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人家与党、与人民早已经融为一体，难解难分。在反对、否定老人家的同时，连中国共产党，连大批跟随老人家的干部、党员、人民群众，都被一并否定了，还给他们戴上了一顶“个人迷信”的帽子。 　　

　　今年，在老人家诞辰来临之际，不想为故去的老人家“评功摆好”，也不想“为尊者讳”。揭一揭，其实，也说不上“揭”，只是旧话重提。因为这事世人皆知，只是怎么看，怎么说。即老人家说过的、做过的、被“后人”认定是“晚年错误”的“那件事”和因此而关联到的他的“家人”、“家事”。

　　

　　老人家的“晚年错误”，都是当年各种“大会”屡屡肯定的功绩，其“合法性”自不待言。怎么老人家一去，说错就错，说否定就否定，而且是“彻底否定”，态度是那样的决绝！这个湾子让人转的有点大，甚至有点急，把许多人给弄懵了，感到茫然。

　　

　　他们反对、否定的难道仅仅是老人家一个人么？不！有人虽然那么申明，没有人会那样天真的相信。老人家岂是孤立的个人！

　　

　　老人家与党、与人民早已经融为一体，难解难分。在反对、否定老人家的同时，连中国共产党，连大批跟随老人家的干部、党员、人民群众，都被一并否定了，还给他们戴上了一顶“个人迷信”的帽子，好像就是一群“阿斗”，只有他们才是“诸葛亮”。

　　

　　关于老人家“晚年”做的“那件事”，老人家“心知肚明”：“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反对”的人们，自然认为那是“错误”。

　　

　　老人家是不是因为“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而认为是“错误”，看不出。事实是老人家仍然坚持，毫无悔改之意，临终前还把它看成是一生做的两件事之一，可见它在老人家心目中的地位和分量。

　　

　　“那件事”是不是“晚年错误”，谁说了算？谁有一锤定音的权利？“权力真理论”？“多数真理论”？那不是衡量“真理”与“谬误”的标准。

　　

　　老人家在世时有人窃窃私语，没有“公开化”。非不想也，实不能也。老人家去世之后，明朗化、公开化了。这说明，党内矛盾与分歧并没有因为老人家的去世而消除、而结束，而是在继续与发展。拥护者与反对者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这种现象、这种变化，是政治生态发生变化的结果。

　　

　　老人家在“晚年”提出的一些“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一部分，也应该是毛泽东思想的一部分，而不是，也不能是别个理论的一部分。有人企图把它们分离。否定它，难道就可以分离么？

　　

　　老人家在“晚年”提出的那一部分“理论”，本来就是在矛盾与斗争中产生。矛头所向，哪个是空穴来风？哪个不是从实践中来，从现实中来，在理论上没有传承？反映的是矛盾的尖锐与激烈程度。有人在执行中决不是什么“紧跟”，而是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也在预料之中。

　　

　　那些“理论”的提出，对全党、全国人民都是一个新“问题”，没有“时间差”。在实践中，也的确出现了一些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问题。奇怪么，不奇怪。

　　

　　一种理论，从它的产生，且不说还需要“发展”、“完善”，只要付诸实践，不管在那个阶段上，“问题”都免不了出现。因为，一种理论的产生，是社会矛盾的产物，有它代表的社会群体。就不要说他提出的理论触动了一些人的利益。在实践中，受到抵制是必然的。在事实上也确实如此，引起了激烈的反抗，使得形势复杂化。这就注定了，实践不会一帆风顺。由于种种原因，解决不好，就会出问题，甚至导致失败。这样的事例数不胜数。

　　

　　是不是因为出“问题”或者“失败”而被“彻底否定”？倘使如此，马克思主义真的就该被否定了。毕竟，马克思没有看到马克思主义在任何一个国家的实现。“彻底否定”，就是不应该提出、产生。内容且不论，提出、产生就是个“错误”，用不着什么实践“检验”。这种想法，想想就觉得荒唐可笑。

　　

　　在有的人看来，老人家不仅是“晚年错误”，之前也是“错误”连连。把前三十年甚至更早的时期发生、出现的问题一股脑地归在老人家头上，算在老人家的账上，甚至是在算总账。不做、不愿意做、不肯做具体分析，笼统否定、统统否定，连马克思主义的灵魂都不要了，还美其名曰“宜粗不宜细”。没有“细”，“具体分析”分析什么？何以论证“粗”？

　　

　　为了“批毛”、“非毛”，甚至公开鼓吹马克思主义“过时论”，想以此从根本上否定老人家的思想。说明他们清楚老人家的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观点，也是老人家思想的一些基本观点，至今仍然讳莫如深，在“媒体”上的确消失了。这种情况下，发生“信仰危机”、“信任危机”不是很正常么？说明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被批判后还没有一种思想、理论可以添补“清退”出的空间，也没有人的信任度可以超越、取代老人家。批判老人家的人们，不管承认与否，在事实上已站在了老人家的对立面。

　　

　　因此，“批毛”，不是老人家提出的理论是不是真理的讨论与争论，而是关于老人家做的“那件事”是不是“正确”的讨论与争论。是有人有意挑起的争论，目的就是“彻底否定”，为实行“非毛化”开路。“批毛”不过是“舆论”准备，“舆论”导向，自始至终，为政治服务，为“彻底否定”“那件事”服务。试想，当“那件事”被否定之后，那些“理论”还有“容身之地”么？岂不是连根拔起，一并被否定！

　　

　　在“批毛”、“非毛”过程中，有人跳的很高，走向了极端。如曾任中共中央党校教师，时任北京市委研究室主任的林青山在一个告中就公然大放厥词，污蔑老人家比“秦始皇还秦始皇”、“比希特勒还希特勒”、“比蒋介石还蒋介石”，嚣张至极，何其得意，何其毒也！显然得到了什么人物的默许和支持。如不是亲耳所听，不会想到党内居然有这样的人存在，而且被重用，说明他不是孤立的存在的个体。

　　

　　这样的一个小丑的拙劣而丑陋的表演，确实让人大开眼界。对于老人家，其实没有什么杀伤力，对于那些反对者、批判者，却是弄巧成拙，具有极大的破坏力。这让那些有头有脸的给他“站台”者很没有面子。这种破坏力表现在首先暴露了他们的真目的、真面目，反而擦亮了人们的眼睛。

　　

　　正是由于某些人的鼓动、姑息、默许、推波助澜，妖魔化老人家之风才能够由一股暗流形成一种社会思潮在社会上蔓延、肆虐，造成社会混乱。从中，逆反出了一个“毛泽东热”，如同滚雪球一般，势不可挡，这反映的应该是民意。

　　

　　围绕在老人家“晚年”，包括思想、理论问题上的分歧，没有因为做了个“决议”而“统一”。

　　

　　其实，思想问题，理论问题，不是做一个什么“决议”就能够解决的。那样的事，从来就没有发生过。诚如老人家所说：“凡属于思想性质的问题，凡属于人民内部的争论问题，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角决，只能用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而不能用强制的、压服的方拒去解决”。

　　

　　马克思说：“真理是由争论确立的，历史的事实是由矛盾的陈述中清理出来的。”（《马克思致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第一卷，第５６７页）谁认为真理害怕争论，害怕批评？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读者能够在激烈的争论中进行鉴别，得出自己的结论。

　　

　　老人家虽然已经去世近半个世纪，老人家及其思想、理论，已经进入历史，应该属于“历史研究”了。好像仍然没有“开放”和“放开”研究，格外“敏感”，甚至成了“敏感问题”。这种现象说明，老人家的思想、理论与现实之间存在着矛盾与差距。

　　

　　按说，错误与正确具有相对性。特别是立场相左，结论相反。一个人的“晚年”与“早年”与“中年”本来都是相对的，有机的联系在一起，不可能截然分开。否定老人家的“晚年”，目的正是为了“彻底否定”他老人家。抓住、突出老人家的所谓“晚年”，不过是想利用某些人对“那件事”的不理解、不满意，甚至有怨气，以这个为“突破口”，展开攻势。这是一种战术性的行为，明显是为战略上的“彻底否定”服务。事实上，这种战术有效，也有限。

　　

　　由老人家想到鲁迅。他们生前身后的遭遇何其相似！鲁迅的“论敌”对付鲁迅的方法与老人家的反对者对付他的方法简直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那些人或许读不懂古代的老子，却也不读现代的鲁迅，只要读过鲁迅，断不会以陈源为师，走陈源否定鲁迅的老路，以同样的方法否定老人家。

　　

　　当年，鲁迅的论敌陈源为了否定鲁迅，他说：“我不能因为我不尊敬鲁迅先生的人格，就不说他的小说好，我也不能因为佩服他的小说，就称赞他其余的文章。我觉得他的杂感，除了《热风》中二三篇外，实在没有一读之价值。”（《现代评论》七十一，《闲话》。）

　　

　　鲁迅对陈源的那些“肯定”和“赞誉”一点儿也不领情，一点也不买账，一眼看出了他包藏的祸心，随以笔墨相迎，予以揭露。高手之间过招，把招数拆穿，足矣，用不着再说更多的废话。说多了，反而显得跌份。

　　

　　鲁迅认为，陈源的招数，“也还是死了已经两千多年了的老头子老聃先师的‘将欲取之必先与之’的战略，我并不感服这类的公评。陈西滢也知道这种战法的，他因为要打倒我的短评，便称赞我的小说，以见他之公正”。（《三闲集.我的态度气量和年纪》）

　　

　　陈源的这种战法，居然也有人效法、也会被继承。想做鲁迅的“孩子”的朱大可博士，在21世纪，居然以同样的方式对待早已去世的鲁迅。

　　

　　朱大可博士认为：“他的《呐喊》《彷徨》《野草》《坟》和《故事新编》具有无与伦比的魅力；而‘晚期的上海鲁迅’，失去了爱，只剩下仇恨”。还说什么“他的晚期仇恨政治学被人利用”。（《我就是鲁迅的孩子》）

　　

　　如果说有什么不同，那就是陈源对鲁迅的“否定”还算有一点“创意”，而且鲁迅还活着，还有口气，能够反唇相讥，他们为后人提供了一个可供参考、借鉴的“笔战”战例。

　　

　　与陈源相比，过了半个多世纪的朱大可的战略远没有创造性，不过是依样画葫芦。而且发生在鲁迅身后半个多世纪，更显得是装怯作勇。

　　

　　而某些“批毛”、“非毛”的国人，更像是朱大可。不管他们是什么身份，脱掉穿在身上的形形色色的外衣，在这个问题上，只能与朱大可相提并论。

　　

　　面对一个毫无还嘴能力的逝者，喋喋不休，没完没了。这一点，倒与曾经自称鲁迅学生的苏雪林相似，攻击起鲁迅来不遗余力，很有讨好“当局”、向“当局”献媚的意味，让人看了好恶心。

　　

　　以上，对老人家的“晚年错误”不过是泛泛而谈，没有涉及具体问题。不过，有一个具体问题，摆在明面上，还是想说几句，不说，如鲠在喉。即老人家的“家人”。

　　

　　国人，尤其是儒家很注重治家。有“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古训。老人家如何“齐家”，成效如何？是成功，还是失败？“盖棺定论”，不知道按照别的眼光怎么看，按照世俗的眼光，说不上“成功”。

　　

　　像他老人家这样的人，或许本不该有家庭，却偏偏有。妻子、儿女组成了家庭。这，与凡人没有两样。如果说有什么不同，只能说，作为老人家的家人，没有正常人的正常生活，这，说不上是幸运，甚至是一种不幸，但是，作为子女，这个没有选择。

　　

　　老人家为家庭、妻儿子女谋求了什么？他的几个子女，在他生前就“平民化”了，甚至因为生活困难，不得不请求老人家资助。这不算什么。说明老人家以平民之心教育、要求子女。而有的，却连平民也做不成，竟成阶下囚，这就不能不让人唏嘘。

　　

　　在家庭关系中，国人的意识中有“近不过夫妇”的说法。老人家一生先后娶了三位妻子。以功利的心态看，哪个得了老人家的好？是她们，才真正诠释了“伴君如伴虎”。

　　

　　第一任发妻杨开慧，因为跟随老人家闹“革命”，仅仅是因为与老人家的关系，不愿意与老人家划清界限，不愿意背叛老人家，就被国民党军阀视为洪水猛兽，残忍杀害。不到“而立之年”，便成先烈。

　　

　　第二任妻子贺子珍老妈妈，与毛泽东是井冈山时期、长征时期同生死、共患难的战友。长征过后，毛泽东的处境好起来了，也相对比较稳定了。应该是冥冥之中，贺妈妈却毅然决然的离开了他，有始无终。这让老人家很无奈。

　　

　　现在看，不能不说贺妈妈有“先见之明”。她远离了老人家，虽然事后也后悔，过的很孤独，却也因此远离了政治，远离了是非之地，与人无争，与世无争，得了善终。否则，中国的历史可能改写。历史，也许就是在一些不经意间被改写了。

　　

　　他的第三任妻子，被称为“旗手”，命运虽然说不上是最惨的一个，却远说不上是有尊严的一个，甚至可以说是最屈辱的一个。她跟随老人家转战陕北，说起来，也是个“老革命”。“特殊”年代，“夫妻”这种“特殊”关系，需要承担“特殊”的使命与责任。没有人能够替代。老人家身后，从十八层天，被打入十八层地狱，成为千夫所指。此时，她已是过了花甲，属于风烛残年的老人。

　　

　　对于“旗手”的命运，老人家生前早有预感。曾对她说：“看我死了你怎么办”！老人家知道他管不了身后事才那样说。

　　

　　作为“第一副组长”的“旗手”，是“那件事”的拥护者与积极参与者。如果说“夫唱妇随”，倒也没有什么错。

　　

　　当年的宣传是老人家“亲自发动”、“亲自领导”。那是在突出“功绩”。而当“那件事”被认定为“动乱”、“灾难”、“浩劫”而被“彻底否定”之后，这样说，无疑是在突出老人家的“责任”。

　　

　　“旗手”作为“第一副组长”还活着，那个责任岂能逃脱？那个账岂能不算！怎么算，算多少、算多大，那就由不了她了。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者大有人在。算完了，判完了，她自杀了，死的很难堪。相信，自有人弹冠相庆。谁能想到她会以这种方式离开人世？

　　

　　当年，在一个“通知”中，老人家曾说：“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还要求“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看来，“旗手”就是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了。睡在老人家身旁近四十年。怎么老人家就没有“注意”这一点？这是不是一种讽刺？

　　

　　还有那个自幼在老人家身边长大的侄儿，革命烈士的儿子李实，是老人家生前最亲近的人之一，甚至可以说是像“心尖子”一样，视如己出，是一个“根正苗红”的培养对象。“那件事”发生时，不过是一个青年学生。只是老人家去世前当了不到两年的“联络员”，居然就犯下了“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重罪，成了“反革命集团”的重要成员，被判以重刑。

　　

　　老人家与他谈话时曾说：你将来不当右派，当个中间派，我就满足了。结果，连“右派”也没有当成，却当了“反革命”。这又叫老人家情何以堪！幸亏，此时的老人家已经去了马克思那里做客。

　　

　　老人家“晚年”的“那件事”，“得罪”了那么多不该得罪的人。他在身后被认定为造成全国“灾难”、“动乱”、经济“崩溃”的“祸首”，或者说第一责任人，被写进书里。作为“遗属”的子女，自然也没有人给好果子吃。那大概是作为老人家的家属应该付出的代价。正应就那句话，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祸福相依。谁让他们生长在老人家？

　　

　　就是这样的一个能建党、能建军、能建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连自己那个小小的几口之家都“庇佑”不了，成为平民的也就罢了，家中还出了两大“反革命”，甚至成了“反革命”中的“首恶”，堪比当年的“战犯”，甚至还重。

　　

　　历史，给老人家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这，就是历史！这，居然就是历史！历史，你到底是什么？叫人怎么写？

　　

　　老人家死了，可以逃脱法律责任，却没有逃过政治责任。政治批判就是对政治责任的确认与“清算”，其规模与持续的时间超过了他以往的前任。与老人家关系最密切的妻子、侄子还活着。一个老妇人、一个青年人，竟然成了“那件事”的法律责任的重要承担者。他们夫妻、伯侄，以不同的方式，共同承担着对“那件事”的历史责任。这就是发生在中国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家中的悲剧！

　　

　　老人家做的“那件事”，在给某些“当权派”、某类人员带去“灾难”的同时，给自己的家庭，不仅仅是自己的家庭带来了“灾难”。这是因果“应”，还是斗争规律使然？任人评说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