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经济体制与计划经济体制对比分析　　

――兼谈厉以宁的改革有功无错论　　

田忠国　　

按照主流经济学精英划分，中国经历了两个三十年，既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前三十年是毛主政的计划经济时代，而后三十年是邓主政的自由经济发展时期，也就是厉以　宁　先生所说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时代。前三十年的计划经济，据厉以宁在“计划经济体制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厉文原址：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132573）一文中说，计划经济体制把企业置于行政部门附属物的地位，企业既不能自主经营，又不能自负盈亏。企业的生产数量、生产品种、价格以及企业的生产要素供给与生产成果的销售都处于政府计划部门和有关行政主管机构的控制之下，企业如果想自行决定生产和经营，稍稍摆脱一下计划的安排，稍稍违背一下行政主管机构的意愿，就会受到制裁，直到把企业领导人撤职或给予其他处分。行政权力支撑着整个计划经济体制的运转。如果单纯的从厉文中看，计划经济确实存在重大缺陷，需要改革也必须改革，适应经济发展需要，使之更符合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对于这一点，不论持左派观点的经济学家，或持右派观点的经济学家，几乎是共识。　　

但问题是：　　

一、自由经济是不是完全拒绝计划？　　

据哥伦比亚大学教授，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在“新自由主义的终结”（原文地址：[InstallDir_ChannelDir]Class20/200807/44716.html）一文中说，在一个物质充裕的世界里，发展中国家仍然有数百万人无力负担最低限度的营养需求。在许多国家，食品和能源价格的上涨将对贫困人口尤其具有毁灭性影响，因为和富裕人口相比，这些项目在他们的支出中占的份额更大。在同一篇文章中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还说，新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一直是为某些利益服务的政治教条，它从来没有得到经济学理论的支持。而且现在看来，显然它也没有得到历史经验的支持。吸取这个教训，或许是现在乌云密布的世界经济的一线希望。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的文章告诉了我们两个不争的事实，一个是，自由经济导致了世界性的平民贫困，并继续上演着这一悲剧。二个是，新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一直是为某些利益服务的政治教条。由此可知，厉以宁等人主张的自由经济，为什么会得到利益集团的力挺或积极呼应了。当然，我们可以放弃对以上问题的批判，但我们不能放弃对自由主义的追问：自由经济是不是完全拒绝计划？比如说，战略性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体系，再比如医保、全民教育，都不是自由就自由出来的，而是靠国家强制性计划一步步推动出来的，如果都自由了，都不搞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体系了，不搞医保了，也不搞教育了（当然，中国选择的医保和教育是市场化），都自由的追逐美元了，中国还有资格在这个世界上存在么？还有能力在这个世界上存在么？如果没有，中国就不能拒绝计划，因为，战略目标的实施就是一个战略计划的计划和落实过程，没有计划，何谈战略？没有战略，一个国家又怎么在这个世界上立足？这是一。第二，有计划的消除贫困，这是一个国家政治道德必须承担的责任，也是任何国家政权取得合法性的基础，因为，任何一个国家政权，只有“利为民所谋”的时候，才能得到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拥护与支持。　　

二、自由经济是规则下的自由还是掠夺的自由？　　

从世界范围看，那些规制严格的自由经济体，都不可避免的陷入了　周立　先生在“极化效应与全球大危机即将到来”一文中所说的那样，这是一个强者愈强和弱者愈弱的机制，是一个财富自增强和贫困自增强的机制，是一个自动走向毁灭的机制。何况，在今天的中国，自由经济成了自由掠夺的金字招牌，比如，任何有权力的人，都可以以改革的名义，把一个大企业分文不付的改革到自己名下，或者以股份制的名义，把一个大企业分配给权力阶层。试想，这样的改革和市场上恶霸流氓强占小商小贩的东西有什么两样？这样的改革如果叫改革，天理何在、良心何存？任何一个国家，都会在社会变动不居的发展变化过程中，适时的变革自己不适应社会发展的政治经济体制中的东西，其目的就是为了国家的长治外安，符合民众的诉求，但中国的改革怎么就以制造社会灾难和社会暴力反抗为目标了呢？　　

世界历史证明，包括中国古代，有规则，才有市场经济，如果没有规则，或以自由掠夺为改革目标，那就离暴力反抗，进而引起战乱不远了。　　

三、自由经济是放弃经济主权、还是保持经济主权下的自由？　　

世界上有许多国家都是以自由经济为经济机制的，但这些国家，比方说美国，从来不是以放弃经济主权为目的，而是相反，不仅是简单的相反，而是针插不进，水沷不进，由此看来，自由经济也不是出卖主权经济，而是保护主权经济。从这个维度上说，以出卖经济主权为目的的改革就是改革的名义下的卖国行为。　　

四、对比与分析　　

从计划经济的维度说，计划的好处是有目标的发展，有效而且高效的促进了财富的增长，其资本机制目标，主要为配合“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这个巨大的战略体系的有序推进，与此同时，尽量创造条件，改善民众生活、生存、医疗、教育条件，并有效提升国民素质。加之知识精英、干部精英和民众的结合，也就是自由民主的管理体系，有效的集合了整个社会的创造性智慧，调动了社会各阶层的创造积极性，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发展。自由经济的机制，假如在有规则的情况下（中国的自由经济没规则，所以只能假如），其资本以利润为唯一的目标，它是不管国家战略目标的，不仅如此，还会如　周立　先生所说的那样，这是一个强者愈强和弱者愈弱的机制，是一个财富自增强和贫困自增强的机制，是一个自动走向毁灭的机制。　　

如果从民众富有、国家强大的角度说，计划经济有其存在的合理性，特别是在“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尚未形成强大的体系之前，计划经济是必须的，从加强党的执政基础维度上说，计划经济也是必须的，但是，虽然在实施国家战略目标上有其巨大的推进作用，但在生活必须品的供、需问题上，由于信息不对称的原因，无法形成有效的调整供、需机制。自由经济呢，除存在　周立　先生指出的问题外，还具有天然的对国家战略系统的破坏作用。　　

通过以上四点，我们可以看出，经济体制改革不能简单的拒绝计划，更不能把自由经济简单的定义为自由掠夺和出卖国家的主权经济，如果经济体制改革简单到这种程度，清朝末期的改革早就成功了，轮不到厉以　宁等　先生主导改革了。当然，计划经济时代确实有它自身的负面效应，比如厉以　宁　先生主张卖光、股光的理由：“企业的生产数量、生产品种、价格以及企业的生产要素供给与生产成果的销售都处于政府计划部门和有关行政主管机构的控制之下，企业如果想自行决定生产和经营，稍稍摆脱一下计划的安排，稍稍违背一下行政主管机构的意愿，就会受到制裁，直到把企业领导人撤职或给予其他处分。”但是，我却认为，虽然计划经济有其自身的缺陷，改革也只能打破计划经济的缺陷，重构更符合动态规律的经济机制，而不能成为卖光、股光的理由。打个比方说，厉以　宁　先生经其父辈的努力，创造了很多财富，但在创造财富的过程中，因其历史的原因，只能采取有计划的创造，到了厉先生父辈那代人去世的去世，活着的也老了的时候，厉先生突然发现这个有计划的创造财富的方法有一定的制约性，但厉先生又丝毫没有构建新的创造财富的能力，　于是厉　先生想了个办法，在他家数百口子人都不知情的情况下，一下子把他家数百口子人共同努力有计划的创造的财富全卖光了，自己卷款逍遥去了。厉先生的同辈或晚辈，发现经过几十年努力创造的财富都让他改革给自己了，找他理论，但厉先生却说，计划创造财富是个坏办法，是不是?找厉先生的人一听，也对。厉先生看找他的人点了头，又说，我这是为你们好，因为这样产权清晰了，经济自由了，你们就富得快了。有人说，东西全让你卖光了，钱也让你全拿走了，我们怎么富？厉先生说，嗨，你们真没脑子，打工呀。于是，找他的人就回去打工了。　　

厉先生怕他的家人再来找他，就把自己的老婆孩子弄到国外，自己留在国内，出同样的主意大赚特赚别人的钱去了。厉先生的主意还真管用，一呼百应，因为，　和厉　先生一样心思，想把一大家子的财富占为己有的人在中国实在太多，所以，厉先生作为智囊人物，推动了中国卖光的高潮，并在卖光的高潮中，成了中国最伟大的经济学家。　　

全国的平民百姓，打了几年工发现并没富有的时候，发觉上了当，找厉先生理论，厉先生谆谆告诫说，富人是老大哥，穷人是小兄弟，大哥穿好的，小兄弟穿大哥扔掉不穿的衣服是应该的。　茅于轼　先生也忙上来帮腔说，富人富了，穷人也能跟着富。这不，我们正努力解决不自由的东西，因为不自由的东西，比如说教育、医疗，过去不收费，你们怎么富呢？所以，这些配套的东西都弄好了，收费高了，或者说收费越高你们越富得快。　　

厉、　茅　先生的话很诱人，大家又都回去打工了。　　

厉先生在“计划经济体制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一文中，几乎用一句话就可以说清楚，计划经济不好，就必须搞改革，改革的成效如何，他没说，不说的原因不得而知。改革的结果或成效他虽然没说，全国的平民百姓都亲身经历了整个改革过程，改革几斤几两大家心里清楚，所以，应该理　解厉　先生的难处，说了改革的结果，改革的理由就不成立了。但厉先生说了一个重大问题，就是“尤其是国有企业的改革，已经滞后了，必须抓紧时机，推进改革。”从右派们集中力量，推出大量的“推进改革”的文章看，对国有资产最后的掠夺盛晏将要重新开始了。至此我才明白，所谓“推进改革”就是把国家和民众弄成自己的。　　

一般而言，右派攻击左派的理由就是反对改革。由此也看出来，现在的中国，只要是在改革的名义下，就没有不可以干的，包括卖国或和反华势力的一唱一和、相互配合，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成了黑社会性质的邪教派组织，这个组织的大多数成员，就是既缺少道德感，又缺少基本人性的改革精英，或者叫右派精英。其实，左派阵营中，一般认为，中国的前三十年计划经济中的缺陷需要改革，而后三十年的改革，更需要改革，因为，计划经济时期，极度控制的生产方式，一方面影响了经济发展的灵动性，物质需求与供应之间，存在一个较大的盲区，如果使这个盲区变成可见区域，管理成本又非常巨大，所以，这是经济发展必须解决的机制问题。另一方面，极度控制的结果，有可能那个供、需间的盲区不断扩大，导致产品过剩或过于短缺，由过剩或过于短缺，造成控制的极变效应。　　

因此，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就需要搭建一个有序的竞争（主要是为了竞合）平台和信息平台，使市场运动产生一种优质效应。统摄这两个是文化。　　

当然，这些改革的最终目的，只能惠及全民，促使国家强大。　　

但是，对于战略性工业体系、国防和科学技术体系，只能以战略目标为灵魂，加强战略计划的计划和计划推进，而容不得任何自由。　　

这样，以战略性工业体系、国防和科学技术体系为主干，以多种经济成份有序竞合为基础，以和平斗争、思想斗争为动力，经过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就可以建构成一个优质、高效的经济发展机制。　　

在写本文的过程中，休息时浏览了一篇叫“何慧丽：走“野路子”的乡建派”的文章，文章是介绍何慧丽的。在那篇文章中，何慧丽发出了这样的困惑：“什么是左派？什么是右派？”但何慧丽同时又说：“别人说我是‘左派’，也许是因为我跟弱势群体站在一起。但我不是左派。左派爱批判，我觉得，已经有那么多人在批判了，批判的行列里已经不需要何慧丽了。”其实，在今天的中国，不论是政府官员，还是大学教授，只有和“弱势群体站在一起”，在右派们看来全是左派，包括全国的平民百姓。　　

当然，毛泽东之所以成为中国最大的左派代表人物，就是他一直和“弱势群体站在一起”。认真想想，中国的所谓的左、右派，严格的说，左派就是平民派、右派就是资改派。右派之所以痛恨毛泽东的原因，就是因为毛和毛思想，包括毛的政治经济学，都是和平民百姓站在一边的，也就是说，平民百姓的利益和权利，是他看取问题、思考问题的立足点、出发点和落脚点。　　

因此，毛的一切都是右派们发财致富的拦路虎，绊脚石。　　

其实，中国下一步的改革，唯一的重点就是构建一个以平民为主体的经济发展机制，而不是以少数人为主体的自由掠夺的经济模式。这不仅仅是中国的国情所决定的，也是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所决定的。因为，不以人民群众政治经济利益为核心追求的改革，不仅是自断后路、自掘坟墓的改革，也是断送党和共和国前途命运的改革。　　

有人认为，改革当停。我和右派们则认为，改革不仅不能停，而且还必须加大改革的力度。但我和右派改革观所不同的地方是，右派把少数人独占社会经济成果、自掘坟墓、断送党和共和国前途命运作为改革的最大目标，而我的改革观则相反，构建一个以平民为主体的经济发展机制和人民当家作主的自由民主机制，夯实党的执政基础。　　

　2008年8月19日　星期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