邋遢道人在“农业的出路”　　

　　

　　（中说：　　

　　

　　“1995年，我国第二产业（采掘、制造、水电暖、建筑）增加值亿元，二产业就业万人，人均创造GDP为元。”说矿业是第二产业是借用经济管理者模糊公有矿业权的说法。其实，采掘业或矿业并非第二产业而是第一产业。　　

　　

　　矿业在产业结构中的地位　　

　　

　　矿业开发者和农民一样，都站在向大自然进军的第一线。如果没有他们向社会提供最初始的物质财富，从事其他产业的人们就都要回到大自然中去求生。　　

　　

　　国际上发生次贷和信用危机以来，人们重新意识到必须以实体经济为本，中国已经把粮食安全视为重中之重。以往在避重就轻的第三产业盛极一时中曾经被淡化了的基础工业和一度被听其自然的矿业，必能逐渐恢复应有的重要地位。　　

　　

　　第一产业的农业和矿业直接面对不可再造的自然资源及其产权，第二产业制造业涉及的只是已经商品化了的原料。改革开放中曾经偏重高新产业，于是就把矿业糊里糊涂地由第一产业改划为第二产业，让它和制造业并列，说是对外接轨。于是矿业就不再有第一产业农业那样的待遇，这就松动了国有矿业权的基础，再设立资源法规也缺乏底气。欧美歧视亚非拉国家对自然资源的所有权，靠掠夺后者的矿藏致富。欧美的矿业更象制造业那样的海内外操作，所以把矿业划入第二产业。维护国家主权的亚非拉国家都把矿业牢牢抓住。沙特等国有石油部，印度、智利、摩洛哥有能源矿业部。哥伦比亚新政府在民穷财尽的边缘把石油工业国有化是出于国情的需要。中国为何没有向维护矿业主权的亚非拉国家接轨而向欧美接轨，把矿业划入第二产业，是一个疑点。前地质矿产部朱训部长主张把矿业划回到第一产业是非常必要的。　　

　　

　　曾经公认的一种分类方案是：以自然界的土地和矿藏为物质基础的农、林、牧、渔和矿业通称为第一产业。以农、林、牧、渔、矿产品为物质基础的制造业通称为第二产业。以具备不同程度技能的人力为基础的服务行业通称为第三产业。另一种方案是把矿业纳入第二产业。事实上，传统的三个产业本身必须以某种或某些人力、物质和信息资源为自己运作的基础，而且从来是同多项学科形影不离的经济领域。从这个意义上说，任何经济活动都是人力启用物质和信息资源的经济行为。如果把矿藏勘查称为资源产业，那么耕地、林地、草原和水源勘查业也将同例，不过还需要加上开采、开垦和开发，才能提供商品矿、商品粮和其它社会性商品。综合起来看，那其实就是直接面对大自然的“第一产业”。单就矿藏或土地勘查业而言，它们都是不完全的第一产业。笔者非常赞同对第一产业的范围做出科学的界定，但是对其中的各个分项都在“产业”的目录上自立门户持保留态度。　　

　　

　　不是从矿业中，而是从三个产业的总和中，把开发矿藏的地质队和矿山企业分别独立出来另立门户是什么结果呢？如果这与某种经济权益的诉求有关，但愿探讨下去会把问题弄得更清楚。但是这种做法从起点上就把矿藏的勘查和开采都分别从一个大矿业中分割出去了。如果把鱼群探测从渔业中独立出来并入水体和海底观察，是否就能造就一个独立的“水体探测业”了？是否也有必要把采矿和伐木合成一个原材料业？即使造就了更多“产业”，人们也会把它们组合成为数不多的“产业群体”，其等级要相当于之前的三个传统产业，而使众多“新产业”降格，结果是若干专业和行业在名义上提升为“产业”而实质不变。在现阶段，如果商业性矿藏勘查仍然是地质勘查工作的主体，比较有把握的是把地质勘探和矿山开采都分别称为“专业”，合在一起称为“行业”，而对把它们分别都提升为“产业”持慎重态度。　　

　　

　　中国在铁铜矿石贸易中的弱势除因资源先天不足外，至少有两个人为因素在起作用，第一是部分经济工对钢铁和各种原材料长期需求曾一厢情愿地看低，致使小冶炼厂受需求诱导破土而出百禁不止，哄抬矿石现货市价；第二是这种倾向影响到开发国内资源的力度不够，结果被国外矿业公司抓住了可乘之机。更深层的原因是：对重化工在现阶段的基础地位低估了，东施效颦地追求轻巧赚钱的时尚，任从负重累累的矿业自主沉浮。各地拚命上小冶炼厂难免有好歹靠既成事实争投资的指望。尤其是放开矿业之后，大小矿山争夺有限的资源。在叫停非法小冶炼厂和小矿山的同时也需要反思前因后果，简单从事将难以见效。和三峡工程、青藏铁路、南水北调、防护林带类似，矿业是一个基础的部门，不仅靠不了市场调节，连宏观调控都不够用，必须以高瞻远瞩的国家计划来督导。如不见微知著及早对应，被动局面还会继续加深。　　

　　

　　为了杜绝矿难，新上任的省长往往兴冲冲地烧三把火。但市场需求斜拉开发权无序授受助长了有阴阳两面的官商混杂以利为本的恶性，这本来就不是以“安全生产”为使命者治得了的。强求安全使者救火，犹如导演另一场堂吉珂德，英雄气概将无效以终。根治这个摊子的办法是政府有关方面不拘一格，亲躬矿业，既控制开发权，也把丰厚的收益纳入国库。过去政府对矿业太放手了，现在需要承担更大责任，面对面地督导矿业。这就叫“解铃还须系铃人”。看起来，也许靠保守疗法越治矿难越多。等到谁都咽不下这个苦果之后，负责改革者才痛定思痛，决心大动干戈，从矿业体制方面下手。多数独联体国家的矿业也在走向市场，但政府对矿产储量和品位指标的管理并未放松。中国政府不包办矿业，不等于不需要督导，和在矿业中以法人的身份参股和控股。紫金矿业集团在这方面就有很成功的经验。　　

　　

　　 国际战略学家张文木说，当前大国较量的焦点已经集中到自然资源的控制权上，这无疑是正确的。至于中国的自然资源相对于人口的紧缺，是否已经到了滥用资源者担不起责任的程度，还需要再作研究。中国保有的煤炭资源至少还可以开发数百年。但是为了求近求易，盗采者不顾保护人身、土地、水源和环境的需要，冒天下之大不韪，冲过了泰山石敢当开山震虎，却震不动地方官，岂非咄咄怪事。自然资源的紧缺是现实的，但更加紧缺的是对紧缺资源的公有制意识和保护措施。　　

　　

　　和农业经济学一样，矿业经济学也是“穷人经济学”。不是已经有三农四矿之说了吗？每年开春上上下下都先讲农业。可除了矿难催人以外，何时又同等重视矿业了呢？矿山及其附近总是聚集着大批低收入者，因为只有他们才把采矿看得比生命还重要。每到矿山收尾，他们就要为生计发愁。在亏本的矿山，领导阶层从不为自己的前途担忧，矿工和家属子弟们则连糊口都成了问题。全国矿工已经是千万之众。加上他们的家属和周围的服务行业，矿业总人口何止上亿。若不当真研究以穷人为本的矿业经济学，甚至不利于社会的长治久安。　　

　　

　　勘查部门目前的主调是在找矿上搞突破，这当然重要，但也需要有人在用矿上搞突破，否则岂不成了“熊瞎子掰棒子，这头掰那头扔”？所以在用好矿藏中颇有发挥的空间。尤其可以把软科学当“庖丁解牛”的才干，从找矿探矿延续到采矿出矿，促进充分利用资源。　　

　　

　　建议构筑国家督导和控股的大矿业　　

　　

　　说到整合矿业，既有整顿经营方式和管理体制的一面，更有维护国有资产和人民权益的一面，涉及到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最深层。它的要点，是在杜绝慷国家之慨和官商勾结私分矿业权的基础上整理矿业。就今日中国的现实而言，不论遵循可持续发展的理念，还是构筑循环经济，都必须由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督导、整合和控股来振兴矿业和扩大就业机会。这里需要有常设的国家机构把握长远的矿业政策，不是一两个跨部门应急决议就能彻底解决的。　　

　　

　　 政府不包办矿业不等于不要领导矿业和不以法人资格参股和控股。同时，振兴矿业不只是管好矿藏，发展矿业不只是整合资源，正如发扬企业精神并不只是遵守财金制度。每当说到开发矿业就只说理顺资源，无异改换命题。　　

　　

　　 与此同时，也需要建立一整套科学评价资源的理论和方法，不能只靠弹性无边的大原则。同时还需要通过公开招标授受资源开发权，使暗箱操没有藏身之地。公方和私方协同办矿业就会有倍增效应。　　

　　

　　 多年来经济大发展的夹缝中也有过休克疗法性质的矿业行为，这就导致了粗放开发和采富弃贫，加重了环境污染和恶性事故。它的后果是国有矿藏不能有效使用和后备资源长期不足。酿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有些经济工曾一度轻视矿业，只是因为它产值不高和不如所谓的高新产业时尚; 而在能源和矿产品严重短缺时，又饥不择食地任其为所欲为，使煤老板在矿难频发中暴富起来，事后则对棘手的局面手足无措。然而矿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犹如高架铁塔的地脚螺丝，是不能肤浅地看它本身能赚多少钱来论处的。谁对它掉以轻心，它就会以复的方式为自己申言。听任办矿者暴飱天物，也就为勘查和开采权无序发放写下了伏笔。笔者对西方右翼政界诱导国营企业全盘私有化的意图有严重的保留，尤其不赞成纵容私营矿山靠加速耗竭国有矿藏求得昙花一现的暴利。　　

　　

　　性质殊异的矿业不象第二产业中的制造业。后者若选用方案不当尚有较大回旋余地。前者则大不相同，经济关系和管理体制适当与否都会通过开发工程长期扎根地下。所以首先要悉心理出它的脉络然后再下指令。不幸的是，时而有一些大而化之但又并非适当的口号，把人们苦心孤诣经营两代的矿业在朝夕之间就激发到难以理出头绪的境地。时至今日，唯有面对忽略矿业造成的严酷现实，不再讳莫如深，才可望找到出路。　　

　　

　　大矿有发挥规模经济的优势，但也要杜绝滥采炼焦煤、钼矿、磷矿和稀土矿物然后以跳楼价格出口。小矿蜂拥而上虽能一时高产，却会把矿体挖得支离破碎，重新整合决非易事。如果自然资源不会随生产发展而消失的农业可以适度“有水快流”，其自然资源不可再生的矿业则无论如何都需要“细水长流”，而不该加速枯竭，因为主要受益者只是少数急功近利的矿山承包人，受害者则是座座矿城和全社会。“大矿久开，小矿合开，细水长流” 指　　

　　

　　的是大矿要延年益寿，小矿要整合成型，为使数万矿城持久繁荣和更多居民就业就需要充分利用贫矿和废石尾矿。舍此不仅搞不好矿业，甚至不利于社会长治久安。　　

　　

　　企业家和技术专家在开发矿藏中的贡献无论有多么大，都必须改私定高酬为上缴超额利润。矿业收益流向不明，是勘察资金短缺和后备资源不足的重要原因。如不疏通矿业资金的内部循环，而只是年复一年地为勘察工作申请资助，它就是一个填不满的无底洞。　　

　　

　　由于采矿权一度无序放开，各种稀有金属矿和煤矿都陷入了开采一哄而上的局面。一些个人，单位，地方曾经为了自己的局部利益和得失，对稀有金属矿滥挖乱采，出口的绝大部分是未经加工的初级产品，换取的少量外汇得不偿失。以铟为例，这种稀缺资源全球储备不过数吨，中国产量占全球过半，但大多销往日韩。铟的合理价位应为每吨三至五千美元，而国际价格仅一千美元上下。日本利用我国稀有金属生产、出口管理上的漏洞，化整为零，用比国际上更低的价格，加紧分批从中国各个小厂零星采购铟。一时哄采铟的百余厂家竞相压价出售，竟然贱卖到不计血本的五十美元一公斤。一大批稀有金属资源也在毫无节制地滥采贱卖。　　

　　

　　拉美的一些前政府因失守矿业权使该国民穷财尽。现政府在绝大多数人民的支持下断然从国内外豪强手中夺回了油气资源开发权。也就是说，必要时政府当以人民的名义重新掌握对矿业的控制权。　　

　　

　　国家和私营企业共事已经有丰富的历史经验。各国有战略意义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开发从来都能得到政府和民间的支持。这其实就是国家和私营公司共事，只不过并非时时都有政府的行政干预。笔者不是指一切行业都需要政府介入，只是说需要由国家更直接地干预有重要基石作用但却一度失控的矿业。中央或地方政府督导矿业的优越性是:　　

　　

　　第一，核定资源。以往的储量计算、矿量销和经济评价始终不水请见底。资源勘查者倾向多储量，开发资源者倾向少估储量，储量平衡表也有明的和暗的两套。在国家控股的矿业实体中，私方原需缴纳的资源补偿费将折算成公方股金用作企业发展基金，所以双方都会力求科学评价和充分利用矿藏。　　

　　

　　第二，革除弊端。一些私营矿山不仅靠采富弃贫牟取暴利，而且把非法所得用作行贿的手段，使国土资源部门难以深入了解实情。有由人甚至把對公共資源的管理权变成個人或小集團的利益索取权T。T经过定期培训和轮换的公方代表身在矿山经手日常工作，就能够把国家的经济政策和廉洁奉公的风尚直接带入矿业实体。　　

　　

　　第三，广开财路。有高度博弈性的矿业需要能承担较大风险的雄厚资金。公方有信誉保证和私方力求效益的实体，一方面能争取政府投资，另一方面也善于在债市和股市上筹资。这样的矿业实体必然有更强的生命力。　　

　　

　　第四，持续增长。从长远和全局的观点出发才可能发展坚实的矿业。代表国家利益的公方更注重国民经济的全局。关注企业得失的私方更加注意微观效益。国家控股的矿山企业不仅能使企业利益接受宏观调控，而且能够在制定发展规划和生产计划中自觉贯彻可持续发展的理念。　　

　　

　　第五，保护环境。每吨矿石含金一克也就是含有用物质百万分之一，由此生产黄金将排出大量废渣废水。开发其它矿藏也与此相似。矿山企业化害为利的工作量和费用本应是其经济行为的组成部分。然而，追求短期效益的多数私营矿山往往忽略保护环境。国家控股的矿业实体则会把保护环境作为己任而无需政府频繁督促。　　

　　

　　第六，根治矿难。问题的焦点不是有没有矿难，而是矿难异常频发。尽管政府设置专门机构，取缔非法小矿，采取保安措施防范矿难，都无法改变社会需求诱导官商混杂的冒险者为了牟取暴利草菅人命。政府若直接介入矿业，就能以人为本当真防止恶性矿难，显著改进矿业乃至国家的形象。如果只治理频发的矿难不改革酿成矿难频发的体制，治理矿难者必有投鼠忌器之难。　　

　　

　　笔者有一层多虑，就是不说抓好矿业则已，一说抓好矿业，就在几周之内草拟出治理恶性事故和弊端的方案，由一个多方联席会议下一道行政命令限期完成。这样做仍然是拔苗助长式的短期行为。就整合小矿而言，其结果可能不门当户对。矿山企业的整合有其自身的规律，不是搭配出貌合神离的联合体就能交卷。任何人都很难顷刻之间拿出治理矿业的对策，就象任何神医不作诊断开不出好药方一样。若要呵护好矿业，首先要看得起矿业。不切近深究就作简易处理是行而不远的。　　

　　

　　政府以人民的名义直接介入矿业也不会一帆风顺: 一方面要努力谋求双方的通力合作，另一方面照样要面对自然条件和市场机制的挑战。国家控股虽不包治百病，但是针对司空见惯的矿业短期行为来说，它毕竟是比较适当的历史性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