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大传 第十卷 只争朝夕 第16章
第16章
“江青啊,自古政治家文武双全的不多啊!你能算一个吗?我看林彪不
算。他一天只和他那几个金刚们在一起,秀才们全不要,那还不垮台吗?
所以,政治家文要能安邦,武要能定国。在这方面,你也有很多片面性。”
话说1971年9月14日下午2点,周恩来在沉睡中被工作人员叫醒,他让秘书读一下外交部转来的中国驻蒙古大使馆特急电。只听秘书念道:
“1971年9月13日凌晨2时30分,在蒙古温都尔汗附近肯特省贝尔赫矿区南10公里处,中国民航256号三叉戟坠毁。乘员9人,8男1女,全部死亡。”
周恩来听罢,知道林彪已经机毁人亡,突然嚎啕大哭起来。纪登奎愣了楞,连忙劝慰说:
“总理,总理,林彪一伙摔死了,这是不幸中的万幸,应该说是最好的结局了。您该高兴,对吧?”
周恩来回过身来,摇摇头说:
“你不懂,你不懂!”
周恩来马上打电话,把林彪的结果告给毛泽东。正在游泳池边的毛泽东听到这个消息,一口痰没有吐出来,往后便倒。
毛泽东大病的消息,传到正在人民大会堂开会的周恩来那里,周恩来立刻脸色灰白,浑身颤抖。他驱车赶到游泳池,看见毛泽东的卧室门窗大开,平躺在床上的毛泽东脸色发青,嘴唇发紫,仿佛已经没了呼吸。他和医生判断了病情,紧急调来了吸痰器,吸了痰,毛泽东的脸色渐渐地恢复了血色,大口地喘着气。又过了一段时间,他的眼睛慢慢地睁开了。周恩来激动得扑倒在毛泽东的床边,双手紧握着毛泽东的手,泪水夺眶而出,哽咽着连连叫道:
“主席,主席——”
林彪出逃后,毛泽东一连两天两夜没有入睡,他再也支撑不住了,谁也不想见,大口大口地吸着烟,眼皮发肿,行动迟缓,有时整天闭着眼睛,香烟烧到了手指还未发觉。
据周世钊日记记载:毛泽东经历了林彪仓惶出逃事件后,改写了明朝人李攀龙的一首七绝诗:《怀明卿》,他将原诗中的“侍臣”2字改为“叛徒”,这样,一首新的无题《七绝》就出现了:
豫章西望彩云间,九派长江九叠山。高卧不须窥石镜,秋风怒在叛徒颜。
周世钊说:
“毛主席把这两个字改成了‘叛徒’。这自然是指林彪。”
周世钊还说:
“毛主席在吟诵这首诗时,还戏改了杜甫的《咏怀古迹》之三‘明妃村’的诗句。这首杜诗原是七律,前4句是: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明妃尚有村。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毛主席将诗中的“明妃”戏改为“林彪”后,再将原诗中的后四句去掉,改成了一首七绝: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林彪尚有村。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
毛泽东没有想到,林彪竟然会叛逃摔死在异国它乡,这样的一种结局,对他的精神打击太大了。自此以后,他那健壮的身体非常明显地越来越差了。
毛泽东曾经和江青进行了一次认真的谈话,他说:
“江青啊,自古政治家文武双全的不多啊!你能算一个吗?我看林彪不算。他一天只和他那几个金刚们在一起,秀才们全不要,那还不垮台吗?所以,政治家文要能安邦,武要能定国。在这方面,你也有很多片面性。”
毛泽东还说:
“林彪骂你是武则天,我就在许多场合讲过,江青要真有武则天那两下倒好了,可惜你成不了她啊。你有她那本事吗?武则天文可重用持不同意见者,武能团结反对过她的人。她该下狠心时能下得去,应慈悲时又能掉下泪。这些你能做到吗?做不到,怎么能成好的政治家?你已经积怨很深了,许多老同志对你有看法,新同志是不是有呢?也说不定。别以为思想路线正确就可以忘乎所以,还要有个组织路线的问题。也就是说,要多团结一些人。”
“九一三”事件以后,李德生奉命组织清查工作。空军成立了一个以曹里怀为首的5人小组,协助李德生工作。根据李伟信的供述,在他的住处搜查出了《“571工程”纪要》及另立中央南逃人员编组名单。李德生立即派专人送给周恩来并呈毛泽东。
毛泽东强调清查工作要掌握好政策。他对周恩来、李德生等人说:
“死党只有那么几个人,对犯错误的同志要分析历史条件,林彪当时是副统帅,大家搞不清他的阴谋。对犯错误的同志,要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改了就欢迎。比如对林彪下面的几十个工作人员和秘书,那些人都不用了?我看那不行吧。要搞清楚,要教育,给他们工作做,不能不用,他们是组织派到那里去工作的嘛。”
9月17日,周恩来将《中共中央关于林彪叛国出逃、自取灭亡通知稿》送给毛泽东。
9月18日,中共中央向党内高级干部发出经毛泽东审阅修改的《中共中央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通知》中说:
“1、中共中央正式通知:林彪于1971年9月13日仓惶出逃,狼狈投敌,叛党叛国,自取灭亡。”
“现已查明:林彪背着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中央政治局,极其秘密地私自调动三叉戟运输机、直升飞机各一架,开枪打伤跟随多年的警卫人员,于9月13日凌晨爬上三叉戟飞机,向外蒙、苏联方向飞去。同上飞机的,有他的妻子叶群,儿子林立果及驾驶员潘景寅、死党刘沛丰等。在三叉戟飞机越出国境以后,未见敌机阻击。”
“中央政治局遂命令我北京部队立即对直升机迫降。从直升飞机上查获林彪投敌时盗窃的我党我军大批绝密文件、胶卷、录音带,并有大量外币。在直升飞机迫降后,林彪死党周宇驰、于新野打死驾驶员,两人开枪自杀,其余被我活捉。”
“2、林彪叛党叛国,是长期以来,特别是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以来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的继续,是林彪这个资产阶级个人野心家、阴谋家的总暴露和总破产。”
9月21日,周恩来召回驻蒙古使馆曾经去温都尔汗三叉戟坠毁现场勘察的有关人员回京汇情况。
孙一先回忆说:“9月17日一早,我们回到乌兰巴托。刚到使馆,许大使就告诉我,外交部已来电,要求使馆立即派人回国详细汇情况。使馆决定派我执行这一任务。由于中蒙航线早已停飞,9月20日,我搭乘国际列车,一天以后回到北京。一到北京站,我就被前来迎接的符浩(外交部办公厅主任——笔者注)带到外交部招待所,符浩让我把带的资料、胶卷都交给秘书,并约法三章:第一,暂住招待所不要外出,也不要在招待所内部来回走动;第二,不许跟外界联系,包括跟家属和单位联系;第三,如果在招待所遇到熟人,别人问起,不许透露回来的真实目的,有关飞机失事的事,一句也不能讲。实际上我被‘软禁’起来,一下子禁闭了两个多星期。当晚,我整理了汇资料。11点多时,突然有人敲门,开门一看,是一位女同志,自我介绍是王海容,然后以不容商量的口吻很直接地说:
‘走,小孙,跟我汇去!’
我这时还不知道要见的是谁,到了人民大会堂福建厅的外面,王海容先进去几分钟之后,然后让我跟随进去。我进去一看,有个身影背对着门。他转过身来我才看清楚是周总理!我很是意外,根本没想到是周总理要亲自听我汇。我把随身携带的一张现场位置图打开,向周总理指明坠机的具体位置。总理突然问我:
‘离伊尔库茨克有多远?’
我答直线距离700多公里,他又问我山海关、多伦、贝勒庙的位置,我都一一作答。总理立着右手掌,从山海关开始,沿着这两个点到温都尔汗,画了一条线。那一刻,我十分震惊,这才知道这绝对不是东北飞机向关内飞的迷航,而是从山海关飞出来的叛逃。
这时又进来3个人,一位是总政主任李德生,一位是空军副司令兼民航总局局长邝任农,最后一位是空军司令吴法宪。吴法宪的个子很矮,坐在椅子上脚还够不着地,很明显,周总理是故意让他进来听我的汇的。我记得吴法宪当时脸色苍白,表情木然。总理好像对飞机的情况不是很感兴趣,听着听着还闭上眼睛打了个盹——我后来才知道为了处理‘九一三’事件,他已经连续工作了50多个小时;但他对尸体残骸显得颇有兴趣,一下子来了精神。我按着号,一张一张给他看,他一边看,一边翻过来在背面写什么东西。特别是5号(林彪——笔者注)和8号,他戴着花镜反复看,然后把照片都别在一起。”
“我也向总理汇了机翼上那个可疑的大洞,说怀疑是防空导弹打的。总理让我好好研究。10月1日,8341部队政委杨德中和外交部的军代表李耀文陪我一同到了西苑机场,找到了一架256号的姐妹机——一架252号三叉戟。听了我的汇,又现场看了这架三叉戟的结构,机翼上那个大洞的疑团终于解开了:原来那里有一个检查孔,油箱爆炸后向下炸开了这个大洞,这是洞口的铝刺基本朝外翻的原因;如果真是被导弹击中,一定会形成贯穿的大洞,而且铝刺朝内翻。萦绕于心头许久的谜团一下子打开了。”
此一时期,黄永胜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他几次给毛泽东打电话,说他要检查。毛泽东回答:
“你的问题就是那么多了,已经清楚了,主要是认识的问题。汪东兴的错误比你还要严重,他和林彪的关系也比你要复杂,但是他检查了以后不就没事了吗?”
可是此时的黄永胜已经昏了头,他不但不认真检查和交代问题,反而吩咐秘书和底下的人,把所有的材料都清理一下,凡是不再需要的东西统统销毁,凡是与林彪有关的材料都销毁,包括他写的日记,给林彪写的信和文字的底稿,还有林彪和叶群来电话的记录,还有有关人员的告等等。
9月23日晚,林彪等人摔死已经有10天了,毛泽东把周恩来和汪东兴叫到中南海游泳池,问他们:
“黄永胜那些人现在的情况如何?有什么检查和交代吗?”
周恩来告说:
“黄永胜慌慌忙忙地在烧毁材料,一直烧了好多天。他们拼命要销毁他们紧跟林彪的证据。”
毛泽东说:
“好啊,这些人看来是要顽抗到底了。我给他们10天的时间,他们没有半点悔改之意。那就怪不得我们了。黄永胜这个人没有多少政治水平,政治素质也很差,经不起大的风浪。张春桥说他有头无脑。我看很形象。犯了错误,就应该大大方方地检查错误,他却躲躲闪闪,越怕就说明他越有鬼。林彪对他那么信任,哪能不给他一点点底呢?他却包得死死的,丝毫不给我们讲讲问题。这样的人我们怎么还能重用?那就让他跟着林彪走到底吧。要防止他们步林彪的后尘。可以动手了。”
周恩来说:
“交给我吧,今天办不成,明天早上一定会办到。”
9月24日,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宣布林彪集团的主要成员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离职反省。
关于对李雪峰的处理问题,周恩来对毛泽东和康生、张春桥、江青等人说:
“李雪峰对他的错误并没有实质性的认识,他已经是两次跟错人了,其实就是故意在他们那里投机,是送上门去的。李雪峰在庐山会议上恶毒攻击春桥同志和康生同志的错误,他至今只字不提,说明了他没有认识。他在林彪未死之前对林彪始终有幻想,这样的人逮捕法办太重了,可以开除他的党籍,让他继续交代错误。”
江青表示赞成周恩来的意见。张春桥则说:
“被这样的人反对是好事而不是坏事,我才不在乎他的反对呢。”
后来,李雪峰在十几年后的回忆中说:“现在有一种倾向值得警惕,就是有人全盘否定毛主席,这是极其错误的。有些刊物上还发表全盘否定斯大林的东西,甚至说冷战是苏联挑起来的。这纯粹是卖国贼的论调!是放他妈的臭屁!这种不谈阶级,不谈时代的论调,应该批一下!”
9月28日,中共中央将《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传达到地、师一级。
1971年10月1日,北京城披上了节日盛装,周恩来、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李先念、谢富治、李德生、纪登奎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分别在首都各大公园同群众一起游园联欢,共度佳节。
这是建国20多年来第一次采用这种方式庆祝国庆。毛泽东从这个节日开始和以后的几年里,再也没有上过天安门城楼。
10月2日,毛泽东批准了周恩来的告,中央确定由李先念、华国锋等协助周恩来做好国务院工作;由李德生、余秋里、张才千分别主持中央军委3个总部的工作。
10月3日,经毛泽东同意,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说:
“为彻底审查、弄清林-陈反党集团的问题,中央决定成立中央专案组,集中处理有关问题。中央专案组由周恩来、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纪登奎、李德生、汪东兴、吴德、吴忠10人组成。在专案组领导下,设立工作机构,由纪登奎、汪东兴两同志负责进行日常工作。各地、各单位今后凡向中央上有关林-陈反党集团的揭发材料,统请以绝密亲启件送交中央专案组统一处理。”
这一天,经毛泽东同意,中共中央还发出通知说:
“中央决定,撤销军委办事组,成立军委办公会议。军委办公会议由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同志主持,并由叶剑英、谢富治、张春桥、李先念、李德生、纪登奎、汪东兴、陈士榘、张才千、刘贤权10同志组成,即日成立,在中央军委领导下负责军委日常工作。特此通知。”
10月4日,叶剑英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写道:
“臣之壮也犹不如人,今老矣。无能为也的自卑感,这不对。有时间,请赐一见,得到指示,以利工作。”
10月4日下午,毛泽东接见了军委办公会议成员,他首先讲述了党内历史上两条路线斗争的情况,尔后说道:
“林、陈阴谋活动,蓄谋已久,他们反党,大的事情多得很,小的事情也多得很,目的就是要夺权。”“文化大革命,整几位老帅,是林彪搞的。”“个人崇拜,我和斯诺谈话说过了,当时搞一点也是需要的,你美国也搞个人崇拜嘛。但搞得那么多!我姓毛,工作是党的主席,叫我毛主席,我听了很舒服。什么4个伟大,讨嫌!顶峰问题,1966年7月份我就给林彪打过招呼,他不听,还是那么写。”
关于林彪集团的成员,毛泽东说:
“对他们这个集团的一些人,高级干部,能争取的尽量争取,能拉的尽量拉。”
毛泽东最后说:
“军委办公会议,这次是叫改组,不是掺沙子。今后办公会议要研究大事。”“凡讨论重大问题,要请总理参加。下达指示,要用军委名义,不要用办公会议。政治局讨论决定的问题,是用中央的名义嘛。要好好准备,开次军委全会,各大区同志来参加,征求他们意见。”
这天晚上,毛泽东将空军社一封揭发南方某地领导干部过去同林彪等“关系甚密”的来信,批示给周恩来,他写道:
“对某些同志的怀疑不可尽信。”
10月6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林彪叛党叛国事件扩大传达范围的通知。通知中要求,从10月中旬起,传达的范围扩大到地方基层党支部书记、副书记。
10月8日,毛泽东会见了埃塞俄比亚皇帝塞拉西,他在谈话中说:
“早几个星期前,我因为心脏病已经死了一次,上天去了,见了一次上帝,现在又回来了。”
10月间,毛泽东的干女儿刘松林和她那位已经成为空军飞行副师长的丈夫杨茂之,双双被隔离审查了。
事情的起因是杨茂之在上海住院治病期间,听别人议论说,江青是“伟大的旗手”,一定会成为毛泽东的“接班人”。杨茂之插话说:“不会的,江青不可能接班。毛主席说过,‘不会的,她不行!’”谁知此话一出,竟然惹来了一场横祸。这就叫做“说者无意,听者有心”。立时就有人告发了杨茂之。这还了得,有人竟敢攻击江青同志!上海军事部门立即将杨茂之收审了。他们一审才知道,此人竟是毛泽东的干女婿。此事呈上去,王洪文不得不亲自出马审问。杨茂之便将老婆刘松林如何对他说过此事,一五一十讲了一遍:有一次,刘松林和妹妹邵华见到了毛泽东,刘松林问:
“听说江妈妈要接班,是真的吗?”
毛泽东哈哈一笑,说:
“不会的,她不行。”
刘松林回家之后,便将此话告诉了丈夫杨茂之。没想到杨茂之是个直肠子,心里搁不住话。他一见人们如此议论,便撂了出来。
王洪文见杨茂之如此说,便把刘松林也收审了。刘松林见了王洪文,说明了情况。她心想,此时只有干爸能够救自己和丈夫了,如果给毛泽东写一封信,要他王洪文亲自转交,量他王洪文不敢不答应。果然,刘松林向王洪文一说,王洪文立时就答应了,只是要求她,信不能封口。后来,毛泽东读了刘松林的信,说道:
“娃娃们无罪,立即放人。”
王洪文得了最高指示,就把刘松林和杨茂之放了出来。
10月16日晚9时许,周恩来、叶剑英、姬鹏飞、熊向晖、章文晋到毛泽东住处汇工作。毛泽东一见到熊向晖就笑眯眯地问:
“那个‘副统帅’呢?那个‘参谋总长’哪里去了?”
熊向晖也笑着说:
“主席问我的时候,我确实不知道呀!”
毛泽东打趣地说:
“现在知道了吧?”
熊向晖说:
“现在当然知道了。”
毛泽东说:
“你什么也没嗅出来,是不是伤风了,感冒了?我的‘亲密战友’啊!多‘亲密’啊!‘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三叉戟飞机摔在外蒙古,真是‘折戟沉沙’呀。”
10月20日,基辛格第2次访问中国。
10月24日,中美双方就联合公问题进行会谈。周恩来明确地说:
“毛主席已经看了你们拟的公草案,明确地表示不同意。这样的方案我们是不能接受的。”
基辛格辩解说:
“我们初稿的含义是说,和平是我们双方的目的。”
周恩来驳斥说:
“和平是只有通过斗争才能得到的。你们的初稿是伪装双方观点一致。我们认为公必须摆明双方根本性的分歧。”
基辛格不想退让,他说:
“我尊重总理的信仰。但把那些一贯正确的教条,写在公里是不合适的。”
周恩来严肃而又平静地说:
“你们也承认,中美双方存在着巨大的分歧,如果我们用外交语言掩盖了这些分歧,用公来伪装观点一致,今后怎么解决问题呢?”
10月25日,在中方的坚持下,美方拿出了修改过的联合公方案。周恩来看后说:
“博士,你们熬了一个通宵,将我们的一个主要观点删掉了。”
基辛格故作惊讶地说:
“哦,哦……是吗?”
周恩来严肃地说:
“坚决支持世界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斗争,这是我们对世界形势的一个基本观点。”
基辛格十分激动地说:
“如果要总统签署有这个观点的公,岂不是等于要我们的总统受到屈辱。这将在美国引起很大的麻烦。”
周恩来也“哦”了一下。基辛格又说:
“是的。所以我们要删掉这些话。作为交换,在美国观点部分也对等的删掉几句话,不使中国方面吃亏。”
周恩来盯着基辛格,严厉地一挥手,说:
“不。博士,我们不是在做交易,你完全用不着讨价还价。你只需叫我同意,告诉我在中国观点部分所用的词句,确有令你为难之处就可以了。”
基辛格被说服了,而且很激动,他明白了周恩来从来不在原则问题上讨价还价。
关于台湾问题,基辛格问周恩来,对美国提出的“双重代表权”的看法,周恩来说:
“对中国来说,台湾的地位,比联合国的资格重要得多。中国不会按照‘双重代表权’的方案进入联合国。我必须申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的政府。解放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美国军队必须撤出台湾。这3条立场是不变的。”
基辛格说: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们不能在开始我们的新关系时,背弃我们的老朋友。我们绝不能放弃对台湾的义务,我们决不会和台湾断交!”
周恩来生气地说:
“什么样的复杂原因?什么样的义务?真是天方夜谭!”
基辛格自知理亏,赶紧解释说:
“我今天坐在这里,不就说明我们在改变吗?”
周恩来说:
“毛主席说台湾问题可以拖100年,是表明我们有耐心。毛主席的意思同时也包含了不能让台湾问题妨碍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这些不都表明了我们的诚意吗?你们的诚意何在?”
基辛格被迫承认:
“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怎么样?”
周恩来将这句话重复了一遍,然后笑着说:
“博士到底是博士,这可是一项奥妙的发明。基本意思我方可以接受,只是个别字句还需要推敲,比如应该用‘省’,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更准确,不用‘部分’。”
基辛格说:
“两者在英语中没有多大差别。”
周恩来说:
“在汉语中却有质的差别。”
就在10月25日这天晚上,第26届联合国大会就美日等国提出的旨在制造“两个中国”的所谓“重要问题”提案,以及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23个国家代表团提出的关于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立即把蒋介石集团的代表从联合国及其所属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的提案,即2758号决议案,在大会上付诸表决。
大会首先以55票赞成,59票反对,15票弃权否决了美日等国所谓的“重要问题”提案。会议厅中爆发出长时间的掌声,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友好的各国代表们无不欢欣鼓舞,他们手舞足蹈地欢呼、歌唱。国民党代表周书楷被迫宣布退出联合国组织,带领手下一帮子人灰溜溜地离开了会场。接着,大会以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的压倒多数,通过了2758号决议案。当大会宣布这一表决结果时,会场上爆发出了长时间的热烈的掌声。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各国代表全部站起来,高高举着双手,长时间的热烈欢呼:“我们胜利了!中国万岁!”许多人在走廊里唱歌、拍桌子,互相拥抱祝贺,热情的黑人兄弟载歌载舞,欢庆胜利。与之相反的是,美国合众社则道说:“这是美国自联合国成立以来,遭到的最惨重的失败。”
诸君可能有所不知,早在1945年4月25日,中国共产党代表董必武作为中国代表团的成员参加了在旧金山举行的联合国制宪会议。6月26日,联合国制宪会议结束时,董必武在联合国宪章上郑重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中国成为联合国的创始国和5个常任理事国之一。蒋介石败逃台湾后,依然占据着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这是不合法的。至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长期被非法剥夺的权利得到了恢复,从而结束了美国操纵联合国,敌视、孤立和封锁中国人民的历史。
毛泽东十分关注联合国大会的进展情况。他在联大临近表决时,曾经对护士长吴旭君说:
“我们就算有10亿人口,在联合国也只是一张票,一个小国也是一张票,我奉劝你不要看不起小国。”
这一天,毛泽东观看了联合国大会恢复中国合法席位的电视新闻,非常高兴,对吴旭君说:
“主要是第三世界兄弟把我们抬进去的。”
10月26日上午9时,中美双方为尼克松访华准备的中美联合公草案谈判初步告成,周恩来把基辛格送到钓鱼台的楼梯口,第一次用英语说:
“博士,欢迎你很快回来共享谈判的愉快。”
他又悄悄地告诉乔冠华:
“联大表决结果已经传来,赞成接纳中国、驱除台湾的阿尔巴尼亚提案,已经以压倒多数获得通过。表决结果是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
乔冠华问:
“基辛格知道吗?”
周恩来说:
“为了不使基辛格难受,我没有将这个消息告诉他。”
乔冠华在由钓鱼台驶往机场的红旗轿车里,用轻松的语气问基辛格说:
“博士,你看今年这届联大,我国能恢复席位么?我得到消息,现在这个时候,联大正在对恢复我国席位进行表决。”
基辛格微微一笑,不假思索地说:
“不行,我估计你们今年还进不了联合国。”
乔冠华狡黠地眨了眨眼,问道:
“博士先生,你估计我们什么时候才能进去?”
基辛格扶了一下眼镜,说道:
“估计明年还差不多。待尼克松总统访华以后,你们就能进去了。”
乔冠华仰脸哈哈大笑,说道:
“我看不见得吧!现在人心所向正在发生变化!”
中方人员在为基辛格送行的机场上,都在为联大的事情而高兴。美方人员还以为中国人是因为联合公草案采取了中国的观点而兴奋呢。
基辛格在“空军一号”专机上,终于从传来的电讯稿中得知了这个消息,他大为惊讶,双手捧着头,好一会儿才抬起头来,表情复杂地说:
“我说过,光是中美接近,就会使国际形势产生革命性的变化,可是连我自己对此也认识不足。”
欲知新中国政府代表团进入联合国的情况如何,请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毛泽东告诫江青说:“别以为思想路线正确就可以忘乎所以,还要有个组织路线的问题。也就是说,要多团结一些人。”历史已经验证了“以为思想路线正确就”“忘乎所以”的人,不但害己,而且误国误民。这是多么惨痛的教训啊!
关于第26届联合国大会对两个提案表决结果,不知读者看后心情如何?每当我读到这一段文字时,都激动得热泪盈眶。正如毛泽东所说,“主要是第三世界兄弟把我们抬进”联合国的。那个时代,我们的朋友遍天下,是何等的自豪啊!而那些热脸硬贴美帝国主义凉屁股反而被踢了一脚的人,看了那些文字不知作何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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