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视帝国：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与「人民同盟」
原载：大众时代 新国际
透视帝国
我这么说的意思就是我们不仅要战胜9.11之后布什模式的帝国，还要战胜以美帝国的形式出现并在冷战后完成的不符合时代潮流的全球资本主义政权。这意味着 我们所面对的不仅是帝国在政治上或军事上的统治，还有所谓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经济，或者以自由企业、自由贸易和自由市场名义创造和控制的单一的全球资本天堂。军事化和自由企业是同一个帝国的两面…
文◎武藤一羊（Muto Ichiyo）
在谈论帝国的时候，我们通常是在谈论美帝国。而且在很多情况下，人们谈论的美帝国是指9•11之后美国对世界的控制，并把它与乔治‧布什和他那些奉行新保守主义的战略家联系在一起。虽然这个设想貌似合理，但是如果想从实践的角度明确我们所面临的任务，我们就应该对它进行严格检验。
帝国主义和帝国
关于帝国，我的基本观点是它是帮助理解二战后世界局势的一个恰当概念。换句话说，二战后的世界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在美国霸权统治下形成的。这个霸权应被描述为帝国霸权，而不是帝国主义霸权。对此，我们需要进行一些解释。
作为一个历史性概念，帝国主义必然包含三个方面：（1）强国征服世界上的大多数人口作为他们各自的领土殖民地，（2）为了重新划分他们所控制的地域，强国之间发生争斗，导致武装冲突，并像在两次世界大战中一样最终导致大战，（3）通过斗争，其中总有一个大国会成为霸权国家，为所有国家制定规则并为保持对被压迫民族的控制这个共同利益服务。但是这种意义上的帝国主义时代在二战结束后期当美国取得世界霸权地位时结束了。
当美国霸权在二战结束后期出现时，与之前的英国霸权不同，它对扩大美国的占领领土式的殖民统治不感兴趣，而是直接试图把整个世界–所幸世界未被划分–都整合为一个单一的美国市场。虽然英国被描述为自由贸易帝国主义，但它仍然是全球统治一极并拥有广阔殖民地领土的殖民帝国。德国、法国、日本以及其它国家的殖民地是互相排斥的地区。
相比之下，战后的美国对划出一块特定领土并据为己有不感兴趣，除非是把它当作有助于美国全球统治的战略要地。美国对作为一个单元的、可从中获益的整体世界更感兴趣。这个特征来自于（1）美国对国家的独特理解：国家只通过不断向前推进的新开辟地来界定（不是通过与邻国一致同意的明确的国界来界定）；（2）生产出庞大数量商品的美国生产方式（大规模生产）：它需要国内市场以外的大量民众的大规模消费；（3）不断增加的帝国主义殖民地运动：它使领土殖民主义过时并难以维持；（4）美国的意识形态：美国把自由市场和自由的价值观看作普遍的价值观并有把它传遍世界的使命。
战后美帝国是一个既有正式一面又有非正式一面的双重帝国。由于美国的霸权地位是通过布雷顿森林体系得以制度化的，这个体系使美元在世界上主要货币当中获得了特权地位，所以美帝国是作为一个正式帝国来筹划的。此外，美国自身也构成了一个帝国：它在它自己的领土上征服了具有不同历史渊源的少数民族。
但是作为最强大的民族国家，美国也通过对世界实行控制而像非正式帝国一样运转和发挥作用。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实行了旨在恢复欧洲资本主义增长的马歇尔计划。这个计划原本也打算覆盖东欧，并第一次提出了对第三世界国家进行发展援助的理念。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扩大可使美国经济直接从中受益的全球市场。
在这个计划中，如果亲美或对美国开放的话，帝国主义大国所属殖民地的独立会比它们仍旧作为殖民地带来更多益处，因为一旦独立，每个殖民地都会对其它所有国家的商品和投资开放，而在这些国家中，美国将是最大的受益者。在政治上，美国坚决反对任何国家挑战美国在这个意义上的全球霸权，但它在不违背美国霸权设计的范围内容忍多样性。容忍的极限在哪，这是个很棘手的问题，但可以确定的是，美国不会接受破坏全球资本主义的底层社会革命。
战后全球帝国的失败和冷战
战后美国成为世界帝国的雄心没能实现， 因为克里姆林宫断然拒绝了马歇尔计划并开始开拓它自己的政治意识形态的帝国范围；同时在亚洲，中国革命粉碎了美国得到一个广阔的资本主义中国的美梦。
这样就出现了两个相互对抗并分裂世界的帝国，而不是一个帝国。
继承沙俄帝国特征的苏联本身就是一个正式帝国，并且在征服其东欧保护国时作为准非正式帝国进行扩张。20世纪40年代后期的苏联帝国清楚地表明，它将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独立于美帝国之外。
这样，世界就在地域上、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被这两个对抗的帝国分裂开来，冷战也因此开始。与之前把世界分为他们各自地域范围的帝国主义竞争时代不同，世界从根本上被分为自由世界和共产主义阵营。
不结盟运动的出现以及之后中国脱离苏联帝国不仅没改变这个两极结构，而且还是这个基本结构的副产品。
因此，冷战就开始了。美国霸权在很长时间里都被严重削弱。在这个时期，美国只影响到了被称为「自由世界」的那三分之二个世界。但是美国霸权的本质特征已经在这个半帝国时期显示出它的威力。
1.作为经济帝国的力量：经济上的美国主义（自由企业、大规模生产、大规模消费、美国的生活方式）有自己的扩张和延伸势头，渗透到苏联的帝国领域并在20世纪70年代之后不断破坏其社会和经济基础；一个在美国统治下的单一的全球市场防止了斯大林的两个平行的世界市场的出现。
2.作为新的帝国概念的「发展」和发展援助：「发展」（工业化、现代化、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是无国界的全球市场扩张的既定目标（两个「发展十年」，从美国科学信息所（ISI）到20世纪60年代亚洲的移民意向申请（EOI））；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分为三个阶段–跳跃式发展（20世纪70年代，第二个发展十年，绿色革命），跨越式发展（20世纪80年代，SAP软件，里根经济学），以及跃进式发展（20世纪90年代，世贸组织）
3.以美国作为核心和实施者的全球权力中心的形成：正式和非正式的经济政治大国合作的网络和机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跨国公司、八国集团、世贸组织与华盛顿共识；
4.民族国家作为正式的控制权威的新作用：很多民族国家都成为全球权力中心把它的决定强加与这些国家人民的机构。
5.非正式帝国：军事同盟、基地、战争–朝鲜战争（通过联合国），越南战争（美国本国）
6.东/西成为南/北的代理代表：这两个帝国中每个帝国内部的真正问题都归咎于对方所煽动起来的破坏因素，如指责越南和尼加拉瓜问题是由莫斯科创造的，华沙问题是由华盛顿创造的。结果导致了核对抗。
不符合时代潮流的帝国回归
在这个竭尽全力的对抗中，美帝国胜出。苏联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解体，冷战结束。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实现了它长期梦想的完全的全球霸权，即全球帝国地位的历史性回归。从那时起，美国开始面临世界社会的真正问题。随着共产主义的消失，美国现在就失去了一个外在主体以把世界的热点、复杂和非常严重的问题都推在这个外在主体身上。美国的选择就是或者认真地处理问题、解决问题，或者用暴力压制问题。
但是，对全球帝国地位的回归已经不符合时代潮流。如果是在20世纪40年代，全球性的美帝国统治世界会容易很多。但在美国半帝国统治的50年里，世界变得极其难控制，其原因就在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控制模式，虽然赢得了对国家集权主义者的”社会主义”实践斗争的胜利，但已经在全世界散播了不平等和不公正，并产生了证明会对维持人类文明产生毁灭性影响的全新问题。
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是由这个过程推动的，并在这个过程中产生了一个全球权力中心的非正式组合，由北方国家、跨国公司、私营的和政府间的金融界组成。这些主体所作的没经过人民授权的重大决定能决定千万人的命运。世界结构完全不民主的性质开始在20世纪80年代显示出它灾难性的影响。它扩大了贫富差距并破坏了环境（债务危机和SAP软件，环境等）。更重要的是，出现了人民对这个权力中心的抵抗，并在同一时期以多种形式得到了发展。
美国无疑在过去一直是，而且现在也是，整个过程的核心。美帝国就是在保护这个控制体系。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要在全球权力中心的所有组成成员授权的基础上充当世界警察，更不用说世界人民的授权了。仍然还是一个民族国家的美国在全球权力中心内部指定自己为唯一一个可以要求拥有控制其它民族国家命运的合法权力的特权团体。
在布什政府统治时期，这个要求以单边主义的形式在911之后表现得惊人地明显，尤其是在宣布美国有发动先发制人的战争权利的2002年的布什主义中如此。伊拉克战争就是在这个主义的基础上发动的。当然，布什新保守主义的突破对美国公然试图使美国本国的决定自动成为世界的公共决定是非常重要的。美国藐视国际法、联合国宪章、海牙和日内瓦条约和公约。美国就是法律。而且，美国用它噩梦般少有的军事机构来实施法律，以传播自由和自由市场。
虽然布什引入的这个阶段很关键，我们也不应该怀念从二战结束后一直以来的美帝国以及这个角度上的冷战后帝国状态。并不是9•11把美国变成了帝国。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克林顿统治期间就已经很清晰地打下了当前帝国战略的基础，特别是表现在「全方位控制」（美国国防部2000年综合愿景）和针对不对称的敌人（「不确定性」也包括在内）的「形成、回应、准备」（1997年四年期国防总检告）战略概念里。冷战后帝国处于一种特殊的形势下，其特征如下：
1. 战胜敌人的困难。在共产主义消失之后，敌人是谁？9•11很方便地把恐怖主义视为新的敌人，接着就爆发了反恐战争。这成了很多国家结成暂时性联盟的原因（阿富汗战争），但在伊拉克却失去了效力。当很多国家响应布什进攻阿富汗的号召并联合起来时，他们已经破坏了国际法并在国内违反了民主和人权规范（爱国者法案和一系列反恐立法）。在这个意义上，这是一种全球权力中心强国发动的政变。但是，美国及其追随者对伊拉克的入侵在全球权力中心本身内部构成了另一个政变，并在中心内部引起了严重的分裂和冲突。但布什政府却能让主流国际社会接受这一既成事实。
2. 但到现在为止，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所有这一切都以失败告终，因为胜利是无法界定的，因此也是无法实现的。所以，他们引入这些假目标–民主和自由市场–是为了”长期战争”。现在，「战争」已成为描述现存全球现实的用语。实际上，所有这些加起来就表明了它的愿望：美国在不改变使这个世界无法控制的规则的情况下，在可预见的将来力图把整个世界局势都掌握在它的全面控制之下。直到和除非基本的新自由主义视角从根本上被彻底改变，否则这个任务是不可能实现的。但是这个「长期战争」–不是象征性的战争，而是真实的战争–是美国所能想到的唯一方法。这需要所有政治、社会和文化活动的军事化。
3. 外部的损失。在冷战期间，美国受到了苏联军事力量的制衡。这两个帝国在军事方面的实力差不多，作为相互竞争的双方，相对于美国来说，苏联实力略逊一筹。可以说，苏联的军事力量是衡量美国军事水平的标准。现在这个外在标准消失了，美国只能通过它自己的水平来衡量自己。这就意味着不存在限制美国军事增长的外在因素。美国使它的军事力量与它完全一手控制整个世界、不让任何能与美国竞争的对手出现的愿望直接相适应。
形成广泛的人民同盟
我们需要正视这整个形势。其中一些要点如下：
作为实现正义和和平的社会运动，我们首次面临完全的美帝国。因此，我们必须有一种清晰的战胜美帝国的历史眼光。我们需要明确这项任务的性质，并相应地履行我们的责任。我这么说的意思就是我们不仅要战胜9.11之后布什模式的帝国，还要战胜以美帝国的形式出现并在冷战后完成的不符合时代潮流的全球资本主义政权。这意味着我们所面对的不仅是帝国在政治上或军事上的统治，还有所谓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经济，或者以自由企业、自由贸易和自由市场名义创造和控制的单一的全球资本天堂。军事化和自由企业是同一个帝国的两面。
这意味着我们需要帮助形成广泛的人民同盟以解决这个问题综合体，并通过现在已被分裂、并时常互相敌对的各种人民团体彼此间的互动、获得新的共同视野、创造他们自己的秩序、并因此产生取代只会延续混乱、无序和战争的帝国的一种另类的全球治理和秩序来开始这些进程。我们可以把这个称为人民宪章的制定过程。有一个天然的”文明对邪恶”话语的复兴和传播，包括种族主义、沙文主义和各种各样的原教旨主义。要战胜这些话语，需要我们所设想的同盟非常认真的努力。
这个过程已经开始一段时间了。自1999年西雅图以来的反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运动和在伊拉克战争以前达到高峰的反战运动在2003年之后融入了世界社会论坛；墨西哥恰帕斯省土著人的革命运动为破坏全球化政权的方式找到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同时，玻利瓦尔主义也在南美促发了越来越多人的想象力。
但对于这个艰巨的历史任务，我们才刚刚起步。
「生活政治」的兴起
「从宏观到微观」的过程普遍反映了20世纪80年代运动风气的特征。 在广义上，可把由这种关注指导的人民团体列入「生活趋势」这个范畴。「生活趋势」代表一种充满生态关注的新的运动文化。它热衷于通过努力使具体事物 而不是空洞的一般事物产生实际变化，并对构建网络而不是纯粹的组织建设更感兴趣。与传统的旧的和新的左派政治相对比，我把这种运动政治称为「生活政治」…
文◎武藤一羊（Muto Ichiyo）
(编译：另立全球化工作坊)
二十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运动风气之间有明显的断层。舞台似乎已经旋转，呈现出一幅全新的图景。运动的语言和价值观也发生了变化。二十世纪70年代早期的运动文献中存在或多或少的挑剔和争辩的语气，每一股潮流在试图发展自己的观点以说服别人时都带着一丝严厉，激进思想也直接指向社会的根基。与之相比，二十世纪80年代的运动声明虽然接近于日常生活，但听起来友好、轻柔、平和、平凡。
从宏观到微观
松岗伸夫（Matsuoka Nobuo）是公民能源研究所（Citizens’ Energy Institute）的现任领导，也是一位知名的生态学者，思想家型的活动家。他回忆说，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他的关注点从「宏观」转向了「微观」。他是经历了日本运动三个发展阶段的人之一–旧左、新左以及生态运动。由于松岗伸夫分别经历过这三个不同阶段，所以由他来解释这个变革本身是非常适合的。
他离开了旧左（日本共产党），加入了70年代的基层小区运动，进行反污染斗争，并因为通过「自我否定」来质疑现存的生活方式以及展现出另类的积极的价值观。1979年，他参加了消费者运动。当时，这个运动正开展非常严密的反对像使用化学洗洁剂、食品添加剂和有害新药物的活动。「我觉得微观和宏观并不互相对立。过分扩大的生产力对我们日常生活的破坏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只有在日常生活里才能发生实际的变化，并因此发生本质的变化。
谁来控制技术？像生物技术这样的技术经过发展已经占到极大比例，其目的很清楚，那就是通过控制人类遗传机制来控制人民。在反对核能运动以及其它运动中，谁来控制和确定技术的发展方向这个问题逐渐引起了我们的关注。我们的回答是技术应该由社会来控制，应该由人民来控制。在东方，国家控制技术并因此控制人民；在西方，资本控制技术并因此控制人民。在这个过程中，反核能运动开始并努力设想一个没有核能的社会，一个新的后核社会。
虽然不应该把松岗的例子普遍化，但是这个「从宏观到微观」的过程普遍反映了20世纪80年代运动风气的特征。
在广义上，可把由这种关注指导的人民团体列入「生活趋势」这个范畴。「生活趋势」代表一种充满生态关注的新的运动文化。它热衷于通过努力使具体事物而不是空洞的一般事物产生实际变化，并对构建网络而不是纯粹的组织建设更感兴趣。与传统的旧的和新的左派政治相对比，我把这种运动政治称为「生活政治」。
「生活政治」的几个面向
首先，请允许我阐明「生活政治」的几个面向，根据「生活政治」与以前那些运动的连续性和不连续性来讨论它的特性和潜力。
1. 针对具体问题的生态运动。地方反核能工厂运动逐步形成了非核化社会的蓝图。联系这些地方运动的国家网络就代表了此类运动的特点。同时也存在基础广泛的环境保护运动，例如为了保护当地的珊瑚礁而反对在冲绳的石垣岛海岸建设新机场运动，反对在Nagara河建水坝的广泛运动，保护原始森林的「木材托管」（wood trust）运动，反对以环境为代价建设高尔夫球场以及其它休闲设施的活跃的国家小区团体网络。
2. 迅速扩大的新型合作社和致力于创造一种新的经济体系和生活方式的运动。这是典型的生活趋势运动，以建设新社会为奋斗目标并承诺通过创造消费者和生产者之间，特别是与必不可少的农户之间的直接联系来改变生活方式。工人生产合作社的推动和建立也使用了这种路径。生活趋势合作运动是一个城镇（以及中产阶级）现象，但由于关注食品和环境，它唤起了公众对农业的兴趣。它建立了与全国范围的另类农民团体之间的联系，这些团体把发展对农业的新认知作为人类社会基础以及努力通过农业的有机调整来取得生存。这样，新型农民运动的萌芽就得到了鼓励。
3. 具有重要意义的地方政治参与。共产党团体、合作社和妇女团体都提出了独立的候选人并在市议会和其它地方议会上获得了相当多的席位。他们主要是竭力要求解决像化学洗洁剂使用禁令这样的日常生活问题。在横须贺附近的逗子市，当地妇女是选举反对在城市的自然保护区修建美国兵营的市长的主要力量。追求地方直接民主的地方政党也成功地组织了起来。
4. 面对面的国际主义的发展，尤其是与其它的亚洲人民运动之间。这也呈现出多种形式。部分由于利用了官方谈论 的「国际化」口号、部分由于日常社会现实模糊了国界（不断增加的来自其它亚洲国家和巴西的移民工人的存在，作为「招待员」或农民妻子被带到日本的几十万亚洲妇女的涌入），很多运动团体都与他们在海外的同类建立了联系。除了团结运动这种类型的联系以外，发展类非政府组织在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得到了迅猛发展。其中一些是亲政府的，但大多数都是非政治的。
20世纪80年代国际对日本政府开发援助（DOA）的关注增加，对在第三世界国家实行的政府开发援助所推动的「开发」模式是有益于还是会伤害接受国的穷人和环境提出了质疑。生活政治团体也国际化了。一个把团结纽带和生活政治路径结合起来的新国际主义就是1986年的黑人运动。这个运动把包括以生活政治为导向的大型合作社的日本公民团体和菲律宾黑人中的农村小区联系了起来。结果建立了有重要意义的人民与人民之间的香蕉贸易，并开始了帮助边缘化的菲律宾农民建立自力更生的经济共同体的努力。
5. 基层运动的女性化。所有这些运动中的女性的全方位参与和她们发挥的核心作用构成了20世纪80年代的运动的最显著特征。无数城镇家庭主妇参加了现有的运动并创造了富有活力的属于她们自己的新团体，例如我们即将详细说明的，1988年一个新的建立新型工作方式的妇女倡议意外地扩大了反核运动的基础。女性主义观点并没鼓励大多数妇女采取行动，但却有更多的妇女，而不仅限于统计数字的增长，参与到人民运动当中。运动以妇女的方式发生了很大程度上的改变。在很多事情当中，这意味着构建非正式的网络而非正式的组织、采用非正式的决策程序和用口语（通常是通过传真通讯网络）水平传播运动信息、用直接途径实现很具体的目标的以及行动中富于活力。
6. 肯定生活而非左派传统的禁欲主义。由于改变生活方式作为生活政治的一般动机，摆脱金钱和商品崇拜以及被强加的信条的新文化和生活方式就应该存在于日常生活、人类关系以及运动事件中。由于我们要在此时此刻产生新的关系，所以这种文化与传统左派认为要把享乐推迟到胜利之后的这种牺性的生活方式是不兼容的。因此，在动员场合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舞蹈、音乐、幽默讽刺短剧以及其它文化表现方式。
如果说二十世纪70年代的运动都取决于边缘地区的反抗以及支持性的城市激进团体之间的动态互动的话，那么到了二十世纪80年代这个特征就在很大程度上被模糊了。边缘和城市、斗争和支持、以及一般民众和知识分子这两者之间伴随着很强道德感的紧张关系虽然没被消除的话，但是这些紧张关系在城市开始坚持自己的权利、竭力要求实现他们自己的生活政治目标时也得到了明显的缓解。
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与「人民同盟」
我们对人民同盟的定位是：它不仅是非政府组织、人民运动的联合，而且是构成最高权力主体，并行使全球民主权利的世界公民运动。在水俣，我们对全球治理进行了描述并试图把它称为「跨国参与式民主」。国家所支持的全球资本在组成一个国际化和等级性的分工体系，这个秩序被美化成相互依赖的全球化。但这是强加于人民，并渗透着敌意和分裂的相互依赖。这个控制体系通过组织内部的分裂，以及让人民团体相互敌对…
编按：武藤一羊教授是亚洲和平联盟（Asian Peace Alliance, APA）的创始成员之一，他是一位资深的和平运动暨反亚太地区军事化运动者，也是21世纪人民计划（People’s Plan for the 21st Century, PP21）的发起人，同时兼任ACFOD与FOCUS的顾问。1989年在Minamatam所举办的PP21聚会上，武藤首度提出跨界参与民主（transborder participatory democracy）这个专有名辞而受到赞许。不只如此，他更组织日本-菲律宾联盟（Japan-Philippines alliance），将「寻找城乡另类出路」以及「跨界结盟」等运动背后隐而未显的精神具体化。
武藤一羊于1982至1997年间在纽约州立大学的社会学系任职副教授，他的授课内容包括社会运动及另类发展。他是1965年平连（Beheiren）反越战运动的积极份子之一。除了发表许多关于政治、社会与文化相关议题的文章之外，武藤更活跃地参与了许多反战和其它新左派的运动。此外，武藤教授也开设了很多与民权运动相关的课程。
武藤教授于2007年8月中旬曾经前来台湾参与浩然基金会所主办的「另立全球化工作坊」。
文◎林深靖
人民同盟（People’s Alliances）是我们于1989年在日本水俣发起的「二十一世纪人民计划进程」的关键概念。
在水俣，我们指出全球权力中心已经形成，并通过其全球计划以「发展」的名义给大多数人民、环境和文化带来了毁灭性的后果。以前我们说要面对和战胜的这个政权，如今被广泛认为是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政权。在接下来的10年里，世贸组织（WTO）成立了，冷战结束了，作为美国主要的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对手的苏联解体了，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不久，美国开始确立它对全球社会的「全方位控制」。这都是二十世纪90年代发生的事情。
2001年的911事件结束了这个过程，并使美国壮起胆来，冒险把整个世界都囊括进以「反恐」为新团结口号的，可称之为美帝国的联盟。在此，我甚至还无法对911之后的局势进行深入描述，但有一点很清楚，那就是我们今天所面对的不是由美国总统的疯狂和一时的想法引起的短暂历史阶段，而是一个已然翻新的历史领域。它验证了乔治‧奥韦尔的名言──战争就是和平，自由就是奴役，无知就是力量。
在这个领域内，二十一世纪人民计划所主张的人民同盟理念还有实际价值吗？它还是我们的希望之源吗？我认为如果我们从同盟构建工作中恰当地吸取教训并把这些教训用于人民正在努力进行的同盟构建工作，那么答案就是肯定的。
我们对人民同盟的定位是：它不仅是非政府组织、人民运动的联合，而且是构成最高权力主体，并行使全球民主权利的世界公民运动。在水俣，我们对全球治理进行了描述并试图把它称为「跨国参与式民主」。
国家所支持的全球资本在组成一个国际化和等级性的分工体系，这个秩序被美化成相互依赖的全球化。但这是强加于人民，并渗透着敌意和分裂的相互依赖。这个控制体系通过组织内部的分裂，以及让人民团体相互敌对，来维持自己的存在。我们应该清楚，国家沙文主义，图谋不轨的地方自治主义、文化排外主义、性别歧视以及各种不同的种族偏见，有力地帮助了统治菁英建立其本来无法凝聚的庞大组织。
我们所设想的「人民同盟」，是对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所强加的这种人民之间关系的逆转。虽然人民不得不立足于分崩离析的现实领域中开始行动，但是，我们需要通过斗争，找到一条超越这个领域的道路：破坏整个引起分裂的结构，并用表达人民自己声音的、由人民构成的自发的同盟来取代它。这肯定是个长期过程，但是，我们确定的原则是「不能接受现状」，要寻找另一个可能的世界。
我的总体看法是：我们已经进入了这样一个历史时代：一方面全球化已严重破坏了国家主权；而与此同时，国家仍旧是拥有强制人民的权力的，最根深蒂固的人类社会组织。因此，我们需要（1）开始一些进程，使全球人民成为全球民主治理的最高权力主体；（2）立即参与国家政治以使国家体系能够对人民更为负责。很显然，随着具有毁灭性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进程的开始，我们所需要的就是这个意义上的全球民主治理，而且只有当全球人民共同行使主权时，这种全球民主治理才有可能。
【小辞典】
新自由主义全球化（Neo-Liberal Globalization）
「全球化」译自于美国1980年代开始大量使用的globalization一词。这个字眼标示了自由主义对于共产主义的胜利，以及胜利所带来的具体利益（包括进入超强行列，对全球村的掌握与操控）。于今，讲「全球化」几乎也就是在讲「美国的优势」；因此，全球化时常被理解为全世界的美国化，也就是以美国主流社会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为主导的全球（同）化。
「全球化」已被许多人视同为自然的、无可避免的现象。它气势汹汹，袭卷我们的社会，就如同暴雨降落大地，带来滋润的同时，也可能带来灾害。由于技术上的巨幅跃进，全世界的金融市场得以恒常处于紧密连结的状态，无远弗届地扩张其影响力，甚至取代了许多原属于国家的权力。
可是，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平心静气地看待美国梦。自从美国尼克松总统（Richard Nixon）于1971年终结美元和黄金的定价兑换政策之后，资本的流动又于1974年首先在美国全面松绑，1990年欧洲共同体持续跟进，整个世界的货币体系就此进入了极端不稳定的状态。某种纯粹投机的金融经济蓬勃发展开来，而且与实质的经济和真正的工业生产文化成为分立–甚至对立–的关系。投机的金融经济以短期获利为目标，在某些部门造成了生产过剩（汽车、电子、信息、钢铁等工业），在另外一些部门却又严重短缺（住屋、教育、粮食等）。
为了彰显新自由主义企业管理的价值「正确的资源，来自正确的地方，生产正确的商品，进入正确的市场，在正确的时刻，供应正确的消费者」，生产结构的同质化，使得跨国公司的庞巨网络得以在全球的范围之内，紧密而又廉价地剥削各国的中小企业。
这些被限定为分包代工角色的中小企业，越来越脆弱，越来越不稳定，最后都成一个个简单分化的利润中心，争做大型企业财团的仆役。大型代工厂商底下还压着无数的小型代工厂商，后者的处境就更加不堪了。不安全、不稳定以及被剥削的感觉再也不是工人、农民和独立劳动者的专利，中小企业主的感受也越来越深沉而具体。世界上的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强权者对弱势者的压制和统驭也越来越直接而凌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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