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元贬值影响中国经济安全
美元贬值 世界何去何从
2008年01月21日 《当代金融家》
美元的问题实际上是国际货币体系的问题。过去几十年的历史表明,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存在着较大不稳定性和不合理性,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始终无法消除。
美元地位的脆弱性
文/光平
2007年11月7日,“北京国际金融论坛2007年会”在北京召开,与会专家对当前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与全球不平衡问题进行讨论,会后路透社道: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员许健指出,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的地位正在动摇,美元资产正在丧失信誉。一石激起千重浪,受此消息影响美元兑欧元下滑到历史谷底,美元兑英镑和加元等主要货币也跌到多年新低。其实美元下跌只不过是其脆弱性地位的真实反映。
实际上,美元的问题是国际货币体系的问题,而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主要问题是没有解决三个大的矛盾。
这三个大的矛盾和问题主要表现在:
其一是世界各国没办法解决使用那个主权国家的货币最好的问题,而美元本位货币地位虽然遭到削弱,但它在国际货币中的领导地位和独特的储备货币职能仍得到延续;
其二是从固定汇率制到浮动汇率制的改变,并未解决货币内在价值和贸易风险控制问题;
其三是在国际收支调节上,缺乏一个广泛有效的国际收支内在调节机制。
三大问题在金融自由化进程中,使得国际货币体系越来越成为国际金融市场动荡的根源,它不仅无法支持各国经济金融协同发展,有时甚至形成其经济发展的障碍。过去几十年的历史表明,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存在着较大不稳定性和不合理性,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始终无法消除。1980年代拉美债务危机、1990年代后期的亚洲金融危机,以及随后墨西哥、俄罗斯和阿根廷等国的金融危机,都是明显例证。
矛盾重重的国际货币体系
国际货币体系一般包括三个方面内容:国际储备资产的确定、汇率制度的确定以及国际收支的调节方式。到目前为止,国际货币体系共经历了三种类型,即国际金本位体系、布雷顿森林体系及当前的牙买加体系。每一种国际货币体系都对应着一个时代,是该时代国际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产物,同时又在时代的范围内深刻影响国际经济和政治的发展。1971年8月15日,当美国宣布不再承诺以35美元一盎司黄金(209.09,-6.11,-2.84%,股票吧)的官价兑换各国中央银行持有的美元时,布雷顿森林体系突发性地崩溃,国际货币体系从此进入混沌无序的“后布雷顿森林体系时代”,即通常所说的“牙买加体系”。
后布雷顿森林体系所具有的显著性特征决定了其本身具有相当的内在脆弱性。这种脆弱性缘于:
-“特里芬难题”
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是建立在布雷顿森林上的。它是以黄金为基础、以美元作为国际储备的国际货币制度。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和运转结束了国际货币金融领域的混乱局面,弥补了国际收支清偿力不足的缺点,并极大地促进了国际贸易、投资和世界经济的发展。但这种以一国货币作为最主要国际储备资产的体系有一种内在不可克服的矛盾:美国以外的成员国必须依靠美国国际收支持续保持逆差,不断输出美元来增加它们的国际清偿能力(即国际储备),这势必会危及美元信用从而动摇美元作为最主要国际储备资产的地位;反之,美国若要维持国际收支平衡稳定美元,则其他成员国国际储备增长又成问题,从而会发生国际清偿能力不足进而影响到国际贸易与经济的增长。美元实际上处于两难境地。这一问题早在1950年代末就被耶鲁大学经济学家特里芬所提出,成为著名的“特里芬难题”;他并且据此预言布雷顿森林体系会由于这一内在矛盾而必然走向崩溃,这已为后来的事实所证明。
“特里芬难题”本质含义概括为:国际清偿能力的需求不可能长久地依靠国际货币的逆差输出来满足。它直接促使以美元为国际储备中心货币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最终瓦解。其后,虽然国际储备资产实现了多元化,美元不再是唯一的国际储备货币和国际清算及支付手段,但即便将来欧元或其他货币能够与美元相抗衡,相对单极化或三元化的国际储备体系还是会面临“特里芬难题”,这表明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具有内生的脆弱性使其矛盾重重。
-制度性缺陷
1976年签订以浮动汇率制合法化、黄金非货币化为主要内容的牙买加协议从此宣告了一个时代的结束,国际货币体系只是各国对外货币政策和法规的简单集合,其特征表现为:各国对外货币政策转向自由放任,取消各种限制性制度,允许货币逐步走向自由流动和货币价格的自由浮动,市场成为调节经济的主要手段。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市场本身就是一种制度,这种制度包含了一大批附属的制度,并且与社会中其他制度的复合体相互作用。总之,经济不只是市场机制,它还包括那些形成市场、构建市场和通过市场起作用或引导市场起作用的制度”。由于这种体系所造成的制度缺陷使国际金融体系处于一定程度无序状态,这是导致金融危机的又一个重要原因。这种制度性缺陷主要体现于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制度安排具有非均衡性。
首先,IMF的功能缺陷。IMF作为现行国际货币体系重要载体之一,未能发挥出其应有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一是独立性和权威性,被美国等少数发达国家操纵,其宗旨和金融救助的规则反映的是发达国家的意志,不能体现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从而制约了国际金融机构作用的发挥。二是对金融危机的预防和援救不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金融援救属于“事后调节”,“事前”并没有充分关注各国的金融和经济状况,缺乏一种有效的监控机制,对走向危机的国家进行早期预警,并提供条件宽松的贷款尽可能预防金融危机的发生。在危机发生后, IMF只是关注成员国维持自由汇兑能力,因此提供的援助是货币性质的,仅仅是帮助危机国恢复对外清偿力,而不是克服经济衰退,从而在对危机国进行资金援救的同时,还一味迫使其按照“华盛顿共识”的内容进行调整和改革。三是缺乏充当国际最终贷款者的功能,无法行使调节国际收支失衡、防范与化解金融危机之职。四是缺乏有效的监管措施,难以肩负监督成员国经济政策、维护金融市场的稳定之责。
其次,相关配套制度的缺乏。一方面,在日益深化和广化的金融全球化背景下,各国的相互依赖性及相互影响程度正在加深,各国间高度的贸易和金融一体化使得局部性风险常常会转化为系统性风险,但由于目前的国际货币体系中不存在“超国家性”的制度因素,各国相机抉择的、变换频繁的经济政策又常常缺乏相应的协调和合作,为此世界各国间的博弈解常常是零和性的,协同战略无法有效实施,协作性利益也无法取得。另一方面,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中仍缺乏能够承担监管国际金融市场、扮演最后贷款人及最后清算人角色的组织性建构,即使IMF和WB能够承担部分角色,但其绩效却很差。
再次,世界各国尤其是新兴的发展中国家还没有形成平稳的与金融自由化、经济一体化相匹配的国际资本市场对接机制。资本的全球化将全世界的各个国家都卷了进来,新兴的发展中国家在对货币自由兑换、国际收支调节、外汇储备的选择与管理上还不能适应国际资本流动与变化的节奏。
这一方面是国际资本运动非核心国与核心国之间在经济制度安排上的不衔接,同时也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制度的不衔接,国际经济金融组织与各国经济制度的不衔接。金融自由化进程过于迅速,出现了无序、波动过大和恶意投机以致破坏自由市场趋势。金融自由化进程已带来三个问题:一是金融资产的投机性大大超过投资性;二是金融经济的虚拟化程度大大超过真实经济发展程度;三是经济金融自由化发展到使发达国家失控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受到威胁。
-价格信号紊乱
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下汇率制度难以维护市场稳定。国际外汇市场的稳定是国际金融稳定的基础,但这要依赖有效的汇率制度。发达国家以市场经济充分发展为基础,一般实行浮动汇率制,其汇率形成和变动,反映了发达国家经济金融利益,并且能左右国际汇率水平和变动的趋势。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由于其经济金融发展依附性,只能被动地选择盯住美元等少数几种货币的盯住汇率制,这种汇率制度的致命缺陷是汇率缺乏弹性,且极具脆弱性,汇率水平难以反映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实际水平,削弱了汇率杠杆对经济发展的调节作用,在大规模无序国际资本流动中,维持盯住汇率制度的成本很大,根据蒙代尔模型理论,维持盯住汇率制度也破坏了发展中国家货币政策独立性。这种混乱的汇率格局必然导致各国汇率出现过度波动和资本大规模流动。
主要国际货币汇率的过度波动也诱使发展中国家的货币出现了过度波动,例如在亚洲金融危机时,韩国韩元和泰国铢对美元的汇率都贬值了50%。IMF(1998)的一项研究告指出,在1975年~1997年期间,即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前,大约在53个国家发生了158次货币危机,其中绝大部分发生在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发生的多数货币危机直接缘于本币汇率的过度波动,而从根本上缘于主要国际货币的过度波动。
汇率过度波动会带来很高的经济成本,基于投资者心理分析外汇市场微观结构理论证明:一方面,汇率过度波动,即汇率对均衡价值的极端偏离常常会引起错误价格信号并增加了投资者决策不确定性,从而引发投资的减少及经济效率下降。另一方面,汇率频繁波动,再加上多数发展中国家实行的是缺乏制度保护的“暂时性盯住”而非货币制度下的永久性盯住,本身就为游资冲击留下了足够的想象空间,引起投资者“心理锚定”扭曲,并以此强化国际投资者“羊群效应”和金融危机的“传染效应”,进一步加剧汇率变动,迫使一国转而实行更有弹性的管理浮动汇率制度,并由此付出巨大的代价。这就是为什么许多国家曾经在本国汇率失去锚定后,引起升值预期后带来大规模资本流入导致资产膨胀。
-国际性游资冲击
如发生在墨西哥、东亚、俄罗斯等国家或地区的国际金融危机所显示的那样,1990年代以来的国际资本流动最显著的特点在于国际间大量的过剩资本流动所带来的一国、一个地区乃至全球性的经济发展的不稳定性。1970年代以后,国际资本流动的增长速度已超过国际贸易和国际生产的增长速度,根据IMF对国际游资的统计,1980年代初的国际短期资本为3万亿美元,到1997年底就增加到了7.2万亿美元,相当于当年全球国民生产总值的20%。由于电子通讯技术的高速发展,短期资金的流动速度也在不断加快。
国际资本流动基础是一国自身的经济基础、经济实力和投资政策取向的综合反映,同时金融格局的趋同化、无形化以及连动性,对资本流动方式和速度有着较大干扰刺激作用。随着金融全球化的拓展,短期国际投机资本数额正在不断膨胀。跨国资本流动,尤其是短期性国际资本规模的提高得益于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因为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恰恰为短期性国际资本流动提供了更适应的气候和土壤,这种便利首先在于现有国际货币体系的多元化特点为短期性国际资本提供了更多的套利机会;其次,现有国际货币体系具有的无约束性制度特性为短期性国际资本流动提供了制度保障;第三,现有国际货币体系对各国金融自由化改革进行的鼓励也是短期性国际资本流动结构性原因。但跨国资本流动,尤其是短期性国际资本的高波动性同时也是现行国际货币体系脆弱性的内在强化因素。基于套利性动机的短期性国际资本总是对一国金融体系的缺陷待机予以攻击并引发一国货币危机爆发;当短期国际性资本大批逃离本国时,又会将货币危机“放大”成银行危机、金融危机甚至整个宏观经济衰退;当依赖“群羊行为”的短期性国际资本出现集体无理性流动时又会将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传染”到别的国家。这些说明,短期性国际资本流动的危害具有乘数效应。
相比较而言,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国际货币秩序是一个通过增加金融稳定性进而提升各国贸易和经济增长的系统性尝试。该协议的目的在于促使各国的经济政策行为与保持稳定的国际经济秩序相协调,对短期性资本流动进行限制是这个体系一个基本要素。
然而当保障布雷顿森林体系运行的两个基本条件——当美国作为货币中心国所具有稳定的宏观经济政策和对国际资本流动有效控制都逐步丧失之后,布雷顿森林体系也于1971年崩溃了。在“牙买加体系”下,所在货币都失去了恒定的价值基础,国际货币体系变得更加不稳定。我们正是生活在这样一种充满矛盾和风险的金融世界中。
美元持续贬值意味着什么?
文/王平
近期,美元汇率持续走软成为经济界关注的一个焦点,尤其是在以美元计价的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不断创出新高之后,人们对全球通胀和经济前景的担忧日益加重。对包括中国在内拥有大量美元储备资产的亚洲经济体来说,美元贬值是一个令人头痛的消息。美元贬值伴随着全球商品价格普涨,今年迄今美元对欧元汇率大幅下跌。此前,美联储连续降息以支持房地产市场,进一步缩减了美国固定收益资产收益率优势,全球商品价格和各国通货膨胀均出现上升趋势。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已经突破了每桶98美元大关,黄金(209.10,-6.10,-2.83%,股票吧)等贵金属期货价格也不断创出新高。美元贬值导致各国美元资产价值缩水,加剧全球已经泛滥的流动性,最终将反映在各国的通胀和通胀压力不断上升。
10月18日,美联储前任主席格林斯潘指出,减持美国国债不会导致美元迅速下跌,市场智慧足以避免过度修正。但大量减持必然会打击投资者对美元信心,会对美元汇率有一定影响,进而增加持有美元资产的经济体的损失。正因如此,拥有大量美元资产的亚洲国家已成为美国的“人质”,在妥善解决美元资产缩水的问题上面临着两难的境地。造成这种局面的罪魁祸首在于美国政府的美元政策。正如美国一位前财长所说那样,美元是美国的,但美元问题是世界性的。出现这种局面与美国在世界经济金融体系中的主导地位和美国政府放任美元贬值的不负责任的政策有关。
放大全球资产价格泡沫
继9月份、10月份连续降息后,美联储12月11日决定再次降息。此次降息,一方面固然与美国次贷危机继续蔓延有关系;另一方面从全球资本市场角度考虑,在全球流动性泛滥的背景下,美联储不断降息,有进一步放大全球资产价格泡沫风险。
可以说,美联储此次降息,缓解国内次贷危机是“虚”,通过美元贬值吹大资本输入国资产价格泡沫,为其投机性资金在海外攫取高额投机利润创造条件是“实”。其原因:
首先,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所处的特殊地位,决定了美联储的货币政策行为牵动全球金融市场神经。自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美国凭借其综合实力使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居主导地位。欧元出现以后,虽然在某种程度上挑战了美元的国际地位,但并未从根本上削弱美元在全球货币体系中所处的主导地位。由于美元在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运行中都处于主导地位,因此,美联储货币政策对全球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都会产生重要影响。
其次,美元与黄金脱钩以及美元的主导地位,决定了美联储可以通过货币政策调整对全球施加影响,为美国谋求国家利益的最大化。具体言之,在美国国内出现巨额财政赤字时,美国政府可以通过发行美元,以美元贬值的方式向全球输出通货膨胀和收取铸币税;与此同时,其国内投机资金也可以通过资本输出的方式进入那些本币升值的国家,以获取本币升值预期下的资产增值及汇兑收益双重利益。而当其国内资本大鳄在本币升值国赚得盆满钵满时,美元再通过大幅升值的方式,锁定和实现利润。当然从全球角度分析,美元一松一紧,并没有创造任何价值,其完成的只是财富在不同国度再分配而已。
再次,美联储近期再度降息,缓解国内次贷危机只是“虚”的借口。 表面上看,美联储此次降息是为了缓解次贷危机的危害,实质上却在很大程度进一步吹大了国际金融市场资产价格泡沫,为美国国内投机资本在国际金融市场“浑水摸鱼”创造了条件。因此,从美元贬值真实内含来看,美元贬值只是美元货币国际流动所导致的供求因素影响所致,与美国综合国力衰退无关。而美国次贷危机对美国本身的经济影响有限,次贷危机的实际分担者是全球金融投资者。就此而言,美联储借次贷危机降息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另外,美联储再次降息,将进一步吹大国际金融市场资产价格泡沫。在美元贬值旗号下,美国国内投机资本纷纷进入发展中国家寻求新的投资机会,投机性外资对新兴市场的介入一方面提升了外资流入国本币的需求,使得外资流入国本币出现升值,另一方面外资利用流入国本币升值所形成的货币幻觉,对资源、资产等不动产进行大幅炒作,以获取巨额投机收益。从亚洲主要国家资本市场近年变化看,2005年以后,随着美元的大幅贬值,亚洲各国房地产市场、证券市场都出现了大幅上涨。资产价格快速上涨已成为各国央行急待解决的难题。
造成全球能源和初级产品价格上涨
美国长期以来存在的经常账户赤字和财政赤字,加上次级债危机对美国金融系统和房地产市场造成的打击,使得美元汇率近来面临很大的贬值压力。美联储连续两次降息更是雪上加霜,美元在过去三个月中兑所有16种主要货币的汇率全线下跌。美元贬值使得资金流出美国的速度加快,各国央行纷纷减持美国国债,美国出现多年以来的首次资金净流出,这进一步加剧了美元的贬值速度。
美元贬值直接促成全球范围内能源价格与初级产品价格的飙升,其中尤以原油和黄金为著。近来全球主要原油期货结算价格均超过每桶90美元,迭创历史新高。从2001年以来,黄金价格已经从每盎司250美元上涨至每盎司800美元以上,涨幅超过了220%,并创下27年来的新高,离历史最高水平的每盎司850美元只有一步之遥。
全球原油价格上涨,第一是由当前土耳其与伊拉克之间的冲突导致中东地缘政治格局扑朔迷离,以及OPEC产油国对合理油价的较高预期所导致;第二是来自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大国对原油的需求持续高涨。然而更重要的原因,是作为国际原油交易垄断性计价货币的美元币值持续低迷。历史上的石油危机往往与美元危机交织在一起,例如,1970年代初期以美元为基础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日,也是两次石油危机爆发之时。而黄金历来是人们用于对抗通货膨胀和国际储备货币贬值的强有力工具。黄金价格飙升时期,往往是通胀压力加剧,或者美元大幅贬值时期。
全球能源和初级产品价格的上涨趋势能否持续,关键要看美元贬值压力是否长期存在。美国经济中期内步入衰退可能性较大,美元存在中期贬值趋势:第一,美国次级债危机对宏观经济的影响目前仍只是冰山一角。从2007年7月次级债全面爆发到10月底,不断有著名金融机构爆出巨额亏损。但是,次级债危机最危险之处,在于造成美国房地产市场交易低迷,房地产开工指数和交易指数均一路下滑。一旦房地产市场陷入旷日持久的衰退,美国经济增长率将注定下滑;第二,全球能源价格和初级产品价格上涨,已经向美国经济注入通货膨胀压力。美国在近期内很可能陷入滞胀的困境,这将对相机抉择的宏观经济政策提出挑战。在通胀压力高企的前提下,美联储很难大幅度通过大幅度降息来拯救住房抵押贷款市场和房地产市场。此外,目前美国股票市场也处于高位,大幅降息可能造就新一轮的股市泡沫;第三,美国政府巨额的财政赤字也限制了通过实施减税等财政政策刺激经济增长的空间;最后,美国政府持续的经常账户赤字是不可能一直持续下去的,而要恢复国际收支平衡,对内需要压缩居民消费,对外需要美元显著贬值。
美元贬值从亚洲“吸血”
美国推行弱势美元,显然是以牺牲别国、尤其是亚洲国家的利益为代价的。中国用出口赚来的美元大量购买美国国债,有可能成为美元贬值最大受害者。据美国纽约储备银行估计,如果韩国和新加坡的货币升值10%,两国的资金损失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将分别高达3%和10%。另外,美国还想通过放任美元贬值来给中国施加压力,逼迫人民币升值。国际买家已经囤积了大量资本“赌”人民币会在最近加速升值。据估计,人民币升值10%会使中国政府承受500亿美元的资本损失。假如中国的美国国债资产组合为三到五年期,那么美国利率上升2%会使中国再损失300亿到500亿美元。
对于亚洲来说,美国的这种做法将会推动亚洲经济进入通货膨胀、低经济增长和强势货币的三重陷阱。亚洲经济体的制造业将会负担沉重。当美国继续推进其经济政策的时候,如果亚洲继续沉默,亚洲经济体将被“吸血”,增长率极低、通货膨胀居高不下,贸易盈余流向美国。
另外,当世界第一经济大国美国以美元贬值来刺激本国的经济时,矛盾和问题都将由那些忠于汇率稳定职责的国家承受。如由于美元大幅度对欧元贬值,相较之下,美元对人民币贬得不是太多,结果造成了人民币对欧元实施了“间接性贬值”,这无疑将会加剧中欧间的贸易摩擦。因此,美元贬值,客观上破坏了中欧的贸易关系。
在虚拟资本主义时代,美国的产业结构已不是以物质产业为主,而是以金融、服务等为支柱。拥有物质产品剩余的国家,如中国,用剩余产品换得了美国的金融与货币资产。但随着美国物质生产能力的衰退,科技神话的光环日渐黯淡,同时不断通过消费未来的方式支撑眼前的发展,将导致各国对美国金融产品如货币的信心萎缩,甚至是抛售已经持有的美国的金融资产,美元持续贬值给世界带来了不安,也使自己进入了一场经济发展的恶性循环。
美元贬值影响中国经济安全
文/王光
由于中美之间贸易关系密切,美元贬值无疑会对中国经济产生重要影响,进而影响到中国经济安全。
中美互为第二大贸易伙伴,中国连续5年成为美国增长最快的出口市场。中美贸易额从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时几乎为零的状态,发展到今年有望突破3000亿美元大关,今年1月至10月,中美贸易额达到2481.9亿美元,同比增长15.7%。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决定了这种密切关系具有不可逆转性。
美元贬值下中美互补关系的不可持续性
从产业形态看,有生产必须有消费,经济过程才能持续下去,美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工业品消费国,而中国作为最大的工业品生产国,理应是国际贸易中的最佳伙伴。但是,这种国际分工可持续的必要条件是贸易双方(或者贸易多方)在价值量上能够大体平衡。目前美国在多边国际贸易中整体上出现巨额贸易逆差,而中国则在多边贸易中出现整体上持续性的贸易顺差,双边的这种冲突构成国际经济失衡的基础。这种失衡在形成初期由于数量较小,还可以通过其他贸易伙伴来平衡,但是后来由于失衡规模过大并且日益加剧,这种矛盾已经无法通过第三方来平衡。
中国经济的根本问题在于自己生产了远远超过自身有效需求的产品,其剩余部分大量用于出口;而美国经济的根本问题在于从总量上看,它的消费能力远远大于它的生产能力,美国家庭每年透支消费的比例已经超过其当年可支配收入的13%,美国家庭的债务余额已经超过了其国内生产总值的85%,美国已经成为世界上负债率最高的国家。2006年美国的债务负担初现危机状态,最突出的问题是,美国海外投资收益的总额已经小于美国偿还外债的利息总额,如果把美国比作一个企业的话,这个企业已经出现现金流枯竭的迹象。这种现象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发生,它标志着美国经济目前的运行模式已经无法持续,强制性的调整即将开始。
已影响中国经济安全
美元贬值并不光是大洋彼岸的事,它实际上已经影响到中国经济安全,使中国宏观调控和经济发展具有许多不确定性。
-中国宏观调控陷入困境
按照利率平价理论,两国之间,相同期间的利率只要有差距存在,投资者即可利用套汇或套利等方式赚取价差,两国货币间汇率将因为此种套利行为而产生波动,直到套利的空间消失为止。两国间利率的差距会影响两国币值水平及资金的移 动,进步而影响远期汇率与即期汇率的差价。二者维持均衡时,远期汇率的贴水或升水应与两国利率的差距相等,否则将会有无风险套汇行为存在,使其恢复到均衡的状态。当两国的利率出现差距时便会引起外汇市场的波动,为杜绝套利行为,利率平价理论主张即期汇率与远期汇率之间的差距应等于两国之间的利率差距。
美元贬值对中国货币政策调控宏观经济带来了新的困难。美元贬值导致世界资本加速向中国流动。除非中国政府采取更加自由的汇率政策,允许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大幅度升值,否则,中国政府便需要不断地投放人民币来购买美元以缓解市场压力。而不断增加人民币投放,则意味着中国政府失去了通过紧缩银根来冷却过热的国民经济政策选择。这一点正是多年来中国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难以奏效的一个重要原因。
一方面,中央银行采取一系列措施缓解国内面临的通货膨胀压力:2003年6月起,中国货币政策显示出央行对国内通货膨胀压力加大的担忧。央行多次调高存贷款利率,并且不断提高商业银行存款准备金率,紧缩银根,控制信贷过快增长,抑制流动性过剩。另一方面,为了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央行不得不从外汇市场大量买入外汇储备,而大量外汇储备买入直接导致了外汇占款增加从而引起国内通货膨胀。从维持人民币汇率稳定角度出发,央行不得不大量购入外汇,导致外汇占款相应增加,从而导致货币规模急剧增长。如果从减小通胀压力角度出发,央行采取紧缩性货币政策,但紧缩性货币政策会造成市场利率提升,从而拉大了人民币与外币的利差,人民币升值压力进一步加大。
根据克鲁格曼的“不可能三角”,对一个国家而言,独立的货币政策、固定汇率和资本自由流动,三者不能同时存在。即在货币政策独立、汇率稳定和完全的资本流动这三个目标一国不可能同时实现,必须得放弃其中的一个。由于长期以来中国实行的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所以,在目前资本不完全流动前提下,要维系宏观经济的内外均衡,货币政策与汇率机制之间必然存在一些难以调和的冲突。
如果允许人民币随美元贬值,那么进口价格上涨和国外对其出口需求的上升,可能导致通胀加剧,从而要求政府对经济施行力度更大的行政调控手段,这与宏观目标背道而驰。但如果允许人民币兑美元升值,那么1.455万亿美元外汇储备将立即面临损失。美元贬值对中国巨大的外汇储备造成了直接损失。
从亚洲地区证券市场近来的表现看,中国内地与中国香港市场无疑成为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国际“热钱”热衷的宝地。就中国内地A股市场而言,目前A股市场已呈现明显的资金推动型特征。从资金上分析,人民币汇率、贸易顺差、A股走势有明显的正相关性。贸易顺差对人民币汇率的刚性特征,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外资正热切地进入中国资本市场。
而在我国国内CPI高企、人民币走入“对外升值对内贬值”怪圈、央行为应对通胀采取小幅加息之际,美联储此次再度降息贬值,无疑加大了中国国内经济调控的难度。一方面,美元降息在很大程度上扰乱了国际金融秩序,进一步吹大了国际金融市场泡沫。另一方面,就中长期而言,美联储宽松的货币政策将进一步导致大资本流入中国吹大资产价格泡沫。
-中国通货膨胀压力加大
通胀压力上升是2007年中国宏观经济最重要的特征事实之一。自2007年5月CPI指数突破3%以来,6、7、8月的CPI指数迭创新高,分别达到4.4%、5.6%和6.5%。11月CPI指数同比上涨6.9%,再创新高。本次CPI上涨主要源自食品价格的上涨,尤其是肉禽价格上涨,例如8月份食品价格同比上涨18.2%,其中肉禽价格同比上涨49.0%。肉禽价格上涨的原因包括:能源价格上涨造成全球对生物能源的需求增加,从而提升了玉米(1725,-31.00,-1.77%,股票吧)价格,而玉米是饲养畜类和禽类的主要饲料之一;中国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以及近年来肉禽价格低迷造成肉禽供给下降等。事实上,扣除能源和食品价格的核心通货膨胀率目前仍处于较低水平。鉴于目前全球原油价格创出历史新高,且猪肉供给在1年左右时间内是相对刚性的。预计能源和食品价格在2007年第四季度和2008年上半年虽然可能小幅调整,但依然将在高位运行。不过,随着猪肉供给在明年下半年增加,食品价格有望在2008年夏季明显回落。
美元汇率下降所导致的全球能源价格和初级产品价格上升,对中国通货膨胀形成外部推动压力的渠道是,进口能源价格和初级产品价格上涨首先造成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指数上涨,其次造成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上涨,最终导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涨。
在中国的19大类出口商品中,有7大类近期始终保持逆差,其中5类主要是资源类产品。美元下滑和国际能源及初级产品价格上涨,本应导致中国面临的输入型通货膨胀压力逐渐加大。然而中国目前的现状是,由于国内对能源和初级产品价格存在不同程度的管制,导致进口能源和初级产品价格上涨,并未相应转化为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指数的上涨。例如,在中国2007年1月至9月贸易逆差最大的几类产品中,原油、铁矿砂及其精矿、未锻造的铜及铜材、铜矿砂及其精矿分别位居第一、第三、第四和第七位。不过从2006年下半年以来,中国燃料动力类价格指数以及有色金属类价格指数一直处于下降趋势中,而黑色金属材料类价格指数也仅仅是缓慢上涨。
此外,由于中国制造业存在较为普遍的产能过剩,竞争相对激烈,导致进口能源和初级产品价格的上涨,并未造成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的上涨。从2006年年中起,中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和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就存在反向运动趋势:CPI不断上升,而PPI不断下降。这种负相关首先意味着CPI的上升并非由工业品价格上升所导致,其次意味着大量依赖进口能源和初级产品的制造业企业不能把新增成本转嫁给购买者,盈利空间不断被压缩。
从目前来看,全球能源价格上涨对中国注入的外生性通胀压力并不显著,这主要是因为在中国各种价格指数之间的传导存在障碍。对能源价格和部分初级产品价格的管制,导致进口价格的增长不能反映到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的增长;过剩产能的存在和过度竞争,导致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的增长不能反映到PPI的增长;而制成品消费在居民CPI篮子中的权重不高,导致PPI的升降未必能够左右CPI的动向。
从各种价格指数的走势来看,第一,CPI在2008年上半年之前仍将处于较高水平,到2008年夏季将因为食品价格的回落而下降;第二,随着国内能源和初级产品定价机制的逐渐市场化,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指数将会逐渐上升,其上升趋势视放开价格的幅度而定;第三,随着企业对过剩产能的消化,以及制造业企业产业整合的开展,未来的PPI指数将与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指数发生联动,短期内PPI指数可能呈现出缓慢爬升趋势。
-贸易摩擦增多
从2001年到现在的近6年间,美元对欧元、加拿大元、澳元等货币的贬值幅度高达40%以上,与英镑的汇率也贬值近35%。美元对世界主要货币的贬值对中国经济结构和中国的对外经济关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自从2005年7月中国实行人民币汇率机制的改革以来,人民币对美元升值的累积幅度已经达到10.6%。但是,由于美元对世界其他主要货币大幅度贬值,而人民币的汇率又主要是采取盯住美元的政策,所以相对于欧元、英镑等主要货币而言,人民币则出现了大幅度的贬值。两年多来,人民币对欧元和英镑分别贬值了8.2%和5.1%。这对于中国和其第二大贸易伙伴欧盟之间的贸易不平衡无疑是雪上加霜。这种状况不仅仅加大了人民币升值压力,也不利于中国调整自身经济结构。
由于中国仍然处于实现工业化的经济发展阶段,对国际市场的能源和重要原材料的进口依存度非常高。国际商品价格上涨在推动中国国内的通货膨胀的形成方面,正在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不仅如此,中国为了进口与过去同等数量的能源和原材料,现在需要出口更多的商品。经济学家们将这种现象称之为贸易条件恶化。贸易条件的恶化意味着中国对外贸易的福利正在受到因美元不断持续贬值的损害。所有这些归结为美元贬值造成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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