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价值是中国人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所创造出的基础性价值理念、价值设置和价值效用及其物性存在的综合体系。这个综合体系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础性存在，构成了十三亿炎黄子孙在日常生活世界中处世立身和交往行事的精神支柱，并且作为一种“软实力”，被赖斯比特称之为“中国模式”。帕森斯在其结构功能主义的社会组织理论中，认为一个社会的组织有四个子系统，而“模式维持系统”由于直接由教会组织系统来体现，因而其产出的产品就是直接表现价值理念（价值综和体系中的灵魂）的。鉴于此，我们现在并不同意有些经济学家的说法，即中国目前对世界的影响还主要是较硬的东西，如“劳动力价格优势”等等，自去年北京成功举办奥运会以及今年建国六十年北京成功举办国庆阅兵等等宏大叙事的漂亮完成，中国日益对世界显示了她的魅力，所以，我们以为“中国模式”对世界其他国家地区的人民日益显示出的吸引力主要是价值层面的东西。按照设置经济学家凡勃伦有关社会设置概念的理解，可知价值理念和价值设置是一体之两面的关系，所以，本文探讨的范围就包括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价值体系的理念和设置两个层面的内容。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价值的主要内容、相互关联和主要特色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价值的主要内容　　

按照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所昭示的人类社会生活的四元分析法可知，人类社会生活也无非就分为以下四大过程：即一是人类社会的物质生活过程；二是人类社会的社会生活过程（狭义的“社会生活”过程，我把这称之为心灵生活过程）；三是人类社会的政治生活过程；四是人类社会的精神生活过程（即文化生活的过程）；根源于这四大生活过程，一般而言，也必然会从中氤氲四大价值诉求：一是世俗幸福价值诉求；二是社会关爱价值诉求；三是公平正义价值诉求；四是人的自我实现基础上的致力于“自由个性”打造的价值诉求。不难发现，惟其狭义的人类的社会社会生活亦即心灵生活过程，才是直接体现人类社会基本价值的富矿领域，或者毋宁说，正是这一过程才形成人类社会的价值结构，并且与其他三个价值元素分别附丽的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和文化结构相对应。因而只有狭义的人类的社会生活过程或心灵过程中产生的社会关爱价值元素，才是表现人类社会基本价值的直接范畴。但是，这一表现人类社会基本价值的社会关爱价值元素在以往的社会里是被屏蔽的，只有到了社会主义社会，她才成了“主参量”并对其他三大价值元素产生制约作用，只有到了这个时候，从社会关爱价值元素中产生的利他主义价值诉求，才作为一种“普照的光”，对其他三大价值诉求产生指导作用。因此，从本质上讲，社会主义一词首先是指向人类一种理想的价值观体系的和精神信仰的，相对于世界观把宇宙作为认识对象以及人生观把人自身外部物性社会发展过程作为认识对象，价值观更应该以人自身为体认对象，而社会主义作为一种价值观，其本身的理论成果就在于人对于人自身动物性的超越和对社会性的认同。所以，当我们说到社会主义基本价值综合体系时，就是指狭义的社会生活即心灵生活过程产生的利他主义元素对其他三大元素实行统领的过程和体系。　　

从理论或逻辑上讲，上述四大价值元素的排列次序是由经济而社会，又由社会而政治，然后才是文化。但是，这个一般过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的历史展开却是依循着以下的次序推进的：即由政治而经济，由经济而文化，由文化而社会，到了“胡温新政”阶段，即意味着这一历史进程的“终结”和一个完整过程和系统或圆圈的生成，今年恰逢建国第一个甲子，而甲子意味着一个圆圈的形成和下一个圆圈的开始。但相对于新中国六十年这个圆圈来，鸦片战争以后形成的才是大圆圈。所以，我们把鸦片战争看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价值综合体系生成的逻辑起点。具体而言，孙中山和毛泽东的政治革命价值观的核心，就是旨在追求公平正义的政治价值在地球上的生成；所以，新旧民主主义革命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政治前提，在当时就是以“公平正义”的政治价值作为主参量来统摄其他三个价值子项的；邓小平领导的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第二次革命”的价值观，就是把追求世俗幸福的经济价值作为主参量来统摄其他三个价值子项的；而江泽民在信息社会和知识经济时代的大背景下所提出的“学习型社会”的价值理想，则表明他是把追求全面发展的“自由个性”的打造作为价值诉求之侧重点的，这实际上就是以文化价值来统摄其他三个价值子项的。历史进入新千年后，“胡温新政”又把社会关爱价值作为中国特色基本价值的主参量。截至目前，中国特色基本价值以一种近乎完备的形态昭示世人，用最凝练的语词表达，即为以下四个关键词：正义、幸福、自由和利他[1]。只不过鉴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特定国际环境和历史传统以及现实国情的制约，与马克思所开发的一般社会主义基本价值四大元素排列顺序相比，我们在历史的展开中把正义前置，把利他后置，作了政治优先，经济紧随其后，文化相对滞后，社会最后垫底的安排。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价值形成的原因　　

事物存在的原因植根于该事物的内在矛盾以及与之相关联的外部条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价值之所以在逻辑与历史的展开中呈示以上样态，是与以下四大矛盾和条件分不开的。近代以来，中国内忧外患，孙中山和毛泽东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如何满足中华民族“渴望被承认的欲望”，所以，解决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以便为以后的和谐社会的建构打拼出“安身立命”的主体条件，便成了当时中国的最大政治，这也是为什么毛泽东把实现公平正义的政治价值作为首要目标的原因所在。邓小平所处的时代，是中国社会主义优越性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来的时代，其表现就是落后的生产力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之间的矛盾。这也就是邓小平之所以把经济价值作为主要目标的原因所在。江泽民所处的时代是经济全球化向纵深发展，知识经济方兴未艾，信息革命如火如荼的时代，如何使个体人的“心智结构”（彼得.圣洁）的优化赶上日新月异的“社会发展”的步伐，便是当务之急，这也就是江泽民为什么要将追求人的全面发展的自由个性的文化价值作为主要目标诉求的原因所在。胡锦涛所处的历史阶段是“新三座大山”显露头角，各种社会问题逐渐暴露；同时又是我国社会主义生产力得到突飞猛进发展，综合国力显著增强，人民生活水平从总体上得到重大提升，共襄社会保障和社会事业的物质资源较为宽裕的时代，为了“科学地发展”，就必须直面各种社会问题，统筹兼顾，以人为本，强调“多予少取”的反哺式价值观念，这也是“胡温新政”将社会关爱价值作为和谐社会建构主参量的原因所在。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价值四个价值子项之间的相互关联　　

从四个价值子项间的逻辑排列和历史顺序可知，它们之间的关系是相互包含和相互渗透的，而且呈现出一种驭一统三的非平衡状态。即是讲，因发展的阶段不同所导致的基本矛盾的差异，就表现为不同的历史时期总是以某一种基本价值诉求作为中心诉求和主参量，而其它三种诉求就被该诉求囊括于自身，并受到这个基本诉求 “普照之光”的观照。例如，毛泽东虽然以公平正义为实质内容的政治价值追求为主，但在非常时期也不能不注意“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经济性的世俗幸福价值诉求；邓小平以经济建设的世俗幸福价值为基本追求，但也并不忘记对毛泽东时代就有的“四项基本原则”中的公平正义的接纳；江泽民显然把文化价值作为重点，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的前两项却是对毛泽东邓小平相关价值诉求的承接；胡锦涛显然把社会（狭义）关爱价值作为重点，但“四位一体”的建设目标以及五个统筹的基本内容和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方法，却表明他们是对以往三代领导的价值诉求持认同态度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刚刚结束的党的十七大四中全会胡锦涛提出的“学习型政党”的新概念，更是对江泽民文化价值的延伸和发挥。　　

总体来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价值理念层面的综合体系中，如果说经济建设基础上的世俗幸福价值是该体系的物性基础的话；那么，政治革命历程中所积淀的公平正义价值诉求则是该体系的意义实质；而在解决个人发展滞后于社会发展的矛盾中所形成的致力于“自由个性”建构的价值诉求的目标，则是该体系的主体目的；最后，在解决社会问题，强化社会建设中所形成的社会关爱价值诉求，则是该体系的灵魂指归。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价值的主要特色　　

首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价值具有科学性特色。这个科学性，是由其指导思想上的马克思主义来作保障的。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生活与人类实践的四元分析框架以及“类特性”理论，人的本质理论，人的价值理论，人的解放理论，人的历史作用理论等等，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价值能永葆其科学性的思想基础。　　

其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价值具有民族性的特色。这个民族性，一方面表现为她有完备的中国式语言的表达方式；另一方面，她还有较为完备的以儒释道为基本元素的中国传统价值的思想内容的历史积淀。比如，前面所讲的幸福、利他、正义和自由的一般性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我们都能从中国历史文化传统价值元素中找到基因，如中国传统价值哲学所概括的天人合一、身心俱健、人际和谐和心物平衡四个命题，就是对以上价值诉求的中国式诠释。　　

再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价值具有人民性特色。说到底，这一价值的实质内容即为毛泽东所概括出来的沧桑正道。“正道”即公平正义之道。因而，她表明人民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价值的价值主体。这和庄子所说的“盗亦有道”、“道在尿溺”的观点有异曲同工之妙。这个时候如果有哪位“公仆”敢诬蔑人民群众是“刁民”或“屁民”，则必然会遭到长期接受毛泽东沧桑正道价值观熏陶的公民社会的群起而攻之。所以，从实践关系看，好像是权力支配着权利，公仆好像成了主人；但从价值关系讲，权力只不过是权利诉求实现自身的工具，广大的草根及其他们的社会实践和历史创造，才是正义的化身和社会主义基本价值的承担者以及基本价值产出的不竭源泉。　　

第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价值具有真实性特色。和西方列强在武力征服，战争渔利中不断强化和强权政治、霸权主义观照下和平演变进程中推销的所谓普世价值的虚伪性相比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价值具有极大的真实性。这个真实性是基于以下两点的：一是她的合理性，因为她合乎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故才有其派生性的真实性；二是她的可行性。因为她既有一八四零年以来就形成的历史基因的规定，也有一九四九年以来的价值践履中所导致的量的扩张，更有新近三十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基础上形成的“北京共识”的支撑，因而作为一种价值理念层面上的“中国模式”日益受到世界人民的信赖而具有切实的可行性。　　

第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价值具有被约束性特色。这个被约束性在这里有两层含义：其一是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价值要接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指导；其二是指当两种价值不能两全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具有优先操作的地位。一般而言，中国社会高层管理者自我武装的价值武器应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为主。比如，如果高层能自觉地恪守爱国主义（对高层来说，爱祖国、爱人民应该是爱国主义的主要内容）这一超越公平正义的核心价值，则中下层普罗大众就能够恪守比爱国主义低一些层次然而更具基础性的公平正义之价值诉求（当然，这里面也自然包括爱政党、爱政府的价值元素）；否则，如果高层在宣言上树爱国之形，在背地里行卖国之实，则其道德境界就会堕落到基本价值以下，这时幻想让普罗大众恪守基本价值也就难了。因此，高层弘扬核心价值是基层实现基本价值的压力和动力。显然，第一条规定的侧重是寄希望于高层的。第二条规定是对普罗大众的要求。即是说，当爱国与创新之类的核心价值诉求与爱人类社会之类的价值诉求不能够两全的时候，作为广大的民众，就应该遵循“爱有等差”的原则，用爱国性的特殊性民族道德情感来制约博爱情怀的泛滥。这是不言而喻的，而且家和国同理。例如，就一个家庭而言，如果其父亲经常在外面包二奶，其母亲经常红杏出墙与人私通，还时不时想改嫁，这时你再要求这个子女热爱这个家庭，则就显得可笑。而且，这个子女如果经常受到别人父母的周济，根据“爱有等差”的的绝对原则，他自然爱别人的父母胜于爱自己的父母。反之，如果这个家庭的父母有高度的责任感，为这个家庭操碎了心，那毋庸置疑，其子女也会千方百计的为这个家庭的发展竭尽全力，因为为人父母者崇高的家庭美德，对子女既是一种道德压力，也是一种精神动力。所以，这个家庭就在双向约束下获得长足的发展，因为这时的子女必定是爱自己的父母胜于爱别人的父母，家庭成员上下一心，何愁家道不昌！　　

第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价值具有幼稚性特色。五千年的历史锻造出的中国特色的传统价值，因其带有从农耕文明脱胎出来的胎记，而被　梁漱溟　先生病垢为具有早熟而又不成熟的幼稚性。近现代的历史阵痛与凤凰涅磐，使得这一原生态的价值诉求在感受列强干涉和工业文明诱惑的双重刺激中日益走上成熟。然而，从西方列强在早期发展中诉诸于武力强制推行自身价值所造成的“文化涵化”的历史进程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价值还显得稚嫩。主要表现为她在应对西方强势价值观渗透上的软弱性和防守性。马克思主义认为，一个阶级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占据统治地位，则必然会在思想（在这里指价值）上占统治地位。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即价值）才是具有推广力的普世性的价值。这就是说，任何价值的普世性特征，不啻是这个价值具有合理性的推广理由，还在于占据统治地位的统治阶级的强大的推广工具。如西方列强的价值观念，就是在炮舰政策的保驾护航下向落后国家传播的。这样说并不是要求我们也迷信武力强制，而是说在虎狼当道、险象环生、强势文化价值长驱直入，甚至任意跑马的情况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价值必须要有自卫乃至颠覆虎狼之道的虎狼之力，这个自卫性工具是有别于西方列强武力征服的正义性的力量，但这种正义性的维护自身价值的国家力量目前还比较软弱，这就是有人质疑我们是“肥大”而不是“强大”的原因所在。惟愿祖国以建国六十年阅兵为契机，加强国防能力建设，以便真正从“吴戈用而不备凶”转化为“吴戈备而不用吉”，从而打造出捍卫社会主义基本价值体系的力量，并在此基础上推广我们的价值体系，到本世纪中叶，使得这一价值体系取代西方的伪普世价值，成为真正的普世价值！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价值的必然性探讨　　

（一）晋商为代表的中国工商业者阶层所恪守的“比较利益”原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价值的现实经济土壤。　　

作为晋商中的翘楚之一的白圭，曾提出了一个非常著名的为商命题，这就是“人弃我取，人取我予”，以及在此基础上衍生出的“与人方便，自己方便”价值诉求。这是中国特色的“比较利益原则”[2]。其基本意思就是认同既有的社会化分工体系，扬长避短，做好自己的拿手绝活，在生产或提供出精工制作的商品和服务后，拿到市场上去做互通有无的交换，以换回自己全面发展所需要的各种利益和福祉。我们认为，作为“善的等利害交换”的公平正义这一基本价值的实质性内容，就是由中国晋商们在近现代强化的。这些原则，现在已经深深地影响了西方经济学家的头脑，并且对现阶段受全球金融危机困扰的美国华尔街的老板们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3]。如比晋商晚几百年的萨谬尔逊所提出的“一国可以通过专门生产那些自己拥有最高生产率的商品提高生活水平和实际收入”的观点，明显就受到白圭的影响。新近三十年来中国在参与国际化分工体系中就把白圭的为商原则作了进一步的强化。即在现阶段，凡是涉身商海的炎黄子孙，大都认同白圭的比较利益原则衍生出的“与人方便，自己方便”的朴素哲理。正如马克思所言，“商品是个天生的平等派”。现阶段中国人之所以信奉“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以优对优的良性价值循环系统中的“游戏规则”，这都与晋商相关精神的大众化不无联系。　　

（二）中国儒家“忠恕之道”中所蕴含的人性诉求和道德准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价值形成的历史基因。　　

儒家学说的本质诉求就是“善”。但“善”到什么程度才具有普世性呢？在这里，“善”的境界从低度到高度的提升大体有三个层面：低度的单纯利己的善，在儒家看来这是“不及”中庸标准的，因而是不能作为普世性的人性和价值予以推广的。道家中有人强调了纯粹利己式的人性诉求，但终因受强大的主流价值观儒家的屏蔽而不能推广。这一低度的善性诉求有时也或许能够存在，但只能停留在只能干不能说的境地，“范跑跑”们的错误就在于忘记这个国情，反而拿自己的低度善的案例到互联网上说事。相反，在儒家看来，具有高度的仁爱、宽恕等“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人性诉求，也仅仅是少数君子或圣贤的所为，因为占人口大多数的“小人”是难以超凡入圣并达此圣洁境地的。那么，何谓儒家的普世价值诉求呢？这就是善的中庸境界，即“为仁之方”的基本内涵“忠恕之道”。这个总道细分为两个分道：即忠道和恕道。“忠道”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显然这是人己之间的“共存与共赢”（江泽民语）。在这里，立达自己与立达别人二者是相辅相成和相互转化的：只有立人达人，才能己立己达，反之亦然；而且“敬人者人恒敬之”，“爱人者人恒爱之”，立人达人最后会转化为立己达己。所以，儒家推崇的是一种包含低度性善性诉求“穷则独善其身”在内的人己双赢，且以“天下”为价值旨归的“兼济”性的善。晋商比较利益原则衍生出的“与人方便，自己方便”的观点也是从这里来的。这就是等利相交换的公平正义。“恕道”则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它的反命题就是己所欲，必施于人。而这就和“忠道”相切了。有人把此二者称之为金律和银律，这是不对的。我们认为，那种几乎不存在个人要求和私欲的自我牺牲式的仁爱和宽恕，才是金律和银律，她们无关乎正义不正义，因为这两种境界明显是超正义的，然而冷静分析不难发现，虽然这种境界最高，但毕竟没有推广的群众基础，而崇尚善的等利害交换的忠恕之道，本质上讲是一种“铁律”。律前冠之以“铁”，表征着惟此两者之价值，才有极大的时间上的稳定性和空间上的统一性，因而她才是为普罗大众可以接受的，才是最基本的价值。因为无论是个人抑或是团队，依 此价值行事所取得的效益必定最大最多，而英雄主义的行为和大公无私的举动，毕竟是非常态社会情境下的非常的举动，虽然境界最高，但却不具有必然性特色，而更多的时候，仅仅为一种时势性的权力（利）和偶然性的东西。　　

所以，纯粹利己或大公无私都是一种非常态的价值存在，只有人己两利（似也包括单纯利己）的中低度境界，才是菱形人性分布图景中最广大的中间部分。审视当下，小到个人，中到组织或社群，大到国家或地区，人己两利的境界一直是被实践检验的时间最绵延，空间最广袤，效益量最可观的价值常态。比如，就个人而言，青少年时代“本我”阶段上的“快乐原则”和迟暮之年“超我”阶段上的宗教般的“牺牲原则”，都没有壮年阶段“自我”境界中产生的“求实原则”更具基本性。就一个组织而言，早期成长阶段“前约定”时期的惟利是图和晚期衰落阶段“后约定”时期的菩萨角色形象，都没有中期“约定”时期的价值行为更规范，因而也更为基本。　　

（三）马克思主义“社会价值论”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价值健康发育的思想基础。　　

相对于爱因斯坦式的研究视域过于宏观和佛罗依德式的研究视域过于微观的偏差，马克思理论致思的重点则始终是中观性的社会领域，因而也就产生了大量有关社会价值论的成果。马克思主义“社会价值论”的研究维度有四个：一是“个人——社会”维度。在这里，马克思主义并不否认个人的自我价值，然而其价值旨归却在于揭橥人的社会价值的基础性地位。根据这一维度，马克思主义认为，一个人惟其在弘扬社会关爱价值中奉献于社会，才是创造性价值生成的不二法门。二是“资本——社会”维度。在这里，马克思首先对资本价值进行了无情地批判，认为代替资本主义旧社会的未来的新社会，必然是自由人联合体的社会组织，因而，这一联合体中形成的集体主义价值旨归，才是马克思主义社会价值论的出发点和归宿点，而承担这一价值的主体力量，就是“类的化身”即无产阶级或产业工人大军，因而在无产阶级那里，才能找到“真正的人”；在工人身上，才能看到人性的闪光，包括“批判家”在内的资本家，才是最不通人性的人。因而，社会主义基本价值的体现者也只有到工人那里才能找到。三是“社会——国家”维度。在这里，社会不啻是指代表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市民社会”，而且指比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现代意义的民族国家及其政权更早的第三方社会组织，如早期的宗教慈善组织，这些组织在自觉承担社会救挤等社会工作中往往比第一方私人企业组织更无私，而又比第二方的国家组织更高效，因此，一般而言，这个第三方在社会工作中所形成的社会关爱价值观就自然成为第一方组织增强社会责任感或第二方组织弘扬国家“社会职能”的价值基础和外在动力。四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维度。这个前面有叙，此处需要强调的就是在现阶段的中国，到底应该把何种价值作为打造的重点？我们认为，虽然前三者价值诉求都很重要，但在当前构建和谐社会的现实语境和“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的观照之下，社会关爱价值观才是重点性的价值诉求。因为当社会两极分化出现端倪，社会结构刚性化和失衡有所加剧，社会建设滞后，社会保障缺乏，社会事业发展成为瓶颈的时候，惟其弘扬“社会关爱价值观”，才能使人性的异化得以复归，否则，“人的不在场”和“人学的空场”，则势必使幸福、正义和自由价值诉求既失去制度设计的主体，也失去享受制度恩惠和实现制度效益的主体。　　

（四）现阶段党的精神文明建设和道德建设中的“广泛性要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价值落到实处的操作机理　　

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在公民道德建设中，对“广泛性”或“基本性”的要求起始于　1986年9月26日　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在这次会议上，党中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其中提出了一个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基本方针，就是“坚持道德的广泛性和先进性的统一”；2001年中共中央颁布的《公民道德建设纲要》再次强调了这一基本方针。文件指出：“要坚持把先进性要求与广泛性要求结合起来，要从实际出发，区分层次，着眼多数，鼓励先进，循序渐进”。我们认为，这个广泛性要求就是价值的基本性要求。其实，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人们就对盛行于建国之初在道德建设领域崇尚先进性而否定广泛性的做法提出了质疑。有句话叫“我们的时代是英雄辈出的时代”。人们发现，英雄弥足珍贵，但到后来“辈出”的预设几乎是一种奢望，因为“文革”中涌现出来的突破人类道德底线的流氓无产者比真正的道德楷模多得多。人们终于明白，大多数人的道德境界是难以超越公平正义的基本价值而进入超凡入圣的英雄境界的。疏离崇高，回归庸常的社会思潮是因一篇题为“人生的道路为什么越走越窄”的文章作为触媒引发的。在这次由大学生广泛参与的讨论中，形成了以往受人病垢现在则受人肯定的社会共识，这就是人们普遍认为的旨在促进社会进步和个人福祉的“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的基本价值是正确的。从那以后，人己两利作为一种新的道德操守，就日益被最大多数的炎黄子孙接受并且内化。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价值的实现途径　　

治理中国的事情，关键在于中国共产党。这句话同样适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价值的打造。　　

（一）解构霸玄价值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价值建构的前提　　

我们认为，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来自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价值建构的最大挑战，莫过于我们自身文化基因中的毒素。而千百年来在中国历史上形成的霸玄价值体系，则是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价值的最大敌人。“霸玄”两字就是霸道和玄德的组合。它们分别是传统人治社会条件下所形成的“主——奴”格局中主子方和奴才方分别归依的价值圭臬。按照王夫之的观点，前者是申韩的德性，后者是佛老的德性。　　

霸道的本质特征就是对“他者”的毫无道理的剥夺，所以这种价值体系往往和暴力结合，其常态形式就是“打着吃，叼着喝”；其极端形式就是武力征服和攻城掠地，并相应地辅之以“强道”，即千方百计地拆散别人的基于共同利益之上的社会合作关系，借此各个击破，一概通吃。我们把这种思想价值乃至行为概括为“有而不为”。玄德的本质特征是任人宰割的对别人毫无保留地奉献与牺牲。这是一种“无力的清洁”，我们把有这种思想价值的人和行为概括为“为而不有”。以往的历史，就是由秉持这两种价值体系的主人与奴才的零和博弈所构成的。它极不合理却绵延不绝几千年，根本原因就是统治阶级的残酷压迫使弱者不能免于内心的恐惧。显而易见的是，任由这种残酷压迫蔓延，弱势草根就只能以“活着”为最高理想，盲目机械式的完成在上者要求的规定性动作而不敢表达自身的自选性动作，这也是几千年来中国封建社会为何绵延不绝但却创意缺乏的深层原因。审视国内，国家财政收入所占GDP比重过大和政府自身管理成本所占财政支出比例过大，可视为“霸玄价值体系”历史基因依然抓住活人并发生作用的国内当代版；放眼全球，美国和发展中国家的相互间的不平等关系依然不断复制和扩散可视为 “霸玄价值体系”国际当代版。　　

（二）警惕左或右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价值的干扰，也是建构过程的当务之急　　

首先，要扬弃左的倾向下形成的英雄崇拜情结，致力于权利制度的打造。无私奉献，“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等等。都是人类崇高的自我牺牲的道德情操和价值追求；而且，在社会发展的非常态下，比如说战争、地震、水灾、瘟疫和突发性公共安全事件到来的时候，上述所说的英雄主义行为，都是弥足珍贵的人文资源，一个正常社会的发展总会面临三灾八难和五劳七伤，这样的英雄主义人文资源我们只嫌其少不嫌其多。然而，诚如亚里斯多德说的：“在各种法律中，人们认为公正是最重要的。”斯密也曾说过：“社会存在的基础与其说是仁慈，毋宁说是公正。没有仁慈，社会固然处于一种体令人不快的状态，却仍然能够存在；但是，不公正的盛行，则必然使社会完全崩溃。……仁慈是美化建筑物的装饰品而不是支撑它的地基，因而只要劝告就已足够而没有强制的必要。反之，公正是支撑整个大厦的主要支柱。如果去掉了这根柱子，人类社会这个巨大而广阔的建筑物必定会在一瞬间分崩离析[4]。”（P165）我们认为，写出了《道德情操论》的斯密的上述观点是深刻的。在这里，斯密所说的强制性的“公正”就是反映公平正义这个普世价值的核心与实质内容的权利制度。惟有把每个人的物性欲望和渴望被承认的欲望的双重满足，纳入公民权利制度的轨道，才能使具有权力之欲的虎狼之辈不至于蠢蠢欲动而拱墙越界，也才能使责、权、利之间、“我为人人”与“人人为我”之间、德与福之间、为与有之间、施与得之间等等高度统一起来，才能从根本上解构传统非民主法治社会条件下所形成的“霸玄”价值体系的不合理状况。　　

其次，要抑制“尺蠖效应”，防止人性的自私对制度公器的异化。如果说左的倾向在于否定社会制度设置的作用，对高尚人性的历史作用给予了过高的估计，从而用道德的先进性要求否定了价值建构的基本性（广泛性）要求的话；那么，来自于右的干扰则表现为对制度万能论的痴迷和对人自身道德力量的沮丧和失望。“尺蠖”为一种害虫，把某些贪官、奸商和学霸拟虫化为“尺蠖”，其本来涵义在于揭示这些人的行为方式远离公平正义的自利性。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漠视社会公平正义，只讲求效率优先的经济一元论发展观导向，已经使“尺蠖效应”在许多地方、部门和单位和社会组织变得尾大不掉。局部范围的上述变化具体表现为干群、劳资和师生三大矛盾中形成的三大零和博弈，以及在此基础上所导致的权家、钱家和名家对群众、农民工和学生的通吃上；并且在“通吃”的基础上所形成的“铁三角”的做大和社会十大分层（陆学艺的概括）中前四个阶层与后六个阶层之间的断裂。在现阶段，许多腐败案件的出现，都被群众惊呼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变成了“三个不代表”！可见，纠正新时期以来形成的新偏差，即“对事（包括制度建构的宏大叙事在内）不对人”的制度万能论偏差，遵循胡锦涛在“保先教育”中的强调的“既要对事，也要对人”的新要求，在抓好体现公平正义普世价值原则的制度建设中消弭“尺蠖效应”，把毛泽东时代就业已形成的公平正义价值重新植入广大公民尤其是“三个代表者”的心间，的确是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价值的当务之急。　　

总之，左的错误在于把人性最崇高也必定是最稀缺的崇高善性，如克已奉公做了不适当的夸大；右的错误在于把人性中最阴暗的损人利己看成了一种常态。二者都偏离了旨在谋求社会进步和个人福祉的双赢性道德目标时必须恪守的人已两利的公平正义的普世原则，因而一个表现为对制度的悲观和对人性的迷信；一个表现为对制度的迷信和对人性的沮丧，这都是一种单向度，因而都不能占有真理，惟有限人性与有限制度的结合，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普世价值真理的整全性所在。　　

（三）建构王正价值体系：中国传统优秀价值基因的时代自觉。　　

“王正”二字展开来说，就是王道与正德的组合。如果说霸道是攻城掠地，强道是拆人联盟，则王道就是征服人心。征服人心者，必先自要有人心，因为按照“等利相交换”的公正原则，换取人民信任的惟一办法，就是在上者首先要有人心，用温家宝总理的话讲就是用心做事。惟其如此，才能形成“投之以桃李，报之以琼瑶”，人心换人心，八两换半斤的上下之间的良性互动。“正德”与“玄德”相对，它恰恰与“玄德”相反，玄德是对百姓的要求，“正德”则是对包括在上者在内的所有人的要求，在上者只有给百姓“应得”（即“公正”），才能形成“正德以率下”的政治局面。老百姓看到在上者是有德的，则莫不敢“危言危行”，于是，一个万方辐辏、近悦远来、上下一体和同心同德共襄盛业的政治局面就会形成。所以，“王正”价值体系就是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价值历史传承的主要价值基因，也同时是构筑和谐中国和和谐世界，反对一切民族分裂主义和霸权主义以及恐怖活动的不二法门。 　　

（四）永执厥中：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价值的根本理路　　

如果说“王道正德”是体现公平正义这个基本价值的核心和实质性内容，而且具有中国气魄的价值之内容的话；那么，孔子在《论语·尧曰》篇中所提出的“永执其（厥）中”的中庸方法论，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价值得以实现的基本方法。这一方法要求领导干部首先要成为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价值的主导性力量。　　

首先，“人心惟危”，是高层促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价值实现的主导性的主体准备。孔子在这里提出的“人”应该是具有行政职务的知识分子，即他们是“士”中的为官者“仕”。在《论语·学而》篇中有“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的命题，这里的君子是与广大的草根即农、工、商相对的没有实权的“素王”或者说公共知识分子，而这里的人则为那些戴上官帽的知识分子，即为社会管理者阶层。所以，社会管理者，尤其是高层管理者理应是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价值的主导性力量。“惟危”是讲惟学习掌握公平正义的王道正德为要。这个“危”就是指直道。这与胡锦涛同志　2007年6月25日　的讲话中提出的领导干部要“居安思危”是一个意思。[5]所以，“危”在此处不是什么危险的社会现象，而是毛泽东所开发出来的体现人民史观的“沧桑正道”。从世界范围来看，随着知识经济时代向纵深发展，随着公共管理向后现代性的转向，新公共管理学所特别强调的学习型政府的打造目标已成了各国高层管理者的共识。彼得·圣吉在《学习型组织》中讲到，组织中人的学习，不啻是知识的积累，而且是对组织人心智结构的开发。显然，胡锦涛同志在党的17届4中全会上提出的学习型政党的概念，就是对上述趋向的积极回应。所以，人心之“心”，在这里主要是指我国党政干部的心性结构的开发与优化。根据《说文》的研究，“德”的本义为得。《说文》曰：“惪，外得于人，内得于己也”。“得即德也”。也就是说得德是相通的；心得直道则为德。所以，“居安思危”或“人心惟危”的结果，就是为了使统治集团在内心深处揭橥标的一杆体现社会公平正义的心旌，有了这个心旌，高层人士就会达到有德、有道的境界，而得道者多助，于是，凡是某个地区、某个部门或某些系统或组织发生的因领导的失德和无道所导致的公共安全突发事件和腐败案件频仍的状态，都会被“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的高层管理者当成是一次机会，于是，他们就会把社会利益受损集团的问题和痛痒放在心上，并千方百计地动员各种社会资源，使得问题的解决符合公平正义的原则，而不会动辄以“稳定压倒一切”为说辞，从暴力中寻求“维和”的出路，果如此，则一个由优良党风带动政风，由优良政风带动社会风气的良性化的局面就会形成。　　

其次，道心惟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价值发挥作用的长效机制。按中国传统哲学知行合一、主客不二、心物统合和道器不离的观点；按照西方设置经济学家凡勃伦等人的理解，真理产生在综合中，包括落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价值，也需要把人心改造与制度建设结合起来为好，这个前已有所叙，此处不赘。　　

再次，惟精惟一，永执厥中，是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价值的基本理路。“理路”一词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价值既是一种理论诉求，也是一种操作方法和人们行动的价值准则和现实路径。惟二者的结合，才能使这一价值体系在实践中发生显效。当然，在党的17大报告中，是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价值这一概念的；然而我们认为，这个概念是作为隐含项包括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之中的。否则，要求普罗大众对爱国精神和创新意识的强化和内化，就可能失去落实的基础。之所以没有提基本价值，只提核心价值，是因为这个基本价值比如公平正义的内涵是不证自明的。问题是，作为研究者却有必要时时提醒指政者，切莫在强调核心价值时忘记了基本价值这个基础的打造。平心而论，自“胡温新政”以来，一个取信于民和给人应得的反哺式的价值体系业已形成，“反哺”就是给弱势以“应得”，而这就是对前些年疏离公平正义基本价值的的相关失误一次战略性纠拨。在此基础上，由高层首先倡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与基本价值就能实现共生共在和共存共荣。　　

　　

参考文献：　　

[1] 戴生岐.幸福、正义、自由、利他：社会主义本质特征 ,更新时间.　2008-8-16　.　　

[2] 戴生岐.晋商的三种精神品格[N],山西日报　2004-10-26　.　　

[3] 太原晋商频道，华尔街得向山西大掌柜学什么？[N]山西商报　2009-4-14　.8:47:19.　　

[4] 王海明.道德哲学原理士五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5] 戴生岐.居安思危正解，左岸文化网

更新时间:　2008-4-4　. 12:49: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