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总评：

读何新的文章，常为其中的自相矛盾而不得其解，为其中某些何新自己反驳却又采用的极端见解而吃惊。于是根据阶级分析法解答自己的疑问，是以有下读书笔记。

毛主席说，“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依靠谁，生产为了谁，这是政治经济文化主张的根本出发点。由此出发，可以知道何新给中央提的政见，所需要的社会力量是不明晰的，甚至是变化的，也许仅仅就是国家强力机关的，也就是法家“法君”吧——如此，怎么保证资本主义的复辟力量“理性”坚持“底线”，怎么保证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不至于横行？何新说他反对过“减员增效”的下岗改革，这样的反对力量如何阻止未来可能的类似恶政再次得手？

在政治依靠力量的问题上，不揣鄙陋，转述苏子由《唐论》以评何新：

〖天下之变，常伏于其所偏重而不举之处，故内重则为内忧，外重则为外患。古者聚兵京师，外无强臣，天下之事，皆制于内。当此之时，谓之内重。内重之弊，奸臣内擅而外无所忌，匹夫横行于四海而莫能禁，其乱不起于左右之大臣，则生于山林小民之英雄。故夫天下之重，不可使专在内也。古者诸侯大国，或数百里，兵足以战，食足以守，而其权足以生杀，然后能使四夷盗贼之患不至于内，天子之大臣有所畏忌，而内患不作。当此之时，谓之外重。外重之弊，诸侯拥兵，而内无以制。由此观之，则天下之重，固不可使在内，而亦不可使在外也。〗

今日中国是“内重”还是“外重”，无须多辩，也许真就是“政令不出中南海”吧。何新所提的两个问题，即“改革开放应以国家整体利益为目标”和中国农业应“资本化、集约化、规模化、产销一体化”，其对错不提，仅仅一问：实行它们依靠谁？即便微观至一个企业——国企——又如何防止“内重”集权导致“奸臣内擅”——今日也就是MBO一类——之弊；“外重”导致分权“诸侯拥兵”——今日也就类似郎咸平所谓“职业经理”信誉问题，“物质激励”怎么保证个体的员工积极性和诚信？——“内无以制” 之弊？

而在人口问题、现代化、城市化、对日美关系定位等等至关重要的方面，何新在《为中国声辩》里完全互相矛盾的论点，就显得不可忍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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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于人口

计生委某势力、广州匿名知识分子、某“精英”，三个阶级不同而有内在流动性的代表有相同的“认识”，这是政治和道德层面的彻底反动。这种反动即使只存在于头脑中而没有释放到现实生活，也需要刚正的文明根治之。

一、《1980年独生子女政策决策内幕》

梁中堂

……我不清楚“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具体是怎样结合的，但我知道在成都会议上还没有这样的结合。所以，满打满算所有的时间，也不到两个月。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就能够做出一个《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工作者合作进行人口研究首次对我国未来一百年人口发展趋势作了多种测算》的重大成果，就能够对“中国人口发展目标”发表结论性意见，并且摆出一副“舍我其谁”的架势，要求7、8亿之众的民族用自己的生活、生命实践他们仓促计算的结果，至今回忆起来，仍然认为这些人不仅不具有一位科学家应该具备的诚实品格，而且缺少一个为百姓、为自己民族负责的起码良知。

其次，在我国的控制论专家做人口发展目标预测时，我们国家从1964年开始已经15年未做过人口普查了。搞人口学研究的人那时还不太理解，但现在终于知道，这意味着没有条件进行人口预测。人们那时能得到的人口年龄性别等构成，是从公安部门得到的。这样的数字是经过许多变通处理之后，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使用这些数据也不是不可以，但必须认为这是一种假设，是一种可能的趋势，以此作为依据制定政策，要中华民族按此付诸行动，让所有的中国人都按照一种模式生活，使成千上万的农民倾家荡产和流离失所，在那时所有从事这方面研究的人都很明确的。在1981年初春召开的全国第三次人口科学讨论会上，1987年中国人口学会召开的“中国人口发展战略研讨会”上，以及许许多多内部会议上，他们公开为“一胎化”的后果进行辩解。说中国要现代化，农民就必须做出这些牺牲，尽快地减少人口，更何况许多地方的农民生活水平极低，一代一代地周而复始地生存下去有什么意义？记得当时我就气愤地反驳说，再穷的人也有他的欢乐，他的幸福。任何人都不能因为他穷，就取消他存在的权利。有几次会议期间，我曾直接给他们说，农民被计划生育折腾成这个样子，你们这批人是有责任的。

二、何新《我向你们的良知呼唤》

——何新在北京大学对1990届毕业生的演讲

时间：1990年6月24日上午9－12时

地点：北大礼堂

……最近我收到了一封读者来信。这封信出自广州地区一个匿名的知识分子。信中如是说：

“我也不相信什么自由民主，我也不相信什么严家其之流的那一套理论。但是我同样不能支持你。我认为，中国应该大乱一下了！不乱不治。人口那么多，社会结构和政治组织那么腐败，不死他几亿人，不乱它一百年，不乱深乱透，如何能获得新的生机？让大毁灭早日降临于这个民族吧！毁灭是再生的唯一希望。只有大动乱，才能导致现存社会结构的突破，这是中国的唯一希望。所以我认为你是阻挡历史之潮的反动派！就是经历几十年动乱与战乱，也不像你描绘的那样可怕！”

读完此信，我有一种感觉，这是一个冒充上帝的人在说话。这封信现在在《中国青年报》一个编辑手里，我一直建议他们登出来，让人们知道什么叫做冒充学术的狠毒和残酷！好一个“死他几亿人，乱它一百年”！这不是人类的声音，更不是上帝的声音，而是真正的恶魔之声。就发散在我们周围，而人们却还是懵懂不觉！

对这种人，我的答复其实很简单。那就是由你自己做起，请你首先自杀，为中国人作一个减少人口的楷模！凭什么别人都应该死而你却该活呢？我憎恨清谈误国。这种讲起来头头是道，一实行就要杀人的理论，就是清谈误国的典型样本！这些年社会科学理论很兴旺，种种各样的新理论都出现了。有好的，但也有添乱的。我这人玩世不恭。人家称我是什么学者、什么研究员，我记得过去在北大的讲台上就讲过，此类头衔，渺不足道，不过是混碗饭吃。去年我曾想辞职。这个打算并不作废。

三、何新《为中国声辩·导论·6概念的本义与误用封建》第14（1900）页：

同样，如果一定要让中国抛弃40年来已经取得的一切经济成果和社会成果，重新进入实现私有制的原始积累和“构造中产阶级”的历史起点上去，中国人民就必须准备再经历也许需要百年、牺牲几代人的动乱和内战。在这一意义上，已已（1989年）动乱中的血与火，已经对中国人民发出了最明白无误的警号①。

①实际上，对中国若实验资本主义所必经的这一前途，某些“精英”也是很清楚的。令人惊讶的只是他们面对这一前途所表现的那种异常冷静和冷酷。我曾经亲耳听到在某次会议上某“精英”的一种宏论：“为了历史的进步和子孙后代走上富裕文明之路，即使在原始积累时期死掉几亿人也可以在所不惜。中国人本来就太多！这样还可以减弱大批低素质人口的包袱，实现马尔萨斯的建议！……”但是问题是，中国的普通人民愿意接受和进入这种冷酷的淘汰吗？

四、何新《为中国声辩·市场经济的理论与实践》第164（2050）页

七、中国最终要打开国门，走向世界

记者：那么，你认为在保护主义日益严重的当今世界，中国工业的出路何在？

何新：我1987年以后就一直在想，前苏联西伯利亚所存在的资源，可能是现在地球上除了南极以外蕴藏资源最丰富的，有煤、森林、铁、铜等，能发展工业的这些东西都有，但交通不便；而中国呢，巨大的人口，廉价的劳力储存，中国其实全部的问题，全部经济问题的根本就是人口，如果以现在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人口只有两亿，人均产值马上就翻5倍；再加上日本、亚洲四小龙的资金、技术，这三个如能组合在一起，马上就会形成为世界上的一个大工业区。所谓东南亚那一块就没戏了，因为东南亚先天不足，没有资源，而且没有劳动力的储存。台湾现在就面临这个问题，台湾现在经济很不平静，他最大的是两个问题，一是岛内劳力短缺，二是岛内所有资源都跟日本一样靠外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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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自如风评何新人口论〖中国最终要打开国门，走向世界〗

如果现在〖人口只有两亿〗，中国何来何新于此所乐道的优于东南亚的〖劳动力的储存〗？〖日本、亚洲四小龙的资金、技术〗怎么看上中国——假如这个“看上”是福音？中国有巨大的〖廉价的劳力储存〗，何来〖人口只有两亿〗——还不谈怎么达到这个两亿的标准，达到后是什么样的人口结构？人口少有〖人均产值马上就翻5倍〗的“优势”，人口多有巨大〖廉价的劳力储存〗的经济优势，到底人多还是人少属于〖全部经济问题的根本就是人口〗？出口战略提出者的固有矛盾，仍然在于没有回答“为谁生产？”的根本问题。

何新在人口问题上有如此的自相矛盾，在前面痛呈了某些精英要冷酷淘汰中华民族“大批低素质人口”的反人类本质，而何新自己仍然没有逃出这个巢臼。那么《为中国声辩·中国历史中的人口规律与社会治乱》中关于中国历史上人口规律的论述，更是这个巢臼的何新版综合。毛泽东在《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文中的一系列的反问早已足够：

〖革命的发生是由于人口太多的缘故么？古今中外有过很多的革命，都是由于人口太多么？中国几千年以来的很多次的革命，也是由于人口太多么？美国一百七十四年以前的反英革命，也是由于人口太多么？……俄国人所以举行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是因为俄皇和俄国资产阶级的压迫和剥削，而不是什么人口过剩，俄国至今还是土地多过人口很远的。蒙古土地那么广大，人口那么稀少，照艾奇逊的道理是不能设想会发生革命的，但是却早已发生了〗

如果说因为人口过多才导致人均资源紧张，以至产生过重的压迫和剥削而导致起义，那么就需要有详细的考证和综合的推理。

1936年中国人口为4.791亿，占世界人口的约四分之一（民国内政部统计）

摘录国家统计局《2004年中国统计年鉴》中的人口数量：

1956年6.2828亿

1966年7.5452亿

1976年9.3717亿

在1976年，中国农业还主要是传统农业技术，还没有高产种子、化肥和农药的使用。这样的技术却支撑起两倍于1936年的人口并使中国成为世界主要强国之一。同时中国占世界人口的数量却下降至于五分之一。但是，1976年的世界形势却远比1936年安定和繁荣，如果真是何新说的“人口规律与社会治乱”，那么1976年世界应该比1936年的世界更危险、更没有前途才对。

今日主要的已开发国家，包括中国，妇女总和生育率都已经在世代更替2.1以下，也就是人口将不断减少。人口的自控机制再次出现，尽管不表现为中国王朝时代那种高出生高死亡而达到的人口平稳。

如果何新真的研究过和一直关注着人口这个根本问题，他似乎应该再写篇关于人口问题的综论，而不是泛泛而谈的“治乱循环”，不是一面反驳帝国主义的“中国崩溃论”，一面说中国人口问题比其它任何国家都严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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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关于现代化

《为中国声辩·关于我国经济改革问题的意见书》第202（2088）页

（按：“此篇与下篇是何新1990年在内部发表的研究我国经济问题的一组论文中的两篇”）

产生这种市场经济迷信的另一原因，是由于近年来人们过于崇拜西方现代经济学。我研究西方现代经济学时曾困惑地注意到，为什么现代经济学只讲市场不讲生产？为什么在其宏观经济学中，只言价格、成本、流通、分配，却基本不涉及社会生产中的经济问题？

……

实际上，只重研究销售规律、市场机制而不重研究生产规律这一特征，不仅构成了现代经济学与古典经济学的一个显著区别，也正是马克思当年批判其为“庸俗理论”的原因。这一区别，就连某些西方经济学家也曾指出。例如美国著名经济学者P.Kin-dieberger说：

“100多年以来，（西方）经济学关心的主要是边际（利润）的分配，而不是经济增长问题。这种忽视，主要是由于西欧和北美的经济增长发展顺利，因而对经济增长的注意乃被其它更紧迫的政策问题所取代。”（Economic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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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中国声辩·4中苏经济体制之异同》第204（2092）页

实际上，如果再计算一下，假定中国人均GNP达到台湾1986年的水平人均3700美元，则中国经济GNP总量就将达到4万亿美元，相当于美国（地球上只有一个美国！），而远远超过日本。而按照世界市场的容纳度看，目前一个日本的经济扩张已经引起美国、西欧的严重排斥和不安，对中国达到这样一种经济规模，它们能接受么？世界经济能容纳么？由此简单计算，我们还可以知道，中国如要坚持自身经济的生存和发展，将会遇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何等严厉的警戒和拒斥。

顺便也谈一下，近年由于传媒机构的宣传而与人均GNP一起，给国人制造一种自暴自弃的所谓人口过剩问题、环境生态问题、可耕地发缩小问题等等，这些自然应引起高度注意。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看到，类似问题在所有发达国家工业化的相似阶段都曾遇，并都通过经济发展而得到解决。因此这些问题，不是由于中国搞了社会主义体制，才遇到的特殊问题。它们最终也是可以解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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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中国声辩·对目前经济形势的几点意见——在政协小组会上准备的书面发言》

四、我国现已经是第一工业人口大国

有一个加快现代化速度和经济可能性的问题

我注意到最近国家公布了我国新的人口综合数字，我国总人口已接近12亿，其中城镇人口约3亿，农民约9亿……意味着从城市人口的绝对数字看，我国已经是世界第一城市大国，实际也是第一工业人口大国（在编就业人口1.4亿）。这一成就是了不起的，已经超过了世界任何其他国家，事实上没有第二个国家能够为这样多的人口提供就业。

但是按照西方现代化的标准，我国总人口中还应有更多数转变为城市工业人口，……农业人口的一半以上（5亿人）转化为工业人口。……我们应看到，到现在为止，把全球各主要工业发达国家——美国、日本、前苏联、欧共体的工业总人口都加在一起，恐怕也还不到6个亿。

我讲这个情况，不是说我国工业化、现代化不可能……

顺便说一下，要把中国内陆区域4、5亿农民转为工业人口，仅依靠中国现有的国内时常，无论如何是不行的。

只有当中国能够向世界内大陆的中亚、南亚及拉美和北非市场，提供大量轻工业和机电产品时；并能从这一交换中，获得我国所需要的资源和资金时，我国的这一工业化转变才具有可能性。

而这将意味着，中国将与世界其他主要工业国，在国际市场上进行最激烈的出口和进口竞争，实际也是争夺利润的残酷经济竞争。事实上，一些发达工业国，之所以现在极力想把我国国民工业整体摧毁在目前阶段，就是为了避免未来发生这种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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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自如风总评何新的“中国现代化”道路

综合看，何新既然认为中国的“现代化”必然要遭到发达国家的一致的〖严厉的警戒和拒斥〗，凭借中国的国力，又如何〖并能从这一交换中，获得我国所需要的资源和资金〗实现〖我国工业化、现代化〗？实现世界最大规模的城市人口——而这种不可能等价的交换无非是换中国做主角再重演宗主国与殖民地的历史而已，从而不可能团结第三世界？如此，何新所提的外向战略和“资本化、集约化、规模化、产销一体化”又如何可能成功？

何新既自称马克思主义者，在否定晚年毛泽东的实践的基础上又说〖我认为，邓小平在中国发起的经济体制改革，在理论上，可以认为是列宁20年代所实施的以“新经济政策”为标志的经济改革在当代中国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而列宁新经济政策的核心正是尝试将共产党领导的政治体制与市场经济相结合，在共产党领导下实现向国家资本主义的全面转轨。〗——何新并同意〖而列宁当时即已指出……这种向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和必要性。〗，最后坚持认为〖根据中国现有的经济基础，中国理想的经济形态应当是混合经济的国家资本主义体制。〗——也就是说，何新支持的邓记改革就是把社会主义改为“国家资本主义”，也就是资本主义，运气够好也就是帝国主义。

既然如此，又如何团结工农，如何防止“改革开放”不照顾国家整体利益——也就是毛泽东指出的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必然对内压迫，对外依附帝国主义资本——以至今日需要何新提出“改革开放应以国家整体利益为目标”这样一个母鸡保证自己下的蛋可以吃这样的笑话？

而何新一是认为〖人口过剩问题、环境生态问题、可耕地发缩小问题等等〗是个问题，并且提出的唯一解决办法是〖经济发展〗，这个发展还要靠剥削落后民族的资源来实现——回过头来，还是大卫·科兹的观点更一针见血：

〖但是我不认为从长远来说，整个社会主义的命运是取决于经济增长的。要知道过去苏联的经济增长，在几十年的时间内，都是比西方的经济增长快得多，可是它最终也没有避免掉灭亡的命运，所以我觉得这对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来说，如果采取这种观点的话，这将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观点。市场经济起到的唯一的作用就是说它使得有一部分人确实会先富起来，目前中国的经济体制已经是基本上处于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之内了。现在你们有相当数量的私营企业，据说你们现在也制定了计划，要使许多原来的国有企业私有化，随着这一进程的加速，中国就会出现一个资产阶级阶层，这个资产阶级阶层从他们企业当中的工人身上获取了他们的利润，剥削了他们的价值。我想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来分析一下一个社会的革命，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解释，任何一个阶级都会投身于政治斗争，以保护本阶级的利益。拿到中国来讲，中国正在形成的资产阶级，它会采取各种各样的方式，力图获得保卫自己的政治权利。我认为从长远来看，总有一天中国的资产阶级会把他们的利益强加于、置于是否维持社会体系之上。所以说从长远来讲的话，如果中国的社会主义体制想继续生存下去的话，你们必须在这方面找到一个解决方案。〗

何新一方面严厉驳斥了某些自以是精英的叫嚣：中国“人口那么多，社会结构和政治组织那么腐败，不死他几亿人，不乱它一百年，不乱深乱透，如何能获得新的生机？”——但却弄个《中国历史人口中的人口规律与社会治乱》，认为历代大动乱的前夕都是人口高峰，认同马尔萨斯人口论，并且在《何新经济理论解读及引论之三六：就业》中论述今日过亿人口的国家〖除了美国和日本以外〗〖俄罗斯和巴西因为国土面积大，曾经富有过，而今已成往事〗，其余国家都有人口压力可能引发的巨大问题：〖人口上亿，其社会经济往往极难治理，各种危机潜流暗涌，此起彼伏，一不小心某根导火索被点燃，后果难以收拾。〗——也许就出于这些理由，何新在此《为中国声辩》中提出中国〖必须成为开拓的、外向型的即能够生成日益增强的吸纳外部资源能力的经济系统〗——也就是帝国主义系统——中国才能〖真正走上繁荣昌盛、长治久安的道路〗。但是，今日“改革开放”连最基本的应以“国家整体利益”为出发点都做不到，都需要“强调”，暂不谈“现代化”是个什么玩意，中国能否成长为〖吸纳外部资源〗发展自己的帝国主义都成大问题，反倒要实现毛泽东早指出的，中国一旦走资本主义道路，必然是依附性的买办资本主义道路。看来在人口和经济发展这个问题上，还是毛泽东更有见识，更接近真理。

但有此矛盾，也许就是何新一要“为中国声辩”，反驳中国崩溃论；又认同马尔萨斯，认为中国非得走帝国主义道路不能养活自己——又在《七、中国最终要打开国门，走向世界》一段中论中国的〖全部经济问题的根本就是人口，如果以现在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人口只有两亿，人均产值马上就翻5倍；再加上日本、亚洲四小龙的资金、技术，这三个如能组合在一起，马上就会形成为世界上的一个大工业区。〗——而这个完全就是中国崩溃论的翻版了，也是中国应该“死他几亿人”的翻版。并且，与认为日军侵略中国有功的马立诚所提的“对日关系新思维”，实在也并无本质区别。特别地，何新这个要是中国“人口只有两亿”就好的了感喟，是否仍然是属于何新自己说的〖顺便也谈一下，近年由于传媒机构的宣传而与人均GNP一起，给国人制造一种自暴自弃的所谓人口过剩问题〗？——由此，何新把人口作为中国的负担，也就不该意外，也就可以明白独生子女政策的坚持，不论事实如何人口发展如何，“中国要是只有两三亿人就好了”的念头，无论是否是被媒体宣传所误导，都是有社会基础的，尤其是在中国“精英”群体中有社会基础。于是，何新在《我向你们的良知呼唤》和《为中国声辩·导论·6概念的本义与误用封建》里痛斥的某些“精英”“逆种族主义”的灭绝中国人的魔鬼言论，就显得底气不足了。

经济的运行要素是人力、技术（物质）、流通（不见得就是“市场”）三者结合，“货币是等价交换物”，是经济的润滑剂。即便是1980年代，中国缺人力？缺物力？缺技术（缺为农民造拖拉机的技术还是为精英造小汽车的技术）？在国家层面，也就是国际贸易根本就不需要“资金”的“以物易物”的交换是容易的还是不容易的？——也就是，中国人真的缺所谓的“资金”？“经济”的本质是什么，是钱还是“经邦济世”，也就是，世界上的所有发达国家一夜间死光了，中国也不从第三世界剥削足够的供〖我国所需要的资源和资金〗——又是“资金”——中国人是否就活不下去、就不能自成体系了？——今日主流“进口就是进口资源”，“出口就是创造劳动岗位”因而进口出口都“好得很”的白痴逻辑，以上之问即便仅仅拿来质疑也是有价值的。

综合起来，何新“为中国声辩”中国不会崩溃，唯一有说服力和完整逻辑的只是，中国是有能力走上帝国主义道路的，能够抗拒更强势势力的进攻、能够剥削其他弱势民族的资源来养活和壮大自身。——这实在不是“以正治国”“怀远人”来建设反帝反霸的“世界统一战线”。

由此，张飞岸的文读起来就尤其有味，其对“现代化”的解释，可能是好于何新的“国家资本主义”，也可能是更接近实质的吧：

《十月革命对边缘国家的价值2008.03.10》〖……发达的资本主义中心国家与落后的边缘国家的矛盾……是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制造的结构性地区分化……资产阶级理论家却用现代化理论对其进行了误导性分析。现代化理论以传统和现代的二元对立作为自身理论延伸的基石，在其看来，落后国家的欠发达状态不过是现代化起飞之前的传统状态，是落后国家的与世隔绝和闭关保守造成了其欠发达的局面，只要落后国家能够向西方开放，接纳西方的现代经济政治制度，其就可以逐步从后起到腾飞，最终实现国家的现代化发展。然而，现代化理论不过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了掩盖其对落后国家的剥削而进行的意识形态宣传。〗

〖对于边缘国家而言，社会主义本身就是一种实现现代化的方式，是一种反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现代化理论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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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关于几个政议及“知识分子专业化”

《关于国营企业困顿原因——致国务院领导的一封信》第212（2098）页

二、在政治和国际问题上，我有以下看法和建议：

1.据我观察，美国国会与总统的所谓矛盾，实质是战略设计者与战术实施者的矛盾。布什并不亲华，对中国人也没有特殊感情，他与国会都是唯恐不能早日拆散中国的。只是国会考虑的是长远性的根本战略意图，而总统和国务院考虑的是以现实利益为主而已。

2.贝克来华谈人权和要中国放人，我认为可以参照方励之的前例，将一些人（王、包、陈）交给美国带走，但条件是若干年内不许回国。这种让步，正如已经采取的一些对美让步和美国明目张胆干涉中国内政一样，无疑是辱国的，是国耻。但鉴于目前的国际局势，似有必要暂时把这一辱和耻吞下去。但在国内，要对人民说清楚，应在人民中逐渐培养起敌忾和雪耻的爱国心理，则坏事也能变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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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自如风评2：“韬光养晦”的出现和加强是否就源于此、是否在学习汉朝的和亲？春秋战国到二战，哪个大国的妥靖政策激励了国民“敌忾和雪耻的爱国心理”？难道是学越王勾践的卧薪尝胆——但中国没有亡国啊，何新难道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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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同时为杜后患，我建议尽早制定《维护国家安全和紧急状态法》，建议取消反革命罪（不给西方“政治犯”口实），而以宪法和刑法的精神，作为防范和惩治今后动乱的法律武器和准绳（此外，是否可以考虑在刑法中增补设置“驱逐出境”（放逐）一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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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自如风评3：“友邦惊诧”就这么重要么？即便要取消反革命罪，出发点也决不应在照顾西方的感情，而因是“反革命罪”量罪过虚，有被滥施之虞。今日的“放逐”，似乎属于把间谍和叛徒放虎归山，徒增潜在汉奸信心，与历代王朝的“流放”内涵谬之千里：历代王朝的“流放”之所以有效，是因为边疆恶劣，与今日根本不同。此先例一开，我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精神长城如何还能长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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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中美关系，我国目前处于被动地位。原因是我国缺少制约美国的经济、政治和外交手段。而美国则以贸易和贷款为武器，不断干涉中国内政。为此，我国外贸的多元化方针应加速实施，并力求早获成效。以尽早摆脱出口依赖美国市场的局面。外贸方针，应注意不以小利而不为，这是日本、台湾出口成功的经验之一（很不理解为什么对东欧出口，国家外贸不作，而由“洋倒爷”作。近年台湾、韩国对东欧市场的开拓进展神速、值得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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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自如风评4：毛泽东时代“白送欢迎，买卖可以，交换内政绝对不干”怎么就能作到，反而伟大的“改革开放”开始了却让敌国仅仅用“贸易和贷款为武器”就可以“不断干涉中国内政”？内不能整合全体国民利益的资本主义改革导致民心背离，外“韬光养晦”对第三世界的被压迫苦难大气不出导致穷朋友疏远，是真的“众叛亲离”，如何还能有“制约美国的经济、政治和外交手段”？所以不能摆脱美国的“贸易和贷款为武器”，所以用内政交换这个“贸易和贷款”？

7.鼓励知识分子专业化

我们注意到，1989年动乱中知识分子的表现是有一种规律可循的：

专业素质较强的知识分子，在政治上即相对地比较稳定。专业素质较弱的知识分子，则政治态度亦比较不稳。

所以中科院稳定于社科院。社科界则老的稳定于中年，中年稳定于青年。从事基础科学和技术科学（即所谓“实学”）的知识分子，稳定于研究效果较难审核鉴定的文学、哲学、政治学一类较抽象学科的知识分子。

有鉴于此，建议国家应制订政策，鼓励和倡导知识分子走务实和专业化的道路。鼓励知识分子发展成学有专长和学有所用的专家。

从国家长治久安着眼，不宜鼓励各行各业知识分子都来从政议政，而尤不一提倡徒发空论，并不能解决任何实际问题的政治清谈风气。

（由自如风评：也许这是“不争论”的原型，“莫谈国事”的现代版。毛主席说95%的群众是好的，要“又专又红”，而何新为“国家长治久安着眼”，认为“红”是不可靠的，鼓励“专”就可以了。

老田在《八、文革的损益对比问题：到底是“好得很”还是“糟得很”？》说得好：〖邓力群说毛主席高估了群众的觉悟和组织程度，这是要“毕其功于一役”，若不能“竟全功”则不如不开始。邓力群本人支持一种“官僚本位的公有制经济”，民众的大民主参与极大地拉高了管理者承担的管理成本，他要求一种“低成本”的“走社”方案。现在有的精英认为青年人已经去政治化了，不再关心政治而上街游行，所以中国的未来很乐观，精英们可以实施低成本无振荡的“走资”方案。虽然方向不同，需要的未来道路不一样，官僚精英群体和知识精英群体中间都有人愿意选择“低成本”，一切参与的扩大都带来管理高成本甚至社会振荡。否定大民主和群众参与，永远有一个好理由：带来了管理的高成本和不确定性。〗）

我谬以为国家民主建设宜着眼于有实效的常规制度的不断改良。七嘴八舌、众说纷纭只能乱政而并非真正的发展民主。

（由自如风评：何新翻译的《培根论人生》，《论养生之道》中说“大自然中好像存在一条规律，就是改革一部分不如改革整体为好。”另何新有言，大意是“一个政策如果不能经过充分的讨论而加实施，那就只有交给命运的惊涛骇浪了”。何新本处的观点似与另一些思考完全矛盾。）

建议国家当目前财政困难之际，压缩、冻结、撤消或合并各类文艺奖金以及那些对国计民生无显著实际效益的社会科学奖金（此类奖金可在将来已经国富民安时再行设置或恢复）。

同时，建议国家在自然科学和应用技术领域（特别是农业科学、技术改良和领先学科方面），大张旗鼓地设立、颁布多种形式的奖金。也鼓励有条件的企业设立类似奖金，以示鼓励和引导。

（由自如风评：今日发展的状况与此设想差别很大，某些知识分子完全是某些“有条件的企业”也就是利益集团的喉舌，而基础研究因其长期性导致时效性差，是难以得到合理的资源支持的，效益挂帅，取消稳定的政府支撑而用“多种形式的奖金”，导致今日难有新方向的基础研究。今日的“评审”和“项目申报”所造成的文化恶果和技术戕害，百倍于所“浪费”的那几个钱让少部分人有饭吃搞基础研究。）

建议国家改革（应作为政策专门考虑和研究）知识分子的工资制度。拉开级别档次，对科技知识分子中的高级专家，应给予特殊待遇，工资档次应高于政府官员。

还可以考虑以某种附加工资的形式，适当体现对从事生产及经济建设第一线（包括农业）及科技、教育战线知识分子的特殊优遇（调离即取消）。

（由自如风评：文革批判“物质激励”，也许并非完全没有道理。某些由“特殊待遇”鼓励和培养出来的“科技知识分子中的高级专家”，不仅当上了学霸，把自己卖了个高价，还敢在“专家会”上信口雌黄，比如广东某煤矿刚由专家考察完没有安全问题就发生大透水而死人，运沙船就撞倒的九江大桥没有建筑问题。“又红又专”似比何新的本建议更适合中国国情。）

通过以上政策，有导有塞，既可使知识分子有尊荣感，又可看到并非只有从政作官，才有出路。

历史经验表明，知识分子的安定，对于社会的思想政治稳定极为重要。而1949年以来中国多次动乱、动荡，常与知识分子政策的失误有关。

以上对知识分子的施政方针，在中国历史上曾为贤明的政治家所注意。而在现代西方，其对专家的政策也有相似之点。对此，可以作一些专门的研究。

顺便指出：近年舆论界鼓吹所谓“从政热”。在政治组织上，也时时打破政治官员的循序渐进、论功行赏、有序晋升的常规考绩制度。此举虽在个别情况下有助于不拘一格和破格用人，但在较多情况下亦造成官员幸进的后果，给野心者以政治期望，不利于长远政治稳定。

由自如风总评〖鼓励知识分子专业化〗

〖社科、文艺的某些体制宜改革〗和〖鼓励知识分子专业化〗的提出，根本原因在于认为大部分人是没有见识的，是提不出好的治国见解的，甚至是坏的不为人民服务的——是根本反对毛泽东提的“百分之九十五的干部和群众是好的”这个以人民为根本的治国出发点。因此，〖鼓励知识分子专业化〗的大行其道，结果就是“专家治国”和“不争论”，以及给知识分子设置的爬不完的职称评定和“公开发表论文”的要求、以及应试而非培养工农业生产知识和技能的基础教育，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资源，毒害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和独立创造精神的土壤，毒化了整个教育体系。

〖鉴于国家教育经费紧张〗的“钱”的出发点、对知识分子总体是〖七嘴八舌、众说纷纭只能乱政〗“政治正确”的判断再结合“比较优势”“国际大循环”，中国的基础研究的大规模倒退就成为必然。

由何新此例，倒反证了孔子坚持的“正名”的治理哲学的大视野的先进和优秀：〖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错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也就是，何新似乎应该明说自己给中国指出的就是帝国主义道路，而不是说“我信仰马克思主义”，只不过这个中国帝国主义实现起来实在渺茫，到是毛泽东说的依附帝国主义的中国买办资本主义实现得更充分，导致连“改革开放应以国家整体利益为目标”都成了需要奋斗一番才能达成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