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俱乐部”归来

　　上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各地有许多工人俱乐部，工人们在那里聚集。随着国有企业的消沉，这些工人俱乐部渐渐失去了声音。外来工大潮涌向城市，最初为生计奔忙，无暇他顾时，农民正向流水线工人转化。散沙般的外来工无力结合在一起，成了最容易受伤害的人群。

　　90年代末开始，外来工作为产业工人的自觉意识开始觉醒，凝聚工人力量的“工人俱乐部”又以各种形式出现了。其中，有的是以维权为主的公民事务代理服务部，有的是松散的在工厂中的工人小组，比较活跃的则是在社区中的工人活动中心，这种方式更有中国特色。这其中，外来工协会的自我造血与互助智慧，工人小组单刀直入的体验性智慧，工人活动中心通过生活凝结工人经验的方式，都有可圈可点之处，也是工人自己生发出来的妙招。

　　《民间》记者走访多个工人组织和机构，他们中有一些欢迎记者但拒绝了采访请求，我们尊重他们的意愿；由此，愿意与众人分享他们经历的三个组织的勇气更为可嘉。

　　　　　故事一：外来工协会是我的梦想

　　　　　　　　　　第一次失败

　　1993年10月的晚上，东莞的工厂区出现了两个步子踉跄的男人，他们是打工的一对兄弟，喝醉了酒，迷迷糊糊中，他们解开裤子,在祝合鞋厂的围墙下撒起了尿。工厂保安劝说无效，双方争了起来。这时工厂的台湾老板说了一句：“拉进来，给我打。”有了这句话，40个保安蜂拥而上，争着在老板面前卖力。离厂门口仅五十米的派出所民警鸣枪示警试图阻止，然而，就在派出所人员面前，两个打工兄弟一个当场活活被打死，一个得了脑震荡。10个保安关了二十天，在出了20万元私了后，那个矮胖的台湾人象没事人一样又出现在工厂了。

　　谁都没注意到一位工人站在二楼眼睁睁看着惨剧发生，谁也没有注意看热闹的沉默工人堆中，只有他全身在发抖：“为什么老板可以这么嚣张，为什么政府不重视工人的生命，为什么！”

　　这个叫张治儒的年青工人当时想“我要成立外来工工会。为工人说话。”

　　张治儒，来自湖南贫穷的东塘村，初中没毕业就出来打工了。

　　他想了，就做了。给东莞书记李近维写信，要求成立组织，没有回音。

　　他换了一个厂，另一件事把他的血烧得更热了。这个厂组织消防演习，有二十多位工人偷懒躲进宿舍，经理命令工头把他们搜出来，让他们在草坪上一字排开站好，象枪毙人一样用高压消防水龙头向他们扫射，冲倒下，又站起，足足“枪毙”了一个小时。

　　“他们把工人当什么了。”

　　张治儒跑到区工会主席那要求成立工会。当年正赶上成立工会的竞赛，各个区正比赛谁在工厂成立工会多，工会主席一听，正好，马上叫张治儒填表，打电话给牛山乡乡长，让他办理。张治儒兴冲冲跑过去，乡长表示支持，又为难了，“我们乡政府都没成立工会，你成立了，谁来领导你？”

　　3000人的工厂，中午开饭时，地上放了三排饭桶，3000人要抢半个小时，才能抢到，“吃得连猪都不如。”张治儒这么说。其实这样的食堂当时在东莞并不少见，许多老板到菜场买烂菜叶子，买潲水油，这些统统是给工人吃的。在张治儒打过工的怡东鞋厂，老板给工人吃的是到处是老鼠屎的陈米，每天中午食堂师傅要挑上二个小时，才挑出点象样的米，师傅要求老板退掉这些米，老板拒绝。有一天，师傅们良心发现，决定即使被辞退也不挑米了，中午工人们看到满是老鼠屎的米饭，这才知道真相，全部罢吃，老板才让步……。

　　当时年轻气盛的张治儒“少见多怪”，立刻向承包食堂的小老板挑战，向工人们称，成立工会首先解决食堂抢饭吃、伙食差的问题。

　　后来食堂小老板幽幽地对张治儒说，“你没有必要争取权益，因为你在这个厂做不了几天，做不了一辈子的，何苦呢？”张的伙伴，一个湖北工人害怕退却，张却不怕：“这个厂那么多保安，打不了我的。”

　　终于有一天。

　　台湾老板走了过来，“你就是张治儒？”是！“就是你要成立工会？”是！

　　张治儒一辈子都记得老板说的第三句话：“我的企业不需要工会，你要做工会，自己去办企业！”

　　没想到乡长说：“这是我们乡最大的一个厂，人家又是台湾老板，不好让人家成立工会，这样吧，你要进其它哪个企业做工会，说一声。”

　　张治儒的心全凉了。

　　“我这辈子绝对不在工厂打工了。”

　　　　　　从公民事务代理开始

　　1996年，张治儒回到自己的老家东塘村，包下山里的荒地三十多亩，在山里盖了一个孤零零的小房子，咬牙开荒，一个月回一次三华里外的村庄，胡子拉碴象个野人。“我就不信，土里生不了财”——张雇了三十多个农民，种了橘子、西瓜，在水库里养鱼，准备大干一场。第一年赚了几千元。第二年，大旱，水库放水救田，全干了，鱼也死了；橘子种的人多了，卖不动，2000斤只卖了1500斤，收西瓜时又遇大雨，瓜烂在地里。第三年，张治儒负债20000元，只剩一辆摩托车。跑运输，农民没钱，收了一大堆白条，最后油费都没了。

　　死活不进厂，他在家乡学理发，在深圳龙华的一个过道里开理发店。没有女人敢进一个男人的店，没有男人想进没有女人的理发店。亏了。

　　一个男人靠双手活着怎么这么难？

　　2000年结婚了，2001年走投无路，张治儒又进了工厂。

　　大部分工厂都一样，工人每天工作十到十二小时。加班到晚上十一点十二点。一回宿舍发疯般抢着水龙头用半个小时冲完凉，洗完衣服，工人们抓住仅有的六个小时睡眠时间，张治儒睡不着。在工人们的呼噜声中记笔记，思考他的工会梦想。

　　2003年，12月27日大祸临头。妻子怀孕四个月，他用自己的私车接了厂里送货的活，在工作时间内，大雨，他与一辆卡车相撞，车子从腿上压过。锁骨粉碎。厂里在出了一次医疗费后，音讯全无。投诉劳动站，回复是：“企业给你出了第一次钱，还得出第二次钱？你想也别想！”

　　打官司，找律师，二话别说，先交5000元办案费，赢了再交15%提成。养孩子需要钱，张治儒舍不得钱，这官司证据明确，摆明了能赢——自己辩护。

　　没想到输了，输在了一个不起眼的地方，想起来，真叫冤，原来他不知道有七天的证据交换期，开庭了，法院一句“被告在七天内没有向法院递交相关证明”，一个小小法律常识让张治儒输个精光，势在必得的60000元一分没有了。

　　惨痛。那段日子，张治儒象是爬过来的。

　　1998年之前，深圳工人打官司需要排长队，律师供不应求。一个律师甚至可以和工人提出30-50%的工伤赔偿提成。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个案子只收1000多元材料费的公民事务代理机构开始多了起来（目前已有二百多家）。从自己的惨痛经历中，张治儒看到了工人的需求。

　　2004年3月，在广州番禺有名的工人维权者曾飞洋的指点下，张治儒以工商注册的方式成立春风劳动争议服务社。一开始，张治儒宣布工人来服务社，一分钱不要，还有两个刚毕业的大学生来张治儒这儿工作，没半年，工资发不出了，吃饭都成问题。三个男人整天吃方便面，吃了半年。两个大学生走了。张治儒唯一的来源是老婆的工资。

　　还得收钱——张治儒开始收费了。付不起的工人不能收，其它按市场收费。

　　劳动争议服务社走上正轨，张治儒用赚来的钱举办工人卡拉OK赛，让工人们当评委；举办工人演讲比赛，让工人克服与陌生人打交道的障碍，学会在半小时内与陌生人能侃侃而谈。

　　这时梦想又醒了。

　　张治儒首先觉得靠政府没有用，还是先从民间着手，他印了5000份“告外来工朋友的一封信”——

　　……我们广大外来工为深圳的繁荣发展无怨无悔的做着贡献和努力，尽到了我们做为一个公民和市民应尽的义务。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广大外来工却享受不到劳动成果的回报，虽拥有却无法得到和实现公民权利，我们只能寄生在这繁华城市的屋檐下，感受着这城市给我们的冷暖和温差。……我们什么也不是，只是一群只尽义务、做贡献，不能索取和拥有什么回报和权利的外来一员。……

　　现在全国各行各业大都有自己的利益代表组织，如作家协会、律师行业有律师协会、个体工商户有个体工商协会等等。……我们外来劳务工算得上一个庞大的群体，到如今还只是一盘散沙，利益得不到应有的保护，这些大家是有目共睹的。……

　　我们只有有了组织并紧紧团结起来，外来工这个新生和庞大的弱势群体才不会象一盘散沙，遭受别人的恣意欺负。只有有了组织才会引起政府的注意和重视，我们外来工才有反映问题的渠道和有效方式。只有有了组织，我们外来工说话才有分量，并通过建立协商机制，经常、及时、有效地同政府和社会交流和沟通；协助和配合政府部门对改善外来工各方面的条件做出努力，使我们外来工的合法权益在制度上得到良好有效的维护和保障。

　　这样的信将一个个打工仔吸引到张治儒身边，金忠，谢六生，余果，童建这样几位工人出身的公民事务代理也走在了一起。

　　余果是深圳第一家劳动争议服务部的创办人。童建是沈阳矿工，曾做过码头工人，每天扛着400斤的麻袋上船。2003年他办过深圳外来工互助协会。而谢六生更是个传奇人物，他做公民事务代理是因为自己的案子——他高价请了律师为自己的劳动争议案辩护，不料，在法庭上这位有名的律师与老板勾结一气，竟然为老板说话。谢六生当场炒了律师，自己辩护，并获胜；之后他起诉自己的律师……

　　这些人在张治儒倡议下一致同意，凡是加入未来外来工协会的工人会员可获得法律支持；另外有四类人可获得免费法律与公民事务代理服务：一是童工；二是非深圳户口的老年人，55岁起；三是妇女与被拖欠工资三个月以上的工人；四，因为企业的经济原因无法支付费用的工人。外来工协会的会员只要交两元钱，目前申请的已有200多人。

　　尽管仍在筹备中，这七八家工人的公民事务代理服务社已结成了紧密的联盟。他们相互支援，例如，张治儒一天有四个案子要做，忙不过来，其他公民事务代理人就会免费替张治儒出庭，反之亦是，象是换工，更是道义支持。捐助的图书也会通过这网络分散到各个工人点中。

　　“总工会是在维护全国人民整体利益的情况下维护工人权益。”张治儒说，“我们未来的外来工协会则是在维护工人权益情况下，也考虑企业生存与发展。”

　　　　　　　为工友们“支招”

　　外来女工谭秋信在深圳一家工厂上班，怀孕后想请假回家生孩子，工厂迟迟不批。一个月拖一个月，月底总说下个月，眼看着肚子越来越大，工作越来越吃力。面对经理冷漠的嘴脸，怀孕期的谭秋信特别敏感，一时绝望之下，乘经理外出，当场在办公室割腕自杀，血流遍地面，从门缝中流了出来。眼看活不成了，在公民事务代理人的帮助下，住进龙华医院。工厂只同意给医疗费用，张治儒免费提供公民事务援助，他们联络媒体，出面与工厂谈判：如果不解决，将向媒体曝光。最后工厂支付了医疗期间的工资7000余元。

　　三友和公司拖欠全公司80名工友三个月工资，工人罢工，41位工友决定走法律途径，张治儒们每人象征性收10元，41人共花了200元请张治儒们代理。当时情景十分危急，工友咨询：“我们是不是应当出去游行了。”张治儒果断称“没有这个必要。”

　　张治儒通宵打印出41人全部法律文书，当时41个工人已决定离开工厂，如果这样，工厂将按工人工龄每满一年补偿一个月工资，这个公司将失去41个工人还要给付80万，工厂就彻底垮了，工人也随之受损。经过张治儒与工厂交涉，双方达成协议，工厂赔付每人半月工资，共30万元；在加班费与最低工资上按劳动法执行，工人复工。工厂与工人都得救了。

　　有了公民事务代理联盟，张治儒进行了三次工人法律与健康意识培训，三次培训，一次比一次人多，教室都挤满了。有了联盟，公民事务代理人也有了品牌意识。谢六生在健身或洗澡时常将手机关掉，一次客户在交了五百元订金后打不通谢六生电话，以为是骗子，就打通了协会筹备处的电话，张治儒的一番解释让工人们放了心。

　　在张治儒的设想中，未来的协会有赢利的部门，也有不赢利的部门：如外来工职业介绍中心，投资创业中心，法律服务中心，外来工子弟教育是赢利的；特困群体援助中心，法制宣传中心是不赢利的，劳资协调交流服务中心也是不赢利的。张治儒认为未来的协会只有自己能养活自己才能更好地为工人服务。

　　　　　　　始终在筹备中

　　按条件，社团法人需要主管单位。张治儒是个守法的公民。

　　张治儒跑遍了劳动局，政协，人大，总工会，干部们都觉得应该成立，但都不敢批，最后有高人出了主意：“主管单位应当找市出租房管理办公室，他们是管外来工的。”张治儒上门了。人家第一反映是：“咦,怎么推到我这里？你去找市综合治理办公室”。在综合治理办公室，一场争论开始了。张治儒问处长“为什么人家海口可以成立外来工协会。我们不行？”

　　处长回答：“那你去海南岛。”

　　张治儒又想起了第一次办工会失败时老板的嘴脸。

　　他写信给市长李鸿忠要求有一个主管单位，李鸿忠转批给市总工会，总工会法律服务部拒绝，“谁想坐牢，谁来批，你是第二工会，想犯法。”热脸碰上冷屁股。

　　不批准，我们就不成立，一直开筹备会。用筹备会的方式，张治儒把越来越多志同道合者拉了进来。五次筹备会，人们越来越认真，也越来越正式。

　　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张治儒的深圳外来工协会筹办中，其中有支持他的政府官员，甚至有检查院的同志，还有学者。他们都明白，外来工协会的成立比没有任何调解组织要好。在实际状况中，一盘散沙的外来工更可怕。工人组织较多的深圳，明显的，有罢工，但较少有砸工厂与机器、堵街的行为；相反在几乎没有工人组织的东莞，劳动条件最差，恶性的抢砸事件也较多。

　　深圳政府中的开明人士也了解到外来工协会对解决劳资问题的正面作用。

　　笔者问张治儒：

　　“如果把你未来的外来工协会取缔了，你会怎么办？”

　　“外来工协会是我们的家，有家，做事，没有家也做事。我这个办公室的一切东西，都可能在一天之间被收走。没关系，什么都没有，还可以创造。除非我没有饭吃，否则只要我能走路，有睡的地方，一分钱不要我都做这个事，帮助工人，是我的梦想。”

　　“和谐社会好，我赞同，和谐社会，和谐是目的，不是手段。和谐社会不是没有斗争的。”

　　深圳外来工协会虽未正式成立，早已名声在外了，甚至有医院打着深圳外来工协会的招牌行骗了，总是在筹备期这种半公开的状态不是办法。张治儒为此也是很烦恼。深圳外来工协会能否梦想成真，将是我们社会与政府创建和谐社会诚意的试金石。

　　夜深了，笔者睡在地上，难以入眠，悄悄打开张治儒的房门，凌晨两点了，他仍在为自己的梦想思索着。

　　一见笔者，他又说开了：“你知道吗，因为太累了，流水线的工人只要一停下手里的活，就会立即睡着了，完全没法控制的。工头与老板不知道，以为工人偷懒。许多冲突因此而起，如果我们不说，连沟通的可能都没有。……”

　　他的脑子里全是工人，工人。

　　　　　　故事二：打进工厂去

　　王姐，四十岁，皮肤微白。她2006年 3月23来到深圳龙岗寰新玩具厂应聘普工，而她的真实身份，一个劳工组织志强信息咨询服务部的员工，却没几个人知道。她的“秘密任务”是了解工厂情况，试图见机与管理层沟通，来改善工人状况。进厂之后，却发生了一系列让她目瞪口呆的故事。

　　　　　进厂前竟完全不知工资水平

　　3月23日那天,王姐特意化装了一下，穿上蓝碎花的村姑衣服，组织的同事们让她穿脏衣服被爱美的王姐拒绝了。招工是在门卫室进行的，王姐故意装出没见过世面的样子，说完话不抬头，其实代招工的门卫根本没注意她。门卫不耐烦地说了几条：每天工作十二小时，三个月后才能辞工，计件制，包吃不包住。王姐问计件多少钱一个。门卫说不知道，一问，其他工人也不知道。

　　这样，王姐在完全不知道工资水平的情况下进了工厂。

　　当天晚上王姐就住进了厂里宿舍，一间宿舍可睡十四人，现在只睡了五个工人，看样子是招不到工人。

　　　　　　　每天十二小时

　　第二天，七点一刻，保安给了王姐一张工卡，让她打卡，然后领到一个主管那儿，主管把她交给组长，组长把她送进了近200人的车间，给了她一个凳子。就这样，未经任何培训，她就上班了，工作是剪掉玩具与布偶小衣服上的线头。

　　车间在二楼，办公人员与经理室在五楼，二楼上三楼的口子上站着一个保安，工人是没有办法上五楼的。

　　这一天，王姐工作了十二个小时，修了500件衣服，感觉时间飞快，很有成就感。可老工人告诉她，做这么点，只有喝西北风。

　　晚上十点十五分，下班了，所有200个女工冲进6个冲凉小间，有时只有冲进厕所隔间打水冲凉，所有的地方都是满的，象一阵风。女工们冲完凉，洗衣服，做完这一切，已是十二点了。

　　第一天王姐怎么都睡不着，一二点才睡。

　　　　　　　劳动工具要工人买

　　第二天王姐七点醒来，宿舍里只剩她一个人，七点二十打卡。王姐没有吃早餐的习惯，几天后，她就发现不吃早餐身体是不行的，她亲眼看见没吃早餐的一个小伙子，在她对面因为强劳动而饿得发抖。

　　同宿舍小冰给了王姐一颗糖，有了这糖，王姐心里就不会发慌了。一周后，王姐和其他工人一样，不仅吃早饭，还要补充夜宵，就在厂门口污水横流的小摊上，用潲水油加几片烂菜叶炒的米粉，或肉串。否则第二天根本没有力气做工。王姐平时吃素食，进厂后被迫吃肉了。

　　奇怪的，车间里的劳动工具剪刀要工人自带，厂里也提供，但要工人花五元钱来买。王姐觉得真不合理。

　　除了剪刀，唯一的工具是一根粗铁棒，也不知是以前哪个工人绑在那儿的，是为了翻玩具的衣服的。只见铁棒被各种布条密密麻麻绑在椅子上。空气中飘着毛绒直往鼻子里钻，只有对面的一个女工带着口罩，王姐问她向谁领？她说去主管那里领。王姐找到主管，主管说要自己到外面买。

　　　　　　　第四天开始腿肿了

　　没几天活做下来，王姐所有手关节开始发痛，第四天开始，王姐发现每天十二小时工作后，腿肿了起来，用指头一压就是深深的凹洞，第五天开始肿胀曼延到脚上，王姐抬腿走路都困难，上二楼车间简直是挪着走。王姐注意到车间里还有一位挺着大肚的孕妇，脚肿得发亮了，每天比谁都干得迟，要到十点十分才下班。

　　肿胀越来越严重，十天后渐渐消下去一点，但一个月仍未见好。

　　王姐原以为打进工厂后就可以到处走走，做工人工作，没想到被套牢了每天十二小时工作，成了奴隶，在车间，不可以接电话，不可以打电话，甚至不可以多喝水，上厕所不限。放水杯的地方就在男女厕所的隔墙上，一边喝水一边就可以闻到恶水横流，王姐第一次站在厕所前喝水差点呕出来。厕所就在车间里。

　　这叫“拉臭喝香”——工人开玩笑。

　　王姐进去后，立即成了受工人们欢迎的人物，因为只有她敢在车间里边干活边说话，敢跟大家说脑筋急转弯，逗大伙发笑。于是有人说王姐是一位“太太”，在家呆烦了，到工厂里打发时间的。工人秋花与小凤都喜欢听她说话，一位叫小冰的女孩总说她象妈妈，和王姐很要好。

　　渐渐地王姐身边有了些出谋划策的工人，大多是小姐妹。连小组长和主管都开始有点喜欢这个蛮会挑衣服的王姐。

　　　　　　　　强迫加班

　　王姐发现，每天工作十二小时，其实有时没有那么多活，是老板故意让工人呆这么长时间，不让工人到厂外去，免得得到信息，跳到好一点的厂去。这个厂工人流动性很大，许多工人在宿舍住一二个晚上就不见了。但也有几十个工人干了五六年的，因为这些人从没有时间到厂外去过。无论是工人与管理人员都没有星期天，半个月才能休息一天。

　　加班工人并不自愿。王姐问小冰说：“如果每天工作8小时，每月工资500元；每天工作10小时，每月工资700元；每天工作12小时，每月工资900元，你选择哪个工作时间？”她毫不犹豫的回答：“8小时。”“为什么？”问。“有时间可以干别的，比如兼职什么的。

　　上班不停的听到工友说“好累啊”、“好烦啊”、“烦死了”等之类的话。小冰感冒嗓子嘶哑，她突然冒出一句：“我不想做人了，做人好累啊！”对面男生阿胜说：“做猪最好，每天有人喂。”

　　小冰曾对王姐说：“大姐，要是找到好厂一定把我带去，我就指望你了。”王姐问她好厂的标准是什么？她说：“工资至少1000元/月，不怕多，越多越好。有休息日，若工资高不休息也行；每天加班不要太晚，最好不超过十点；喜欢上夜班。”

　　有的工人，情绪会通过奇怪的方式发泄，比如一位大姐，王姐每次和她开玩笑，这位大姐都会拍王姐或捅王姐一下，但用力之狠，痛彻心骨，好象在释放一种能量。

　　　　　全厂的人都看着她与老板谈话

　　王姐开始她的工人工作了。她发现工人们都很软弱，当她拿出劳动法扑克牌给工人讲工厂的不合理之处时，大部分工人都惊恐地说，工厂对我们很不错了。工人明显害怕跟工头、主管讲话。一位工人贺庆，听不清主管的话都不敢问第二遍。那位怀孕车工，怀孕七个月，主管同意她一个人可以晚八点下班，结果，每天下班她都要和主管打个招呼；告诉王姐她觉得好烦，想对主管申请不打招呼就走，王姐说那就去说呀，这个车工，想了五天五夜，最后也不敢说。

　　王姐唯一的知音是仓库管理员，但他也不敢经常来跟王姐谈心，怕主管说话。

　　王姐进厂主要目的，是通过和老板沟通达到和平改善工人环境与劳动条件的目的。王姐想尽快找老板谈谈，让他明白善待员工的重要性，企业存在的管理问题应该尽快改变，最突出的就是工作时间过长给员工和企业带来的负面影响。

　　因此一天中午，王姐与老板正好在车间后面的宿舍楼碰上了。在王姐之前，全厂工人是没有人敢跟老板主动说话的。王姐向老板打招呼：“您好！您是这个厂的老板吧！我是三楼手工部的。”说着展示了一下工牌。，“我来这里工作20多天了，有些想法想跟您探讨探讨，不知您是否有兴趣？”老板是当地人，他打量了一下王姐，“说说看。”“你是学什么的？”“中文。”“学历？”“大专。”这时下午上班时间到了，老板说：“你要打卡了。”王姐只得离开，走时，老板让她写一个书面的建议。就这么两分钟不到，消息传开了，主管、组长都问她“你和老板说了什么”。大家都说王姐胆子大。

　　第二次碰上老板，王姐与老板在宿舍楼前谈了四十分钟。偶然一抬头，王姐发现二楼到五楼所有的工人都跑到阳台上，鸦雀无声看着他们俩。后来工人们说从没有这么热闹的中午，从没有工人这么和老板说话。其实王姐也只是想了解厂里初步情况，老板说了他的经营之道，也说了当地官员腐败，别的工厂不守价格规矩，冲击他们市场。

　　有两个工人走过来客气地提到工价不公开，加班的问题，老板辩解说，工价一公开，会被其它工厂知道，工人为此打架啦。工人也客气地告退了。王姐给老板留了电话，信箱，向老板索要，老板没有给，说是会发邮件告诉她的。从此没有消息。

　　　　　不到三个月辞工没有工资

　　看到老板没有诚意王姐准备辞工了。

　　辞工也是商量好的，为向工人们展示维权的过程。因此王姐辞工也在她的无形姐妹小组里争求意见，让大伙参与，同时通过这个活生生例子讲劳动法常识。

　　但是厂里人事主管说：“不是告诉你要每天工作十二小时嘛。做满三个月的嘛。”——王姐在辞工单上写道，不适应每天十二小时工作。人事主管说这句要划掉，并告诉她从来没有批准不做满三个月就辞工的，只能自离。王姐坚持：“这是你们自己定的规则，不符合劳动法。”人事主管说，“你把劳动法拿来给我看看”，王姐回答“劳动法是国家颁布的，你早就应该看了，我没有义务向你提供。”主管一时语塞。

　　 最奇怪的是，工人们都不相信王姐能领到辞工工资。有的还批评王姐。小冰说：“我都懒得跟你说了，你要是能辞了工还拿到工资，我请你去新源酒店吃一顿。”大家对此事即没有信心也没有耐心，对于辞工之事小冰和王玲评价王姐：“性格犟、认死理儿、不好说话、心肠硬！”她们认为厂方做了让步已经是奇迹了，王姐应该满足了。

　　辞工书交上去后，车间的生态发生了有趣的变化。王姐在日记中写道，“一天上午，车间经理盯了我一会，小冰把头埋下去只顾干活，既不敢说话也不敢看我一眼，还觉得不自在就躲进了厕所。王玲正相反，原本打算去厕所被经理盯得没敢去。小冰和王玲怪我把经理婆的目光引过来了，王玲说以前经理从没关注过这个角落；小冰说她恨不得到别处找个空位子搬过去坐，离我远点免得沾光挨盯。还说我是头号危险人物。”

　　然而，就是在这个危险人物王姐的坚持下，厂方终于同意她以辞工方式离开，而不是自离。

　　王姐算了一下，3月26日进厂，5月8日离开，共工作了420小时，工厂每月只准休息二天,共领工资454元，每小时工值一元零八分,远远低于深圳最低月工资1200元。

　　　　　仓库管理员来到工人茶馆

　　后来工人悄悄告诉王姐，她是这个厂有史以来第三个未满三月辞工批准并领到工资的工人。前二人都是男工人，而且是动用黑社会力量要到的，王姐是第一个和平胜利的。

　　他们没想到王姐并不满意。

　　王姐决定申请劳动仲裁，要求领回最低工资1200元。最后工厂同意了。在仲裁时，王姐通过律师转交了自己写的工厂整改建议书，请他转交老板。

　　这件事全厂工人都知道了，第一次觉得劳动法还是有用的。

　　与王姐走得最近的仓库管理员来到王姐的组织——志强信息咨询服务部，参加了他们开办的工人茶馆活动，许多工人互相聊了工人维权的体会，仓管员临走时说：“你们是真正的工人之家。”

　　之后，这个管理员很受王姐鼓舞，短信不断。他评价社工工作的艰难困境、社工本身的坚强毅力和忘我精神，还说对王姐了解后肃然起敬等。并引用了屈原的话“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以资鼓励。

　　　　　　　罢工开始

　　由于仓库管理员的努力，全厂的拉长、板房长与办公室人员（几乎全体中层管理层）写了一封联名信要求老板：1，工厂每周星期日休息；2，加班要给加班费（这个厂办公人员拿固定工资，加班从不给加班费）。几天之后，这个厂经理，老板的妹妹把所有办公人员与管理人员们召集起来，正式同意他们的请求。但仅限于签名的人。

　　这一下，工人们不干了，先是一个最团结的车间100人集体罢工，然后全厂300人罢工。老板一开始很跳脚，说宁愿一千多万不要（订单违约金），也不屈服。三天后，老板称给每人加100元工资。就这个条件，否则完全按劳动法来，从此不加班了。一听这话，大部分工人慌了，他们大部分是中青年妇女，没多少文化，怕老板不加班，自己每个月只能拿700多元，比加班收入少。其实稍有眼界的人都知道，老板的企业是不可能不加班的。结果工人出现了分化，大部分工人三天后同意老板意见复了工，一部分工人坚持罢工五天，要求按劳动法办事。这部分二十多名工人最后被迫离开工厂。走的都是最有才能与维权意识的年轻工人。

　　王姐认为教训是，这个厂工人大部分没有劳动法常识才被老板有机可乘，分化击破了。这说明工人维权的基础工作还是不可少的。

　　罢工前，志强咨询服务社就向有关劳动部门反映该工厂的不合理之处，并提出可能罢工的预警，才使得罢工发生后，劳动部门迅速介入调停，事态没有恶化。

　　罢工是王姐没有预料的结果，也是她不希望发生的；但是罢工的确有效地改善了工人境遇。例如现在全厂每周休息一天，加班费与伙食补贴也增加了。这一点让王姐又很欣慰，罢工后工人意识迅速提高，现在他们正准备成立工会。

　　　　故事三：关照打工者的多方需求

　　　　　　培训与分享的园地

　　周六晚上，广州番禺工业区的一栋四层楼，楼下是卖机票火车票的，二楼是一个工友社区活动中心。大厅中女工俱乐部的活动正在开展，另一个房间里，工友则在学电脑，也有三三两两闲逛的工人散坐四周的椅子上看热闹。

　　今天主讲的是当地社区的罗老师。罗老师六十多岁了，爱跳舞，是社区的舞蹈老师，热心人。她今天讲的是她的生活经历，作为外来人在社区扎根的故事。当提到她当年第一次收到情书，第一个反应竟是把小罗两个字剪了后把信贴在工厂食堂门口时，工友们哄堂大笑起来。罗老师鼓励工友不要放弃学习。

　　工人出身的肖遥是俱乐部的主持人，接下来，她想让工人讲讲工厂中有什么不合理的事。推来推去，一个文静的外来工李燕怯怯地说开了。除了过年，她的厂一年只休息三天，每小时工作五角钱。大家伙不相信，李燕急了，“是真的么！”

　　另一位名叫李永冬的男工人说现在工厂有这样的情况，一个工作需要十个人，老板只招七个人，其它三个人就试用，试用三个月就炒掉。这样可以用廉价的劳动力。

　　工人说：“老板说了，我没叫工人加班，是他们自己要加班。七天的货，五天拿出来，怎么能不加班！”还有工人说“捆起来绑起来都是一样的。”

　　一个叫黄灼桃的义工则提醒工友们，有一些工作如纺织厂家具厂，布料等有细微的粉尘，会造成永久性的矽肺病，即使有工伤补偿也没有用了。

　　肖遥总结说：“进一个厂前，最好问一下厂里的工人，或出来的工人，这样才知道真实用工情况；二，要选择对自己身体损害小的，尽量不要去化工厂、电子厂，女工可能会流产，得红眼病；三要进修一下自己……”

　　俱乐部气氛很轻松，当肖遥提到“真的，女孩子很容易被欺骗。”两个男工友，做着花花公子的鬼脸互相指着对方，大家伙窃笑。

　　　　　　促进社区融合

　　“我们番禺50%的工厂是没有注册的，每天工作十一到十二小时，没有星期天，一个月休息二天，正规的厂就是星期天晚上不加班。一些德国意大利公司要求加工产品的厂用工规范，他们就与工人签最低工资539元的劳动合同，其实这合同就是给外国人、劳动局看的，工人自己是拿不到的。”散坐在四周的工人石庆全告诉笔者。他正犹豫是回老家，还是继续打工。

　　“打工挣不到钱，房租很贵。我就想不明白，同样是农民，为什么番禺当地人靠出租房子就可以不干活活得很好，他们其实素质是很低的。”

　　老石的心理也是许多工友心里话，工友与当地社区的冲突时有发生。

　　今年三月份这个工友活动中心工商注册年审，工商局却没有再批，因此只能挂在当地义工联下活动。

　　负责人曾飞洋在劳工界内是个出名的角色。他的番禺打工者文书服务社以个体户注册，是南中国最早的工人维权组织，也走出了以工商注册办组织的新路，8年间这个小小的文书服务社向外输出了不少工人组织的领头人。

　　“我们一开始是做法律援助的，后来觉得权益是一种底线，但不是打工者的全部，关心个人发展总体提高更重要。”

　　有一个女工的话启发了曾飞洋：“工厂的时间不属于我的，我觉得是工厂的女儿。”2001年工人座谈时，不少工人说“权益方面没有什么意见，想做一些培训，找份工作适应社会。”

　　因此曾飞洋拿到启动资金后，想办一个“促进打工者与当地社区和谐发展”的文化中心，当地人也能来坐坐玩玩。

　　“新型的劳工组织形式，工会不是唯一的，即使在美国，工会也面临僵化，利益化的问题。社区模式是有生命力。我更看好美国的社区大学。我们做的只是回应工人的需要而不是自己机构的发展。”

　　另外，社区文化中心的模式，不同于在工厂内发展工会，外部干涉不会太大。

　　在文化中心每周都有工友论坛，话题多是社区的公共话题，并不局限在工厂。

　　刘先进是伤残工友，外号金毛狮王，唱得一口好歌，他领头的工友文艺小分队招术不少：唱山歌，跳街舞，每月都到当地村庄演出。工人们开始与当地人有了第一步沟通。

　　每个月工友们组织起来，在居住社区进行孤寡户与单亲家庭探访，“一个瘫痪在家的老人，我去看她时，她所有东西都放在床上，说几句话，她高兴了，拉着我们不放。”文书服务社蔡娇说。渐渐地，当地人在工友们眼中不再仅仅是房东了。他们也知道当地人有很多烦心的事：父亲一去不回了，子女不再养老人了，小孩无所事事，不缺钱却又没文化，只好在厂里打工玩……

　　　　　　工伤工友互助交流网

　　曾飞洋是最早在国内做工伤探访活动的劳工人士。

　　1999年，受到工友电话求助，他第一次进入了广州和平手外科医院。到处是扎着绷带的工人，不少是年轻的女工。一层楼面住满了100个断指断手的工人，曾飞洋连看了四层楼，400多个工人。不少工人上岗没有任何培训，受了工伤后以后一无所知，甚至还怪自己不小心，是自己的责任。受到震憾，曾飞洋摸索出工伤探访的新路。

　　外来工金石长做木工时断了手指，躺在病床上，许多律师来发名片，只有一个叫黄水有的人仔细问他们伤势。一开始没在意，后来金石长发现黄水有一看到工友因没有钱，一天没吃饭了，马上掏钱为他买盒饭，这时小金有点感动：看样子是个好人。渐渐地小金参加了文书社的一些活动。接着，小金出现工伤纠份，工厂直接拿走出院证明，然后称遗失了；劳动仲裁需要这份文件，医院称不可能再出，只有一份。其实这是工厂与医院经常使用的手段，工厂常常以“如果合作，我会经常送受伤工友到你们医院来”为条件，让医院服从。在打工者文书社帮助下，小金打赢了官司。现在他已是组织的助理统筹干事。目前文书社的员工除了曾飞洋外全部是外来工出身的工友，其中四个是残疾工友。

　　现在小金做探访时常把自己经验告诉工友，一定要把出院证明拿到手，至少要复印一份。

　　工伤探访做大了，曾经发展到五十四家医院，他们的工友志愿者的身影遍及惠州，佛山，中山，顺德，东莞，番禺。早期他们有自己策略，先做周边城市，因为本地医院与工厂对此很敏感，并直接可以打击文书社。局面做开了，政府认同了，再回到番禺。

　　工伤探访做到一定阶段，又发展出工友自己主持的工伤工友交流网络。将五十四家医院精减至十家，每月请医院里发现的受伤工友到中心，安排食宿，系统地请律师与工作人员讲工伤赔偿问题。每次交流，80%是新面孔，20%是老工友。80%的交流网络工友会去医院再次帮助别的工友。每个月可探望1000多个受伤工友，救助了不少因缺手术费用，迟迟不能开刀，拖延多天，伤口发脓发臭的工友。

　　1998年蔡娇去叶秀庄第二医院看病，医生不让她自己拿药，而是让另一个医生取药，并问她你带了多少钱，蔡娇回答：800元，医生说“不够，先开这么点”。出院后，蔡娇自己去药店核价，800元的药其实只值35元。在交流网络中，工友也遇到类似情况，蔡娇帮助工友找医院算帐，2000元的妇科药实价是600元，讨回了公道。

　　这个网络已成了工友问病寻医的自助俱乐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