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劳工的全球化及其对国际劳工的影响

　　

　　
：陈佩华

　　

　　
这几年有不少学术性和非学术性的文章谈到全球化和中国劳工问题，但这些文章多半偏重于全球化对中国劳工的影响。本文不仅要讨论全球化与中国劳工面临的困境，而且也试图探讨中国劳工的全球化对世界劳工的影响。全球化带来的是一种连锁式的反应，受到全球化冲击的不仅仅是中国劳工。中国劳工反过来也影响国际劳工。因此本文内容包括两大部分：（1）全球化与中国的劳动标准；（2）中国劳工对国际劳工的影响。

　　

　　
一、全球化对中国劳工的影响

　　

　　严重的负面作用：

　　

　　自从中国在上世纪80年代初进入国际市场以来，随着较大规模的出口导向型产业的出现，中国劳工也成为全球化经济的一部分。面对国内和海外竞争的双重压力，中国劳工必须增加产出和提高效率。其结果是：国有企业的职工人数大量减少，非国有企业的职工人数急剧上升，工人的跨地域流动大幅度增长，弹性劳动制度的采用，职工健康和安全生产方面的问题堆积如山，以及对工人的残酷剥削等等。对中国出现的这种革命性的社会变化的评价总的来说是正面的——经济快速增长并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而这正是中国为维持社会稳定而迫切需要的。持这种看法的人通常把上述现象看作是中国在成为国际上举足轻重的经济和政治强国的过程中一个「必须经历的阶段」。而马克思的「资本原始积累」的概念，常常被用来当作普通老百姓为经济发展而遭受苦难的借口。他们争辩说，为了与国际劳动市场竞争，我们中国必须维持低工资水平。

　　

　　在这种表述中，「阶段」一词意味着下一个阶段会更好一些。至少从历史上看，事实似乎也确实如此。工业革命起始于西方国家。经过多年的工人斗争，大多数西方国家都达到了福利资本主义的阶段。这里我们姑且撇开这种剥削性的历史阶段是不是不可避免的争论，在今天的中国和其它发展中国家我们看到的是一种非常令人担忧的现象：我们不仅没有试图超越这个可怕的历史阶段，相反，我们实际上是在向那种「免费的」或「几乎免费的」劳动力阶段退步。

　　

　　中国出口导向产业的工人大多数是民工。至少有两个明显的指标表明，在中国劳工更多地被融合进世界经济的同时，中国的劳动标准却降低了（虽然这种融合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

　　

　　（1）第一是工资水平的持续下滑。表面上看，因为官方制定的最低工资标准逐年提高，工人的工资也有所增加。但如果根据通货膨胀率进行调整以后，尽管白领工人的工资有较大幅度增长，广东省民工的工资实际上却下降了。刘开明（注一）和我们两人分别做的研究（注二）都得出了这一结论。这也为最近对深圳的民工所做的访谈录所证实。由于广东是世界制造业的重镇，因此这是一个很可怕的前景。中国实际上是在「向谷底赛跑」的过程中处于领跑地位。

　　

　　（2）第二个更可怕的现象是拖欠民工的工资额一年比一年多。我从1990年代开始收集有关这一问题的剪。在当时，有关媒体只是把拖欠民工工资的现象当作孤立事件导。随着时间推移，这些事件已经成了司空见惯的工资制度。甚至地方政府也开始觉得有必要进行干预。每年春节前夕，地方政府都要开展所谓的「追还欠薪运动」，然后得意洋洋地宣布为工人「讨回」了多少万元的拖欠工资。追讨回来的欠薪一年比一年多（注三）。广东省在1995、1997和 1998年「追讨」回来的欠薪分别为2100万、15亿和56亿元人民币。根据这些导所得出的印象，这些现象主要发生在出口导向的制造业，而受害者主要是女工（注四）。新闻导的批评语气后来也变得越来越强烈，例如有的导抨击拖欠工资已经成为一种「风俗」（注五），需要「下猛药」（注六）来根治等。

　　

　　今年春节前的一月份，拖欠工资达到了空前的数额。全国各地关于拖欠建筑工人（几乎全部是男性）工资的导突然一下子大量涌现出来。据估计2001和2002年全国拖欠建筑工人工资的总额分别高达2787亿元和3365亿元（注七）。这还不包括拖欠制造业工人的工资。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这一笔巨大的数额意味着什么。中国未偿还的银行信贷总额在2002年上半年为9000亿人民币，2003年上半年为1.9万亿元（注八）。也就是说，在 2002年，拖欠建筑业民工的工资款额超过了中国的银行信贷总额的三分之一。在这个意义上，拖欠民工的工资可以被看成是向社会强行征收的无息贷款。更糟糕的是，这种强行征收的贷款可能永远也不会被偿还。拖欠的款项数额是如此巨大，以致于国务院不得不专门发文来解决此问题（注九）。今年3月在人大会议中，温家宝总理指出2004年政府主要工作任务之一，就是在五年之内，取消农业税，每年减轻农民负担48亿元（注十）。这个数额还不及广东省在1998年追回的拖欠工资额（56亿元）。

　　

　　从以上简单的比较不难看出，如此巨大的拖欠工资数额可能会让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本来就已经拉大了的城乡收入差距失去平衡，而且还会对基尼系数产生影响。换句话说，千百万民工为城市兴建道路和高楼大厦，为「中国奇迹」提供了活生生的证据，并把中国建成了一个具有现代化景观的国家，然而他们却是在无偿地工作（不是低工资，而是无工资！）。那些无法无天的雇主大多数并不是外国资本家，也不是本国的私营企业主，而是地方政府和国有的建筑公司！需要指出的是，以上数额还只是限于建筑业，只不过是整个拖欠工资问题的冰山的一角。而拖欠工资的后果，实际上相当于降低了工资标准。而这肯定对发展中国家乃至全世界的工资水平产生不利影响。

　　

　　积极作用的迹象：

　　

　　幸运的是，也有一些社会发展对这种势不可挡的全球性现象起着遏制作用。

　　

　　1. 更开放和具有同情心的中国媒体

　　

　　与中国对世界的开放相伴随的是中国媒体的自由化。有关民工问题的导，特别是广东省的导，都非常同情民工的遭遇。这些导不仅有助于让人们了解民工所遭受的苦难，而且也为这一问题的讨论确立了道德规范。去年各媒体对大学生孙志刚之死的广泛导，最终促使中央政府废除了收容遣送条例，就是富有同情心的媒体能够起积极作用的一个具体例子。

　　

　　2. 国际反血汗工厂运动和跨国公司的社会责任（CRS）运动

　　

　　反血汗工厂运动起始于1980年代的香港。1990年代初期，在「耐克观察运动」的带动下，反血汗工厂运动在欧美国家开始蓬勃发展起来。这一运动目前的参与者包括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中众多的非政府组织，例如学生社团、教会组织、环保团体、劳工组织、消费者团体和小区组织等，但运动的动力仍然来自发达国家。反血汗工厂运动的矛头所向，主要是跨国公司和资本主义政府。它抨击这些公司和政府对第三世界工人的奴役和剥削。它的主要使命和活动是，促使这些跨国公司向它们在发展中国家的供货厂商施加压力，要求它们提高劳动标准。反血汗工厂运动的动机是人道主义的，它的关怀是普适性的。然而，就我所知，在中国的媒体上尚未见到对这一基层群众运动的任何导。

　　

　　反血汗工厂运动相当成功地占据了道德上的高地。很多跨国公司现在已经公开承认它们有责任促使那些生产它们的品牌的制造厂商提高劳动标准。这些跨国公司不想因为反血汗工厂运动揭露出来的事实而被弄得声名狼藉。很多跨国公司现在还雇有专人负责劳权和人权事务。到90年代中期，为确保劳动标准的改善而涌现的大量内部和社会监控（monitoring）、审核（auditing）和认证（certification）活动还导致了一种新的专门负责监督审查劳动标准的行业的诞生。例如，香港的一家监控公司每个月要对在中国境内的1000家工厂提供监控，可见这已经成为一个非常庞大的产业。这里我要强调以下几点：

　　

　　1. 要求跨国公司承担社会责任背后的驱动力量来自社会而不是发达国家的政府。跨国公司只不过是因为害怕失去消费市场而对道德压力作出反应。

　　

　　2. 由于跨国公司在世界上的不同地区有投资——亚洲、中美洲、南美洲、非洲，最近几年还增加了东欧，反血汗工厂运动并不是专门针对中国的。也就是说，并不是特意要和中国过不去。

　　

　　3. 这一运动的动力是出于人道主义考虑而不是出于政治考虑。其动机不是「保护主义」，更不是某些媒体所谓的「大棒」。因此在这方面不应该把反血汗工厂运动与西方国家政府的政治日程，或西方社会的保守势力相混淆。

　　

　　我希望从现在起中国的媒体能够导这一基层群众运动，因为参与这一运动的人是中国民工的支持者。不要把这一运动与公司的社会责任相混淆，公司的社会责任是跨国公司的公关口号。在大多数情形下，跨国公司只不过是利用这一口号来抵挡反血汗工厂运动对它们的批评。也不要把跨国公司的社会责任与「保护主义」相混淆。如果它们是保护主义者，它们就不会到发展中国家来投资和购买东西。恰恰相反，这些在发展中国家采购的跨国公司是反保护主义的。

　　

　　除了少数几个大公司的成功例子之外，推行跨国公司的社会责任并没有导致其供应厂商的劳动标准的提高。相反，在供应厂商建立起用以欺骗社会监督者的机制之后，违反劳动标准的行为已经转入地下。而且，有些供应厂商已开始把订单转包给更小的厂家，这些小工厂远离大城市，监督者尚无法对其进行监督。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在社会监督行业日益扩大的同时，工人的实际工资水平却在不断下滑。这说明公司的社会责任运动对于提供劳动标准并没有多大成效。

　　

　　3. 企业民主工会选举

　　

　　由于监督的效果不大，一些专门设立了人权部门并比较认真地想要提高劳动标准的跨国公司决定尝试其它的办法。它们的方案是通过代表制度建立工人参与管理的管道，从而让工人成为管理方的监督者。这种尝试目前仍然处于起步阶段，其成效仍有待于评估。

　　

　　与此同时，从去年中期开始，一些中国的刊突然开始导广东和福建有些私营企业的工会主席是由「直选」产生的新闻。据导，杭州在3年以前就开始了工会选举，已经有310家工厂举行了这种选举。其中有些导承认，这些工厂的跨国公司客户向它们施加压力，要求它们遵循行为约章。管理方是响应跨国公司的要求才同意举行工会选举的（注十一）。随后，中华全国总工会宣布在今后的几年里将大力推进工会选举活动。（注十二）

　　

　　「直选」并不等于「民主选举」。这些选举是不是民主选举仍需要进一步研究和确认。但是讨论企业工会委员会选举中需要某种民主过程这一问题本身就足以使人感到乐观。如果我们看一下中国的村民委员会选举的发展过程就更有理由相信前景是大有希望的。中国最早的民主村民委员会选举是于1980年底和1981年初在广西的2个县进行的。20年后的今天，尽管村民委员会选举有不同的形式——有些是真正的民主选举，有些部分受当局控制，还有一些完全是走过场，但村民委员会选举在中国已经被认可为政治过程中的正常部分。因此，现在由全总开始的工会选举运动是有望逐步实现工会结构的民主化的。

　　

　　4. 国际劳工组织（ILO）的三方机制

　　

　　作为这一由政府、雇主协会和工会联合会三方组成的国际组织的成员，中国也需要设立类似的三方高峰组织（peak orgnization），哪怕只是为了派三方代表到日内瓦出席国际劳工组织的年会。全总是工会组织的最高机构，但在计划经济下没有雇主协会，所以在1999年成立了中国企业联合会作为雇主组织的最高机构。然而迄今为止，其成员似乎仍主要是国有企业。国际劳工组织的三方机制本身是一个组合主义模式 （corporatist model），是多元政治制度的产物。三方是独立的，并且都有权代表各自所属的群体的利益进行实质性的「社会对话」（social dialogues）。

　　

　　在采用国际劳工组织的组合主义模式的时候，中国需要体制创新。这种新体制应该能够潜移默化地融解国家组合主义模式的特质。目前三方之间的权力关系并不是平等的。全总是由党—国家控制的，而中国企业联合会仍处于襁褓阶段。

　　

　　为了表明自己有诚意促进三方的社会对话，中国于2001年设立了全国三方协商会，并开始推行在乡镇以上各级都建立相应的机构。半年以后，国际劳工组织派来的调查委员会在考察其进展情况后做出结论说：

　　

　　⋯⋯按目前的方式建构起来的三方机制无论是现在或将来都不大可能达到所希望的标准。⋯⋯然而，我们与全国性的和市一级的工会和企业家代表交谈时发现，他们都很明确地愿意致力于提高他们所代表的组织的能力，使这些组织能够独立地代表其成员的利益，在社会对话机制中反应他们的要求和疾苦。（Clarke & Li, 2002:77-78）

　　

　　该委员会还注意到「中华全国总工会作为保护其成员的利益和维持社会稳定的组织，是三方咨询中最活跃的一方。」（Clarke & Li, 2002: 77）作为随行的观察员，我同意该委员会的这一结论。全总的这一形象似乎与它在国内外的流行形象有点矛盾，但全总的高层官员在与劳动与社会保障部的官员同坐在一张谈判桌前的时候，的确流露出全国企业联合会的代表所缺乏的自信。令我印象深刻的是，2位劳动与社会保障部的官员曾两次说全总「强大」，似乎他们很难迫使全总接受他们的决定。全总的这种特征与它在立法过程中坚定而自信的表现是一致的。全总的高层官员在处理劳动关系的政治舞台上已经占据了一席之地。在中央一级似乎已开始出现摆脱政府的严密控制的趋势。

　　

　　
二、中国劳工对国际劳工的影响

　　

　　绝大多数中国媒体和与劳动关系有关的刊杂志都把中国描绘成全球化的牺牲品，认为世界贸易组织、发达国家及其工会强迫中国遵守国际劳工组织的劳动标准是出于保护主义的动机。在这方面，美国被看作是欺负中国的罪魁祸首。几年以前，曾有些美国人竭力反对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现在仍有人指责中国违反人权，因为中国政府不允许自由工会；还有人认为是中国害得美国工人失去了工作， 而布什政府似乎正在向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屈服；中国是反倾销法的最大受害者（注十三），等等。面对这些被认为是敌视中国的指责，中国觉得发达国家是在故意和中国过不去。不可否认，发达国家的资本家剥削发展中国家的劳动人民，世界的贫富两极分化都是铁的事实（注十四），但我要指出的是，这是一种南—北两极范式的看法。这种范式认为劳动力市场的竞争是在富国与穷国之间。诚然，多年来制造业的工作一直在从北向南转移。但目前富国与穷国之间的工资差距是如此之大，以致于即使中国民工的工资加倍（也就是说达到最低工资标准），或者不再拖欠工资，工作机会也不会重新回到北方。南—北两极的范式已经无法解释世界劳工问题。

　　

　　这里我想引入一种新的范式——即南—南范式。换句话说，劳动市场的激烈竞争是其实在发展中国家之间进行的。打个形象的比喻，就好像是穷人在桌子下面抢面包屑。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在这一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随着中国向世界开放，千百万中国民工也进入了国际劳动力市场。这给其它发展中国家——从其亚洲邻国印度尼西亚、菲律宾、越南、泰国和柬埔寨等到墨西哥、中美洲甚至非洲——带来了非常巨大的影响（注十五）。大量的中国工人进入世界劳工市场加剧了各国劳工之间的竞争，并迫使其它国家降低它们的劳动标准。这一现象被描述为「向谷底赛跑」（Race to the Bottom）。 这种现象与我在本文前面谈到的两个严重问题，即中国不断下降的民工工资和越来越多的拖欠工资并不是没有关系，因为它有可能导致世界上新一轮的向谷底赛跑。当然，这并不是说中国工人恶意的要去抢其它发展中国家的工人的饭碗，但这却是客观的事实。

　　

　　几个月以前我在澳大利亚参加了一次关于亚洲「移民」工人的会议。这里的「移民」一词并不是指在另一个国家获得合法的居留身份，而是指跨国界的「输出劳工」，或人口走私的牺牲品。这些移民工人缺乏任何保障，他们以更低的价格与那些较富裕的亚洲国家（或地区）如日本、南韩、台湾、香港和新加坡的便宜劳动力竞争。据估计这种非法与合法的亚洲移民工人的总数在2000年为9百万人（注十六）。随着亚洲的劳动力输出国家（菲律宾、泰国、印度尼西亚和越南等）的就业形势每况愈下——这部分是由于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的增长，这些国家将以更低的价格向外输出更多的廉价劳工。例如，在1998年，台湾的家佣有83％是菲律宾人。但到2002年，菲律宾家佣的比例下降到18％。他们被更廉价的越南和印度尼西亚劳工所代替。中国劳工就是以类似的方式间接影响亚洲劳工。

　　

　　中国劳工也对世界上其它一些非常贫穷的国家有直接影响。如果你在互联网上用「中国工人」＋「非洲」搜索一下，出来的文章数目之多会令你惊讶不已。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区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地方之一，但在纳米比亚和莱索托等国家也有中国工人在为外国投资者（主要是来自亚洲的投资者）打工。搜索出来的文章中有不少是有关中国工人抗议非人待遇和拖欠工资的导（注十七）。其中一个网站在一篇落款为1998年的文章中抱怨说，「在毛里求斯，⋯⋯尽管当地居民的失业率居高不下，却雇佣了5000名中国工人到这个岛国的自由贸易区工作」（注十八）。关于中国劳务输出对这些贫穷国家的影响还需要做大量的研究工作。这些劳务输出按中国的人口数量可能无足轻重，但对非洲国家的影响却不容忽视。

　　

　　世界上很多发展中国家现在都开始担心「中国因素」（注十九）。孟加拉国——这个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正在忧虑，他们现有的300万制衣工人到明年也就是2005年将有100万人失业。中国政府也试图安抚其亚洲邻国，强调说繁荣的中国经济意味着大家都有更多的商业机会。但事实上所有的政府对劳工问题都避而不谈。

　　

　　
三、结论：十字路口的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

　　

　　简言之，中国劳工的全球化不利于中国的民工和大多数中国工人；全球化了的中国劳工也对其他贫穷国家、甚至比中国穷得多的国家的劳工有不利影响。解决这个问题已经是刻不容缓，但我并不假装我自己有现成的答案。中国政府应该继续压低劳动标准来与国际市场竞争吗？亚洲已经有3个国家（柬埔寨、越南和泰国）承认它们有责任提高本国的劳动标准（注二十）。但是，除非中国也加入它们，为阻止劳动标准继续下滑设定底线，情况可能会继续恶化。我另一个比较遥远的希望是，世界上受剥削的工人自己形成一个全球化的社群，起来为自己的权利而抗争。◎

　　

　　
注一：刘开明：《边缘人》，北京：新华出版社2003年1月版，第8页和第145-160页。

　　

　　注二：Anita Chan（陈佩华）, "Race to the Bottom": Globalisation and China's Labour Standards', China Perspectives, 46, 2003, 41-49.

　　

　　注三：例如，焦友龙：「工资法能保证工资按时发放吗？」，载：《中国社会》2002年3月27日第3 版。

　　

　　注四：例如，李键和张华：「追讨欠薪，为打工人撑起『保护伞』 」，载：《南方工》2002年7月26 日第2版。

　　

　　注五：詹船海：「南海西樵：拖欠工资成『风俗』 」，载：《南方工》2001年8月22日第1版。

　　

　　注六：米国琛和郭玉琨：「深圳猛药治欠薪」，载：《中国劳动保障》2002年2月19日第1版。

　　

　　注七：赵承和齐中熙：「全国清欠攻坚战初见成效，清理欠薪不是『刮风』 」，载新浪新闻中心2004年1月21日新华网新闻， 2004年01月21日01：46，新华网。

　　

　　注八：Nicholas R Lardy, Op-ed in Business Review Weekly （Australia）, January 29, 2004.

　　

　　注九：同注七。

　　

　　注十：温家宝：《政府工作告》， 载：《南方都市》2004年3月6日。

　　

　　注十一：傅剑锋：「工会直选：一场老外推动的工人权益变革」，载《南方都市》2003年6月25日第9版。

　　

　　注十二：王娇萍：「直选：在规范中平稳推进——全总副主席苏立清就基层工会直选答记者问」，载《工人日》2003年7月25日第1版。

　　

　　注十三：" 'Make in China' Products Encounter Massive Anti-dumping Investigations," China On-line, December 28, 2001; Qi Ming, "Chinese Enterprises to Tackle Trade Dispute by Legal Means," Beijing Review, May 2, 2002, pp.16-18.

　　

　　注十四：Elizabeth Becker, "U.N. Study Finds Global Trade Benefits Are Uneven", New York Times, Feb24, 2004, Late Edition - Final , Section C , Page 5.

　　

　　注十五：Jay Mazur, "Labor's New Internationalism," Foreign Affairs, vol.79, no.1（January/February）, 2000; pp. 79-93; Alan Tonelson, "There's Only So Much that Foreign Trade Can do," Washington Post, June 2, 2002.

　　

　　注十六：根据下述文章中的资料计算得来。 Nicola Piper, "Migration and Rights Issues in the Asia Pacific Region-an Overview," 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 "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The Rights of the Migrant Workers," August 6 and 7th, 2003, p. 4.

　　

　　注十七：例如，网址: ... 43/p1/article.jhtml，2004年2月12日登录。

　　

　　注十八：年2月12日登录。

　　

　　注十九：George Wehrfritz and Mahlon Meyer, with Hideko Takayama, N.J. Lee and T.J.Tan, "Trapped in a Chinese Box," Newsweek （this article not in U.S. edition）, February 18, 2002.

　　

　　注二十：前引书，陈佩华 200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