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匿名网友”所说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饿死人情况的回评　　

　　

　　 太空无知

　　

　　（这篇文章我在2009年03月21日首次发表于我在新浪的博客。我在新浪博客的地址是：本文在新浪博客的地址是：

　　二月中下旬，在我的《纪念毛泽东》博文后面的评论中，应该是同一个“匿名网友”吧，除了贴了一个我前面博文所说的“统计数据”之外，还举了几个饿死人的例子，起初我以为他是亲历了其中一件的，后来从潘左先生的博客中得知，他举的那个例子也是国外某家纸刊登过的某人的著述，总之还是书或刊上的东西。

　　由于这位“匿名网友”所贴内容太多而且重复，我这里由于博文字数及结构清晰的需要，就不把他的评论全贴到此处了，只是介绍一下他评论的内容，他评论的具体的内容读者们可以去我的《纪念毛泽东》一文的后面去看。

　　这个“匿名网友”先给我贴了一段话，说：中国农村的“合作化”导致三年自然灾害饿死了“数千万人”。

　　现在我把给这段话的回复稍作补充如下：

　　仅就这段话的内容而论：第一，我是在农村长大的，后来也常回过老家，我们家至少几百年来一直都是苏北的农民，在我们那里绝大多数人都是赞成当年的合作化道路的；至于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我们也都是听说有地方有人饿死，但并没有人亲眼见过，也听说有人吃过树皮和某种土而变得浮肿的，可能是有人见过；倒是现在村子里的人抱怨每年死的人太多了，有老年人死的，也有三十多岁就死的，村里得癌症死的人占的比例很大，这与环境污染有很大的关系，村里年轻人也不多，再加上外出打工的，村里死人了都没有多少帮忙的人了！第四，中国共产党以共产主义鼓舞人们夺取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那么，在解放后其实就是很难阻止一大批原来的功臣们的共产化的热情，农村人民公社化的过程中，在大跃进的过程中，所出现的过激及愚昧的行为，是可以理解的，并且并不像某些人想象的那样严重，勇于探索总是会付出点代价的！难道畏首畏尾就好？而事实上，毛泽东恰恰是他们那一代人中——可能是头脑最清晰的一个人了，而真正过激的是刘少奇等人，可为什么现在好多人却看不到呢？这个问题你应该思考一下。第五，早在十月革命前俄罗斯的合作社就发展到了较大规模，二月革命前其数目已达2.75万个，当时的合作社主要是个体农民、手工业者及资本家自愿参加的一种商业组织，包括供销、信贷、消费等多种形式，而前苏联在1940年以前，就已经实现了农村的集体农庄化了，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建设成就，并很快超越英国成为世界上——与美国不相上下的强国。

　　关于三年自然灾害的统计数据的问题我在前面的博文中已经谈了一些了，后面我还会再讨论一下的。

　　我说：“真正过激的是刘少奇等人”，那么，证据呢？1958年9月30日的《人民日》上有一篇文章《少奇同志视察江苏城乡 对工业、农业、教育和劳动制度等工作提出重要意见》那里面有这样的一段话：“在视察中，刘少奇同志了解江苏省农业生产的情况，他非常仔细地观看了各地中稻、晚稻和山芋的丰产试验田。在常熟县和平人民公社，少奇同志参观了丰产圩的四亩试验田，他亲自弯下身子去数了一下稻棵，并且问乡党委书记：“可以打多少？”回答说：“可以打一万斤”，少奇同志笑着说：“一万斤还能再多吗？你们这里条件好，再搞一搞深翻，还能多打些。”他在和淮阴地委的同志们座谈时说：“我在河北、河南视察的时候，有些县委书记认为少种多收比广种薄收要节省的多，应该把丰产田的经验推广，集中使用人力和物力来种好田地。这样再过几年，就可以用三分之一的地种粮食，三分之一植树，三分之一休闲。”他又说：“种得少，种得好，但是收得多，这是农业经济上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希望各地好好算一算账，认真研究一下这个问题。””——注意其中刘少奇所说的：“一万斤还能再多吗？你们这里条件好，再搞一搞深翻，还能多打些。”，而刘少奇当时正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在新中国第二及第三届政府（1959~1975年）中，刘少奇为国家主席，朱德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周恩来为国务院总理；邓小平在1956年至1966年担任共产党的总书记，主管处理党中央负责的日常工作。在1953年下半年，毛泽东提出中央领导层分一线二线的设想。而不晚于1956年共产党中央开始有意培养并锻炼共产党的下一代领导集体，毛泽东等多次退居二线，由刘少奇、邓小平等在具体主持政府一线工作。

　　而当国家粮食危机出现的时候，又是毛泽东出来收拾局面，并勇于承担责任！

　　在中国发展的过程当中，既然有探索，就会有失误，毛泽东所领导的探索中充满了真正的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和有了错误就改的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毛泽东的事业在总体上来看是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的，你怎么就看不到呢？在他们那一代人中，在为人民服务及社会进步这方面，还有谁能比毛泽东做得更好呢？

　　另外，张宏志的《还清白于毛泽东》一书你可以看一看，里面论据充分、说理透彻，如果你真想搞清楚建国后毛泽东时期的一些事情，该书确实是值得我向你推荐的。

　　

　　

　　而对于那位“匿名网友”所说的“而据《当代四川要事实录》（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一书中收录的原四川省政协主席廖伯康的回忆录《历史长河里的一个漩涡——四川“萧李廖事件”回眸》披露，四川非正常死亡人数高达1250万人以上。四川省是大饥荒时期饿死人最多的一个省。”

　　——我这里只说几点常识：如果说“四川非正常死亡人数高达1250万人以上”的话，就么，就以1250万人被饿死来算吧，而当时的四川人口，按照你所相信的官方统计数据，我找了一本四川统计局编的《四川统计年鉴•1988》及《四川统计年鉴•1987》（1987年的这本是国家图书馆数据库联网查询得知的《四川统计年鉴》的最早本版），这两本年鉴都没有1958~1961年的人口数据，但却有1957年及1962年的四川省总人口数据，分别为：“7071.0万人”、“6485.6万人”，而乡村人口总数分别为，“6410.2万人”、“5825.2万人”，可以公认的是：当时的中国城镇人口的粮食是按月定量的，虽然不一定每个人都能吃饱，但要想饿死也是只有自己想死才行的；而农村的粮食分配是在收获以后按公粮、余粮及工分等来分配的，这样有些人家的余粮就会不够吃的，但集体一般还是可以救济的，当时人们的互助精神一般都强于现在，国家的粮食也可以有一定的调拨，更重要的是四川农村和苏北农村不一样的是那里有不少的山野，就是说即使没有粮食，人也可以依靠野菜和野味等充饥，因此，在四川农村——尤其是山区，要想饿死人也是很困难的。

　　好了，即使按照1957年四川省的乡村人口数为“6410.2万人”来算，那么，“6410.2万人”除以“1250万人”就是“5.13”，也就是说，即使不考虑前面我的回评中所发现的一样——“中国统计局是在把县城的吃粮食定量的人口也按照乡村人口统计”的这个事实，即使不考虑所谓的“四川非正常死亡人数高达1250万人以上”中的那个“以上”，四川省的农村也平均是——五个人当中饿死一个；如果再考虑上两个因素的话，就差不多是——四个人当中要饿死一个了。而这种情况竟然没有人造反，没有社会动荡，也没有军队镇压的事实，这很难以自圆其说了。要知道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国的死亡人数是“2100余万（居民1800万，军队380万）人”（据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光盘1.2版）的“外国历史•第二次世界大战”条目）。

　　如果说“四川非正常死亡人数高达1250万人以上”是特例的话，那么，这就对毛泽东当时的国策没有普遍意义的说服力，但如果这不是特例的话，那么，按照这个逻辑，在按照前面我发现的统计数据上所说的30个省级单位来算的话，如果说平均每个省级单位饿死200万人的话，那么，1250万人+200万人*29=1250万人+5800万人=7050万人，也就是说当时的中国至少要饿死了7050万人，不用说至多了，就这个数字就已经比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因战争而死亡者在5000万人以上”的统计数据多出一半了（据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光盘1.2版）的“外国历史•第二次世界大战”条目）！这么大的动静中国人会不造反？可你听到过那时出动军队镇压百姓的事情吗？这么大的动静——毛泽东现在还能受到这么多中国人的拥护？我自小是在苏北农村长大、我爱人也是在河南农村长大，好几辈人都是农村的，就凭着我们对农村的了解，我们知道大多数的农村人都是热爱毛泽东的！提到三年严重的自然灾害时好多人都说，如果没有毛泽东我们当时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是的，如果当时没有毛泽东中国可能真的会饿死好多人的！并会给整个国家及民族带来危机！如果真有那么多人死亡的话，那么，随之而来的瘟疫，就会笼罩整个中国！造谣饿死几千万人的人，而不造谣有大瘟疫的发生，就是一个违反常识的漏洞。

　　事实是，就1982年的人口普查数据来看，当时的中国人口有十亿多，比清末时期人们常说的四亿人口翻了一倍还多，在短短三十二年左右的时间比新中国刚建立时期的约五亿人口整整翻了一倍，请问在中国有历史以来哪一个时期有这样的繁荣昌盛呢？相比较某些所谓发达国家的政府绞尽脑汁地鼓励生育，可是却难以挽救人口增长率长期偏低甚至是下降趋势（也并非是人民不想要孩子），等等情况，请问，应该怎样评价社会的政治呢？是只看其一时的低潮呢？还是历史地、整体地、客观地、哲学地看其发展呢？为什么那些反对合作化的人，看不到合作化所取得的成就呢？为什么要把一时的曲折、失误及低潮，夸大成方向性的错误呢？为什么一些人不尝试着去辩证地看待问题呢？

　　对待一些人的证词，要注意分辨，远的不说，比如后面有个网友告诉我：“推荐你先看张学良《口述历史》！！！”，意思是这书里面揭示了“真正想杀老蒋的人就是你所赞扬的人”，可是我反复看了这本书也没见这书中有提到毛泽东的地方，有些人的诚信确实是有问题的，所幸，对于一些大事，总是有一般人难以否定的比较大的、无法篡改的事实在支撑着，但却需要人们能够把握好这些大局，才能有利于人在大事上的认识。把握大方向，不能感情用事、不能只看过小的局部时空。

　　另外，如果说在进步的道路上所遭受到的苦难是——“这段最黑暗、最苦难的历史”，那么，为什么那些为了民族及人类的解放而忍受苦难并死去的人，不去靠出卖他人利益而活着或享受所谓的“荣华富贵”呢？例如：那些为了不做汉奸，而坚持在丛林中忍饥挨饿、不惜牺牲地打游击的人们——岂不是不通事理？也就是说，如果把进步道路上遭受失误、挫折和苦难看成是“最黑暗、最苦难的”，那人们都向退步的方向去走，倒是一开始会省劲，会得到眼前的好处，可是长期来看，没有不自取灭亡的！也就是说，只要能分清进步和退步，谁都知道即使进步中遇到苦难，也强于在退步中享乐的！也就是说，是否是“最黑暗、最苦难的历史”——更主要的是要看这段历史的主流和大方向；当然，也要注意“最”字的使用，这个“最”字不能瞎用，除非对不懂苦难深重的中国历史的人；历史上，中国有好多次非常大的移民活动不就是因为大屠杀、战争、饥荒等灾难吗？谁看到三年自然灾害后有大移民了。

　　

　　

　　那位“匿名网友”还提到了那段著名的、可能是全世界都知道了的刻碑故事：“家在河南省信阳专区光山县十里（原城郊）公社高大店大队吴围子小队的吴晔兴和他父亲吴永宽一起，在今二00四年清明节为那些冤死的人（包括我的爷爷）立下两块纪念碑。我也请求父亲回忆并写下当时的情况。我想为这段最黑暗、最苦难的历史，做一点点见证。

　　以下是铭刻在纪念碑上的碑文和饿死者的名单：

　　……”

　　我的回评是这样的：

　　你觉得毛泽东能直接管到生产队吗？你不知道毛泽东当时是在领导着一个什么样文化程度的国家吗？你不觉得有些干部的行为正是违反毛泽东思想的结果吗？既然这样你不觉得应该捍卫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吗？既然这样，你觉得还有谁的思想能够阻止这种残害人民的行为发生呢？

　　对待历史，一方面要看清事实，严防虚假和欺骗；而另一方面还牵扯到——如何看待事实的问题。

　　对于你所说的这个问题，除了你参照我前面所说的一些对事实的分析方法以外，还有这样的一些问题：有些局部的细节是难以核实的，但这问题就在于——大局有难以隐瞒的事实和逻辑来分辨，而细节虽有同样的难以隐瞒的事实和逻辑支撑，但它还有一个要从属于大局的问题。

　　具体地说，毛泽东在执政的时候，明中、暗中反对他的人也还是不少的，那些不能够正确执行毛泽东政策的人也还是不少的。从大局上，你应该承认毛泽东的政策是英明的，长期的历史可以证明这些，但如果局部时空——对于不管其恶意还是善意去违反毛泽东政策的人、甚至是毛泽东的敌人——所造成的人民损失，是不能算在毛泽东的头上的；也就是说：人民的敌人伤害人民，是不能算在毛泽东的头上的！请不要算错帐，请不要上了那些偷偷地打了你却栽赃别人的人的当了。军垦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等，本来是中国有志青年建设祖国、效祖国的光荣事情，北大荒等地方现在成为中国重要的粮食基地就包含了他们的奉献，难道为祖国及民族的建设付出一些牺牲不可以吗？人不能那么自私！可是后来就有些人挑拨说这是青年人上了毛泽东的当了，是青年人虚度了青春，从而引发了八十年代初的知识青年返城的狂潮，并激发了全国性的刑事案件猛升，结果1983年的公安部的“严打”，让多少曾经的有志青年、国家建设的功臣们（有的是因为感觉被毛泽东欺骗了等而破罐子破摔犯了刑事罪）都被送到新疆去劳改了！进步中的牺牲也是有好多种的，当然最痛苦的就是为自己所爱的人误解、误杀了！历次中国革命都有一些被误解、误杀的人！几百年前，崇祯就是中了皇太极的反间计——自毁长城——杀害了袁崇焕的！分辨事实并不容易，做好领袖也并不容易！进步就是这么艰难！当然，人们也要尽量避免无谓的牺牲！这请再参看我前面的论述及其它一些相关的材料，我推荐张宏志的《还清白于毛泽东》一书，及“网站”中关于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的资料等。

　　后来，那位匿名的网友，仍不断地给我发内容类似的、他人的作品，我就有做的如下的回评：

　　朋友，如果你真是严谨的学者，我想提醒一下——问题是：有关大跃进中这么多人反映出的幸福的历史你怎么都看不到呢？现在社会中这么多人的不幸你怎么都看不到呢？不知我前面的回评你能否看全，因为，我在发回评的时候，不断地有人在删除我的回评。真的，看问题要全面，要有辩证的眼光，要从大局出发，要有哲学的深度。

　　从你的有些评论中也可以看到——毛泽东实事求是地为人民服务的态度，但探索哪有绝对成功的，探索哪有不付出相应的代价的，你希望中国的领袖都畏首畏尾吗？后来毛泽东不在纠正大跃进及人民公社中的过激行为吗？刘少奇提出的社员睡集体宿舍等，毛泽东不是都批驳他了吗？过激的大食堂等不是很快就改掉了吗？毛泽东后来力主形成的要给社员们留有自留地及搞活集市贸易的中央决议，你没有在一些大事年表上发现吗？

　　现在看来，博文的字数还有点余量，就照录一下这位“匿名网友”提供的一个材料吧：

　　“：通渭问题——“大跃进”五十周年祭

　　杨继绳（新华社高级记者）

　　2008年第10期 炎黄春秋杂志

　　2000年8月9日，在本书召开的通渭县的老干部座谈会上，几位亲历者讲述了当年的惨状。他们说，通渭县向中共西北局汇的数是缩小了的，实际是饿死了三分之一。当时，70%以上的家庭有死人，有的全家都死绝了，大量尸体没有人掩埋。

　　参加座谈会的敬根年老人退休前是县人大主任，当年是省冶金厅干部，是派来解决通渭问题的工作组成员，他说，1959年秋天，他们来这里看到炕上，路上，田间，地头，都躺着人，死人活人不分。工作组给还活着的人灌汤抢救。当时不怕死人怕活人。死人太多了，不怕。活人要吃人，害怕。人吃人的事发生不少。1960年2月，他到中林大队(属城关公社)抢救人命，大队长刘廷杰把他们领到王家庄，看到一家烟囱里冒烟——那时候几乎家家是见不到炊烟的。他们进去的时候看锅里正煮着啥，大队长刘廷杰揭开锅盖的时候，他们看到锅里煮的是人肉，记得吃人肉的那女人是个麻眼儿（方言，指眼睛不好）。敬根年强调说:“这是我亲眼看见的。”

　　当时人吃人的现象不是个别的。1980年，新华社记者傅上伦、胡国华、戴国强三人到通渭采访，陇阳公社王书记对他们说：“三年困难时期，我家那个村里一个不到三十岁的妇女，把自己女儿的肉煮了吃了。她男人从新疆回来找女儿，村里人都替她打掩护，瞒过去了，因为村里吃人肉的不少。那时人饿急了，饿疯了，提着篮子出去，看看倒在路边的死尸上还有可吃的肉，就割回家去。你们去看看公社门外晒太阳的人，他们中间有一些人是吃过人肉的。”王书记当年在引洮工程上劳动，回家一看，老婆、妹妹、孩子都饿死了，全家一共饿死五口人。（傅上伦、胡国华、戴国强：《告别饥饿》，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第26页）

　　2000年8月，我到通渭召开座谈会时，通渭县政协文史办公室副主任张大发在坐，他是《通渭县志》副主编，对这一段历史比较熟悉，也有研究的意愿。我建议他抓紧时间，抢救资料。2005年，我收到了张大发寄来的他的30多万字著作：《金桥路漫》，这本书是用县档案馆的资料写的，还访问了很多当事人，书中记录了很多人吃人的事件。”

　　

　　

　　我答：不知你是否看新闻联播，你看到的其中采访的镜头感觉怎样？你觉得近些年干部要下去采访能访到多少真实的材料？你不会不知道现在干部下乡——下级干部会做什么样的准备工作吗？你可以看看我后面的《论官僚主义》一文。为什么那么多人的其他的证言你都看不到呢？为什么你要偏信一方呢？就算是座谈会，如果全是一个声音，你不觉得可疑吗？还全是“敬根年”的声音，那座谈会还有多大的意义呢？怎么开着开着座谈会就又扯到1980年了呢？在1980年，正是当时的共产党中央需要在为解散人民公社做舆论宣传的时候。1980年采访的又是一个王书记，为什么这两个证人都是能够被当时政府所管制的、当官的人呢？为什么那么多没饿死人的地方都没有人去采访呢？为什么是以“新华社高级记者”的身份“召开”座谈会，而不是下去直接和老百姓座谈呢？这有什么困难吗？为什么“2000年8月”收集不到充分的资料而偏要到2005年才汇集成书呢？有那么难吗？也是像我一样在写160万字的哲学书？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饿死人无数，大饥荒也很多，有几次吃人事件发生？不能太低估中国人的道德责任感了！如果某件事情是特例，你无法用它来说明普遍的政策性问题；如果这件事情不是特例，那么，从统计数字上来说就不现实。你可以再好好看看我前面写的回评，我觉得要不是我的回评被删除得太快了，导致你没看全，要不就是你没好好看，因为你老是向我提出我已经评价过了的问题。

　　我前面还说了，一要分辨事实，防止被各种有意及无意的假象所欺骗，二要学会如何看待确定的事实及还不能确定的问题；还有，看问题不能只看特例，还要看到一般的现象是什么，看问题还要有一定的社会发展及哲学的深度，等等，我的话都白说了吗？

　　尽管有些局部的事实，可能一时无法搞清，但社会发展的宏观及哲学上，你应该不糊涂才能算是一个智者，比如，我在后面《答复‘紫竹时代’》一文中曾提到的解放战争中“塔山阻击战”，你不能因为塔山阻击战死了很多人，就否定在辽沈战役中首先攻打锦州的战略正确性吧？还有，你不能因为遵义会议后，土城战役的挫折，就否定毛泽东的军事才能吧？自古以来悲壮的事情都多了去了，但你要分清其中的意义是什么？感情之后，还是需要理性的分析，这样才能防止被骗，并看到大局。看问题要全面，要看到大局，这样你才能不为一些细节而迷惑。我上次推荐张宏志的《还清白于毛泽东》一书，及“网站”中关于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的资料等你看了吗？我希望你能看一下他们的研究成果，心平气和地看看他人的研究成果，就像我仔细地看你的论述（包括其中的每一个数据）一样，这对你的学术及认识都是有好处的。同时，我希望你能更多地关心一下现实的中国人所受到的各种苦难及面临的危机，关心一下艾滋病村的严重问题、食品危机的问题、环境危机的问题、经济危机的问题等等，探索一下其中的原因，不要急着下确定，还希望你能看到我的《原因与结果》一书，我在书中推出了世界辩证法的新哲学体系，它会有利于人们更好地把握世界及社会发展规律。

　　“匿名网友”的那个评论还没有完，后面他又接着发了一条：

　　“杨继绳在书中写道：

　　一旦知道自己过去长期受到蒙骗，就产生出一种摆脱蒙骗的强大力量。当权者越是掩盖真实，就促使我更加追求真实。我不仅大量阅读新发表的史料，也在采访新闻中努力了解真实的过去。．．．．．．

　　作为新闻记者，我力求发表真实的道和言论；作为学者，我有责任还历史的本来面目，并把真实历史告诉受蒙骗的更多人。

　　91岁新闻学者甘惜分戏谑地问：“世界充满谎言，为何要求新闻真实？”杨继绳答：“正因为世界充满谎言，所以新闻必须真实。”

　　这本书在《炎黄春秋》应该可以下载，可能要费些时间。”

　　我答：你这评论中的话说得基本不错！尽管历史常常是处于任人打扮的地步，但咱们要想得到有用的认识，还是要尊重事实的。前面我已经谈了搞清事实和看待事实问题，我现在再谈点其它的。

　　你应该知道现在的形势和以前的形势是有很大不同的，具体的你先体会一下吧。

　　其二，你如果看了我的《答复“紫竹时代”》的文章，你就应明白这些年在政治上的造假方向及造假程度了，——可这造假的目的是什么呢？为什么不敢面对事实呢？我希望你也能想一想。

　　还有，我前面对统计数字的分析，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一句，即使是大学生在编造实验数据的时候，都不可能有这么多的数字漏洞！你觉得他们为什么要编造这些数据呢？还有前面那个让我看《张学良口述》人，他为什么要撒谎呢？

　　“一旦知道自己过去长期受到蒙骗，就产生出一种摆脱蒙骗的强大力量。”——这句话后半部分需要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是否已经能够证明“自己过去长期受骗”，然后，才能是“就产生出一种摆脱蒙骗的强大力量。”，而只在“一旦”这么短的时间之内，就得出“知道自己过去长期受到蒙骗”这个结论，这无论如何都是有些草率的，是容易受欺骗并上当的，而“就产生出一种摆脱蒙骗的强大力量。”也还缺乏了在这力量产生之前的必要的反思过程。经验告诉我，这样的人很容易感情用事，很容易被一些动情的故事打动而被欺骗。但确实这样的人是有一颗正义之心的，可缺乏理性思考能力，这会做错事的。

　　看大局，必须要有哲学角度，这也就是为什么毛泽东常常比他人更能看清大局的原因之一。我前面还说过，毛泽东不能具体管到生产队、公社、包括张志新那一层。在这一个层次上面，有些东西及社会认识文化程度是历史积累的结果，而且整个社会包括毛泽东下面的干部，对毛泽东思想的认识，对毛泽东政策的执行程度，包括反对程度，等，都是不一样的！毛泽东不是神，它改变中国的情况也只能一步一步来。还比如毛泽东首先提出的优待俘虏的政策，这个政策不错吧？可是，一个被共产党俘虏的日本兵如果不对他严加保护，他几乎很难逃脱被老百姓打死的命运！可如果死了一片被俘的日本兵，你能不调查分析其中的原因，就断定是共产党当时的政策不好吗？你能把责任都推到毛泽东身上吗？而如果出现俘虏兵被群众打死的事件，也只能说明是一些干部们执行毛泽东政策的不力，而具体为什么不力——也还得具体分析。

　　同样，三年自然灾害的灾情是严重的，也正像我所听到的大多数人所说的那样，如果当时没有毛泽东，真不知道中国当时要饿死多少人，会面临什么样的民族危机！如果真的有某些严重的饿死人的现象，那么，这真只能是当地的干部严重地违反了毛泽东思想及政策的结果。而且其中工作失误的地方，对于当时负责政府一线工作的刘少奇及邓小平来讲是有很大责任的，这一点后来的邓小平也是承认一些的，但毛泽东还是本着爱护他们的态度自己主动承担了领导的责任，这就是伟人的胸怀。

　　另外，你所发的这些材料，是不是真的曾出现在《炎黄春秋》上，对于我来讲，这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我已经看到了这些材料，而《炎黄春秋》也不能代表真理，无论它刊登了这些材料与否——都不能说明这些材料所表达的事情及观点都是正确的！人得学会分辨事实及如何看待事实，即使是同样的事实，如果你处于不同的认识层次来看待它，就会得出不同认识层次的结果，这你认可吗？

　　最后，我希望你能好好学学哲学，并作一些实践活动，从而能有一个较高的认识层次，当然，最好是能好好读一读我的《原因与结果》一书——那里有我去年对哲学的最新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