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台湾统一战略及工作策略的思考和探讨

　　

　　岳健勇

　　

　　2004年8月

　　

　　和与战：中国面临的历史时机及对统一战略的回顾与反思

　　

　　一、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和平统一台湾的历史时机

　　

　　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即大陆文革爆发前，国共双方通过密使就国家统一问题进行了多次商谈，后因文革爆发而终止。当时，中国大陆完全掌握着主动权，和平统一的条件是：台湾自治，由蒋经国出任省长，蒋介石率旧部返回慈溪老家定居。应当说，这一条件远比不上1978年时大陆提出的“一国两制”的条件优厚。当时的背景是：社会主义阵营正处于上升时期，新中国政权日益稳固，蒋介石“反共复国”越来越成泡影，而蒋介石是个民族主义者，对于中国的统一有着强烈的信念。

　　

　　文革结束后，中国的内外方针发生了重大调整。70年代末，国际形势对中国极为有利：苏联在全球范围的扩张极大地提高了中国对美国的战略价值，美国在全球战略上必须要争取中国的支持，因而也必须主动表示出善意，并在有关中国利益的问题上做出妥协和让步。如美国在1972年尼克松访华后，就主动提出让中国无条件进入关贸总协定，而并没有在中国是否实行了市场经济这些次要问题上进行纠缠。苏联自彼得大帝以来一直就是大国外交的老手，对中美接近自然非常敏感，也通过各种途径向中国示好，这样中国就成为了两个超级大国竞相拉拢的对象，在战略上处于超然的地位，从而为中国通过外交手段争取到最大的战略利益提供了绝好的机会。

　　

　　无论是在尼克松访华期间，还是在1978年中美建交谈判之机，台湾问题都是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中美争执的焦点归根到底在于：美国愿不愿意放弃台湾。美国对在台湾问题上的取舍，无疑取决于美国与它的全球战略利益相权衡的结果，实际上也就是与中国在外交上较量的结果。美国方面的谈判底线主要是三点：（1）与中国建交后，美国与台湾继续保持非官方关系：（2）美国就此发表一项声明，中国对此声明不表示反对；（3）美国继续对台湾出售武器。

　　

　　中国在谈判之初态度非常强硬，但后来开始软化，原因是中国已经把经济建设确立为国家工作的中心任务，为此，中国必须有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以利于经济的开放，特别是从美国等西方国家引进先进技术。中国发展经济的心情非常迫切，因而急于与美国建立正常的国家关系，最终没有坚持以美国彻底放弃对中国内政的干涉，也就是彻底放弃台湾作为建交的先决条件，而是采取了将军售问题暂时搁置，优先建交的策略。这就使中国失去了利用当时有利的战略地位迫使美国做出重大让步的无法再现的关键时机。

　　

　　那么，延缓与美国建交一定就会妨碍中国的改革开放吗？在50年代至70年代初，美国对中国的敌视可以挟制整个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不承认中国；而到了70年代末，情况则完全不同，中国延迟几年与美国建交并无大碍，无损于中国的经济建设和地缘战略利益。首先，中国已于1972年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特别是在尼克松访华后，西欧国家掀起了与中国建交的热潮，中国已经打破了外交孤立，从封闭状态中走了出来，即便美国暂时未与中国建交，也并不妨碍中国与其他发达国家开展经济技术交流；其次，中国可以做出与苏联接近的姿态来警告美国：如果不满足中国的条件将使美国失去一个至关重要的战略合，而那样做也可以借机迫使苏联在北部的蒙古及印支半岛减轻对中国的军事压力。

　　

　　建交谈判结束后，美国总统卡特在向国会作内部通时称，与中国的谈判没有使美国丧失任何国家利益，国会领袖尤其是亲台的强硬派由此相信，这是美国外交的胜利。美国于建交的第二年即出笼了《与台湾关系法》，邓小平一针见血地指出，该法的实质就是“制造两个中国”。中国对此提出了强烈抗议，但美国辩称，这一法律符合美中在建交公中达成的谅解。

　　

　　此时，台湾对统一的态度如何呢？台湾经济从60年代开始起飞，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民生主义获得了成功。相比之下，大陆实行的改革开放恰恰表明计划经济制度的失败。对于台湾来说，大陆大而贫弱，在民生以及经济制度上对台湾缺乏吸引力；而且，与英葡所统治的港澳不同的是，台湾的政府构架与一个主权国家无异，故蒋经国不可能接受大陆方面把台湾降格为一个地方政府的和平统一条件，这就是蒋经国为什么提出等大陆民主了再谈统一的原由。蒋经国延搁统一问题是考虑到台湾的现实状况，与他本人的民族主义信念无关，他对大陆方面提出的和平统一方针的冷漠和抵制还在于，台湾还有依仗美国支持这张牌，有了这张牌，作为一个政治家的蒋经国当然不会轻易降低要价。

　　

　　在这样的情形下，利用美国有求于中国以对抗苏联的有利时机迫使美国彻底抛弃台湾，本应成为中国必须力争实现的外交目标。假如中国实现了这一目标，就彻底斩断了美国干涉台湾问题的一切法理依据。面对被美国彻底抛弃，已无牌可打的国民党台湾，中国大陆再审时度势地给蒋经国送上一份厚礼，提出以类似“邦联制”方式解决国家统一问题的建议，便很有可能被蒋经国所接受，中国就有很大的希望以和平方式实现国家统一。

　　

　　于70 年代末出现的这一历史契机，主要得益于冷战后期中美联合对抗苏联的战略形势。中国未能紧紧抓住这一历史契机是由于中国在外交战略思维及统一方略运筹上的不足所致，中国国内政治中对立竿见影的经济发展成效的急切追求，模糊了一个大国所应具有的战略视野。

　　

　　进入80年代，里根上台后奉行实力政策，大力重整军备，中国的战略重要性有所下降，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态度也趋于强硬。1982年的8·17公没有确定军售停止的明确期限，中方对于美国实际违反8·17公的举动缺乏任何有力的反制措施，因而使“中国不惜关系倒退”之类的激烈言辞只能停留在口头抗议上，毕竟中国更重视的是与美国的经济关系。冷战结束和苏联解体后，中国对美国的战略价值消失，美台关系逐步迈向实质化。

　　

　　二、20世纪90年代以来台湾的“去中国化”与大陆武力统一的必要性

　　

　　台湾的社会政治在80年代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蒋经国领导下的国民党是个有着意识形态信仰的政党，在解决了民生问题之后，必然要面对民主化的问题；国民党败退台湾后，以“反共复国”为由，实行了长达几十年的戒严和“动员戡乱”。及至中美和解和随后台湾被逐出联合国，“反攻大陆”成了台湾岛内无人相信的神话，这一神话的破灭遂使国民党限制人民权利的政治高压政策失去了合法性。因此，国民党无论从其自身的意识形态，还是考虑到现实形势的变化，都不得不面对民主化的大趋势。日本长期的殖民统治，以及国民党统治策略的失当，都令台湾岛内潜藏着悲情意识及所谓台湾人的命运总是受“外来政权”支配的不满情绪，而台湾经济的繁荣进一步激发了本土意识的弥漫。蒋经国意识到，归政于本地人乃大势所趋，但是在台湾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下，民主化就是本土化，本土化必然意味着台湾民族主义的崛起，这种追求“自我认同”的台湾本土化运动势必演化为“去中国化”，从而为台独势力的发展打开方便之门。

　　

　　对于中国政府来说，认识到这一点需要时间。但是到了90年代中后期，台独势力已经坐大，和平手段已根本制约不了台独的总趋势，那么以武力统一就应成为首要的次佳对策，为此，就必须进行紧张而有序的战备工作，同时制定并不断完善国民经济进入战时体制，及以武力收复台湾后处理各项善后工作的总体计划。换言之，在90年代中后期，在看到台独已难以遏止之时，征战台湾就是一个全国上下必须要严肃面对的重大问题。假如从那时起，我们有条不紊地转移在海外的国家资产；提前储备大量的战略资源；国内产业也及时进行了适应大规模战争的新的规划布局；特别是战备工作进行得卓有成效，主要尖端武器基本能够自主开发和成规模生产，一旦进入战争状态，就能对敌人造成致命的重大杀伤，那么，台独势力绝不可能发展到今天这种猖獗的地步。

　　

　　台独分子相信二点：只要不冲破大陆的底线，大陆是不会对台湾动武的；另外，万一大陆真的对台湾动武，美国会出动军力帮助台湾。所以，台独分子想方设法了解大陆和美国对台湾的底线，以争取在安全的范围内推动台独。中国只有在国家统一问题上表现出强有力的战争能力和不可动摇的战争意志，才会使中国对台独及美国的军事威慑产生可信度，从而迫使美国认真考虑武力介入的风险和代价，这样反而有可能避免战争，既而迫使台湾在我强大的武力威慑下接受我们的和平统一条件。

　　

　　台独分子在与我们进行时间赛跑，如果我们现在仍然对于动武的必要性游移不定，或在战备上还时不时地受惑于和平理想主义情结而半心半意，或对于一旦动武将来如何收拾台湾及国内局面而惶恐不安，那么，我们很有可能失去最后的机会。当前的形势已不同于七、八十年代，中国现在面临的国际安全环境远比那时要复杂和险恶，特别是一旦日本取得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地位，将意味着日本国家“正常化”的完成和“专守防卫”政策的终结，台湾的局势将更加复杂。

　　

　　目前，国内有两种看法值得引起注意：一是认为美国人怕死，一旦中国下决心动武，美国不一定或根本不敢介入；二是认为台湾如果宣布独立，中国动武会赢得国际社会，包括西方国家道义上的理解和支持。这两种看法均缺乏扎实的历史和现实依据。事实上，美国只要介定了它必须要捍卫的重大国家利益，就会不惜代价，美国人同样也会英勇作战，不怕牺牲[1]，尤其在对方的实力和战争意志与美国严重不对称的情况下，美国战争的决心会非常坚定[2]。美国国防部在2001年10月向国会提交的每四年一度的防务评估指出，东亚和东北亚沿海是关系到美国利益的“关键区域”，决不允许落入“敌对的支配”之下[3]。

　　

　　其次，一旦爆发战争，其他国家不会关心大陆和台湾谁是谁非，而是关注本地区力量的失衡对其国家利益带来的冲击。在50年代的两次台海危机中，东南亚国家普遍对中国持怀疑和敌视的态度，它们首先担心的是共产主义的“多米诺骨牌效应”；中立国印度等国则对中国炮击金门表示遗憾，并提出调停的建议，被周恩来总理断然拒绝，连中国的盟国苏联对中国58年炮击金门都非常不满，担心被中国裹挟卷入与美国的冲突。因此，尽管我们应当积极争取国际社会的理解和同情，但在此问题上必须有现实主义眼光，而不能不切实际的幻想。从形势发展来看，一旦我们对台开战，美国必定要介入，整个西方世界都会站在美国这一边，美国必然同时对俄国施加巨大的外交压力，迫使其停止对中国的武器供应，而俄国从其在远东的地缘政治利益出发，也希望看到中国遭到一定的削弱，很可能以在中美战争中保持中立为由，主动中止向中国提供先进武器。

　　

　　对台湾工作策略的思考（要点）

　　

　　一、“一国两制”方针的局限性

　　

　　1、 台湾与回归前的港澳在政府构架上截然不同，港澳回归的实质是中国政府从外国殖民者手中收回主权，故采用“一国两制”的统一模式恰如其分，而处于长期分治状态下的台湾并不愿意把自己从“中央政府”降格为一个地方政府。因此，中国政府“一国两制”的统一模式在台湾社会中缺乏呼应的基础，对台湾的政党和民众没有多大吸引力。

　　

　　2、 中央政府在某些具体问题上的政策选择，如延迟香港行政长官和立法会直接选举的决定，对中央政府“一国两制”方针的可信性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使本身在台湾就很脆弱的“一国两制”主张完全失效。

　　

　　二、“借美抑台”的外交政策将使中国失去统一的主动权

　　

　　1、 中央政府在香港问题上表示不允许外国“干涉中国内政”，但在台湾问题上，却不断求助于美国来压制台湾收敛台独。这在美台看来是中国缺乏战略选择的表现，台独势力因而更加嚣张。

　　

　　2、 国民党在“去中国化”问题上已与民进党合流，在台岛内主流政治意识形态上基本是被民进党牵着鼻子走，故国民党越来越不构成大陆抗衡台独可以倚重的对象，大陆也因而难以影响岛内政局走向，这就使得美国得以越来越深地介入到台湾的政党政治之中。美国不断加深对台湾内政的影响，是建立在遏制中国及与台独合作互动的基础上的，美国通过对台湾的安全承诺加强了对台湾政局的影响和控制，中国“借美抑台”的政策在相当程度上导致了台湾问题的国际化，从战略上对统一台湾有相当不利的影响。

　　

　　三、大陆对台政策及策略上的矛盾和僵化削弱了统战政策

　　

　　1、 大中华意识在台湾的消退是两岸民族认同危机的主要根源，也是和平统一的最大障碍，认同危机令大陆长期实行的片面的经济融合策略未达到政治上拉近台湾的目的。

　　

　　2、 台湾认定美国从自身的国家利益出发，一定会协防台湾；同时，台湾认定大陆由于自身严重的社会经济问题经不起与美台的军事摊牌，然而，大陆在某些政策上的举动令人费解，在台湾形成了另一种解读，使大陆一再表示的“不惜一切代价实现统一”的说辞失去威慑力和可信度。例如，国家发改委批准在浙江和广东两省新增核电站，上海世博会预算投资增加20%等等，这些举动无法使人产生中国在积极进行国家政治军事动员之印象。今年大陆发表的5·17声明，台湾方面认为大陆不过是嘘声恫吓，实际上对台湾已无计可施。

　　

　　3、 大陆在某些问题上态度的僵化对于争取台湾的民心也产生了负面作用。事实上，无论是以和平方式还是以武力统一台湾，采取有效的外交和统战政策对于争取民心，争取国际同情，从而大大降低统一的代价至关重要。鉴于台湾问题的复杂性和微妙性，统战政策往往在某些特殊的历史时机才能有效。在这方面，中国方面所采取的措施显然成效不彰。如：在2003年台湾遭遇SARS危机期间，中国完全可以做出一个高姿态，主动帮助台湾加入世界卫生组织（WHO），但前提是WHO必须把接纳机制改为接受“成员方”（Members），而非“成员国”（Member States），如同我们处理台湾以单独关税区身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那样，这样做既没有丧失原则性，又表现出了一个泱泱大国的胸怀和气度，因为WHO不过是个非政治性的国际公共卫生机构，在西方人眼里，公共卫生问题属于基本人权，我们允许台湾加入并不是示弱，而恰恰是在打人权外交牌，有利于争取台湾民心，分化和打击台独势力。当然，如果没有出现SARS危机，或在SARS危机之后，我们自然不能主动允许台湾进入WHO，那样做反而意味着示弱，有利于台湾民进党。令人惋惜的是，我们没有利用这一特殊时机反过来主动争取台湾的民众，其结果如何有目共睹，美国迄今仍就这一问题上不断地在道义上给我们制造麻烦。

　　

　　总起来说，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各种政治经济和外交对策战术性色彩较浓，不仅缺乏对台和与战的总体战略，而且策略之间的协作配合也较不足，从而未能在对台独及美国的心理战上建立起有效的威慑，在统一问题上赢得台湾的民心。 （约5950字）

　　

　　[1] 例如，在二战末期的冲绳战役中，美国每天阵亡一千多人，整个战役中伤亡总数达数万人。

　　

　　[2] 在1958年台海危机中，毛泽东敏锐地洞察到美国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因而把危机控制在对金门持续和间歇性的炮击上，美国在压蒋介石撤兵无果后，确定了美国武力介入的政策底线：中国若将冲突控制在炮击上，美国不介入，只对台湾补给金门守军的运输船只提供护航；如果中共出动海空军试图占领金门，美国将动用核武器进行打击，为了减轻对平民的杀伤及由此引起的国际道义压力，美国届时将使用空爆核武器以减少放射性粉尘。

　　

　　[3] Andrew Murray, “Challenge in the East —— The US is using the war against terror to establish new bases around China, its emerging rival in Asia”, The Guardian, January 30,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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