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起了毛泽东的晚年忧思

　　

　　陈寒鸣

　　

　　伟大的劳动节到来了！但近二十多年来，由于公有制经济的衰退和私有经济的迅猛发展，使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文规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社会主义公有制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别”有成为具文的危险。而在这样的背景下，以产业工人为主体的当代中国工人阶级，呈现出“五化”状况：

　　

　　一是雇佣化。目前约有一亿多职工在个体、私营和“三资”企业等各类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就业，约占全部职工的一半。中共“十三大”政治告指出，职工在私营企业劳动是具有雇佣性质的。不少集体企业和绝大多数乡镇企业，名为公有而实为私营，在这类企业中劳动的职工自然也是雇佣劳动者。至于国有企业，通过种种改革举措，实行了“小卖大股”，即一部分中小型国有企业被卖给了中外资产者，变成了私有企业；一部分经营者或管理层持大股，其所有制性质也有了部分变化。在后类企业“改制”过程中，有些企业也搞点“工人持股”，这其实不过是蒙骗工人的手段，因为即使每个工人分得几百、千把元人民币的股权，也绝不可能改变其实际的阶级地位；有的，甚至还要工人给企业投入现钱以作为其参股的必需条件，不投便不能上岗。这样做既使工人受害，又模糊了工人的阶级意识。这些“改制”，很多由少数人“暗箱操作”，并不经过职工代表大会议决，遭到工人群众的强烈反对。在改制过程吕，不认真评估，甚至有意低估企业资产，在导致国有资产大量流失的同时，人为造就了一批资产者。2000年8月7日的《浙江工人日》刊登了一篇新华社记者关于国有中小企业“改制”的调查告，题为《“新百万富翁”震荡大江南北》。该文指出：在日益深化的国有中小企业产权改革过程中，“经营者持大股”被认为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改制方式，受到各地政府和企业界的广泛推崇。通过多种多样的购股方式，相当一批国有企业的经营者在“一夜之间”骤然拥有数十万、几百万甚至上千万元的股份，社会生活领域形成了一个特殊的“新百万富翁”群体。这些人在经营管理国有企业时无所作为或很少有所作为，并把国企衰败的原因归咎为“产权不明晰”，工人素质低下，而一到化公为私式的“改制”时，便各显神通，想方设法地破解筹资难题，有的向亲朋好友借款，有的以个人资产做抵押向银行借贷，更有当地政府从财政收入中拿出一部分“借”给经营者，或政府奖励经营者一部分技术或管理要素奖，让其“虚拟入股”，而其本人并未出一分钱或只出很少钱的经营者却摇身一变成为持大股者。还有的经营者居然动用职工工资节余基金配股，使自己占有大部分股额。这样一些获得了大股的经营者坦言，与过去“一刀两断”了，从此为自己好好干！而在经过如此改制后的企业从事生产劳动的职工群众，其身份亦有了本质性变化，即由原来的企业主人翁沦变而为雇佣劳动者。此外，国有大型企业实行股份制，有外商或国内私有企业主入股，国有股部分则强调经营者是产权代表，作为产权代表的经营者及以之为核心的管理层持有或多或少的股份并享获高额年薪，年薪所得高于普通职工的十几倍、几十倍乃至上百上千倍。在这样的股份制企业中从事生产劳动的职工群众，也具有一定的雇佣性质。

　　

　　二是贫困化。比之于私营企业主、个体经营者和为他们服务的知识分子上层，我国工人阶级生活的改善非常有限，处于相对贫困状况。20余年来，我国私营企业能够迅猛发展起来，外商投资者愿意来华经商办企业，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低廉的劳动力成本。这从又一个侧面反映出我国工人阶级的相对贫困状况。更值得注意的是，工人阶级中还有一部分处于绝对贫困状态，即连最低生活水平都难以维持。这有两种情况：一是只有最低工资收入或最低工资线以下的收入；一是虽然收入高过最低工资线，但其本人或家庭成员患有重大疾病或者突遇重大灾害，基本人以维持下去，陷入绝对贫困的窘境。绝对贫困的职工究竟有多少？这似可从一个数字作出推算：全国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的有2053万人，还有数目难以统计的漏保者不在其中，故而处于最低生活水平线以下的人当远远不止这2053万。他们维持一日三餐都很困难，更难以随养老抚幼、子女上学、看病买药、住房消费等等负担。在他们那里，就已不止一次地发生过“卖血”之事，甚至自杀身亡的惨剧也并不鲜见。

　　

　　三是无权化。当今社会舆论和传播媒介对职工群众有“困难群体”的称谓，这主要是就其生产状况而言的；又有“弱势群体”的称谓，这则就其政治生活状况而言的。大而言之，工人阶级是社会主义中国的领导阶级；具体说来，职工群众最切身感受到的政治民主权力乃是其在企业有参加管理之权。过去，尽管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在实际操作中有流于形式之弊，但职代会和工会组织在民主管理、民主决策、民主监督等方面还是发挥了一定积极作用，广大职工群众由此而感受到了自己作为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主人的地位。但现在企业中的职代会则普遍存在形式主义，有的干脆不召开职代会，连做表面文章的形式都弃置不用。像企业如何改制、企业对职工实施“买断工龄”或“一刀切”的举措等诸如此类直接关系到企业和职工命运的重大事宜，很少让职工参与讨论，职工几无知情权，更遑论参与日常管理和参与企业经营方针、发展方向的讨论决策了。至于在社会政治生活中，据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各阶层研究告》一书披露，1993年以业，私营企业主阶层中的共产党员比例逐年上升，而产业工人中党、团员比例则不断下降。现今的工人、尤其是下岗失业者，与党组织几无联系，很少参与、也很少关心党组织的活动或有关政策精神的宣传学习。思想理论界讳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把私营企业主等新生资产阶级界定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实质上是要磨灭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本质区别，掩盖剥削者同被剥削者的根本矛盾，模糊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又反反复复地强调“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设社会主义要经过几十代人的努力，“实现共产主义是一个非常漫长的历史过程”，“未来的事情有具体如何发展，应该由未来的实践去回答”，“不可能也不必要对遥远的未来作具体的设想和描绘。以往的经验教训已充分说明，这样做很容易陷入不切实际的空想。”有人甚至说，中国究竟是否要搞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得让如“从孔夫子到孙中山”这样一个二三千年后的人去做决定。这样一些“主流”性的鼓倡，严重地动摇和涣散了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成员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企业基层党组织很少对职工群众进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而是听任资产阶级唯利是图、拜金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损人利己、享乐主义等腐朽思想在工人群众中传播，工人群众、尤其是青年职工难以树立起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在这种情况下，说普通工人群众与党的关系逐渐疏远、情感淡化，绝非毫无事实根据。此外，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工人、农民的代表为511名，仅占代表总数2984人的18.46%；有人认为，工人、农民民主意识薄弱、素质能力低下，缺乏参政议事能力，不能当选为代表，而只应由那些“精英”或中产阶级作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和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的委员，去参与讨论决策国家事务。这也反映出工人政治地位的下降。

　　

　　四是分散化。工人阶级本是靠社会化大生产培育起来的最有组织、最有纪律并最富有战斗力的队伍。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既是经济组织，又起着社会基层组织的作用，党、政、工、团等企业基层组织把职工群众紧密而又有层次地组织起来，职工群众也形成以企业为家、同心同德、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优良传统。但现在只强调企业是经济组织，职工群众与企业的关系依靠一纸合同来维系，契约存续期已无多少亲和力、凝聚力，而一旦终止合同或“买断”工龄，职工群众就与企业了无关联，再也找不到组织了。所谓“减员增效”的改革举措导致数千万国企职工下岗失业，无依无靠的职工群众只能另寻生路，个人顾个人，有的打零工，有的成为雇佣劳动者，有的做点小买卖而成为个体劳动者，工人阶级队伍出现了非常严重的个体化倾向。大庆职工被“买断”工龄后，党员连组织关系都不知往哪里转，他们反映不但买断了工龄，连党龄都被买断了！而这种状况绝非仅见于大庆，而是在全国范围和入会率都大大不尽如人意。职工群众主要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和捍卫国有资产而发生群体事件时，往往甩开党、政、工、团组织，自发组织起来进行抗争。而以美国为首的国际反共势力正虎视眈眈地妄图插手我国的工人运动，试图颠覆破坏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他们一方面利用国际劳动组织等向我方施加压力，另方面或通过海外的所谓“民运”分子、或在我工人群众或其他社会人士中豢养工贼和特务向我进行渗透，企图挑拨工人群众同党、政府和工会组织的关系，建立并发展非法组织，制造事端，破坏我国安定团结的社会局面，干扰乃至破坏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而在国内腐败未除、阶级矛盾有所发展，相当一些地方党、政府和工会又都并不真正认真代表和维护工人群众利益的情况下，有些工人群众确有被利用的危险，波兰团结工会、瓦文萨式人物的出现及由之而造成的危险并非绝对不会在中国出现。至于在新补充进工人阶级队伍的上亿农民工中，工会的组建率和入会率都分低，其维权亦多采取分散的、个体的形式进行，党和工会更不对他们进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难以组织化、整合化为工人阶级的生力军。总之，实事求是地说，目前我国工人阶级从整体上看，无论在经济生活、还是在政治生活中都正逐渐地被社会边缘，并积累着社会矛盾、利益冲突，有引发斗争、动荡并因之而酿成社会危机的可能性。这已到了必须引起人们高度关注和深刻思考的时候了。

　　

　　五是灾难化。这些年，不仅“包身工”和童工这些1949年后灭绝了的现象均惊现于神州大地，而且出现了为数不少的“血汗工厂”、“人间地狱”式的私有企业。私有企业主们为了榨取更多的剩余价值，强令工人超时加班，许多工人经常每晚只能睡四五六小时，严重损伤工人体制。许多工人难以支持而离职不干；许多中途病倒；许多工伤事故正是在过度疲劳中发生；有的力不能支，晕倒车间；还有过劳猝死。许多工厂企业、特别是那些私有、港台、外资企业，厂房、工作场院地不合标准，狭小拥护，通风、照明、降温、保暖不全；车间、仓库、宿舍混处；通道不畅、门窗锁闭，消防设备不达要求；机器缺少应有的安全防护装置；生产使用有害有毒物质，不采取保健防护措施。煤矿等采掘工业，安全防护措施百病丛生，违章操作，带病超产，管理混乱。在此情况下，煤矿特大、恶性事故接连发生，愈演愈烈，毫无改进。许多工厂有害有毒物质伤害工人，尘肺病、血液病成群发作。机器轧断手指、手掌、手臂者比比皆是。许多工人因工致伤、致残，许多终生丧失劳动能力，许多因工致死。

　　

　　惟利是图的企业主不顾职工死活。出了事故，瞒、以多少，威胁利诱，强使职工家属私了，给点钱，推出不管之类现象，不断发生。许多工厂企业后勤供应极不重视。工人宿舍常常让数十人挤在一幢简易工棚之中，夏不降温，冬不保暖，人多噪杂，又脏又乱，工人无法安稳休息。企业食堂，伙食质量低劣，工人勉强充饥。许多工厂、特别是那些私有、港台和外资中小企业，任意奴役压迫工人。许多工厂在雇佣保安专门用于镇压工人；管理人员；保安人员，乱罚工人，打骂工人；进出厂门，实行抄身制；一旦认为厂里丢了东西，乱怀疑工人偷窃，强令男女职工脱衣裸体搜身；有的工人不堪奴隶劳动，要求辞职，还不容许；逃走被抓回来，就遭毒打、罚跪、禁闭，甚至把女工关在狗笼里恐吓；侮辱妇女，有的资本主在女厕所中安装摄像境头。至于二亿多农民工更普遍遭受着经济的、政治的、甚至是人身和人格的严重剥削、压迫和贱视。总之，当代中国工人阶级正处于遭受中外资本家剥削和压迫的灾难之中。

　　

　　上述以产业工人为主体的当代中国工人阶级的“五化”状况，表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开宗明义第一条规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存在着成为具文的现实危险性。

　　

　　经济基础、社会生产关系、上层建筑领城的急剧变化，必然要反映到意识形态领城。这表现在我国经济理论界，就是“一些人对西方经济学窝蜂地盲日推崇，对西方经济学中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一窝蜂地盲目推崇，特别是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中的新制度经济学一窝蜂地盲目推崇”（吴易风：《当前经济理论界的一场大论战》，载《中国流通经济》2005年第1期），以至出现了刘国光同志所说的“当前经济学教学与研究中西方经济学的影响上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指导地位被削弱和边缘化的状况：”：“一段时间以来，在理论经济学教学与研究中，西方经济学的影响上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指导地位被削弱和边缘化，这种状况已经很明显了。在经济学的教学和研究中，西方经济学现在好像成了主流，很多学生自觉不自觉地把西方经济学看成我国的主流经济学。我在江西某高校听老师讲，学生听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都觉得好笑。在中国这样一个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学生嘲笑马克思主义的现象很不正常。有人认为，西方经济学是我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指导思想，一些经济学家也公然主张西方经济学应该成为我国的主流经济学，来代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指导地位。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在经济研究工作和经济决策工作中都有渗透。”“一个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经济学是什么》，这本书竟然只讲西方经济学，不讲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排除在外，这实际上是否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其影响、危害很大。西方经济学思想的影响上升是当前的主要危险。”（《对经济学教学和研究中一些问题的看法》，原载《高校理论战线》2005年8月23日，现收入刘贻清、张勤德之编《“刘国光旋风”实录》，中国经济出版社2006年版。）程恩富同志则举述出经济学研究和教学中的严重问题：

　　

　　1、在理论经济学专业本科和研究生的课程体系中，西方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的总课时均大大超过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与社会主义部分，普遍多达1----3倍。

　　

　　2、在非理论经济学的所有经济类和经济管理类的专业中，或者只在思想理论课模块中占有并讲授有关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和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共30总课时；或者在思想理论课模块中不讲授，另外开设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与社会主义部分40总课时。这样，政冶经济学的教学根本无法进行案例教学、实证分析及数理模型推导等一系列改革和创新教学，严重影响革新和教学效果。

　　

　　3、在非理论经济学的所有经济类和经济管理类的专业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入学考试中，均不考政治经济学，不承认政治经济学是学术，连政治经济学同西方经济学在考试中平起平坐都不承认。就算硕士生入学政治课考试中含有20总分的政治经济学内容，那么，在财经类统考“经济学”的150总分中，也不应当全部属于西方经济学而没有政治经济学1分的比例。

　　

　　4、普遍采用未经科学分析的西方经济学原版教材，并以基本肯定其核儿八埋论的方式向学生作传授和宣传，包括宣扬“自私经济人”、“市场原教旨主义”、“私有制无剥削”等基本原理，导致学生和中青年教师的理论倾向与政治信仰问题突出。

　　

　　5、从事专搞西方经济学教学和研究的教师，尤其是在西方非马克思主义教授培养并获得学位的人中间，有日渐增多的人不赞成或坚决反对马列主义及其经济学，但被选聘为学术单位的领导和学科带头人，甚至违反国际惯例而用紧缺的国家教育经费，超中国学士甚至国际丈学标准地高薪聘任这类海外社科学者，使放师生感到不少重点大学是支持和重用反马克恩主义经济学的学者的。

　　

　　上过问题导致财经类和经济管理类的广大师生认为，社会主义大学要与西方大学接轨，现在只重视和强调西方经济学，政治经济学不是财经类和经济管理类的共同基础知识，也不是学术，更不用说指导西方经济学的科学教学和研究了，这就严重影响了还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教师和西方经济学教师的积极性，导致越来越多的中青年学科带头人主动或被迫选择资产阶级自由化学术道路。

　　

　　（《“刘国光旋凤”实录•序》）

　　

　　其实，作为指导思想和中国共产党理论基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被严重边缘化的事情又何止于出现在经济学领域；近二十余年来，以反对党的四项基本原则为主要内容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不时出现，甚至有一浪高过一浪之势。譬如在文化研究领域，有别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全盘西化”、“新启蒙”、激进反传统和民族虚无主义思潮，九十年代“放弃激进的社会/政治批判话语，转而采取文化上的保守主义话语”，回归传统、反对近现代社会变革，主张渐进改良，疏离主流文化的意识形态等等，出现了所谓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在这股思潮中，最值得重视的就是公开标举现代新儒学弹帜的“大陆新儒家”的出现，他们表述了各种各样的“复兴儒学”观点：“有人公开主张要用儒家的‘天人合一’哲学、‘仇必和而解’的调和哲学、‘两端执中’的中庸哲学来取代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它被歪曲成为只讲斗争不讲同一的‘斗争哲学’）；有人认为‘以仁为体，以和为用’的儒家思想是东亚国家和地区实现现代化的主要思想资源，因此也可以作为中国现代化的思想基础和‘动力源’；有人全盘肯定儒家伦理道德，认为它不是在个别方面，而是整个说来‘在今天仍有用处’，主张以儒家伦理为基础，来重建今日中国的道德体系。有的大陆学者无条件地认同全面认同港台新儒学，主张认港台新儒学‘反哺’大陆，以实现儒学‘返乡复位’的目的；有的学者则呼唤在大陆形成‘有异于港台地区的新儒家群体’，并认定‘大陆新儒家的出现为势所必然’；还有个别学者提出了建立‘马克思主义新儒学’或‘社会主义新儒学’的构想。发表上述观点的学者的立场、感情、态度可能很不一样，但有一共同趋向，即高度评价儒学的现代意义和价值，认为它能够解决中国现代化的精神动力和指导思想问题，有人甚至乐观地估计21世纪将是‘儒学的世纪’。”（方克立：《评大陆新儒家“复兴儒学”的纲领》，原载《晋阳学刊》1997年第4期，今收入《方克立文集》，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版）这些“大陆新儒家”，尤其是本交早发布“大陆复兴儒学”纲领、其后又始终鼓吹其“政治儒学”的蒋庆清楚地意识到“儒学的根本原则与大陆的国家意识形态相冲突，复兴儒学必然要同马列主义发生正面对抗”，故而把批判、攻击的矛盾直指马列主义，诬称：“马列主义只是一种狭隘的个人学说，而不是从神圣本源中产生出来的普遍真理。……马列主义只是一种个人理性构想出来的偏激的意设形态。”“马列主义表达的只是一种反对早期工业文明带来的后果的极端情绪。”“马列主义是一种具有破坏性的社会批判学说。……马列主义不具备建设性的功能，既不能安立国人的生命，又不能维护社会的和谐。马列主义永远是一种具有破坏性的斗争学说。”“马列主义担当不起德性教育的任务。如果不更要马列主义进行德性教育，培养出来的只能是‘反潮流’、‘对着干’的造反派或天不怕的‘白卷英雄’。”（蒋庆：《中国大陆复兴儒学的现实意义及其面临的问题》，原载台湾《鹅湖》第170、171期，1989年8、9月。转引自前揭方克立文。）可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被削弱和被严重边缘化的状况同样出现在思想文化研究领域。

　　

　　尽管信奉新自由主义的“著名经济学家”主张走“全盘西化”道路，持守文化保守主义的“大陆新儒家”主张“复兴儒学”以使儒学重返庙堂，二者看来有所差异，但实质上他们又都反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反对现实的社会主义制度，主张私有化。如前者从所谓“经济人论”出发而高呼“人间正道私有化”，力主推展化公为私的国有企业“改制”，后者亦用儒家学说来极力论证私有制存在的“合理性”及其所谓的“人性基础”：“中国大陆1949年用暴力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后，中国大陆的经济生活就陷入了紊乱，畸形发展，不断出现严重的经济危机。这是因为公有制从本质上来说是违背人性的，缺乏人性的基础，非但不会促进经济的发展，反而会窒息社会的经济生活。”“公有制的最大弊病不是在于经济效益不高，而是在于违背了人性与物性。”（前揭蒋庆文）前者只强调效率而不讲公平和平等，将效率等同于个人发财致富，并将那些暴富起来的权贵势力、私营企业主推崇备至，认为“资本家是社会的经济管理阶层，在现代企业中处于主导地位，既是先进生产关系的代表，又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属于氏主社会主义的治国理念……具有独立存在的价值，不必附克思、毛泽东的骥尾”（辛子陵《旗帜鲜明地反对极左借尸还魂的妖风》）。而对基于工农劳动民众立场强调公平和平等者则扣以“反对改革开放”的大帽子，认为强调公平和平等会降低效率。后者则不仅反对公平和平等，而且连民主也加以反对：“儒家反对‘主权在民’，主张政治精英垄断政治极力”，“它直截了当地宣告人与人是不平等的，政治是属于精英的事业，精英实行统治，大众接受统治。圣人的责任是确立‘天道’。君子的责任是‘替天行道’，即施行仁政。民众的责任是听从圣人和君子的教诲，循礼守法，安居乐业。”“少数人统治、剥削、愚弄多数人是最基本的政治现实。古今中外一切国家都是如此，社会主义国家和自由民主国家也不例外。……面对全新的阶级结构，统治者必须重新回答：依靠谁，团结谁，打击谁，镇压谁。也就是说，需要重新调整‘阶级联盟策略’。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这样的调整结束了。政府明智地抛弃了工人和农民，与资本家和知识分子结成了联盟，我把它称之为‘精英联盟’。‘三个代表’就是这种联盟的政治宣言。”（参阅康晓光：《仁政：权威主义国家的合法性理论》，载《战略与管理》2004年第4期；《文化民族主义论纲》，载《战略与管理》2003年第2期；《我为什么主张“儒化”----关于中国未来政治发展的保守主义思考》，见北京大学的燕南网站等。）如此等等，表明二者合流，共同构成当前我国思想理论界不容低估的以反对四项基本原则为主要内容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这显然不是什么单纯的学术思潮，而是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和意识形态特征，并对近二十余年来的诸多政策举措乃至中国社会发展走向巳经发生过程度不同、深浅有别的影响。

　　

　　经济理论和思想文化研究领域出现的这种绝非正常学术研讨的状况，是和现实社会中严酷的政治斗争相呼应的。如1997年8月即有人以中宣部理论局副局长的身份在《中国经济时》上宣称“‘不问姓社姓资’是第二次思想解放；‘不问姓公姓私’是第三次思想解放”，有一些领导干部亦紧随其后地大讲“十五大精神就是卖（国有企业）”、“不看成份（公有制占不占主体）看贡献”等等。2004年10月有人在《南风窗》上发表文章说：“西方国家几百年的实践已证明，‘三权分立’对制约权力遏制腐败非常有效，就像市场经济能有效配置资源一样，这是人类创造的管理国家、管理社会的有效工具，是人类创造的政治文明，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利。”“我们有些人，把保持中国特色作为拒绝外来文明的挡箭牌，这是荒唐的和丑陋的。”更有人在为《民主中国》一书所作序言中公开宣传多党制，鼓吹“政党可以轮流执政”，呼吁“开放禁”。2006年3月由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举办的“中国宏观经济与改革走势”座谈会（也被称为“西山会议”或“新西山会议”）上，一些人或许以为真的如周瑞金所说“中国又走到了一个历史的拐点”，故而急不可耐地把自己的政治意图和目标、策略和手法都亮了出来：他们公然宣称共产党执政“非法”、人民代表大会“非法”，“党没有注册登记……它行使的是……治外的权利。这是严重的违法”；“人大本身的反议会性质……一天不开都好”。“权力架构方面严重混乱，这不是法制的、宪政的模式”。他们攻击“共产党和市场经济”的结合是“通奸”，因为“共产党违背了原来的宗旨”，“改革开放前，共产党完全站在工人、农民一边，是消灭资本家。现在共产党又站在业主一边，对付工人、农民”。他们打着“改革攻坚”的旗号，声称“经济改革实际上已经结束”、“改革要重新定义”，明确提出其所谓“改革攻坚”的政治和经济纲领，即不仅在经济上提出要进一步“推动私有化”，说：“民法上的基础就是私有制，尤其是农村的土地问题，下一步一定要推动私有化，土地真正的私有，而不是集体制度的方式。”而旦在政治上提出要实行“多党制度”和仿效“台湾模式”，“希望共产党形成两派，希望军队国家化”，“希望解决大是大非的问题”，“党和议会之间的关系、党和司法之间的关系、党和政府之间的关系，这个问题到了必须要解决的时候了”。

　　

　　相当长时期以来、包括发布了如此嚣张言论的“新西山会议”召开以后，我们未见有任何一级党组织公开地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主要鼓倡者明确提出批评或对其作出组织处理。相反地，上海的《社会科学》、北京的《北京日》等不顾民意，继续发表“新西山会议”策划组织者高尚全的文章，以示对他的支持。而高尚全本人则在《炎黄春秋》上发表文章，轻描淡写地说所谓“新西山会议”事件只是“一个学者发表了一些出格的话”而已。徐景安在《中国走向》中竭力为“新西边会议派”辨护的同时，干脆提出既然“姓社”、“姓资”是“回避不了的争论”，那就确立“新理念”、明确“新目标”、选择“新道路”，究其实，则无非是全面否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要中国走在他看来“更像社会主义”的欧美发展道路。谢韬则在为辛子陵《千秋功罪毛泽东》一书所作序中，斥责共产主义理想是从“基督教的文化传统”中“衍化而来”的，说“保留资本主义方式，和平地长入社会主义，才是《资本论》的最高成果，才是马克思主义的主题，才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统”，攻击“列宁、斯大林、毛泽东才是最大的修正主义者”，宣称“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中国党内外所出现的这一切，又绝不是孤立的，而是有其产生与发展的国际背景和国内的现实土壤。

　　

　　在其产生与发展的国际背景方面，自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之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就一直把我国作为其实施“和平演变”战略的重点，并越来越大力加紧在中国策动“颜色革命”的工作。如布什在再次当选美国总统时的就职演说中说：“美国的政策是寻求并支持世界各国和各种文化背景下成长的民主运动，寻求并支持民主的制度化。”之后他多次强调要使中国“走上自由的通路”。日本《朝日新闻》2005年10月20日所载文章说美国“国务院要说服中国建设资本主义社会，采取民主制度”。布什于2005年访问日本、韩国和我国期间，大力赞扬并向我国推销台湾的“民主制度”，希望我仿行“台湾模式”。美国政要为引发“颜色革命”亦公开进行大力煽动或施之以高压。2005年9月21日，时任副国务卿的佐利克呼吁中国“需要一个政治制度转变”；2005年10月19日，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在中共中央党校发表演讲，公然说：“中国的繁荣，以及各国对中国的态度，很可能取决于中国国内的政治事件。”2006年5月23日，国务卿赖斯说美国将采取“非常强硬”政策引导中国进行民主改革，“经济自由化的压力将转化为政治自由化的压力”。诸如此类，难以尽举。对于严峻的国际阶级斗争形势，有些人就是视而不见，毫无警惕，宣称“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题”。更有甚者，2005年9月21日，佐利克在“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于纽约举行的为柳传志等为美中关系做出贡献人士颁奖的盛大年度晚宴上发表题为“中国往何处去”的演讲不久，有人即于11月21日在《人民日（海外版）》上发表与之相呼应的文章《中国共产党在21世纪的走向》，称早在1979年中国共产党就已“作出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定，走上了一条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同经济全球化相联系而不是相脱离的进程中独立自主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说：“经济全球化成全了中国的和平崛起。因此，中国共产党竞挑战现存国际秩序，更不主张用暴力的手段打破它、颠覆它。经济全球化提供了不必对外扩张和争夺殖民地去掠夺别国资源，而可以通过全球化条件下生产要素的市场化流动，去获得中国现代化建设所必需的国际资源。”明谓：“现在中国共产党奉行的内政外交的核心理念就是：对外谋求和平，对内谋求和谐，对台海局势谋求和解”；“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的理解是：对内是发展生产力的社会主义，对外是主张和平的社会主义”；“一要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二要实现和发展现代化……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这两大历史性追求的最忠实代表”。这位先生的观点受到佐利克的激赏：“全世界将期待看到实际行动”！

　　

　　至于其产生与发展的国内现实土壤，无疑是私有经济的迅猛发展直至掌控了国民经济的半壁江山，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发展起一个新生的资产阶级，这个新生资产阶级又因是在对公有制经济化公为私的“改制”过程中发展壮大起来的，故其中的相当部分就在共产党内。并且，这个新生资产阶级又因已被誉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建设者”，并与腐败官员结成联盟，故而既拥有着大量的生产资料和社会财富，又有很高社会地位，成为当今中国社会经济------政治生活中的强势者。而与之形成对照的则是公有制经济的大幅度衰退和工人阶级由主人沦变为雇佣劳动者，并出现了前述“五化”状况。这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和现实土壤上，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愈演愈烈，以至到了泛滥成灾的地步。而一浪甚过一浪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影响以至左右国策，使中国社会越来越偏离社会主义正确方向而朝着私有化的方向发展，中国工人阶级的苦难则更加深重。正如长征所说：“各种暴富群体及其代理人构成体制内外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势力，已经成为干扰破坏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和发展的比较强大的社会力量。……分布于一些党政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以及舆论界、经济学界、法学界等领域，活跃于国内国际的少数资产阶级自由化精英们，则是各种暴富群体的经济、政治利益和意识形态的代表者。自由化精英具有双重身份，既是我国全部具有资本主义化改革开放要求的社会势力和敌视社会主义的势力的总代表，又是西方图谋在我国策动‘颜色革命’的‘特洛伊木马’。只有他们才具备这样的资格和条件，凭借其握有的各种权力、话语霸权，力图在当前的改革、发展重大历史关头，迫石及待地把我国推向全面资本主义化的邪路。”（见《环球视野》第117期）亦如刘国光同志在《对经济学教学和研究中一些问题的看法》中所说：“马克思主义不能被取代。意识形态不仅仅是在政治、法律、军事、文化领域，经济本身也有意识形态问题，而且非常重要。基础变了，上层建筑也要跟着变。”

　　

　　这种种情况，不得不使我们想起毛泽东同志的晚年忧思。

　　

　　我们这里所说的“毛泽东同志的晚年忧思”指的是作为伟大的马列主义革命家、政治家、思想家和中国人民伟大领袖的毛泽东同志晚年思想中表露出来的强烈的忧患意识。他针对美帝国主义提出的“要搞垮社会主义对自由世界的威胁，必须是而且可能是和平的方法”的战略（参阅刘兴潮主编《西方和平演变社会主义国家的战略手法》，湖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以及苏苏二十大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引起的一系列政治风波，于1957年2月向全党全国人民郑重提出：“在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文集》第七卷第230页，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他在这年3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出议上指出：

　　

　　新的社会制度还刚刚建立，还需要有一个巩固的时间。不能认为新的制度一旦建立起来就完全巩固了，那是不可能的。需要逐步地巩固。要使它最后巩固起来，必须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坚持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还必须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进行经常的、艰苦的社会主义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除了这些以外，还要有各种国际条件的配合。在我国，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斗争的斗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斗争，还要经过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同上书第268页）

　　

　　在同年6月19日《人民日》发表的他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所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指出：“在我国，虽然社会主义改造，在所有制方面说来，已经基本完成，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但是，被推翻的地主买办阶级的残余还是存在，资产阶级还是存在，小资产阶级刚刚在改造。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冶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性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马克思主义必须在斗争中才能发展，不但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也必然还是这样。”既然“谁胜谁负”、“谁战胜谁”的问题还没有解决，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尤其是“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的斗争，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解决”，那末，“如果对于这种形势认识不足，或者根本不认识，那就要犯绝大的错误，就会忽视必要的思想斗争”。

　　

　　其实，强烈的忧患意设并不是到晚年才流露出来的。早在1949年3月召开的中共七届二次全会上，毛泽东同志就语重心长地告戒全党：“我们很快就要在全国胜利了。这个胜利将冲破帝国主义的东方战线，具有伟大的国际意义。……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滞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冲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毛泽东选集》第1376----1377页，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新中国建立以后，毛泽东同志更结合国内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情况，殚精竭虑地研究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规律，深刻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内部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敌我和人民内部的两类矛盾；特别是社会主义社会中还可能产生既得利益者集团、特权阶层，共产党内有产生修正主义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危险。而美国为首的国际垄断资产阶级正要利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这些力量，策动和平演变，颠覆社会主义国家。从而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从1976年以来，时间又过去了30年。从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演变，以及中国改革开放28年来所形成的现实局面，已经证明，毛泽东同志提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早已阐明过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民主的原理的，是把这些原理结合中国实际的。认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人民自己必须管理上层建筑，不管理上层建筑是不行的。我们不能够 把人民的权利问题，了解为国家只由一部分人管理，人民在这些人的管理下享受劳动、教育、社会保险等等权利。”所以，主张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发动文化大革命，由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自己去创立人类历史上最先进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推进社会主义制度。这是目光深邃、高瞻远瞻，雄才大略的。根本的指导思想是正确的，是对马列主义划时代的伟大发展；是对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规律的伟大揭示。但是，作为文化大革命的具体方法，却是一种勇敢的设想、探索和试验。是要经过斗争实践的检验，经过成功与失败的经验教训，经过多次改进的提高，才能更加符合客观规律，才能一次一次地夺取胜利。不会也不可能第一次就完善成熟，顺利取胜；相反，第一次遭受挫折、失败，完全不该意外。中国的民主主义革命正是这样犯了多少错误，遭受多少失败，付出多少牺牲以后，才认识了它的规律，最后取得了胜利。对于文化大革命，我们当然也应该这样来认识。因为方法上有错，就从根本上否定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否定文化大革命，那是没有道理的。“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直至胜利——这就是人民的逻辑，他们也决不夫违背这个逻辑的。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又一条定律。”

　　

　　现在-----当我们看到私有经济已占领我国国民经济半壁江山，新生资产阶级不仅已经形成，而且具有了很高社会地位和很强的经济与政治势力的时候；看到公有经济衰退以至失去主体性地位，工人阶级因之而由主人沦变为雇佣劳动者，以工农劳动者为主体的广大人民群众看不起病、买不起房、无力承担子女教育费用和赡养老人的时候；看到相当一些领导干部被中外资本家拉下水，不仅自觉充任其保护伞，而且还成为其在共产党内的代言人的时候；看到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加紧对我实施“和平演变”战略，而我国的思想文化界和意识形态领域又不时兴起其势不弱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时候；看到那将新生资本家推扬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建设者”而准允其加入共产党的思想居然作为一种指导思想被写进党章、载入国宪的时候；看到那些身居要职的官员以权力作资本、以个人利益为导向，以各种合法和不合法的手段参与改革、改造改革而大搞其权贵资本主义，致使国有资产大量流失、数以千万计的工人下岗失业的时候；……-------重温有着强烈忧患意识的毛泽东晚年思想，实在觉得这思想太有科学预见性，太有价值了。

　　

　　唯其如此，这些年来，“主流学者”、“精英人物”竭力攻击毛泽东同志，而在民间，在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民众中却形成了愈益强烈而又深沉的“向往毛泽东”的热潮。-----

　　

　　人们所怀念和憧憬的，至少包括：没有官僚、买办、资本家作威作福，而是工人、农民、知设分子为主体的劳动人民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主人翁地位；没有崇洋媚外、奴颜媚骨，而是不怕鬼、不信邪，为保卫国家的独立和尊严而战斗的昂扬斗志和民族自豪；没有为一己私利，尔虞我诈、互相倾轧，而是为革命、为人民，进行劳动和创造的奋斗精神和改天换地、奋发图强的建设激情；没有物欲横流、乌烟瘴气，而是平等、友爱、公正、廉明，全国上下同心同德、各族人民团结一致的政治氛围和社会风尚……

　　

　　人们所期盼和追寻的，是认真学习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全面回顾历史和总结历史经验，深刻研究、分析和理解毛泽东根据国内外经验作出的社会主义理论的新发展和在实践中的大胆探索，从而对我国社会主义的出路和发展道路能够有科学明晰的认识……

　　

　　人民所企望和呼唤的，是在中国的发展中，在寻找解决中国一系列深层次矛盾的出路中，在放人民群众的创造性斗争中，把毛泽东开创蹈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有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宝贵遣产，伟大的中华民族潜藏着无限的这种可能性。

　　

　　（卢之超为《向往毛泽东》一书所作“代序言”，《向往毛泽东》一书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出版。）

　　

　　是呵，在本阶级的先锋队领导下，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中国工人阶级曾翻身得解放，由雇佣奴隶成为了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阶级和企业的主人翁，如今经历了近二十余年的演变竟又由主人沦落为雇佣劳动动者，这怎不使人浮想联翩，感概万端，格外向往以工农劳动民众为主体的人民的领袖毛泽东！事实已充分证明了毛泽东同志1962年1月30日《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所作论断的利学性：“我们的国家，如果不建立社会主义经济，那会是一种什么状况呢？就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国家，变成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国家，无产阶级专政就会转化为资产阶级专政，而且会是反动的、法西斯式的专政。”

　　

　　行文至此，忆起中国工运前辈韩西雅老同志几年前的两首满江红词:

　　

　　毛主席百岁谒西柏坡

　　

　　西柏坡头，来参谒，当年帷幄。似重靓，运筹决战，构图开国。长剧方长真卓见，戒骄戒躁频相托。切莫学李闯甲申年，王旗折。

　　

　　光阴迫，弹指越；星斗转，元勋殁。看长征道上，吉凶难测。糖弹铺天如雨射，阵前将校从鞍落！问导师、为保我红旗，筹何策？

　　

　　毛主席百岁瞻仰遗容

　　

　　满腹忧思，来谒日，秋风萧瑟。见主席，安然高卧，似犹思索。脑蓄真诠知举废，胸怀劲旅方筹策。貌岿然，仍令害人虫，心惊愕。

　　

　　祗当代，风涛泼；列宁骨，将埋脱。纵观人世上，拜金争夺。“贵族豪门”生异彩，“打工仔妹”遭盘剥！问导师、此后百年中，如何作？