济达到“崩溃的边缘”。因此，把一顶顶罪大恶极的帽子戴在这些人的头上，实在是天大的冤枉。毛主席号召起来造反的红卫兵造反派实在太单纯、太幼稚了。
那么，文革中青面獠牙穷凶极恶者究竟是谁呢？现在看清楚了！是那些坚决反对文革、顽固走资本主义道路、蓄意复辟资本主义、违宪推行私有化的走资派。由于造反派触及了走资派的特权、利益、灵魂，一度剥夺了他们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打击革命群众的权利，甚至还受到批判和斗争。所以，他们怀恨在心、躲在幕后，利用掌握的人脉和物质资源，挑动群众斗群众，制造血腥事件，大量杀害红卫兵造反派。文革十年中由走资派制造的杀人流血事件，在全国范围内不计其数，有据可查的大规模杀人不下几十次，仅江西就有67年6．29莲塘事件、赣州事件（一次杀害红卫兵造反派230多人）、萍乡媒校事件、8．24抚州事件就是大规模杀害红卫兵造反派的真实流血事件。他们甚至把矛头直接指向毛主席，企图向毛主席动手（武汉720事件）。这样做，就是要使文革不能顺利进行，破坏抓革命促生产，使国民经济遭受严重损失，反复打击革命造反派，破坏安定团结。要说罪恶滔天，就是这些死不改悔的走资派，要说青面獠牙穷凶极恶还是死不改悔走资派，要说政治流氓杀人刽子手仍然是死不改悔走资派。可是这些走资派在毛主席逝世以后把一切恶名、一切罪行统统一股脑儿嫁祸于造反派，红卫兵造反派成了十恶不赦暴徒的代名词。如果说在毛主席活着的时候走资派打击造反派还有所顾忌的话，那么76年9月9日以后，他们就肆无忌惮地把造反派置于死地，充分暴露了走资派政治流氓社会恶棍真正暴徒的凶恶面目。
但最使人感触良深的还是：三十年只落实了半步政策这样一种奇怪的现象。
中国共产党有一个优良传统——优待俘虏。曾于土地革命时期，早在井冈山上，毛主席制定了优待俘虏的政策，因为这一政策，革命根据地越建越红火；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自始至终执行优待俘虏的政策，使许多日本战俘受到感化，留在了革命队伍或解放区，帮助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事业；最値得人们钦敬的解放战争，国民党800万军队在优待俘虏政策感召下，几乎近半数最终由敌军变成光荣的人民解放军，或在解放后服务于全国各条战线；尤其是数量惊人的国民党各级将领，在成为战俘之后，戴着战犯的帽子，改造于人民共和国的监狱。这些昔日人民凶恶的敌人，最多二十几年，统统获赦，并给安排工作，老弱病残也给生活出路；再看党內斗争，用过去的说法叫路线斗争，大小十几次，斗争时也是十分尖锐激烈生死存亡，然而，任何一次斗争结束，都有一个甄别、安置的过程；解放前后、党内党外的历次政治运动，镇反，反右，反右倾．．．．．．亦是如此；文化大革命整走资派，看似猛烈，大多官复原职。问题极其严重的也只是去职出党，生活出路还是有的。
以上这些说明党的一贯政策，对待犯错误的人、有罪的人、战俘，那怕是战犯、汉奸、末代皇帝，都要给出路。可是，有一个例外，就是文革中响应毛主席号召当了红卫兵、参加了造反派、参加了三结合的人绝不放过，不给出路。中央有了给出路的文件也不执行！这就是为什么三十年来，许多地方不给“两案”人员生活出路的实况。为什么中央有了文件规定都不执行？究其原因，那是因为正式文件之外还有一条线，一条背离党的组织原则的黑线。这样一些人把持着一些地方、一些部门，“两案人员”生活出路为什么难以解决便可以得到解释了。
文革结束，距今已三十多年，当年的红卫兵造反派大半已经不在人世，一息尚存者大都成为无害的老人。不怕人们耻笑，有些红卫兵造反派领袖、头头、骨干，随着社会潮流的演变，原有的政治立场、思想情操、理想信仰已今非昔比，有的人和右派一样，对毛主席一肚子怨气，这也错误，那也错误，甚至不惜攻击、污蔑和谩骂。有的人也一头栽进钱眼，成了唯利是图之辈。他们或因个人得失为转移，或因社会堕落被连累，终于改变初衷，与资产阶级右派同流合污。正好应验了马克思主义的一句哲言:事物在一定条件下向自己的反面转化。无论如何，只要活着，饭是一定要吃的，越是丢掉信仰，越是要吃饭，因为没有了信仰，剩下的只有吃饭。再说，思想变化纯属正常，不值得大惊小怪。
顺便说一句：有的人执意要去毛泽东思想化，甚至企图用手中权力以文件决议形式固定下来，这是他们一小撮人的“自由”，或许能得逞于一时，以我看这种违背全国大多数人愿意的做法，不过是劳心日拙枉费心机，是绝不会长久的。
崇拜毛主席、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人还是多数，这是毛主席始终为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结果。目前，信仰共产主义的人又逐渐多起来，是因为共产主义才是代表人类前进的方向。久而久之真相终将大白于天下。
作者：江西向东
2011-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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