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开忠：新经济地理学理论与模型评介

　　近十年来，以克鲁格曼(P．Kmgman)等人为代表的新经济地理学研究异军突起，从理论领域对经济全球化的特点及其发展规律进行了新的探讨。本文拟对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基础和主要模型进行重点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对新经济地理学关于全球化发展的理论含义做一个扼要的概括。

一、新经济地理学产生的理论背景和理论基础

　　1．新经济地理学产生的理论背景。按照传统的新古典经济理论，在一个规模报酬不变的世界，比较利益决定国际贸易模式，而人口增长等外部因素则决定经济的增长水平。然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国际贸易和长期经济增长的现实表现展示出一个与新古典理论所预测的相当不同的经济图景。以不完全竞争和报酬递增理念为基础的新的方法开始表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特别是在迪克西特(Dixit)和斯蒂格利茨(Stiglitz)将张伯伦垄断竞争形式化之后。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新贸易和新增长理论在解释行业内贸易、专业化和无限增长方面获得长足进展，对传统贸易与增长理论做出了具有重大意义的补充。新贸易理论所揭示的专业化与贸易机制及新增长理论所阐明的“无限增长”原理与传统经济地理研究中的集聚现象的相似性，一下子拉近了这三方面理论之间的距离。

　　新贸易和新增长理论所采用的报酬递增假设及赖之而建立的分析框架为解释经济活动的集聚现象提供了新的可能途径。但是，新贸易和新增长理论中依然存在着一些在各，自的框架内不能完全解释的问题。比方说，新增长理论虽然对投资促进长期增长的时间动态机制——循环累积因果关系的时间版本——做出了一定的解释，但它却缺少空间维度，并不涉及要素流动，不能对集聚现象——循环累积因果关系的空间版本——提供解释，亦不能预测经济发展的空间演化规律。新贸易理论(Krugman，1980)虽然聚焦于市场结构，但它与传统理论有一个相似之处，即通过基本特征方面的差异来说明生产结构上的差异——它一开始就假定有市场大小不同的国家存在，但并没有说明为什么会出现这一大小差异，特别是为什么原本非常相似的国家会发展出非常不同的生产结构；它也并没有说明为什么一个部门的厂商趋向于群集在一起，导致区域专业化。此外，它将工业发展描述成是在所有发展中国家逐渐且同时发生的，而事实上工业化常常采取快速的波浪形式，在工业化的波浪中产业从一个国家依次向另一个国家扩散。

　　上述问题的研究往往涉及报酬递增、运输费用、要素流动性以及这三者之间通过市场而传导的错综复杂的相互作用，这与传统经济地理学的研究范围有许多相重合的地方。这类复杂而棘手的问题对新增长与新贸易理论构成相当的挑战。 由于新增长与新贸易理论不能将运输成本内生，主流派经济学家不得不将研究的触角进一步扩展到经济地理学领域，以期从新的视角得出一些新的启示。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及由此引发的一些投资、贸易、要素流动和区域政策问题也对经济地理学的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在这样的背景下，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经济地理学借助迪克西特—斯蒂格利茨(Dixit—Stiglitz)垄断竞争模型(简称D—S模型)和新贸易、新增长理论研究的三次波涛的强大推动，作为经济学领域报酬递增理论革命的第四波迅速成长。如果说，赫尔普曼(Helpman)与克鲁格曼(1985)关于不完全竞争和国际贸易的著作《市场结构和对外贸易》和格罗斯曼(Grossman)与赫尔普曼(1991)关于内生增长的著作《世界经济中的创新和增长》促成了这一新的研究领域的形成并为其发展指明了方向，那么，克鲁格曼(1991)在《政治经济学杂志》上发表的《报酬递增和经济地理》和藤田(Fujita，1988)在《区域科学和城市经济学》上发表的《空间集聚的垄断竞争模型：细分产品方法》，则完成了对D—S模型空间意义的解释，可被视为新经济地理学研究的开山之作。

　　2．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基础。和采用报酬不变与完全竞争假设的传统经济理论和经济地理研究不同，新经济地理学研究以报酬递增和不完全竞争理论假设为基础。按照规模报酬不变和完全竞争的假设，传统经济地理学理论预测，在区域之间不存在基本差异的情况下，经济活动最终将沿空间均匀分布。产品和市场的竞争为厂商舍近求远的区位抉择提供了解释。但是，不同层次的经济活动在空间上的高度集聚，在现实世界却屡见不鲜，甚至连20世纪初的马歇尔也不曾回避这厂现象。由于规模报酬不变是马歇尔新古典经济学说的基本假设之一，他只好用“外部经济”一词来笼统地解释各种生产活动的集聚。这种外部经济表现为公司水平的规模报酬不变，而社会性的报酬递增。在规模报酬不变的假设下，用外部经济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产业集聚，但是，人们却仍不清楚这种外部经济来源于何方。而且，问题并不仅仅在于用外部经济解释产业集聚本身，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感到，对规模报酬不变和完全竞争假设的有效性其实大有进行一番反思的必要。

　　然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报酬递增和不完全竞争对经济学家们来说都是难以驾驭的。直到1977年狄克斯特和斯蒂格利茨将张伯伦的垄断竞争概念用数学模型形式化之后，关于报酬递增的研究才真正在经济学界掀起一场实质性的革命。按照D—S模型的假设，消费种类和生产分工程度内生于市场规模。一方面，一个经济中的消费者喜好多样化消费，因而，消费品种类越多，效用水平越高；另一方面，消费品的生产具有厂商层次上的规模经济，而资源的有限性导致规模经济和多样化消费之间的两难冲突。如果人口规模或可用资源增加，则有更大酌市场空间来平衡上述冲突，厂商为满足消费需求实行进一步分工既能实现规模经济，消费者又能有更多的品种选择，效用亦随之上升。D—S模型也为解决复杂的经济地理问题提供了一个不可多得的分析框架。在一个引入了报酬递增和不完全竞争的世界，经济活动的演化不再是线性的，而是由非线性动态所支配的。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所呈现出的循环累积因果关系，不就是一幅活生生的非线性的蛛网图吗?假定存在足够强的规模经济，任何厂商都会选择一个单个的区位来为一国的市场提供服务。为使运输成本最小，他无疑会选择一个有大的当地需求的区位。然而，恰恰只有大多数厂商都在那儿选址经营的某个区位才会有大的当地需求。因此，一个产业带一旦建立，在没有外部扰动的情况下，这一循环将会长期持续下去，这就是布赖恩·亚瑟所谓的集聚的路径依赖(path—dependent)特性。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产业集聚很可能始于一种历史偶然。如果专业化生产和贸易是由报酬递增而非比较利益所驱动，则什么样的产业在什么样的区位形成集聚一般来说是不确定的，而是“历史依赖(history—dependent)”的。但是，不管属于什么样的原因，某种专业化生产与贸易格局一旦建立，从贸易获得的好处将累积循环，从而使得这一格局因进一步强化而被锁定(locked—in)。因此，在新经济地理学研究中采用报酬递增和不完全竞争假设乃是最自然不过的事情。

　　二、主要新经济地理学动态模型及其理论含义

　　1．两区域模型：核心——周边模型。新经济地理学理论中最有代表性的“核心——周边”模型最先见于克鲁格曼(1991)的研究。该模型展示外部条件原本相同的两个区域是如何在报酬递增、人口流动与运输成本交互作用的情况下最终演变出完全不同的生产结构的。模型假设世界经济中仅存在两个区域和两个部门——报酬不变的农业部门和报酬递增的制造业部门。农业工人在这两个区域均匀分布，农业工资处处相同；制造业工资的名义值和实际值则存在地区差异，因而制造业工人视实际工资的高低从低工资区域向高工资区域流动。它通过将报酬递增条件下的制造业份额与流动工人的份额加以内生，得出区域生产结构随运输成本变化而呈现出非线性关系的规律。模型显示，在中等水平的运输成本下前向与后向联系的效应最强：一个区域的制造业份额越大，价格指数越低，厂商能够支付的工资越高，越能吸引更多的制造业工人。在这种情况下，经济的对称结构变得不可持续，从制造业原本均匀分布的经济中将逐渐演化出一种核心一周边结构。核心占世界产业的份额大于其占世界要素禀赋的份额，由于制造业报酬递增的缘故，它将成为制成品的净出口者。由于在这里区域(或国家)的大小及其演变都是内生的，由这一模型得出的结论比一开始就假定国家大小是外生给定的新贸易模型大大前进了一步，也更加具有说服力。

　　2．国际专业化模型。由于国界以及语言和文化等方面的差异对人口流动构成相当大的障碍，上述以要素流动性假设为基础的人口集中意义上的集聚模型一般只适用于国内范围的空间集聚研究。为研究国际层次的经济活动的分布，维纳布斯(1996)凭借产业间的直接“投入—产出”联系假设建立起国际专业化模型。按照他的假设，在由国家组成的世界中，国家之间虽然不存在劳动力的流动，但是可以进行贸易。假设各个国家具有相同的禀赋和生产技术，拥有农业和制造业两个生产部门，劳动力可以在国内部门间流动。农业部门为完全竞争型，农业产出为单一投入—劳动的增凹函数。制造业部门为不完全竞争型，使用劳动和中间产品的组合作为投入，厂商之间存在直接的“投入—产出”联系，每一厂商的产出既作为提供给消费者的最终产品，又作为所有其它厂商所需要的中间投入品。制造业作为中间商品的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双重身份使得与传统集聚有相近逻辑的国际专业化过程得以发生。

　　拥有较大制造业部门的区域通常能够提供较多种类的中间产品，而中间产品种类较多的区域有较低的价格指数，使得使用中间产品的厂商可以以较低的成本生产，这就构成一种前向联系——既有的产业集聚构成对外部厂商的吸引，中间品投入较大的厂商将倾向于在拥有较大制造业部门的区域选址生产；反过来，厂商生产成本中的中间投入品采购部分构成厂商之间后向联系的来源：在一个区域生产的厂商越多，对中间品的需求越大；在其它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该区域在制成品上的总支出也越大，这就为中间产品提供了一个巨大的当地市场。由于国与国之间不存在劳动力的流动，前、后向联系的结果不可能是人口在特定的国家的集中，但是，它们却能够导致制造业(或特定产业)在有限几个国家集聚的专业化过程。另一方面，正是由于劳动力不能在国家间流动，特定国家的制造业集聚也会因劳动供给的趋紧而使得该国制造业与农业工资同时上升，在农业生产函数为严格凹的假设下，农业边际产出上升，制造业对农业劳动力的吸引减弱。

　　国际专业化模型所表明的一体化与集聚之间非线性的倒Ｕ形关系揭示了厂商对经济一体化可能做出的区位响应。在较高的贸易成本下，厂商将分布于禀赋相同的区域以满足最终需求。在居中的贸易成本下，随着某些区域比其它区域吸引更多的产业，区域差异将开始形成——但并不会达到完全专业化的程度。在低贸易成本下，集聚随着低工资区域的产业份额逐渐上升而溃散。相对于更为工业化的区域来说，早期进入低工资区域厂商的动机是出于对非流动要素的较低的价格的考虑；然后，随着在某些部门建立起临界厂商群落，更多的厂商将搬迁过来以充分利用前向和后向联系。这一模型表明，全球化背景下的经济增长需要实行高度的对外开放，不仅需要商品领域的自由贸易，而且需要各国在投资和服务(尤其是生产者服务)贸易领域表现出更大的灵活性和自由度。

　　3．全球化和产业扩散模型。全球性的产业扩散及其规律对于新贸易和新增长理论来说一直是一个难以把握的问题。以上述国际专业化模型为基础，蒲格和维纳布斯(1996)在模型中进一步引入技术进步作为外生变量，用L表示由技术所决定的效率水平，假设技术进步使所有基本要素稳定地递增，并用效率单位测度各基本要素，建立起全球化和产业扩散模型：假设存在这样一个世界，其中某个区域因为偶然的技术进步在制造业率先建立起一种自我强化的优势，这一优势允许它支付比其它国家更高的工资。随着时间的发展，世界对制成品的需求上升。这将使得制造业区域的生产水平上升，强化制造业在该区域的集聚，并使得该区域工资上升。随着这一过程的进一步发展，区域间的工资差异将越来越大，并最终不可持续，制造业厂商将寻求迁入第二个区域，在那里他们更为有利可图。这样，第二个区域又开始了建立制造业自我强化优势、提升区域工资的新的轮回，并最终引发第三个区域的制造业成长，如此循环往复。在运输成本很高或很低的情况下，位于核心国家的产业感受到的前向与后向联系(向心力)都相对较低，劳动效率的小幅度上升导致工资成本的上升(离心力)都足以压倒产业联系(向心力)的影响，从而引发投资和生产向周边国家的转移以满足最终需求。倒是在运输成本的中间区段，位于核心国家的产业感受到的前向与后向联系(向心力)最强，有更大的余地平衡由劳动效率的，上升所导致的工资成本(离心力)的增加，因此，在运输成本的中间区段，产业集聚更容易维持。

　　然而，这一模型给人们的启发更多地在于揭示产业扩散相对于劳动效率(而非运输成本)变化的敏感性上。藤田、克鲁格曼与维纳布斯(1999)用了一个包含三个国家和七个劳动密集度各不相同的产业的例子更好地说明这一产业扩散过程，在阶段I，所有产业均位于国家1，在国家1与国家2和3之间存在工资差异。随着劳动效率水平的增加，工资差异的幅度不断增加——直到某个产业的厂商开始重新进行区位选择并因此而有利可图，阶段Ⅱ即从此开始。在Ⅱ阶段，产业是向所有国家均匀地扩散，还是依次一个国家一个国家地扩散呢?且考察一下阶　段Ⅱ的最初阶段，其间国家2和国家3都在开始工业化。在阶段Ⅱ起初的一个很小的区间内，两国工资水平是一致的，但是，随着国家2和国家3内部的产业联系变得不断增强，两个国家有相同产业结构的均衡将会变得不稳定。只要有一个国家略微领先，其优势就会被放大，另一个国家将因此而落后。因此，产业扩散并不是沿所有国家齐头并进的，各国的工业化有先有后。

　　这一模型很好地表明，经济发展不是多个国家齐头并进地追赶富裕国家的平稳的过程，它是—个富国与穷国集团共存的过程，存在导致穷国加入富国俱乐部的可能的机制。世界范围的工业化将以一系列波的形式从一个国家传到另一个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一个国家的产业体系的建立一般要遵循从低级开始向高级攀升的过程。

　　4．区域专业化模型。为了进一步考察全球化对已实现工业化的国家和地区的产业结构的影响，克鲁格曼和维纳布斯(1996)从分析一些厂商与某类厂商存在比与其它厂商更强的买方／供方关系这一重要的投入-产出联系特征人手，建立起区域专业化模型。这一模型与上述模型的演化动态原理基本相似，但在基本假设方面却存在一个主要差别：在区域产业专业化模型中，假设存在两个国家(“本国”与“外国”)和两个生产部门(产业1和产业2)，这两个国家和两个部门所面临的需求与所采用的技术完全对称，劳动投入为惟一的生产要素；由于所考察的经济已完全实现工业化，规模报酬不变的农业部门已从其中退出，因此，假设各生产部门均为不完全竞争型的制造业。

　　假定产业1在本国的集聚(相应地，产业2在外国集聚)为一均衡，当产业间联系强于产业内联系时，在任何贸易成本下，这一产业集聚都不是可持续的，这是因为，对于各个厂商来说，最为重要的区位利益来自于与它国厂商的联系，因此，各个国家将发展多样化的产业组合。相反，如果产业内联系强于产业间联系，则当贸易成本值较高时，产业不可能形成地理集聚，两个产业在两个国家内均有分布；只有当贸易成本足够小时，产业的地理集聚才是可能的和可持续的。产业内联系与产业间联系之差距越大，使产业集聚为可持续的贸易成本的取值范围越宽。由这一模型所预测的基本倾向即使在对模型引入更多区域和产业部门的情况下也会保持不变。但在多个产业的情况下，分布并不是一半对一半的。一个区域可能比另一个区域有更多的产业，这将导致区域之间真实收入的差距。

　　三、新经济地理学关于经济全球化的理论含义

　　通过对报酬递增的D—S模型赋予空间解释，新经济地理学对报酬递增、外部经济、运输成本、要素流动和投入产出联系的性质及其相互作用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所发展出的一系列模型揭示出一些重要的理论含义，对于理解全球化条件下的生产、贸易和经济发展的特点具有重要意义。

　　新经济地理学研究表明，运输成本的变化对于经济活动空间分布的影响是非线性和非单调的。贸易成本的下降使得世界经济一体化程度稳定地增加。一般而论，出于对报酬递增、贸易成本和市场外部性的考虑，厂商倾向于选择靠近市场的区位安排生产，而靠近市场的区位正好是其它厂商比较集中的区位；反过来，选择在其它厂商比较集中的区位生产的厂商又会面对在当地产品和要素市场的更为强大的竞争，高强度的竞争倾向于使从事生产括动的厂商沿空间发散。存在于厂商之间的吸引力(向心力或正反馈)与排斥力(离心力或负反馈)对抗的结果将最终决定生产活动是在特定空间集聚还是沿整个空间发散。在贸易成，本的高端，市场被分割成规模有限的条块，由空间距离所决定的不完全竞争的性质和就地供应市场的要求决定了厂商之间的排斥大于吸引，厂商只能向规模有限的本地市场提供服务，而有限的市场规模抑制了专业化分工和产品细分，市场外部性难以体现，整个经济空间将为众多分布于不同区域的厂商和分散的规模有限的市场所覆盖。随着贸易成本向中间段趋近，分立于不同市场的厂商之间的相互吸引上升，排斥下降，各自对对方市场的渗透力加强，当吸引压倒排斥时，分立的小规模市场趋向于融合(即区域一体化)，厂商和劳动力在更大规模的市场区形成集聚。市场规模的扩大促进生产的专业化分工和产品细分，扩大的市场支持更多新的厂商以更低的成本规模生产和开发细分产品，显著提升的市场外部性对更多的厂商形成吸引，从而激活“市场扩张—生产专业化／产品细分—外部经济加强—厂商集聚—市场扩张”的累积循环过程，这一过程乃是对经济全球化过程的一个基本写照。

　　由于集聚所特有的路径依赖性(或累积循环因果关系)，一体化市场的产业积聚程度将越来越高，本地要素和商品的价格将趋于上升。如果要素和商品可以从其它区域大量进口，外部移民的诱至将促成更大程度的积聚；如果某些对生产特别重要的要素(如劳动力)不能流动，或者某些对于消费特别重要的商品(如住房)为不可贸易品，则进一步的一体化将减轻市场外部性的重要程度，不流动商品和要素的价格差异将驱使厂商转移投资及驱使劳动者转向别的区域就业，从而启动产业从核心发达地区向周边不发达地区扩散的全球性的工业化进程。而以产业扩散为主要特征的工业化过程并非采取从核心向周边等量辐射的形式，工业化将以一系列波的形式从一个国家向另一个国家扩散。这里不难看出，通过影响发散和集聚力量之间的平衡，经济全球化反过来可以决定性地影响经济活动的空间区位。国际劳动分工将通过一个非平衡发展的过程自发地出现，世界经济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维持一个“核心—周边”结构模式。不平衡发展可能是经济全球化可预见的后果。新经济地理学理论表明，在报酬递增的条件下，产业集聚和长期增长依运输成本而呈非线性变化，演化的轨迹表现为典型的倒U形构造，在全球化过程的中间段，产业结构表现为高度集聚，国家间的经济差异最为显著，产业结构和人均收入的不平衡发展乃是经济发展的常态。

新经济地理学”在哪里？

　　新经济地理学的目标新经济地理学的目标就是设计出一个模型构建方法（即一个描述事情的机器），它让人们可以讨论诸如整体经济背景之中的纽约经济之类的事情——也就是在一般均衡条件下。它应该能使我们同时讨论使经济活动集中的向心力和使它分散的离心力——事实上，它应该能使我们描述出一个经济体的地理结构是如何被这些力量彼此的消长所塑造的。它还应该从更基本和微观的决策方面解释这些力量。
　　
　　这听起来似乎不难，但由于令人讨厌的技术性原因它并不容易实现。这些可以用微观决策来解释集聚的说法，取决于在个体生产者层面上的报酬递增，或者至少是不可分割性（inpisibilities）。这接下来表明不能假定完全竞争；而不完全竞争又很难植入“一般均衡”理论。运输费用显然也是至关重要的；而如果你想对经济有一个整体描述的话，这意味着运输业所使用的资源和产生的收入应该纳入其中。这些困难累加起来，则这个新方法就显得太复杂而难以传达任何观点。
　　
　　但是如果愿意做出一些愚蠢但方便的假设（1980年代后半叶出现的新贸易理论和“新增长理论”都使用了假设），事情就用不必如此之糟了。这其实就是新经济地理学所采用的策略。
　　
　　中心和边缘在经济地理学中，人们提到的最简单的例子涉及到两地之间的生产分工或可移动资源的移动。当然，可以基于不同区位的内在差异来讲述这些例子——而实际上，这用的是经典的比较优势理论。但是，新经济地理学会从这样一个问题开始阐述，即报酬递增和运费之间的相互作用如何会产生独特的生产地理结构。当然，在现实世界里肯定不只有两个地点；但最简单的情形往往带着有趣的寓意。
　　
　　这些例子中的第一个是一个旧的理论，即国际贸易中的“母市场效应”（Krugman, 1980）。假定两地之间资源不可移动；其中一地比另一地有更大的市场规模；某些商品的生产服从于报酬递增。报酬递增使每一种商品的生产倾向于集中于一个区位；而由于运费的作用，假定其他条件相同，在市场规模大的区位生产并运往另一地使利润更高。（但是这种集聚可能不彻底：如果大部分生产商位于市场规模大的地方，那么在市场规模较小的地方的生产商可能会得到竞争减小的补偿。）于是，由于报酬递增，市场规模较大的地方倾向于出口产品。
　　
　　现在假定某些资源（比如工人）是流动的。如果其中一个地方的市场规模较大，工人们会有移向该地的动力。但工人的移动本身会增加移入地的市场规模，而减小移出地的市场规模；因而。可以立即得到一种可能性，即不同区位间微小的不对称（也许起源于一些偶然事件）会自我增强。（这个观点当然并不新颖：核心—边缘模型实际上给出了普赖德（Pred，1966）所描述的累计过程的更为精确的表达。）但是，如果并不是所有的资源都是可移动的，就会有反向动力来分散生产以适应不可移动资源的地理分布。所以，即使新经济地理学的最简单情形（Krugman, 1991）也包含以下这个基本思想，即在促进集聚的向心力和促进扩散的离心力之间存在着一种张力。
　　
　　于是，这个最简单的情形也隐含着一些细微之处，不仔细分析可能会忽视他们。首先，它展示了，驱动母市场效应的“后向联系”（即生产商聚集于市场规模较大之处的动力）必然得到“前向联系”的补充，后者促使工人靠近消费品生产者。一旦聚集发生，前向联系和后向联系都会驱动集聚的过程。
　　
　　其次，集聚不一定发生。我们所研究的经济体的变化取决于前向和后向联系是否强大到足以克服不可移动资源（如耕地）所产生的离心力。而一些基本因素（如运费、规模经济、该经济体的空间可移动资源的份额）的微小变化会使经济发生倾斜，从一个区域间对称和均等的经济体变向微弱初始优势不断累积的经济体，最终使一个区域成为工业化的核心中心而其他区域成为逆工业化的边缘。（也就是说，这种模型经济的机制在于“分叉点”，在这些点上它们的本质特征发生了突变。）
　　
　　最后，它展示了一个微妙但重要的区别，即核心—边缘地理结构能够形成和必定形成的条件之间的区别。在某种条件下，已经建立起工业集聚的地区会自我维系这种集聚，工业均匀分布的地区也会保持稳定。某种程度上讲，其中存在着一个技术问题——这意味着当经济学家对模型作数学分析时，必须对“对称破裂”和“可支撑性”的条件分别进行计算。它还表明现实世界地理结构可能的演化比一个人可能想到的会复杂得多。让我们来看一下欧洲未来的金融地理。你可能会注意到美国有一个具有统治地位的金融中心，从而预测随着一体化的进行和统一货币的使用，欧洲也会出现一个类似的中心。但是核心—边缘理论告诉我们有时候多中心和单中心的地理都可以很稳定。这样欧洲当然将维持现状，纽约式金融资本已经建立，欧洲没有必要从头发展一套自己的体系。
　　
　　核心—边缘模型让我们基本上了解了新经济地理学的框架结构——它展示了基本规则，定义了基本概念，帮助我们形成感性认识。它就像贸易理论教科书里的“双边模型”（two-by-two model）。但是它仅仅是这一领域的开始。
　　
　　从集聚到集中核心—边缘模型从更微观的角度展示了向心趋势是如何出现的，从根本上回应了“聚集是聚集经济的结果”这个嘲笑。特别是，集聚产生于工厂层次上的报酬递增、运输费用、要素流动的相互作用。报酬递增促使单个生产者集中他们的生产活动；运费因素使其愿意布局于较大市场周围；要素移动意味着生产者迁往一地后会使相关的市场规模增大，从而使得该地更具吸引力。
　　
　　但是，就并非每个集聚都是每种产业里重要的生产者而言，实际中生产的集中程度比资源的集中程度要大。城市很多，但是纽约只有一个——同样也只有一个底特律和一个好莱坞。新经济地理学的模型能阐述这种产业集中吗？抑或必须诉求于基本方法之外的其他影响力？
　　
　　答案是：尽管像信息的非正式扩散这种更分散的、难于模型化的力量在形成和维系真实世界的产业集聚中起了重要的作用，通过对核心—边缘方法的微小改动、使焦点从资源的集聚转到特定产业的地理集中也是可能的。
　　
　　关键是在研究中考虑生产的垂直结构，即一个或多个上游部门为下游部门生产投入品，而且上下游的生产者都受报酬递增和运费的影响。正如维纳布尔斯（Venables, 1996）提出的，这马上意味着存在前向和后向的联系，而这种联系倾向于把上下游的生产者集中在一个区位。也就是说，中间产品的生产者愿意设厂于能获得最大市场的地方，而那正是下游工业的所在地；最终产品的生产者则愿意位于他们的供应商所在地，而那是上游工业的所在地。
　　
　　你既可以进一步阐述也可以简化这一基本思想。为了简化它，你要做一个有点古怪的假定，即上下游产业真的都是一样的——也就是说，消费和使用相同的商品，作为生产其他商品的投入。正如克鲁格曼和维纳布尔斯（Krugman and Venables, 1995）提出的，这产生了一个有关工业集聚的正规模型，该模型在代数上与核心—边缘模型结构相同，只是对一些符号的意义稍做重新解释。因而，这种简化强调了如下两个问题的原因的根本相似性，即为什么人口会在特定的区位集中，为什么工业“选择”特定的人口集中地并集聚在其中。
　　
　　或者，你可以设想一个更真实的投入—产出结构，其中每个上游产业为几个下游部门提供投入品，反之亦然。在此情况下，有可能讨论投入—产出矩阵的何种特点可以导致产业群的形成，也可以讨论随着世界市场的扩展区域将工业化的一系列事件（Puga and Venables, 1996）。
　　
　　关注焦点从集聚转移到产业集中会产生附带效应，使得新经济地理学对国际贸易理论的一个传统问题产生了影响：外部经济在贸易中所扮演的角色。很久以前，格瑞厄姆（Graham, 1923）已经考虑了如下的可能性，即产业层次上的报酬递增（与单个企业相对应）会使本来相似的国家专注于生产不同的产品，而且这一过程能够按照一些国家的优势进行，以牺牲其他国家为代价（例如，见Krugman, 1987）。很多观察者注意到，这种理论的很多激发人兴趣的例子（如意大利的瓷砖生产优势或英国在金融服务上主导地位）不仅仅涉及国家的外部经济，而且也涉及国家内部特殊的地方化——波特（Porter，1990）近期强调了这一点。新经济地理学模型允许我们以新的眼光来重新审视这一思想，原因是外部经济现在是被推导出来的、而不是被假设的，因而作为经济变化更基本的参数，外部经济可以被视为以一种可以预测的方式变化。
　　
　　一个说说而已的例子是克鲁格曼和维纳布尔斯1995年的论文（Krugman and Venables, 1995），两位作者自己将其戏称为“世界历史——第一部分”。它展示了随着运费降低世界贸易逐渐增长的过程，贸易的增长首先使世界自发地、也是人为地划分为高工资、工业化的“北方”和低工资、初级生产的“南方”；然后在某个时期，以北方衰落为代价，南方再度崛起。这并非是强调，这是一个有关世界经济真实历史的非常好的理论；但是由于或多或少地沿着这些脉络的理论在过去的几十年种都获得了相当的认可，所以这种研究方法揭示了它们如何能够被直来直去的经济模型（我们斗胆说，新古典模型）证明是正确的，而且也强调了这一理论可能没有像有时所想象的那么管用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