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宽恕？什么样的未来？

——书评《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



【南非】德斯蒙德•图图　著；江红　译，阎克文　校

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不死鸟丛书》

2002年7月第1版　国标编号：7-5321-2385/I.1902

＿＿＿＿＿＿＿＿＿＿＿＿＿＿＿＿＿＿＿＿＿＿＿





　　1994年4月27的南非大选，非国大成功胜出，成为种族“和解”的开端。黑人初次获得并行使了投票权。它是当代中国自由主义者笔下一个激动人心的案例，体现的是非暴力、宽容、宽恕与“和平主义”（摩罗），是政治家的“和解”、“理智”、“道义”、“圣雄人格”的胜利（秦晖）（1）。南非新宪法被看作“世界上最自由，最以人权为导向的宪法”。当然，这一切的背后是：“曼德拉已同国际大企业作了一个基本的交易，而且为了要实现那个交易，甚至准备向许多部份的群众施加压力。”（2）

　　1994年5月，曼德拉任总统。1995年12月，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成立，下设“人权违反案件”、“赔偿与复原”和“大赦”三个专门委员会。开普顿大主教，1984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德斯蒙德•图图被曼德拉提名为主席。委员会的工作是聆听受害者的苦难（大约十分一前来申诉的受害者得到公开听证的机会）；接受1960年沙佩维尔大屠杀之后所有犯下人权罪者的大赦申请，条件是必须说出犯罪经过；提出由国家对受害者进赔偿的计划。1998年10月29日，委员会向政府提交报告，工作即告结束。

　　本书记述的就是该委员会和解工作的进程。



种族隔离统治下的罪行



　　为申请大赦者所举行的听证过程，披露了在南非种族隔离政府统治下骇人听闻的罪行，充斥着酷刑和虐杀。一个熬不过酷刑而被迫充当叛徒的前非国大成员乔•马马塞拉留下这样一段供词，概述了这种种罪恶的程度：“在这个魔窟中的所有经历中，我从没听说什么叫干脆利落地杀。根本就没有这么回事……人总是被残忍地杀掉，死得连猪狗都不如，这才是事实……安全警察的目的，不仅仅是杀人，还要……在你断气之前尽量挖出他们想要得到的消息。施加的痛苦越重越好。这是一种施虐狂似的、精心设计的杀人方式……”（P96）

　　图图以他的亲身经历和在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听证中获取的证据，揭露了在这个最肮脏的资本主义政权下，种族隔离所渗透的范围——几乎涉及所有的经济与社会领域：宗教机构，新闻业，电子媒体，农业，医疗部门，法律界，工商业，等等——这些机构与业界同时是种族隔离制度的受益者、支持者与共谋者：宗教机构在其内部实行种族歧视；白人农场主以优惠条件取得土地和贷款，并通过政府驱走他们的黑人农民竞争者，许多人帮助警察掩埋被虐杀的尸体；医生违背医德，甚至教警察如何不留痕迹地拷打，并拒绝治疗受伤的激进份子；法官和律师同警察合作，“不假思索地参与了极为不公的司法体系”；媒体的偏见和歪曲报导；工商界，尤其是矿山，得益于严格限制黑人人身自由的通行证法，所有的这类法律，帮助白人的公司积聚大量资本并垄断股市（当然，在新政权下，它们同样无需赔偿而受到了“宽恕”，用图图的话说：你们失去的是绝对的政治统治……但是你们仍掌握着大部分经济权力，你们几乎没有金钱上的损失……你们受到了比黑人强出许多的良好教育，这也赋予你们很大的权力……）；当然，少不了跨国公司和美国政府。南非政权把自己宣扬为非洲对抗共产主义的最后堡垒，而在冷战时代，“任何政府只要声称自己反共，无论其人权记录多么糟糕，都会得到美国的大力支持。因此，种族隔离政策大大得益于里根总统臭名昭著的'建设性接触'政策”（P177）。所以，尽管七十年代南非政策受到国际舆论的普遍谴责，但是1984年图图获诺贝尔和平奖后不久，不论在白宫会见里根总统，还是在英国会见撒切尔首相时，这两位民主国家的领导人都坚决反对制裁南非。新自由主义大师哈耶克也曾以“两害相权取其轻”和“转型之必要”为由回护南非政府，他说：“我个人更愿要一位自由主义的独裁者，而不愿要一个缺乏自由主义的民主政府。”

　　种族隔离政策不仅几乎祸及所有黑人，而且排斥其他有色人种，比如，南非政府就曾经驱逐了数万华工。同时，由种族歧视所维持的贫富分化，集中表现于“集团居住法”下“贫困和肮脏的种族隔离贫民窟”。南非白人政府能够顶住国际舆论谴责的压力，维持这种极大地低于当代文明水平的制度和意识形态，除了依靠手中掌握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之外，还有跨国公司投资者的支持（3）。当然，它没有忘记把所有的不论多么温和的反对力量都扣上“共产主义煽动”的帽子加以残酷镇压。



　　“时间脱了节，生活中充满分歧、不和谐、冲突、动荡、敌意和仇恨。我们的世纪是人类历史上最为血腥的世纪。……到处都弥漫着对失去的乐园的怀旧情绪。”图图的哀叹令我想起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对二十世纪不断上升的野蛮化趋势的阴暗的描述：杀害战俘，破坏对手国家，不顾平民伤亡的战争，对酷刑从不能容忍到有系统地普遍地恢复，无休止的政治暗杀，从原子弹到生化武器的制造及使用的不断突破，而“过去坚决拒绝的态度，早已软化成了一种不首先使用这类武器的承诺”，还有不断扩大的武器销售……（4）。暴力和恐怖的盛行、升级，是整个世界范围的社会矛盾激化的表征，在进步和发展的面纱背后，是旧世界垂死的挣扎和倒退。



如何和解？为何宽恕？



　　“宽恕”、“和解”，这些令把非暴力奉如至宝的中国自由主义者们感动不已的词句，是否如秦晖所以为的，只是领袖曼德拉个人的理智、道义的必然结果？或者是如图图所说的基督教、非洲传统精神的实践？其实，在非国大担当重要角色的南非共产党也奉行同样的政策。1980年代末，南非共已提出了谈判和妥协的可能性，之后，非国大联盟把武装斗争调整为和平谈判的战略。1991年12月的第八次会议上，南非共提出放弃全面国有化政策，实行混合经济。这种撤退，跟苏联东欧剧变的冲击有关，非国大及南非共长期以来就跟苏联、东欧共产党在政治和军事上保持着密切的合作关系。大选前夕被刺杀的南非共总书记、非国大武装组织“民族之矛”的领导人之一克里斯•哈尼，就曾经走遍全国，呼吁年轻人成为“和平战士”。继任的书记乔•斯沃洛“坚决支持整个谈判、妥协与和解过程。他为说服狂热分子接受所谓‘夕阳条款’，保证前政权的政府官员或公务员在过渡期不失去工作，作出了主要贡献。”（P42）换言之，这是“种族界限两边”“出色的领导人”的共识。这种妥协，也不是1990年代才开始的。“鉴于南非资本主义的分裂促进了种族隔离制的消亡……在1985年，南非最大的联合大企业——英美公司的退职主席加文•雷利违抗法定的政府政策，带领一个商业领导者代表团私下会见当时在卢萨卡和赞比亚的被驱逐的非国大成员，在那里，他们论述了向新秩序过渡的问题。”（5）这种和解与妥协，说到头，就是保存旧有的经济体系，使革命局限于政治领域而不触动社会基础，对底层“不理智”的人民则给予有限的引导、安抚和补偿。



　　当我们仔细阅读图图的这本著作，还可以发现这种宽恕的“迫不得已”的另一面：

　　和德国战败后接受纽伦堡审判不同，“在南非，任何一方都无权实施胜利者的正义，因为没有一方取得了可以赋予这种权利的决定性胜利”（P25）。由于和平过渡是以保存旧有的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和军队为前提的，权力和枪杆仍掌握在安全部队手里，在这种力量对比颇为不利的情况下，“将所有肇事者送上法庭”的前景只能是刀兵相见。此外，还有肇因于当代的司法系统的令人啼笑皆非的理由：

　　“比如1995年和1996年对前警察局死刑队头目尤金•德考克（EugenedeKock）的公诉，然后是1996年对前国防部长马格纽斯•马拉恩（MagnuwMalan）将军及其他一些将军和军官的公诉。司法部和安全部门（警察）调集许多人力历时18个月才成功地将德考克送上法庭，由于他曾担任公职，国家不得不负担其高达500万兰德的法律费用，此外还有诉讼及诉讼机构和证人保护计划的费用。在马拉恩及其同案犯的案件中，公诉失败，而费用则达到天文数字，几近1200万兰德（200万美元），也由国家来负担。”

　　同样可笑的例子还有：在穆提姆库失踪案的调查中，警察串通伪供，从而逃脱了刑事责任；而申请大赦后，在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听证会上，却供认了他们是案中的凶手。“有些重要人物申请了大赦，完全是因为与其联合行动的警察提出了申请，被逼不得已而为之”。至于前南非国防部队为代表的军方，根本不与委员会合作，图图只有徒唤奈何。真相与和解委员会也没有传唤那些与旧政权合谋的法官。



　　审判方案不可行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调查和取证的困难：

　　在许多案件中，“事件的惟一幸存证人就是罪犯本身，而他们又利用国家的大量资源销毁证据，掩盖其罪恶行径。”而“直到最近，所有地方法官和大法官仍然都由白人担任，他们认同白人同胞的思想和偏见，享受着种族隔离给他们提供的巨大特权，因此认为任何反对现状的行为都是共产主义煽动的结果。他们一般都支持政府的行政和立法部门，反对被法律排斥在其祖国的管辖之外的黑人。”（P29）总之，司法系统在黑人中间是臭名昭著的。

　　此外，那些面临刑事责任的罪犯可能和同党串通，保守秘密或提供伪证，使审判无疾而终。

　　全面大赦当然更不可行，除了图图所宣称的道义方面的问题，还有一点应该不是无关紧要的：它必然在黑人受害者中间激起对新政权的愤怒。

　　这样，就确定了一个中间方案，赦免具体个人的罪责，以换取对相关罪行的完全披露：“每一个参与迫害行为的人都必须单独提出申请，并接受一个独立小组的审查，由它决定申请人是否符合获得赦免的苛刻条件”。这就是“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任务，通过它，受害者“将有能力叙述自己的故事、唤醒自己的记忆，并在公开的诉说中，使其个性和不可剥夺的人格得到承认”。于是，一个全民参与的、以国家机构为心理医生的精神治疗法代替了历史清算与社会改造。这种特殊疗法的心理作用是不可忽视的，书中关于被杀害的“科拉多克四人帮之一的弟弟”的案例就是一个典型，他说：“我们在几个场合向许多人讲过我们的故事，对报纸、电视都讲过。但这是我们讲述后第一次感到卸下了肩上的重担。”

　　但是，难道被赦免的人就这样免除了民事和刑事责任？假如受害者要索取赔偿，那又如何？最后，谁有权利宽恕和赦免？难道不是受害者吗？可是，再如德里达所说：（当受害者已经死了）谁有权以逝者的名义宽恕？（6）

　　说到底，这是强制性的。决定权掌握在“使我们从压迫到民主实现和平过渡的谈判者”手里，他们认为：受害者失去索赔权“是我们的民族必须要求受害者付出的代价”。

　　图图则含糊其辞地为之辩护：因为剥夺他人的人性的人，本身也失掉了人性，因而也是受害者；委员会有权代表受害者进行宽恕与赦免，因为“这些谈判者”是“老成务实的政治家”，是通过在大选中赢得了压倒性胜利上台的，他们制订了宪法，并据此通过法案，建立了真相与和解委员会，虽然第一届政府未能兑现其全部承诺，但非国大还是被认可的；此外，这种做法符合“非洲式世界观”，因为非洲有一种叫作ubuntu的精神，意为“慷慨、好客、友好、体贴和热情”，一种使人倾向于宽容而非复仇的善，它体现于肯尼亚的自由独立、津巴布韦的和解、恢复和重建，以及在纳米比亚，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在首次民主选举中获胜后，努乔马讨好着每个人的迷人的笑脸，等等。这是一种如此神秘，以至常常解释不清的“精神”，尤其难以在现实中加以解释，比如为什么九十年代的卢旺达就发生了种族杀戮——图图自己也承认说不清楚。

　　图图还进一步谈到“作为非洲传统法学特点的恢复性司法”，它有别于惩罚性司法，采取“疗治创伤，恢复平衡、复原破裂的关系”，使受害者和罪犯得以重新融入被伤害的社会。诚然，这种观点是有启发性的，是较现代司法更有效、更合乎人性的方式。可是他忘了，既然这种“恢复性司法”如此具有普遍意义，就应该运用到当前的犯罪问题以及长远的社会实践上，而不应当成了处理“历史问题”的权宜之计。这样的声音多少显得虚弱和不诚实。不论新政权为黑人提供了多少向上爬的“机会”，赋予多少黑人控制国家和省级政治事务的领导权，由于它整个保留了原有的社会经济结构，所以，只不过是换上一批新统治精英，新的压迫者而已。由此出发，新政权先是选择了市场经济，继而进一步推行种种新自由主义措施，对国营企业进行私有化，使得新南非举世闻名的失业率和犯罪率始终居高不下。1994年之后，在公共工程上已失去了20万个工作机会，农业和非农业领域共有一百万人失业。白人失业率10%，黑人则达到40%，贫富分化反而越拉越大，还有令人咋舌的艾滋病的盛行，警察和官僚系统的全面腐化。“宽恕”与“和解”至此完全暴露了它的荒诞、无效乃至欺骗性质。

　　1999年1月当图图在耶路撒冷一个犹太教堂被人问及司法的道德要求（和解与大赦的安排只能由受害者做出）时，他声称：做此决定的“那些为实现和平过渡而进行谈判的人”有许多本身就是种族主义的受害者，他们并非自以为是，他们有亲身经历，云云。

　　可惜图图忘了，这些谈判者，这些领导人，他们在未来的年代里可以得到财富和权力，可以通过新政权制造黑人百万富翁的政策聚敛财富（7），可以借助权力在售卖国营企业中贪污腐化，而大多数底层的黑人受害者除了“宽恕”仍然一无所有。虽然图图曾经批评过这些非国大当权者“接受了过高的薪金”，不过，看起来他并不了解这一批评所包含的更深远的意义。

　　几年前，某瑞典记者采访曼德拉总统的前夫人温妮•曼德拉。衣着华贵的温妮•曼德拉坚定地宣称，她要继续为贫苦的黑人而战斗。记者转过镜头，对准她的豪宅和珠光宝气的衣饰，问道：“你就住在这样的房子里为穷人战斗？”



和平过渡后的南非



　　联合国的报告指出，这个非洲最发达的国家，其贫富差距也是非洲之最，基尼系数达59.3（2000-2001年《世界发展报告》），占人口12%的少数白人年人均收入1万美元，而占人口78%的广大黑人人均收入不及1千美元，其中有40%的黑人生活在每天消费不足1美元的国际贫困线以下。87%左右的农田掌握在占人口总数14％的白人手里。新南非仍然是姆贝基所说的“一个国家，两个国度”，“一个是少数富裕的白人国度，一个是广大贫穷的黑人国度”。图图当然明白这一点，甚至预言：长此以往，“黑人会因为政治变革没有给他们带来物质上的实惠而愤怒，那时候就没有曼德拉这样的人物控制他们了”，那时，白人“也会和'泰坦尼克号'一起沉入大海”。

　　他指出：“在南非，和解过程受到巨大贫富差距的严重阻碍，富人大部分是白人，而穷人则大多为黑人。”“罪犯和种族隔离的受益者大多属于富人，而大部分受害者则来自穷人阶层。这就是为什么我敦促白人要保证黑人境况的改善，因为如果不能用住房替代黑人居住的棚户，如果黑人不能够得到白人早已享受的洁净水、电力、廉价的医疗、像样的教育、良好的工作和安全的环境，我们就可以同和解告别了。”

　　面对这种情形，这位好心的开普顿主教只能一再地呼吁、提醒阿非利卡人，新政权为他们提供了“激动人心的第三种选择”，应该“热诚地欢迎新制度，用他们掌握的巨大财力、技能和经验，帮助建立人人得益的社会新秩序。”



　　那么，宽恕后的未来是怎样的？非国大又是如何建设这个“人人得益的新秩序”呢？

　　现任的姆贝基总统，这位“务实的政治家”，在曼德拉当政时期任副总统，就制定了带浓厚新自由主义色彩的“宏观经济发展战略”，包括国有部门私有化、削减财政赤字、增加劳动力市场灵活性、促进出口、放松外汇管制、鼓励中小企业发展等措施，执行严格的财政和货币政策。这套政策，由于对工人就业和基本权利保障构成严重威胁，1996年以来一直遭南非共和工会大会反对。姆贝基当选总统后，除了极力推进该“战略”之外，还进一步宣布加大私有化进程，提出要在劳工法中增加有关限制工人罢工、放宽雇主解聘工人条件等明显不利于劳工的条款，受到南非共和工会大会数次要举行全国大罢工的威胁。而非国大在1994年竞选中许下的5年内建造100万套新住宅的诺言最后是泡汤了（南非共书记斯沃洛当时出任住房部长）。

　　近年来，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代表的西方势力以援助和贷款为筹码，强行推动非洲各国进行限期私有化，在此过程中，西方跨国公司每年拿800亿美元用来行贿，极大地助长了腐败，使当地国有资产严重流失，失业率急剧升高，社会贫困加剧，国家经济主权受到威胁，教育水平和卫生保健水平下降，基础设施几乎崩溃。私有化的范围包括从电信、电力、航空到矿产（包括石油）、金融、保险等重要经济行业，从国有大型企业再向公用事业和基础设施延伸。但筹集到的资金只有80亿美元左右（约4000个项目），且大部分集中在南非。目前，非洲只有13个国家的私有化项目筹资超过一亿美元。（8）

　　南非是非洲的经济大国，姆贝基在推行私有化方面不遗余力。尽管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时不时地敦促甚至指责南非的私有化进程太慢，没有尽快如期地卖掉钻石矿公司Alexkor及渡假公司Aventura，或是通讯法草案违背了对世贸组织的自由化承诺，等等。事实是，私有化进程受到势力较为强大的工会和南非共的抵制，工人用不断的罢工来回应私有化，和争取提高薪资——这是南非工人在长期抗争中保存下来的、备受国内外商界攻击的成果和权利之一。

　　私有化的结果：“南非已被劳工罢工、停电、停水和无地可耕及无家可归的人日益壮大的社会运动弄得动荡不安，他们中的许多人是反对国有资产私有化的……今天，我们的国家更无力了。人民在经济上是不安全的。我们的婴儿死亡率很高，人均寿命很短，因为国家已经放弃了它为社会提供基础服务的责任。”（9）

　　年复一年，南非政府出台着种种新措施：优惠政策和免税计划啦，优化经济，吸引外资啦，呼吁发达国家投资南非的制造业啦；一边在安抚人民：高投资和高增长会创造就业啦，政府也会推动创造就业啦，黑人有权(BlackEmpowerment)、黑人扩大参与经济啦，或者把贫富分化和所有的社会问题尽量推给“种族隔离”或“后种族隔离”。仿佛真的蛋糕做得大了，人民就可以给蛋糕屑喂饱了似的。但是，如果说南非的占了全非洲一半的工业产值还不能算作大蛋糕的话，真不知道要到什么时候这蛋糕才算做大。不论非国大如何以它历史的期票捞取选票，用民主宪政剜取工农的血肉，阶级斗争是不会停止的。我们仍然要听听在斗争年代南非诗人彼得•霍恩的《普拉姆斯泰德哀歌》里那直指真相的呼声：



　　我要像一个中国诗人那样说话，他说

　　“人民正在挨饿，

　　因为富人霸占得太多；

　　这就是他们饥饿的原因。”

　　一个说了几百年的声音，冷酷无情，

　　一个除去所有铺垫和形容词的声音，

　　说的只是值得说的事实，

　　只要还有痛苦、饥荒、死亡和谋杀。



　　说一定会有自由：只要我们将它建立。

　　说一定会有面包：只要我们将它分发。

　　说一定会有住房：只要我们拥有它们。

　　说一定会有友谊：只要我们为它战斗。



2004-8-29





附注：

(1)　秦晖《“好望”降临好望角——“曼德拉现象”的历史意义》

(2)　厄内斯特•曼德尔《今日世界社会主义革命》1994.11

(3)　李新烽《被控帮助实施种族隔离，要求赔偿数十亿美元——南非钻石老大被告上美国法庭百家公司涉案》（《环球时报》2003年6月6日第十七版）。诉讼案主要包括：昔日金矿和钻石矿工人起诉英美公司及其子公司德比尔斯公司剥削工人，工厂生产环境恶劣；南非新千年庆典组织诉讼美欧等国的化学武器公司和汽车公司，向前南非政府出售对人体有害的化学武器；种族隔离制度索赔专门调查委员会代表种族隔离制度的广大受害者，集体控告过去的企业和银行。

　　在2000年一度遭到媒体嘲弄的姆贝基总统由于强烈反对此一诉讼案，而得到了南非商会主席的热烈鼓掌。英美公司虽然对此案“不屑一顾”，但是对图图提出的由南非企业志愿创建一个“马歇尔计划”来补偿种族隔离制度的受害者，避免在美国打官司的方案，则作出积极回应。

(4)　[英]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史学家——历史神话的终结》第二十章《野蛮状态：一个用户指南》

(5)　[美]詹姆斯•H•米特尔曼《全球化综合征》P198

(6)　德里达《世纪与宽恕》

(7)　关于“黑人经济”的真相，见《南非：自由的许诺及其实践》21世纪经济报道2004-6-16特约记者恺蒂，约翰内斯堡报道：

　　1994之后，南非经济政策的唯一大变化是有意扶植黑人经济。白人的公司如果想得到与政府有关的工程或项目，他们的公司资产的股份必须有25％－40％由黑人拥有，这在南非叫做empowerment，可以说是一种"积极歧视"。"你的公司有没有empowered？"就是南非的白人生意人之间常常要问的问题。这些黑人合伙人往往都是政府官员的关系户，常常什么都不用做，坐享其成即可。许多大公司为了得到60％的生意，就得放弃掉40％。但是对于国外的投资者来说，是否来南非投资让他们很犹豫。他们不愿平白无故放弃掉自己一小半的资产和利润。Empowerment凭空造就了一大批黑人百万富翁，这批暴发户们搬进了过去只有白人才居住的郊区，其新建的住宅比他们的白人邻居还要豪华。但是对于一般平民百姓来说，就业机会没有增加反而减少，贫富差距越来越大。这种人为的“让一小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最后能否带动全民经济的发展？

(8)　《经济私有化给非洲带来什么》2001年5月21日　新华网

(9)　《国外理论动态》2002年第4期《南非的私有化》（泛非大组织PAC副主席摩苏克•派克在2001年8月29日的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