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为己任--评《炎黄春秋》的几篇文章

　　

　　西江　

　　

　　

　　

　　 《炎黄春秋》从来就是把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反对毛泽东引为己任的。他们有足够的勇气和胆量，这是根本问题是立场问题，无论是刊登文章也好，组织专栏也好，他们总是牢牢地敦敦实实地站在西方敌对阶级的立场上。
这家刊物的第六期上刊登两篇文章，一为“公民选举权六十年”，一为“权利觉醒的时代”，都是叫嚷要加快政治体制改革的，其实质却指向社会主义制度。“公”文认为，我选举法存在限定代表候选人产生的途径，“强化了选举中的‘党性’，弱化了‘民性’”；客观上保护了代表候选人实体资格的非透明性，选民或选民代表选举时缺乏选择依据。而这种缺乏选择依据的选择“是一种不负责任的选择，是一种压根不存在选择而只能是走过场的‘名义选择’。在这种选举机制下，全国人大会上选所有国家领导人，均高票当选”，“选地方领导人、选人大代表、党代表 ，皆如此。”即使空投的各级高官人选，尽管对其政绩、能力、品行如何一无所知，一样顺利当选。“所有的选举都波澜不惊，所有的选举都没有悬念。”文章认为，60年来“顺应潮流，顺应民意需要变化的选举制度始终未变，未改革也未开放。”文章强力推崇08年的美国大选，认为其透明程度之高让世人洞悉，“成为表达民意的最集中最重要的渠道，成为凝聚人心的盛典”，“经过这样的大选，一个领导者走上政治舞台的巅峰位置，那是经历风雨后见彩虹。一旦胜出，那是多么激动人心和无上光荣!”对美国的选举佩服得如此五体投地，对于选举作为西方民主最重要的游戏，选举就是拼钱，钱袋就是民主，1980年竞选美国总统，花费10亿美元，2008年上升到24亿美元，所有这些和穷人无关，也关不起的资本玩弄民主的游戏，似乎完全罔无所闻，活脱脱显示了作为西方选举民主吹鼓手的嘴脸。认为，庆祝建国60周年，到了“以重建选举制度，落实公民选举权为突破口，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实现政治文明的时候，否则，我们精神层面的大国地位便无以确立。”显然认为，能做到像美国大选那样，中国的“精神层面”的大国地位就确立了。
“权”文则认为，改革开放30年是“广大干部群众权利意识觉醒和复苏的30年”，“这30年，经济体制已大体市场化了，政治体系(特别是权力和权力结构)都基本停留在计划经济时期”，“当前社会上主要矛盾……越来越表现为权力的代表性滞后于人民日益增长的权利意识。”认为，当前面临的金融危机，“用政治体制改革来解决，才是上策”。在意中，政治体制改革就是改革权力结构，至于这种权力结构该怎么改，改成什么样，自然心里有谱，只是没有明说出来罢了。
对毛泽东的鞭挞是《炎黄春秋》这桌反党反社会主义宴席上每期必备的当家菜。有的文章是直笔破口大骂，有的文章是运用曲笔迂迴曲折，让读者自己去联想，按他们的“指引”、“暗示”、“影射”把矛头指向毛泽东。如“五十年代历史学家的命运”一文，说以对毛的态度划分一部分党内学者卖身投靠，成了政治工具，一部分党外学者战战兢兢，紧靠毛泽东，成了统战对象，而一部分脱党或非党学者，政治上不受信任，成了向隅而泣的弃妇。这种先入为主，强加于人，以至罗织、编造罪状的划分，显然是对许许多多衷心拥护共产党，拥护毛泽东的知识分子的污辱。“吴晗：学者官员双重身份的悲剧”一文，说毛泽东要吴晗对其所著《朱元璋传》中朱的晚年写得好一点，而吴坚持自己对朱玩璋评价的框框，列举朱的五条罪状，并认为朱得了“老年狂病”，又说朱晚年“疑心很重，对谁都怀疑，对谁都不信任……继之就罗织罪名，再继之就大开杀戒，凡被怀疑的不管有没有证据，一概诛杀，造成了历史上开国皇帝大诛功臣的历史惨剧”。认为吴晗就史论史，保留一个正直历史学家对待历史上的态度。在文内刻意描述吴晗这些“难于改变”的学术见解，使人强烈感到是借吴晗的笔谈朱元璋的罪状，影射毛泽东。而毛出于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需要，吴晗写的《海瑞罢官》等就成了由学术问题转化为政治问题的大毒草，而终被揪了出来，这就是吴晗身兼学者和官员双重身份的悲剧。此文给人的深刻印象是吴晗是正直的，而毛泽东是专制的，强横的。
这一期《炎黄春秋》格外令人注目的是刊发“毛泽东棋局中的鲁迅”一文，就传统中的所谓毛泽东1957年对“假如鲁迅还活着”这个虚拟设问的回答大做文章，说鲁迅的斗争精神，符合毛泽东的“斗争哲学”思想，彭德怀、贺龙、刘少奇、邓小平都成了他“斗争哲学”的牺牲品。说新中国成立后，毛为完成他“君师合一、唯我独尊”的新功业，“不惜毁掉中国社会极为需要的数十万、数百万最发达的头脑”，甚至当毛批评林彪的“四个伟大”讨嫌，只愿留下一下教员的头衔的说法也是为了“按他自己的意愿训育整个中华民族，乃至全世界人民”。认为，鲁迅若是活在毛泽东时代，必然成为囚徒，说毛对文人的态度或俯首称臣，或为我所用，或自我消失，而鲁迅生前说过的“从前的文艺家的话，政治革命家原是赞同过；直到革命成功，政治家把从前反对那些人用过的老法子重新采用起来，在文艺家仍不免于不满意，又非被排轧出去不可，或者割掉他的头。”说，而“后人以他还活着设问，得到的回答竟是他早已料到的结局”，这可称为“巧合”。最后认为，怎样使鲁迅既不沉默又不做囚徒，“根本上涉及到政治体制的设计——政治制度的民主化改造”。这样就把这篇文章的点晴之处点出来了。读了这篇文章，真有一种惊骇莫名的感觉。这样一种对毛泽东怀有如此刻骨，恨不得对毛实施鞭尸都不能解心头恨的仇恨的文章，如果见之于西方世界，见之于多维网或大纪元网，则不足怪，但它却是白纸、黑字地印刷在我国内经过正式批准出版的，声称自己坚守“实事求是”，“誉人不强其美，毁人不益其恶”底线的《炎黄春秋》上，实在使人不寒而憟。在批毛反毛的登山进程中，《炎黄春秋》攀登了一个又一个批毛反毛的高峰，什么是它的巅峰呢？
积改革开放前后三十年的经验，大家悟到，制度应该完善，领袖可以批评，这已成为常理。现在是，一条条底线被任意逾越、践踏，连最后的底线也要弃之不顾吗？改革开放是要把社会主义制度彻底改掉吗？批评毛泽东这位伟大历史人物的失误，是要把他当成不共戴天的死敌，恨不能寢其皮、食其肉，以至暴力鞭尸吗？《炎黄春秋》所言所论，证明他们完全和西方敌对势力站到了一起。谬种流传，他们欠下了一笔笔债务。旧债未清，又欠新债，逐年逐月，有增无已。人们总有一天要同他们清算的。(2009年6月12日)
（《环球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