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工业公有制实践的绩效进行评估，需要先建立一个合理的指标体系。由于工业经济发展的评价指标可以罗列一堆，会带来两个问题：一是缺乏可比性。选择指标不同，评价结果不同。方法不规范造成的歧见，往往为不同的言说目的提供论据。改革开放以来，不同论者对工业公有制绩效的评价差异较大，原因大抵如此。避免歧见的唯一方法，是选择重要的宏观指标进行比较。二是缺乏准确性。评价指标过多，会使评价的焦点问题发生模糊，会稀释问题本身。很多情况下，不同指标具有相互反证的作用，选择过多的指标造成反证的几率就大。避免失准的方法是选用简洁的指标体系进行评价。
对工业公有制经济的发展绩效进行评价，主要是评价工业规模的增长速度。系统地评价一个经济体工业发展的速度，主要有四项指标：一是工业占国民经济比重要的增长速度。用产业结构变化的动态数据，可以看出公有制改造前后的变化。这个变化本身就是公有制绩效的最直接说明。二是工业经济存量增长的速度。这个数据进行公有制改造前后的纵向比较，也可以说明公有制的绩效问题。三是公有制改造后的人均GDP增长速度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历史上的发展速度进行横向比较，由此得出公有制极小的评价。四是用人均寿命的增长速度评价公有制的绩效问题。这四项指标涵盖了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工业存量的绝对增长水平（横向与纵向）、与增长寿命四个方面，已经能够系统地描述工业增长的现实情况，可以满足可比性与准确性的技术要求。
有了这样的评价指标体系，就可以方便地处理不同的观点。如果“不同”源于指标体系，则不需要讨论结果，只对指标体系的科学性进行分析就可以。不科学、不简洁的指标体系，无法给出准确结论。如果选择了同样的指标体系，则不同观点的讨论实际上就是对各自持有的指标数据进行核证与比较。这就可以避免对这一问题的讨论，总是在方法与本体之间游离的现实。人文科学的科学性，是建立在公认分析方法基础上的本体论。而且，人文科学发达与否，与这种方法论的普及性直接相关。可靠性强的方法成为社会共识，且为大多数学者共同运用的程度，是一个国家人文科学（包括政治、历史、经济）发达与否的标识。

　　

　　【其一，工业经济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占比】——
近代中国的经济发展，是一个从传统农业社会向工现代工业社会发展的过程。这个过程的绩效评价，核心指标就是工业经济占国民经济总量的比重。相对于稳定增长的农业经济，工业经济的增长更活跃，也更加带有发展绩效的信息。
上世纪中国经济100年的发展史，为公有制绩效评价提供了一个真实范本。因为这段历史，就是不同所有制实践的历史。对这段历史进行细致解析，可以划分出四个特征鲜明的阶段：第一阶段洋务运动。20世纪初，辛亥革命终结了洋务运动。洋务运动作为一个经济学现象，其意义是给出了传统专制政治体制下私有制经济发展的绩效评价。由于洋务运动促成的经济发展速度太过缓慢，与国家命运日益衰落的现实需求脱节，最终导致了自身统治的分崩离析。第二阶段自由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辛亥革命起，到新中国建立之后的1956年为止。我们之所以将其称为自由资本主义发展阶段，是由于受五四运动的影响，中国社会已经放弃了全部尊严，以洋人为师，以洋风为荣。将国家复兴的期望寄托于洋文化，于是开办洋学堂、举办洋工厂。同时大批地派出留学生，为留学人员提供大展宏图的机会的。这种简单模仿的发展模式，从经济学角度看，就是传统体制渐趋崩溃，而现代体制没有建立。相当于在小农经济的汪洋大海中，种植了几株资本主义的禾苗。这等于是说——引进的资本主义脱离了原有的制度环境，生长在了一个没有任何制度规范的新环境中。这显然是一种比新自由主义目标模式更加自由的模式。而这个模式对于熟悉马克思主义的人可能并不陌生，那就是早期资本主义模式，具有十足的原始意味。发展工业的过程，不但没有形成明显的经济促进作用，倒是在“人地关系紧张”的旧经济体系中，助长了两极分化的势头。国民政府的所谓黄金十年，不是将中国带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而是制造出了严重的社会动荡。此时红军的起义，与太平天国起义本质上是一样的，都是社会不公的结果。所不同的，只在于太平天国是一种反对旧式农耕经济造成的社会不平等的农民起义。而红军起义的矛头，则除了封建主义，还有官僚资本和帝国主义。后两项成为一种社会性的政治诉求，就说明官僚资本已经成为社会普遍仇视的对象。国民政府的黄金十年导致的结果，本质上就是对原始资本主义不能在中国立足的证明。许多论证将经济问题与政治问题独立看待，认为两者没哟关系。比如台湾人杨小凯，就将红军起义看作是打断黄金十年发展的异化力量，而不将其看作本身就是发展模式的直接结果。这种简单的认识论，不可能对经济问题作出科学结论。第三阶段就是社会主义运动。从1956年生产资料的公有化改造到1984年农村改革完成为止。这是一个单纯的公有制实践期。从1949年到1956年共产党共产党执政之初也实行私有制，经过七八年的观察发现，民族资本的局限，使经济发展的速度与规模在低水平上爬行的现实，与中国人普遍存在的、迫切的强国梦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这种自然发展模式的绩效，使共产党从宏观角度重新评价了“补课”资本主义的可能性。随后转入社会主义改造运动，这是对民国政府经济发展模式的一种直接否定。社会主义运动的经济学意义在于提供了在共和体制下，纯粹的公有制发展模式的评价范本。公有制实践是嵌入中国经济史画卷上的一个别致的图案，它使得我们有机会通过比较不同发展模式的方式，来评价公有制的绩效、品味公有制的价值、比较不同所有制的效率。第四阶段就是改革开放时期，就是从1984年开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从经济学角度看，这相当于提供了公有制与私有制混合发展的范本。不过需要说明的是——改革开放时期，公有制依然的主体经济。这主要表现自这样几个方面：解散公社，不是公有制的终结，因为从本质上看，今天的农业经济，其最重要都的特征是土地所有权的集体所有制。这个改革就是进行了生产组织的变革，而没有进行公有制的变革。因而也可以看作是一种公有制实践的延续。在这个时期，土地集体所有制的模式，限制了土地交易，使得农村没有产生大面积的赤贫人口，依然维持着一个具有传统色彩的社会结构，这实际上也是公有制的绩效之一。对工业经济而言，公有制的主体性表现为大型企业、资源性企业、涉及国家安全型企业，都依然保持着公有制的形式。最具有市场经济特点的上市公司中，绝大多数依然是公有制企业。这大概是最能体现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的一个场所。
对公有制绩效进行评价，实际上就是对第三阶段经济发展（下称公有制实践）的绩效进行评价。历史的延续性，为评价公有制实践的绩效提供了可靠的参照系。因为之前的纯粹市场经济发展模式，相当于是同一国情条件下分别实践了公有制与私有制。两者所以能够作为相互的参照系，理由有三：一是两种所有制实践的起点基本相同。从经济发展的起点看，几乎都是从零开始的。这里从零开始的涵义是说起点存量对终点存量的影响极为有限，而不是说两者数量上相同或者同时为零。第二阶段的发展起点是清末洋务运动建立的几个工厂。这个存量与民国结束时代的工业经济存量相比较几乎为零；共产党执政初期的工业经济存量与1978年的工业经济存量相比，也可以忽略不计。这两个阶段的可比性就在于——起点存量不构成终点存量的影响因素。起点与终点存量的不对称性，说明起点对终点的影响可以忽略。从可比性的角度看，第三阶段的起点相对值可能更低。不说国民党撤退时有意识的破坏，单就资本家对共产主义的恐惧，就使得大批工厂搬迁台湾与香港。因而民国政府留下的工业基础，与79年代末可以制造飞机导弹、门齐全的工业相比较，比值更低。从这样的意义上看，两个阶段的发展都可以认为是从零开始的。这种从零开始的说法，还可以具体化为生产能力、人力资源、资本积累等的差别。如果查阅历史资料，这种差别用相对比例的观点看也支持上述观点。二是在同一文化背景上种植工业文明。这两种实践，除所有制形式具有系统性之外，其它要素的区别微乎其微。因而两种所有制的绩效评价就具有了科学实验的意义——将各种非系统性噪声排除，观察系统性误差与单一影响因素的对应性。这样的结论是科学基础上得到的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结论。三是，经历的时间相当。国民政府私有制经济的发展，从1921年到1949年共27年。共产党的公有制从1956年到1984年，也是27年。
1956年之前，中国是一个农业经济为主体的国家，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为27.3％。这个工业产值数的绝大部分，是由传统手工业贡献的，比如钉鞋、缝纫、五金、木匠、铁匠等。这些手工业在以后的几十年内彻底消亡，因而这个指标中统计的这些产值，基本不可能构成国家工业化的支撑条件，本质上是农业经济的服务型产业。而那些对六七十年代工业总产值有影响的现代工业企业比如上海江浙一带的纺织印染企业、江南造船厂、京张铁路等，在上述数据中占比很小。有资料认为不足工业产值的20％。以此推算，当时国内的现代化工业，仅占国民经济的6％左右。即使如此，建国之初还有大量的民族资本家逃离了大陆。
当时的中国，正处于人地关系的紧约束状态，人口巨浪拍岸而来，农业经济已经处于穷途末路。大多数中国人。过的是半年粮食半年糠的日子。发展工业的价值，就在于“师夷技”，办工厂，解决人口就业的问题。但初起的微弱工业，由于自然发展的速度太慢，不能起到容纳巨量人口就业的作用，无法成为整体经济的核心与支柱，像是漂浮在农业经济之上的一朵浮萍。没有正面作用的同时。自由资本主义的原始属性，却表现的淋漓尽致。民国政府的倒塌，可以看作是新兴工业加速了社会的两极分化，致使其统治难以为继。
从1956年开始的公有制经过近30年发展，工业占比已经超过农业，达到了43.3％的水平。1969～1970年是工业产值超越农业产值的年份，这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里程碑，因为这一年标志着中国基本进入了工业化时代。如果用6％作为起始数据，则公有制促成的工业化速度为年增长7.6％。这个结果，不管是用文革时代10％以上的统计数据，还是邓小平指定的5.6％的统计数据，亦或是最近广泛使用的7％以上的统计数据，都要比自由资本主义阶段的工业化速度高。就是与后三十年工业产值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占比比较，这个数值也是很可观的。也就是说，当时的工业经济，不仅比国民政府的增长速度快，也不比改革开放速度慢。

　　

　　【其二，经济总量增长速度】——
用经济总量指标对比民国资本主义时期，显得毫无意义。因为人均gdp变化趋势表示，整个民国经济前期增长缓慢，后期由于经济发展不能支撑社会稳定的局面，招致了大幅度的下降结果。为说明公有制绩效的价值，这里选择了近300年来中美、中英人均GDP增长的数据进行比较（附图一、附图二）。考虑西方经济学有一个重要的潜涵义，就是证明公有制没有价值。若选择西方经济学提供的数据能够证明公有制的绩效，可靠性就会大增。因为西方经济学的逻辑。总是在不经意间露出几个疑问，顺藤摸瓜，就会找到另外的答案。
图1、图2给出的结论是——上世纪50年代开始，中国人均GDP增长的斜率陡然转变。而且这是在人口急剧增长的情况下表现的剧烈变化。这个变化的斜率表达了经济规模增长与民众经济活动增长的综合水平。近300年中，资本主义国家除了19世纪30年代有一个轻微的斜率变化，其经济发展过程基本处于自然平稳的进步中，这是私有经济发展速度的典型形式。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经济的发展历程——上世纪50年代之前的250年间，中国人均收入一直维持不增长甚至明显下降的状态。公有制建立的50年代，这个增长规律被有效打破。出现了增长斜率由负向正的剧烈转变。斜率陡然转变的形态最有效率地说明了公有制改造对经济发展的作用。与国际上主要发达国家的经济规模增长进行比较，也可以得出上述结论——英国19世纪的100年间增长了2.5倍，美国60年增长3.5倍，日本1951年到1975年25年增长了5倍。

　　

　　

　　

　　图1：中美人均收入变化趋势比较

　　

　　
图2： 中英人均收入变化趋势比较
图1、图2均摘自伍晓唐等译《世界经济千年史》
从19世纪中到20世纪中的一百年，资本主义经历了号称最成功的三个黄金发展期，其增长的结果也只是几倍。而公有制年均增长7％以上（2007年经济统计年鉴摘要），这个速度意味着经济存量每过10年翻一番，27年接近增长七倍。这已经超过了任何资本主义国家60～100年的增长。从图上看，公有制促成的经济增长过程，几乎是一条完美的指数曲线。比较300年来不同所有制国家经济增长的趋势，公有制具有无与伦比的发展效率。300年资本主义的发展历史，基本没有什么超自然的发展奇迹（单个国家的奇迹除外）。19世纪初有比较明显的斜率改变，这是技术现代化以及规模化生产普及造成的结果。这种改变促成的增长无法与公有制造成的增长相提并论。
图1、2中斜率的改变，是直接的绩效标识。公有制作为一种制度，对经济发展效率的促进作用，几乎可以肯定地说大大地超过西方国家吹嘘的产业革命。图中一个鲜明的现实是，从19世纪中叶中国经济开始下降，而资本主义开始上升。大多数历史学家将这种关系看作是完全不相干的两件事，仔细分析历史可以发现——资本主义大发展的时点与鸦片战争的时点十分吻合？这就存在疑问——这种此消彼长，是不是一种简单的财富转移过程，而不是西方经济学描述的工业革命结果？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的工业文明，就是清帝国的衰落导致的结果，资本主义的繁荣本质上就是一种掠夺导致的财富转移。所谓的工业革命也就是抢来了一些钱，可以不计成本地进行企业发规模扩张导致的结果。

　　

　　【其三，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
这个指标是发展效率的横向比较指标。最近经济学界有一个数据引用比较多，大约是78年中国经济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不足百分之一，而目前为百分之五。这个数据有不同的版本，比如胡鞍钢《中国如何通过全面开放提高国际竞争力》一文中，引用世界银行是购买力平价数据，认为七八年中国经济占世界经济总量的5％。而2003年的比重是12.5％。前者数据差了四倍，后者仅仅2倍多。
这一数据的差异说明了78年数据与今天的数据具有不可比性。其原因有二：一是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经济活动统计对象不同。计划经济时代由于政府对流通领域的严密控制，使得一个商品从工厂到消费之间经历的环节很少，且加价幅度较小，所以累计为经济活动程度的数据较小。而GDP统计时代，经济增长的数据中容纳了浩如烟海的小商贩、个体户搞活经济的增量。再者政府信用支撑的经济，许多时候不统计为经济增长数据。一定几十年的工资水平，获得了最佳效益的经济发展。比如一个县花费很少的资金就可以建设红旗渠，在今天建设同样规模的工程，大约需要数百亿资金，这是一个省未必能够完成的项目。还有经历较长时间后，数据由于货币价值不同，统计数据的可比性不高。二是统计方法不同。计划经济时代的统计与目前世界通行的方法不同。两种方法统计的结果有较大差距。
为消除这两类因素的影响，我个人主张用粮食产量、第一产业比重、国民收入三个数据折换不同时期的GDP数据。考虑粮食产量年度波动较大，这里用五年平均值表示。1974～1978年粮食产量年平均为2，8672万吨，农业经济占国民总收入的比重28.1％。结合2003~2007年数据，可以估算出1978年国民收入的折换值是 亿元，经济总量相当于今天的24.2％。也就是说，用今天的统计方法以及币值统计1978年的国民经济总值，要比当时的统计值高了16.7倍。亿元的数值与日本相当，这与用购买力平价计算的结果一致。这丛一个方面说明，前三十年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与资本主义经济奇迹国家几乎相等，差别主要表现为人均水平的不同。说明公有制工业经济的发展速度不容置疑。

　　

　　【其四，平均寿命】——
经济发展与人均寿命的关系比较密切，可以将这一指标看作是人民生活质量、医疗条件、文化发展、劳役程度、社会保障改善的综合指标，可看作是经济发展的效用指标。1949年平均寿命35岁，78年为68岁，今天72岁。这就是说，综合平衡下来人的生存质量在78年已经达到了今天的90％以上。最能说明问题的是苏联解体前后的人均寿命变化，大约就是公有制与私有制条件下人的生存状态的直接对比。

　　

　　以上数据未注明出处的，都是从互联网查的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