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女工：流离在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之间


书名：中国女工─新兴打工阶级的呼唤
作者：潘毅
出版：（香港）明报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年2月
ISBN：9628958259

近几年中国的「三农」议题成为热门话题，而农业破产使得农民离开农村进入城市之后，这些农民便成为了农民工。讨论农民工处境的书籍并不算少，在简体字书店不难找到，笔者从中间挑选了几本来为大家介绍。这几本书的特别之处，乃在于作者是香港或大陆的NGO工作者，他们基于自身的工作经验，写出对农民工处境的观察，相信跟学者比较起来，能够有一番更深刻的认识。

另外，关于农民工的实际处境，作者已经在这些作品中详加描写，大家可以自行找书来看，所以笔者我也就不多叙述。这一系列书介的用意，是试图从这些NGO组织者描述自己工作对象的不同方式，来探讨调研（调查研究）工作的方法论问题，并进而试图描绘运动的方法论，希望对本地的组织工作者也能有一些参考价值。

我们要介绍的第一本着作，是潘毅老师博士论文的中文改写作《中国女工》，作者以民族志的方式进行研究，在田野期间，利用关系住进深圳一家港资企业的女工宿舍，与其它女工一起工作、一起生活。这本论文最先是以Made in China: Women Factory Workers in a Global Workplace为题在西方出版，并且于2005年获得了国际社会学界的殊荣C. Wright Mills奖，为第一位得奖的亚洲籍学者。笔者试图介绍这本书虽有点自不量力，但拿本书作为系列的开头相信颇为恰当。

打工妹作为「复杂、叛逆而机灵的主体」

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劳工阶级理应是国家的主人，但改革开放政策以来，国家对市场经济的倾斜却使劳工阶级陷入极大的危难，所以，本书作者认为，中国的「阶级论述」已经脱离基层的劳工群众而成为外化于劳工的抽象客体。另一方面，许多打工妹进城打工不尽然是经济因素，而是试图逃离父权家庭或包办婚姻的尝试，虽然这种反抗基于户口制度等客观因素、往往只能延续个四五年。本书作者透过研究追寻打工妹这个特殊主体、进行一种「行动者的回归」，这个主体「努力对抗国家与市场力量的侵蚀」，她们的抗争「也是女性对父权体制文化的挑战」。（页20至21）

这种抗争不同于传统的阶级行动，作者举了一件突发的停工事件为例。晚上的加班时间，因为大家通常陷入精神与体力不济的情况，所以是唯一被容许一直开着收音机收听广播的工作时段，但不同的生产线小组偏爱不同的频道节目、有时会引发争执，有天晚上有个主管下令关掉所有收音机，忽然间，生产线速度减慢了直至完全停止，现场领班知道事情已无法挽回、也完全没有劝阻的意思，只能向办公室的主管回报。最后的结果是，当天提早下班，第二天之后，再也没有任何人敢在晚上关掉收音机。

「走回宿舍的路上，所有人都很兴奋，肆无忌惮地大声说笑着。所有人都很清楚，这是她们与霸权的生产机器进行的一场公开冲突，尽管如此，但却没有一个人直接提及这件事。她们的话题主要集中在于自己喜爱的明星偶像，一旦谈论起自己的偶像，不说上几个小时她们是绝不罢休的。如果没有英俊的明星偶像，那么工厂生活就太过苍白了，而她们年轻的心根本无法得到慰藉。」（页164至165）

所以，作者称打工妹为「复杂、叛逆而机灵的主体」（页24）。不同于一般以「盲流」来形容农民工的流动，作者认为大部分打工妹在走出家乡时决不盲目、通常已听闻城市中打工生活的辛苦，她们常透过亲族或同乡间的网络进入城市找到工作，并在工厂中形成小团体、互相支持，以在人生地不熟的城市中求得一个暂时安身立命之所。甚至身为领班的人员在加班赶工时为了要准时交货，都要利用族群网络来动员配合。

而这些机灵的主体在国家与市场的交相迫害下得以生存的抵抗策略，时常有其性别上的文化意义，例如，转化为身体的经痛甚或昏厥来暂时逃离生产的规训。最具象征意涵的案例，乃是一名女工阿英在半夜的尖叫。这名打工妹某次在宿舍无人时透过大叫来纾解压力，想不到潜意识中学会了这种方式，不时在半夜睡着后忽然发出尖叫来释放压力。奇妙的是，她自己尖叫之后立刻又安然入睡，反而是室友们无法承受这种释放。阿英老是梦到自己要搭船渡河到另一个村子，但无法渡河的焦虑往往使她失声尖叫。本书作者把这些多场域的抗争称之为「抗争的次文体」（页262）。

行动者的回归

如果以传统的政治经济学论述来批判，我们或者可以说，这些打工妹尽管拥有如此多场域的抗争，但终究，她们并没有真正形成集体力量，来超克国家与市场对她们的迫害。但这里笔者无意用这种方式来回应，相反地，我们试图循著作者的脉络来寻求补充。

首先，作者提到打工妹的抵抗策略中，其中有一部分是援引亲族同乡的族群网络来取得安身的依靠。我们这里不妨还是先把亲族网络定性为「前现代的」，打工妹们援引前现代的因素来对抗「现代化论述」的攻击，虽然有时产生了一定的防御效果，但作者似乎缺乏说明这些亲族网络之间是否也存在着矛盾？譬如，在工厂中如果潮州妹的势力较大，那相形之下客家妹对抗生产规训的能量是否就会受到挤压？书中提到那次两群女工因争夺洗澡热水而发生的打架事件（页239至241），两群女工的界线是否亦因亲族网络而区隔？这是人民内部的矛盾吗？

前现代之所以是前现代的，在于它缺乏着某种普遍性与存在排外性。前现代因素作为对抗现代化的策略，便总是无法逃避某些吊诡。

其次，虽然作者质疑共产党的阶级论述已失去合法性，但作者仍将打工妹们视为一个「新兴阶级」，并不完全对于阶级绝望。而这个新兴阶级需要的是「行动者的回归」（页20）。

即使如作者所说，已经有较多打工妹在结婚之后仍继续于城市地区工作，但这还不是普遍的现象，打工妹的性别身分使得她们作为打工阶级的一员总是流离而无常，那么，即使机灵如打工妹们，一但回到农村接受了父权家庭的分派角色，行动者的回归如何可能？

据我所知，已经越来越多有打工经验的行动主体，在自身遭受劳资争议不义对待或职灾戕身之后，回到家乡成立NGO组织，以帮助自己家乡的打工仔女。这些自觉的NGO工作者，不乏女性。这些回到家乡从事NGO工作的途径，再加上一些在城市地区支持打工妹的做法，或许能逐渐使打工妹们成为较不流离的行动主体。

本书作者在最后说，我们「必须既不偏向个人主义（因为它是为资本的逻辑服务的）也不偏向集体主义（因为这个名字它很容易沦为政治策略的牺牲品）地寻找一个能够对个体性与集体性进行反叛与重述的抗争议程」（页313）。如此，在机灵的主体普遍回归到抗争议程之前，作者所选择的，似乎就是跟随着打工妹们的流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