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布于众的日记（上）　　

　　在中国，特别是文革前后，因个人日记暴露而罹难的人恐怕不是少数；对此后来的反思和纪实作品中却鲜有涉及（遇罗克、遇罗锦兄妹是个特例），也许这归根结底在于日记本身的私密性？　　

　　

　　我的日记在文革中被公布于众，而且动用了大字、成册的传单和广播等多种形式。除去运动态度，我日记中的“资封修”内容是批判中心；然而屡遭打击，我却始终没有被定性为“反革命分子”，很大程度也在于我日记中的“革命内容”。说起来，不知日记对我来说到底是祸还是福？　　

　　

　　我的日记写于1962——1966年，正值全社会学雷锋、写日记蔚然成风的日子里，数不清的年轻人都满怀热情和希望地在写给别人看的日记，可我没有。我的日记是真实的。

　　

　　一

　　

　　1966年国庆节过后一上班，场里就像开了锅。　　

　　

　　一份长达两千多字、有300来人签名的大字贴满了四库的活动门。它的大标题是《彻底戳穿反革命分子陈风雨的丑恶面目》，小标题是：从封建家庭和反动日记看陈风雨的反动本色。下面就是按语和日记的摘要，密密麻麻目的写了20多张，不少地方还划出了引人注目的红线。　　

　　

　　大字成了全场的第一号新闻；我也成了全场的第一号新闻人物。　　

　　

　　很显然，和许多单位的当权派为转移斗争方向“挖”出来的的日记不同，这是对立面向我们打来的一颗重磅炮弹。我作为场主流派的头头虽然已经退出了领导位置，但是影响却是双方都不否认的。那时场里虽然还没有成立任何群众组织，但对场领导的截然不同态度，于是就分成了两大派。我们属于反对场领导，人数由少到多、日益发展的一派。大字一方面从家庭、甚至从我初中一年级的所谓“反动言论”开始，千方百计地把我说成“反动分子”；另一方面不惜夸大我在运动里的作用，最后合二而一，把我们在运动里的作法说成“反革命政变”。而这篇大字就是他们实施这个战略的第一发炮弹。　　

　　

　　应当承认这发炮弹的作用很大。首先是许多我们观点的人犹豫了。他们虽然都知道我是好人，也明白对方是在抓辫子，但是对于不很明白的日记内容，还是觉得沮丧、甚至担心，有的人明显地改变了以前对我的亲近态度；这样一来，也使我的“铁哥儿们”也处于有口难辩的地步，因为他们也说不清谢洛夫、列维坦到底算不算“苏修画家”；至于许多观风的人们，“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姿态就更高了；这时兴高采烈的还是策划派，他们得意自己的“杰作”，而且认为这仅仅是开始。可是人们的同情心还在，不少人对我的态度依然如故，好像根本没有看见大字一样，也有的人见面时还简单地和我聊上两句。一位一起进厂的女工，也算是同学吧，上班后的第三天悄悄找到我，忏悔似地说自己是不得已才在300人的大字上签的名，其实，我根本没有看见她的签名。　　

　　

　　严重的还有我自己。20岁刚过的我突然面对了人生第一次空前的压力。我感到像被大字全身裹起，场里处处有人对着我指点议论。虽然从根本上说自己心里清楚日记的实质，甚至也相信这种歪曲事实、断章取义的诬陷不会长久，然而自己和别人打招呼时却不自然，是否在笑，也说不清了。多年后我看心理学书，才知道这叫“焦虑”，它当时还混合着恐惧感。随之后脑也感到了一种无名的肿胀（以后遇到紧张的事，就有这种感觉）。　　

　　

　　而且夜里也睡不好觉（当时我住在场里）。大约第三天，我在半夜两点半来到了大字的下面。夜班的人不多，而贴了大字的四库门前特意安装了高瓦数的照明灯。我来到这里想试试胆量，也想挑挑它的错处。我开始一段段地来看它。看着看着忽然觉得眼前的字体变成了鬼脸，相互在我的脸前乱蹦。直到眼花缭乱，终于坚持不住，我就离开了。　　

　　

　　就从那几天起，一直到事后多年，厂里许多人都在不断地问我，你到底写了什么呀？为什么会让别人知道哪？何必把想法都写下来哪？我便很自然地想到了1965年秋天的一幕往事。

　　

　　 二　　

　　

　　1965年9月一个晴朗的下午，场团总支的刘慧云大姐忽然找到了在场工会搞宣传的我，她说听说你一直在记日记，可以给我看看吗？　　

　　

　　她的要求使我愣住了。尽管我们平时挺熟，关系也很不错，可日记毕竟是自己的秘密啊！见我犹豫，她又和缓地说，只是我自己想看，同意不同意在你啊！　　

　　

　　我考虑一下可以吗？平时一向是快人快语的我头一次犹豫起来了。好啊,她轻松地回答。　　

　　

　　事后我就找到了厂里一个很要好的青年朋友马某，我对他可以说是无话不说，甚至给他看过一些日记。马某并没感到有什么严重，听了我的介绍以后就说，既然你对她（也是组织）有过思想交心，那把日记给她看也很正常的呵。　　

　　

　　尽管我向她（组织）交心谈思想时我很直率，但这毕竟和看日记程度不同呵。可经朋友这么一说，我也感到无法坚持了。转天我就向刘大姐交出了记到前一天的5本日记，大概还写了一点说明。　　

　　

　　一个星期后，她把日记原封地还了给我，并且谈了她的个人看法。她看着一张小纸条念出了她的感想——七项缺点，八项优点。听了后虽然有不得劲的地方，但总的说还是感到很振奋——我的基本思想，特别是后来的转化，得到了充分地理解。事后我也很感激给我出主意的朋友。　　

　　

　　那以后，我一直很顺利，年底还作为代表出席了运输公司先进团员、青年代表会议。　　

　　

　　很快，1966年6月到了。出于对场里问题的看法和对党中央精神的理解，我给党总支书记魏志远贴出了大字。我的行为完全出乎他们的意料，但是处理起来却没有丝毫的手软。这样几张大字过后，我在6月底经上后便被内部定为“极右分子”。并且定下了适当时机全场公开重点批斗。如果没有后来的大变化，我极可能迎来一个崩溃或者是暂短的人生，预计20岁刚过的我是无法承受那一切的。但是1966年毕竟没有重复1957年。那是我（同样还会有千万个热血青年）人生的第一次大幸，若非如此，就绝无今天写出这一切的可能了。　　

　　

　　然而，要给一个“极右分子”定性还缺乏材料。即使在家庭出身上（我是工人出身，但是家长有一点历史问题）做点小文章依然不够。于是政治处的女干事廉保玉记起了刘慧云看过我日记的事，由她马上找到了刘，除去让她立即交出那个谈话提纲以外，还对她没有就此事提前向组织汇提出“严厉批评”，直到她流出眼泪。　　

　　

　　这样，利用这个提纲，在经过W的一番精心地加工改造，在场里还没有地得到我的日记原本的情况下，廉保玉就已经把它锻造成了宰我的一把刀。那么，他们到底抓住了日记中的那些问题和事实？我那时的日记又究竟是怎样的呢？　　

　　

　　请看我的日记摘要——

　　

　　 三　　

　　

　　题记：青春足迹　　

　　

　　 当二十年以后，如果别人问起或是自己想起，你的青春是怎样渡过的？那么就翻一下这本日记吧！　　

　　

　　 63.3.11风雨于津　　

　　

　　1963.3.7.　　

　　

　　在南大桥，这里的天空、土地、河水、小桥人家都是灰色的；只有河边一棵刚开出两三朵花的小桃树，说明这里是春天。　　

　　

　　与今春早到一样，感到自己的青春，还没有仔细地看一看、想一想，就已经来临了。人是爱青春的——这是人生最宝贵的时刻。青春也是不会停留的，和它的到来一样。重要的是，度过了你的青春之后，给你留下了什么，对你的一生有什么意义。　　

　　

　　1963.4.15　　

　　

　　即使放弃十个雷锋，我也要做一个谢洛夫。人需要真才实华。　　

　　

　　1963.5.7.　　

　　

　　放下绘画才四五天，技术上（指修车技术——现注）也稍有长进，可在梦里又看到了画，看到了一个画家在1882年的一个画集和所谓弗鲁别尔的画。醒来后，就急着找《墓地上空》（虽然印的很拙劣）来看，看到了，心里才好受点。　　

　　

　　我真离不开你呀，缪斯女神，我生活的灵魂和动力。　　

　　

　　1963.7.9.　　

　　

　　又看了法国印象派画册，真难过，为什么不懂法文？对一些画为什么不理解？因此初步的看法也许是不成熟和错误的。　　

　　

　　我觉得莫奈完美无缺；毕沙罗亦佳，马奈的形有时令人觉得浮华；雷诺阿大部分是好的，但也有的裸体看了就觉得“恶心”（请原谅）。修拉很好，但是否僵了些？德加有时粗野，塞尚、梵高、高更每个人都不喜欢！还有叫不上名字的morisot(1841—1895)和kassatt（1855—1926）我很喜欢！　　

　　

　　（67.6注：二人均为女画家，前者为莫里索，后者为卡莎特）　　

　　

　　1963.11.7.　　

　　

　　天气骤然冷了起来，风很大，黄叶落了一地。也许明天就要上冻的，路上的行人畏缩着。我顶着寒风，低头阔步，急越胜利桥——我从业大返场的途中，结束了一天的最后的一个生活内容。　　

　　

　　寒冷只是个象征，他告诉我将来不知还要有多少比这更冷的夜晚，可是你能坚持吗？　　

　　

　　1963.12.11　　

　　

　　晚上回家，给母亲读了《名家书信选》里的傅雷致母亲的信。一会儿，姐妹都来了，来了个合家欢。为了这个家，我得努力，艰苦奋斗！　　

　　

　　1964.1.1.　　

　　

　　今天是元旦休息日。上午看了果戈理的《外套》。下午去二宫遇李卓立，知大直沽影院月底演《画家苏里科夫》，心里好高兴。　　

　　

　　今天读高铁良借给我的《契诃夫传》。艺术家那高尚的道德以及其对生活、艺术所起的作用，震慑了我。使我意识到在改造环境之前必须改造自己。和其他的庸人斗争之前必须把自己思想的庸俗成分打掉。我一定要进行艰苦的思想改造，为以后的生活打开新的一章！　　

　　

　　1964.1.13.　　

　　

　　虽然“螺丝搬子”占据着我，但自然美还是属于我的。　　

　　

　　尽管每天早晨都要去开那无聊的会，可红装素裹的晨景还是容我欣赏她的娇容；尽管我需要吃力地推车或上零件，但那淡蓝色的晨雾和柔美的阳光还是映入我的眼帘。工作的流汗与烟云笼罩的雨景并存，焦急的钻研与阳春白雪同现。还有在收工以前，那橙色的片片夕阳，依然使我如醉如痴，心花怒放，尤其是那夜阑人静的秋夜，望着那如水的月光，闪烁的繁星，听听着细细地虫鸣，微微地草声，心情是辽阔而恬静的，好有一种喜悦的自由感。　　

　　

　　1964.5.2.　　

　　

　　上午去水上公园看“钱松岩国画展”，老先生创作革新之处，令人佩服。　　

　　

　　下午去图书馆，饱餐了一顿。看了可以说是朝思暮想的几部画集——B.A.谢洛夫，K.A.科罗文，M.A.弗鲁别尔以及C.A.伊凡诺夫，遗憾地是画册小了些，有些还是单色的，不过谢洛夫的速写还是激动人心的。　　

　　

　　1964.7.27.　　

　　

　　下午在图书馆里读《印象画派史》看“莫奈的贫困”。真没想到这位我所崇拜的和美术学院学生喊过“万岁”的印象派首领，居然还有这样的经历：即在已经成名和结婚以后还没饭吃，没颜料用，甚至用旧画重画。他是多么不幸呵！而今天，我们总要比他强多了，努力吧，你也算个幸运儿呢！　　

　　

　　临走时外面下雨又去看，没想到一篇大文章竟然整整看了一个小时，这就是人民日上　罗尔纲　先生的《忠王李秀成的苦肉缓兵计》。　　

　　

　　1964.8.24.　　

　　

　　今天在文化宫的工人公园里，和中央美院附中的同学座谈。他们有七八个人，我们则是卓立、开圯和我，交谈中都感到相互了解的必要，看了他们的画也不是高不可攀的。　　

　　

　　也曾看到了XX这个我一年来向往的少女，自己没有什么惭愧。而我所谓的朝思暮想的XX——不过是一个纯洁、娴静有才华的少女的象征罢了，不一定是这个在美院附中上高一的女学生。所以这种美妙的幻想，还是美妙而不庸俗的。　　

　　

　　1964.9.4.　　

　　

　　今晚在文化宫，内部观摩了《早春二月》。　　

　　

　　啊！这部曾使自己这么喜欢的作品，今天却以更完美的形式见面了，真是太幸福了！真好像旧居穷海滩上的人见到了糕点——我在精神上饱餐了一顿。　　

　　

　　然而，这只美丽的小鸟的到来，不是遇到温暖的春天，而是成为被击中的靶子。我愤怒而心悸的看到这点，同时也预料到任何想保护这只小鸟的人，也会遭到被枪击的命运，真可怕！怎么办？是摇旗呐喊也向她开枪呢？还是为了护卫这只能唱出心灵之歌的鸟儿身受枪击呢？　　

　　

　　1964.11.13.　　

　　

　　和场工会定好了，就要画大油画了。多时梦寐以求的愿望实现了，我欢喜若狂！　　

　　

　　从去年开始摸油画笔，至今仅一年，就可以临摹大油画了，成绩是很显然的。联想一下，明年说不定会搞创作油画，而目前的“六号门”连环画创作和即将开始的工作，不就是美妙的预兆吗……　　

　　

　　1964.12.20.　　

　　

　　观电影《草原雄鹰》颇有感触。那种概念性的处理，神化的、过于理想的人物，不合逻辑的情节，连那些色彩镜头都冲淡了。对此，我认为美好的形式，只有通过和谐的内容才能表现出来。阿依古丽的服装再美，也不是涅斯捷罗夫的画，一提起“梦想者”，人们就会想到那蓝雾蒙蒙的涅瓦河畔了。尽管政治、经济很满意，但中国的艺术将朝什么方向发展？　　

　　

　　1964.12.23.　　

　　

　　今天知道了产业工会将抽调我去搞“六号门博物馆”的画。手底的油画还没画完，这只有抓紧时间了。　　

　　

　　现在我明白了“人之才气，须及时用之，过时不用则衰矣。”（谢肇涮《山静居画论.》不要怕身体搞坏，那是一种地地道道的懦夫思想。向米开朗基罗学习！向杜勃罗留波夫学习！今天干到11点，只有付以行动的决心，才更有意义.　　

　　

　　1965.1.15.　　

　　

　　又要批判《林家铺子》了，这个充满生活气息、然而也是大写“中间人物”的作品，是第二个《早春二月》了，那么自己又如何批判呢？　　

　　

　　1965.2.24　　

　　

　　今天是快乐而有值得纪念的一天。　　

　　

　　上午在展览会上，我那幅色彩生动的“青春之歌”无疑是成功的。　　

　　

　　在文化宫出示草图《红色宣传员》又使我有了才能的预感。而高潮还是在晚上全市各区美术骨干创作会议上，市总工会宣传部副部长李森荣再次提到我的画和我的创作活动，并且给以了高度的评价。他讲到“这样的画作为工人美术创作史上的老寿星，可以保存一千年，可以进博物馆……”难道还需要什么鼓励吗？够了，这过高的荣誉。反倒使自己惭愧起来了……　　

　　

　　青年人，梦寐以求的时机到来了，也许弄不好悔恨终生的时期也到来了，在这“一寸光阴三寸金”的大好时光里，努力吧！　　

　　

　　1965.7.21.　　

　　

　　在外文书店，用最后的饭钱买下了俄文版的《哈姆雷特》，价值是10张精彩之极的木刻插图和装饰，1元五角，真贵，也真好！　　

　　

　　这个月争取不借钱，这本书以后更会发现购买的意义。　　

　　

　　1965.9.1　　

　　

　　奋战一星期，油画宣传画（临摹张文新《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最后一天就要结束了。　　

　　

　　无论从效果上，还是从群众影响上都受益不小，虽然辛苦，也很值得。这高　两米　，宽　四米　的大油画在7天内基本完成。每天有效工时是9小时，有时甚至是10个半小时。以后再干10天就够。用颜料除一部分白色外，约40袋，比预料的少得多。在技术上给助手讲了色彩知识，用笔方面也大有提高。　　

　　

　　1965.9.29.　　

　　

　　观影《年轻的一代》，受启发不小。仅就爱情方面录林岚一句话“如果为了爱情就抛弃事业，那么我就不要爱情。真的，永远不要。”　　

　　

　　读26日刊胡乔木的诗词，真绝。.　　

　　不再摘了。这些篇幅大体说明20岁左右的我，是一个生长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大城市里不断奋斗的青年工人，由此产生的全部特征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我在读书和对于绘画的学习里保持了对人生目标的追求。为此不畏辛苦，坚持不懈。以契诃夫为代表的西方民主主义作家，成为我奋斗的榜样，他们的品德、艺术和进取精神向我展示了无限的魅力。　　

　　

　　我和现实有协调的一面。虽然处于工人岗位，但是我的努力奋斗还是得到了社会和单位的支持，上文化宫、去业大甚至去图书馆学习都是社会大环境的允许，加上自己的想象力也使一个企业为自己的学画提供了最大的帮助。对此我感到幸运，也心存感激。　　

　　

　　我和现实也有不协调的一面。首先是生产工人的岗位和不稳定的工作状态对于我的奋斗目标的掣肘和削弱，加大了我学习的艰苦和难度；其次，在于那个集体主义为口号的时代，我的明显的个人奋斗道路，就难免和环境和冲撞，特别是在和自以为政治优越但却无真才实学的一些人打交道时，尤为突出；最后西方文艺思想对我的影响也使我对当时的文艺政策不理解和反感。　　

　　

　　“宁可放弃十个雷锋，我也愿做一个谢洛夫”是我个人奋斗精神的极端体现，也是我对比较空泛的政治口号的不以为然，甚至包含着认为雷锋只是一个政治符号而非血肉饱满的真人的看法。（其实持这种看法的人未必很少，但是多数不说，更不会写出而又被公布出来，所以我的这个说法，当然成了异类的标志）然而随着后来社会形势的发展，特别是对于王杰、欧阳海的人物的认同后，我已经改变了原来的观念，而这点也是以后投入社会运动的重要原因。至于对雷锋的看法似乎没有大的改变，因为已经定格。　　

　　

　　无论个别处如何不满，“紧跟共产党、热爱新中国”还是我们这些穷人后代的根本。而且它也是我们响应号召、投入文革的动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