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两个案例看城市传统工人
从两个案例看城市传统工人
裴海德
（中国工人研究网志愿者，北京）
摘要：从辽阳铁合金厂到通化钢铁集团的案例可以看出，传统工人阶级在改制之初阶级意识较为淡薄，对企业领导和官员存在幻想，基本认同减员增效的宣传；但经过改制冲突以后，开始逐步理解社会主义和毛时代，明白当家作主的具体含义，并打破对市场经济和社会精英的迷信，阶级意识开始形成。传统工人阶级逐步发展成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击退私有化改革的力量，通过斗争为自身赢得了一些利益。随着同新工人的融合，传统工人也将把自己的阶级记忆和要求传播给新一代工人。
关键词：传统工人阶级，辽阳铁合金厂，通化钢铁集团，积极防御阶段，当家作主
社会精英始终将传统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意识视作资本主义发展的最大阻碍，因此千方百计试图瓦解这种意识。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首先就在工人中进行阶级教育和意识启发工作，并成功掀起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上世纪20年代中国工人走向自为是同共产党的组织和灌输密不可分的。因此，右派也必须从源头开始否定，于建嵘说：“共产党最早动员工人进行工人运动时，就给工人灌输许多马克思的革命理论，把夺取政权和解放全人类作为工人的历史使命了。这种意识形态化的阶级意识，使中国工人阶级从一开始就迷失了它本来的利益和任务，劳工运动成为了政党进行夺取政权的工具。”[1]于是马克思所说的工人阶级被当作一个政治化概念，“中国工人阶级是一个迷失的阶级，它没有形成自己的阶级意识”，“在这种迷失自我的过程中，工人阶级也就成为了一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政治符号”。专家们解读说，因为所有党员干部和掌权者都把自己定位成工人身份，“当所有的人都是工人的时候，我们就找不到工人这个群体了”，中国工人阶级也就成为了“一个失踪的阶级”。
核心问题在于精英们将工人阶级意识定位于劳动者维权，定位在维护干一天活拿一天工资的打工者权利上。“在现代社会中，我们要保护的是他们作为一个雇佣劳动者的权利。他们应培育出一种新的阶级意识，这就是现代国家应给予他们作为雇佣劳动者的权利。我想把工人阶级从一个虚幻的‘统治阶级’变成受现代国家法律和国际劳工组织规定所保护的劳动者，在许多人看来是非常残酷的。”[2]右派认定中国工人不可能当家作主，认为真正意义上的工人阶级必须“从虚幻的‘统治阶级’的迷梦中解放出来，就要在‘劳动者’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阶级意识，就要在保护劳动者权益的大旗下重新组织自己的阶级队伍”，只有独立于无产阶级政党之外，只有接受资产阶级金钱政治影响，“只有这样，这个社会群体才能获得自己本来的意义和利益；也只有这样，中国社会才能真正实现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及长期和稳定的发展”。
因此综合起来，将这些专家的话翻译一遍，就是这样的意思：第一，下岗工人的悲惨命运都是工人受共产党欺骗、去跟着搞社会主义革命造成的。这个社会本是由精英来统治的，工人无法管理生产资料，不可能成为领导阶级。毛时代工人阶级不是独立的，是政治精英恩赐的，这种权利既可以赐予也可以剥夺，所以你们现在就失去那些权利了。第二，“领导阶级”的词汇使工人成了“迷失的阶级”，所以工人必须独立于共产党之外，现在该做的是去积极争取独立工会，摆脱共产党。第三，你们的政治愿望只能通过选票来表达，不能去夺取政权。工人阶级只能通过工会组织起来，与资本家“合法”的博弈，你们的要求只该限于如何维护自己经济利益，这才是工人阶级本来该有的“阶级意识”。
不仅右派中有这样的观点，左派青年中也存在类似看法。不少左派都认为真正革命的主体是产业工人，而传统工人大部分都下岗、退休了，退出了工作岗位也就退出了历史舞台，已经不是社会运动的主力军，而新工人才是产业工人，处于大生产之中，代表未来工人运动的方向；老工人讨要工资补偿、养老保险等社保，是典型的“跪着造反”，是遵从体制内秩序的一种斗争，而新工人的斗争是站着造反，具有反抗体制、重建新社会的特征；老工人属于既得利益者，一个工厂中即便老工人再有斗争要求，工资待遇和工作条件也比农民工强，仍然有“贵族”身份，而农民工处于社会的最底层，因此其革命性也最强，是未来革命的领导力量。
应该如何看待关于传统工人的种种观点？工人阶级能否当家作主，老工人在新时期的工人运动中是进步的、保守的、还是反动的？老工人今后注定默默无闻、与新工人最终分道扬镳，还是老工人将与新工人结合成新的阶级力量？深入研究两个老工人斗争的案例，有助于解答这些疑问。
第一个案例看辽阳铁合金厂。2002年工潮是中国工人阶级反抗改制的第一轮战斗浪潮，当时不仅在大庆、辽阳有工人运动，全国各地老工业城市中都有工人行动，只不过大庆、辽阳外电道较多。辽阳铁合金厂是第一轮反击战的典型，辽阳铁合金厂运动最后被瓦解也代表了第一轮战斗大部分老工人的情况，在防御战中老工人总体上处于消极防御之中，对官僚资产阶级的进攻有反抗，但在强大的政治攻势下，最终难以在工厂保卫战中取得胜利。
辽阳铁合金厂是一个国有职工7100人、集体职工1200人的大厂，在80年代的全国合金行业里，有“外学邯钢，内学辽铁”的口号。跟其他国企非常相似，往往是90年代后来了一任腐败厂长，整个厂就垮下去了。1993年3月，范一成任辽阳铁合金厂总经理，范一成的手法是典型的“空手套白狼”，先拿铁合金厂的50万元资金到香港注册成立亚洲矿业总公司，回过头来再同铁合金厂搞合资，范一成既是外方的法人代表，又是中方的法人代表。范一成以合资侵吞国有资产，甚至以“外方投资很多，但长期无回”为名补偿外资厂。范一成在任期间，在大连、广州、福建莆田等地设立分厂和分资机构，分厂财务账目不经过总厂，制造假单据、销毁财务帐，大肆瓜分总厂资产。在中层干部中培植自己的亲信，给中层干部、分厂厂长、工段长发年薪。对工人则变相克扣工人工资，极大损害了职工切身利益。范高举减员增效的大旗，搞提前假退，共裁减干部50人、职工1500人，主要裁减青年工人，青年职工2000人被减掉2/3。1994年开始欠工人工资，到2000年工人最多被欠22个月工资，最少被欠10个月，总计共欠职工工资1600万。同时，厂方在工人工资中扣除养老保险，却从未交至保险公司，医疗保险也长期不给销，总计欠养老保险2700万、医疗费200万。[3]
在工人阶级没有组织起来的时候，往往来了一任省、市领导，就可以搞垮一批国企。辽铁的背后黑手是辽宁省省长张国光。1998年辽宁人大选举时就有“国光”和“富士”之争，“国光”就是指张国光，“富士”是指薄熙来，辽南是富士苹果的产地，辽南的代表希望大连市市长薄熙来上台，提出了“要富士不要国光”的口号。最终张国光成为省长。张国光培植了一个腐败集团，慕、马就是其核心成员。1999年中央开始调查慕、马大案，但遇到阻力很大，2000年底把张国光调任湖北省省长后，中央才能插手进去。2000年春节，张国光来辽阳，不管铁合金厂的资产、债务对比情况以及经营状况如何，指示铁合金厂应该分离重组。2001年1月5日，张国光再次到铁合金厂现场办公，说“这样的企业怎么能不破产？”这时张国光已经调任湖北省了。在张国光的政策导向下，2000年初，李占刚受市委、经贸委的委托，出任辽阳铁合金厂厂长。李占刚上台还假惺惺的表示“要同工人同舟共济”，但到年底分厂全部停产，全年亏损8900万元，李占刚也要卷包袱走人。铁合金厂职工要求召开大会，李占刚拒不参加，工人代表肖云良让几名职工把李占刚带到会场，慑于群众压力，李占刚才坦白上面派他来辽阳铁合金就是来搞破产的。2001年，四分厂厂长赵伟被任命为一把手，被职工们戏称为“末代皇帝”。2001年9月，厂方开会讨论破产问题，市工会副主席说“破产是市领导关心铁合金厂职工”，但福利待遇都不予解决，被肖云良轰下台去。辽阳市委不得不出面到铁合金厂开新闻发布会，说铁合金厂有9个腐败分子要处理，但名单上连范一成都没有，工人认为这是“只打苍蝇、不打老虎”，坚决不同意破产。
眼见破产戏法欺骗不了工人，辽阳市政府就采取胡萝卜加大棒的办法。市政府承诺破产后将工资从264元涨到300余元，只有一小部分职工为了假退赞成破产。于是，市政府拿出大棒，2001年10月，派94辆警车、300多名警察到场，把职工代表分成13个区进行投票。投票前事先抓了肖云良等4个职工代表，并将职工推举的监票人控制在家里，警察对监票人李春杰说：“出门就抓你！”投票现场，警察强迫工人投赞同票，5分厂的一个点有16名代表投票，15人不同意、1人同意，计票结果却变成了15人同意、1人不同意。破产就这样被“投票通过”了。国企破产之后有两件大事，一是审计资产，二是安置职工。10月底，市委组织资产、财务审计小组，这个小组是装点门面的，李春杰原是中层干部，懂很多财务规章，职工推荐他一起参加审计，结果3天就被赶出来了。铁合金厂腐败问题层出不穷，审计小组审了半个月却没有任何结果。2001年11月，辽阳市领导秘密宣布铁合金厂破产。
工人由单个个体组织成为联合的斗争力量，不是一蹴而就的。铁合金厂工人个体抗争无法解决问题，最终由于敌人力量强大，不得不联合到一起。1999年初开始工人多次到市政府、市委等机构反映问题，并开始集体性行动，有几次工人打着“我们要饭吃！”“欠债还钱”的标语到市政府请愿。1999年5月15日工人同厂方谈判破裂，工人于是堵塞了通过厂区的公路，肖云良等三名工人代表开始演讲，演讲一直在进行，凌晨时警察抓了三名代表，并喝令工人20分钟内退出现场，愤怒的3000余工人直接向当地政府办公地进发，要求政府放人，并要求政府立即补发工资和退休金。这次一直坚持到16日晚10点，政府放了三个代表并答应立即补发工资退休金，工人方才散去。2000年2月12日，这一天是正月初八，铁合金厂职工又去政府门前请愿，1000多名聚到市政府门前燃放鞭炮，市政府无奈派出11名官员同工人进行谈判。在工人组织的过程中，上访发挥了特殊的作用。上访需要工人彼此联系，推选代表，并筹集资金，在运动中锻炼出来的代表需要不断同工人讨论行动方向和步骤，形成了半合法的组织。铁合金厂工人2000年先后几次到北京上访，中央各个部门相互推诿，最终又逼迫工人依靠自己的团结解决问题。2001年5月，作为执法机构，辽阳中级法院获悉铁合金厂要破产，勾结黑社会到铁合金厂抢矿，激起铁合金厂工人愤怒，工人游行到市政府请愿，市长许诺一周内查清，最终结果也是不了了之。
经过一次次斗争的磨练，现实教育工人看清市政府的本质，同时组织也在不断发展，愤怒情绪不断增长。2002年2月厂方突然不再支付每月180元的最低生活费，作为铁合金厂的主管，经贸委答复说最低生活费只发3个月，也不管工人拖欠工资。恰逢两会期间，市人大主任龚尚武在北京的人大会场接受辽宁省电视台采访时说：“辽阳市有下岗的，但没有失业的，下岗职工每人每月280元生活费。”这个采访在电视上一播，马上成为导火索，铁合金厂工人3月5日、8日两次召开职代会，选举代表，组织纠察队，3月11日、12日的两次大规模游行示威。工人抬着毛主席像，打出了“罢免龚尚武，解放辽阳市”的横幅。辽阳市市委书记、市长吓得当天坐直升飞机走了，出来接见工人的都是副手，整个辽阳市处于无政府状态。市委副书记杨立宪、副市长陈强于12日中午出来会见工人，常务副市长王义信明确表态不抓人，但17日上午却秘密抓捕姚福信。于是18日，辽阳铁合金厂职工第三次游行，要求放人，19日第四次游行要人，公安局下训诫令，禁止游行。20日工人们不顾训诫令又去游行，但天公不作美，当天下雨，下雨对工人参加集体活动很不利，通钢事件之所以能聚集那么多人，也有运动当天7月24日正好放晴的因素。20日辽铁游行的工人很少，去的工人不得不到市政府大楼里面躲雨，中午从大楼出来时，200多武警突然开始驱赶工人，公安局以“冲击市政府”为名抓走3名工人代表。随后辽阳市政府马上编造铁合金厂职工烧汽车、打警察的故事，向省公安厅、中央罗干汇。
这就是辽阳铁合金厂斗争的过程。铁合金厂工人表现了高超的斗争水平，在游行前，广泛散发和张贴了《罢免龚尚武，解放辽阳市——致辽阳市人民各届同胞书》、《反腐告御状 四年无结果 工人受迫害 书记要做主——致……的一封公开信》、《辽阳腐败横行、省长应该私访——致……的一封公开信》、《政府说话不算，工人要求兑现——致市委、市政府、破产小组公开信》等布告，既向群众说明了事实，又起到了很好的组织作用。
由于组织到位、声势浩大，辽阳铁合金厂工人赢得了巨大的经济成果。游行后2个月，2002年5月，市政府偿还了拖欠工资的50％，2003年6月全部偿还拖欠工资。2002年将工人的医疗费全部销，当时很多老工人7、8万的医疗费，根本没想到能销，此外向工人支付住房资金、儿童保健等多项费用共计二千万左右，只遗留了青年职工的失业金问题。辽阳市官员们挨家挨户到辽铁职工家中问寒问暖，什么问题都帮忙解决，哪家下水管道堵了或者灯泡坏了，马上保质保量免费修好。如果没有运动，这些根本实现不了。
以辽铁、大庆为代表的第一轮工潮，其意义远不止一厂之内所获得的经济补偿。在全国范围内，一是大大加速了城市低保政策的落实进程，2002年工潮过后不久，劳动社会保障部首次公开宣布有2050万城市贫困居民享受低保，朱镕基原来想给公务员第四次涨工资，结果没涨成，这笔钱用于提高城市最低生活保障。二是全面阻击了下岗买断运动，迫使石化、银行等行业自上世纪末开始的买断进程受到遏制，现在遇到的个人买断职工一般都是1999年、2000年、2001年买断的，统治阶级不得不变换其他方式，中央再次重申国有集体企业改制方案必须经职代会通过方可执行。三是在十六届三中全会上胡温新班子确立了振兴东北战略，提出了对老工业基地的投资计划，工潮后温家宝总理连跑三趟东北，甚至在2003年除夕之夜下阜新矿井同矿工们一起吃饺子。
形成辽阳铁合金厂工潮最重要的原因在于铁合金厂工人组织水平很高。职工代表是介于合法和半合法之间的组织，在斗争过程中资产阶级也会要求工人派出代表进行谈判，因此官方实际上是承认职工代表身份的。1999年5月15日谈判拖欠工资等问题，厂方让铁合金厂退休办出面组织工人来厂部商谈，老工人牵头、部分下岗工人参加，工人开会选出了56名代表与厂方谈判，这个组织正式开始运转。2000年初张国光视察后传出了铁合金厂要破产的消息，职工代表们开春就开始进行斗争动员，2000年5月去北京上访时正式按居住社区民主选举代表，7个社区，每个社区选了2个代表。2000年上访的核心代表为32个，2001年到北京上访时去了10个代表。尽管铁合金厂职工一直生活在一起，但对参加斗争彼此的态度并不了解，老的职工代表要到群众中了解新的职工代表的情况，每个社区代表分明暗两个梯队，暗的代表是后备队伍，做一些台面后的工作，比如印制传单一类的，印好了交给明的代表拿去贴。
铁合金厂职工代表组织工作具有鲜明的特点。一是职工代表活动贯彻了集体组织原则，一切行动都通过职代会讨论，一切重大行动由职代会决定。二是职工代表都主动去做工人工作。职工代表去不去做群众工作，是衡量一个工厂运动水平的重要标准，很多厂都有职工代表，但不去主动做群众团结组织工作，整天在外面跑期待找到某位大员解决问题，这样的职工代表是落后的。铁合金厂的职工代表每人联系几十名工人，每当职工代表开会之后，职工代表马上到联系的工人家庭，将代表大会上讨论的问题同工人交流，听取职工对代表会议决定的意见，耐心地做工人的思想工作，动员工人参加到活动中去。三是铁合金厂职工代表宣传工作扎实，每个代表都掌握腐败分子的确凿材料，在职工中反复宣讲铁合金厂腐败的事实，对工人起到了很大的教育和动员作用。
第二个例子看通钢。2009年是传统工人运动一个重要的年份，发生依棉、通钢、武锅、林钢等几件事情，工人打破了上一轮斗争被动防守的局面。经过几年来的积累，工人觉悟有了显著的提高，在09年探索出一些有效的斗争方式，并取得一定成果，而且尤为可贵的是，与2002年工潮相比，以辽阳铁合金厂为代表的工厂保卫战大部分被镇压、瓦解，辽铁解决了所有能解决的经济问题，工人运动已经结束，而09年运动是新一轮的起点，通钢等厂工人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几个取得初步胜利的工厂都在继续斗争，工人阶级的力量还在不断上升。
通钢在1958年大跃进时期建厂。建厂初期生产工具非常简陋，工人们用土篮子等盖起焦炉、煤场。60年代初期调整时期下马，一些工人重新回林业部门。65年重新上马，被列入“小三线”项目，按照“小三线”保密要求改名红石钢厂。文革期间还发生了震惊全国的打开金库事件，70年代以后发展势头一直很好，到现在职工4万多人。92年以后腐败问题日益严重，干部只想着为自己谋私利。改制过程同辽铁很相似，是一个“书记工程”。2004年，王珉从苏州市委书记调任吉林省长。王珉被称为“王大胆”，主政苏州时，曾创造了一年半改制1034家单位的记录。王珉要用南方思维改变老工业基地，他发现苏州市一个城市的GDP就比吉林省全省还高，就认为根本在于吉林省计划经济色彩浓厚，市场经济基础比苏南地区要差很远，必须尽快抛弃“沉重的国企包袱”，于是吉林省委确定将116户国企列为改革重点，计划一年内完成816家省属国有企业的改制任务，通钢就是这816家其中之一。05年，王珉提出“四到位一基本”的目标，即实现“企业整体改制到位、国有集体资本退出到位、职工身份置换到位、债权债务处理到位，基本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推出以产权制度改革为核心的改制攻坚计划[4]。到2005年年底816家企业大部分基本完成改制，52.1万职工中47.1万转换了劳动关系，1.7万办理退休手续，2.5万办理内部退养，共支付经济补偿金59.2亿元。通钢也是这一年完成改制，2005年9月对职工一刀切，工龄30年以上、年龄50岁以上都下岗，2005年12月签署改制协议。资产评估将通钢资产严重低估，100多亿资产评到20多亿，甚至一个20多亿的工厂没有评进去，改制之后股权分配上，吉林省国资委占46.64％，建龙说出资8亿元，占31％。
建龙总部入主通钢后实行了四项政策。一是2006年6月6日，将33个处级干部离岗，下岗后每月1700元生活费，安排到区里工作。由于损害了原有中层干部利益，这部分人也开始上访，并将很多内部材料拿给工人，悄悄跟工人说有什么猫腻，哪些合法、哪些不合法，这些工人不知道，而处级干部知道。后来通钢处级干部能量很大，于是建龙将这些人的年薪提到6万，处级干部就不闹了。二是2005年9月，30年工龄以上工人下岗后每月发169元，多的也就400-500元，厂方告诉工人必须写申请，不写的话连这两个钱都捞不到。有工人到劳动部门反映，说不合法，对方说没办法，省委书记撑腰。工人在此后几年减到人，危险工种工资也从三四千降到一两千。三是实行年薪制，管理层可以拿很多工资，通钢管理制度中分为总经理、厂长、车间主任、工段长、班组长、工人6层，其中车间主任及以上可以领年薪，处级干部可以拿到30万。四是实行台湾管理制度，等级鲜明。以前车间主任还经常下车间，实行台湾管理制度后，车间主任和普通工人非常疏远，工人见车间主任要通过层层关卡。车间生产中对工人严格要求，无论夏季温度多少，必须穿工作服，衣服不能解开扣子，解开一粒扣子，工人罚100元，班组长、工段长、车间主任都要罚100元。工人要跟上级搞好关系，工人都要给班组长、工段长送钱，实际上加重了对工人的剥削。
从改制起，通钢工人就开始进行斗争。到2007年3月，通钢工人第一次游行，游行实际上是国企工人从被动转为主动的一种手段，类似于工运史上由降工资引发的罢工同主动要求涨工资的罢工有差别一样。这次游行中，一个工人被抓，通钢工人都去公安局，把大门围住，公安局被迫放人。2009年2月14日，由于厂方停供暖气，吴师傅领着工人在体育馆门前召开会议，工人讨论内容不限于暖气问题，而主要针对改制。第一次去了三四百人，老工人发表演讲。此后，吴师傅每天都到市场走一走，工人都会主动问下一步做什么。2月28日，规模升级，吴师傅满街贴海，晚上贴半宿，3月2日开会，去了五六千工人，吴师傅演讲，谈通钢工人讲子女下岗后对工人利益有何影响，启发群众觉悟。演讲持续不到一周，只剩一千多人，吴师傅在3月7日又写文章《最后的呼唤》，然后人数又增加到两三千人。通过2、3月份不断开会，退休工人代表探索出了号召和组织群众集会的途径。以此为基础，到2009年7月，几乎相同的办法，得知建龙再次入主消息后，23日吴师傅带人满街贴海，24日组织集会，并引发大规模群体事件。
总结以上两个案例，我们可以看到老工人同官僚资产阶级矛盾的几个基本特点。第一，老工人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在国企改革过程中形成并日益激化的，改制就是工人斗争的起点。第二，老工人形式上是争取经济利益，要求工厂解决拖欠工资、解决养老保险和医疗费等问题，实质上老工人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是政治化的，借用通钢工人的话说，工人打的是建龙老板，恨的是改制路线。改制本身也是一项政治任务，国企管理者的背后是省委、市委，对待工人反抗动辄动用警察机构，朱镕基还定下法律，涉及国企改制的纠纷，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媒体不能道。老工人上诉无门、上访无望，最终只能诉诸群众运动解决问题。第三，老工人的目标和要求就是恢复当家作主的地位。借用西安整流变压器厂职工代表孙礼静的说法，之所以老工人都认为毛时代是当家作主的，一是“毛主席给我们大鸣、大放、大字、大辩论等四大的权利”；二是“给我们职工大会最高的权力，毛泽东时代厂里经常开会，如果我们珍惜自己的权利，开会时就可以维护我们的权利”；三是“那时规定厂方不得开除工人，只要工人没有犯错误，厂方想开除工人是不可能的，哪像现在厂长说开除谁就开除谁”。这一点上，是同托派、右派的一个重要分歧，托派也否认毛时代工人是当家作主的。但老工人在这一点上是不含糊的。有一次孙礼静带领自己厂的一个工人和其他厂的几个工人代表去听课，杨帆讲：“毛主席说工人当家作主，事实上那个时代也不能说工人是当家作主的。只不过是好像做了回主，能提个意见，实际那能算做什么主。工人也不过就是干活，那时工资给的还很低。所以工人就别做梦了，不管什么朝代什么时候，工人就是工人，他们只能想着通过什么途径增加自己的工资、改善自己的待遇，那就是最高的了。要想着当家作主人那是做梦，是办不到的。不管什么朝代，当家作主的无外乎两类人，一类是政治精英、一类是文化精英，政治精英就是掌握公权的人，文化精英就是在文化领域学了高深知识的人，统治社会就是这两部分精英。”这几个工人没听完就走了。孙礼静见多识广，她走不奇怪，重要的是其他几个工人对这个问题的看法跟孙礼静是同样坚决的。其他工人出来后对孙礼静说：“你整天就听这样的课啊，这样的课有啥听头，还不如我们去闯门呢。”“人家要掌权的是精英，跟我们有啥关系。”老工人在毛时代毫无疑问是当家作主的，按照孙礼静的说法，这些权利是“我们自己不争气才失去的。那时工人是有很大权力的，现在才是真正的没有权利。如果我们非常认真、很珍惜这些权利，在毛主席刚去世的时候，他们不开会我们就要求开会，一直这样养成习惯，任何事情必须得到大家同意才能做、大家不同意厂长就不能做，财务账目就必须给我们公开、不公开就不行，如果那个时候我们紧抓毛主席给我们的这些权利时刻不放松，我们的情况不至于像今天这样。”[5]很多职工，尤其女职工都不愿意开职工大会，甚至在职工大会上打毛衣。当年吴敬堂老师傅也是这样，不愿意开会，嫌耽误时间，为了逃避开会，他去厂医院开病假条，在腋窝里揣个热窝头，医生量体温后就可以开出病假条。但温度计不能超过40度，要不然就太假了，另外一个跟吴师傅学的工人没掌握好，结果温度计超过了40度，马上就送到市医院，结果就露馅了。此后好长一段时间，每次开会都要批吴敬堂。但即便如此，仍然选举吴敬堂作为职工代表去监督厂方管理人员。
从双方力量对比上看，在改制初期有几个特点。第一，老工人对资产阶级的进攻缺乏准备，对政权幻想较大。一是对领导的话存在幻想。领导说国企就是一艘大船，现在船要沉了，必须牺牲一部分人的利益，等船修好了，再把大家拉上来。结果很多工人都相信了。现在就看清楚了，工人都把领导的说法视为欺骗。二是不理解股份制改革的含义。领导说现代企业制度多好多好，原来计划经济时代机制多么落后，工人一想，80年代以来也确实存在消极怠工、小偷小摸的问题，也就同意股份制改革了。思想上毫无还手之准备。现在工人对股份制看得清清楚楚，不过是化公为私的手段罢了。第二，老工人的组织程度较低，处于分散状态，所以没有办法有效组织工人运动，抵挡敌人的进攻。一是缺乏日常性活动的群众组织，往往遇到事情才开始选代表；二是工会等机构都站在对立面，很多原职工代表也都是厂方领导和中层干部，不突破原有组织就无法形成维护阶级利益的运动，而形成新组织的阻力也相当大。第三，老工人的觉悟整体不高。一是觉悟差，较为保守，仍然迷信竞争发财等主流宣传，因此容易上当；二是不理解社会主义，不理解毛主席和文革运动，接受官方说法，认为文革就是毛的权力斗争，就是一片黑暗。正是由于以上特点，才导致资产阶级在改制初期迅速推进，工人处于屡战屡败的状态，无力抵挡改制攻势。
到现在，改制初期的几个特点已经都走向了自身的反面。其根源仍在于中国工人阶级经历过毛泽东时代，经历过文革的运动，这一点有别于欧洲工人阶级，中国工人现在都能非常尖锐的看到政权的性质，非常熟练的运用毛主席的旗帜和应用毛主席的理论，采用多样的斗争手段同资产阶级斗争。老工人特殊的历史意义也在于此，经过改制运动，老工人基本形成了鲜明的阶级意识，这一意识包括以下几方面内容：一是从不关心政治到关心政治，文革时期毛号召工人阶级要管理上层建筑，很多人都不理解，现在工人明白了，政治是绕不过去的，很多老工人聚集的社区、公园里都在讨论政治问题，这一点也是国外工人做不到的；二是老工人理解社会主义和毛时代，明白当家作主具体含义是什么，因此在新的斗争中老工人的目标非常明确，是指向社会主义的，而不是在私有制范围内修修补补；三是老工人对精英和社会上层不存在幻想，经过文革的锻炼，国企职工代表经常面对市委书记、中央高官据理力争、毫无惧色，不迷信大人物和精英，这一点也是整个工人阶级的宝贵财富；四是有当家作主的亲身经历，因此在未来斗争中不会上资产阶级的当，不会将议会斗争作为最终目的，而是会时刻注意工厂中生产关系的变化。
目前整体斗争情况，进入了积极防御阶段。套用毛主席《论持久战》的观点，中国工人从雇佣地位再次回到当家作主的道路上，也是一场持久战，这场战斗也分为防御、相持和反攻三个阶段。抗日战争中防御阶段的主要斗争形式是游击战，09年依棉集体进京旅游、通钢大游行都是工人找到的新的“游击战”形式，标志着从消极防御步入积极防御。取得的成果也很明显。一是工人运动阻滞了资产阶级的进攻，在一定程度上延迟私有化进程，通钢事件使各地钢铁企业改制停止。二是国家财政放血，拨款维稳，并出台关注民生政策。十七大告明确要求要“加快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积极扩大城镇社会保险覆盖面，尽快使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覆盖到各种所有制企业。进一步完善城市低保制度。加强社保资金的监督管理”；十七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明确“保障和改善民生是我们发展经济的最终目的，也是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和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大举措……要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加大对低收入群众的帮扶救助力度，提高城乡低保标准，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和部分优抚对象待遇水平，抓紧制订实施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险关系转移接续办法。”三是工人阶级锻炼了自己，无论从组织上还是从觉悟上，工人阶级都更成熟了。四是职工代表日益发挥重要作用，越来越多的职工代表不仅仅像上一轮运动中那样下决心同资产阶级势不两立，而且越来越认识到持久战的整体形势，主动的去做组织工人、教育工人的工作。
关于未来的发展前景，目前老工人与新工人已经同处雇佣劳动身份，很多下岗工人都和农民工一起同厂工作，即便仍然存在差距，这个差距比改制之初也已经很小，因此未来老工人必然和新工人联合在一起。老工人同新工人融合的途径是多种多样的，通钢就是一个典型例子。通钢在岗工人一般都是老工人的下一代，还有很多大学毕业生和技术工人，他们的总体情况相差不多，与新工人情况一致，都有很强烈的压迫感，但不敢起来斗争，工厂中现有组织体系控制非常严密，谁有反抗倾向马上就要面对整个体系的压迫。退休工人身处工厂之外，可以积极进行组织活动，但人数少、年龄大，运动影响有限。只有退休工人和在岗工人密切配合起来，才能形成坚强的力量。通钢就是两者彼此配合的典型。3000多退休工人进行运动宣传和动员等准备工作，明确斗争方向。开始退休工人准备了“反腐败反一刀切”“反两极分化”“打倒王珉”等口号，这些口号后来都没有用，而使用了“建龙滚出去”，就明确了主要敌人。在工厂门口集会形成以后，运动主力就让位于在岗工人，一万多在岗工人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游行，从1号门进去在十里钢厂四处扩散，一号到七号高炉有秩序停产罢工，最后涌至陈国军所在会议地点。老工人对新工人的影响不仅仅是斗争意识的传播，很多老工人的子女同新工人一起上技校、进工厂，随着运动的发展，通过老工人的子女，新工人也将逐步认同并继承老工人的阶级意识。
参考文献
[1] 于建嵘. 中国工人阶级状况与社会政治发展. 2006年7月15日下午北京三味书屋告演讲
[2] 于建嵘. 当代中国工人的以理维权. 2006年4月3日在美国耶鲁大学的演讲，原载威虎网
[3] 燎原. 辽阳铁合金厂的改制过程和工人的反腐维权斗争（ 网站，2004-10-5
[4] 刘彦昆. 王珉执政吉林5年推动国企改革被称王大胆（ 《小康》杂志，2009年12月31日
[5] 孙礼静. 工人之路——西安整流变压器厂职工的护厂斗争. 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09
条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