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景贤:生命似火
徐景贤:生命似火
恶性肿瘤,在一般人的心目中,是一种可怕的病症。在日常生活里,我们自己往往也会“谈癌色变”。但是,简直很难令人相信,此时此刻,坐在我们面前的这位态度镇静、谈吐安详的彭加木同志,就曾经患过严重的恶性肿瘤症;当他在一九五七年住进医院的时候,医生曾经断言他的生命“最多不会超过两年”。但是他以顽强的战斗精神和疾病进行了搏斗,终于活下来了。
彭加木不但活着,活得很好,而且倾其全力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工作着。他是一个科学工。八年以来,他去过新疆六次,云南三次,海南岛两次,陕北、内蒙一次。从戈壁滩头直到五指山下,到处都刻印着他的足迹;从额尔齐斯河畔直到南海之滨,到处都流淌着他的汗水。
他今年三十九岁,四四方方的脸,尖尖的下颌,衬着一双神采奕奕的眼睛。他的脸上毫无病容,显得年青而充满生命力。他是中国科学院生物化学研究所的助理研究员。在他讲话的时候,流露出一种科学工的气质,慢条斯理而略带思考。当他讲到那长期袭击着他的严重疾病的时候,他显得分外沉着和冷静,仿佛他讲的不是他自己,而是别的什么人的经历。但是,他决不是那种感情冷漠的人,从他交叉紧握在胸前的双手上,从他谈到工作成果时光采焕发的眼神上,从他展望未来的理想时略为提高和跳动的嗓音上,可以看出,在这个共产党员的内心里,深深地蕴蓄着一股火热的革命感情。
看着坐在面前的这位沉静、坚毅、奋发的同志,我想:什么才是生命的真正意义和真正价值呢一个革命者的生命又应当怎样度过呢……
事情还得从头说起……
边疆在招手
一九五六年初,一个严寒的冬天,人们的心却是
火热的,因为这个时节,正是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与社会主义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高潮的时候。
在中国科学院上海地区的各个研究所里,出现了一片热气腾腾的景象:各类研究人员纷纷着手制订自己的红专规划,确定自己的科学研究方向,认真考虑着怎样为祖国的科学事业多筑一块砖,多添一片瓦。
刚刚才三十岁出头的彭加木,坐在研究所大楼的实验室里,思绪起伏。
过去的岁月,在他的记忆里并没有褪色。他深知在旧社会一个学科学的人的际遇:一九四七年,当他在南京中央大学毕业的时候,整个生物化学组只有三个同学--包括他自己在内,最后在做毕业论文的时候,因为没有足够的仪器、设备和资料,又没有更多的导师,只能三个同学合做一个论文题目。毕业之后,他好容易在北京大学农学院找到一个助教的位置,在北京郊区一个荒僻的角落里,度过了一个清冷的年头,毫无作为。科学,对于国民党反动政府来说,本来只是一种“摆设”;而科学家,也只是一种“清高”的、不能饱肚的空名街而已……。
如今,地覆天翻,科学研究事业也出现了新的规模、新的设备和新的研究课题。特别重要的,是出现了新的人。拿彭加木自己来说,党的教导使他从一个不问政治的科学工,变成为一个自觉的革命的科学战士,一九五三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他开始了一个崭新的生命!
现在,当彭加木坐在窗前的时候,一种思想在他的头脑里翻腾着:我是一个共产党员,应当急党之所急,想党之所想,以党的需要为需要。那末,党的需要究竟是什么呢党需要我们在科学研究上创造出成绩来,党号召我们向科学进军,党需要有人挺身而出到边疆去,在空白的地区建立起科学研究的基地。想到这里,他下定了决心,伏在桌上簌簌地给党支部写起请求到边疆去的告来。
彭加木拿了告去找支部书记王芷涯同志。王芷涯是彭加木的入党介绍人,平时对他就象一位大姐姐那样地爱护和关怀;他们的家又住在附近,经常的来往又加深了彼此的了解。如今,当支部书记拿着彭加木的告,她感到这不是一张普通的告,而是一颗滚烫的心。她深知这个年青人的性格:他不轻易下决定,但是一旦决定了,他就会坚决去干。支部书记鼓励他一方面向所长提出请求,另一方面给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同志写信。在给郭沫若院长的信里,彭加木倾吐了自己炽热的心情:敬爱的郭沫若院长:我志愿到边疆去,这是夙愿。我的科学知识比较广泛,体格坚强。面对着困难,我能挺直身子,倔强地抬起头来,往前看。我具有从荒野中踏出一条道路的勇气……领导上终于帮助彭加木实现了他的良好的愿望:中国科学院的综合考察委员会,正式吸收他参加工作,协助边疆地区开展科学研究事业。
你坚持得太久了
一九五六年五月,彭加木背上行囊,随着中国科学院的考察队,出发到云南去了。
他们深入到滇西的山区密林里,从景东县南下至普洱,再取道墨江、元江和玉溪回来,餐风宿露,奔波了一个月。彭加木和同志们在傣族村子里,采集到了重要的化工原料--紫胶的标本,又发现了芳香油的原料,他惊叹边疆地区资源之丰富,他感到在兄弟民族地区建立科学研究机构是十分需要的。因此他一回到昆明,就兴致勃勃地投入了筹建化验室的工作。然而,他还不知道:在他的身体内部早就有了隐患了。
一天,医院派人给化验室的同志们作一般的体格检查。医生皱着眉头告诉彭加木说:
“你的心脏有病!”
彭加木觉得很意外,他的身体一向很好,再说工作任务又十分紧张,他对此毫不在意,第二天一早,就动身上新疆去了。
在新疆,彭加木随着考察队进入阿尔泰山区。终年沉睡的白雪皑皑的山头,掩映着苍翠茂密的原始森林,现在给考察队的马蹄惊醒了。彭加木他们骑着马在山里走了好几天,去找寻一片有重要经济价值的红松林。
有一天,当他们在海拔两千多公尺的山林里憩息的时候,彭加木突然感觉到自己的疲惫和无力。他看着和他结伴同行的一位复员军人,背着枪,骑在马上,边走边唱,兴高采烈,未免有些纳闷。他想:
“过去我曾和他比赛过举重,并且以一次举起七十公斤的优势击败了这个对手,而现在他骑在马上那样自在,我却感到疲乏和劳累,这是为什么莫不是我真的有病了”
彭加木虽然这样想,但是他没有对同队的人吭过一声。他还是经常跋山涉水,坚持工作。晚上,他们支起帐篷,荒野安营,在这海拔很高的山区,天寒地冻,一觉醒来,头发往往和帐篷冻结在一起。深夜,彭加木和其它的人一样,轮换在帐篷外边持枪站岗,守护器材,保卫同志们的安全。这样走走停停,过了好几天,他们终于在哈萨克族老乡们的帮助下,找到了他们所要考察的红松林,采集到了需要的样品。彭加木感到格外的欢欣,把浑身的疲劳都忘记了。
无论在新疆或是在云南,彭加木的工作虽然不断地取得进展,但是他体内的隐患也始终是在发展着。他经常感到体力软弱,胸口窒闷,上坡困难,晚上睡下就要咳嗽;有时在深夜里实在窒闷得难受,他就独自一人喊叫几声。他也去看过医生,医生还是那句话:“你的心脏有毛病!”建议他休息,但是他仍然撑持着,仍然没有告诉领导。
一九五七年初,考察队奔赴海南岛进行热带、亚热带植物资源的考察工作,彭加木又力争随队前去。他不顾自己带病的身子,总是抢先拣最困难、最艰苦
的工作去做。有一天,汽车队开往海南通什,队里明明有两位行政工作人员可以负责押送王作,他却为了照顾别人,主动提出押送最后一辆汽车,直到深夜才抵达目的地。第二天早士,有人发现他的脸肿了,而且发暗发黑,关切地问他,他笑笑说:wengewang.org
“身体不太好。不过完全顶得住!”
在云南及海南的亚热带丛林里,他对紫胶等资源进行了认真的调查研究,并且热情地设想了一套多快好省的分析、利用、推广的办法;他到处打听,寻找可以敖养紫胶虫的树木…当时,他的病情实际上已经相当严重了,但是放在面前的做不完的工作,祖国边疆科学事业的发展前景,仿佛给他添加了无穷无尽的力量,使他忘记了自己还是一个病人。是的,当人们的精神世界给崇高的、光辉的理想照亮的时候,他往往能够做出远远超越他的体力范围的、不可思议的奇迹来!彭加木的状况,正是如此。
海南的考察工作终于告一段落。有一天吃饭的时候,同桌的人看见彭加木突然噎住了,脸色蜡黄,好象一张金纸。急着问他:
“怎么了怎么了”
“不……不要紧……一会儿就好……”彭加木努力迸出两句话,他挣扎着从椅子上站起来,刚刚走了两步,就昏倒了……
就这样,彭加木被送回上海,住进了中山医院。医生在检查他的病情以后,用惋惜而沉重的语气,只说了一句话:
“你呀,坚持得太久了!”
岂甘俯首让沉疴
彭加木住进医院的第二天,医生就把他的妻子找去了。
看到医生严肃而又沉重的脸色,彭加木的妻子预感到有什么不幸的事要发生了。她的心紧张地跳动起来。医生请她坐下,沉吟了半晌,考虑着如何说出这难以启齿的消息。过了片刻,他终于缓缓地说:
“……彭加木同志的病,经过仔细检查,发现在他胸部气管和食道之间的纵隔障部位,生了一个恶性肿瘤,有两个拳头那样大小……”
恶性肿瘤!彭加木的妻子脑袋上仿佛遭受到重重的一击,怔住了。她也是一个科学工,学过生物化学,她对这种病的严重性知道得很清楚。恶性肿瘤!这种至今在医学上还查不出病因的绝症,曾经夺去了多少人的宝贵生命啊!如今,这种不幸却突然降临到自己的爱人身上了,他原来是一个多么鲜龙活跳的健康的人哪,可是现在……这不可能,决不可能!然而,医生的缓慢而充满同情的声调,却还在一字一句地继续下去:
“……这种病很危险,你是知道的,一般只能维持半年,根据文献纪录,最多的也只能拖两年。家里要作好准备……”
彭加木的妻子咬住嘴唇听完了医生的话,她没有哭,立刻赶到研究所里去找支部书记,向她作了汇。组织上十分关切彭加木的病情,答应马上想办法全力进行抢救。
彭加木的妻子把一切事情办完,回到家里,当她单身一人的时候,她才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她打开房门,两个不懂事的孩子朝她扑来,两岁的妹妹跟着四岁的哥哥,大声喊着:“爸爸呢……”这时,她的鼻子一酸,止不住满眶的泪水……
彭加木在医院里住了好几天,还不知道自己究竟生的什么病。他哮喘得厉害,不能平卧,一躺下就引起剧烈的咳嗽;食道和气管又象给什么东西塞住了,难以进食。他痛苦地半坐在病床上,整宵整宵地不能入眠……
主治医师查病房的时刻,内科曹医生走到彭加木床边,对他进行了仔细的检查。曹医生是一位有经验的女医生,长期的医疗生活给她额前添加了几丝白发。她检查完毕以后,扶了扶鼻梁上的眼镜,心里痛惜地想:
“这个年青人的病情越来越坏了,要马上注射有毒性的氮氛类针剂,结合深度X光照射,但是将会产生非常剧烈的反应,造成很大的痛苦,不知他受得了么……”
这时,彭加木从病床上抬起头来,恳切地问:
“曹医生,我生的到底是什么病”
“正在检查。”
“医生,告诉我吧,我到底生什么病?…我的身体不是属于我自己的,我要向组织上写信告情况呢!”
是的,他的身体不是属于他自己的,可是做医生的,怎么能把这样的绝症,当面告诉正在受病痛折磨的患者呢经不住彭加木的一再盘问,医生含含糊糊地说:
“你的胸口有一个硬块……”
“硬块”根据自己的症状,几天来的怀疑证实了,具有一定医药知识的彭加木,很快就作出了判断:“是肿瘤吧!”
“是硬块……”在这样的病人面前,撒谎是很难的,可是医生还是不忍直说。她讲完这句话,很快地转身走了。
彭加木清醒地意识到:恶性肿瘤,这是一种危险的病症,必须正视这个现实。他躺在病床上,替疾病的发展设想了三种可能:
第一种可能,和医生合作,以顽强的意志与疾病作斗争,争取战胜疾病,成为医疗上的“特例”。
第二种可能,按照这种病的规律,在治疗的过程中,总是好一阵,坏一阵,直至最后支持不住为止。那末,就在这好一阵、坏一阵的反复当中,争取机会到边疆去,把未了的工作继续下去。
第三种可能,病情日渐恶化,这是最糟糕的,但是即使如此,也要争取多拖一些日子,在病床上争取为党、为边疆的科学事业多做些工作。
他对疾病的发展,能胸怀坦然,情绪开朗,既不沮丧,也不焦躁,既能藐视疾病,把个人安危置之度外,又能认真对待,力争健康情况的好转。一个人对疾病的态度,不正是他对革命的态度的一种表现么!
不管是哪一种可能,彭加木都打定了主意:一定要忍受一切痛苦,密切地和医生合作,积极进行治疗。组织上想尽办法抢救他,替他到各地寻找药物,更使他深深地受到感动。他觉得:他不是一个人在和严重的疾病作斗争,整个党的组织都在作他的后盾,因而给了他无穷的力量和信心!
经过一个阶段的治疗,彭加木突然发起高烧来,这是一个不祥的信号。医生和护士把他从大病房移至小病室,说是“需要隔离”,但是彭加木自己知道得很清楚,这是“病危”的标志。他并没有惊慌失措,相反的倒是显得很冷静,很沉着,他想:只要自己一息尚存,就要和疾病斗争到底。
在小病室里,只有他和另一个患肝癌的病危病人,并榻而卧。不多几天,那个病人死了,别人都替彭加木紧张、担心,而他自己却处之泰然。
有一天,天气晴好,彭加木倚在窗口眺望。窗外已经是烂熳的春天了,医院的花坛里盛开着鲜花,蝴蝶在花间穿梭飞舞,到处都洋溢着盎然的春意。他放眼远眺,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可以望见巍然矗立的中国科学院的实验大楼。他想到:有多少熟悉的同志正在这座大楼里夜以继日地从事着科学研究啊,真恨不得马上跑到他们身边去;他的心又飞驰到了遥远的边疆,那里的研究所和实验室正在等待着他,难道自己就这样眼睁睁地给疾病压垮吗不,决不甘心!
他抽出笔来,写下了用他的生命之火熔铸成的一首诗:
昂藏七尺志常多,
改造戈壁竟若何?
虎出山林威失恃,
岂甘俯首让沉疴!
有的人知道自己的生命自口将终结的时候,悲悲切切,惶惶不可终日;有的人看到自己死在眉睫的时候,放纵颓唐,一味自暴自弃。但是,共产党员不是那样的人,彭加木不是那样的人,他们即使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也要挺起身子来,战斗!他们能把一己的生死置之度外,然而、为了革命的胜利,他们也最懂得珍惜生命。
在最艰难的关头,彭加木仍然以顽强的战斗精神,和医生密切配合,坚持治疗。对付疾病,他也采取了严格的科学态度,一丝不苟。他把每天用药、打针的剂量、治疗的情况……逐条记录下来,以备查考。夜晚,由于药物的反应,使他通宵失眠,但他还是挣扎着爬起来,帮助夜班护士打着手电筒,替邻床的重病人打针照明。白天,由于照射深度X光的缘故,头痛欲裂,但他撑持着写信,帮助新疆的化学研究所订购仪器、图书,争取各方面的支持。他要把有限的生命,用到无限的共产主义事业上去。在短短几个月的病床生活期间,他向新疆、向云南、向华南,一共发出了三十多封信件……
组织上始终倾其全力关怀着他,想尽各种办法抢救他。这时,又给他请来了中医,中西医结合双管齐下进行治疗。大家都称他为“硬骨头”、“铁汉子”。一切努力都没有白费,在这个“硬骨头”的身上,果然出现了奇迹:他的烧退了,病情稳定了,他从小病室又搬回大病房;过了一个时期,用X光透视,发现他胸部的肿瘤有了显着的缩小。同志们都感到喜出望外:一场夺取生命的战斗取得了初步的胜利。wengewang.org
让我去完成未了的心愿吧一九五七年七月中旬,彭加木出院了。他的病好了没有呢没有!只是相对地减轻了。出院的时候,医生单独对他的妻子说:
“这个病随时可能再发,预料以后很不好,不能乐观……”
在出院的病历卡上,写着四条“戒令”:
1.每周注射;
2.医生定期随访;
3.休养为主,轻工作为次;
4.需要留沪休养。
彭加木的体力的确很衰弱,治疗带来了后遗症:健忘、视力减退、血管阻塞、胸部骨头突出,按照常规,连轻度工作都很难安排。但是,对他来说,没有工作简直比什么都难受。他向党组织提出,要求一个月以后就到新疆去。
身患这种重病的人,怎么还能到天山北麓的边疆去呢组织上出于关怀和对同志的生命负责,当然不能同意。但是,彭加木却一再执拗地要求着。他向北京中国科学院综合考察委员会的负责同志,写了一封言词恳切的信,信中说:
……在上海各方面的条件当然都是很优越的。但是一个共产党员,难道可以畏难退缩……
医生们认为我的病十分险恶,这是我知道的,不过我是十分乐观的。无论任何严重的疾病或是各式各样的困难,都不能摧毁我对工作的信心,我相信必定能获得胜利。为了社会主义事业,为了建设边疆,我希望尽一切力量:能够做到十分就做十分,能做五分就做五分,能做一点就做一点……组织上对这件事情,咸到很作难,北京和上海反复联系、研究的结果,觉得只能向他摊牌了,领导决定由支部书记和彭加木作一次严肃的谈话。
那一天,他们两个人从宿舍出来,同路走到科学院去。在绿树成荫的肇嘉浜路上,支部书记开口了:
“加木同志,你的请求组织上已经慎重地考虑过了,决定让我告诉你,你的病是一种癌症,叫做纵隔障恶性肿瘤,医生说随时都有发生危险的可能,因此……”
彭加木听了,淡淡地一笑,他说:“这我早猜到了,只不过没有你说的那样系统罢了。边疆的工作刚开端,因病搁了下来,心情很不舒畅,留在上海,身体反而不容易好起来。”彭加木恨不得把心都掏出来,“不要再挽留我了,让我去完成未了的心愿吧!”
一场没有结果的谈话就这样结束了。
各种办法都留不住彭加木,他的去志已决。组织上和他的妻子商量,感到留在上海反而使他精神上不愉快,有碍病体,就同意放他远行;并且做好准备:万一在外面发病,就赶紧送回来治疗。
一九五八年五月,他象一个远征的战士那样,又一次搭上了西去的列车。
我愿做颗铺路的石子
彭加木一到乌鲁木齐,发现自己在病中替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筹备处订购的图书、仪器和药品,已经陆续运到,感到分外高兴。但是,因为当地缺少熟练的科学人才,因此实验室的建立还茫无头绪。彭加木不顾旅途劳顿,马上投入了紧张的战斗。
新疆的科学研究机构一切还在草创阶段,生活条件比较简陋。那时候,彭加木借住别人的宿舍,房里只有一只木床,一对桌椅。但是,他对自己病后虚弱的身体,丝毫不要求特殊照顾,何况他平时矢口不谈自己有病,他只是把病情简略地向当地的极少数领导同志作过汇,而对一般同志从不提起,因此有很多人根本不知道他是一个病人。
他带了几个生手,把建立实验室的工作全部担当起来。他们清理器材,修装实验室,把一批新式的贵重仪器陆续装配起来,将药品分批上架…足足忙了一个多月,才使实验室初具规模。在这个期间,既需要高度的脑力劳动,又需要强度的体力消耗,彭加木抱病工作,时时感到头昏眼花,精力不济,但他还是竭力支撑着。实在不行的时候,就躺下来休息一阵。他知道,依靠一个人的力量是办不成大事的,因此他一到新疆,就写信回上海动员同志们前来支援。
在考虑到工作的时候,彭加木从最坏处作了估计,甚至下定了“破釜沉舟”的决心,在一封信里,他说:就是死了,也要“让我的骨头,来使新疆的土壤多添一点有机质”,这是多么高尚的心灵,这是多么高贵的品质!但是,对自己的病体,他却仍是高度乐观的,毫不沮丧。
当他在新疆的工作告一段落以后,组织上为了照顾他的健康,坚决调他回上海,他服从了组织的决定,但是,提出一个要求,希望今后每年出去一两次,争取为边疆多做些工作。此后几年,他还是照常远行,去新疆,去云南,去华南……他的努力取得了重大的成果,他所播下的种子在各地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只有一次是唯一的例外,他没有要求到外地去。
那是一九六O年的冬天,彭加木刚从陕北沙漠参加化学治沙工作回来,感到病情有变化,体力严重衰退,特别是身体的左侧行动不便,左眼疼痛。再次入院检查,说是由于放射治疗造成的后遗症,血管发生萎缩,左侧上腔静脉阻塞,血液供应不足。另外,医生在病历上注明,抽骨体检查时“发现有少数异常网状细胞”,怀疑他“有网状细胞瘤可能”。
有一天早上查病房的时候,一个粗心的护士把病历放在病人床上便走开了。彭加木拿起病历来翻了一下:“有网状细胞瘤可能”!什么叫“网状细胞瘤” 他不知道。事后,他走到医院附近的一家书亭里,找到一本《肿瘤病理诊断手册》,打开一看,那上边写着:网状细胞瘤是一种“恶性肿瘤”,是扩散到全身的肿瘤病。他又到图书室去查资料,外国文献上写着:得这种病的人至多只能活三个月。
三个月!这次彭加木的心里倒有些沉重了。原来领导上为了照顾他的身体,已经决定调他到华南去工作,那里气候暖和些,对病体也有利。现在,虽然没有最后肯定是这种病,但是假如万一是……三个月……岂不是增加了华南的麻烦。
因此,彭加木向组织上表示:他暂时不想出去。他把这“三个月”的秘密深深地埋在心里,连自己的妻子也不告诉。当时有些同志咸到很纳闷,一向要求出去的彭加木怎么破例了这个谜团,一直到最近才解开。
当他留在上海带病工作的期间,他负责掌握一架电子显微镜,他几乎把全部精力都用在工作上。为了多挤出一点时间做科学研究,他放弃了爱好看电影、郊游的习惯,他说:
“我的精力有限,要用到最需要的地方去。如果还有精力,我情愿去做实验。当我拍出好的电子显微镜照片时,我就很高兴,这就是我的娱乐!”
他又说:“我要象铁道兵那样,专为别人铺路。在科学工作中,我愿做一颗铺路的石子,让别人踏在我的背上走过去!”
你是广大党员学习的榜样
一九六四年春节前夕的一个下午,中国科学院华东分院党委召开了一个青年科研人员迎春座谈会,向大家介绍彭加木的先进事迹,最后并由彭加木自己讲话。会议尚未结束的时候,忽然有人送进来一封信,主持会议的同志打开一看,马上兴奋地宣布:
“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柯庆施同志给彭加木同志来信了!”
会场里立刻轰动起来,大家都迫切地想要知道来信的内容。主持会议的同志就请人响亮地念起来:
亲爱的彭加木同志:
……你自从一九五七年身患重病以来,一直遵循党的教导,革命意志十分坚定,战斗精神十分顽强。你不但发扬了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同严重的疾病进行坚决的斗争;而且在疾病折磨的极其困难的情现下,仍然生龙活虎,赤胆忠心,英勇顽强,奋不顾身,把党的事业看得此自己的生命还要宝贵,一再拣重担桃,抢重活
干,带病奔赴祖国边远地区开创科学研究工作,考察祖国自然资源,始终坚持为党工作。经过长期的艰苦的斗争,你不但做好了革命工作,而且制服了严重疾病的折磨。你这种一心为公、不怕牺牲,全心全意地把自己的青春和自己的生命贡献给党的事业的火热的革命感情和崇高的革命品质,是广大党员学习的榜样……wengewang.org
会场里静极了。窗外虽是严寒的冬天,但是场内每个人的心头都是火热的。大家仔细地咀嚼着柯庆施同志信中的每一句话,体味着他对彭加木同志的高度评价,心里面都鼓起了向彭加木学习的勇气和愿望。
念信的同志继续读下去,他的声音也激动了:
……我衷心地祝愿你,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指导下,进一步发扬这种无产阶级的革命感情和大无畏精神。我衷心地祝愿你,早日完全恢复健康,对党对人民作出更大更好的贡献……
柯庆施
一九六四年二月十一日
会场里响起了暴风雨般的热烈的掌声,好象把屋顶都要掀掉了。
彭加木想要讲话,可是他……他一句话也讲不出来。此时此刻,他有千言万语要对党倾诉,可是他,站起又坐下,激动得一句话也讲不出来;这个共产党员,在整个患病的过程中,在生命垂危的时刻,没有掉过一滴眼泪,可是现在,他的眼眶湿润了。
当天晚上,已经夜深了,彭加木去找支部书记,他在窗下结结巴巴地表示:心里感到很不安,当之有愧,柯庆施同志信里所说的话,不是自己已经做到的,而是一个奋斗目标,是一个努力方向。
彭加木通宵未寐,给柯庆施同志写了回信,他在信里说:
……我做过的工作不多,取得的成绩很有限,与党的要求距离很远。今后我决心要遵循您亲切的教导,学习毛主席著作,努力学习解放军,以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来武装自己,发扬无产阶级的革命感情和大无畏精神,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团结群众,在亲爱的党和毛主席所指引的革命化大道上奋勇前进……
是的,彭加木正在革命化的大道上奋勇前进着。他告诉我们一个新的计划,他要争取到西藏去参加建立科研基地的工作。为了征得领导上的批准,他透露了一个新的“秘密”:去年,当他到新疆去的时候,特意坐了十六天汽车到南疆去进行考察王作,晒烈日、涉冰河,他都经受住了。因此,他自豪地说:
“现在我可以向领导上提出,我完全有条件到西藏去了!”
啊!彭加木,你这个生龙活虎、赤胆忠心的共产党员,你真是我们大家的榜样!有人说:你的身上安了一个马达,因而有永不枯竭的力量,这是一个共产主义的马达啊!彭加木,我要为你谱一曲生命之歌,因为从你身上,我们看到了生命的真正意义:为无产阶级革命而战斗的生命,即使只存在一瞬间,只存在一天,也是永恒的;这种生命之火将永远照亮大地,永远不会熄灭!而那种贪恋庸俗生活的生命,是卑微的,即使活上一百岁,也将毫无意义,毫无价值!
亲爱的彭加木同志,祝你健康!祝你的生命之火发射出更加绚烂的光采!
一九六四年三月
(选自徐景贤著《生命似火》,作家出版社1965年版。中国文革研究网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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