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与亚洲的“文化革命”
金融危机与亚洲的“文化革命”
中信泰富政治暨经济研究部特约研究员 黄晓京
美国的金融危机﹐“全球化”了。其发生过程与1990年代日本的金融危机极为相似﹐但内涵不同﹐规模和恶果则远甚之。当年﹐美国对日本的危机处理指手划脚﹐这次成了被告﹐罪名是过度金融﹐透支信用。“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已经扩散到实体经济﹐美国可能和日本当年一样走入经济衰退期﹐“失去十年”﹐并把世界卷入其中﹐严重影响到中国的经济发展。关于金融危机的本质到底是什么﹐目前存在不少争论。问题的焦点是﹐金融危机只是“过度金融”﹐“监管不力”而已﹐还是美国式自由资本主义体制问题﹖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将决定我们的应对和战略选择。
对美国和日本的金融危机作个比较分析﹐或许有助于理解这次危机的本质。美日两国﹐虽然是“军事同盟国”﹐却有着两种不同类型的资本主义体制。美国式的自由资本主义﹐核心是美国式金融模式﹐追求股东利益的最大化。日本式资本主义﹐因为是“后发国家”﹐国家战略指导并介入市场﹐金融市场相对封闭﹐追求社会整体的利益平等﹐显示出“人本资本主义”的特点﹐因为以公司团体为社会中心﹐也被叫做“日本株式会社”﹐或“法人资本主义”。1980年代﹐以“管理的市场经济”（Governing Market）为基本特点的“日本模式”﹐“东亚模式”﹐一度达到了顶峰﹐受到全球追捧。冷战解体之后﹐美国式自由资本主义则大行其道﹐对于所谓“转型国家”来说﹐几乎成了唯一美好的“彼岸”。“历史终结论”登场﹑宣布西方的﹐美国式自由资本主义﹐将是唯一的历史选择﹐社会主义是个“笑话”﹐一度成功的“日本模式”就更不值一提。
从这个逻辑出发﹐人们往往将日本的“泡沫经济”与长期衰退﹐归结于过度的政府干预。1990年代中后期﹐日本金融危机爆发﹐在新自由主义的指导之下﹐日本开始与美国式自由资本主义“接轨”的改革。激进的小泉内阁﹐号称“没有改革就没有发展”﹐大力实施美国式“构造改革”﹐将传统的邮政三事业“民营化”﹐实行金融自由化﹐并解除各种政府“规制”。以后﹐继任的安倍﹐福田﹐麻生三届内阁﹐似乎还在消化和反思“小泉改革”的后果。美国式自由资本主义﹐“投机赌博”泛滥成灾﹐从次级贷款创新始﹐以“雷曼休克”终。格林斯潘承认﹐自由市场主义“犯了一个错误”﹐斯蒂格利茨则将美国金融制度的垮台与“柏林墙倒塌”相比﹐批评了美国式自由资本主义体制本身﹐乔姆斯基则说﹐市场原教旨主义是一场灾难﹐金融自由化导致灾难。
关键的问题可能还是老问题﹐国家与市场的关系。美国式自由资本主义﹐特别是美国式金融模式﹐排除了政府监管﹐资本的贪婪本性﹐加上解除监管的制度设计﹐政府和市场“双重失败”﹐也就是制度危机。日本这个美国的“老二”﹐追随美国﹐创造过经济奇迹和“日本模式”﹐但是由于无法坚守﹐被迫改革“接轨”﹐从而陷入长期的经济衰退﹐至今还没有走出困境。有评论说﹐“当前﹐在全球经济﹑全球环境﹑全球稳定迫切需要新的变革动力的历史关头﹐美国却扮演着一个‘反面教材’（Retrograde）的角色。无论从战略上还是道义上﹐今天的美国不但没有给世界提供榜样﹐恰恰相反﹐布什政府的所作所为使得它的竞争对手 — 中国﹑俄罗斯越来越有理由充分地认识到﹐必须走他们自己的道路﹐因为所谓民主和人权对于国家的稳定和繁荣的未来丝毫没有帮助。甚至连来自伊朗的穆罕默德阿曼达内贾德﹐竟然也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大会上利用我们所陷入的困境嘲笑我们﹐并公开宣告美国时代的终结”。[1]
“美国时代的终结”﹐有待时间的检验。至少美国式的自由主义资本﹑股市﹐楼市﹐钱市﹐追涨杀跌的规律﹐投机赌博的制度﹐骗子横行的贪婪﹐将这一切归结为“缺乏监管”﹐难以服众。况且﹐美国还要把这种最优越﹐最精致的体制﹐“武装的民主主义”﹐和它的价值观“全球化”﹐叫世界随着华尔街﹐随着美国利益﹐随着美国的“军产复合体制”沉浮。当全球化变成全球经济危机的时候﹐中国无法改变世界﹐最多是“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加速从过度依赖出口﹐向符合中国长远利益的内需经济转变﹐并且找到刺激内需的治本之策。日本依旧是一面镜子﹐在经历1990年代危机和与美国“接轨”的改革之后﹐日本正在从困境中找出路﹐将经营资源大举向亚洲转移﹐提出了“亲美入亚”的口号﹐预示着这个亚洲唯一的“西方国家”战略转变。以“脱亚入欧”的历史观察﹐这是日本的“文化革命”﹐而中国和亚洲﹐何尝不需要一场全新意义上的“文化革命”﹖
一﹑金融危机的“既视感”
从日本的角度来看﹐美国的金融危机有一种所谓“既视感”﹐[2] 说白了就是“见过”﹐“似曾相识燕归来”。众所周知﹐1985年《广场协议》﹐美国逼迫日本﹐减少政府干预﹐通过金融自由化﹐主动让日圆升值。当时﹐中曾根内阁为减少与美国的贸易摩擦﹐提出“国际协调发展”和“国际贡献”的政策﹐开放国内市场﹐变出口主导为内需主导﹐缓和各种政府“规制”﹐结果是国门大开﹐市场开放﹐外资长驱直入﹐日本股市汇市﹐开始动荡不安﹐日圆从1985年的1美元比240日圆﹐升值到1988年1美元比120日圆﹐内需刺激政策﹐引发国内股市和房市泡沫。1990年﹐东京一地的地价﹐竟然超过了美国全国土地价格的总和﹐还不断在电视上大肆炒作﹗一时间﹐东京街头﹐纸醉金迷﹐歌舞盛世。美国为代表的国际财团﹐进入日本炒作赚钱﹐然后撤出资金﹐日本经济从此风云变幻﹐泡沫解体﹐房市股市暴跌﹐政治动荡。为减少贸易不均衡﹐美国继续要求日圆升值﹐1995年4月1美元兑79日圆﹐创历史最高纪录﹐出口导向的日本走入死胡同﹐留下的是十数年的经济衰退。十几年之后﹐金融自由化的始作俑者美国﹐自作自受﹐也把世界卷入其中。“尽管次级债危机和日本1989年的资产价格泡沫破裂之间的差异是巨大的﹐他们之间的相似性也是惊人的。日本和美国的泡沫都是产自于一段时期的金融试验行为以及过于宽松的信贷氛围。在美国可以看到﹐随着联储提供了大量廉价货币﹐抵押资产证券化以及结构性投资产品大幅增长。类似的﹐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面临着美国要求其放宽市场的压力。这掀起了一阵“金融工程”的浪潮﹐并且导致了新金融产品如金融衍生品的爆发性增长。这一场盛宴在美国要求日圆升值的压力下愈加火爆﹕由于货币的升值﹐日本央行降低了利率﹐导致经济中充斥了廉价资金。[3]
日本的刺激内需﹐首先也是从房地产做起。与美国﹐欧洲相比﹐日本人的住宅俗称“鸽子笼”﹐城市居民的平均住房面积很小﹐即使如此﹐My Home还是“中产白领”的梦想。随着银根放松﹐贷款利率降低﹐房市兴旺﹐3~4千万日圆的住宅﹐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猛涨到上亿日圆﹐相当于“中产白领”平均20~25年的收入。房市泡沫转瞬消失﹐留下的是巨额坏债﹐资产贬值。1996年5月﹐日本“住宅专门公社”（住专）﹐由于住宅投资积累坏债﹐经营破产﹐政府排除舆论批判﹐在国会通过促进“住专”债权的“特别措置法”﹐动用财政资金90亿美元救援﹐并建立“住宅金融债权管理机构”﹐负责处理房贷问题。“日本挑战美国”的1980年代过去了﹐美国却开始了它的繁荣。2001年布什总统上台﹐经济政策是降低利息﹐刺激消费﹐使美国低收入﹐无收入家庭人人有房住﹐贷款买房﹐负债消费。次级贷款﹐金融工具创新﹐为转移风险提供了可能﹐次贷发放额不断扩大﹐数额也越来越大﹐泡沫由此而生。格林斯潘鼓励消费﹐超低利率﹐房贷可以偿还﹐还可以依旧换新﹐从利差获利﹐美国经济热气腾腾。2004年﹐美联储连续17次上调利率﹐从1％缓慢升到5.25％﹐购房者别说赚钱﹐贷款首先无法偿还﹐“住宅牛市”走向了终结。房利美（Fannie Mae）和房地美（Freddie Mac）深陷危机﹐一年损失超过140亿美元﹐2008年9月7日美国政府宣布注资二千亿美元﹐接管这两大机构。保尔森说“两房”问题﹐给金融市场带来系统性风险﹐政府接管是保护市场和纳税人的“最佳手段”。“两房”按揭债券（MBS）逾五万亿美元﹐和日本的GDP相当﹐如果坏债占20％﹐就是1.4万亿美元﹐规模庞大。
当年日本楼市崩盘之火﹐很快烧到证券公司和银行。四大证券公司﹐即野村﹐大和﹐山一﹐日兴（现在只剩下“野村”和“大和”两家）﹐在股市房市泡沫时代极为兴盛﹐是一流大学毕业生最向往的公司﹐大约和中国大学生向往就职高盛一样。1997年﹐排名第四的山一证券（1897年创业）﹐亏损1645亿日圆（现值16亿美元）﹐信用下跌﹐到处求救﹐其主力银行“富士银行”拒绝融资﹐山一证券求救无门﹐1998年宣布“自主废业”。山一证券的CEO﹐在电视上痛哭流涕﹐鞠躬谢罪﹐哭诉“员工都是好人﹐一切都是经营者的责任”﹐此后﹐不少山一证券的优秀员工被美林证券接收。十年之后﹐美国发生了几乎同样的事件。这次是雷曼。2008年9月15日﹐恰巧美国四大投行排行第四的雷曼兄弟（1850年创立）公司﹐由于次贷造成78亿美元巨额损失﹐四天之内股票下跌80％﹐总负债高达6130亿美元。和山一证券一样﹐雷曼也是求救无门。政府不再动用联邦基金救助﹐金融界用的是丛林法则﹐看着这个百年老店破产。雷曼的CEO福尔德在国会作证﹐说他的每个经营判断都是“谨慎的﹐合理的”﹐也就是说没有什么错误﹐更没有鞠躬谢罪﹐雷曼员工愤怒不已﹐听说他在健身房被人迎头痛击﹐狼狈不堪﹐还得面对数不清的起诉。正是福尔德式的个体的“合理”行为﹐一旦成了全体行动﹐就成了一种愚蠢的自杀行为。日本银行界人士说﹐看雷曼事件就像“看（山一证券）录像”﹐将美国金融危机称为“雷曼休克”。至于为什么不救雷曼﹐保尔森的解释是﹐当时七千亿的“不良资产救助计划”（TARP）尚未出台﹐因此﹐财政部和美联储没有能力（Power）和足够的授权（Authority）去援助雷曼﹐财政部也希望金融业能够伸出援手去填补雷曼的窟窿﹐但最终没有买家愿意收购雷曼。
对于美国国际集团（AIG）这个美国最大的保险公司﹐保尔森没有置之不理。2008年2月AIG已经因为次贷损失了111亿美元﹐4~9月连续赤字﹐信用等级下降﹐股票跌了74％﹐最终由美国政府注资850亿接管。保险业利润不高﹐AIG这几年大力从事住宅贷款的担保和证券化的担保﹐特别是CDS的交易﹐总额高达四千亿美元﹐相当于其自有资本的五倍。当年﹐众多的日本保险公司也是“参入”住宅担保﹐最终导致经营恶化﹐“朝日生命保险”被“东京海上保险”收购﹐“大成火灾”破产倒闭﹐而且保险业的健全化﹐至今还是一个问题。日本的养老保险﹐生命保险公司﹐当年大多参与了股市﹐楼市投资﹐坏债累累﹐在十余年后依然没有完全复兴﹐养老金危机威胁着老龄化的社会安全。
美国危机带来坏债规模到底有多大﹖现在还不清楚。有内部估算认为全球坏债大约十万亿美元﹐金融商品下跌损失40万亿美元﹐相当于全球一年的GDP。2007年美国GDP也不过14万亿美元（13.8万亿）﹐第二位的日本为4.8万亿﹐坏账就可能超过日本GDP的二倍﹐也是当年日本二百万亿日圆（约二万亿美元）坏账的五倍。坏债处理﹐引发了银行界的重新组合﹐也和日本当年类似。1998年﹐日本金融界“重新整合”﹐12家都市银行﹐通过剥离不良资产﹐并购与合并﹐最后只剩下三家大银行﹐三菱UFJ银行﹐三井住友银行﹐和瑞穗银行。2008年9月﹐全球银行界进入乱世﹐“城头变换大王旗”。美国银行五百亿收购了美林﹐高盛和摩根士丹利变形为银行控股公司﹐花旗试图收购美联银行的银行业务﹐没有成功﹐现在要裁员五万人﹐美联最终被富国银行151亿美元收购。日本也参加了这次重组﹐三菱UFJ以91亿购入摩根士丹利21％的股权﹐野村证券买下雷曼在亚太地区的业务。
日本处理大约二万亿美元的不良债权﹐花了十几年时间﹐美国的危机呢﹖“百年一遇”﹐迁延时间﹐无法论定。可以参考的是1929年华尔街的历史性崩盘﹐和资本主义世界大萧条﹐或者是日本的“失去十年”。1990年代日本的金融危机﹐倒闭的多是证券﹐银行﹐还有一部分深陷股市楼市之中的“综合商社”﹐影响了颇具实力的日本制造业﹐在十余年的经济衰退之中﹐失业率达到6％。美国的金融危机﹐已经逐渐波及实体经济﹐波及制造业﹐估计2009年的失业率要超过8％以上。美国制造业的代表性企业﹐通用﹐福特﹐克赖斯勒三大汽车公司（Big 3）占了美国GDP的4％﹐直接雇用一百万人﹐间接大约250万﹐如今陷入资金链断裂的境地﹐通用缺110~140亿美元﹐福特缺一百亿美元﹐需要公共资金救援。美国国会热烈讨论﹐有的说“不能拿税金补助经营失败”﹐有的说拿250亿救助“环保车”说的过去。欧盟一面说政府介入违反自由贸易原则﹐要调查甚至去WTO起诉﹐一面也不能不顾及就业﹐在欧洲通用有雇员5.7万人﹐福特有雇员6.8万人﹐相关产业的劳动人口不是小数﹐假如底特律也成了华尔街﹐现实政治的代价巨大。
最近的G 20峰会﹐布什总统还在唱美国式自由市场主义的老调﹐相信他的人估计不多。保尔森据说用两页纸的草稿﹐就说服了国会的政治家们﹐制订七千亿美元的救援计划。不少人说他搞“国有化运动”﹐“背叛美国历史”﹐“背叛自由市场主义”﹐言过其实。保尔森2006年才离开高盛﹐不折不扣的金融“内部人士”﹐对于金融危机的机理一清二楚。1998年﹐同样出身高盛的前财长鲁宾﹐也曾游说国会﹐通过了“金融现代化法案”﹐那个法案实际上解除了金融监管。鲁宾的“自由化”﹐保尔森的“政府救援”﹐符合美国利益﹐也符合“美国军产金融复合体制”的历史逻辑﹐不必大惊小怪。问题在于﹐金融危机不是纳税人的责任﹐拿高薪的高管们一切合理﹐振振有词﹐拿起皮包走人﹐小投资者血本无归﹐纳税人则要为大投机家的“恶业”买单﹐这也符合美国的“自由平等”的“立国精神”﹖
二﹑危机的“日本经验”
制造业资本主义的日本﹐战后的高速成长和1990年代的走入衰退﹐其根源其实也是美国。实用主义的日本﹐历来有追随强者的传统﹐过去是中国﹐近代是西方﹐在形式上往往是“无条件投降”。明治维新以后﹐以欧洲为师﹐富国强兵﹐战后以美国为老大﹐富国不强兵﹐无力挑战世界主流。冷战时代﹐日本获得美国的全面支持﹐以制造业和出口贸易立国﹐甘当美国的“老二”。有这样的国家战略﹐除了日本的银行在美国金融危机中赔钱之外﹐代表日本制造业的丰田﹐本田﹐索尼﹐松下等受到重创﹐也是题内应有之义﹐“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日本是后发工业化国家﹐一部赶超的历史﹐可总好像赶不上时代的变化步伐。21世纪的第六年﹐全球实体经济平均增长率为3.5％﹐世界贸易（物流经济）年增长率为7％﹐世界股票市场市价总额年增长率为14％。在全球化的名义下最大的变革是金融﹐是钱的游戏﹐是所谓“产业金融化”。计算“产业金融化”高低﹐可以用金融产业占GDP的比率﹐英美皆超过10％﹐日本则在5~6％﹐属于金融产业弱国之列。非西方国家唯一的所谓发达国家﹐学西方还没学到家﹐“制造业大国”普遍接受从“物的买卖”﹐而不是“钱的买卖”﹐“赌钱”非其所长。“物流”日本人利用汉字创造的概念﹐一到金融词汇﹐比如“衍生工具”他们就只好用假名音译了﹐日本有不少化学﹐物理﹐甚至文学“诺贝尔”﹐可就是还没有经济学“诺贝尔”。
在制造业领域﹐日本和美国经历了长期的贸易摩擦﹐从服装﹐家电到汽车制造。“间接金融”﹐即制造业厂家﹐依靠自己的“主力银行”融资﹐在战后日本重建和起飞过程中一直占主导地位。与此相应﹐日本的“直接金融”﹐资本市场并不发达。日本人更喜欢储蓄﹐而不是买卖股票和基金。方便到家门口的“邮政储蓄”﹐为政府主导的“财政投融资”提供了成本低廉的丰富资金﹐造就了日本大企业品牌﹐从钢铁到汽车﹐无不如此。尽管现在的日本大企业﹐接受了美国的会计手法﹐普遍采取了“市价法”计算损益﹐企业和原来的“主力银行”﹐企业或企业集团之间的“相互持股”﹐依然如故。股市﹐汇市动荡﹐制造业各家计算损益﹐比如日圆升值一元﹐丰田就是二百亿日圆损失﹐本田90亿﹐索尼20亿。[4] 美国风吹草动﹐市场动荡不安﹐企业界期待政府介入﹐安定市场。金融资本重视投机受益﹐日本企业重视长期的损益计算﹐而不是短期的股东收益﹐这与英美式“股东资本主义”差别巨大。
1980年以后﹐日本对外投资猛增﹐主要是购买美国的房产和金融资产﹐一时间﹐美国人惊呼“日本威胁”﹐“日本购买美国”。1980年日本对外直接投资（FDI）为196亿美元﹐证券投资为214亿美元﹐1985年﹐直接投资为440亿美元﹐增长124.49％﹔证券投资为1457亿美元﹐增了五倍多。1980年日本的海外净资产只有115亿美元﹐1985年为1298亿美元﹐增了十倍。日本通过制造业和贸易赚了许多钱﹐赚到的钱大又投资到了海外﹐主要是美国的中长期国债。1981~1985年﹐日本经常收支顺差为1200亿美元﹐其中大部分贸易顺差来自美国﹐这些钱绝大部分购买了美国国债。1985年日本成为世界的最大债权国﹐也是美国的最大债主﹐这个地位到2008年才被中国所代替。“广场协议”之后﹐随着美元贬值﹐日本的美元资产大幅贬值﹐美元贬值达50％﹐日本的美元资产也就贬值50％﹐不少银行大受损失。难怪日本人在反思这段历史时期时﹐认为美元暴跌就是冲着日本积累起来的巨额美元财富而来﹐冲着日本产业资本主义而来。
不论是股市﹐还是汇市﹐在美﹐日﹐欧三大区域﹐日本都是最小的﹐处于“边缘国家”地位。股市总规模占GDP之比﹐反映所谓“金融实力”。2007年纽约市价总额亿美元﹐为美国GDP的125％﹐以NYSE计算则是155％。伦敦市价亿美元﹐占英国GDP的169％。澳洲的这个比率是175％﹐香港1015％。东京股市总价亿美元﹐GDP比107％﹐与日本的GDP相当﹐在发达国家中最低。再看外汇市场﹐2007年﹐美元占世界市场的43.2％﹐欧元占18.5％﹐日圆只有8.3％。从各国市场的规模来看﹐美国市场占了16.6％﹐英国占34.1％﹐日本只有6.0％﹐也是最低。[5] 反之﹐1970~1980年代日本家庭储蓄率一直高达20％左右﹐远高于其它发达国家。2006年﹐日本以现金﹐储蓄﹐住宅等构成的国民资产高达20万亿美元﹐人均18万美元﹐是美国的1.3倍﹐德法二倍﹐世界第一。2007年末﹐日本家庭拥有的金融总资产约为1544万亿日圆（约15万亿美元）﹐日本家庭拥有的股票余额为165万亿日圆﹐只有总资产的十分之一。
早在1990年代﹐克林顿政府的对日政策一个重要的转变。美国知道﹐处理与日本的贸易摩擦和巨额赤字绝非易事﹐比如有关汽车业的谈判﹐要求日本给出“数字目标”﹐购买美国零部件之类﹐逼的日本政治家嚷出了“卖掉美国债券”的口号。美国意识到﹐从制造业本身与日本人打交道﹐永远没有结果﹐主战场应该转向金融。“全球化”旗号下的“金融自由化”﹐一把合适的杀手锏﹐美国一次给予日本“第二次核打击”﹐制造业大国陷入“核冬天”﹐一蹶不振。同时日本十万亿美元以上的储蓄﹐无疑是一块肥肉﹐极具魅力。通过“金融自由化”﹐美国为首的国际金融家大举进军日本﹐资本市场被英美以及一部分日本追随者所支配﹐投机赌博新经济﹐大行其道。和布什同时上台的“小泉内阁﹐开始了“构造改革”﹐缓和或解除政府规制﹐和美国“接轨”﹐日本成了奇特的“转型国家”。除了美国的金融高技术产业进入﹐大获其利之外﹐留美的日本人也粉墨登场。2006年﹐因为股市欺诈被判刑二年六个月的崛江贵文是个代表人物。30出头的此人突然出现日本财界﹐大笔敛钱。15~20万投资者加盟﹐在短短的几年中﹐以“活力门”（Livedoor）为中心的上市公司﹐其市价高达6880亿日圆﹐号称要超过丰田。崛江代表日本“新经济”﹐崇尚美国式金融模式﹐说是“有钱可以买到一切”﹐包括当国会议员﹐结果是昙花一现。
所谓美国式“金融模式”﹐教科书的表述是由“新自由主义”金融理论设计﹐以金融自由化和缓和政府管制为前提﹐在资本市场以投资银行为中心的金融模式﹐而且﹐利用最先端的金融技术﹐“金融工学”管理风险﹐通过利率﹐汇率的金融衍生商品的交易﹐房地产和金融债券的证券化﹐以及企业的收购兼并﹐追求利益最大化。日本金融模式﹐则是储蓄 — 投资﹐商业银行。在英美人士看来﹐日本模式几乎不是“资本主义”﹐“共同价值观”常常是外交语言。反之﹐日本产业界主流对于“金融自由化”﹐“金融工学”一直持怀疑态度﹐不改其“间接金融”的传统体制。在国际金融市场﹐过去日本的银行﹐诸如三菱﹐三井﹐住友﹐富士﹐日本兴业银行﹐长期信用银行﹐还有四大证券公司﹐屡战屡败﹐吃进的美国金融资产﹐最后还得吐出来。20世纪90年代危机之后﹐银行界“重新组合”﹐都市银行只剩下三家﹐15.3万人的银行职员﹐只剩8.5万人。银行界为了生存﹐采用了合同派遣劳动制度﹐减轻了企业负担﹐也在传统大企业“终身雇佣制”的僵硬体制中打出了一个缺口﹐政府的低利率政策﹐又增加了银行收益。据日本银行测算﹐1991年到2005年﹐仅仅低储蓄利息一项﹐让日本家庭损失了3300亿美元﹐此外﹐还有高手续费﹐银行收入的低税率﹐总之是老百姓的牺牲﹐在十年之后让日本的大银行重新复活﹐这是金融危机之后“日本经验”的重要内涵之一。最近﹐由于资本市场的混乱﹐发行公司债券和CP愈加困难﹐日本经济界再次转向﹐大有重新回归依赖银行﹐“间接金融”的倾向。[6]
次级贷款是美国的“金融模式”创新﹐泡沫的根源。层层包装“证券化商品”风险﹐合理合法﹐符合美国式自由资本主义﹐制度决定行为﹐何必监管﹖直到2007年8月﹐IMF审查美国经济﹐警告说次贷可能危及经济﹐日本人“十年怕井绳”﹐说美国的次贷风险﹐暗藏在金融高技术之中﹐一旦爆发﹐类似“核扩散”﹐连锁反应﹐危及信用体系。事实上﹐日本的金融模式﹐尽管“接轨”不少﹐还是保存了“防火墙”﹐染上“次贷病毒”的金融机构相对有限﹐债权证券化规模不大﹐对金融系统影响有限。在某种意义上﹐金融体系抵制“小泉改革”﹐依然保持着“间接金融”的体制惯性﹐政府监管严格﹐金融机构的新商品开发﹑运营要受到政府严格审查。不过﹐随着“次贷危机”影响实体经济﹐美国经济转入停滞﹐真正大受打击的还是制造业。日本依赖外需市场﹐主要是美国﹐欧洲市场﹐也依赖中国等新兴市场。1990年代﹐日本大举投资中国﹐东南亚﹐但是制成品从中国或东南亚绕路﹐最终市场还是美国。美国经济感冒﹐日本发烧﹐美国金融危机﹐日本经济更加衰退。老龄化﹐“少口化”（人口减少）﹐制约着日本内需的扩张﹐一旦外需市场萎缩﹐庞大的日本制造业顿入停滞﹐由此看来﹐日本经济依然绑在美国的战车上﹐脱钩很难。
2008年8月10日﹐华盛顿召开G7财长及央行行长会议﹐中川昭一财政金融大臣﹐谈起当年的“日本经验”﹐批评美国政府的“放任主义”﹑质问“次贷危机发生一年之久﹐为何没有采取紧急应对措施﹖”十年多前﹐克林顿政府高官频繁访日﹐面授机宜﹐要求日本政府重拳应对金融危机。1997年11月美国鲁宾财长访日﹐指示日本说﹐“为解决金融不安﹐必须马上投入公共资金”。根据美国的指示和压力﹐日本于1998年3月拿出1.3万亿日圆向银行注资﹐小渊内阁召集“金融国会”﹐制定《金融健全法》﹐再次动用7.5万亿日圆﹐将日本长期信用银行﹐债券信用银行“国有化”。美国批评日本的危机对应﹐不是太少﹐就是太慢（too late, too little）﹐鲁宾和萨莫斯一度成了日本金融危机的“教主”。1999年﹐新任财长萨莫斯写信给日本“金融再生委员会”委员长柳泽伯夫﹐催促日本更大规模地投入公共资金﹐解决不良债权问题。美国对日本已到“干涉内政”的程度﹐所以日本人要问﹐为什么美国自己的次贷危机发生一年之久却迟迟无所作为﹖
也许布什总统G 20讲话﹐道出了美国“教主”的复杂。冷战解体之后﹐美国不断传教﹐是市场主义原教旨的老师﹐因此﹐这次金融危机﹐不仅是经济危机﹐还是对美国式自由市场主义的信任危机﹐特别是亚洲。十年前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发生危机的国家﹐不论是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还是韩国﹐经济结构类似日本﹐加工制造﹐出口导向。1997年﹐由于美国式自由市场主义的教导﹐泰国放弃固定汇率制﹐实行浮动汇率制﹐当天泰铢兑美元暴跌17％。菲律宾比索﹑印度尼西亚盾﹑马来西亚林吉特﹐相继被害﹐印度尼西亚也受“传染”﹐深受打击。此后﹐金融投机家又移师香港﹐“联系汇率保卫战”开始﹐香港恒生指跌破九千点大关。韩国也爆发金融风暴﹐韩圆汇率跌至1737.60韩圆兑1美元﹐一批企业破产﹐难以偿债﹐只好向IMF求援。IMF开出的药方﹐多是猛药﹐金融自由化重创亚洲经济﹐也使日本陷入困境﹐日圆的大幅贬值﹐给中国经济带来巨大影响。中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动用外汇进入股市和期货市场﹐吸纳被抛售的港币﹐将汇市稳定在7.75港元兑1美元﹐让国际炒家在香港失利。危机波及俄罗斯﹐股市汇市下跌﹐引发金融危机﹐政治动荡﹐并引起欧美国家股市汇市剧烈波动。亚洲金融危机最初是区域性的﹐而俄罗斯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危机超出了区域性范围﹐“全球化”了。
人们至今还在讨论亚洲金融危机真相﹐其实“美国教主”的自我矛盾已经给出了答案。根据英美主流学者的“教科书”﹐没有政府干预的自由市场经济﹐是最完善和可靠的制度﹐美国式自由市场主义主导世界﹐到处“传道”。亚洲危机之后﹐美国将责任推到“亚洲国家的体制弱点”﹐推给“权贵资本主义”﹑“裙带资本主义”﹑以及法制不健全﹑金融监管不健全。美国除了赞同IMF对泰国的170亿美元救援﹐此外就没有什么救援措施﹐符合美国式自由市场主义。格林斯潘还教导说﹐亚洲应该知道“西方特别是美国运行的资本市场是一种优越的模式”﹐所以﹐美国开出的药方总是停止政府援助﹑实施紧缩性货币政策。马哈蒂尔说过﹕“我还记得﹐他们当年如何告诉我们﹐永不要为濒临倒闭的企业包底”。IMF答应拿出二百亿美元救援﹐条件是要求韩国经营破绽的银行和企业倒闭。日本在亚洲贸易投资巨大﹐为稳定亚洲的股市汇市﹐当时日本曾提出过“亚洲货币基金”（AMF）的设想﹐因为美国不点头﹐中国也没有表示支持﹐付之流水而已。
金融危机“日本经验”到底是什么﹖归根到底还是“服从”二字。日本的体制和政策﹐符合美国的战略思维﹐就允许和支持﹐甚至命令日本强制执行。反之﹐日本和亚洲﹐特别是东南亚经济关系密切﹐只要美国不允许﹐日本依然无所作为。日本在制造业市场对美国的依赖﹐在金融领域对美元霸权的“服从”﹐决定了日本还是“无责任国家”。这次美国的金融危机﹐再次给日本上了一课。学者们说﹐这次危机使“盎格鲁 — 撒克逊经济”要进入“核冬天”﹐可能走上日本十年衰退的老路﹐依赖美国的日本如何走出困境﹖全球需求﹐美国市场占到30％以上﹐日本和亚洲﹐只要依赖美国﹐服从“美元霸权”﹐注定难以“独善其身”。这个历史经验告诉人们﹐只要不愿意永远受制于人﹐中国和亚洲必须反思过去﹐找到自己的道路。
三﹑亚洲的“文化革命”﹕超越美国式自由资本主义
亚洲作为一个地区概念﹐起源于欧洲人的对立观念﹐即欧洲对欧洲以外的东方世界观。中国﹐印度﹐伊斯兰﹐东南亚各国﹐历史文化各不相同﹐但都有过漫长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痛史﹐只有日本“脱亚入欧”﹐仿效列强﹐侵伐霸道。英美讲究自由﹐讲究机会平等而非结果平等﹐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结果不平等。金融高管﹐企业高层的过分高收入﹐成了这次金融危机的话题之一﹐雷曼CEO福尔德2000~2007年工资﹐奖金﹐期权收入4.85亿美元﹐2007年高盛CEO得6800万美元奖金。当选总统奥巴马﹐批评美国企业家﹐金融高管“奢侈”﹐让他们学习日本经营者。日本所代表的东亚资本主义﹐讲究团体主义﹐单一民族国家的日本﹐全民一体加入社会保障﹐贫富差距远小于美国﹐更没有美国企业高管的那种高收入。在政治体制上﹐日本从“君主立宪”到“权威主义”﹐一直没有改变国家主导资本主义的基本路线。战后﹐美国最终决定保持日本的“天皇制”﹐超越了美国人的价值观﹐因为“皇权”和“服从”与英美的“自由民主”距离遥远。
关于“东亚模式”在学术上争论了近30年﹐在笔者看来﹐这个模式不是英美模式的“过渡模式”﹐而本身就是一种具有独立性﹐普世性﹐一种另外的市场经济体制﹐至少没有经过西方资本原始积累﹐殖民掠夺。市场经济和人类的历史一样古老﹐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美国式自由资本主义﹐日本和东亚的资本主义﹐都只是个别的﹐特殊的东西。黑格尔所谓“普遍寓于特殊之中﹐任何特殊都不能穷尽普遍的意义”。面对全球化﹐华盛顿共识的“普世价值”﹐亚洲实际上已经在探索“另一个世界”。撒切尔绝对主义思维﹐说“没有其它选择”（TINA There is no alternative）﹐和“历史终结论”一脉相承。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垮台﹐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好像证明了她是对的。实际上﹐替代方案多种多样﹐“后发国家”走向富裕﹐实现公平﹐可以有多种路线选择。不论“中国式”社会主义﹐中国式市场经济﹐都是可能的选择﹐实践证明﹐所谓“逻辑矛盾”的“中国式”﹐与“日本模式”﹐“东亚模式”一样﹐超越美国式自由资本主义的尝试﹐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反之﹐亚洲全面接纳华盛顿共识﹐就可以和美国主流WPAS（白人﹐新教﹐盎格鲁 — 撒克逊）一体化﹖问题倒是亚洲自己的创造﹐如果占世界经济三分之一的亚洲﹐搞成“另外一个世界”﹐反而有可能建立“和谐”﹐在美国式自由资本主义陷入危机时﹐亚洲的选择和创新可能重造“另一个世界”﹐另一个普世价值。
战后到1970年代末﹐工业化国家有过“黄金30年”﹐美国承担了世界经济“发动机”的角色﹐日本﹐亚洲地区不可避免地依赖这个“发动机”。1980~1990年代﹐亚洲内部﹐特别是东亚地区﹐已经形成了制造业﹐贸易和投资的“连锁转换”﹐“雁形发展方式”﹐日本曾经当过那个头﹐台湾﹐韩国跟进﹐尔后中国也加入其中。但是﹐不论是日本﹐“四小龙”﹐还是ASEAN和中国﹐“最终消费者”还是美国。中国与亚洲其它国家﹐在产业结构上﹐既有互补﹐也有竞争。设备投资过剩开始在亚洲出现﹐服装﹐电视﹐半导体﹐石油化工﹐钢铁﹐造船﹐电子产品﹐一直到玩具﹐制鞋﹐各个领域都存在产能过剩。西方各国﹐在冷战解体之后﹐为争夺新兴市场﹐在资本密集型产业﹐比如石油﹐化工﹐飞机制造﹐曾有一轮扩大投资的过程﹐动因之一是亚洲的新兴市场。市场机制下的投资决策﹐往往不是“合理预期”﹐而是某种“集团行动心理”﹐常常引发共同的“投资热”﹐造成大约十年一次的设备投资增减循环。1990年代中后期﹐大规模制造业“投资热”之后﹐发生美国“虚拟经济”危机﹐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这种周期性﹐美国已经没有多少制造业。长期以来﹐美国市场支撑亚洲的制造业出口﹐美国“发动机故障”﹐立刻就是“硬着陆”。2008年9月以后﹐日本﹐中国等亚洲国家﹐钢铁﹐化工﹐电器电子等各个领域﹐都出现了相对产能过剩﹐厂家纷纷降低开工率﹐原材料市场暴跌﹐加工企业大量倒闭。
在对美依赖的同时﹐亚洲特别是东亚10+3的区域内的相互依存﹐也有了巨大的进展。1980年这个区域内的进出口﹐占其整个贸易额的比率30％左右﹐到2003年这个数字接近60％﹐虽然低于欧盟的水平﹐决不亚于“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中国对外出口的40％左右也在区域内。[7] 问题在于金融体系﹐在这个巨大的制造和贸易经济圈中﹐交易依然以美元结算﹐贸易黑字﹐回流为美国的国债﹐支持着“美元霸权”﹐这种国际关系又制约着亚洲自身的发展。中国30年的改革开放﹐重复了日本和东亚“四小龙”走过的道路﹐在许多领域中国的战略产业还在发展之中﹐相对弱小﹐而“世界工厂”有些还停留在加工厂的水平。危机发生之后﹐沿海城市的加工厂经济遭受到空前的重创﹐一度繁荣的中小制造业城市﹐比如东莞﹐温州﹐晋江﹐一部分繁荣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比如塑料﹐制鞋﹐玩具﹐没了外单﹐陷入困境﹐造成大批农民工回流农村。短短几个月的时间﹐美国的金融危机﹐如此影响中国实体经济﹐暴露了中国经济成长方式的严重问题。地区内的贸易占了如此之高的比率﹐如此随波逐流﹐极不正常。亚洲的两难选择在于﹐一是继续依赖美国﹐维护“美元霸权”﹐今后还得跟着华尔街沉浮﹐一是走向“另一个世界”﹐逐渐摆脱美国的制约。目标并非闭关锁国﹐也不可能排斥欧盟﹐美国﹐而是建立和欧盟﹐美国对等的亚洲经济体。当然﹐这个选择绝非易事﹐有漫长的道路要走﹐但决非只是幻想。
除了贸易和直接投资﹐亚洲已经在摸索独自的金融合作﹐这不是来自“理念”﹐或“亚洲价值”﹐而是来自经济自身的发展需要﹐类似于中国农民的“包产到户”。早在1997年﹐日本提出过“亚洲货币基金组织”（AMF Asian Monetary Fund）的构想﹐建议筹资一千亿美元﹐日本出五百亿美元﹐给受国际投机基金攻击的会员国提供资金援助。1998年﹐日本再次提出“新宫泽构想”﹐主张建立亚洲基金﹐作为规避汇率风险的制度安排﹐日本曾经是亚洲金融合作的主要推手。十年之后﹐美国金融危机逼着亚洲“旧事重提”﹐主角不再只是日本﹐而是中国﹐日本﹐韩国和东盟十国共同组成的10+3集团。中国外汇储备有二万亿美元﹐代替日本成为美国的最大债主﹐持有6259亿美元国债﹐其它亚洲国家﹐行为方式相似﹐积累了巨额外汇储备﹐相当一部分投资美国国债。在国际金融领域﹐亚洲10+3集团已经具有相当实力﹐建立地区性金融机制﹐逐步制约“美元霸权”。有学者认为﹐1998年﹐“日本实际上是在一个错误的时机提出了一个正确的建议”。[8] 亚洲国家的货币政策主要是“钉住美元”﹐亚洲货币不能从根本上和美国“脱钩”﹐但它可以抑制国际金融界的投机风险。美联储前理事梅耶﹐在其回忆录《联储岁月》中写道﹐当年美国之所以反对日本建立亚洲货币基金（AMF）的构想﹐是因为对金融危机本质的不同理解。美国认为亚洲的金融危机﹐起源于亚洲各国的经济结构﹐落后的金融市场﹐要求亚洲进一步“转轨”﹐学习美国式自由资本主义。而日本和亚洲﹐如马哈蒂尔这类的代表人物﹐则认为国际投资者的投机行为﹐造成了亚洲的金融危机。
2000年亚洲10+3集团﹐在泰国的清迈终于迈出了第一步。区域货币互换协议﹐即《清迈协议》（Chiang Mai Initiative）﹐界定了东盟货币互换协议（ASA）的规模﹐以及中日韩与东盟之间的双边互换协议。以后﹐亚洲10+3集团﹐签订了许多双边协议﹐累积金额超过八百亿美元。2008年底﹐中日韩首脑的福冈会谈﹐继续着这一协议的思路。地区性双边互换协议﹐目前资金规模不大﹐比如中日之间只有30亿美元﹐日本和ASEAN有1265亿美元﹐日本和印度30亿美元﹐日本和美国则是无上限的美元~日圆互换。[9] 但是﹐如果双边货币互换能够进一步扩展﹐形成多国间互换安排﹐实际上就是亚洲货币基金的雏形。10+3国家集团的金融合作﹐如果实现机构化﹐制度化﹐建立常设的政策对话和监控机构﹐不但可以平衡短期的市场波动﹐还将为这个经济圈的实体化提供基础。IMF是按照美国意图行事的﹐AMF则是亚洲地域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在方向上中国应当支持这个“内生”机制的成长。
亚洲的未来更取决于“内生的发展”。战后日本给美国当“老二”﹐靠美国支持复兴经济﹐高速增长﹐成为当时亚洲唯一的发达国家。不过﹐日本在依赖美国的同时﹐在制度建设上另搞一套﹐日本式经营﹐终身雇佣﹐年功序列工资﹐企业工会﹐以及“富不过三代”的遗产继承税制。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式的制度建设﹐目标恰恰在于抑制“过度市场化”﹐过度竞争﹐其结果是一个“一亿人总中产”的相对平等的社会体系。传统的集团主义﹐避免了美国式的贫富差别﹐优胜劣败﹐激发日本人“内生的”发展动力。同时﹐随着“国民所入倍增计划”﹐“养老金计划”之类国家主导的社会政策﹐增大了日本的社会安全网络。与日本不同﹐亚洲各国由于历史﹐文化和殖民地统治﹐经济二元化﹐都市和农村﹐都市社会内部的贫富差别十分严重﹐继续现有的发展模式﹐无法改变这种格局﹐也就难以持续发展。亚洲人口占世界人口的60％﹐地球上每天36.5万人出生﹐57％是亚洲人﹐印度11亿人口﹐中国13亿﹐就占了世界的37％。如此巨大的人口资源﹐使亚洲成为全球劳动力供给基地﹐加工外包的首选﹐同时亚洲又是最有希望的市场。中国30年改革﹐市场化改革﹐引入外资﹐“两头在外”﹐特定的历史时期﹐起到了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无可非议。问题在于﹐市场主义导致中国“核心价值”共同富裕的丧失﹐“富可敌国﹐贫者无立锥之地”。改革30年之后﹐中国走到一个十字路口﹐面临一个新的战略转变﹐而美国的经济危机﹐使这个转变显得更加急迫。19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的成长﹐正在成为另外一个世界经济成长的“发动机”﹐恢复了布罗代尔所谓“中国经济世界”的国际地位﹐发展中的制度建设将给亚洲带来深远的影响。
市场体制是一把双刃的宝剑﹐它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也使另一部分人富不起来﹐美国式自由市场主义尤其如此。平衡市场主义的负面效果﹐在相当程度上解决社会公平﹐将决定中国和亚洲国家的未来。十年经济衰退﹐许多人担心日本普通人的生活﹐其实由于藏富于民的政策﹐在效率和公平上的中庸协调﹐日本社会总体安泰﹐没有大的社会动荡。解决社会公平﹐这不单是一个道德选择﹐也是一个理性选择。1980年代﹐中国的改革近于“日本模式”﹐强调社会主义﹐共同富裕﹐黄金时代。冷战之后﹐美国一家独大﹐与美国全面“接轨”似乎成了唯一﹐不加选择的接收﹐给中国社会各个方面带来困惑﹐城乡两级化﹐教育﹐医疗﹐住房三大问题。作为一个“后发国家”﹐一个农村人口还有八亿的穷国﹐如何利用国家的力量﹐平衡市场竞争﹐增进社会公平﹐可能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大课题。由于亚洲各国情况相似﹐使这个课题具有更深刻的文化意义。近代以来﹐曾经在农业﹐商业﹐文化等各个领域创造了辉煌的亚洲﹐被殖民主义所打破﹐随之而来是西方文化的渗透﹐儒教文化﹐伊斯兰教文化﹐印度文化﹐毫无例外地受优胜劣败的价值冲击。近代化同时就是“文化失调”﹐“停滞的亚洲”和“近代的欧洲”成为一种对立图式﹐一种固定观念﹐剥夺了亚洲固有文化的“话语权”。随着亚洲的复兴﹐除了经济之外﹐文化反思也随之而来。远在西方人“发现”新大陆﹐传播近代资本主义文明之前﹐亚洲早就存在着复杂的商品经济﹐市场交易﹐中国制钱广泛流通﹐10+3集团﹐亚洲货币基金﹐亚洲经济共同体﹐亚洲货币﹐只不过是现代制度﹐形式的“文化复兴”﹐对于美国和西方﹐则可能是一场“文化革命”。
最近﹐“历史终结论”者福山有个谈话﹐他说﹐他“至今仍然信奉新保守主义理想﹐这种思想来自频频受挫的左派。左派过去认为民主和正义不仅是美国的原则﹐而且适用于整个世界﹐而美国比任何其它国家都有义务在全世界维护这些原则”。关于布什发动的战争﹐他说﹐“我并没有反对。但很快我就觉得战争准备得不够﹐对困难估计得不足﹐而且美国还在行使权力时采取一种‘列宁主义’方式。然而﹐在单极世界中﹐这种方式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它首先要求其它国家必须相信美国的善意﹐而战争的爆发没有证明美国的善意”。所谓“列宁主义方式”﹐是指主张用战争“输出”美国“普世价值”。福山自称是“新保守主义的马克思”﹐他说“作为马克思﹐我相信长期的演变。1989年针对柏林墙拆除所形成的局面﹐我建议采用‘历史的终结’的概念。这个概念来自于黑格尔﹐首先被马克思继承。我当时写道﹐伴随着共产主义的垮台﹐只剩下惟一的政治选择﹐就是资产阶级民主。但完成资产阶级民主是一个长期的﹑缓慢的﹑艰难的事情。可‘列宁主义者’想加速推进这一进程﹐尤其是在‘9.11’事件之后﹐想利用力量对比关系在中东推行民主化﹐我认为这是一个错误”。
虽然如此坚持“历史的终结”﹐福山毕竟是学者﹐还是意识到了对立面的存在。他说“我从没说过美国是民主终结的典范。欧洲代表着这种历史终结的可能性。欧洲通过努力超越民族国家﹐比美国更加接近一种真实的历史的终结。美国则继续以自己的军事实力为荣﹐小心翼翼地维护自己的主权。中东有些人想建立一种伊斯兰民主。他们认可民主的想法﹐但把民主与自由割裂开来。这的确也是一种做法﹐但我认为它走不远。在欧洲﹑拉美和非洲﹐没有人想采纳这种模式﹐就连穆斯林世界也没人愿意。这是针对伊斯兰教面对现代化所遭遇的失败而想到的应对办法﹐不是一种真正的解决办法。中国是一个更难对付的对手﹐因为它懂得与现代化妥协﹐让现代化为己所用﹐懂得提高竞争力﹐懂得成长壮大利用科学技术﹐同时又维持专制政权的统治”。姑且不论福山是否是“新保守主义的马克思”﹐关于中国﹐他的感觉倒是敏锐的。不过﹐他的结论是武断的﹐这种武断﹐恰好来自于作为日裔美国人对亚洲的无知和短视。历史刚刚开始﹐从中国和亚洲的复兴﹐从亚洲的“文化革命”开始。
美国的金融危机﹐标志着中国与美国“接轨”改革的终结。保尔森最近警告说﹐“美国金融危机不能成为中国减缓金融改革的借口﹐我们已经转告美国下届政府﹐一定要抓紧推动中国改革”。是的﹐中国必须建设新的金融体系﹐但不是继续和美国式金融模式完成“接轨”﹐继续追随IMF和世界银行。摆脱美元霸权﹐IMF束缚﹐需要一个团结的亚洲﹐共同维护本地区的共同利益﹐必要时在金融合作上另起炉灶﹐和欧盟一样﹐亚洲的一体化将改变世界的格局﹐进入真正的“民主主义”时代﹐类似于毛泽东领导的“边区苏维埃”﹐对抗美国的“一家独大”。随着美国地位相对的下降﹐精明的日本早就谋划﹐并在美国之外的亚洲开辟“第二战场”﹐实施“对美依存”到“亲美入亚”的战略转变。日本普遍认为中国迟早会取代美国﹐成为全球经济的“超一流大国”﹐为此“经营资源”必须向亚州﹐中国转移﹐让日本“回归亚洲”。在这个过程中﹐企业界最积极﹐不少日本大企业已经将经营重心转移亚洲﹐建立以新加坡为中心﹐兼顾亚洲东西﹐中国和印度“两个战场”的经营体制。因为除了中国﹐新兴经济体还有所谓“金砖四国”（BRICs﹐俄国﹐中国﹐印度﹐巴西）﹐“金砖六国”（BRIICS﹐加上了印度尼西亚和南非）﹐还有VISTA﹐又加上了越南﹐土耳其﹐阿根廷。不管是“金砖”还是“VISTA信用卡”﹐“人类有史以来高速增长同时化”的主力是亚洲。历经20余年﹐欧洲终于实现了欧盟联合﹐有了欧元区﹐统一货币﹐区域内贸易欧元决算﹐其经济和政治意义显而易见。随着亚洲经济的成长和一体化﹐货币联盟将是一个必然结果﹐问题在于如何推进走向“亚元”。人们怀疑﹐亚洲的“西方国家”日本﹐是否会真正“回归亚洲”﹖正像英国“光荣孤立”﹐“亲美疏欧”一样﹐日本是美国的盟国﹐美日同盟﹐所以“亲美入亚”也有中庸调和的一面﹐眉目不清。在东亚峰会上﹐日本政府参加“吉隆坡宣言”﹐宣称把建设“东亚共同体”作为战略目标。日本是世界第二经济体﹐实力远大于英国﹐日本经济日益依赖中国和亚洲﹐只要中国参与和支持﹐日本将无法选择“光荣孤立”。
日本人将自己的“回归亚洲”也称为“文化革命”。明治维新以后﹐日本数典忘祖﹐搞过一场“脱亚入欧”的“文化革命”。虽然“脱亚入欧”路线成败尚无定论﹐最少它使日本成了亚洲的“西方国家”﹐进入了“富人俱乐部”。中国和亚洲的复兴﹐使敏感的日本看到其国家利益的所在﹐“亲美入亚”不是戏言。美国一向非常关心中日关系﹐最近国家情委员会又出了《2025年世界局势预测告》﹐对中日关系的未来的几种可能性作了评估。中日关系既有可能保持互利﹐也有可能反目成仇﹐中国持续经济增长﹐对日本的重要性将继续增强。中国强军﹐使日本继续保持美日军事同盟﹐也可能联合亚洲其它国家﹐建立包括多国的安全保障框架。反之﹐中国经济出现衰退﹐或者称霸亚洲﹐日本可能联合其它所谓“民主主义国家”﹐强化自己的军事力量﹐与美国一起孤立中国﹐亚洲将面对“中国”还是“日本”的困难选择。如果美国在东亚的存在感降低﹐日本可能更加接近中国﹐中国将承担更重要的角色。即使美日同盟弱化﹐由于国内抵抗势力强大﹐日本拥有核武的可能性不大﹐中国对日本构成明显威胁时不排除日本建造核武器。如果中美两国更加接近﹐美国容忍中国的军事力量﹐并减少在中国周边地区的军事存在﹐日本也将更加接近中国﹐韩国﹑台湾﹑东盟各国和地区也将会顺应潮流。不管愿意与否﹐美国的战略家们终于承认﹐一切取决于中国。
四﹑简短的结论
通过日本对美国金融危机的“既视感”﹐与日本金融危机的比较﹐可以说金融危机的本质﹐不是监管不力﹐市场和政府的双重失败﹐而是美国式自由资本主义的全面危机﹐美国由此将盛极而衰﹐必须改革。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日本开始了“亲美入亚”战略转变﹐对美国的经济政治“追随”和服从﹐使其无力摆脱美国“金融霸权”的束缚。中国和亚洲的复兴﹐为日本的亚洲回归创造了条件﹐能否建立和美国“脱钩”的亚洲经济共同体﹐金融合作体系﹐以致于“亚元经济区”﹐将取决于中国的持续发展和亚洲政策。同时﹐日本模式的“好资本主义”侧面﹐值得借鉴﹐创造中国“内生发展”机制﹐以国家主导推进社会公平的制度建设﹐超越美国式自由资本主义。只要中国经济社会的实现可持续发展﹐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经济共同体”就不只是一个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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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纽约客》杂志社论﹐2008年10月13日。
[2] 日本学者熊谷亮丸的造词﹐〈日美金融危机的既视感〉﹐2008年10月10日（
[3]〈日本金融危机﹕前车之鉴﹐后世之师〉﹐《经济学人》2007年12月19日（
[4]《日本经济新闻》道﹐2008年12月13日。
[5] 仓都康行﹕〈金融力如何测度〉﹐《金融vs国家》﹐筑摩书房2008年﹐第31~35页。
[6]《日本经济新闻》道﹐2008年12月10日。
[7] 黄晓京﹕〈全球化与东亚地域经济〉﹐《香港传真》No. 2003~36﹔加纳AYUMI﹕〈东亚共同体构想〉﹐The world compass﹐2005年4月。
[8] 张卫华﹕〈亚洲货币基金组织何时诞生〉﹐《经济》杂志道文章﹐2007年9月8日（
[9]《日本经济新闻》道﹐2008年12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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