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社会主义制度”的衰落是不争的事实，种种社会的现实问题加剧了人们的迷茫彷徨。 “红旗到底能打多久？”这个问题又在困扰着人们。　　

至今，在理论上还没有人能否定“马克思主义”，那为什么这个颠扑不破的真理在现实中命运如此坎坷？如此落寞呢？我们都知道“知与行”的辩证关系，知是理论，行是实践。正确的理论并不一定产生成功的实践，“知与行”的不统一是所有失败的原因。但我们从来不会因为“赵括”、“马谡”之辈的失败，而否定兵书、战策之作用。同样社会主义的暂时衰落，并不能否定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马克思主义是“知”，社会主义制度建设就是“行”，马克思主义这个“知”既然颠扑不破，那社会主义的衰落，多半问题就出在社会主义制度建设这个“行”上。下面就着手对这个问题进行分析。　　

很多人都熟悉这个故事。1945年7月4日下午，毛泽东专门邀请黄炎培等人到他家里做客。整整长谈了一个下午。毛泽东问黄炎培，来延安考察了几天有什么感想？黄炎培坦率地说：“我生60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继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因为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渐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有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个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黄炎培这一席耿耿诤言，掷地有声。毛泽东高兴地答道： “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如今，回顾这个老故事是那么切中时弊，黄老先生所说的问题日益凸显，而毛泽东所说“民主”之法却收效甚微。　　

毛泽东解决“周期律”问题的思路是正确的，那就是“民主”。“民主”不仅是克服“周期律”最有效的办法，它还应是社会主义最主要的特征。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关系的定义是：人们在物质生产过程中形成的相互关系。它包括三方面的内容：（1）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即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归谁所有；（2）人们在生产过程中形成的地位及相互关系；（3）由以上两个关系形成的分配、交换、消费关系。其中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起主要作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近百年的社会主义实践证明：“其中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起主要作用。”这一论断是需要商榷的。因为社会发展的原动力是人，而不是人创造出来的什么东西，无论是有形的物还是无形的各种关系，它们都是为人所用，并为人所改变。“人”才是社会主体，社会发展的动力是 “人”，而不是那些被抽象了的概念。描述社会形态把“人”这个“物”放在从属地位，那就不是以人为本，更不是唯物主义。为此，划分不同的社会形态，“人”在该社会中的地位、作用，就应该是最主要的特征。社会主义区别于所有其他社会制度的根本点，或者说社会主义的主要特征就应该是“人民当家作主”即“民为主”。从此之前的阶级社会都是少数人主宰多数人的命运，从奴隶社会的奴隶主，到封建社会的君王，再到资本主义社会的有产阶层，虽然民众的人权在逐步获得，显示出社会进步的一面，但都没有改变少数人奴役剥削多数人的本质。从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种趋势，那就是：人民被奴役（奴隶社会）→获得了有限的人权（封建社会）→人民被“民主”（资本主义社会）。这种社会趋势的进一步发展必然是“民为主”，这是社会进步的最主要体现。“民主”成为社会主义的主要特征还在于，如果没有“民为主”这个前提，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所有制形式、分配方式、工作效率等等就都没有保障，都是空谈。当今社会主义制度的衰落就是对此最好的证明，曾经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正在土崩瓦解（从苏联及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开始），其根源就在于没有认识到“人的地位及相互关系”的重要性，它才是决定生产关系的“主要”。所以说：“民为主”应作为社会主义的第一特征。只有“民为主”才能确保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也才能证明“共产党没有自身的利益需求”的真实性。应该建立这样的认识：共产党人打天下不是为了坐天下，而是为了建立一个让人民做主人的先进的社会制度。从这个角度讲，“民主”不单是共产党人跳出周期律的办法，更应是共产党人孜孜以求的目的。　　

既然民主的思路是正确的，那么再分析一下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方式是否存在问题？　　

中国的民主主要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是我们国家的根本制度，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方式基本类似。这种方式显见的问题是，极少数人代表民众参与国家的管理，很容易被权力控制。例如我们国家：三千左右的全国人大代表背后的民众有十多亿，每个民众的愿望能通过这种悬殊比例的“代表”体现出来吗？这种状况就形成了一种管理上的瓶颈，这种狭窄的瓶颈因“代表”的权利倾向（这是长期的一党执政，权力又不能为民众制约的必然结果），使得民意在此发生梗阻，致使民意无法有效的转化为党的意愿政府的行为。即使“代表”能够真正代表民意，“参政、议政”的这种形式也不能使“民为主”。古今中外任何团体，大到一个国家小到一个单位，能成为其主宰的标志是：对各级行政官员拥有任免权。谁拥有了这个权利谁就是该团体的真正主人。对这个问题一定要有清醒的认识，常言道“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控制不了各级行政主管这个“头”，又怎么能控制事情的走向呢。还有，民意百分之百的“被代表”，这种方式不科学，剥夺了绝大多数公民直接参与社会管理的权利，致使大多数公民感到自己被排除到国家管理之外。绝大多数民意的“被代表”使得社会主义的“社会性”无从体现，这又何谈“社会”主义呢。由此我们就能得出问题的答案了：中国的民主方式即“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并不能使“民为主”。其实这也是社会主义制度走向衰落的根本原因，因为社会主义国家自建立之始，人民就不是国家的主人。“党管干部的原则”使得党成为了国家的主体。这种体制依靠的是信仰和道德的力量进行国家管理，一旦信仰和道德缺失，这种体制治理国家就会显得力不从心。这也是为什么斯大林、毛泽东不约而同的采取各种斗争的方式（甚至是残酷的斗争方式），去保持共产党人信仰的纯洁性。采用这种“保鲜”的手段，其目的是好的，也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但方式不科学。其一，这种方式不具有连续性；其二，社会的发展过于动荡；其三，都属于“人治”。两位伟人之后，由于社会主义民主制度没有切中要害，共产党又没找到有效的“保鲜”措施，这是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也是社会主义制度衰落的根源。　　

找到了问题的根源，我们就可以有的放矢的去解决问题了。　　

第一、建立有效的民主制度。　　

改“党管干部原则”为“党与民众共管干部”。它要体现的是，党来引领方向，人民来制约干部。这里的“干部”是指国家各级行政官员，包括“国务院总理、省长、县长、乡长、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的独立法人以及国企的法人代表”。　　

方案如下：　　

一、为实现国家管理的民主化，要建立网络实名制。这样民主监督才更真实，并确保每个选民只能在一地投票，避免重复投票。　　

每个行政官员都应在互联网上建立自己的网站，公开所有规定的信息。国家的行政官员都实行年薪制，工资标准要高于同级党务人员的十倍左右。实行收入公开制度，县级及以下官员要公布本人及配偶的收入情况。县级以上行政官员要公布本人及配偶、子女、双方父母的收入情况。　　

二、国务院总理的产生及民主管理：国务院总理人选由政治局推荐一名候选人，交由人民代表大会投票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如果否决被推荐人，政治局应更换总理人选，但否决被推荐人不得超过三次，第三次国家总理人选可由政治局指定，不再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国务院总理一经上任，其网站要显示全国具有选举权公民的支持及反对票数。总理上任一年内支持率无效；上任一年后，如果发生50%＞支持率≥40%，连续时间超过半年，总理应被罢免；出现连续三个月40%＞支持率≥30%，总理应被罢免；出现连续半个月30%＞支持率≥20%，总理应被罢免；支持率＜20%，总理应被即刻罢免。　　

其他中央各部委官员的产生及管理：人员产生由总理提名，报政治局审批，报人民代表大会通过，通过方法同上。　　

中央各部委官员的管理，每年由总理及人民代表大会评定。按分数评定合格与否，60分以上为合格；总理有40分的权利，总理的打分应报政治局通过；人民代表大会有60分的权利。　　

三、省级、县级及乡级行政干部的产生及民主管理：这三级行政官员的产生实行差额选举。由同级别党组织推荐两到三名候选人报上一级党政组织通过，采用演讲等形式让本选区的选民了解他们，并由当地选区的常住及暂住选民选举产生，票多者当选。各级官员上任后，当选官员其网站要反映当地选民的支持率情况；当50%＞支持率≥40%，连续半年，该行政官员应被罢免；当40%＞支持率≥30%，连续三个月，该行政官员应被罢免；当30%＞支持率≥20%，连续半个月，该行政官员应被罢免；当支持率＜20%时，即刻罢免。　　

四、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员的组成：全部由各省及其以下的行政官员组成，并根据各省的人口比例分派名额。每个人民代表在参与所有国家管理事物上的言论及投票都要在网站公开，并给予必要的说明，以便于其本地公民对其监督。并规定，放弃人大代表权利的官员，即刻罢免其职务，并无权再从事该级别及以上的行政职务。由这些官员做人民代表是基于，视野、能力、水平他们更适于参与国家大政方针的讨论。又由于有了网站支持率的限制，使这些官员不得不尽心尽力。而且便于民众对“人民代表”的监督，能使民众参与到国家管理事物之中，而不再是“隔岸观火”。 　　

五、其他国家机关及全额事业单位法人代表的管理办法：成立一个由退休人员组成的“社会群众监管组织”，专门负责国家机关和全额事业单位中，具有独立资格的法人代表的录用及每年评议工作。　　

（一）、录用工作主要程序内容：由本单位党组织推荐两到三名候选人，报上级党组织批准进行竞选。再由录用权力机构按一定程序，共同评议打分，分高者当选。录用权力机构由三方面组成：1、上一级党政领导及本单位党组织。2、单位内部职工代表。3、社会群众监管组织。三方权重相同。　　

（二）、每年评议工作：社会群众监管组织，每年有两次全面了解单位各项行政工作的机会。年底或下年初三方各自对法人代表作出合格与否的评议。对评议的结果有如下措施：1、在任的法人代表，任何时点被三方同时评定为不合格者，该法人代表应被免职。2、连续两年被社会群众监管组织评定为不合格，该法人代表应被免职。　　

（三） 每届独立法人代表的任职期为五年。能得到三方组织共同认可的官员，可连任。　　

六、国企负责人的管理：　　

（一）、采用职业经理人的管理方式。　　

（二）、每年评定一次，由该企业党组织及上级主管、本企业职工代表、“人大代表”共同评定合格与否（根据企业规模制定相应人大代表的范围、数额）。方式结果按上面第五条第（二）款执行。　　

七、相关规定：　　

（一）、一个单位连续两届行政官员或法人代表被上述原因免职的，其单位同级党组织的负责人，应被降职。　　

（二）、一个系统的下一级行政官员或法人代表，一届任期出现超过半数被免职的情况，这个系统的行政官员负责人或法人代表应被解职；这个系统党组织负责人应被降职。　　

（三）、行政官员的收入管理可参照“新加坡”的做法。各级行政官员及法人代表每年只能领取同级党务人员一倍水平的工资，剩余部分任职期满后方可领取。如出现被免职情况，另行处理。　　

以上方案只是一个总体思路，细节还需要进一步的推敲，与之配套的法律法规更是繁巨，非一人之力所能完成。

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这样的民主才是超越了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民主。它也将是共产主义民主制度的雏形。

第二、确保共产党鲜明的阶级性。　　

首先，实施“党政分离”。　　

党政不分，使得我们党在国家管理中扮演着裁判员、运动员的双重角色，这是困扰所有社会主义制度国家的顽疾，其反科学性无需赘言。党政不分的直接结果，是使国家权力的承接形成了“党袭”制，它是造成“人治”社会的主要根源。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如何处理好与非无产产阶级的关系，这是共产党一直没有处理好的问题。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适度的市场经济是一个必须的过程，各种阶层的并存是一个相当长的阶段。非无产阶级同样是国民的一员，国民待遇应该是同等的，不应因阶级的不同而有差别。党政不分的体制使得党在治理国家的过程中，在正确处理好各阶层的关系上显得无所是从。改革开放三十年我们党在这个问题上的做法，就是以牺牲自己鲜明的阶级性为代价，换取有产阶层的产生、发展、壮大，并向我们党内渗透。这已使得共产党在向一般意义的政党退化，这样的行为无异于自掘坟墓。党从国家管理实务中解脱出来，专职“制定规则”、“裁判行政工作”、“宣传社会主义思想及引领群众工作”，是化解这一矛盾的有效办法。由此说：“党政分离”解决的不仅是管理层面的内容，还是保持党鲜明的阶级性永不变色的重要举措。　　

党政分离不仅仅是职务上的分离，更重要的是职责分离及收入差别。党务干部主管思想工作、宣传工作、群众工作及监督行政工作。其他一切行政性的事物都归行政人员负责。这一点必须明确下来，因为它是政体改革的基础。　　

收入上要有差别，党务干部按照现有的工资发放原则执行，但要限定条件：科级、处级、局级、省级党务干部其工资分别不得高于当地平均工资的一倍、两倍、三倍、四倍。党的主席工资不能高于全国人均收入的十倍。共产党员的个人资产超过年均国民收入的一百倍时，必须捐赠超额部分或退党。省级及以上党务人员要公示其家庭财务情况。如此，就解决了在物质上保证共产党人坐在大多数群众的一边。俗话说：“屁股决定立场”。这样“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才有可能实现。　　

党政分离，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家治理必须解决的问题，以保证共产党始终站在最广大人民的一边，而不是“官员”甚至是“资本”的一边，直至民主成为国家、国民的自觉、习惯，直至消灭了阶级消灭了按劳分配制度。　　

党政分离更重要的意义还在于，确保这种广泛的“网络民主”的真实有效。党只有置身世外，才能确保“网络民主”的客观公正，才能建立起一种有效的制约、制衡机制。但，要想实现毛泽东所说的“政府才不敢松懈, 才不会人亡政息。”没有党带领是做不到的，人人起来只会是一盘散沙，造成的是混乱。只有党带领人民共同监督政府，才能真正使政府唯人民马首是瞻，才能真正摆脱“周期律”的束缚。为此，“网络民主监管机构”要由党组织负责，再辅之以其它党派人士及社会群众共同参与执行。最终形成的国家管理形式是：党与民众共同雇佣社会精英做各级政府、单位的CEO。　　

　　

其次，理论上要不断创新与时俱进。　　

从理论方面看，马克思主义对物质世界规律的认知总体是科学的，但有一个困扰唯物主义者无法回避的问题，就是物质世界的产生及人的出现。按照我们的理论讲，物质世界及人的出现，都是一种偶然的现象。虽然这种偶然性孕育在某种必然性之中，但这种偶然性无论怎样去和必然性联系，都很难使人们安然。面对苍茫的无尽宇宙，地球、太阳系乃至银河系都是沧海一粟，而人更是一粒微尘毫不足道。偶然来到这个世界，必然离开这个世界，离开后与这个世界再无任何瓜葛。对此，要求人们应当如何如何的生活，说服力自然要大打折扣。不弥补此缺陷，就难使人重视生命珍惜人生，热爱这美丽的星球、人世。“怎么舒服怎么活”就会成为一些人的必选。这种缺陷，使人在面对世间各种诱惑时毫无定力，这是腐败问题深层原因之一。但就是这如微尘不足道的人，却能把无尽之宇宙揽入胸怀，能感知感受世界之无穷浩瀚，世间之百味玄妙，可谓“小人体大宇宙”。其中深刻之处不能不探究，这是完善唯物论之要处。马克思主义这个飘荡在欧洲上空的幽灵，现今滞留在世界的东方，就象希腊神话中巨人与力量之神“安泰”，他只有根植在大地母亲的怀抱，才会力量无穷所向无敌。放眼世界，只有中国这个文明古国才具有使马克思主义生根繁盛的条件，这将是历史正确的选择。在中国的传统文化智慧中能找到使马克思主义扎根之母本，只要我们拥有更广阔的视野宽阔的胸襟，去审视人类的整体文化，就能够寻找到可嫁接之母本。通过这种结合，中国将为人类世界创造出一种理论，这一理论将使“和谐世界”思想成为一个活的有机体。这个理论的形成，将成就人类这一最伟大的社会主义实践活动。　　

对传统文化的认知。传统文化有其合理的内核，但其应用之学基本都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是把人民当做被管理、被统治、被奴役的对象，是为少数人服务的工具，这样的文化必须要打倒要砸烂，因为他们和社会主义“民为主”的理念是背道而驰的。但其合理的内核确实需要我们继承并发扬的，这就叫“古为今用”。这就如同在一块肥沃的土地上既能种粮食、蔬菜，也能种毒草、罂粟，我们所要做的就是拔除毒草种上食粮为我所用。　　

按照上面的国家管理设计方式进行，党务干部会从各种繁重的行政事务中解脱出来，之后工作重点应转向宣传党的理论思想、向行政部门反映群众的呼声、监督行政官员的工作。为此就需要党务工作者走入基层，指导各级工会、职代会的工作，深入农村了解农民的想法需求，再把群众的各种问题和要求向有关行政部门反映，并监督他们的工作。如此不仅能推动各项行政工作高效率的开展，还能使党与群众之间的关系恢复为“鱼水之情”，不再是“舟水之状”。这样共产党就会重新赢得人民的爱戴，社会主义的思想理论“马克思主义”也就有了扎根的土壤，社会风气也必然会面貌一新。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会是一个相当长过程，这就要求共产党必须保持鲜明的阶级性才能保证党不变色，才能始终站在最广大民众一边，使党群关系成为“鱼水之情”而千秋万代，才能避免“舟水之状”终将被颠覆之命运，才能造就一个繁荣强盛的社会主义中国。强大的社会主义中国是建立“和谐世界”的充分必要条件，唯有如此才能使世人相信社会主义才是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当社会主义制度在全球重新繁荣并成为主宰的时候，和谐的世界就会形成。　　

第三、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　　

首先，马克思主义是颠扑不破的真理，为此共产党的执政就具有了任何其它政党所无法比拟的先进性。只有共产党的领导我们才能走社会主义道路。其次，只有社会主义社会广大民众才能是国家的主人，为此民众会选择共产党的领导。再次，走资本主义道路行不通。跟在美国人的屁股后面走资本主义道路，中国能强大吗？会让你强大吗？你又凭借什么去超越它们？凭着我们并不熟悉的资本主义制度，去赶超美国？美国人会坐视你变强大？这是显而易见的昏聩。多数人做主人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能够强大起来的法宝，因为民主的社会主义制度，才能拥有可持续的高效率，我们才能超越资本主义国家，除此之外别无他途。为此，党的主席应同时兼任国家主席及军委主席，以确保国家的社会主义方向。（党管军队的原则不能放弃，如何管这里不再涉及，但军队的性质要明确：它是属于最广大人民的由共产党来管理的军队。）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并不是让共产党来包办一切。共产党应该行驶的责任是：宣传党的思想，掌控国家发展的方向，监督各级行政官员，帮助、指导、服务于最广大的人民群众。　　

以上就是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框架。　　

如此力度，触及整个执政体系利益的变革能否行得通，就成为最现实的问题。　　

回顾近百年的社会主义实践活动，以苏联和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由于民主制度不完善，苏联只能算三四成的社会主义，中国也只有五六成。基本属于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加近似于“封建社会”的上层建筑（原因是“人大”不起作用，党政一体党管干部的“党袭”制度与封建社会的“世袭”制度近似）。中国之所以比苏联多出一两成，在于“文化大革命”的实践。“文革”已经被否定，总体上看这是无可非议的事。但就其理念来讲，让民众起来参与到国家的管理事务之中，却是自阶级社会以来未曾有过的创举。这是伟人毛泽东看重“文革”之所在。毛泽东说：他一生只做了两件事，一是打跑了蒋介石，进行了八年抗战。二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很多人对此觉得匪夷所思，被称为“十年浩劫” 的文革怎么能与打倒蒋介石打跑日本鬼子相提并论，真是“伟人”老糊涂吗？　　

想一想自阶级社会以来，人民始终处在被奴役被剥削的地位，何曾做过主人。被主宰的命运在几千年的所谓文化的熏陶下，已经成为了民众的一种习惯和不自觉，所以对这种“文化”的革命是实现“民为主”的必须。不砸烂几千年以来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所谓“文化”，就不能实现真正意义的民主，就不能使民主成为所有人的一种自觉、习惯。这也是“文化大革命”之所以称为“文化”的原因所在。而“大”是因为革命的对象有几千年的历史，什么三纲五常、三从四德、孝为先、父母官等等，愚忠、愚孝、宿命、束缚民心的思想，其潜移默化的影响已入人骨髓，成为了鲁迅所说的“民族的劣根性”，故不用“大”的手段不足以荡涤其毒害。其目的就是：革这种劣根“文化”的命，以改造整个民族，从而建立一个崭新的社会主义文化，使人民挺起胸膛做主人。这是文化大革命的深层含义。　　

毛泽东还试图用“文革” 这种方式来摆脱“周期律”。众所周知“文革”的目的是“反修、防修”，反修、防修是为了确保社会主义制度不被颠覆，从而确保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从而跳出“周期律”的怪圈。这是符合逻辑的认知。绝不像某些人认为的：“文革”只不过是一场为了权力的角斗，因为刘少奇威胁到了“主席”的权力。这种认识太小瞧毛泽东了。如果只为了扳倒刘少奇，毛泽东说句话、开个会基本就能做到。虽然刘少奇当时在党内地位很高，但其影响和人脉与行伍出身的彭德怀相比都稍逊一筹，一个庐山会议就解决了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中央政治局委员“彭大将军”的问题，一个长期做文职工作的刘少奇，根本用不着“主席”兴师动众发动全国人民打到他。 “权力之争的认为”基本属于经不起推敲的哗众取宠。　　

发动全国人民打到那些大大小小的修正主义分子，这些被打倒的人绝大多数和“主席”相距甚远，与“主席”的权力毫不相干，这是为什么？只有一个理由：“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 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为了人民的利益，为了建立一个让人民做主人的社会制度，他愿冒天下之大不韪愿做孤家寡人（这里的“天下”是指过去和他一起出生入死打天下的战友，当时的当权派。）战友情亲友情都淹没在对人民无比深沉的大爱之中，因为他的脑海里始终有这样的口号 “人民万岁！”。这才是伟人思虑的主题，这才是共产党人该有的大忠、大孝、大爱、大胸怀，这才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由此，从另一个侧面可以看出毛泽东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不认同，或者说毛泽东觉得“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起不到“人民来监督政府”、“人人起来负责”的作用。所以说“文革”是毛泽东为实现国家“民主政治”的一次尝试。　　

打倒蒋介石、抗战八年是何等壮怀激烈，能与之并驾的“文化大革命”更是前无古人，古往今来没有人做过这样的尝试：真正让人民做主人。这就是毛泽东一个伟人对“文革”的认知。他的伟大不单是因为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哲学家、伟大的诗人这些名号，也不是他的博学、智慧、人品，更为重要的是他有一颗为了人民的利益舍得一身剐不计身后名的滚烫的赤子之心。任何裕美之词形容这位伟人都不为过，也只有这样评价他了：古今中外无出其右。　　

伟人也有其局限性，这是历史的局限，是生产力的局限，是“物质决定意识”的必然。“文革”的问题主要是认识上有误区、方式方法不科学。　　

认识上的误区体现在没有认清当时的中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致使经济上统的太死缺少活力，体现在民生的改善成效不大。政治上超前脱离实际，体现在政治空气过度浓烈，意识形态的过渡超前使人有窒息感。所以，在这种基础上开展的“文革”运动也就无异于“沙器”。　　

方式方法不科学主要是指：一、不具有持续性，毛泽东曾经设想七、八年搞一次，这种脉冲似的运动使得社会过于动荡难于把握，不制度化无章可循是其弊病。“文革”这种方式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官员工作的动力问题，它只是构成了一个循环状态，一拨人取代上一拨人，然后等待下一次的被取代，如此往复而已。所以七、八年搞一次“文革”也是必然。二、领袖意志。“文革”颠覆了整个传统文化，使得民众对官员不再像父母似的看重。几千年中国百姓改变命运的方式，十年寒窗、学而优则仕成为陋习。忠、孝作为传统文化大加褒奖的品德，在社会主义的大忠、大孝面前成为了小家子气。民众并不太了解其深刻含义，几千年积淀的传统习惯非一朝一夕所能克服解决，盲从、急躁、激烈成为其弊端。由此，我们说：精神层次的文化革命应该贯穿于整个社会主义的实践之中，这是一项长期的工作任务。三、忽视了人的差别，“人的能力有大小”，做领导不能只靠“红”靠“造反精神”就能胜任，“文革”期间普遍的效率低下成为其至酷。这里大概存在一个误区，就是“主人”如何体现出来？真正的“主人”不必亲力亲为、事必躬亲。选拔那些有能力的人，褒贬、奖惩他们的作为，这是“主人”该做的事情。“文革”让许多能力不强的“主人”亲自披挂上阵，赶鸭子上架效果可想而知。这种普遍的官员能力不强的问题所造成的社会矛盾，在1957年曾经以“反右运动”的形式爆发过一次。解放后大批的“农、工”干部走上了全国各级的领导岗位，这些在战争中多有功劳的“农、工”干部，大多数属于服从命令不怕牺牲的“大老粗”，走上领导岗位独当一面，普通百姓因其亲民的作风，可能感觉不到他们能力的欠缺，但“知识分子”对这些“农、工”干部能力的欠缺是洞若观火。当中共中央决定，在全党进行一次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发动群众向党提出批评建议时，“知识分子”对这些干部的不满此时迸发了出来。其中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向共产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发动猖狂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由此引发了主要针对“知识分子”的反右运动。由于对阶级斗争形势估计得过于严重，在全国开展了一场群众性的政治运动，致使反右运动被严重扩大化。这场运动的结果巩固了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但同时也阻隔了“知识阶层”对我们党的监督作用。由于这种监督作用的缺失滋生了党内各级领导层面的问题，这为后来“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埋下了诱因。而造成这个连锁问题的原因是因为国家制度设计上存在缺陷，党政不分、民主制度不科学是主要问题。　　

前文构想的针对全体行政官员这种广泛的民主制度，在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之初，无论是苏联还是中国都不可能实行。因为，1.在没有网络技术的前提下，这种广泛的民主成本太高难以想象。这就是物质决定意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表现。2.社会主义国家基本都是通过暴力革命在不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实现的，社会主义的思想理念在当时民众中基本没有认识，只有通过这些革命者去推动社会主义建设。再加之“打江上坐江山”的传统思想，使得“党政分离”的制度难以实现。这两个因素是制约社会主义制度不完整的主因。也是造成政治运动频繁的所在。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党吸取了经验教训不再搞政治运动了，一心一意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物质生活，这是应该肯定的。但只拉车不看路，使我们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现如今，互联网的出现为社会主义完整的生产关系的实现提供了物质的可能性。只有“党政分离”这一措施解决起来还有难度，难就难在对权力的“不舍得”。但通过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提高全党的认识，看到这一措施的实施是社会主义阶段的必须，是可以解决的。共产党人舍弃国家行政权力，它将得到一个完整的社会主义制度，得到国家的富强，得到人民的拥护。再加之打江山的那一代人已经退出了权力中心，这种人情的顾虑也已解除，为此，共产党人到了兑现承诺的时候了：“赋予人民主人之权力”。对此，现实也容不得共产党人犹豫踟蹰了。　　

　　

　　

当今的中国已经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面临经济发展的抉择、人民及国家命运的抉择，最终归结到社会制度的抉择。这不是哗众取宠更不是耸人听闻。　　

在经济方面，世界性的经济危机迫使我国不得不痛改前三十年近乎“野蛮”的经济发展方式，说其野蛮就在于前三十年经济的发展主要依赖的是：资源的巨大浪费、社会环境及自然环境的严重破坏污染、人民及国家利益的牺牲以及“计划生育”的国策。资源浪费、社会及自然环境的破坏污染、人民及国家利益的牺牲这些问题有目共睹无须赘述。　　

“计划生育”国策本身无可厚非，改革开放以来民生的改变得益于“计划生育”，但老龄化社会来临，两个人为七个人去创造财富的时代已经开启。现在开始就将进入为“计划生育”国策付出代价的时候了。　　

经济危机和可持续的发展观迫使我们不得不尽快改变经济的发展模式，经济转型就成为必然。说转型就转型了那就太异想天开了，这是需要人去推动的，不同的人做同一件事其结果会迥然不同。从邓小平的改变粗放经济的发展模式到如今的可持续发展观，其实都是在要求经济的转型，但至今不能实现，其原因就在于人才的缺失及旧的管理框架造就的腐化官僚的环境。管理学上有个观点：一流的领导用一流的干部，二流的领导用三流的干部。旧的管理方式注重的是上下级的关系而不是能力水平。所以经济要实现转型需要大量人才的涌现，而且要求这些人才必须把精力放在工作中。为此，就必须彻底改变原有的国家管理方式，净化官员生存环境，最大限度的提升他们的工作效率，这样经济转型才可能真正实现，并具有可持续性。背负着老龄化的社会、社会及自然环境污染的治理、经济转型的重任，去追赶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这是一个需要超高效率才能完成的伟业，这种高效率逼迫着我们没有选择的要进行“政体”的改革，以造成一个不拘一格降人才的社会环境。　　

人民也到了要求改变命运的时候了。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其正面作用是巨大的，民生得到了改善视野得到了开阔，民众看到了世界的全貌，追求自由、民主、公平的社会生活已成为思潮。网络技术的快速普及是经济发展对中国的最大贡献，它为建立一个科学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提供了最坚强的物质保证。但，在经济大发展的同时我们党付出的代价也是巨大的，党的纯洁性、鲜明的阶级性在丧失，共产党在向一般意义的党退化。这使得民众的思想空前的混乱，似是而非的观念甚嚣尘上，“拜金主义”几乎成为全社会的信仰，“恭喜发财”成为最美好的祝福成为人们追求的理想。拜金主义使得社会诚信空前的缺无，民众的精神极度的空虚。在精神上获得慰藉、安心成为民众强烈的需求。加之民众渴望变革腐败、房价、医疗、教育、就业以及各种社会不公正问题等等，这一切都成为人民思变的动因。食品行业的问题，在我国其它行业和领域都有不同程度不同形式的体现。这些问题大爆发会成为全社会不稳定的导火索。这些问题不单是社会诚信缺失问题，政府相关部门的效率低下、不作为甚至官商沆瀣一气始然；这主要是由于上层建筑与市场经济不匹配所至，现今中国的上层建筑更近似于封建社会由此可见一般。它不仅与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相去甚远，就连市场经济这一资本主义的产物都不适应。不要指望道德可以改变这一切，在发达的经济社会，如果没有制度和法律的支撑，道德常常是软弱无力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多种经济形势并存的局面，就要求我们的上层建筑一定是社会主义民主为主体与资本主义的法制相结合的方式，以德治国只能是辅助形式。　　

改革开放的三十年造就了一批亿万富翁，现如今富翁的出现有了加速的趋势。股票市场对私营小企业大力扶持进入了富翁批发阶段，一批进入资本市场中小板及创业板上市的私营企业主迅速暴富，资本阶层正在急速壮大。这个阶层的力量是当今中国社会中最强大的一部分，有产阶层人员的组成基本都是一些有头脑、有能力、并有思想还很有影响的人物。很多人在政府中担任要职，拥有财富、依靠权势、拥有话语权能量巨大。这些拥有巨大财富的有产阶级更希望社会制度彻底变革，以确保其财富的稳定。他们很清楚，宪法是由人来制定的，可以改成这样当然也能改成别的样子，在社会主义的框架下“资本”有着强烈的愿望寻找到它的归宿。他们所拥有的财富要想延续下去惠及子孙，资本主义制度才是它的家。　　

2007年开始的经济危机使得中央计划投入四万亿投资，而地方投入的资金更是不计其数，单一个湖北省就计划投入一百二十多万亿。围绕这块硕大蛋糕暗流涌向相关官员及其亲友的资金会不计其数；当下政府左手对右手的监管，只能触及皮毛难动筋骨；如此，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会有越来越多的官员暗富起来，这些财富会使这些官员的信仰行为发生改变；共产党营垒内部的瓦解就会显现，这是最可怕的问题。我们从来不惧怕外部的敌人，中国这样大的执政党只有自己才能最终打倒自己。　　

再加上国际社会敌视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明暗推动，还有国家分裂分子的煽风点火。　　

这就意味着绝大多数的国民都不满意这样的社会制度，经济的发展也要求更高效率的机制产生。所以，这场社会变革已经成为不可避免，只是时间问题。　　

中国将向何处去？这样的问题就变成极现实的思考。　　

中国的走向无非两种：1、走“人民做主的社会主义”道路。　　

2、走资本主义道路。　　

“人民做主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实现，有两种方式：　　

一、自上而下的方式。犹如日本的“明治维新”，需要明君来实现。　　

二、自下而上的方式。犹如印度的独立，需要人民中出现“甘地”式的人物来推动。　　

之所以会认为以这两种方式，是因为它们都是和平的方法。暴力的方式既不符合国情更不符合人民的意愿。　　

走资本主义道路主要也就两种方式：　　

一、“苏联”模式。　　

二、“台湾”模式。　　

苏联模式最有可能，中国已经拥有了一群颇具实力并有巨大影响的有产阶级，只要他们在党内物色到代言人，再加之民众还未觉醒，中国“变色”就不是一件困难的事。台湾方式的可能性很小，各民主党派难与共产党抗衡，他们基本没有壮大的条件和机会。　　

面对这两种是前进还是倒退的社会变革，中国的命运又将会如何？　　

回答这个问题就有必要把中国当下的社会阶层做一下划分：第一是管理阶层，主要指中高级官员。第二是有产阶层（包括暗富起来的官员）。第三是广大的人民群众。第四是受国外敌对势力扶持的少数分裂主义者。　　

在这诸多的社会力量的角逐中，最具主导地位的还是管理层中的高层。他们拥有着巨大的权力，管理阶层中的高层基本是主张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至少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旦国家高层认识到社会主义制度上的这种弊端，进行政体变革的愿望是会有的，但困难是巨大的，他们要面对整个国家的执政体系，会触及所有官员的利益。那些暗富官员的抵制会最强烈，这些人是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因为他们希望通过“苏联”的方式去实现财产的合法化。这种以民为主的变革也不会得到有产阶层的支持，因为这种变革会弱化资本在社会中的作用，而且也会令他们有朝不保夕之忧。面对这些国家内部的阻力，需要决策层拥有智慧、气魄和胆识才能化解之。　　

外部敌对势力是不希望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中国出现的，他们最希望看到的是一个混乱的中国，退而求其次是步苏联之后尘。那些分裂主义分子当然只能寄希望于乱中取势了。　　

唯有广大民众会成为这项惠及自身变革的坚强有力的支持者。广大的人民群众包括：工、农、兵、学、小商贩、职员和知识分子，他们占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如果让他们选择是走“做主人”的社会主义，还是走被“民主”的资本主义道路，毋庸置疑他们绝大多数都会选择前者。　　

走人民做主人的社会主义道路其实已经势不可挡。开放的三十年，中国人民追求自由、平等、公正的社会生活的愿望是有史以来最强烈的，只是他们还不知道能否实现？如何去实现？由于互联网的快速普及，为中国“甘地”的产生创造了无比优越的条件，只要天降“甘地”与中国，互联网会成为唤醒民众最有效的途径，当民众觉醒之日，倒行逆施是没有出路的。群众的力量会促使共产党去做出最正确的选择。　　

所以说，中国采用“明治维新”的方式进行政治体制的变革最有可能。这是一种判断当然也有希望的成分，“希望”在于民众能否觉醒，民众的觉醒关系到这场改革能不能顺利开展并坚持到底。除此以外的道路都会造成国家的动荡，从而迟滞国家复兴的步伐，必为千夫所指遗臭万年。退一步讲，即使暂时的倒退，被剥削的进一步加剧只会加速民众的觉醒，人民当家做主的道路无论怎样回旋曲折，它是一种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这是潮流，浩浩荡荡，顺者昌，逆者亡。　　

社会主义是人类发展之必然，只是其进程现今取决于中国的走向。中国要发展强盛，只有走社会主义道路才能实现。为此，中国走真正的社会主义道路是一种明智的必然选择！马克思主义这面红旗也必然会永久飘扬。这种必然就在于：中国自古就不缺少，埋头苦干、拼命硬干、为民请命、舍身求法的“民族脊梁”。相对于整个人类社会，过去的一百来年不过是白驹过隙，完整意义的社会主义制度并未建立，社会主义运动只是个预演、热身，就已经 “红浪滔天”。社会主义是刺破青天锷未残。天欲堕，赖以“民主” 拄其间。当社会主义制度真正建立之时，必会“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　　

最后借用毛泽东同志的文章《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结束语作为结尾：“马克思主义者不是算命先生，未来的发展和变化，只应该也只能说出个大的方向，不应该也不可能机械地规定时日。但我所说的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决不是如有些人所谓“有到来之可能”那样完全没有行动意义的、可望而不可即的一种空的东西。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我们坚信：五星红旗必将迎风飘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