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时政文摘（2010-3-28）
网络时政文摘（2010-3-28）
一人一瓶水 救灾如做骚
西南灾情恶化 北旱又杀到
卖血养羊脱贫大旱再陷困境
昆明骚乱 数百人袭城管烧车
社会积怨深 愈高压愈反弹
公民分四等 何日有和谐
日调整防衞策略 冲谁来不言而喻
龙吟大地：中国要用好水武器
中国成为全球第2大工业制造国 但大而不强
国民收入“翻倍”存在三大隐忧
回归小城市 “蚁族”会消失吗？
开发商空降武汉，将填东湖450亩建酒店
教改纲要征求意见今结束 被指回避重大遗留问题
民间博物馆筹建“贪官馆”评选百年百名贪官
中国最神秘的部门 竟是“有关部门”
山寨流水：官场之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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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一瓶水 救灾如做骚
东方日
本文重点
* 捨近求远 捨本逐末
西南地区遭遇百年一遇大旱灾，河床乾涸，农田龟裂，数千万人受灾，其中一千多万人连饮用水也困难，经济损失估计超过二百亿元人民币。灾区出现大逃亡，数以百万计灾民纷纷逃往外地谋求生路。灾区告急，灾民待援！
共青团中央和全国少工委日前发出通知，要求全国的共青团员和少先队员每人捐一瓶饮用水，透过「送水突击队」等形式送到灾区。这场捐水运动，表面上轰轰烈烈，大锣大鼓，可惜做骚多于救灾，被网民批评「有姿势，无实际」。
按当局的说法，全国有二亿共青团员和少先队员，每人捐一瓶饮用水，灾区人民就可以获得十万吨水。听上去数字很大，实际上对于赤地千里的灾区来说，根本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再说，一人捐一瓶水，二亿人有二亿瓶水，单是这些塑胶瓶，便足以给灾区带来严重的环保灾难。
更甚的是，要收集全国各地青少年和学童所捐的水，然后送到灾区，本身就是一项艰巨任务，劳师动众，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根本是得不偿失。若真的如当局所言，组织「送水突击队」把水送到灾区，光是接待工作，当地政府就疲于奔命，怎麽还能专注抗灾。由此可见，这场煞有介事的捐水骚，不但对于抗旱救灾没有实质意义，反而添烦添乱，弄巧成拙。
捨近求远 捨本逐末
令人不解的是，政府当局为何要用这种费时失事的方式向灾区送水呢？抗旱救灾，向灾民伸出援手，本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何况中国政府如今有的是财力人力物力，根本没有必要捨近求远、捨本逐末，将救灾搞得好像做骚似的。
我们可以看到，每当外国发生地震、水灾等自然灾害，中国政府都会第一时间伸出援手，捐钱捐物，为善不甘后人。例如本月初智利发生强烈地震，中国政府立即提供一百万美元紧急援助，紧接着又在二十四小时内从全国各地迅速调运价值二百万美元的救灾物资，用波音七四七包机运往当地。又如之前的海地大地震，中国政府更是慷慨解囊，前后总共捐了约二千万美元的现金和物资。
中国政府的慷慨大方，固然在国际上博得阵阵掌声，为自己树立了「仁者大国」的形象。然而，如今西南地区人民遭受百年一遇的旱灾，无数灾民正在生死边缘挣扎求存，当局又拨出多少款项救灾呢？中国政府可以派专机把救灾物资不远万里送给外国，为何不能调派飞机或火车将救命水和物资送到自己的子民手上？
「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繫，利为民所谋」，不应是空话套话，而是必须有实际行动支持。对外国人讲仁义，对中国人更不能例外，抗旱救灾，正是对执政当局的严峻考验，是真正以人为本，还是做骚博掌声，全国人民都在看着。
西南灾情恶化 北旱又杀到
本文重点
* 旱情处处 华北居民恐慌
* 耕地受旱面积达1.1亿亩
内地西南地区旱情持续之际，北方地区旱情亦已显现。甘肃东部、陝西大部、山西南部、河南西北部等北方地区，近期降雨已比往年少二至五成，部分地区已出现饮水困难情况。加上北方「十年九春旱」的特点，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秘书长、水利部副部长刘宁亦表示，不排除出现南北同旱的严峻局面。
目前北方旱情不容乐观，仅河北、山西、甘肃已至少有一百六十八万人饮水困难。其中河北省已出现五十年一遇的大旱，去年夏天以来未有明显降雨，造成至少四十八万人饮水困难，十二万人需要出外运水入村。专家指出，如春播前仍无明显降雨，当地将有一千万亩农地无水耕种。
旱情处处 华北居民恐慌
黄土高原及周边的旱情更趋严峻，山西省至少四十八万人、十一万头牲畜面对饮水困难。截至本月十五日，甘肃农地受旱面积亦达一千六百二十八万亩，七十二万人、七十六万头牲畜陷入严重缺水的困境。
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秘书长刘宁表示，北方地区旱情已经显现，若后期出现少雨高温多风的天气，北方地区的旱情将会迅速发展，令中国陷入南北须同时抗旱的严峻局面。
受全国多处出现旱情影响，有华北城市居民出现恐慌。以黄河地表水为主要水源的河南郑州市，近期不少民众都担心供水受影响，坊间充满「黄河会不会断流？」「郑州备用水够市民用多少天？」的疑问。郑州市自来水总公司为消除民间忧虑，日前强调郑州供水未受影响，且当地备用水源至少可用五十天。
云南、贵州、广西、四川、重庆等西南五省区市，旱情至今未见缓解，过去四天更新增八十八万人饮水困难。其中，云南受灾人口更可能进一步增加，因云南全省水库的蓄水总量只剩四十四亿立方米，即使节约用水仍只够用四十四日，倘五月中旬前仍没有明显降雨，全省近千万人口将无水可饮。
耕地受旱面积达1.1亿亩
据国家防总统计，截至前日傍晚，内地耕地受旱面积一亿一千万亩，二千三百七十二万人、一千五百五十五万头牲畜因旱饮水困难。针对各界对西南广泛种植桉树及橡胶树等「抽水机」，导致旱情加剧的质疑四起，为稳定民心，内地当局近日急澄清大旱与种桉树橡胶树无关。而官方《瞭望》杂志亦引述专家力证旱灾纯因气候变化，绝非人祸。
本综合道
卖血养羊脱贫大旱再陷困境
本文重点
* 无草吃 羊群不少饿死
【本讯】曾以「卖血村」闻名内地的贵州晴隆县江满村，村民约十年前起改靠养羊赚钱，努力多年终于脱贫。但这次百年大旱，却令村民再陷困境。村民为保住羊群，不惜每日来回揹水五、六次，省下穀粮供羊吃，无奈羊隻还是相继死亡，数量已达全村四分之一。有村民指现况「苦过以前卖血」，外界担心村民重操卖血故业。
无草吃 羊群不少饿死
江满村位处海拔一千六百米山区，土地贫瘠，曾经全县最穷。上世纪九十年代，村民为了些微「捐血」补贴，不惜徒步两个多小时到县城卖血，四、五天就卖一次，每次获一百多元。村内几乎全部壮年男子都出外卖血，成为远近闻名的卖血专业村。到○一年，村民试行高原畜牧，购入新西兰山羊与当地肉羊配种，再销往广东等地，以此致富。
但此次百年大旱，人、羊缺水，有村民哭诉，自己所养三十多隻羊，每天要用水八十斤，惟家中水井去年已乾涸，只好每天跑五、六趟到对面山头揹水。但即使有水给羊饮用，亦无水灌溉种草，方圆百里牧草全部枯死，羊群无草可吃，不少饿死。
昆明骚乱 数百人袭城管烧车
扫荡小贩犯众怒 防暴警清场
【明专讯】内地首次因小贩与城管队（类似小贩管理队）发生冲突而酿成大骚乱。昆明市城管人员被指打伤一名摆地摊的妇人，数百民众怒而掀翻10辆城管车和警车，并烧眦3辆汽车，事件中有9名城管队员和4名警员受伤，也有在场记者和途人被打伤。官方通为「打砸烧」事件，带走40人调查。
综合云南传媒道，前晚8时许在昆明北仓仓农贸市场前，56岁云南昭通籍妇女杨胜秀正在摆卖炸洋芋（类似薯条），目击者张先生说，突然驶来一辆城管执法车，「车上下来4个穿制服的，3男1女，下车后就把炸洋芋的车给掀了。」
误传小贩被打死 人群失控
杨胜秀试图逃跑，但被城管拉住，溷乱中她受伤倒地，人群中爆出一声高喊「城管打人了！」数百民众上前围住城管车辆，不让其离开，要他们将杨胜秀送院，并要求交出「凶手」。9时许，人群情绪愈来愈激动，有持棍民众将城管车砸烂，有传言称杨胜秀被打死，令民众更加愤怒。警方到场试图维持秩序，封锁部分路段，用扬声器喻谕人群离开，但场面仍然失控。
掷石追打城管车 狂殴警员
11时许，十多名手持盾牌、警棍的防暴人员到场增援，护送3名城管队员从车上下来，人群中有人喊：「不能让他们走！」大量石块、砖头飞向城管队员，其中一名城管员头部流血，由同事扶上车离开。约有100人仍继续用石块追掷车辆，用1.5米的长棍打砸车窗。
一名持盾牌的防暴人员被十多人打翻在地，有人劝说「不要打了，再打他就要死了。」人群才散去，有两人搀扶伤者离开。至昨日凌晨1时40分许，数十人戴覑手铐，被警察押上警车离去，砸坏的车辆被拖走。至凌晨2时30分，事态才平息，骚乱持续了6个多小时。
骚乱持续6小时 40人被拘
昆明市五华区政府昨日通称，摆档的杨胜秀「违法佔道经营」，拒绝接受处罚并骑车逃避，「在城管人员与其拉扯中，致使杨胜秀倒地」。官方表示，事件中有9辆城管被掀翻，其中3辆被纵火；4辆警车被砸烂，1辆被掀翻，有9名城管和4名警员受伤，警方带走40名「涉嫌打、砸、烧的人员」调查。
事件中，云南《生活新》採访中心主任熊熊遭执法人员打伤，现时仍需留医，官方指熊熊不听劝阻，强行穿越警戒线，所以要「进行强行处置」，但《生活新》否认指控并表示强烈抗议。另有一男一女两名途人受伤。
社会积怨深 愈高压愈反弹
【明专讯】内地城管民望一向极低，往往因为对「走鬼」小贩採取暴力执法手段，动辄打烂、没收小贩赖以为生的车仔、货物等，甚至殴打小贩，而惹起群众不满。不过近年亦有多宗小贩「以暴制暴」，以刀、棍将城管打伤甚至打死（见表）。
城管民望一向包尾
部分城市如武汉、上海等地探索城管「柔性执法」，如派出女性、以劝说方式让摊贩离开，但仍属少数。在广州、北京所进行的民调中，城管在政府部门中满意度「垫底」。
不过，内地其他省份、尤其是内陆省份往往以高压手法处理任何大小冲突，大型骚乱如湖北石首、贵州瓮安事件自然派出重兵布防，而渖阳小贩夏俊峰去年5 月持刀刺死2名城管，一审被判死刑，当局向律师施压，不允他们为夏家辩护；近期山西疫苗被揭有问题，举人王明亮收到手机短讯恐吓，山西警方驱车到北京欲将其带走，当局亦下令各地传媒不得派人到山西採访。
公民分四等 何日有和谐
太阳
本文重点
* 製造分化 加强控制
江苏省睢宁县当局近日创立内地首个「良民评级」系统，将全体县民划分为ABCD四个等级，包括诚信级别、较诚信级别、诚信警示级别和不诚信级别。凡是评为「诚信级别」的，在办理执照、申请贷款时都会获优先考虑，其馀的则可能会被「从严把关」。
县委领导不讳言，此举是为了严管民风，要让群众「一处守信，处处受益；一处失信，处处制约」。可是此做法刚实施就引起强烈反弹，被指严重侵犯民众的公民权。
首先，当局将每名县民的表现，例如欠缴电话费、受过党内警告处分等，连同其姓名、单位、住址等个人资料都在当地纸上刊登，令县民的私生活完全置于公众目光下，没有任何私隐可言。这样大规模侵犯公民私隐的做法，在内地尚属罕见。
至于评级标准，更带有很大的偏袒性。凡是对地方当局有利的，如协助招商引资，就获加分，但对地方当局不利的，如上访反映问题，就要减分。说穿了，所谓严管民风就是要让民众对地方当局服服帖帖，不得「犯上作乱」。
睢宁县当局推出这种荒唐的举措，决非出于心血来潮。中央因应日益严重的官场腐败，呼吁民众监督各级政府，然而，在不少官员心目中，官是管民的，只有官员监督民众，绝不能让民众监督官员。尤其是一些本身不乾不淨的官员，生怕民众揭发其问题，便利用手中权力，制订各种土政策，画地为牢，不让民众越雷池半步。
製造分化 加强控制
睢宁县当局其实是在民众中製造分化，以便于加强控制。值得注意的是，睢宁县并不是唯一实行类似政策的地方，例如有些地方沿用封建时代的做法，要邻里互相监督，一家出事，邻里都要被问责。有些城市则在街道设置闭路电视，将居民的一举一动都置于居委会监视之下。睢宁县的做法和他们并没有本质区别，不同的只是披上了「现代化管理」的外衣。
睢宁县领导层这一举措，其实是将睢宁县拉回文化大革命的黑暗时代，当时民众被划分阶级，成分好的，如工人、贫农，升学、就业、参军都佔尽先机，成分不好的，如地主、资本家则被打入十八层地狱，现在睢宁县的低等县民亦像当年的「阶级敌人」一样遭受歧视。宪法规定，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不分民族、年龄、性别一律平等，然而睢宁县当局居然人为製造等级差别，实属违宪行为。
国家领导人近年反覆强调构建和谐社会，然而，各地官员却违宪违法，人为地製造阶级分化，侵犯民众的公民权。长此以往，不但和谐社会成为空话，还会导致官逼民反，社会动盪。
日调整防衞策略 冲谁来不言而喻
东方日
本文重点
* 防中国之心未尝放下
日本驻冲绳陆上自衞队升格，名称由溷成团改为旅团，人数由一千八百增至二千一百，新添的三百人都具专业能力，编制新设侦察队和防化队，强化对付游击及特种部队攻击的能力。日本政府表明此举为填补冲绳美军移师关岛所带来的「战略性空白」，日本传媒认为，这标志着日本防衞重点，由以往防范北方的前苏联，改为应对西南军力日增的中国。事实上，日本近年致力经营西南防衞，几乎着着都冲中国而来。
在民主党上台后，日本对华政策明显转变，首相鸠山由纪夫提出建立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共同体构想，日皇在民主党施压下，破例接见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在在显示日本向华倾斜。同时，日本与美国因冲绳普天间基地搬迁问题闹僵，两国关係陷低谷，动摇几十年来同盟之谊。
防中国之心未尝放下
《金融时》日前发表的分析文章，还揣测日本在经济低迷负债纍纍，而又改革无望的情况下，是否寻求与中国建立新的「特殊关係」？中国日渐取代美国主宰亚太区的地位，经济上即将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日本是否採取过去政策，就像上世纪先后与英德结盟，二战后紧随美国那样，透过与强国结盟来适应全球政治变化？
鸠山似乎亲华远美，然而骨子里防范中国之心未尝一刻放下。鸠山上月指示官员和专家修订新防衞大纲，以加强日本防衞能力，应对北韩威胁和「周边」国家军事现代化格局，他虽未有点明哪个「周边」国家，但中国呼之欲出。日本担忧北韩的导弹和核武，然而对中国的戒心更大。日本主流意见认为，中国连续二十二年以两位数速度增加军费，很快日本周边军力就会失衡，佔有优势的中国，不免把势力延伸到东海主权问题上。
冲绳陆上自衞队升格，明显针对中国。去年，冲绳空中自衞队已更换战机，弃七十年代旧款的F4战机，换上续航力强、续航距离长、活动范围较广的Ｆ15战机，加强战斗力。防衞大臣北泽俊美最近也说，有意在最西端的与那国岛驻军，该岛与冲绳和东京分别相距超过五百和二千公里，距离台湾却仅约一百。日本对华猜忌，扩军野心不息，不论自民党还是民主党政府，都没分别。
龙吟大地：中国要用好水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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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处国际河流上游
* 水资源争夺趋激烈
中国西南和东南亚世纪大乾旱，持续半年之久，泰国、老挝、越南和柬埔寨指摘中国在澜沧江修建大坝加剧了旱情，这些国家准备联合向中国交涉。水资源争夺战，成为中国外交的新课题。
中国有不少国际河流，比如流向印度和孟加拉的雅鲁藏布江、流向东南亚的澜沧江、流向俄罗斯的松花江，以及流向哈萨克的额尔齐斯河。围绕这些国际河流，中国与周边国家或多或少地存在水资源利用争议，尤其是碰到乾旱天气时，这种争议便更加激烈。
以澜沧江为例，越南等国近年来一直指摘中国修建水坝自私自利，希望将澜沧江水资源分配问题诉诸联合国。印度则高调宣布，如果中国在雅鲁藏布江建设大坝，印度将不惜一战。实际上，印度媒体近年来一直紧盯中国南水北调的西线工程，中国在西藏的每项重大水利工程，都使印度紧张万分。
位处国际河流上游
前几年，由于吉林石化爆炸引发的松花江污染问题，使中俄关係一度紧绷，最后中国花费巨大的人力物力，对松花江开展整治，才使两国关係缓和。另外，哈萨克近年也指摘中国在额尔齐斯河过度开发，使下游的哈萨克民众无水可用。毫不夸张地说，这些水资源分配问题，成为中国与周边国家关係的一颗不定时炸弹。
事实上，水资源争夺将很可能成为各国新一轮战争的导火索。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曾发布了一个告，说全球正面临「水破产」危机，今后二十年内，人类争夺水资源的竞赛将愈演愈烈。但目前国际法体系中，并没有一部完整的法律规范国际河流水资源的分配，因此，世界各国往往各行其是，极容易擦枪走火。
由于中国处于多条国际河流的上游，这使中国水利工程建设往往被邻国指摘，但这也给中国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战略工具，若运用得当，将使中国外交如虎添翼。这方面中国可向俄罗斯学习。俄国利用手中油气资源对欧洲各国频频施压，不时在隆冬时节通过「断气」使欧洲各国在其他问题上让步。中国也可以利用地处国际河流上游之利，通过调节水流大小，对下游各国施加外交影响。
水资源争夺趋激烈
以中印关係为例，如果印度在领土争议问题一味强硬，并追随美国对华遏制，中国不妨就给雅鲁藏布江断流，让印度布拉马普特拉河变成无源之水，使国民经济受到沉重打击。在这方面，中国不应惧怕印度的战争威胁，该出手时就出手。一旦大坝建成，印度只能乖乖地与中国合作。
中国人多水少，尤其是随着经济发展，水资源紧缺的矛盾更加突出，因此必须未雨绸缪，统筹兼顾。今后几年，随着国际水资源争夺愈来愈激烈，联合国很可能要为此召开全球峰会，制订分配规则，中国对此也须做好准备。
冯海闻
中国成为全球第2大工业制造国 但大而不强
发布者: 中央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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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台北27日电）中国企业联合会会长王忠禹今天说，去年中国制造业在全球制造业总值所占比例已达15.6%，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2大工业制造国。但他也承认，中国制造业「大而不强」。
中新社导，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的统计显示，2009年中国在世界工业生产总值中所占比例达到15.6%，日本为15.4%。美国以19%仍居全球首位。
数据显示，2009年中国粗钢产量为5.68亿吨，占世界47%；水泥产销16.5亿吨，占世界60%以上；港口吞吐量70亿吨，占世界50%以上。
王忠禹在北京举行的一项会议说，中国制造业在全球制造业总值中所占比例已达15.6%，许多行业或产品产量跃居世界前列，被称为「世界工厂」。
但他承认，中国制造业「大而不强」，多数企业尚处于产业链中低附加价值的底部，生产性服务相对落后。在发达（已开发）国家，生产性服务已成为现代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许多跨国公司主要业务由单纯的制造业向服务业延伸和转移。
据统计，美国服务型制造企业占所有制造企业的比例为58%，而中国只有2.2%。
王忠禹指出，中国企业应顺应制造业发展趋势，透过集成产业链上下游资源，从简单加工向自主研发、品牌营销等服务环节延伸，创新商业模式，提高产品附加价值，由生产型制造向服务型制造转变。
国民收入“翻倍”存在三大隐忧
缩小贫富差距，最重要的还是要破除在资源和收入分配领域中的“双轨制”。
【侨网评论员 万罘山 3月26日】中国国家发改委近日表示，国民收入分配优化的有关方桉正加紧制定，方桉及相关措施将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二五”规划——就是未来5年中得到更多体现，届时，中国人的收入有望成倍增加，成为拉动内需的一大动力。
内需不足长期困扰中国，重要原因在于民众可支配收入少。温家宝在今年的施政告中便发出改革信号，将分配改革问题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因此，收入翻倍这样的消息自然令百姓感到振奋。不过，在实际效果未被检验之前盲目乐观不得，如果配套措施跟不上就匆忙执行，会有很大隐忧。
隐忧之一：收入差距也翻倍。有关统计显示，中国行业间收入差距可能已达10倍，超过国际公认的3倍合理水平，行业内部差距也千差万别。在旧有的不公平没有消弭之前，虽然“收入翻倍”能使低收入者增收，但也会使行业之间、城乡之间、东西部之间的差距加倍扩大，造成更大不公平。如果监管不力，导致高收入者收入翻倍，低收入者“被翻倍”，原地踏步甚至倒退，无异于加速撕裂社会。
隐忧之二：收入翻倍了，物价是否也水涨船高？早在2008年，民间有句调侃语“可以跑不赢刘翔，但一定要跑赢CPI”，反映民众对物价飞涨的担忧。眼下中国虽然没有出现通胀，但风险不可低估。官方也坦诚，将CPI上涨控制在3%左右难度比较大，这更加剧了人们对通胀的预期。甚至有网民质疑，收入翻倍可能被当作解决泡沫问题（特别是房地产市场）的手段。这断然是猜想，但也意味着当局的宏观调控会难上加难。
隐忧之三：倍增的收入从哪里来？中国的国民收入所占GDP的比例从1992年的68.6%下降到2007年的52.3%，相对的是，国家财政税收从1995年到2007年翻了5.7倍，垄断行业高管频繁爆出天价年薪。不改革税制，倍增的收入有多少能装进民众腰包仍是疑问。而如果大幅提高工资，必然提高包括垄断企业在内的生产成本，对主要靠使用廉价劳动力、靠投资驱动发展的中国经济来说，要改变，实在是船大难掉头。
收入分配关乎民众生活，关乎经济发展，也关乎社会稳定。所谓国民收入翻倍，不应该是全民收入翻倍和集体欢宴，而应是针对中低收入者的翻倍。缩小社会成员的贫富差距，当局既要完善监管，发挥税收的杠杆作用，削高补低，更要破除在资源和收入分配领域中的“双轨制”。
依靠政策形成的垄断行业不能既在资源占有享受特权，在分配中依然享受特权；农民和农民工不能既拿着最低收入，还享受不到国家在医疗、教育和养老等方面的保障，城乡统一的公平分配机制必须建立。否则，收入翻倍只是一种“水涨船高”的游戏，当不得真。
回归小城市 “蚁族”会消失吗？
【侨3月27日社论】近来,“蚁族”一词在大陆大热，这一族群指的是“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他们如蚂蚁般弱小，亦如蚂蚁般坚强，他们收入不高，却受过高等教育，他们渴望融入大城市，却艰难地生活在城市的边缘，他们被打上了悲情与卑微的烙印，但他们也有属于自己的光荣与梦想，渴望平等与尊严。
有关“蚁族”的话题不但频频见诸媒体端，占据了网络数百万个词条，更成为中国“两会”上代表委员们关注的热点，《蚁族》一书还登上中国高层官员的桉头枕边……“蚁族”问题引发中国各界的广泛关注与讨论。争论中，有人把“蚁族”的出现归咎于大城市高不可攀的楼价与不断上涨的生活成本。
事实上，物价因素只是“蚁族”问题的一个表象原因，更深层次的原因还在于社会资源的分配不均以及财富与权力的分配不公。
据学者调查，“蚁族”中50%以上来自农村，20%来自县级市，来自省会和大城市的不足7%。他们是典型的“贫二代”，很多家庭年收入不超过5万元。他们在大城市里既无根基又无人脉，甚至很多家庭为了供子女上大学全家勒紧裤腰带，不惜举债。这让他们在各种“拼爹游戏”中处于劣势，也让他们在大城市中的生活倍加艰辛。
有媒体近日援引一组美国“富二代”与“穷二代”的收入对比数据指出，背景不同的学生大学毕业后15年左右，来自最穷家庭的学生年收入为美元，来自最富家庭的学生则达美元，其间相差20%。对于这一数字，普林斯顿大学前校长William Bowen解释，贫困学生在选择专业时处于劣势（法学院、商学院、医学院等高薪专业学费不低），上学期间因为半工半读，也会影响功课。另外，因为没有任何关系门道，求职也到处吃亏，更不用说偿还学贷的压力使他们难以进行“资本积累”。因此，他呼吁加强对贫困学生的奖学金支持，改变“穷二代”、“富二代”遗传的格局。
而在中国，“蚁族”更别指望能拥有“富二代”80%的年收入。他们需要的只是基本的民生诉求，渴望与其他人有同样留在大城市的权利，渴望有平等的就业机会，渴望通过公平的竞争实现自己的理想。只是，当理想遇到现实，他们中的很多人只能在相对低收入的工作中疲于奔命，在艰难的生活中坚强地生活。
许多人建议大学毕业生不要留在大城市当“蚁族”，应该去二三线城市或是自己的家乡工作。
众所周知,“蚁族”之所以在归去来兮之间徘徊，之所以忍受着孤独与卑微扎堆大城市,决不仅仅因为大城市的灯红酒绿与高楼林立，更多在于大城市比起他们的家乡，工作机会更多，工资待遇与教育培训的条件也更好。“蚁族”们走进大学，留在大城市，已不单纯是为了生存，他们希望通过知识改变命运，获得一个超越父辈、向上走的未来，甚至于给自己的后代一个脱离困境的前景。
而离开，也不是解决“蚁族”问题的根本出路。“蚁族”们或许会因为低廉的房价和压力较小的工作而感到一丝轻松，但当回归成为大潮，二三线城市是否有这么多就业机会容纳他们，房价是否还会继续低廉？那时又会不会催生出新一批二三线城市“蚁族”？
地区间社会资源的严重不平衡才是问题根源。近日，有媒体道了“上海式贫困”与“北京式富裕”的“相对论”：一个月入5000元（人民币）的上海外来者因为租房、日常开销、照顾在农村的家人等问题可能生活拮据；而一个月入只有1000多元的“北京土着”却因为有房子、有父母“罩着”、受教育更容易而生活悠哉。
这就是资源分配不均造成的地域差异，这就是地域差异造成的人生不公平。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蚁族”用他们特殊的存在方式提醒着人们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地区间发展的不均衡。大城市飞速发展，农村和小城市却相对落后。
从人性的角度讲，我们理应对年轻而沉重的 “蚁族”们给予更多的尊重与关怀，并伸出援手，为他们提供更好的生活与就业环境；从历史的角度讲，在中国社会深度转型与阶层显性分化过程中，“蚁族”成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只有着力消除城乡差别、缩小贫富差距，并去除由此产生的社会不公，“蚁族”这个独特的群体自会消失。
开发商空降武汉，将填东湖450亩建酒店
红网3月26日道 深圳华侨城集团将武汉东湖风景区核心地段在内的3167亩土地以43亿元收入囊中，每亩单价仅136万元，关乎东湖渔场450亩水面将被填掉，开发为“都市休闲娱乐区”，知情人称，华侨城的操作手法是，将该地向银行抵押融资，在获得银行贷款后，再投入到武汉华侨城项目中，成为运作该项目的主要资金。
原定开工时间却一推再推。
自去年12月高调举行奠基仪式后，原计划今年2月开工的武汉华侨城项目，至今仍未按期动工。
此前，“空降”武汉的深圳华侨城集团，依仗多年来长袖善舞的能量，在项目前期的运作却相当顺利，以勐龙过江之势“夺取”武汉城投和地铁集团名下大块土地，更以超低价将包括东湖风景区核心地段在内的3167亩土地以43亿元收入囊中，每亩单价仅136万元。
同时，关乎东湖生态安危的东湖渔场450水面将被华侨城填掉，开发为“都市休闲娱乐区”，建造两个四星级酒店和其他商业服务配套设施。
更令人震惊的是，因东湖“修编规划”未获建设部批复，武汉华侨城项目虽未全面开工，实际上已经是“先斩后奏”，其开发东湖的环评和批手续，亦将是一个漫长过程。
勐龙过江强势“夺地”
深圳华侨城集团的手眼通天和非常规手法，在“武汉华侨城”项目的拿地过程中，被演绎得淋漓尽致。
去年12月，华侨城集团以43亿元中标获得武汉“P(2009)113”地块，包括东湖风景区及中北路延长线在内的3167亩土地，这是2009年武汉拍卖的最大一宗黄金地块，规划用途为“居住和游乐、旅游设施”。
但鲜有人知的是，上述地块，大多原为武汉城投和地铁集团的“建设项目资金平衡用地”。但几经博弈之后，相关单位只能 “忍痛割爱”。
3月21日，武汉城投集团的魏晓波仍不愿谈及此事，“这是政府定的事情”。
时代周记者调查获知，2007年，武汉市为解决“重大市政建设基础项目”巨额资金缺口，出台《关于我市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利用土地储备等融资工作的意见》(“武政【2007】93号”文)，以城建项目沿线或周边土地为抵押向银行贷款，最后用土地出让净收益还款，通称“建设项目资金平衡”。
据此，武汉城投集团在2007年通过“武政办【2007】15”号文批准，将杨春湖副中心纳入“两个火车站”基础设施项目打包平衡土地范围，负责储备和一级开发。该地总面积1103公顷，可经营性土地413公顷，土地净收益为94亿元，可基本平衡所需资金。随后，城投集团将该地整体质押给银行，获贷 148亿元。
不料，自2009年5月深圳华侨城集团“空降”武汉后，陡生变故。
武汉市政府在“华侨城项目专题会”上决定，将杨春湖等土地打包项目约 1003公顷，作为该项目平衡用地。这直接涉及城投集团在杨春湖和武汉大道的多块土地储备和既定项目。
无独有偶，受武汉华侨城项目用地影响的，还有武汉地铁集团。知情者披露，地铁集团拥有平衡资金的土地亩，将产生净收益195亿元。但由于华侨城介入，该集团4号线一期工程中的2 宗土地被划出，总面积28公顷。
时代周记者了解到，武汉华侨城项目规划用地逾20平方公里，涉及武汉城投集团杨春湖、武汉大道沿线和地铁集团轨道交通土地打包及若干城中村项目。
“利益主体错综复杂，各方互不相让，只能市政府从中调和。”知情者告诉时代周记者。土地所有权突变，令武汉城投十分狼狈。据透露，该集团已确定的银行贷款无法继续使用，已用贷款失去还款。武汉市土地储备中心在杨春湖的收储工作，也因此陷于停顿。
对此，武汉相关部门一致反对，认为不该因华侨城项目影响重大市政建设，其中，尤以市发改委的态度最为鲜明。该部门在给市政府的一份复函中明确表示： “当前正在实施的武汉城投集团杨春湖打包项目和武汉地铁集团轨道交通打包项目，是严格按照93号文件规定的程序，经市政府审核批准，且土地打包净收益是专项用于武汉火车站、武昌火车站以及近期轨道交通建设，不宜调整。”
武汉市财政局认为，利用土地获取平衡资金的方式，应该仅限于非营利性的重大市政城建项目。
武汉市建委一人士表示：“华侨城项目属企业经营性行为，不应与武汉城建项目冲突，况且它是中途插进来的。”
但最后结果却是：在市政府统一协调下，最终仍以满足华侨城项目用地需求而告终。
而且，华侨城还另外拿到了近2000亩东湖风景区内的土地，令武汉业界惊羡。
“低价”获地玄机
深圳华侨城所拿地块的地段之佳，地价之低，令业界自叹弗如。
该宗 “P(2009)113”地块总面积为211.16公顷，约3167亩，主要分布在国家级4A风景区东湖沿线，成为独享东湖景观资源的黄金地块，商业价值巨大。而且，其用于房地产开发的面积为86.56公顷，占总面积的40%之多。即便剩下60%用于主体公园和酒店旅游开发的部分，其商业附加值也十分丰厚。
但该地每亩单价仅为136万元/亩，楼面地价为2136元/平方米。一业界人士指出：“东湖范围内的这类地，当前市价至少应在 800万元/亩，这个价格等于拱手相送。”
武汉市土地储备中心相关人士也向时代周记者承认：“该价格仅仅是拆迁和整理成本，考虑到近年来物价上涨趋势，征地拆迁和市政设施建设成本应按每年增长5%来计算。”
通常，深圳华侨城拿地区域的平均征地拆迁成本应在85万元/亩，而市政设施平均成本应在15万元/亩，相关财务费用支出应为2.5万元/亩。一亩地从生地整理成为熟地的成本，大约在110万元。
据此，深圳华侨城136万元/亩的拿地成本，充其量只比拆迁成本“溢价”26万元。
记者查证，深圳华侨城集团在东湖管委会辖区内的和平村、渔光村等地，皆以最低价格拿地，仅以东湖渔场540.9亩地所对应的拆迁成本，就能管窥其拿地成本之低。
去年11月25日开始拆迁时，东湖渔场被告知的拆迁价格为：陆地每亩50万元，水面每亩40万元，场区住宅楼内持有两证的住户按4150—4200 元/平方米补偿。渔场办公区域拆迁补偿价格，仅为600元/平方米。
如此低廉的拆迁价格，令业界震惊。东湖渔场一干部介绍，早在5年前，场区有意出售所辖部分土地，当时评估价格是600万元/亩。“现在5年过去了，土地不仅没有升值，反而还大大贬值了。”他忿然道。
记者查阅《武汉市市区土地定级与基准地价评估》标准，渔场应为Ⅳ级，所对应的商业基准地价标准为：3943元/平方米。据此测算，每亩拆迁费应为 263万元，50万元/亩的拆迁价格，实际每平方米仅为750元，与3943元相差5倍。
而且，3943元/平方米的基准地价，乃武汉市国土资源和规划局在2007年颁布制定，如今已过去3年，武汉房价飞涨，但地处国家4A风景区内的土地价值却反而严重缩水。
对此，东湖管委会相关负责人向时代周记者坦承：“深圳华侨城属于武汉市引进的项目，一切都是执行上级部门的决定，管委会除配合外，并无自主权。”
“当低价拿到这些黄金地块后，华侨城的操作手法是，将该地向银行抵押融资，在获得银行贷款后，再投入到武汉华侨城项目中，成为运作该项目的主要资金。其实，说白了就是武汉市让深圳华侨城获得利用土地融资的渠道，以此支持武汉华侨城项目。”一位知情人士一语破的。
时代周记者了解到，这 43亿元地价款，深圳华侨城当前也只支付了部分前期资金，更多指望通过这些地块来“平衡”。
另据相关人士透露，东湖管委会实际上与武汉华侨城项目另签有合作协议，涉及互惠开发，具体内容尚未公布。
东湖被填450亩生态恐恶化
更令外界瞠目结舌的是，长袖善舞的深圳华侨城，竟将一块历来属于东湖核心一级保护区的450亩水面，以“土地”名义竞得，并规划“填湖”营建星级酒店。日前，相关规划设计已完成，动工在即。
在上述“P(2009)113”地块中，第四块总面积为1057亩，虽然公告中对其地理位置仅以“东湖风景区沿湖景观路”笼统带过，但熟悉该区域的人士皆心知肚明，该地大部分是“东湖渔场”范围，属于《东湖风景名胜区条例》禁止“填湖开发”的水面。
为给华侨城项目腾地，3个月前，建于1951年的东湖渔场109户职工住房被强拆，四名女工被殴伤住院，现在只剩下一片废墟和波澜不惊的开阔水域。
“东湖渔场共540.9亩，其中85%是水面，起码有450亩，”3月20日，67岁的渔场老职工李先德指着眼前一片茫茫湖水对记者说，“怎么被华侨城一买过去，就变成土地了呢”
时代周记者实地踏访看到，东湖渔场由大小50多块水面构成，面积30万平方米以上，约450亩。在此养鱼30年的老刘称：“水面划分是为养鱼需要，草湖从来就是东湖的一部分。”
为何450亩的东湖水面，会被当作“土地”一并出让给华侨城集团
知情人士披露，如此操作是为回避“填东湖搞开发”的硬伤。外界风传，该水面将被填埋后建造星级酒店。事实果真如此吗
3月22日，记者来到位于东湖环保局5楼的“深圳华侨城驻武汉办事处”，武汉华侨城实业公司新闻发言人黄小林向时代周记者承认，东湖渔场将被整体开发为“都市休闲娱乐区”，规划建造两个酒店，即“度假酒店”和“精品酒店”，均在四星级以上。他毫不讳言：“除酒店外，还要兴建商业和购物休闲配套服务设施。”此外，还将在数百亩的渔光村水域中，建一座大型“水上公园”。
黄向记者证实“已聘请SWA、HZS和斯坦伯格三家公司做完酒店的规划设计”，但对酒店的设计高度和楼层，黄表示暂时不便透露。
对记者“填湖开发”的询问，该公司另一人士反诘道：“公司是出钱通过土地交易中心拿到该地的开发权，不填水面怎么搞开发”
东湖渔场的消失，将直接威胁到东湖水质生态安全。3月23日，中科院院士刘建康在得知东湖渔场将被整体填埋进行商业开发后，深感震惊：“东湖主要靠渔场投放鲢鳙鱼吃掉水华，改善水质，养殖鱼苗的水面不能填。”
据渔场负责人介绍，上世纪80年代，东湖每到夏季便出现大面积蓝藻水华，致水体发绿、发臭。时任中科院武汉水生所所长的刘建康建议东湖渔场养殖鲢、鳙鱼苗，每年向东湖大量投放，鱼苗在生长过程中吃掉大部分蓝藻，有效控制水华净化湖水，此为“生物操纵”法。
奇迹就此出现，1985年后东湖水华现象消失，至今没有重现。提出这一方桉的中科院谢平博士，荣获国际湖泊生态学大奖。
记者了解到，鲢、鳙鱼苗的专业养殖和投放，几十年来均由东湖渔场在450亩水面中完成，年产鱼苗3亿尾，每年投放50万斤到东湖所属各大湖泊中。这也正是东湖渔场被设置为正处级单位，一直享受财政拨款的主要原因。
现在，东湖渔场面临消失。刘建康不无担忧：“东湖已转好的水质生态环境，将重新面临水华和蓝藻的威胁。”
受阻建设部未批“东湖规划”
武汉华侨城项目开工时间一推再推，令集团高管心急如焚。
3月22日，黄小林向时代周记者婉转解释：“由于我们对项目规划要求非常高，必须尽善尽美后再动工。”但他同时承认时间紧迫：“市政府要求在 2011年辛亥革命100周年时开业。”
知情者向时代周记者透露，该项目当前不能开工的一个重要原因，乃东湖管委会向国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呈送的《修编〈武汉东湖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的请示》尚未获批。
近年随着东湖的地理位置优势、商业价值日益显现，东湖管委会认为现在的《武汉东湖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已不能适应东湖发展，动议重新修编。
2007年，修编工作启动。2009年9月，由省建设厅上建设部。知情者透露，正是该“修编规划”的“功能分区”部分，将现属武汉华侨城项目开发的东湖渔场等地段，定为可进行商业、旅游项目开发的区域。这也是该项目得以实施的最根本依据。
但东湖“修编规划”至今未获建设部批复。尽管武汉华侨城项目当前已成骑虎之势，也不敢贸然在国家4A级风景区中大兴土木。
知情者指出：“该项目的核心价值就是利用东湖资源，它唯一的‘尚方宝剑’就是‘修编规划’尽快获批。”
时代周记者于是致电国家建设部，获悉该修编方桉还需建设部会同环保总局、国土资源部组织专家团论证。法规司相关人士表示：“涉及国家级风景名胜区的修编非常严格，最终还要通过国务院。”
事实上，当前深圳华侨城集团在东湖的项目运作，已严重违反国家和湖北省保护东湖的法规，可谓“先斩后奏”。
谙熟东湖保护的人士指出，建设部1995年(建城字第557号文)《关于武汉东湖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的批复》第四条规定：“严格禁止在风景名胜区内乱砍滥伐林木、污染湖水、开山采石以及乱建房屋等违法活动。”
此外，2008年1月1日湖北省人大颁布施行的《武汉东湖风景名胜区条例》第十九条规定：“风景区内禁止建设污染环境、破坏生态、景观的企业和设施。风景区核心景区内禁止建设旅馆、招待所、培训中心、休(疗)养院以及与风景名胜资源保护无关的其他建筑物。”
“更不用说填埋数百亩水面，开发星级酒店项目了”，该人士说，武汉华侨城当前正在东湖核心区域“东湖渔场”内，规划和操作的星级酒店、商业服务等经营性项目，均属严重违规。
3月22日，东湖管委会宣传部部长何连远向时代周记者严肃表示：“在新的‘修编规划’未获批前，应该继续执行原规划。”
谈及东湖“修编规划”，一位常在东湖晨练的省委官员极为感触地说，当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俞正声主政湖北时，为加大东湖保护力度，于2006年将东湖管理局升格为东湖管委会，副市级别。俞正声在湖北7年，坚决反对利用东湖搞开发，很多地产商被拒之门外。
该人士遥指武汉大学位于东湖边的一栋白色高层教学楼，因该楼破坏了东湖天际线，俞每次都会感慨：“这种建筑败笔再不能出现在东湖边了。”“如果俞书记当年就支持东湖搞开发，东湖‘修编规划’应没这么难，他来湖北之前就是建设部部长。”
教改纲要征求意见今结束 被指回避重大遗留问题
环球网3月28日道 3月28日，《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下称《纲要》)第二阶段公开征求意见结束。各界对这个征求意见文本的热议，不乏透彻的分析和中肯的评价。
“育人为本”能否真正到位
有一种意见认为，在一些关系教育发展的关键点上，《纲要》还存在理念不清、概念模煳、改革路径不明等问题，因此很有必要在第二阶段征求意见中增进共识。其中《纲要》在“总体战略”部分提出的工作方针“育人为本”能否真正到位，就引发了相当多的点评。
“人的发展和自由是教育的目的，而不应该只是把被教育者当作开发人力资源的工具、手段来培养。”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贾西津认为，关于教育指导思想的表述，除了要体现党的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还要体现以人为本这个教育的基本目的。为人的生活做准备，使人能为社会所用，这个原则属于教育的共性，应该在《纲要》中有所表达。
就《纲要》“体制改革”部分“考试招生制度改革”一章中没有对考生考改革加以论述的问题，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顾昕表示，“我们不光要落实大学招生自主权，还要落实考生自由选择权，让学校有选择、考生没选择的高考制度是不完善的。中国人可以获得发达国家好几个录取通知书，这种事情考中国的高校却不会有，因为受制于我们的体制。我们高考制度的残酷性在于把考生推上独木桥，让他战战兢兢、如履薄冰，还要他学会调适好自己的心理承受能力。文本有必要补上‘考生考改革’的内容。”
“春天来了，孩子们又要面对一个尴尬的春天，因为几乎所有中小学校都不敢组织户外踏青活动。”中国青少年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孙云晓，对我国中小学生的社会实践被压缩到如此空前的低水平深感忧虑。他说，“这个现象在世界各国教育界看来都是很荒唐的，它无非涉及有没有财政专款给学生上保险、有没有法规提供安全训练的保障两个问题。我在10年前就提出过这类建议，却至今没有在《纲要》中体现出来。”
“2009年，全国学前教育三年毛入学率只有50.9%，农村还要低很多，这个问题在学界已经讨论了一年多。”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研究员高峡认为，如今“重点发展农村学前教育”出现在《纲要》“发展任务”部分的第三章中，不能只是一个方向性的口号，更重要的是要有解决的路径。比如布局问题，现在农村基本上还是以镇中心为主，按照这样的模式建造幼儿园，居住在村里的幼儿要么选择放弃，要么选择寄宿。可见，这种布局模式并没有真正考虑到孩子的利益。
“我建议把《纲要》中对学前教育的‘政府主导’改为‘政府为主’。”教育部基础教育质量监测中心副主任胡平平说，2003年开始实行的“政府办园为骨干，社会力量办园为主体”的办学体制，也是源自“政府主导”的政策，结果很快导致了全国城乡幼儿“入园难”。如果仍然停留在“政府主导”，由于受以前政策惯性的影响，多年来形成的这种对学前教育规模的扩大基本不规划，甚至对新聘的教师基本不投入的局面就很难改变。
不该缺失的基本原则
《纲要》对一些核心问题缺乏明确的表述，文字上“繁简失当”被一些人认为是一大缺憾。比如在“保障措施”部分“重大项目和改革试点”一章中提出“成立国家教育改革领导小组”，作为一个全新的组织保障机构，这个领导小组究竟设在教育部还是国务院？其功能是“审批”改革，还是破除改革中的阻力？是推进中央向地方放权，还是政府向学校放权？政府在放权给学校后，以怎样的方式管理学校？这些疑问都有待回答。
“《纲要》在‘保障措施’部分提到要‘大幅度增加教育投入’，却没有明确一个重要的教育资源配置原则。”贾西津认为，到2012年达到GDP的 4%，不论比国家财力的增长水平还是国际比例的平均水平，都不是一个很高的数字。除了总体数字，还有必要规定教育投入的分配原则，比如多少投在教育最基本的普及上，多少投在最高端。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余晖也提出了类似的意见。他说，《纲要》提出一些发展指标的同时，必须有相应的预算指标，比如到2012年财政投入占 “4%”，这个总额是多少、如何分配？分配到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等领域也要有预算。《纲要》不写清楚这些问题，最后很容易给各行其是的执行者钻空子。
“《纲要》在‘体制改革’部分有关‘民办教育’的两节中，体现民办教育平等地位还是非常不够的。”贾西津说，比如规定对民办教育如何依法管理，似乎是与管理公办教育完全不同的套路，什么设立董事会、推进监理制度之类，这些特殊的规定，恰恰反映出对民办教育的一种歧视。落实民办教育与公办教育的平等，本应在学校的地位、办学体制、师资流动性这些方面都一视同仁。然而《纲要》却在“义务教育师资流动包不包括民办学校师资”这一政策关节点上没有明确。
北京语言大学教授谢小庆作为二十多年追踪研究高考的专家，对于《纲要》没有关注到考试的质量很不满意。他强调，国家2003年颁布了《行政许可法》，可在高校招生中违反这个法律的行为太多了，不能依法清理违法者是政府的缺位。此外还有不合格的考试大量存在，对于考试的质量政府也从来不监管。考试的质量往往关系一个人的命运，政府不仅要监管冰箱、彩电的质量，更要通过建立一个教育质量监管机制监管考试的质量。
浙江工贸职业技术学院院长何向荣建议《纲要》在“发展任务”部分的“职业教育”一章中，增加一句话：“建立职业教育集团利益相关运行机制，推进校企一体化教育流程变革。”他向本刊记者解释说，现实中校企合作一头冷一头热、工学结合两张皮的问题所以普遍存在，是因为缺少多方利益共享的保障机制。成功的试验证明，通过组建资产型、契约型、资产+契约型等多种类型的职业教育集团，可以促进职业教育从校企合作到校企一体化的转变。
切忌“规划规划，墙上挂挂”
“一个《纲要》不可能对所有的教育问题做出解答，每一个教育的问题也不可能因为一个《纲要》就迎刃而解。在今后的落实过程中，新的问题会不断出现。”参与过《纲要》起草的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副秘书长叶之红说。
面对本刊记者“《纲要》实现预期效果的可能性有多大”的提问，更多的学者表示忧虑，感到“底气不足”，有的则表示“有总比没有好”。
有人担心：“《纲要》会不会在发布后被束之高阁？”理由是：其一，这个《纲要》不是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个，比如1993年的纲要，提出的目标有多少没有实现，为什么没有实现，并没有评估过。如果今天这个《纲要》同样不做阶段性评估，不做最后的盘点，不认定并追究失职者的责任，就会失去实质性的意义。其二，《纲要》回避此前教育改革遗留的重大问题，比如“普九”数百亿元欠债的偿还、高校数千亿元贷款的偿还等。
提起1993年的纲要提出的世纪末教育财政投入要达到GDP的4%，至今没有兑现，以及纲要期限内出现若干始料之外的改革(比如高校并校、高校大扩招、费改税对农村教育的冲击等)，参与过国家医改方桉起草的余晖说，此次《纲要》跨了3个五年规划，许多事情要下一届政府去做。在下一届政府的执行中，这个《纲要》的权威性、可执行性还有多少，都是值得关注的方面。
“《纲要》不能回避一些制度建设的具体路径。”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杨东平教授说，比如，把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变成现实，需要通过哪些具体路径的构建？要有具体的路线图和时间表，否则很容易成为大家说说而已的文件语言，从而出现“规划规划，墙上挂挂”的情形。
余晖说，“《纲要》应该增加一个‘名词解释’，在医改过程中我提了多少次，医改办接受了我的建议，做了11个名词的解释，最后公布还是没有拿出来。《纲要》也要就政校分开、行政化管理等词的内涵，给各界一个标准化的‘名词解释’，否则任由大家一词各表，达不成共识，落实起来就名不正言就不顺了。”
《纲要》“发展任务”部分提出的义务教育“实行县(区)域内教师和校长交流制度”，这项政策强调了许多年，操作中却难有推进。北京一中原校长王晋堂指出，其阻力就来自集中了优质教育资源的重点校认为这样做是削峰填谷。高峡认为，靠教师流动解决均衡化问题是治标不治本的。
至于《纲要》提出义务教育要“切实缩小校际差距，着力解决择校问题”，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郑若玲教授认为，择校的根源是资源配置不公，择校带来的最严重后果是对孩子的成长十分不利。从1993年国家推出教育规划纲要算起，社会上义务教育的择校现象延续了十多年，少数重点校通过收取择校费，轻而易举地获得了巨额收入，从未受到遏制。一个维护既得利益者的错综复杂的潜规则体系，成了少数重点校以及教育主管部门谋得暴利的“近水楼台”。
杨东平认为，教育公平意味着要打破这个“利益格局”，注定会受到这个“特殊利益集团”顽强抵抗。比如2006年新修订的《义务教育法》规定取消重点中学，却挡不住各地的优质教育资源继续向名亡实存的重点中学倾斜。一些地方政府解决择校问题不是做不到，而是不想做。如果未来10年这方面的改革仍没有足够的勇气、耐心和信心，“解决择校问题”的表述就只会是“挂在墙上”的一纸宣言。文/《瞭望》
民间博物馆筹建“贪官馆”评选百年百名贪官
四川在线3月27日道 为贪官建个博物馆怎么样？近日，这个话题在网络微博里高速传播。昨日，发博者大邑建川博物馆馆长樊建川证实：“国内各地各级纪委都在办贪官展览，但还没有一个博物馆，建贪官博物馆很有必有。”樊建川说，截至昨日他已收到不少博友反馈，其中有建议，也有担忧。他透露，自己的想法绝不是一时心血来潮，包括全力参与竞拍贪官赃物等具体操作方式已有考虑。“一定要和纪委等有关部门联合来做，相信一拍即合。”
贪中精选贪
用微博直播两会“问政”，在微博上创作《成都欢迎你》……樊建川如今已是名专业“围脖”。昨天陪同国内收藏界文化名人马未都参观建川博物馆，樊建川也一刻不停鼓捣手机，拍照片、写短信，把现场通过微博发布在网上。“我每天至少要发出好几篇微博，从没间断过。”
24 日，樊建川发出微博：“建设贪官博物馆很有必有。建设傻官博物馆更有必要。为筹建贪官、傻官博物馆，需评选百年百枚贪官、百年百枚傻官。欢迎推荐，欢迎提名。这条信息在微博世界一石激起千层浪，“围脖”们纷纷跟进发表观点。
“围脖”“@理印达”表示：很有创意。估计其前途：1、搞不成；2、搞成后成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纪检部门列为反腐倡廉必看课，每年组织N多官员前往学习；3、纪检部门与该馆直接建立合作关系，凡揪出的贪官，有关材料直接给你备份一套用于展出。樊建川回复：“不抑制贪官，危险。”
“围脖”“lguangze007”有些担忧：“你有多大的地盘来建啊！贪多少钱物算贪官？那些用权力为子女亲属作交换的隐性贪污，算不算贪官呢？嗨！难啊！”樊建川言辞铿锵：“精选，贪中选贪！”
可联手官方
“办贪官博物馆是可行的。”昨日，樊建川接受记者独家采访时表示，最近纪委倡导廉政教育进景区，帮助干部和群众树立正确的财富观、荣辱观，四川省和成都市纪委就此都来过建川博物馆几次，希望以某种形式对干部进行廉政教育。“我就想出了办贪官博物馆这个点子。”樊建川说，“全国各地各级纪委都在办各种贪官展览，但是还没有一个博物馆，可惜。”他认为，办好贪官博物馆，对党和国家，对全社会都有好处。
办馆思路已经在樊建川脑子里形成，“必须和纪委等有关部门联合来做，民间和官方应该能一拍即合。”截至目前，樊建川已经在微博上收到全国各地不少博友的贪官推荐，有博友建议：百年贪官博物馆与百年傻官博物馆可以合并。“不干。”樊建川坚持说，很多时候，傻官比贪官更凶险。当然，两馆可以部分并联，既贪又傻的放这儿，比如两个馆有各自入口，出口并为一个。
全力买赃物
贪官博物馆的展品从何而来？樊建川不愁，他自己已经从博物馆库房中找到一大批“贪官文物”，总数达几千件。包括新中国成立初期贪官的审判状、忏悔书等等。
樊建川对重庆贪官文强已经曝光的几个花瓶、价值数百万元的名画等赃物很感兴趣，“以后只要有拍卖贪官赃物的机会，我一定会去买来，放在贪官博物馆中供公众参观，警醒大家。”他测算着，要是能收集到300个贪官的300件赃物，放在博物馆里“都很不得了。”博物馆开馆后，还可以与有关部门联系取得支持，让正在服刑的贪官到馆里“现身说法”， “对在职干部和百姓来说，教育意义会很深刻。”
(本文：四川在线 ：蔡宇)
中国最神秘的部门 竟是“有关部门”
2010-03-25 中国新闻网
《日本新华侨》日前刊出日本旅华作家加藤嘉一的文章《“有关部门”缘何神秘》。文章说，一则网络调查指中国“有关部门”最神秘，但冷静思考能发现，“有关部门”本身一点也不神秘，尤其从新闻道角度，保护消息很正常，不过，滥用“有关部门”之说不合新闻职业精神。而“有关部门”的蔓延也必然牵涉到部门太多，无法从职能分工角度判定事务由哪一部门来服务的现实困境。
文章摘编如下：
日前，某网站上的一则网络调查引起了笔者的兴趣。在这个题目为“中国最神秘的部门，你认为是……”的调查中，投票率最高的是“有关部门”，为 92%。尽管该投票可谓“纯属娱乐”，但也可从中看出，老百姓对反复出现的“有关部门”有成见。
“有关部门”到底有多神秘？笔者平时在写作的过程中，根据选题，经常给“有关部门”打电话咨询状况。但几乎从未获得过让笔者满意的答桉，许多回答者往往采取回避的态度：“我不知道你要了解的情况，问问有关部门吧。”如果笔者接着问：“您说是哪一个部门”对方十有八九会说：“这个我怎么知道”令人哭笑不得。
但其实冷静下来仔细思考，就能发现，“有关部门”本身一点也不神秘。尤其从新闻道的角度讲，保护“消息”是再正常不过，再应该不过的了。随随便便暴露“据加藤嘉一透露……”绝不符合职业道德和精神。因此，无论哪个媒体，向观众、读者传出的“据有关部门”、“据有关人士”等说法是严格遵守职业规范的结果，并不值得从神秘性的角度进行任何讨论。
不过，据笔者所知，中国部分媒体人士最近有意或无意中使用，甚至滥用“有关部门”。对于新闻从业者来说。必须保护消息的同时，尽可能公开消息也是符合职业精神的。
“有关部门”出现得太多，老百姓也似乎有些麻木了。至于网民嘲笑“有关部门”这一提法的原因，笔者认为，与中国传统文化息息相关。众所周知，中国人的人际关系很复杂，往往从血缘、地缘、学缘，而不完全通过社会契约的方式处理工作上的合作关系。在这个意义上，大家过于对“有关部门”保持敏感性跟日语里说的“保身”(保护自身的权益)密不可分。
可想而知，“有关部门”的蔓延也必然牵涉到部门太多，无法从职能分工角度判断或确定这一事务由哪一部门来服务的现实困境。笔者希望，在不远的将来，中国“有关部门”能够褪去神秘面纱，不再成为“难言之隐”或者推托之辞。
山寨流水：官场之色
古时做官，秘诀之一是「多磕头，少说话」。今天的官场，讲的是「有些事只说不做，有些事只做不说」。两者表述不同，含义相同。除了说话做事，官场还有其他禁忌，其中包括颜色。溷迹官场的内地公务员，选择色彩除去个人喜好、文化、宗教等因素，还必须考虑到官场的潜规则。
红。公开场合必须讲红、唱红。红，意思着官方的正统思想，出席会议、发表言论必须红字当头，如马列主义、四项基本原则、三个代表，还有与时俱进、科学发展等政治流行语以及红色金曲。总之腔调愈红愈好，不要怕人说你左。
灰。很少有人嫌自己的钱多，公务员也是如此。如何获得工资外收入？收取贿赂属于黑色收入，生意人送上钱财，当然有不良企图，稍有不妥，有可能因小失大，葬送仕途。
识相者，用稿费、翻译费、交通费等等名义，送上金钱，金额虽然不多，但属于劳务酬，稳妥、可靠，不易翻船。单位部门内部小金库分的钱风险也很低，数额略有差别，但人人有份，即使被上级追究查出，最多退回了事。如果不收，反被同事怨恨。
今年两会政府告本来有「规范灰色收入」，后因代表抗议被删，理由是收入非黑即白，不应该有灰色收入一说，这不是掩耳盗铃嘛！
黄。人人都有七情六慾，领导也不例外。官员饭局多，迎来送往，此时千万不要提红，面对美酒佳餚，说那些不合时宜的官话必定坏了气氛。为了轻鬆愉快，适时说个黄段子，大家一笑置之，谁也不会认真，更没有人追究。
申小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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