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前三十年生产建设的伟大成就不容否定

——对几种不同评价的看法

丁 冰

　　

　　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已走过了它光辉的50年。50年来,它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下,在经济、政治、科教文卫和国防建设等各方面,都取得了使中国人民足以自豪的、空前未有的巨大成就。其中,改革、开放20年来的巨大成就,不仅举世瞩目,也为国人所熟知。但对前30年的成就,由于距今已远,易为人们所淡忘或忽视,尤其年轻的一些的同志对许多情况或许还不大了解,以致易为一些有意无意地贬损其成就的思潮所误导。因此,有必要着重谈谈前30年的情况。但为节省篇幅,本文只对这个时期生产建设方面的伟大成就谈一点自己的感受,借以热烈庆祝建国50周年。

　　

　　新中国是在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破烂摊子的基础上开始进行恢复和建设的,1952年基本完成国民经济恢复和民主改革。1953年12月,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在一个重要文件中指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了它,就要犯右倾或‘左’倾的错误。”⑴全国人民在这座灯塔的光辉照耀下,仅用短短几年时间,到1956年就胜利地完成了对私改造任务,基本上建立起崭新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这是一个符合客观规律的发展进程,因而为生产快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开辟了广阔的道路。接着1958年5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即制订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在这条总路线的鼓舞下全国人民意气风发,斗志昂扬,迸发出前所未有的冲天干劲。全国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征程中,尽管有曲折,但从总的来看成就仍是极其辉煌,不容抹杀的。从1949年到1978年的30年间,竟从“一穷二白”的基地上,以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所望尘莫及的速度,建立起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

　　

　　一、国民经济总量大幅度增长

　　

　　国民经济生产总量的价值指标,依核算方法的不同可以有社会总产值、国民生产总值（GNP）和国内生产总值（GDP）等。其中,国民生产总值是指本国国民所生产的最终产品和劳务的价值,而国内生产总值是以国土为界来确定的全国所生产的最终产品和劳务的价值。在1978年前,由于帝国主义的封锁,很少有境外来华的直接投资,国内也很少向外直接投资,所以GDP和GNP两个指标在数量上大体相当,因而二者可以互相替代。现我们即从社会总产值和国内生产总值（GDP）两个主要指标来说明我国经济在30年间是大幅度增长的。

　　

　　1.社会总产值大幅度增长。

　　

　　我国国民经济的统计曾一直用以国民经济平衡为目的的“物质产品平衡表体系”,即MPS。按照MPS的核算方法,社会总产值包括农业、工业、建筑业、运输业和商业五大部门所生产的产品价值。其中商业部门,虽然是属于流通领域,但由于包括有创造价值的仓储、运输等环节,而实际又很难计算其价值,为便于统计,把商业部门的收入都统统纳入社会总产值之中。在这一涵义下,以人民币计算（下同）,我国从1949年到1978年的社会总产值从557亿元增加到6,846亿元,即29年间增长11.29倍,年均增长9%。⑵从表⒈看出若以可比价格计算,社会总产值的指数以1952年为100,到1978年为725.8%,即由1952年国民经济恢复任务已基本完成之后到改革开放前的26年之间,增长6.26倍,年均增长7.3%。其中1958－1962年的“二五”时期前两年是大跃进,后三年是困难时期,生产一度下滑,以致年均负增长0.4%,除此之外,其余各个时期每年平均都保持了很高的增长速度。即在1953－1957年开始大规模经济建设的“一五”时期年均增长11.3%；1963－1965年在克服严重困难之后的恢复时期年均增长15.5%,达到了最快的速度；在文革前期,即1966－1970年的“三五”时期年均增长9.3%；文革后期即1971－1975年的“四五”时期,也达到了年均增长7.3%的水平。

　　

　　表1.（略，本书编者注）本表按可比价格计算

　　

　　资料：《中国经济统计年鉴》1983年版第14页。

　　

　　在社会总产值快速增长中,工农业总产值的增长速度尤为迅速。工农业总产值从1949年的466亿元增加到1978年的5,690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增长12.82倍,年均增长9.5%,各年增长情况详见表⒉：（略，本书编者注）

　　

　　本表工农业总产值的绝对数,1949、1952年是按1952年不变价格计算的：1957、1965年是按1957年不变价格计算的：1978、1981年是按1970年不变价格计算的。指数是按可比价格计算的。

　　

　　资料：马洪主编：《现代中国经济事典》,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73页。

　　

　　 ⒉国内生产总值大幅度增长

　　

　　国内生产总值（GDP）是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即SNA核算方法中的重要指标。我国改革开放后,为了便于进行国际比较也使用这一指标,对过去的GDP则从国民生产净值中推算出来。根据张风波主编的《中国宏观经济结构与政策》的研究推算的结果,我国的GDP1952年为680.9亿元,到1978年增加为3,488.6亿元⑶,增长4.12倍,年均增长6.5%。这样的经济增长速度不仅在我国是史无前例的,而且在世界上也十分罕见,远远超出了战后世界GDP每年平均增长的速度。据世界银行提供的资料表明,世界年均增长速度在50－60年代为4.8%,70年代为3.4%,80年代为2.9%,其中属于发达国家的经合组织（OECD）成员国的平均增长率60年代为4.9%,70年代为3.2%,80年代为2.6%,⑷都比我国改革前30年的增长速度低的多。而且我国在那30年还包括了三年困难时期生产一度绝对下降的情况在内,如果除去这非常时期,在一般正常年景,其增长速度就更高,即按可比价格计算我国GDP的年均增速度,1953－1957年的“一五”时期为8.88%,1958－1960年大跃进时期为9.19%,1963―1965年经济调整时期为14.5%,1966―1978年的“文革”及其后的初期为6.62%,历年GDP的绝对数及各个时期的年平均增长速度，

　　

　　表⒊：（略，本书编者注）

　　

　　注：绝对数是当年价格、增长速度按可比价格。

　　

　　资料：张风波主编：《中国宏观经济结构与政策》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年版,第29页。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1966－1978年期间,由于受到极“左”思潮对经济的干扰,GDP的年均增长速度只有6.62%,但仍比同期世界各发达国家的发展速度高出许多。如同期美国为3.4%、西德3.4%、加拿大为4.6%、只日本稍高,为7.3%。⑸

　　

　　二、快速增长的工业生产

　　

　　解放前,我国工业非常落后,基本上没有自己的机器制造业,连一个螺丝钉也要从外国进口。建国后,经过30年的努力,建成了门类比较齐全,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这种成就的取得,除了党的正确领导之外,主要应归功于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建立,到1980年,全国共有工业企业37.7万个,其中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为8.3万个,集体所有制工业企业29.3万个。即全国的工业企业基本上都是属于国有或集体所有的公有制经济,非公有工业企业只有约1000个,而且都是小型的,处于微不足道的地位。在公有制工业企业中,全民所有制的企业数量虽然只占22%,但其职工人数却占了绝对多数,即占全国工业企业职工总数的70%左右。

　　

　　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全国工业建设获得快速发展。1952－1980年,工业投资累计达3,955.19亿元。工业新增固定资产达到2,734.5亿元。年均新增94.29亿元。随着工业建设的发展,工业生产也得到迅速发展。1952年工业生产总值为343.3亿,增至1980年的4,992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在28年间增长17.9倍,年均增长11%。⑹从各个时期的工业生产总指数来看,以1952年为100,到1957年为228.6,年均增长18%；到1965年为452.6,年均增长12.3%；到1978年为1,598.6,年均增长11.2%。⑺

　　

　　从主要工业产品产量的增长中,更可看出我国工业的发展是极为迅速的。如下表⒋所示,各种产品产量的年均增长速度,钢在1953－1957年间为31.7%,1958－1965年的困难和调整时期也有10.9%,1966－1978年时期为7.6%；同期发电量的增长分别为21.5%,17%,10.8%；同期自行车的增长分别为58.7%,10.9%,12.5%,等等。

　　

　　表4.（略，本书编者注）

　　

　　资料：中国统计年鉴1981年版,第13页。

　　

　　由于各种工业产品产量的迅速增长并大大超过了其他各国的增长速度,以致使许多产品产量在世界的位次也发生了重大变化,表⒌就反映了这种变化情况：

　　

　　我国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居世界位次的变化，

　　

　　表⒌（略，本书编者注）

　　

　　资料：张风波主编：《中国宏观经济结构与政策》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年6月版,第32页。

　　

　　在1949－1978年间,我国工业建设的伟大成就还突出表现在一大批重点工程陆续建成投产。首先是从“一五”时期开始的以156项重点工程为中心,由限额694个项目组成的大规模建设工程陆续建成投产；一大批举世闻名的项目,如大庆油田,万吨水压机,万吨级远洋货轮及5万吨级远洋油轮,10万吨水力发电机组,百万伏高压标准电容器,武汉、南京长江大桥和三门峡等水利工程,以及以“两弹一星”为代表的一批高科技产品都是在那个时候,甚至是在三年自然灾害的困难时期和“文革”时期问世的。这一系列惊人的伟大成就,不仅在当时对推动经济发展,鼓舞人心起了巨大作用,而且为改革开放后的建设积累了重要经验和奠定了重要物质基础。

　　

　　这里还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从60年代中期开始的“大三线”建设的伟大成就。

　　

　　所谓大三线,最初是指西南和西北地区（包括湘西、鄂西、豫西）,到70年代扩大到一般指长城以南、京广线以西的广大地区。是指西南的四川、贵州、云南,西北的陕西、青海和甘肃的大部分地区,中原的豫西、鄂西,华南的湘西、粤北、桂西北,华北的山西和冀西地区,都属大三线的范围。这是为了从根本上改变旧中国工业布局主要集中在沿海一带的畸形片面发展的不合理布局,积极开发内地和老、少、边、穷地区经济,提高人民经济生活水平,同时也是根据当时国际形势,为巩固国防需要而提出的伟大战略决策。它充分显示了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高瞻远瞩和非凡胆略。启动这一工程正在“文革”期间。要使大批建设人员从生活比较优裕的沿海大城市,远去人烟稀少、交通不便、生活艰苦、施工困难、物资匮乏的“不毛之地”去建设、工作与生活,现在看来谈何容易。但在当年,大批英雄的建设者们,满怀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的热情,积极响应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号召,闻风而动,迅速奔赴艰苦的大三线。经过十几年艰苦奋斗,到70年代大体已建成了一整套比较完整的三线工业体系,仅以四川的情况来看,在十几年之间,建起了以攀枝花钢铁厂为代表的300多个大中型企业,它们已成为四川工业的主干,全国38个重要工业部门,四川样样俱全。随着以重庆为中心的常规兵器工业基地,以攀枝花为中心的钢铁基地,以川南盐化工和天然气化工生产基地,以及成都、德阳、绵阳、广元为中心的电子、重型机械、发电设备制造工业基地的建设,便为四川以后整个的工业布局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至今也还在继续发挥其工业建设和工农业生产的骨干作用。

　　

　　现在有的同志只看到三线建设中个别选址不当或项目不适,甚至是认为军工建设又转民用,造成“浪费”而否定大三线建设的伟大成就,是很不合适的。他们没有看到大三线建设在改善我国工业布局,促进地区经济平衡发展,加强各族人民团结等经济政治各方面的重大意义,特别是忽视了国防建设上的意义。从最近美帝为首的北约侵略南斯拉夫和轰炸我驻南使馆进一步看出,帝国主义侵略本性是不会改变的,因此,时刻防备帝国主义的武力侵略应该成为我们的一项基本国策。我们必须有防患于未然的指导思想,才不会吃大亏。如果当年没有“大三线”的战略决策,又有谁敢说帝国主义一定不会对我们动武呢？何况当年我们正处于两个超级大国的夹击之中,并已爆发过“珍宝岛”事件呢！因此,当我们已经安稳地享受了几十年和平生活的时候,千万不要忘记有“大三线”建设的一份功劳；千万不要忘记当年党中央、毛主席的伟大战略决策。魏巍同志曾在一篇题为《大德篇》的文章中热情地歌颂了“大三线”建设是毛泽东同志为祖国的长治久安而立下的大功大德,我觉得说得是再好不过了。

　　

　　三、农业战线成就巨大

　　

　　农业生产的发展是通过土改和互助合作运动,不断调整改善农业经济制度和生产关系来推动的。

　　

　　新中国建立后,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与推动下,全国农民经过三年在基本上完成了土地改革任务的基础上,趁热打铁,走上了互助合作的社会主义道路。到1957年,全国已有97.5%的农户加入了农业生产合作社,其中有高级农业合作社75万个,入社农户占全国总农户的96.2%。

　　

　　应当肯定,农业合作化的方向是完全正确的,在开始的几年进行得也比较慎重,步骤也比较稳妥,满足了绝大多数农民热切期望依靠集体的力量,尽快脱贫致富的迫切要求,因而大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有力地推动了农业生产发展。原来估计,到1958年春季农村人口只有约一半加入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1960年可基本上完成一半社会主义改造；1960年以后,再逐步分批、分期地从半社会主义发展到社会主义。但在实际上,这个计划到1956年底就基本上完成了。由于1958年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刮起了“共产风”,伤害了农民生产积极性,加上自然灾害的影响,使农业生产在1960－1961年严重减产。然而,即使遇到这种挫折,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1959年以后及时不断调整政策,上下一心,迅速战胜困难,扭转了局面。1960年11月20日《人民日》发表了《总结公社经验,加强公社建设》的社论指出,党的八届六中全会决议和其他一系列关于人民公社的批示中,进一步确定人民公社目前阶段要实行“分级管理、分级核算、按劳分配、多劳多得,”规定公社的生产资料要实行“三级所有,生产队一级的所有权是基本的,公社一级的所有权是部分的,而生产小队也应该没有一小部分的所有权”。1962年9月24日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又通过了新修改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规定实行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并确定这种制度至少30年不变；实行一乡一个社,人民公社的组织可以是公社和生产队两级,也可以是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三级,为了减轻社员负担,要求在今后若干年内,公社和大队一般不要从生产队提取公积金和公益金；生产队干部的补贴工分要减少到占生产队工分总值的1%以内；强调人民公社的体制、规模及工作条例中的各项重大规定长期不变。可见,人民公社组织在1958年产生之后,在实践中又不断进行调整,最后确定在“以队为基础,三级所有”的这一基本框架上,实际是稳定在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规模,大体相当于一个村的范围。全国平均每个生产队约有30户,140多人,50多个劳动力。这比公社初建时的“一大二公”的特点显然已有很大改变,相当程度上适应了农业生产发展的要求,因而对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迅速战胜困难,促进农业的恢复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我国解放后,农业生产就是在上述经济制度和生产关系的不断调整和推动下迅速发展,或在暂时受到挫折又迅速恢复和发展的。按可比价格计算,农业总产值指数增长的速度如表⒍所示,以1952年为100,到1978年增至229.6,即26年间增长2.3倍,年均增长3.25%。这不仅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在世界史上也是罕见的。

　　

　　 农业总产值指数的增长，表⒍（略，本书编者注）

　　

　　本表指数是按可比价格计算的。

　　

　　资料：马洪主编：《现代中国经济事典》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04页。

　　

　　从农产品产量的增长情况,同样也可以说明我国在那几十年中农业的发展是十分迅速的。现分别从种植业和畜牧业两大类的增长情况来说明。

　　

　　⒈种植业迅速发展。

　　

　　种植业是中国农业最主要的部门,它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种植业包括粮食、棉花、油料、麻类、烟叶、糖料、瓜类、饲料、绿肥等的生产；广义的还包括果树、桑叶、茶叶、林木等等的生产。在此,我们为节省篇幅只谈狭义的种植业的发展问题。从表⒎看出,改革前30年间各主要农产品产量都是成倍,甚至几十倍的增长。如粮食从1949年的11,320万吨到1979年33,212吨,即增长1.93倍以上,年均增长3.78%；同期棉花从44.5万吨增至220.7万吨,增长3.96倍,年均增长5.68%；油料从256.4万吨增至643.5万吨,增长1.51倍,年均增长3.2%；甘蔗从264.2万吨增至2,150.8万吨,增长7.14倍,年均增长7.5%；红黄麻从3.7万吨增至108.9万吨,增长28.43倍,年均增长12.37%。值得一提的是作为“宝中宝”的粮食,即使在1966－1976年的10年“文革”期间也是年年丰收,产量从1965年的19,455万吨增至1976年的28,631万吨,年均科长3.94%。比改革开放后20年来的年均增长速度都还要高一些。据统计,我国从1978年的粮食产量为3,004.7亿吨,到1997年为4,9417亿吨⑻,此间年均增长仅2%。粮、棉、油等生产，表⒎（略，本书编者注）

　　

　　资料：马洪主编：《现代中国经济事典》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27页。

　　

　　 ⒉畜牧业迅速发展。

　　

　　畜牧业是农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解放后,畜牧业恢复很快,到1952年牲畜总头数已恢复到解放前最高水平,达到2.28亿头,“一五”时期结束时的1957年达32,829.9万头,即“一五”期年均增长7.6%。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增长速度。后来虽受到,困难时期和“文革”的干扰,但总的说来,发展还是比较快的,从表⒏看出,从1962年到1978年之间,牲畜存栏数从30,481.9万头增至56,511.9万头,即16年之间增长85%以上,年均增长超过了3.9%。

　　

　　 牲畜年末存栏数的变化,表⒏（略，本书编者注）

　　

　　资料：马洪主编：《现代中国经济事典》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29页。

　　

　　四、其他生产建设的巨大成就

　　

　　除工农业生产的迅速发展外,建筑、交通运输、商业、科教文卫等等各条战线在建国后的前30年间都在同步地蓬勃发展,成就辉煌。如建筑业在刚解放时,全国建筑业职工只十几万人,到1980年已增加到700万人,加上农村社队建筑队伍的300万,总数超过1,000万人,增加达100倍。交通运输业已从建国初期的极端落后状态发展成陆运、水运、空运、管道等多种运输方式组成的初具规模的综合运输体系,其中铁路通车里程从1949年的2.2万公里增到1980年的5.19万公里,增长1.36倍；同期公路从8.07万里增至88.82万里,增长10倍,民航里程增长15.82倍；商业的发展虽然在当时因为尚未建立市场经济体制而受到一定限制,但随着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其成就依然是很可观的,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从1952年的277亿元,增到1981年的2,350亿元,共增长7.5倍。科学技术、教育、文化、体育、卫生事业方面的成就也十分显著,在短短的几十年间,就从根本上改变了由中国的极其落后面貌。刚解放时全国专门从事科学研究的知识分子不超过500人,各种新技术的研究几乎都是空白,全国大多数人都处于文盲、半文盲状态,而到70年代已发展成为具有比较完整的教育体系和庞大的知识分子队伍,并掌握了以“两弹一星”为代表的一定的先进科学技术。仅在“文革”前的17年中全国就培养了正规的大本和专科毕业生155万人,另有函授、业余大学毕业生近20万人；中等专业学校毕业生296万人,基本上满足了各方面的需要,其中绝大多数现在都已成为各方面的业务、技术骨干,即使在“文革”后期,高校招生还没有正式恢复之际,国家也已从工农兵中选拔大批优秀青年进入高校学习、培养,其中许多人现已成了各条战线上不可缺少的骨干和栋梁。

　　

　　五、对几种不同评价的看法

　　

　　上述铁一般的事实充分说明,新中国前30年的生产建设的巨大成就及其折射出来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优越性，是再明显不过的了。但社会是复杂的,由于各人的地位与处境不同,认识也不尽相同,因此,对上述成就难免有不同的观点,有的甚至持完全相反的评价,也就不足为奇了。现在谈谈对几种不同评价的看法。

　　

　　⒈“民粹主义”论。

　　

　　学界有人说毛泽东“染上民粹主义色彩”,认为毛泽东在1952年后犯了民粹主义错误。什么是民粹主义,是19世纪中叶到世纪末流行于俄国社会政治舞台上的一种小资产阶级思潮和派别,他们与瑞士经济学家西斯蒙第一样, 偏爱个体小生产,认为俄国只要在个体农民小生产的基础上就能建立起社会主义,被列宁斥之为西斯蒙第式的偏爱小生产的“经济浪漫主义”,是“俄国的西斯蒙第主义者”。因此,用“民粹主义” 丑化和否定毛泽东,无非是说我国在生产力落后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况下不能搞社会主义革命,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是“搞早了”、“搞糟了”。

　　

　　诚然,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关系决定于生产力,社会主义公有制要以社会化生产力的发展为基础；但绝不是说只有在世界上生产力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才能建立社会主义。因为社会历史的发展虽然生产力是最终的决定因素,却不是惟一的决定因素,它还要受政治、文化诸多因素的影响,因而社会主义革命是在资本主义政治和经济的统治相对薄弱的环节取得胜利。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恩格斯早在一百多年前就预言当时生产力并不很发达的“德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一定要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直接序幕”⑼。所以社会主义革命的发生及其成功与否，不在于该国生产力的发达程度，而是要看是否已经有了资本主义生产发展所造就的成熟的工人阶级及其无产阶级政党。

　　

　　无疑,我国1952年时经济虽然相对说来比较落后,但也不是没有社会化生产的基础,而是已有了相当的大工业和现代化的无产阶级队伍,特别是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坚强而正确的共产党的领导,所以就能在取得民主革命胜利之后,及时提出正确的“一化三改造”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并在1956年基本上取得了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胜利。在改造过程中,虽然稍有过急的缺陷,但总的方向是正确的,成就是伟大的,在“一五”期间,即在三大改造期间,工业总产值增长128.3%,年均增长18%,农业年均增长4.5%,其中粮食增长3.5%,都是相当快的增长速度,这难道还能说是社会主义搞糟了吗？同时,“一化三改造”路线的本身就意味着党的指导思想是要把社会主义建设在社会化大生产的基础之上的。而这也正是毛泽东所一贯坚持的观点。

　　

　　早在1944年，毛泽东给秦邦宪的信中就说过，“分散的个体经济——家庭农业与家庭手工业是封建社会的基础,不是民主社会（旧民主、新民主、社会主义一概在内）的基础,这是马克思主义区别于民粹主义的地方”⑽。其后毛泽东同志在指导中国革命运动中还一再重申反对小资产阶级意识和民粹派思想,并积极主张工业现代化,农业机械化和组织起来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建国后全国人民在这思想指导下,经过30年的努力,便在中国大地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而不是停滞或退回到小生产的社会状态。从革命到建设的一系列成就表明, 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遏制了俄国民粹主义在中国滋生。企图用本本上的俄国民粹主义概念来丑化和否定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并为资本主义招魂，是徒劳的，也是不得人心的。

　　

　　⒉社会主义早产论。

　　

　　有人说,我国建国后经过三年恢复时期,1953年就走上了不成样子的社会主义道路,成了一个社会主义早产儿,接着是经济停滞,直到改革开放。

　　

　　这里说的“社会主义早产”论,与前述社会主义搞早了，搞糟了,是一个意思。因此在一定意义上说,前面对“民粹主义”论的批评在这里也是适用的。但这里说的“早产”论,把我国1952年以后直到改革开放前的整个历史阶段都说得一无是处,就走得更远了。

　　

　　前述,我们党在1952年基本完成国民经济恢复之后,立即创造性地提出了“一化三改造”的总路线,这是完全合乎客观规律要求的,到1956年基本上建立起崭新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所取得的成就是主要的、巨大的。1958年秋季,在“左”思潮影响下,一度在全国范围刮起的“浮夸风”、“共产风”,也及时得到纠正。早在1958年11月,中央政治局在武汉举行扩大会议就着重讨论了纠正“浮夸风”、“共产风”及相关的高指标问题。毛泽东同志在会上明确要求,把根据不足的高指标压下来,并提醒大家要有清醒的头脑,不要相信假话。接着1959年2月郑州会议上,毛泽东针对农村“一平二调”的“共产风”强调指出,等价交换在社会主义时期是一个不能违反的经济法则。1959年3月上海会议上,毛泽东又说，“价值法则是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我们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否则一切都不可能”。尽管庐山会议“反右倾”。但会后,毛泽东在1959年11月29日“给生产队长的一封信”中仍强调,要纠正“浮夸风”、“共产风”的问题,提倡讲真话。他说：“包产能包多少,就讲能包多少。不讲经过努力实在做不到而又勉强讲做得到的假话。收获多少,就讲多少,不可以讲不合实际的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结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根据这一系列会议和讲话的精神。1959年以后,党在政策措施上逐步作了一系列调整,1961年党的八届九中全会做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以及其后一系列对公社的整顿措施,使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不断得到完善、巩固和发展,从而迅速地克服了经济困难,推动生产力迅速发展,1965年经济得到恢复。尽管爆发了“文化大革命”,使生产受到相当影响和损失,但因为有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保证,经济依然以比资本主义国家高得多的速度向前发展。

　　

　　如前所述,社会总产值在“文革”期间（1966-1976年）,前半期（1966-1970年）年均增长9.3%,后半期（1971-1976）年均增长7.3%；国内生产总值（GDP）1966-1978年间,年均增长6.62%；在整个1952-1978年间,社会总产值年均增长7.3%,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6.5%,都远远高出资本主义世界和西方发达国家的年均增长速度,丝毫谈不是“经济停滞”。

　　

　　因此,我们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地说,社会主义制度优越于资本主义制度。当然,如果我们没有“大跃进”和“文革”中政策失误,经济发展还会更快。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还没有得到充分发挥。

　　

　　请看,我们党对那段历史是怎样评价的吧。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中国共产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历史,总的说来,是我们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并取得巨大成就的历史。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我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是我国今后一切进步和发展的基础”。江泽民同志在1991年庆祝“七•一”的讲话中说：在经过三年经济恢复的基础上,“我们采取符合中国特色的步骤和措施,不失时机地创造性地实现了对个体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消灭了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全面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我国几千年来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在党的十五大的政治告中,江泽民同志又重申了这一精神。

　　

　　可见,“社会主义早产儿”论与马克思主义观点和我国的实际情况是完全格格不入的。

　　

　　⒊国有企业低效率论。

　　

　　近些年来,国有企业低效率论颇为流行。说什么国企“劳动效率普遍过低,劳动者工作积极性和工作努力程度普遍过低”。有的断言,国企是注定要亏损的,污蔑国企职工从新中国成立至今,始终在“消极怠工和化公为私”。

　　

　　对这种观点,我们暂且不论它是否符合实际,考其理论本身,不外是于科斯定理。该定理认为,只要产权界定明晰,在交易费用为零的情况下,通过自由交易就不影响效率。科斯的所谓产权界定明晰的实质则是要产权的彻底私有化,要把产权量化到个人。非常熟识科斯和科斯定理的新制度经济学家张五常说的很清楚：“科斯定理的主旨,就是不管权利属谁,只要是清楚界定是私有,市场的运作能力便应运而起；权利的买卖者互定合约，使资源的使用达到最高的生产总净值。”在他们看来,私有制之所以能提高效率,就是因为它的“产权明晰”,从而有饥饿纪律的强制。一位迷信私有企业优越的说得很直率。他说,私企优越性之一就在于，“干得好晋级加工资,干不好的炒鱿鱼,前有晋升的胡萝卜,后有失业的大棒,效率就在其中了”⑾。然而他们却不愿,也不敢说出失业大棒的背后,不过是使工人重新沦为资本的奴隶。作为雇佣劳动者的工人在资本的强制奴役下,不得不为资本家卖命,被逼出来的所谓生产“积极性”,也是有限的。

　　

　　另一方面,在他们眼里,国有企业是“人人皆有,人人皆无”的“产权不明晰”的企业,因而势必会普遍出现“白搭车”的“懒汉”,所以“劳动效率普遍过低”,人人都想“化公为私”等等。他们不了解社会主义国有企业的职工是企业主人的这一根本属性。在社会主义国有企业里,广大职工正由于不是人人都拥有企业的某一部分财产,即没有把产权量化到个人（私有化）,存在所谓“人人皆无”,才使人人真正切实地共同平等地拥有企业的财产,实现了“人人皆有”的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从而才能使人人成为企业的主人,人人都能自觉地充分发挥主人翁的生产积极性。这也就是国有企业有可能产生高效率和优于私营企业的秘密所在。此外,在党的领导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以及随着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逐步建立,而创造出了为提高经济效率所必不可少的良好社会环境，它的促进作用也是不可低估的。

　　

　　谁都不否认,在毛泽东时代,在我国历史上出现了从未有过的廉洁的社会,贪污腐败、以权谋私,以权欺压百姓的现象微乎其微；吸毒、贩毒、娼妓、赌博等等丑恶现象已经绝迹；人人都以劳动为荣,搞封建迷信、坑蒙拐骗之徒已被一扫而光；崇洋媚外、崇美恐美的软骨头现象已消失,中国人民真正站了起来，与外国人平起平坐；而且那时基本上没有失业,没有下岗,人人有工作,没有两极分化,家家无铁门，也不担心被偷盗抢劫,人人安居乐业,没有后顾之忧。不用多说,这一切良好的社会条件都极大地激发和鼓舞了人们社会主义的爱国热情和生产积极性。社会主义制度在客观上已为国有企业提高经济效率,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和可能性。这就是前三十年经济高速增长的根本原因,所谓“低效率”论在那里是没有立足之地的。

　　

　　有的人或许认为,那几十年的高速增长是粗放型的,外延扩大的增长不等于经济效率就高。这表明他们不了解世界经济史和经济增长转变的规律。须知，粗放型的工业发展总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过程和基础，没有前者的一定程度数量积累，就不会发生经济增长方式转变，那是一个必然的阶段。

　　

　　的确,我国那几十年的经济增长基本上是粗放型的（至今也还如此）,即在很大程度上是靠要素投入的增长来实现的,但不可否认的事实是,由于国企职工生产积极性的发挥,加之国有企业具有较强的经济实力和较先进的技术装备,拥有较高水平的技术和经营管理人才等优势,就会使经济效率相对较高而不是较低。例如反映经济效率的两个主要指标：资金利税率、劳动生产率,在改革开放前都已达到相当的水平。据统计,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的资金利税率,（按每百元资金实现的利润和税金计算）1952年为25.4%、1957年为34.7%、1965年为29.8%、1975年为22.7%⑿。这就等于说,国家每建一个工厂,大约只需3-5年就可收回全部投资,再重建一个同样规模的新厂。即使除去税金而实现的纯资金利润率。同期也分别达到19.2%、24%、20.9%、14.19%⒀。再从劳动生产率看,据统计,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全员劳动生产率指数,以1952年为100,到1975年增至239.8,⒁即23年间增长1.47倍,年均增长3.9%。这在世界史上都是罕见的增长速度。例如美国在1990至1996年间私营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年均只增长1.1%,⒂不及中国改革前的1/3。其中的“一五”时期和“大跃进”时期的劳动生产率就更高,即在1952年到1957年间的增长指数由100升至152.1,年均增长8.7%以上。1958-1959年大跃进中,高效率生产的事例,更比比皆是,据《人民日》1958年4月19日导,重庆国有大型建设机床厂“生产大增、工人大减”的事迹,指出该厂从1958年2月开始着手整顿生产车间的劳动组织,将原来1人看1台机床,逐步改为看管多台机床,到5月已有300多台机床实现了多机床管理,节约了200多名看管机床技工。同时又由原来1人看管两道工序逐步改为看管多道工序,最多的看管12道工序,从而大大节省了工人,提高了劳动效率。再如,展现北京风貌的庄严宏伟,质量一流的十大建筑,也只不过约一年的时间就竣工落成,为建国10周年献上了一份厚礼,等等。如此高速度、高效率的生产都无一不显示出国企高效率,而不是低效率的特点。

　　

　　这里有必要谈一下“大跃进”的问题。笔者认为,这是全国各族人民,在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鼓舞下,迸发出来的空前高涨的建设热情和伟大的建设运动。它充分体现了党在基本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之后,就立即把工作重心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的决心,也体现了广大人民与党一心,崇尚科学,解放思想,破除迷信,敢想敢干的高尚品质,是十分可贵的；所取得的建设成就也是伟大的,前面已屡有论及,它所建设起来的许多工程和企业至今都还在发挥着骨干作用。诚然在取得伟大成就的同时,我们也不能不看到在指导思想上有急于求成的情绪,提出了要争取15年或者更短的时间内，在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赶超英国的要求,以致在实践中出现只顾多快,忽视好省的偏向,没有全面贯彻多、快、好、省总路线的精神。当然,“浮夸风”往往与上面“左”的思想影响分不开,正如毛泽东在1959年11月给生产队长的一封信中所指出的那样：“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但这一切缺点归结到一点,都不过是属于经济建设经验不足的问题,也可以说是在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征途上所付出的难以避免的学费。而它所取得的积极成果和伟大成就是不能抹杀的；对于党决心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坚强意志以及群众的建设热情也是不能否定的。它充分显示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能激发出人们无穷无尽的生产积极性和国企高效率的特点。

　　

　　我们从各方面充分论证了国企是高效率而不是低效率,国企职工的生产积极性很高,而不是懒汉。然而这并不等于说每一个职工都有高度的积极性。国企职工由于各人的觉悟程度不同和具体处境的差异,或由于政治思想工作没有跟上,个别人偷闲的情况确实存在,但这在当时绝不是普遍的现象。如果我们遵循实事求是的方法,就不能以一概全；也不能以目前某些国有企业亏损,职工消极效率低的现象去概括或代替前30年国企的实际情况。

　　

　　国有企业大面积严重亏损的现象并非从来就存在,而是近些年,特别是1992年以后才出现的特有的情况。如四川省企业调查队对60户国有及国有控股亏损企业的多项调查结果：这些企业出现亏损的时间有80%始于1993年以后,其中40%的企业始于1993－1995年。有40%始于1996－1998年。出现亏损起始年份最集中的是1995年。亏损最为严重的年份是1998年。全国情况也与此大体类似。据有关资料显示,全国国企直到1996年1―4月才首次出现净亏25亿元,整个1996年和1997年上半年都是净亏损,亏损面40%以上,直到1999年1―2月,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中,亏损面还高达45.7%,就全国国企中工业企业的资金利税率来看,在1992年尚有25.4%,而到1997年却下降为6.27%，⒃不仅大大低于1992年的水平,也大大低于“文革”末期1975年的22.7%。⒄

　　

　　至于这个时候这些国企为什么会亏损,效率低下,原因很复杂,需另外作专题分析,这里只可以肯定一点的是：那决不反映社会主义国有企业的本质,也不是国企国有的特征,因而我们绝不能以此为据，得出国企不如私企,进而取消或削弱国企的结论。

　　

　　再提醒一句,“国退民进”（国有企业退出竞争性领域,让民营即私营企业进去取而代之）的私有化之声不绝于耳,其中一个重要“理由”就是所谓国企效率低。至此,国企低效率论究竟为谁服务,难道还需再多加一个字来解释吗？

　　

　　⑴见《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316页,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⑵中国统计年鉴1998年版,第13页

　　

　　⑶见张风波主编：《中国宏观经济结构与政策》,中国财政出版社1988年版,第29页

　　

　　⑷丁冰：《战后科技革命与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第165页,贵州人民出版社1998年

　　

　　⑸见张风波主编：《中国宏观经济结构与政策》第30页

　　

　　⑹ ⑿ ⒀ ⒁马洪主编：《现代中国经济事典》第153、156、15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52年版

　　

　　⑺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第7页资料推算，1981年版

　　

　　⑻《中国经济统计年鉴》1998年版,第403页

　　

　　⑼《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503－504页

　　

　　⑽《毛泽东书信选集》第238－239页

　　

　　⑾刘吉著：《匣中剑声》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35页，转引自《中流》1999年6期第34页

　　

　　⒂见《世界经济》1999年7期,第63页

　　

　　⒃见《中国统计年鉴》1993年版,第437页；1998年版,第46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